亲历者忆中统局工福会狱中事：贾植芳是狱中师友

亲历者忆中统局工福会狱中事：贾植芳是狱中师友

2009年08月26日 　来源：文汇报　

　　这些日子，我常常在梦中见到贾植芳，或是在他家中聚会，或是当年狱中他对我殷切教诲。
　　四年前，他在家中办了一桌菜，召集当年仅剩下的六七个难友聚会，叙述往日斗争岁月。临告别时，他送了我六个字：“难友•牛友•长林。”“长林”是我的名字，“牛友”是指我们在“文革”中的相似经历，而“难友”，是指1948年我们在狱中共同度过的那五个月。
　　一开始，我们两人并没关在一个牢房。
　　1948年4月14日早上，五时左右，我在无锡许炳根(我们同一个小组的党员)家中被捕，当日晚上七时被押到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4月20日对我用刑，先打后上老虎凳，加了四块砖，我昏过去了。从敌人问供中，知道敌人要找我们党内负责人张志麟。这时，我们发现敌人抓错了，我马上说：“我从来不改名字的。”当时许炳根也帮着说：“他叫张长林。”敌人要我放明白些，但我死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也不承认是来无锡通风报信的，更不知道张志麟在哪里。4月24日，我被押到南市蓬莱秘密监狱内。我和张荣芝、姚志成三人关在一起，我们经常唱《团结就是力量》，平时爱锻炼身体，我还经常有狱外的战友来探望我。中统局工福会认为这样一来，这里的监狱不保密了。看守的特务见我们三个很活跃，称我们是“三大亨”。不久，就将我们三个调换了牢房，把我调到了多数是知识分子，工人极少的牢房里。这样，我和贾植芳、罗平等人就相识了。 　　有一天，特刑庭竟在光天化日之下，狠狠地殴打一个政治犯。我站在牢门铁门口，很气愤，也很难过，就大声地喊叫，“不要打！”这时楼上楼下的难友也跟着喊起来：“不要打！”
　　见状，特刑庭的“毛胡子”拔出手枪朝天鸣警，但子弹未打响。同时，中统局一个姓周的特务持枪跑到我面前，用枪指着我的胸膛问：“是谁喊的？”我立即回答是我喊的。我还要讲，贾植芳过来，拉我离开了铁门口。
　　隔了两天，特刑庭作了准备，在晚上又拖出一个“犯人”，在走廊上殴打。那时，我是二十刚出头的毛头小伙，不知对敌斗争的严重性。我还是大声喊叫“不要打！”各个牢房也同时呼应。此时，特刑庭的几个人，手持长枪对准牢房，并把子弹推上膛，当时气氛很紧张。贾植芳叫我不要站在门口，快蹲下来，这样才没有危险。当时我感到贾植芳好像打过仗，有军事常识。这时，贾植芳、罗平过来做我的思想工作，说敌人现在正在作垂死挣扎，因为战争节节失利，要我忍耐些，学会在对敌斗争中保护好自己。我认为他们说得对，我虚心接受他们的意见。
　　在狱中，罗平给我们讲《大众哲学》，贾植芳讲时事地理。那时我知道，解放军已解放了济南。这时，我开始学习写诗词，贾植芳真诚地对我说：“你文化水平低，要好好学习文化，不要急于写诗词。”我想他说得有道理。我在父亲病故的时候就失学了，此后就在丝厂当童工。抗战爆发后，我家被炸毁了，母亲领着我们四个孩子逃难，根本无法再读书。那时，我托一个姓刘的看守买来一本《文心》和一本字典，就在贾植芳等人的帮助下，开始学文化了。
　　在牢房里，我也写过《鸡鸣》和《信仰》两首诗，贾植芳先生为《鸡鸣》作过修改，经他一改，又加了一句“唱出一个太阳来”，主题就更突出了。现将他的改稿摘抄如下：
　　鸡在黎明前歌唱
　　黑暗快要消逝
　　光明就要来到
　　时代的巨轮
　　向前推动
　　把凶恶的统治者
　　留在黑暗的后面
　　鸡在黎明前歌唱
　　唱出一个太阳来
　　唱出一个新的中国来
　　到了1948年的9月底10月初，中统局工福会特务提审我时，问我说：“你关到现在有什么感想？想出去吗？”审讯时我坐在椅子上，脚跷二郎腿，双手插在裤袋里对他们说：“没有什么感想。我没有犯法，为什么不放我出去？你们认为我有问题就关下去好了。”这次谈话没有什么结果，最后工福会特务对我说，你回牢去好好想想。我回牢房后，将审讯情况向贾植芳、罗平都说了。他们说，下次再提审你，你这样回答，咬住一条：“我是一个工人，没有犯法，你们为什么抓我、打我，为什么不放我出去？你们不讲道理！在监狱里我没有什么工作好做，外面我有工作等着。”
　　10月中旬，中统局工福会特务再次提审我，问我想好没有。我就说，我是一个工人，没有犯法，你们为什么抓我？你们要讲道理，应该放我出去。工福会特务说，现在政府宽大，放你出去，但要有两个铺保，还要手续费，要花些钞票。我说，我是一个工人，又是孤儿，只有一位邻居我叫她阿姨的，是打铁铺的老板娘。我请她想办法，花些钱找铺保，你们看行不行？得到同意后，我立即写个地址给他们。后来，党组织得知情况后，找了铺保，将钞票送到了牢房。
　　当天晚上，我将监狱要我交铺保，花些钞票才能释放我的事，向贾植芳、罗平等人都说了。他们祝贺我即将出狱，这时他们为我做了两件事：一是根据我在狱中的表现和性格，写一首诗，题目是《一粒子弹》，作为送我的临别赠言。
　　一粒子弹
　　只能打一次
　　年轻的战士
　　你当爱惜
　　你手中的子弹
　　不要浪费
　　不要乱射
　　一粒子弹
　　只能打一次
　　年轻的战士
　　你要学习
　　在适当的距离
　　瞄准敌人
　　打出去
　　把他打死
　　一粒子弹
　　只能打一次
　　年轻的战士
　　你要明白
　　一枪打不中
　　暴露了自己的目标
　　反被敌人打死
　　……
　　第二件事，是罗平将歌曲《送情郎》的词改写为《送长林》，难友们在牢房里传唱。歌词内容我已记不起，只记得有三节，分别是“送到铁门口，楼梯口，大门口”，大意是不要忘记难友们在狱中的情意，出去要当心，要警惕，不要东跑西跑，常来看看狱中难友。
　　1948年10月24日下午，工福会特务走到牢房门口，叫我把东西整理好，说今天会释放你的。此时，我悄悄把贾植芳替我改的诗，还有其他同志在狱中创作的五十多首诗词，塞到皮夹克内，顺利地带出来了。现在，这些诗稿都成了文物。
　　当我走到牢房铁门时，听难友们唱《送长林》的歌曲，内心万分感动。那激动人心的场景，我永远也忘不了，也无法用语言表达。
　　出狱后三天，地下党负责人张志麟安排我去香港，边工作边学习。三个月后，党组织又安排我去山东烟台解放区党校学习。
　　不久以后，我们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一转眼，又过去了60年。当年的二十几位难友，都已先我而去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人。但他们的话，他们的诗，他们的歌声，都将永远永远留在我心里。
　　-张长林
　　(张长林讲述，王青秋记录)

亲历者忆中统局工福会狱中事：贾植芳是狱中师友

2009年08月26日 　来源：文汇报　

　　这些日子，我常常在梦中见到贾植芳，或是在他家中聚会，或是当年狱中他对我殷切教诲。
　　四年前，他在家中办了一桌菜，召集当年仅剩下的六七个难友聚会，叙述往日斗争岁月。临告别时，他送了我六个字：“难友•牛友•长林。”“长林”是我的名字，“牛友”是指我们在“文革”中的相似经历，而“难友”，是指1948年我们在狱中共同度过的那五个月。
　　一开始，我们两人并没关在一个牢房。
　　1948年4月14日早上，五时左右，我在无锡许炳根(我们同一个小组的党员)家中被捕，当日晚上七时被押到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4月20日对我用刑，先打后上老虎凳，加了四块砖，我昏过去了。从敌人问供中，知道敌人要找我们党内负责人张志麟。这时，我们发现敌人抓错了，我马上说：“我从来不改名字的。”当时许炳根也帮着说：“他叫张长林。”敌人要我放明白些，但我死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也不承认是来无锡通风报信的，更不知道张志麟在哪里。4月24日，我被押到南市蓬莱秘密监狱内。我和张荣芝、姚志成三人关在一起，我们经常唱《团结就是力量》，平时爱锻炼身体，我还经常有狱外的战友来探望我。中统局工福会认为这样一来，这里的监狱不保密了。看守的特务见我们三个很活跃，称我们是“三大亨”。不久，就将我们三个调换了牢房，把我调到了多数是知识分子，工人极少的牢房里。这样，我和贾植芳、罗平等人就相识了。                            
　　有一天，特刑庭竟在光天化日之下，狠狠地殴打一个政治犯。我站在牢门铁门口，很气愤，也很难过，就大声地喊叫，“不要打！”这时楼上楼下的难友也跟着喊起来：“不要打！”
　　见状，特刑庭的“毛胡子”拔出手枪朝天鸣警，但子弹未打响。同时，中统局一个姓周的特务持枪跑到我面前，用枪指着我的胸膛问：“是谁喊的？”我立即回答是我喊的。我还要讲，贾植芳过来，拉我离开了铁门口。
　　隔了两天，特刑庭作了准备，在晚上又拖出一个“犯人”，在走廊上殴打。那时，我是二十刚出头的毛头小伙，不知对敌斗争的严重性。我还是大声喊叫“不要打！”各个牢房也同时呼应。此时，特刑庭的几个人，手持长枪对准牢房，并把子弹推上膛，当时气氛很紧张。贾植芳叫我不要站在门口，快蹲下来，这样才没有危险。当时我感到贾植芳好像打过仗，有军事常识。这时，贾植芳、罗平过来做我的思想工作，说敌人现在正在作垂死挣扎，因为战争节节失利，要我忍耐些，学会在对敌斗争中保护好自己。我认为他们说得对，我虚心接受他们的意见。
　　在狱中，罗平给我们讲《大众哲学》，贾植芳讲时事地理。那时我知道，解放军已解放了济南。这时，我开始学习写诗词，贾植芳真诚地对我说：“你文化水平低，要好好学习文化，不要急于写诗词。”我想他说得有道理。我在父亲病故的时候就失学了，此后就在丝厂当童工。抗战爆发后，我家被炸毁了，母亲领着我们四个孩子逃难，根本无法再读书。那时，我托一个姓刘的看守买来一本《文心》和一本字典，就在贾植芳等人的帮助下，开始学文化了。
　　在牢房里，我也写过《鸡鸣》和《信仰》两首诗，贾植芳先生为《鸡鸣》作过修改，经他一改，又加了一句“唱出一个太阳来”，主题就更突出了。现将他的改稿摘抄如下：
　　鸡在黎明前歌唱
　　黑暗快要消逝
　　光明就要来到
　　时代的巨轮
　　向前推动
　　把凶恶的统治者
　　留在黑暗的后面
　　鸡在黎明前歌唱
　　唱出一个太阳来
　　唱出一个新的中国来
　　到了1948年的9月底10月初，中统局工福会特务提审我时，问我说：“你关到现在有什么感想？想出去吗？”审讯时我坐在椅子上，脚跷二郎腿，双手插在裤袋里对他们说：“没有什么感想。我没有犯法，为什么不放我出去？你们认为我有问题就关下去好了。”这次谈话没有什么结果，最后工福会特务对我说，你回牢去好好想想。我回牢房后，将审讯情况向贾植芳、罗平都说了。他们说，下次再提审你，你这样回答，咬住一条：“我是一个工人，没有犯法，你们为什么抓我、打我，为什么不放我出去？你们不讲道理！在监狱里我没有什么工作好做，外面我有工作等着。”
　　10月中旬，中统局工福会特务再次提审我，问我想好没有。我就说，我是一个工人，没有犯法，你们为什么抓我？你们要讲道理，应该放我出去。工福会特务说，现在政府宽大，放你出去，但要有两个铺保，还要手续费，要花些钞票。我说，我是一个工人，又是孤儿，只有一位邻居我叫她阿姨的，是打铁铺的老板娘。我请她想办法，花些钱找铺保，你们看行不行？得到同意后，我立即写个地址给他们。后来，党组织得知情况后，找了铺保，将钞票送到了牢房。
　　当天晚上，我将监狱要我交铺保，花些钞票才能释放我的事，向贾植芳、罗平等人都说了。他们祝贺我即将出狱，这时他们为我做了两件事：一是根据我在狱中的表现和性格，写一首诗，题目是《一粒子弹》，作为送我的临别赠言。
　　一粒子弹
　　只能打一次
　　年轻的战士
　　你当爱惜
　　你手中的子弹
　　不要浪费
　　不要乱射
　　一粒子弹
　　只能打一次
　　年轻的战士
　　你要学习
　　在适当的距离
　　瞄准敌人
　　打出去
　　把他打死
　　一粒子弹
　　只能打一次
　　年轻的战士
　　你要明白
　　一枪打不中
　　暴露了自己的目标
　　反被敌人打死
　　……
　　第二件事，是罗平将歌曲《送情郎》的词改写为《送长林》，难友们在牢房里传唱。歌词内容我已记不起，只记得有三节，分别是“送到铁门口，楼梯口，大门口”，大意是不要忘记难友们在狱中的情意，出去要当心，要警惕，不要东跑西跑，常来看看狱中难友。
　　1948年10月24日下午，工福会特务走到牢房门口，叫我把东西整理好，说今天会释放你的。此时，我悄悄把贾植芳替我改的诗，还有其他同志在狱中创作的五十多首诗词，塞到皮夹克内，顺利地带出来了。现在，这些诗稿都成了文物。
　　当我走到牢房铁门时，听难友们唱《送长林》的歌曲，内心万分感动。那激动人心的场景，我永远也忘不了，也无法用语言表达。
　　出狱后三天，地下党负责人张志麟安排我去香港，边工作边学习。三个月后，党组织又安排我去山东烟台解放区党校学习。
　　不久以后，我们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一转眼，又过去了60年。当年的二十几位难友，都已先我而去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人。但他们的话，他们的诗，他们的歌声，都将永远永远留在我心里。
　　-张长林
　　(张长林讲述，王青秋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