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唐努乌梁海与图瓦人民共和国

原本是即将在《战争史研究》第30期上发表的《在大漠那边——近世的外蒙古与战争》（上）的附文

先摘出来这一段，各位随便看看，顺便帮忙挑错




　　唐努乌梁海地区位于外蒙西北部，其全境被东西萨彦岭和唐努山环抱，叶尼塞河发源于其境内，面积17万平方公里，大致相当于奥地利加上捷克那么大。这里有金、铜、云母等丰富矿藏，有丰厚的煤层，还有宝石、石棉、石墨、铱、大理石、菱镁、岩盐等宝藏。唐努乌梁海全境河湖交错，水利资源极为丰富，还有许多碳酸矿泉和硫磺温泉。河湖中盛产肥大的哲罗鲑、细鳞鲑、白鲑、江鳕、狗鱼和茴鱼，森林中盛产紫貂、雪貂、水獭、猞猁、狼獾、雪豹、熊、狐、灰鼠、松鼠等毛皮兽，以及关东马鹿、驯鹿、白鹿、野马、麝、狍子、香獐等野兽。

　　由于山脉环抱，因此唐努乌梁海的气候和地理特征与邻近的西伯利亚和蒙古地区截然不同。这里气候温和，山林茂密，一年四季降水丰沛，土壤大多属于肥沃的黑色腐殖土，适宜种植各种温带粮食作物和蔬菜。在唐努乌梁海东部地区是雪松、冷杉和云杉的“大密林区”，偶尔由密林中露出银白色的闪光，那是无数清澈透明的湖泊和溪流。密林区海拔低一些的地方是红松、白桦树和柳树形成的落叶林区，随着海拔的降低，树木逐渐变稀，让位于青翠的草原，其间点缀着浓荫如盖的落叶松小树林，林中倒卧着风吹倒的树干，上面长满青苔。极目远眺，阳光洒满金色的高山草甸，远方是无雪的高山险峰，其风景之美丽，宛如瑞士。

　　乌梁海人在古代属于哈卡斯部落，自称吉尔吉斯人，在唐朝及后来的时期征服了草原上的许多部落，后来逐渐衰落，直到13世纪初才作为蒙古人的先头部队重新登上历史舞台。蒙古帝国衰败后，这些吉尔吉斯人（已经混入了芬兰-乌戈尔人、蒙古人和突厥人的血统）从属于卫拉特蒙古大汗以及准噶尔汗，并逐渐以其居住的山脉为界，分为唐努乌梁海人和阿尔泰乌梁海人。清朝与准噶尔帝国的战争结束后，一部分乌梁海人臣服于俄国，另一部分则居住在大清帝国境内。这些乌梁海人在准噶尔灭亡后很久还不断拿起武器战斗，直到十八世纪中叶才被彻底征服。

　　清朝仿照蒙古的行政结构，将乌梁海人编为旗和佐领。其中唐努乌梁海五旗归乌里雅苏台将军管辖，阿尔泰乌梁海七旗及阿尔泰淖尔乌梁海二旗归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其间夹杂着属于喀尔喀王公及哲布尊丹巴的佐领。1860年《北京条约》规定中俄西北边界为“沙宾达巴哈至斋桑湖”，虽未勘定具体边界，却已将这条线以外的阿尔泰淖尔乌梁海二旗、以及唐努乌梁海的十个佐领划在界外。1912年外蒙“独立”后，俄蒙军队进攻科布多，勒逼阿尔泰乌梁海七旗归附外蒙，之后新疆方面出兵进援科布多，在俄国干涉下被迫与外蒙划定“停战界限”，这七旗也大多划入外蒙境内，只有扎哈沁旗并入新疆。

　　唐努乌梁海五旗中，最东边的库苏古尔乌梁海旗直隶于乌里雅苏台将军，其余四旗分别为唐努旗（辖4佐领）、托锦旗（图吉淖尔旗，4佐领）、萨拉吉克旗（4佐领）和克穆齐克旗（10佐领），其中只有唐努旗总管拥有清政府发给的铜印，因此其他三旗（起初还包括库苏古尔旗）受其节制。光绪年间克穆齐克旗也获得了铜印，改由乌里雅苏台将军直辖。此外，三音诺颜汗部的厄鲁特贝子旗在唐努乌梁海地区辖有17个佐领，错居于克穆齐克旗境内；札萨克图汗部的杜尔赤王旗（大王旗）有两个佐领，达赖公旗和阿海公旗各有一佐领，分别错居于唐努旗境内。这些佐领是乾隆帝为奖励准噶尔战争中有功的外蒙王公而赏赐的。此外在库苏古尔旗西边还有达尔哈达沙比旗，为哲布尊丹巴活佛的沙比属民。

　　十八世纪中叶准噶尔帝国被清帝国吞并后，俄国哥萨克逐渐在萨彦岭构筑起一系列小要塞和哨所，从而形成了一条“阿巴根防线”，成为事实上的中俄边界。从那时起，属于被官方教会迫害的“分离教派”的俄国农民为了寻找“世外桃源”，就不断越过萨彦岭，偷偷来到唐努乌梁海境内定居。从十九世纪末起，俄国移民大量移入叶尼塞省和米努辛斯克边区，随后进入唐努乌梁海境内。当地俄国商人利用高利贷盘剥的方法，从当地各旗王公手里骗来了大量的土地、畜群和森林，建起了多座商站、庄园和居民点，这些居民点成为俄国殖民政策的前哨站，许多俄国移民从事狩猎毛皮兽、淘金、捕鱼、伐木等行业，还有许多俄国商人建立了拥有上千头马的大庄园。在叶尼塞河和贝木克河的汇合处，俄国殖民者在1914年建立起了名为别洛沙尔斯克（白沙皇城）的殖民统治中心。

　　中俄划界后，清朝乌里雅苏台将军在唐努乌梁海北界设立八座巡逻鄂博（即界碑，下为石堆，上立木牌），由3名军官和30名看守兵岁时巡逻查看，将巡逻人的姓名刻在木牌上。1910年，俄方偷偷烧毁其中的察布齐雅勒达巴碑（四号碑），意图夺取克穆齐克旗辖地，将边界推进到南方的唐努山脉，此举被清方发现，遂未能如愿。日俄战争之后，俄国伊尔库茨克省、叶尼塞省官员和西伯利亚第七步兵师的军官纷纷要求占领唐努乌梁海地区，作为失去南库页岛的补偿。

　　1911年外蒙宣布“独立”，库苏古尔旗并入土谢图汗部，其余四旗则心存观望，而俄国首相科科夫佐夫要求西伯利亚驻军做好随时出兵“索约图利亚”（即唐努乌梁海，俄国称乌梁海人为索约特人）、将其并入俄国的准备。1912年年初，乌梁海爆发骚乱，当地中国商人被掠夺一空，至七八月间，俄蒙军队进攻科布多，伊尔库茨克总督府趁机以“保护侨民”的名义派兵进入唐努乌梁海，以武力逼迫唐努旗总管贡布多尔济出具投降俄国的文书，向俄国称臣纳贡。不久之后，克穆齐克旗总管也向俄国伊尔库茨克总督府递交了“请愿书”，要求将本旗人民“置于白沙皇的庇护之下”。

　　1914年6月，伊尔库茨克总督府宣布俄国对唐努乌梁海地区“实施保护”，随即向各旗总管宣布了这一决定。俄国的政策是使外蒙脱离中国，同时使唐努乌梁海脱离外蒙，将其变为 “萨彦岭以南俄罗斯”。在俄国占领期间，禁止蒙古人和华人进入唐努乌梁海地区（所谓“乌梁海边区”，Uryankhaiski Krai），清朝发给各旗总管的印信被没收，由俄国派出专员实行最高统治，亲蒙的总管和佐领被驱往外蒙，到最后连贡布多尔济也被免职，俄国人指定一个叫阿格旺的喇嘛为唐努乌梁海大总管。这个人遭到不愿被奴役的乌梁海人的仇视，1915年正月他去唐努喇嘛庙拜神回来，虽然有三名官吏和五名哥萨克骑兵护送，但还是被人伏击，用棍棒击毙了。

　　1915年中俄蒙三方在恰克图举行会谈时，俄方坚决拒绝讨论唐努乌梁海问题。1916年陈毅担任中国驻外蒙都护使后，克穆齐克旗偷偷派人前往库伦，要求重新发给印信，并控诉俄国人在唐努乌梁海的种种欺凌压迫。当时俄国参战，在乌梁海地区驻兵减少，俄国侨民也大多回国，当地俄国势力削弱，而克穆齐克旗、贝子旗、大王旗等旗居民全都心向中国及哲布尊丹巴活佛，于是陈毅决定在时机恰当时联合外蒙方面出兵唐努乌梁海，接纳各旗的效忠，造成既成事实。

　　1917年俄国革命后，红军一度进入唐努乌梁海地区，控制当地俄侨村庄，并对乌梁海人表示宽大，与各旗订立“条约”，允许当时在法理上尚属中国领土的唐努乌梁海“自立”。至于那些“条约”，虽然声称放弃帝俄时代的侵略政策，但对于俄国人已经在唐努乌梁海夺得的各项利益，例如垦殖、渔猎、伐木等等，则一项也没有放弃，而且将“永远保持”。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布尔什维克方面与乌梁海各旗订立的“条约”，其俄文本与蒙文本内容竟有很大出入，例如条约第二条蒙文本为“乌梁海自治，俄国极表赞成”，而俄文本为“俄国人民赞同乌梁海人民之自治，认为此行为合理时，即偿还帝国官吏所收留之各和硕印信（指被俄国当局没收的前清印信）；自此以往，所有唐努图瓦乌梁海人民及九和硕完全独立，绝不属任何人管辖。”条约第三条的蒙文文本为“因俄人久住乌梁海地方，其种田等事项应仍依旧例办理”，俄文本竟然改为“乌梁海人民宣告独立后，不得侵犯俄国边界。以多年之友谊，乌梁海人民将俄国人民早年所开垦的地区完全让予俄国人民，俄国人并得以永久享有这些地区。”

　　1918年11月14日，外蒙都护使陈毅将都护使卫队第三连派往唐努乌梁海地区。这支部队久驻外蒙，能耐苦寒，沿途又加入了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的两支中国驻军分队，以及外蒙方面派遣的一百名骑兵，于12月16日抵达唐努乌梁海南境的唐努谙班卡伦（哨所），18日抵达唐努旗总管驻地，后续部队在1919年1月陆续到达，外蒙当局随即派多登贝子为唐努乌梁海佐理大员。此时在克穆齐克旗境内还有数十名名俄国白卫军士兵，与前去接收该旗的中国军队发生冲突，打死9人，俄方损失5人。就在双方对峙胶着时，俄国境内红军发动攻势，白军发生动摇，再加上当地外蒙官署向饱受俄国蹂躏的唐努乌梁海猎人发放枪支，令其助战，终于扭转局势，唐努乌梁海全境于1919年7月被中蒙联合收复。

　　然而好景不长，红军以“追击高尔察克白匪”的名义在当年夏末从俄国境内涌入唐努乌梁海，再度控制了这一地区。1920年1月26日，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斯米尔诺夫向列宁和托洛茨基发去电报：“蒙古人进入了乌梁海地区，驱逐我们的（俄国的）农民。这些农民曾经勇敢地与高尔察克白匪作战，而且不受他的管辖。索约特人（乌梁海人）是游牧民族，受蒙古和帝俄的双重压迫。你们认为是否应当用武力把乌梁海地区从蒙古人手中解放出来，建立一个乌梁海苏维埃共和国？请告知。”在莫斯科方面还没来得及向斯米尔诺夫发出答复时，1920年2月19日，唐努乌梁海就被原外蒙都护使陈箓的秘书长严式超（1919年被民国外交部委任为唐努乌梁海调查员）带兵再度收复。但是在当年9月，乌梁海的俄侨在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派来的专员伊•格•萨菲亚诺夫组织下建立起一个“苏维埃政府”，并且宣布唐努乌梁海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1921年6月，俄国红军以“追击白匪”的名义再度进入唐努乌梁海，随后便留下来不走，并在其境内发动“人民革命”，驱逐了中国及外蒙官员。7月，唐努乌梁海的亲布尔什维克俄侨组成代表团，与克穆齐克等旗的总管会面，要求唐努图瓦必须要么加入苏联，要么立即宣布“独立”。 8月14日，由苏俄侨民组成的“全图瓦立宪呼拉尔”宣布成立“唐努图瓦共和国”，以俄国殖民点别洛沙尔斯克为首都，改名为“克孜勒”（红城）。苏俄侨民及布尔什维克特派员还帮助乌梁海人成立了“图瓦人民革命党”当作执政党，喇嘛丹都克（Donduk Kuular）为“总理”。

　　丹都克喇嘛采取亲蒙政策，与蒙古国的上层喇嘛建立了密切的往来。丹都克还秘密联系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鲍陀（Dogsomyn Bodoo，蒙古人民革命党创始人之一，因主张完全摆脱苏联控制、实现彻底独立，而于1922年在外蒙的内部斗争中被处决），试图实现唐努乌梁海与外蒙的重新合并，并且阻止苏俄官员和政治宣传员进入唐努乌梁海，而且多次拒绝苏联方面 “帮助图瓦人民开发”林业、矿业的要求。

　　1924年，图瓦发生政治变故，亲俄亲共的人民革命党员被驱逐出政府，丹都克出任“国家元首”。1926年，图瓦人民革命党宣布将“国名”改为“图瓦人民共和国”，并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互相承认彼此的独立。1928年，图瓦小呼拉尔宣布以黄教为“国教”，并遥尊远在拉萨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为宗教领袖。此时图瓦人民共和国的一系列亲蒙政策已经引起苏联方面的警觉，苏联不得不向图瓦增派占领军和政治官员，以镇压其境内的亲蒙派政治势力。

　　1929年，由莫斯科东方大学（全名为约瑟夫•斯大林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培训毕业的五名乌梁海人以“调查经济情况”为由返回图瓦，随即发动政变，成立“最高人民委员会”，成为当地的最高权力机构。1932年，该委员会在图瓦全境发动肃反运动，逮捕并处决了丹都克喇嘛，同时对图瓦人民革命党展开大清洗，超过三分之一的党员被逮捕处决。此外，图瓦境内的喇嘛寺院也从1929年的25座减少到1932年的1座，当地最大的查丹寺被烧得仅剩一层一米厚的灰烬。图瓦境内的僧人数量由1929年的4000人减少至1932年的15人，萨满巫师则一名不剩。这次清洗之后，东方大学五人委员会的成员萨尔查克•卡巴霍列科维奇•托卡（Salchak Kalbakkhorekovich Toka）成为图瓦人民革命党的总书记。在三十年代，图瓦当局还对境内的牧民发动了强制集体化运动，93%的图瓦牧户所拥有的畜群被充公。对居住在图瓦境内的苏联侨民的集体化工作，则由联共（布）伊尔库茨克州委和该州内务人民委员会机关派人前去执行。

　　虽然从1921年到1944年，“图瓦人民共和国”在名义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有自己的国旗和国徽、甚至发行了名为“阿克沙”的货币，但它实际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附庸国，承认其“独立”的只有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萨尔查克•托卡是斯大林的忠实追随者，在宣布废除传统的蒙古字母、改用俄文字母、以及给予境内所有苏联人以图瓦“公民权”的同时，还在其“国内”树立了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大量出版自己的语录、著作集和画像。

　　图瓦从1926年起发行了自己的邮票，但它不是万国邮联的成员，因此其邮票只能在本土以及寄往苏联和蒙古的信件上使用。三十年代，一名著名的匈牙利集邮家建议苏联向国际集邮爱好者出售图瓦的邮票，并坚称这能带来一笔可观的外汇收入，因此苏联在三十年代印刷了一百多种形状怪异、颜色鲜艳的“图瓦邮票”，其图案包括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图瓦铁路”，以及图瓦马群被“齐柏林伯爵”号飞艇惊得四散的画面（这艘三十年代环绕世界一周的著名德国飞艇从来没有光顾过图瓦的上空）。此外，尽管图瓦连一架飞机也没有，但苏联还向国外集邮家出售了子虚乌有的“图瓦航空邮政邮票”。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图瓦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大呼拉尔当天即向克里姆林宫发去电报，表示“图瓦人民将挺身参加苏联人民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斗争，并要为此竭尽一切力量和手段，直到取得最后胜利”。6月25日，图瓦对德国宣战，不过据说德国外交部没有接受这个“国家”的宣战书，因为在地图上没有找到它的位置（当然，这很可能是政治笑话）。同年9月，苏联的西伯利亚军区开始动员图瓦境内的3500名适龄男性苏联公民，并于11月征召这些人服役，将其投入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前线。

　　在三十年代，图瓦组建了“人民革命军”，包括一个步兵团和一个骑兵大队。1943年9月，图瓦方面向苏德战场派去了由克其尔•乌尔上尉（Kechir-ool）指挥的206名骑兵，归属于苏联第31近卫骑兵团，在西乌克兰战场投入对德国的作战。在1943-1944年的对德战斗中，一共有61名图瓦官兵阵亡。由于阵亡率过高，剩余的骑兵在1944年3月被苏联方面送回了图瓦。此外在1943年5月还向苏联派去了11名志愿坦克兵（他们在苏军中受训，因为图瓦连一辆坦克都没有），以及一些步兵志愿人员。在二战中，图瓦方面还积极筹钱筹物，勤劳奉仕，一共向苏联出荷了187吨肉、73吨鱼、54吨黄油、13吨香肠、5万匹马、1.7万头牛、1.5万件羊皮袄、5.2万副木制滑雪板、以及大量的皮靴、木材和现金（足够装备三个战斗机中队和一个坦克营，而当时图瓦的人口只有不到7万）。从1942年到1944年，图瓦一共向苏联缴纳了价值6500万卢布的389车皮物资，极大地援助了苏联的卫国战争。

　　1943年中国国民党政府派遣中央军进驻新疆，试图收回苏联在新疆的开矿权、经济权、驻军权、移民权和“行政协助（干预）”权，从而严重侵犯了苏联在新疆的利益及势力范围。为了给中国政府一个警告，同时也因为一支苏联矿业勘探队在图瓦境内发现了苏联势力范围内的第一座铀矿，塔斯社在1944年8月17日（即新疆北部伊犁、阿尔泰等地爆发“三区革命”之时）宣布，由于对伟大的社会主义苏联的无比崇高的热爱，在萨尔查克•托卡的主持下，图瓦人民共和国小呼拉尔非常大会于当天通过了加入苏联的议案。10月1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决定接受图瓦的“加入”。两天后，图瓦作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个自治州加入苏联，图瓦人民革命党改组为图瓦共产党，萨尔查克•托卡继续担任图瓦共产党的第一书记，统治这个小邦直到1973年去世。

　　1944年的这次合并行动是静悄悄的，绝大多数苏联公民此前既未听说过“图瓦人民共和国”这个名字，此时也无从得知这个国家在地图上的位置。甚至连西方盟国也对图瓦的政治地位稀里糊涂，不知道应当是把它算作一个盟国的成员，还是算作苏联的一部分、就像白俄罗斯或乌克兰那样。苏联吞并图瓦后，立即征召了8200名图瓦男子入伍，将他们投入对德日的最后战役。许多图瓦士兵和军官因为作战勇猛而获得了苏联的军事奖章，一名叫Homushku Churguj-ool的图瓦军人甚至获得了“苏联英雄”的称号。

　　1961年10月2日，图瓦自治州升格为俄罗斯联邦境内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在被苏联统治的半个世纪里，图瓦一直对世界的其余部分紧闭大门，外国记者、旅行家和外交官很难获得前往图瓦地区的许可。苏联解体后，图瓦代表于1992年在俄罗斯新宪法上签了字。1993年，图瓦通过了自己的宪法，规定在图瓦人民寻求独立时，可以进行全民公决，脱离俄罗斯联邦。但是，虽然该国30.5万的人口中有77%是图瓦人（乌梁海人），但是在经济上对俄罗斯的依赖性甚强，因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片为群山环抱的美丽土地仍将留在俄罗斯的版图之内。原本是即将在《战争史研究》第30期上发表的《在大漠那边——近世的外蒙古与战争》（上）的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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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努乌梁海地区位于外蒙西北部，其全境被东西萨彦岭和唐努山环抱，叶尼塞河发源于其境内，面积17万平方公里，大致相当于奥地利加上捷克那么大。这里有金、铜、云母等丰富矿藏，有丰厚的煤层，还有宝石、石棉、石墨、铱、大理石、菱镁、岩盐等宝藏。唐努乌梁海全境河湖交错，水利资源极为丰富，还有许多碳酸矿泉和硫磺温泉。河湖中盛产肥大的哲罗鲑、细鳞鲑、白鲑、江鳕、狗鱼和茴鱼，森林中盛产紫貂、雪貂、水獭、猞猁、狼獾、雪豹、熊、狐、灰鼠、松鼠等毛皮兽，以及关东马鹿、驯鹿、白鹿、野马、麝、狍子、香獐等野兽。

　　由于山脉环抱，因此唐努乌梁海的气候和地理特征与邻近的西伯利亚和蒙古地区截然不同。这里气候温和，山林茂密，一年四季降水丰沛，土壤大多属于肥沃的黑色腐殖土，适宜种植各种温带粮食作物和蔬菜。在唐努乌梁海东部地区是雪松、冷杉和云杉的“大密林区”，偶尔由密林中露出银白色的闪光，那是无数清澈透明的湖泊和溪流。密林区海拔低一些的地方是红松、白桦树和柳树形成的落叶林区，随着海拔的降低，树木逐渐变稀，让位于青翠的草原，其间点缀着浓荫如盖的落叶松小树林，林中倒卧着风吹倒的树干，上面长满青苔。极目远眺，阳光洒满金色的高山草甸，远方是无雪的高山险峰，其风景之美丽，宛如瑞士。

　　乌梁海人在古代属于哈卡斯部落，自称吉尔吉斯人，在唐朝及后来的时期征服了草原上的许多部落，后来逐渐衰落，直到13世纪初才作为蒙古人的先头部队重新登上历史舞台。蒙古帝国衰败后，这些吉尔吉斯人（已经混入了芬兰-乌戈尔人、蒙古人和突厥人的血统）从属于卫拉特蒙古大汗以及准噶尔汗，并逐渐以其居住的山脉为界，分为唐努乌梁海人和阿尔泰乌梁海人。清朝与准噶尔帝国的战争结束后，一部分乌梁海人臣服于俄国，另一部分则居住在大清帝国境内。这些乌梁海人在准噶尔灭亡后很久还不断拿起武器战斗，直到十八世纪中叶才被彻底征服。

　　清朝仿照蒙古的行政结构，将乌梁海人编为旗和佐领。其中唐努乌梁海五旗归乌里雅苏台将军管辖，阿尔泰乌梁海七旗及阿尔泰淖尔乌梁海二旗归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其间夹杂着属于喀尔喀王公及哲布尊丹巴的佐领。1860年《北京条约》规定中俄西北边界为“沙宾达巴哈至斋桑湖”，虽未勘定具体边界，却已将这条线以外的阿尔泰淖尔乌梁海二旗、以及唐努乌梁海的十个佐领划在界外。1912年外蒙“独立”后，俄蒙军队进攻科布多，勒逼阿尔泰乌梁海七旗归附外蒙，之后新疆方面出兵进援科布多，在俄国干涉下被迫与外蒙划定“停战界限”，这七旗也大多划入外蒙境内，只有扎哈沁旗并入新疆。

　　唐努乌梁海五旗中，最东边的库苏古尔乌梁海旗直隶于乌里雅苏台将军，其余四旗分别为唐努旗（辖4佐领）、托锦旗（图吉淖尔旗，4佐领）、萨拉吉克旗（4佐领）和克穆齐克旗（10佐领），其中只有唐努旗总管拥有清政府发给的铜印，因此其他三旗（起初还包括库苏古尔旗）受其节制。光绪年间克穆齐克旗也获得了铜印，改由乌里雅苏台将军直辖。此外，三音诺颜汗部的厄鲁特贝子旗在唐努乌梁海地区辖有17个佐领，错居于克穆齐克旗境内；札萨克图汗部的杜尔赤王旗（大王旗）有两个佐领，达赖公旗和阿海公旗各有一佐领，分别错居于唐努旗境内。这些佐领是乾隆帝为奖励准噶尔战争中有功的外蒙王公而赏赐的。此外在库苏古尔旗西边还有达尔哈达沙比旗，为哲布尊丹巴活佛的沙比属民。

　　十八世纪中叶准噶尔帝国被清帝国吞并后，俄国哥萨克逐渐在萨彦岭构筑起一系列小要塞和哨所，从而形成了一条“阿巴根防线”，成为事实上的中俄边界。从那时起，属于被官方教会迫害的“分离教派”的俄国农民为了寻找“世外桃源”，就不断越过萨彦岭，偷偷来到唐努乌梁海境内定居。从十九世纪末起，俄国移民大量移入叶尼塞省和米努辛斯克边区，随后进入唐努乌梁海境内。当地俄国商人利用高利贷盘剥的方法，从当地各旗王公手里骗来了大量的土地、畜群和森林，建起了多座商站、庄园和居民点，这些居民点成为俄国殖民政策的前哨站，许多俄国移民从事狩猎毛皮兽、淘金、捕鱼、伐木等行业，还有许多俄国商人建立了拥有上千头马的大庄园。在叶尼塞河和贝木克河的汇合处，俄国殖民者在1914年建立起了名为别洛沙尔斯克（白沙皇城）的殖民统治中心。

　　中俄划界后，清朝乌里雅苏台将军在唐努乌梁海北界设立八座巡逻鄂博（即界碑，下为石堆，上立木牌），由3名军官和30名看守兵岁时巡逻查看，将巡逻人的姓名刻在木牌上。1910年，俄方偷偷烧毁其中的察布齐雅勒达巴碑（四号碑），意图夺取克穆齐克旗辖地，将边界推进到南方的唐努山脉，此举被清方发现，遂未能如愿。日俄战争之后，俄国伊尔库茨克省、叶尼塞省官员和西伯利亚第七步兵师的军官纷纷要求占领唐努乌梁海地区，作为失去南库页岛的补偿。

　　1911年外蒙宣布“独立”，库苏古尔旗并入土谢图汗部，其余四旗则心存观望，而俄国首相科科夫佐夫要求西伯利亚驻军做好随时出兵“索约图利亚”（即唐努乌梁海，俄国称乌梁海人为索约特人）、将其并入俄国的准备。1912年年初，乌梁海爆发骚乱，当地中国商人被掠夺一空，至七八月间，俄蒙军队进攻科布多，伊尔库茨克总督府趁机以“保护侨民”的名义派兵进入唐努乌梁海，以武力逼迫唐努旗总管贡布多尔济出具投降俄国的文书，向俄国称臣纳贡。不久之后，克穆齐克旗总管也向俄国伊尔库茨克总督府递交了“请愿书”，要求将本旗人民“置于白沙皇的庇护之下”。

　　1914年6月，伊尔库茨克总督府宣布俄国对唐努乌梁海地区“实施保护”，随即向各旗总管宣布了这一决定。俄国的政策是使外蒙脱离中国，同时使唐努乌梁海脱离外蒙，将其变为 “萨彦岭以南俄罗斯”。在俄国占领期间，禁止蒙古人和华人进入唐努乌梁海地区（所谓“乌梁海边区”，Uryankhaiski Krai），清朝发给各旗总管的印信被没收，由俄国派出专员实行最高统治，亲蒙的总管和佐领被驱往外蒙，到最后连贡布多尔济也被免职，俄国人指定一个叫阿格旺的喇嘛为唐努乌梁海大总管。这个人遭到不愿被奴役的乌梁海人的仇视，1915年正月他去唐努喇嘛庙拜神回来，虽然有三名官吏和五名哥萨克骑兵护送，但还是被人伏击，用棍棒击毙了。

　　1915年中俄蒙三方在恰克图举行会谈时，俄方坚决拒绝讨论唐努乌梁海问题。1916年陈毅担任中国驻外蒙都护使后，克穆齐克旗偷偷派人前往库伦，要求重新发给印信，并控诉俄国人在唐努乌梁海的种种欺凌压迫。当时俄国参战，在乌梁海地区驻兵减少，俄国侨民也大多回国，当地俄国势力削弱，而克穆齐克旗、贝子旗、大王旗等旗居民全都心向中国及哲布尊丹巴活佛，于是陈毅决定在时机恰当时联合外蒙方面出兵唐努乌梁海，接纳各旗的效忠，造成既成事实。

　　1917年俄国革命后，红军一度进入唐努乌梁海地区，控制当地俄侨村庄，并对乌梁海人表示宽大，与各旗订立“条约”，允许当时在法理上尚属中国领土的唐努乌梁海“自立”。至于那些“条约”，虽然声称放弃帝俄时代的侵略政策，但对于俄国人已经在唐努乌梁海夺得的各项利益，例如垦殖、渔猎、伐木等等，则一项也没有放弃，而且将“永远保持”。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布尔什维克方面与乌梁海各旗订立的“条约”，其俄文本与蒙文本内容竟有很大出入，例如条约第二条蒙文本为“乌梁海自治，俄国极表赞成”，而俄文本为“俄国人民赞同乌梁海人民之自治，认为此行为合理时，即偿还帝国官吏所收留之各和硕印信（指被俄国当局没收的前清印信）；自此以往，所有唐努图瓦乌梁海人民及九和硕完全独立，绝不属任何人管辖。”条约第三条的蒙文文本为“因俄人久住乌梁海地方，其种田等事项应仍依旧例办理”，俄文本竟然改为“乌梁海人民宣告独立后，不得侵犯俄国边界。以多年之友谊，乌梁海人民将俄国人民早年所开垦的地区完全让予俄国人民，俄国人并得以永久享有这些地区。”

　　1918年11月14日，外蒙都护使陈毅将都护使卫队第三连派往唐努乌梁海地区。这支部队久驻外蒙，能耐苦寒，沿途又加入了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的两支中国驻军分队，以及外蒙方面派遣的一百名骑兵，于12月16日抵达唐努乌梁海南境的唐努谙班卡伦（哨所），18日抵达唐努旗总管驻地，后续部队在1919年1月陆续到达，外蒙当局随即派多登贝子为唐努乌梁海佐理大员。此时在克穆齐克旗境内还有数十名名俄国白卫军士兵，与前去接收该旗的中国军队发生冲突，打死9人，俄方损失5人。就在双方对峙胶着时，俄国境内红军发动攻势，白军发生动摇，再加上当地外蒙官署向饱受俄国蹂躏的唐努乌梁海猎人发放枪支，令其助战，终于扭转局势，唐努乌梁海全境于1919年7月被中蒙联合收复。

　　然而好景不长，红军以“追击高尔察克白匪”的名义在当年夏末从俄国境内涌入唐努乌梁海，再度控制了这一地区。1920年1月26日，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斯米尔诺夫向列宁和托洛茨基发去电报：“蒙古人进入了乌梁海地区，驱逐我们的（俄国的）农民。这些农民曾经勇敢地与高尔察克白匪作战，而且不受他的管辖。索约特人（乌梁海人）是游牧民族，受蒙古和帝俄的双重压迫。你们认为是否应当用武力把乌梁海地区从蒙古人手中解放出来，建立一个乌梁海苏维埃共和国？请告知。”在莫斯科方面还没来得及向斯米尔诺夫发出答复时，1920年2月19日，唐努乌梁海就被原外蒙都护使陈箓的秘书长严式超（1919年被民国外交部委任为唐努乌梁海调查员）带兵再度收复。但是在当年9月，乌梁海的俄侨在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派来的专员伊•格•萨菲亚诺夫组织下建立起一个“苏维埃政府”，并且宣布唐努乌梁海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1921年6月，俄国红军以“追击白匪”的名义再度进入唐努乌梁海，随后便留下来不走，并在其境内发动“人民革命”，驱逐了中国及外蒙官员。7月，唐努乌梁海的亲布尔什维克俄侨组成代表团，与克穆齐克等旗的总管会面，要求唐努图瓦必须要么加入苏联，要么立即宣布“独立”。 8月14日，由苏俄侨民组成的“全图瓦立宪呼拉尔”宣布成立“唐努图瓦共和国”，以俄国殖民点别洛沙尔斯克为首都，改名为“克孜勒”（红城）。苏俄侨民及布尔什维克特派员还帮助乌梁海人成立了“图瓦人民革命党”当作执政党，喇嘛丹都克（Donduk Kuular）为“总理”。

　　丹都克喇嘛采取亲蒙政策，与蒙古国的上层喇嘛建立了密切的往来。丹都克还秘密联系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鲍陀（Dogsomyn Bodoo，蒙古人民革命党创始人之一，因主张完全摆脱苏联控制、实现彻底独立，而于1922年在外蒙的内部斗争中被处决），试图实现唐努乌梁海与外蒙的重新合并，并且阻止苏俄官员和政治宣传员进入唐努乌梁海，而且多次拒绝苏联方面 “帮助图瓦人民开发”林业、矿业的要求。

　　1924年，图瓦发生政治变故，亲俄亲共的人民革命党员被驱逐出政府，丹都克出任“国家元首”。1926年，图瓦人民革命党宣布将“国名”改为“图瓦人民共和国”，并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互相承认彼此的独立。1928年，图瓦小呼拉尔宣布以黄教为“国教”，并遥尊远在拉萨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为宗教领袖。此时图瓦人民共和国的一系列亲蒙政策已经引起苏联方面的警觉，苏联不得不向图瓦增派占领军和政治官员，以镇压其境内的亲蒙派政治势力。

　　1929年，由莫斯科东方大学（全名为约瑟夫•斯大林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培训毕业的五名乌梁海人以“调查经济情况”为由返回图瓦，随即发动政变，成立“最高人民委员会”，成为当地的最高权力机构。1932年，该委员会在图瓦全境发动肃反运动，逮捕并处决了丹都克喇嘛，同时对图瓦人民革命党展开大清洗，超过三分之一的党员被逮捕处决。此外，图瓦境内的喇嘛寺院也从1929年的25座减少到1932年的1座，当地最大的查丹寺被烧得仅剩一层一米厚的灰烬。图瓦境内的僧人数量由1929年的4000人减少至1932年的15人，萨满巫师则一名不剩。这次清洗之后，东方大学五人委员会的成员萨尔查克•卡巴霍列科维奇•托卡（Salchak Kalbakkhorekovich Toka）成为图瓦人民革命党的总书记。在三十年代，图瓦当局还对境内的牧民发动了强制集体化运动，93%的图瓦牧户所拥有的畜群被充公。对居住在图瓦境内的苏联侨民的集体化工作，则由联共（布）伊尔库茨克州委和该州内务人民委员会机关派人前去执行。

　　虽然从1921年到1944年，“图瓦人民共和国”在名义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有自己的国旗和国徽、甚至发行了名为“阿克沙”的货币，但它实际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附庸国，承认其“独立”的只有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萨尔查克•托卡是斯大林的忠实追随者，在宣布废除传统的蒙古字母、改用俄文字母、以及给予境内所有苏联人以图瓦“公民权”的同时，还在其“国内”树立了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大量出版自己的语录、著作集和画像。

　　图瓦从1926年起发行了自己的邮票，但它不是万国邮联的成员，因此其邮票只能在本土以及寄往苏联和蒙古的信件上使用。三十年代，一名著名的匈牙利集邮家建议苏联向国际集邮爱好者出售图瓦的邮票，并坚称这能带来一笔可观的外汇收入，因此苏联在三十年代印刷了一百多种形状怪异、颜色鲜艳的“图瓦邮票”，其图案包括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图瓦铁路”，以及图瓦马群被“齐柏林伯爵”号飞艇惊得四散的画面（这艘三十年代环绕世界一周的著名德国飞艇从来没有光顾过图瓦的上空）。此外，尽管图瓦连一架飞机也没有，但苏联还向国外集邮家出售了子虚乌有的“图瓦航空邮政邮票”。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图瓦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大呼拉尔当天即向克里姆林宫发去电报，表示“图瓦人民将挺身参加苏联人民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斗争，并要为此竭尽一切力量和手段，直到取得最后胜利”。6月25日，图瓦对德国宣战，不过据说德国外交部没有接受这个“国家”的宣战书，因为在地图上没有找到它的位置（当然，这很可能是政治笑话）。同年9月，苏联的西伯利亚军区开始动员图瓦境内的3500名适龄男性苏联公民，并于11月征召这些人服役，将其投入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前线。

　　在三十年代，图瓦组建了“人民革命军”，包括一个步兵团和一个骑兵大队。1943年9月，图瓦方面向苏德战场派去了由克其尔•乌尔上尉（Kechir-ool）指挥的206名骑兵，归属于苏联第31近卫骑兵团，在西乌克兰战场投入对德国的作战。在1943-1944年的对德战斗中，一共有61名图瓦官兵阵亡。由于阵亡率过高，剩余的骑兵在1944年3月被苏联方面送回了图瓦。此外在1943年5月还向苏联派去了11名志愿坦克兵（他们在苏军中受训，因为图瓦连一辆坦克都没有），以及一些步兵志愿人员。在二战中，图瓦方面还积极筹钱筹物，勤劳奉仕，一共向苏联出荷了187吨肉、73吨鱼、54吨黄油、13吨香肠、5万匹马、1.7万头牛、1.5万件羊皮袄、5.2万副木制滑雪板、以及大量的皮靴、木材和现金（足够装备三个战斗机中队和一个坦克营，而当时图瓦的人口只有不到7万）。从1942年到1944年，图瓦一共向苏联缴纳了价值6500万卢布的389车皮物资，极大地援助了苏联的卫国战争。

　　1943年中国国民党政府派遣中央军进驻新疆，试图收回苏联在新疆的开矿权、经济权、驻军权、移民权和“行政协助（干预）”权，从而严重侵犯了苏联在新疆的利益及势力范围。为了给中国政府一个警告，同时也因为一支苏联矿业勘探队在图瓦境内发现了苏联势力范围内的第一座铀矿，塔斯社在1944年8月17日（即新疆北部伊犁、阿尔泰等地爆发“三区革命”之时）宣布，由于对伟大的社会主义苏联的无比崇高的热爱，在萨尔查克•托卡的主持下，图瓦人民共和国小呼拉尔非常大会于当天通过了加入苏联的议案。10月1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决定接受图瓦的“加入”。两天后，图瓦作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个自治州加入苏联，图瓦人民革命党改组为图瓦共产党，萨尔查克•托卡继续担任图瓦共产党的第一书记，统治这个小邦直到1973年去世。

　　1944年的这次合并行动是静悄悄的，绝大多数苏联公民此前既未听说过“图瓦人民共和国”这个名字，此时也无从得知这个国家在地图上的位置。甚至连西方盟国也对图瓦的政治地位稀里糊涂，不知道应当是把它算作一个盟国的成员，还是算作苏联的一部分、就像白俄罗斯或乌克兰那样。苏联吞并图瓦后，立即征召了8200名图瓦男子入伍，将他们投入对德日的最后战役。许多图瓦士兵和军官因为作战勇猛而获得了苏联的军事奖章，一名叫Homushku Churguj-ool的图瓦军人甚至获得了“苏联英雄”的称号。

　　1961年10月2日，图瓦自治州升格为俄罗斯联邦境内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在被苏联统治的半个世纪里，图瓦一直对世界的其余部分紧闭大门，外国记者、旅行家和外交官很难获得前往图瓦地区的许可。苏联解体后，图瓦代表于1992年在俄罗斯新宪法上签了字。1993年，图瓦通过了自己的宪法，规定在图瓦人民寻求独立时，可以进行全民公决，脱离俄罗斯联邦。但是，虽然该国30.5万的人口中有77%是图瓦人（乌梁海人），但是在经济上对俄罗斯的依赖性甚强，因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片为群山环抱的美丽土地仍将留在俄罗斯的版图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