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当年针对中国是否介入朝鲜战争 美国情报评估失误的原因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3 06:15:18
当年针对中国是否介入朝鲜战争 美国情报评估失误的原因（上）
◆邓峰
在朝鲜战争前期，美国把中国出兵与否置于苏联全球战略的框架下进行评估，事实说明，这样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在评估苏联支配下中国出兵的可能性之余，中情局事先也对中国出兵的能力和意图进行了单独评估，但事实证明对中国的单独评估同样出现了重大失误。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第十二编<中国与朝鲜战争>主编邓峰在其为该编所写的导论中详细分析了原因。本版同时摘录“中国与朝鲜战争”编中部分重要档案文件以供参照。
《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是以中央情报局为主的美国情报机构收集的中国情报以及对这些情报进行分析和评估的报告。中央情报局是美国最主要、最核心的情报机构，因此这些情报档案原是美国的最高机密。直至2004年，这些情报档案才开始陆续解密。本书是中国国内第一部以美国对华情报为主题的译著。本套书的原始文件材料始于2005年中国学者有计划的搜集，其翻译、整理和研究的课题，被列入2007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全套书内容丰富，按文件主题划分十五编八卷装订，总计约六百万字。本书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当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兵锋直指鸭绿江中朝边境地区时，中国政府曾不断向美国政府发出严正警告，但后者均置若罔闻。最终，在国家安全遭到严重威胁时，中国不得不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假如美国对其收集的情报予以准确的评估，进而清楚地判断出中国出兵的底线以及中国发出警告的严肃性，那么，中美之间的军事冲突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事实上，以中情局为核心的美国各情报部门早在8月份就已经获悉有关中国政府向东北边境地区调动及部署军队的详细情况。例如，远东司令部情报部部长威洛比少将在1950年8月31日曾向麦克阿瑟和华盛顿汇报说：“我们的情报网报告，从华中到满洲的部队调动已进行了一段时间，这意味着是进入朝鲜战场前的部队调动。”他还说，这些部队共约24.6万人，编成37个师，9个军。与此同时，美国各情报机构在8月中旬以后也开始收到具体的报告，说是红色中国的领导人正考虑介入朝鲜，或者中国的军队已经进入北朝鲜。美国人收集到的这些情报，再加之中国政府一遍遍公开发布的警告信息，本应能够使他们对情报的评估得出比较符合事实的结论。然而，他们的判断却出现了重大失误，主要反映在美国决策层对政治情报想当然的判断、中情局和远东司令部对战略情报不切实际的评估，以及前线作战军队(第八集团军和第十军)对战术情报的错误认识。至于产生如此错误评估的原因，可以从政治情报、战略情报和战术情报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政治情报评估失误的原因
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美国决策层就开始考虑中国是否出兵援助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问题。为此，华盛顿当局命令其驻世界各地的外交、军事乃至商贸机构收集并提供有关中国政府意图的政治情报，然后对这些情报予以评估，以期预见中国的军事动向。
通过对相关政治情报的分析，美国决策层最终推断，苏联将不会干涉朝鲜的战事。鉴于中国和苏联结为盟友的事实，他们判断，中国也不会出兵朝鲜，卷入在朝鲜发生的战事。于是，在认定苏联将对朝鲜实行“不干涉政策”且中国是否出兵朝鲜完全取决于苏联全球战略的思想支配下，美国政府采取了越过三八线，占领整个朝鲜半岛的军事战略。
事实表明，美国决策层对有关中国出兵朝鲜的政治情报的判断出现了重大失误。那么，其深层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美国决策层对情报的评估，没有站在中国政府主要担心国家安全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没有充分意识到在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东亚国际紧张局势下，美国对朝鲜的军事干预将对中国领导人固有的安全担忧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指出的，美国人低估了他们向鸭绿江挺进时中国感受到威胁的程度。虽然美国决策层从意识形态争夺的角度认识到中国不会失去朝鲜就像美国不会丢掉朝鲜一样，在朝鲜的较量涉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东亚乃至全球的威望，但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刚诞生不久的新中国缺乏了解，对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也缺乏深入的研究，对情报的评估单从自身角度出发，想当然地以为中国出兵朝鲜的不利之处会远远大于有利之处；先入为主地设想中国介入朝鲜不仅对中苏关系造成负面影响，而且会使原本就十分棘手的中国国内问题变得更为严重，进而既破坏经济建设、危及政权稳定，反过来又对中国参与战争的能力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可是，事实却完全出乎美国高层的意料。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的结果，“一致认为”，中国军队“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中国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此外，中国被迫参战，中苏同盟关系不仅没有“变得紧张起来”，而且在战争中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中国的经济建设在战争期间不仅没有遭到破坏，而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都得以顺利完成，同时，中国的国内政治秩序十分稳定，新生的人民政权得到了巩固。这一切反过来又都有力地支持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国政府应对突发战争的能力使得美国在战场上并未赢得预期的胜利，反而不得不因情报评估的重大失误而在战争中付出巨大的代价。
其次，美国的情报评估没有考虑到中国出兵决策中存在的复杂的意识形态因素。尽管对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受到威胁的忧虑是中国领导人最终做出出兵决策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应当看到，这种决策的动机中还包括了中国领导人由台湾问题引发出的对抗美国的革命激情，以及他们认为，根据国际分工，中国应当为社会主义阵营承担国际主义责任和义务，毕竟，一旦朝鲜政权的存亡受到威胁而中国袖手旁观，那么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以及中共作为马列主义政党的形象，无疑将受到极大损伤。显然，中国出兵决策中存在着复杂的意识形态因素。然而，以中情局为首的美国各情报部门要么通过分析苏联的全球战略意图来判断中国的出兵意图，要么凭借中国国内存在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等现实问题来评测中国的出兵动机，完全抛弃了对意识形态因素的考虑，而以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论为评判中国出兵与否的理论基础，自然落入教条主义的窠臼之中。其对情报的评估就必然出现重大的失误。
第三，美国的情报评估缺乏对中国传递的信息的准确理解。当美国军队企图越过三八线时，中国政府不断地向美国人传递严厉的警告性信息，但是都被美国情报机构视为有目的的讹诈或恫吓。它们提交的情报评估随之便误解了中国公开警告所传达的真实信息。在双方没有进行直接交流和沟通且缺乏基本信任的情况下，中国通过第三方(主要是失去美国人信任的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和媒体向美国人传递的信息，完全得不到他们的重视。因此，他们也就不了解中国出兵的底线。而该底线其实就是三八线。当年针对中国是否介入朝鲜战争 美国情报评估失误的原因（上）
◆邓峰
在朝鲜战争前期，美国把中国出兵与否置于苏联全球战略的框架下进行评估，事实说明，这样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在评估苏联支配下中国出兵的可能性之余，中情局事先也对中国出兵的能力和意图进行了单独评估，但事实证明对中国的单独评估同样出现了重大失误。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第十二编<中国与朝鲜战争>主编邓峰在其为该编所写的导论中详细分析了原因。本版同时摘录“中国与朝鲜战争”编中部分重要档案文件以供参照。
《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是以中央情报局为主的美国情报机构收集的中国情报以及对这些情报进行分析和评估的报告。中央情报局是美国最主要、最核心的情报机构，因此这些情报档案原是美国的最高机密。直至2004年，这些情报档案才开始陆续解密。本书是中国国内第一部以美国对华情报为主题的译著。本套书的原始文件材料始于2005年中国学者有计划的搜集，其翻译、整理和研究的课题，被列入2007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全套书内容丰富，按文件主题划分十五编八卷装订，总计约六百万字。本书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当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兵锋直指鸭绿江中朝边境地区时，中国政府曾不断向美国政府发出严正警告，但后者均置若罔闻。最终，在国家安全遭到严重威胁时，中国不得不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假如美国对其收集的情报予以准确的评估，进而清楚地判断出中国出兵的底线以及中国发出警告的严肃性，那么，中美之间的军事冲突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事实上，以中情局为核心的美国各情报部门早在8月份就已经获悉有关中国政府向东北边境地区调动及部署军队的详细情况。例如，远东司令部情报部部长威洛比少将在1950年8月31日曾向麦克阿瑟和华盛顿汇报说：“我们的情报网报告，从华中到满洲的部队调动已进行了一段时间，这意味着是进入朝鲜战场前的部队调动。”他还说，这些部队共约24.6万人，编成37个师，9个军。与此同时，美国各情报机构在8月中旬以后也开始收到具体的报告，说是红色中国的领导人正考虑介入朝鲜，或者中国的军队已经进入北朝鲜。美国人收集到的这些情报，再加之中国政府一遍遍公开发布的警告信息，本应能够使他们对情报的评估得出比较符合事实的结论。然而，他们的判断却出现了重大失误，主要反映在美国决策层对政治情报想当然的判断、中情局和远东司令部对战略情报不切实际的评估，以及前线作战军队(第八集团军和第十军)对战术情报的错误认识。至于产生如此错误评估的原因，可以从政治情报、战略情报和战术情报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政治情报评估失误的原因
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美国决策层就开始考虑中国是否出兵援助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问题。为此，华盛顿当局命令其驻世界各地的外交、军事乃至商贸机构收集并提供有关中国政府意图的政治情报，然后对这些情报予以评估，以期预见中国的军事动向。
通过对相关政治情报的分析，美国决策层最终推断，苏联将不会干涉朝鲜的战事。鉴于中国和苏联结为盟友的事实，他们判断，中国也不会出兵朝鲜，卷入在朝鲜发生的战事。于是，在认定苏联将对朝鲜实行“不干涉政策”且中国是否出兵朝鲜完全取决于苏联全球战略的思想支配下，美国政府采取了越过三八线，占领整个朝鲜半岛的军事战略。
事实表明，美国决策层对有关中国出兵朝鲜的政治情报的判断出现了重大失误。那么，其深层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美国决策层对情报的评估，没有站在中国政府主要担心国家安全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没有充分意识到在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东亚国际紧张局势下，美国对朝鲜的军事干预将对中国领导人固有的安全担忧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指出的，美国人低估了他们向鸭绿江挺进时中国感受到威胁的程度。虽然美国决策层从意识形态争夺的角度认识到中国不会失去朝鲜就像美国不会丢掉朝鲜一样，在朝鲜的较量涉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东亚乃至全球的威望，但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刚诞生不久的新中国缺乏了解，对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也缺乏深入的研究，对情报的评估单从自身角度出发，想当然地以为中国出兵朝鲜的不利之处会远远大于有利之处；先入为主地设想中国介入朝鲜不仅对中苏关系造成负面影响，而且会使原本就十分棘手的中国国内问题变得更为严重，进而既破坏经济建设、危及政权稳定，反过来又对中国参与战争的能力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可是，事实却完全出乎美国高层的意料。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的结果，“一致认为”，中国军队“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中国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此外，中国被迫参战，中苏同盟关系不仅没有“变得紧张起来”，而且在战争中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中国的经济建设在战争期间不仅没有遭到破坏，而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都得以顺利完成，同时，中国的国内政治秩序十分稳定，新生的人民政权得到了巩固。这一切反过来又都有力地支持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国政府应对突发战争的能力使得美国在战场上并未赢得预期的胜利，反而不得不因情报评估的重大失误而在战争中付出巨大的代价。
其次，美国的情报评估没有考虑到中国出兵决策中存在的复杂的意识形态因素。尽管对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受到威胁的忧虑是中国领导人最终做出出兵决策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应当看到，这种决策的动机中还包括了中国领导人由台湾问题引发出的对抗美国的革命激情，以及他们认为，根据国际分工，中国应当为社会主义阵营承担国际主义责任和义务，毕竟，一旦朝鲜政权的存亡受到威胁而中国袖手旁观，那么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以及中共作为马列主义政党的形象，无疑将受到极大损伤。显然，中国出兵决策中存在着复杂的意识形态因素。然而，以中情局为首的美国各情报部门要么通过分析苏联的全球战略意图来判断中国的出兵意图，要么凭借中国国内存在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等现实问题来评测中国的出兵动机，完全抛弃了对意识形态因素的考虑，而以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论为评判中国出兵与否的理论基础，自然落入教条主义的窠臼之中。其对情报的评估就必然出现重大的失误。
第三，美国的情报评估缺乏对中国传递的信息的准确理解。当美国军队企图越过三八线时，中国政府不断地向美国人传递严厉的警告性信息，但是都被美国情报机构视为有目的的讹诈或恫吓。它们提交的情报评估随之便误解了中国公开警告所传达的真实信息。在双方没有进行直接交流和沟通且缺乏基本信任的情况下，中国通过第三方(主要是失去美国人信任的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和媒体向美国人传递的信息，完全得不到他们的重视。因此，他们也就不了解中国出兵的底线。而该底线其实就是三八线。
◆邓峰
在朝鲜战争前期，美国把中国出兵与否置于苏联全球战略的框架下进行评估，事实说明，这样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在评估苏联支配下中国出兵的可能性之余，中情局事先也对中国出兵的能力和意图进行了单独评估，但事实证明对中国的单独评估同样出现了重大失误。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第十二编<中国与朝鲜战争>主编邓峰在其为该编所写的导论中详细分析了原因。本版同时摘录“中国与朝鲜战争”编中部分重要档案文件以供参照。
《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是以中央情报局为主的美国情报机构收集的中国情报以及对这些情报进行分析和评估的报告。中央情报局是美国最主要、最核心的情报机构，因此这些情报档案原是美国的最高机密。直至2004年，这些情报档案才开始陆续解密。本书是中国国内第一部以美国对华情报为主题的译著。本套书的原始文件材料始于2005年中国学者有计划的搜集，其翻译、整理和研究的课题，被列入2007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全套书内容丰富，按文件主题划分十五编八卷装订，总计约六百万字。本书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当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兵锋直指鸭绿江中朝边境地区时，中国政府曾不断向美国政府发出严正警告，但后者均置若罔闻。最终，在国家安全遭到严重威胁时，中国不得不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假如美国对其收集的情报予以准确的评估，进而清楚地判断出中国出兵的底线以及中国发出警告的严肃性，那么，中美之间的军事冲突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事实上，以中情局为核心的美国各情报部门早在8月份就已经获悉有关中国政府向东北边境地区调动及部署军队的详细情况。例如，远东司令部情报部部长威洛比少将在1950年8月31日曾向麦克阿瑟和华盛顿汇报说：“我们的情报网报告，从华中到满洲的部队调动已进行了一段时间，这意味着是进入朝鲜战场前的部队调动。”他还说，这些部队共约24.6万人，编成37个师，9个军。与此同时，美国各情报机构在8月中旬以后也开始收到具体的报告，说是红色中国的领导人正考虑介入朝鲜，或者中国的军队已经进入北朝鲜。美国人收集到的这些情报，再加之中国政府一遍遍公开发布的警告信息，本应能够使他们对情报的评估得出比较符合事实的结论。然而，他们的判断却出现了重大失误，主要反映在美国决策层对政治情报想当然的判断、中情局和远东司令部对战略情报不切实际的评估，以及前线作战军队(第八集团军和第十军)对战术情报的错误认识。至于产生如此错误评估的原因，可以从政治情报、战略情报和战术情报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政治情报评估失误的原因
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美国决策层就开始考虑中国是否出兵援助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问题。为此，华盛顿当局命令其驻世界各地的外交、军事乃至商贸机构收集并提供有关中国政府意图的政治情报，然后对这些情报予以评估，以期预见中国的军事动向。
通过对相关政治情报的分析，美国决策层最终推断，苏联将不会干涉朝鲜的战事。鉴于中国和苏联结为盟友的事实，他们判断，中国也不会出兵朝鲜，卷入在朝鲜发生的战事。于是，在认定苏联将对朝鲜实行“不干涉政策”且中国是否出兵朝鲜完全取决于苏联全球战略的思想支配下，美国政府采取了越过三八线，占领整个朝鲜半岛的军事战略。
事实表明，美国决策层对有关中国出兵朝鲜的政治情报的判断出现了重大失误。那么，其深层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美国决策层对情报的评估，没有站在中国政府主要担心国家安全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没有充分意识到在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东亚国际紧张局势下，美国对朝鲜的军事干预将对中国领导人固有的安全担忧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指出的，美国人低估了他们向鸭绿江挺进时中国感受到威胁的程度。虽然美国决策层从意识形态争夺的角度认识到中国不会失去朝鲜就像美国不会丢掉朝鲜一样，在朝鲜的较量涉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东亚乃至全球的威望，但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刚诞生不久的新中国缺乏了解，对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也缺乏深入的研究，对情报的评估单从自身角度出发，想当然地以为中国出兵朝鲜的不利之处会远远大于有利之处；先入为主地设想中国介入朝鲜不仅对中苏关系造成负面影响，而且会使原本就十分棘手的中国国内问题变得更为严重，进而既破坏经济建设、危及政权稳定，反过来又对中国参与战争的能力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可是，事实却完全出乎美国高层的意料。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的结果，“一致认为”，中国军队“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中国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此外，中国被迫参战，中苏同盟关系不仅没有“变得紧张起来”，而且在战争中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中国的经济建设在战争期间不仅没有遭到破坏，而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都得以顺利完成，同时，中国的国内政治秩序十分稳定，新生的人民政权得到了巩固。这一切反过来又都有力地支持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国政府应对突发战争的能力使得美国在战场上并未赢得预期的胜利，反而不得不因情报评估的重大失误而在战争中付出巨大的代价。
其次，美国的情报评估没有考虑到中国出兵决策中存在的复杂的意识形态因素。尽管对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受到威胁的忧虑是中国领导人最终做出出兵决策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应当看到，这种决策的动机中还包括了中国领导人由台湾问题引发出的对抗美国的革命激情，以及他们认为，根据国际分工，中国应当为社会主义阵营承担国际主义责任和义务，毕竟，一旦朝鲜政权的存亡受到威胁而中国袖手旁观，那么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以及中共作为马列主义政党的形象，无疑将受到极大损伤。显然，中国出兵决策中存在着复杂的意识形态因素。然而，以中情局为首的美国各情报部门要么通过分析苏联的全球战略意图来判断中国的出兵意图，要么凭借中国国内存在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等现实问题来评测中国的出兵动机，完全抛弃了对意识形态因素的考虑，而以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论为评判中国出兵与否的理论基础，自然落入教条主义的窠臼之中。其对情报的评估就必然出现重大的失误。
第三，美国的情报评估缺乏对中国传递的信息的准确理解。当美国军队企图越过三八线时，中国政府不断地向美国人传递严厉的警告性信息，但是都被美国情报机构视为有目的的讹诈或恫吓。它们提交的情报评估随之便误解了中国公开警告所传达的真实信息。在双方没有进行直接交流和沟通且缺乏基本信任的情况下，中国通过第三方(主要是失去美国人信任的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和媒体向美国人传递的信息，完全得不到他们的重视。因此，他们也就不了解中国出兵的底线。而该底线其实就是三八线。当年针对中国是否介入朝鲜战争 美国情报评估失误的原因（上）
◆邓峰
在朝鲜战争前期，美国把中国出兵与否置于苏联全球战略的框架下进行评估，事实说明，这样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在评估苏联支配下中国出兵的可能性之余，中情局事先也对中国出兵的能力和意图进行了单独评估，但事实证明对中国的单独评估同样出现了重大失误。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第十二编<中国与朝鲜战争>主编邓峰在其为该编所写的导论中详细分析了原因。本版同时摘录“中国与朝鲜战争”编中部分重要档案文件以供参照。
《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是以中央情报局为主的美国情报机构收集的中国情报以及对这些情报进行分析和评估的报告。中央情报局是美国最主要、最核心的情报机构，因此这些情报档案原是美国的最高机密。直至2004年，这些情报档案才开始陆续解密。本书是中国国内第一部以美国对华情报为主题的译著。本套书的原始文件材料始于2005年中国学者有计划的搜集，其翻译、整理和研究的课题，被列入2007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全套书内容丰富，按文件主题划分十五编八卷装订，总计约六百万字。本书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当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兵锋直指鸭绿江中朝边境地区时，中国政府曾不断向美国政府发出严正警告，但后者均置若罔闻。最终，在国家安全遭到严重威胁时，中国不得不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假如美国对其收集的情报予以准确的评估，进而清楚地判断出中国出兵的底线以及中国发出警告的严肃性，那么，中美之间的军事冲突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事实上，以中情局为核心的美国各情报部门早在8月份就已经获悉有关中国政府向东北边境地区调动及部署军队的详细情况。例如，远东司令部情报部部长威洛比少将在1950年8月31日曾向麦克阿瑟和华盛顿汇报说：“我们的情报网报告，从华中到满洲的部队调动已进行了一段时间，这意味着是进入朝鲜战场前的部队调动。”他还说，这些部队共约24.6万人，编成37个师，9个军。与此同时，美国各情报机构在8月中旬以后也开始收到具体的报告，说是红色中国的领导人正考虑介入朝鲜，或者中国的军队已经进入北朝鲜。美国人收集到的这些情报，再加之中国政府一遍遍公开发布的警告信息，本应能够使他们对情报的评估得出比较符合事实的结论。然而，他们的判断却出现了重大失误，主要反映在美国决策层对政治情报想当然的判断、中情局和远东司令部对战略情报不切实际的评估，以及前线作战军队(第八集团军和第十军)对战术情报的错误认识。至于产生如此错误评估的原因，可以从政治情报、战略情报和战术情报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政治情报评估失误的原因
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美国决策层就开始考虑中国是否出兵援助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问题。为此，华盛顿当局命令其驻世界各地的外交、军事乃至商贸机构收集并提供有关中国政府意图的政治情报，然后对这些情报予以评估，以期预见中国的军事动向。
通过对相关政治情报的分析，美国决策层最终推断，苏联将不会干涉朝鲜的战事。鉴于中国和苏联结为盟友的事实，他们判断，中国也不会出兵朝鲜，卷入在朝鲜发生的战事。于是，在认定苏联将对朝鲜实行“不干涉政策”且中国是否出兵朝鲜完全取决于苏联全球战略的思想支配下，美国政府采取了越过三八线，占领整个朝鲜半岛的军事战略。
事实表明，美国决策层对有关中国出兵朝鲜的政治情报的判断出现了重大失误。那么，其深层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美国决策层对情报的评估，没有站在中国政府主要担心国家安全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没有充分意识到在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东亚国际紧张局势下，美国对朝鲜的军事干预将对中国领导人固有的安全担忧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指出的，美国人低估了他们向鸭绿江挺进时中国感受到威胁的程度。虽然美国决策层从意识形态争夺的角度认识到中国不会失去朝鲜就像美国不会丢掉朝鲜一样，在朝鲜的较量涉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东亚乃至全球的威望，但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刚诞生不久的新中国缺乏了解，对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也缺乏深入的研究，对情报的评估单从自身角度出发，想当然地以为中国出兵朝鲜的不利之处会远远大于有利之处；先入为主地设想中国介入朝鲜不仅对中苏关系造成负面影响，而且会使原本就十分棘手的中国国内问题变得更为严重，进而既破坏经济建设、危及政权稳定，反过来又对中国参与战争的能力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可是，事实却完全出乎美国高层的意料。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的结果，“一致认为”，中国军队“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中国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此外，中国被迫参战，中苏同盟关系不仅没有“变得紧张起来”，而且在战争中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中国的经济建设在战争期间不仅没有遭到破坏，而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都得以顺利完成，同时，中国的国内政治秩序十分稳定，新生的人民政权得到了巩固。这一切反过来又都有力地支持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国政府应对突发战争的能力使得美国在战场上并未赢得预期的胜利，反而不得不因情报评估的重大失误而在战争中付出巨大的代价。
其次，美国的情报评估没有考虑到中国出兵决策中存在的复杂的意识形态因素。尽管对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受到威胁的忧虑是中国领导人最终做出出兵决策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应当看到，这种决策的动机中还包括了中国领导人由台湾问题引发出的对抗美国的革命激情，以及他们认为，根据国际分工，中国应当为社会主义阵营承担国际主义责任和义务，毕竟，一旦朝鲜政权的存亡受到威胁而中国袖手旁观，那么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以及中共作为马列主义政党的形象，无疑将受到极大损伤。显然，中国出兵决策中存在着复杂的意识形态因素。然而，以中情局为首的美国各情报部门要么通过分析苏联的全球战略意图来判断中国的出兵意图，要么凭借中国国内存在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等现实问题来评测中国的出兵动机，完全抛弃了对意识形态因素的考虑，而以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论为评判中国出兵与否的理论基础，自然落入教条主义的窠臼之中。其对情报的评估就必然出现重大的失误。
第三，美国的情报评估缺乏对中国传递的信息的准确理解。当美国军队企图越过三八线时，中国政府不断地向美国人传递严厉的警告性信息，但是都被美国情报机构视为有目的的讹诈或恫吓。它们提交的情报评估随之便误解了中国公开警告所传达的真实信息。在双方没有进行直接交流和沟通且缺乏基本信任的情况下，中国通过第三方(主要是失去美国人信任的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和媒体向美国人传递的信息，完全得不到他们的重视。因此，他们也就不了解中国出兵的底线。而该底线其实就是三八线。
当年针对中国是否介入朝鲜战争
美国情报评估失误的原因（中）
作者：邓峰
中情局关于中国是否介入朝鲜的评估报告
每日概要摘录：中共可能会介入朝鲜（1950年10月3日）
中共可能会介入朝鲜——美国驻伦敦大使馆发回一份来自英国外交部的报告，指出中共外交部长周恩来在10月3日召见印度驻北平大使潘尼迦，通知他，如果联合国武装部队越过三八线，中国将出兵越过边境，保卫北朝鲜。据报道，周恩来还补充说，如果仅仅是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则中国将不会采取这种行动。
（中央情报局的评论：长期以来，中共一直有能力在军事上大规模地介入朝鲜，从而事实上影响朝鲜事态的发展。目前他们在越过三八线这个问题上，正支持苏联努力恐吓并离间美国和其联合国盟友间的关系。不过，中央情报局估计，假如中共预测到他们和联合国之间将爆发一场战争——目前似乎很有可能出现这种状况，那么，他们就会认为公开介入朝鲜将不符合他们的利益。
我们对这份报告所提供信息的“可信性和准确性”表示怀疑。另外，中共完全可能利用它来传递这些信息，以使其努力影响美国和英国的政策。)
每日概要摘录：中共介入朝鲜
(1950年10月20日)
中共介入朝鲜——美国驻香港的军事联络官发回一份报告，指出北平政权已决定在北朝鲜采取军事行动。根据掌握的情报，中共40万人的军队已被调动至紧靠朝鲜的边境地区。他们得到命令，将于10月18日夜晚或“两天后”越过边界。
（中央情报局的评论：一段时间以来，中共已具有军事上对朝鲜战争进行直接干涉的能力。不过，中央情报局相信，采取这种行动的最佳时机已经过去了。在这个时候，苏联和中国都不愿冒越来越大的风险，因中共直接介入朝鲜将促使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
战略情报评估失误的原因
应当看到，关于中国是否出兵朝鲜，美国决策层之所以对相关的政治情报做出错误的评估，一个表面而直接的因素在于其战略情报评估失误产生的负面影响。美国的战略情报既包括来自中情局的世界性战略情报，也包括来自远东司令部的战区战略情报。这两个部门对各自战略情报的评估是华盛顿决策层对政治情报予以评估的最主要依据。
中情局对世界性战略情报的评估首先倾向于强调中国政府面临十分棘手的国内问题。在其看来，刚成立不久的中国，许多地区都存在着不安定的状况，且经济亟待发展，因而国内基础很不牢固，正需全力以赴解决国内问题。如果和强大的美国作战，那么中国所有的国内发展计划必将化为泡影，并且物资上将遭受巨大的损失。其国内的反共势力也一定会乘势而起。
此外，中情局还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过去的战斗经历表明他们不适合在朝鲜的国土上作战。在中情局的眼里，解放军的作战方式无非就是“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不仅从来就没有遭遇过“具有高昂士气、手握现代武器，还有使用那些武器的强烈意愿和技术的训练有素的军队”，而且“实际上毫无能力”去强化或支持北朝鲜的海军，特别是，中国的空军更不值得一提。这些因素无疑限制了它向朝鲜大规模派遣军队的能力。鉴于此，中情局的结论是，中国不可能出兵朝鲜，卷入朝鲜战事。
事实上，中情局所做的战略情报评估影响了美国决策层对中国军事意图的判断。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1951年上半年举行的国会听证会上重复了中情局的评估结论。他坚持认为，中国人将不会参战，因为他们将不得不投入大批训练有素的军队，参战只能使中国政府遭到削弱。也许最重要的是，在中情局的影响下，艾奇逊断定，从各方面来讲，参战不能给中国带来什么实际利益。
中情局的错误结论直接源于它对中国参战能力的详细评估过于僵化，没有考虑到更复杂的现实情况，而且还未对中国的意图做出细致评估。毋庸讳言，新中国面临很多国内问题，尤其需要全面建设整个国家，参战能力确实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于是，这种情况在中情局的眼里便成了判断中国是否出兵的战略情报的最主要依据。其逻辑推理是，虽然具备进攻的能力并不一定意味着敌人将要进攻，但是假若敌人不具备采取攻势的能力，那么无论敌方指挥官多么希望进攻，他实施攻势的现实性必将是很小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其实，这种教条化的逻辑推理和灵活多变的实际状况有着较大出入。一方面，能力并不代表一切，如非物质化的精神及意志因素对能力不足的弥补等，另一方面，随着情况的变化，有时能力亦会在短期内骤然提高，如外部援助对能力增长的作用力等。
与此同时，中情局没有细致地分析中国的政治及军事意图。它仅限于通过对中国参战能力的判断，就轻率地得出不会出兵的结论。而对世界性战略情报的评估不仅需要关注所评估对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尤其需要对对方的未来计划、行动方针，乃至战术取向进行全方位、综合的预测。中情局的这种做法自然不可避免地导致失败的结局。
关于中国是否出兵朝鲜，除了世界性战略情报评估对政治情报分析造成的影响外，战区战略情报评估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在1950年10月初中国政府发出一系列警告之后，由于中情局并未提供有关中国意图的详细评估报告，因而白宫不清楚中国对于美军越过三八线的真实意图。杜鲁门总统决定根据麦克阿瑟对战区战略情报的评估来做最后的判断。
在10月15日著名的威克岛会谈之后，凭借麦克阿瑟的保证，华盛顿决策层最终决定让麦克阿瑟放手向北进攻，一直将战火烧到中朝边境地区。显然，远东司令部对战区战略情报的评估对美国决策层的战争决断产生了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至于远东司令部为什么会对战区战略情报做出错误的评估，则显然和麦克阿瑟本人有直接的关系。作为朝鲜战场上联合国军最高指挥官的麦克阿瑟，其傲慢自负的个性必然导致在军事上出现糟糕的判断力。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击败日本人的辉煌战绩，麦克阿瑟非常瞧不起亚洲军队，当然也包括中国军队。他曾在1950年10月初告诉英国驻东京政治代表，联合国军和中国人相比较，有着“相当大的海陆空作战潜力”，如果中国人介入战争，他将“立即进行强有力的攻击”。在这位将军看来，中国领导人一定是注意到了这一点，因此完全可以把中国的警告声明视为“只是一种讹诈”而不予理会。
根据麦克阿瑟的比较教条的军事逻辑，他根本就不相信中国军队会在没有空军掩护的情况下参加战争。在他看来，只要中国出兵，他的空军就可以摧毁他们。这种超级自负的心态使得这位将军不仅忽视中国方面的严正警告，而且做出错误的情报判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麦克阿瑟傲慢自大的个性，和他对中国军队的看法，深刻地影响着其周围的情报官员对中国出兵朝鲜的评估。其中，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一直是麦克阿瑟的情报参谋官，同时又是其亲密顾问的威洛比少将最喜欢迎合总司令的意见，同时忽视比较重要的情报。美国第十军作战部部长杰克·奇莱斯曾对威洛比进行过近距离观察。他回忆说：“麦克阿瑟不希望中国人在朝鲜参战。对于麦克阿瑟不希望的任何事情。威洛比都为之炮制情报。……在这种情况下，威洛比篡改情报报告。……他本应该入狱。”尽管奇莱斯对威洛比的指责过于严厉，但却反映了后者刻意逢迎麦克阿瑟的事实。无论如何，威洛比的做法必然影响其对中国出兵情报的准确评估，进而对原本就存在误区的麦克阿瑟的军事判断力造成很大的干扰。最终，傲慢自负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在朝鲜战场上不得不铩羽而归。
美国情报评估失误的原因（中）
作者：邓峰
中情局关于中国是否介入朝鲜的评估报告
每日概要摘录：中共可能会介入朝鲜（1950年10月3日）
中共可能会介入朝鲜——美国驻伦敦大使馆发回一份来自英国外交部的报告，指出中共外交部长周恩来在10月3日召见印度驻北平大使潘尼迦，通知他，如果联合国武装部队越过三八线，中国将出兵越过边境，保卫北朝鲜。据报道，周恩来还补充说，如果仅仅是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则中国将不会采取这种行动。
（中央情报局的评论：长期以来，中共一直有能力在军事上大规模地介入朝鲜，从而事实上影响朝鲜事态的发展。目前他们在越过三八线这个问题上，正支持苏联努力恐吓并离间美国和其联合国盟友间的关系。不过，中央情报局估计，假如中共预测到他们和联合国之间将爆发一场战争——目前似乎很有可能出现这种状况，那么，他们就会认为公开介入朝鲜将不符合他们的利益。
我们对这份报告所提供信息的“可信性和准确性”表示怀疑。另外，中共完全可能利用它来传递这些信息，以使其努力影响美国和英国的政策。)
每日概要摘录：中共介入朝鲜
(1950年10月20日)
中共介入朝鲜——美国驻香港的军事联络官发回一份报告，指出北平政权已决定在北朝鲜采取军事行动。根据掌握的情报，中共40万人的军队已被调动至紧靠朝鲜的边境地区。他们得到命令，将于10月18日夜晚或“两天后”越过边界。
（中央情报局的评论：一段时间以来，中共已具有军事上对朝鲜战争进行直接干涉的能力。不过，中央情报局相信，采取这种行动的最佳时机已经过去了。在这个时候，苏联和中国都不愿冒越来越大的风险，因中共直接介入朝鲜将促使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
战略情报评估失误的原因
应当看到，关于中国是否出兵朝鲜，美国决策层之所以对相关的政治情报做出错误的评估，一个表面而直接的因素在于其战略情报评估失误产生的负面影响。美国的战略情报既包括来自中情局的世界性战略情报，也包括来自远东司令部的战区战略情报。这两个部门对各自战略情报的评估是华盛顿决策层对政治情报予以评估的最主要依据。
中情局对世界性战略情报的评估首先倾向于强调中国政府面临十分棘手的国内问题。在其看来，刚成立不久的中国，许多地区都存在着不安定的状况，且经济亟待发展，因而国内基础很不牢固，正需全力以赴解决国内问题。如果和强大的美国作战，那么中国所有的国内发展计划必将化为泡影，并且物资上将遭受巨大的损失。其国内的反共势力也一定会乘势而起。
此外，中情局还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过去的战斗经历表明他们不适合在朝鲜的国土上作战。在中情局的眼里，解放军的作战方式无非就是“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不仅从来就没有遭遇过“具有高昂士气、手握现代武器，还有使用那些武器的强烈意愿和技术的训练有素的军队”，而且“实际上毫无能力”去强化或支持北朝鲜的海军，特别是，中国的空军更不值得一提。这些因素无疑限制了它向朝鲜大规模派遣军队的能力。鉴于此，中情局的结论是，中国不可能出兵朝鲜，卷入朝鲜战事。
事实上，中情局所做的战略情报评估影响了美国决策层对中国军事意图的判断。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1951年上半年举行的国会听证会上重复了中情局的评估结论。他坚持认为，中国人将不会参战，因为他们将不得不投入大批训练有素的军队，参战只能使中国政府遭到削弱。也许最重要的是，在中情局的影响下，艾奇逊断定，从各方面来讲，参战不能给中国带来什么实际利益。
中情局的错误结论直接源于它对中国参战能力的详细评估过于僵化，没有考虑到更复杂的现实情况，而且还未对中国的意图做出细致评估。毋庸讳言，新中国面临很多国内问题，尤其需要全面建设整个国家，参战能力确实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于是，这种情况在中情局的眼里便成了判断中国是否出兵的战略情报的最主要依据。其逻辑推理是，虽然具备进攻的能力并不一定意味着敌人将要进攻，但是假若敌人不具备采取攻势的能力，那么无论敌方指挥官多么希望进攻，他实施攻势的现实性必将是很小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其实，这种教条化的逻辑推理和灵活多变的实际状况有着较大出入。一方面，能力并不代表一切，如非物质化的精神及意志因素对能力不足的弥补等，另一方面，随着情况的变化，有时能力亦会在短期内骤然提高，如外部援助对能力增长的作用力等。
与此同时，中情局没有细致地分析中国的政治及军事意图。它仅限于通过对中国参战能力的判断，就轻率地得出不会出兵的结论。而对世界性战略情报的评估不仅需要关注所评估对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尤其需要对对方的未来计划、行动方针，乃至战术取向进行全方位、综合的预测。中情局的这种做法自然不可避免地导致失败的结局。
关于中国是否出兵朝鲜，除了世界性战略情报评估对政治情报分析造成的影响外，战区战略情报评估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在1950年10月初中国政府发出一系列警告之后，由于中情局并未提供有关中国意图的详细评估报告，因而白宫不清楚中国对于美军越过三八线的真实意图。杜鲁门总统决定根据麦克阿瑟对战区战略情报的评估来做最后的判断。
在10月15日著名的威克岛会谈之后，凭借麦克阿瑟的保证，华盛顿决策层最终决定让麦克阿瑟放手向北进攻，一直将战火烧到中朝边境地区。显然，远东司令部对战区战略情报的评估对美国决策层的战争决断产生了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至于远东司令部为什么会对战区战略情报做出错误的评估，则显然和麦克阿瑟本人有直接的关系。作为朝鲜战场上联合国军最高指挥官的麦克阿瑟，其傲慢自负的个性必然导致在军事上出现糟糕的判断力。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击败日本人的辉煌战绩，麦克阿瑟非常瞧不起亚洲军队，当然也包括中国军队。他曾在1950年10月初告诉英国驻东京政治代表，联合国军和中国人相比较，有着“相当大的海陆空作战潜力”，如果中国人介入战争，他将“立即进行强有力的攻击”。在这位将军看来，中国领导人一定是注意到了这一点，因此完全可以把中国的警告声明视为“只是一种讹诈”而不予理会。
根据麦克阿瑟的比较教条的军事逻辑，他根本就不相信中国军队会在没有空军掩护的情况下参加战争。在他看来，只要中国出兵，他的空军就可以摧毁他们。这种超级自负的心态使得这位将军不仅忽视中国方面的严正警告，而且做出错误的情报判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麦克阿瑟傲慢自大的个性，和他对中国军队的看法，深刻地影响着其周围的情报官员对中国出兵朝鲜的评估。其中，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一直是麦克阿瑟的情报参谋官，同时又是其亲密顾问的威洛比少将最喜欢迎合总司令的意见，同时忽视比较重要的情报。美国第十军作战部部长杰克·奇莱斯曾对威洛比进行过近距离观察。他回忆说：“麦克阿瑟不希望中国人在朝鲜参战。对于麦克阿瑟不希望的任何事情。威洛比都为之炮制情报。……在这种情况下，威洛比篡改情报报告。……他本应该入狱。”尽管奇莱斯对威洛比的指责过于严厉，但却反映了后者刻意逢迎麦克阿瑟的事实。无论如何，威洛比的做法必然影响其对中国出兵情报的准确评估，进而对原本就存在误区的麦克阿瑟的军事判断力造成很大的干扰。最终，傲慢自负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在朝鲜战场上不得不铩羽而归。
美国情报评估失误的原因(下)
邓峰
战术情报评估失误的原因
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战略情报评估的结论对前线战术情报的分析具有指导性的作用和决定性的影响。不过，反过来，来自第一线作战战场的战术情报评估对战略情报的分析亦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在朝鲜作战的美国第八集团军和第十军为战略情报分析提供战术情报评估。
当中国人民志愿军成功地发动了一次战役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将军居然同意其情报部部长詹姆斯·塔肯对战术情报的评估结论：目前在朝鲜的中国人的兵力可能仅仅为一些志愿兵组成的几个师；在朝鲜不存在有组织的中共军队；中共军队首次干涉的主要动机是中国人想要保护鸭绿江南岸的发电厂；中国将不会参战。
当然，第十军也得出了和第八集团军相类似的情报评估结论。在志愿军即将发动二次战役的前三天，第十军情报部认为，中国人“显然准备在其目前驻守的阵地上进行防御性的抵抗”，并且“自最初对北朝鲜的增援以来，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中共军队已经大规模地越过边界”。同时，该军司令阿尔蒙德将军对战术情报的看法是：在前面有不超过一个或两个师的中共军队；在最近的将来，中国人的努力将完全是防御性质的；中国将不会大规模地介入战争。然而，事实是，以逸待劳的志愿军很快就给冒进北上的美军以异常沉重的打击。
显然，第八集团军和第十军对战术情报的评估出现了重大失误。那么，为什么他们会对中国出兵的战术情报做出错误的评估呢?
除了理所当然地受远东司令部情报分析结论的影响外，对中国的军事战术缺乏了解是一个重要因素。当美军不听中国发出的严正警告，不断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导致中国被迫出兵朝鲜时，参加作战的志愿军各项战术运用得非常得当，使用的战术完全出乎美军情报部门的意料，致使美国各军事部门的情报机构陷入十分困惑的状态，错误地评估了有关志愿军兵力情况及军事动向的情报。具体而言，美军情报人员对志愿军运用的以下三项战术没有任何心理上的准备，因而不可避免地为自己的军队提供了错误的情报评估结论，从而使美军在战争初期遭受重创。
其一，秘密渡江，进入朝鲜。1950年l0月18日，彭德怀总司令在北京以毛泽东的名义发电报给志愿军第十三兵团司令邓华说：“四个军及三个炮师决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19日)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江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4时即停止，5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此外，毛泽东还专门要求，有关志愿军参战一事，目前只做不说，不将此事在报纸上做任何公开宣传，仅使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知道此事。因此，志愿军各部队在入朝时，都采取夜行昼宿、白天严格隐蔽的方式。正由于中国方面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以至于美国空军侦察机天天到鸭绿江沿线拍照，并对照片予以情报分析，都未得出任何结果。志愿军几十万人行军一周，完全未被敌人发现。这无疑为志愿军打好出国第一仗、出其不意地给敌军以迎头痛击，创造了良好的作战条件。
其二，诱敌深入，以逸待劳。在成功结束了第一次战役后，中国领导人抓住敌人对中国军队实力的错误估计和他们迷信空军威力恃强骄横的情绪，决定在战役一结束就让部队佯装后撤，以扩大敌人的错觉。同时，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志愿军采取了“诱敌深入，以逸待劳，利于歼击”的方针，准备“诱敌深入山地然后围歼之”。可是，美军情报部门却认为中国军队是畏战后逃，而且只是出于防御目的派出象征性的非正规军。甚至远东司令部情报部长威洛比十分自信地认为：“他们(指志愿军)已离开了朝鲜。我早就看穿了他们的手法，我预料他们会这样做的。我早就说过，北京无非是虚张声势。”这种错误的判断使得一味冒进的美军最终落入志愿军预设的埋伏圈。
其三，兵不厌诈，突然袭击。11月1日，在志愿军第三十九军包围和歼灭了美军第八骑兵团大部和南朝鲜第十五团后，很快就释放了27名美国战俘，73名南朝鲜战俘，对他们说因食品不足，志愿军将撤回国去。这样做是为了迎合麦克阿瑟的心理状态，诱使他犯更大的错误。此外，志愿军各部在后撤时，沿途还有意遗弃部分破旧武器和物资，故意让美军情报部门对志愿军的战术意图产生较大的错觉。果然，第八集团军和第十军情报参谋官大都认为，中国出兵的最佳时机已经过去了，现在其出动的一些军队的最大可能是象征性的，目的是拆走鸭绿江水电站的设备，兵力也不过是6万～7万人。在错误的情报评估的影响下，麦克阿瑟中计，指挥美军大举北进。而志愿军却在丝毫不被敌军察觉的情况下，利用夜间行军穿越种种艰险的地形，利用突然的奇袭来击败他们。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官方史料记载道：“身穿打着补丁的棉制军装的中国士兵在这件事情上胜过地球上任何国家的士兵；他们能够在夜色的掩护下极其秘密地渗透到敌人的阵地中去，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中国军队令人敬畏，不是因为他们人数众多，而是因为他们善于运用欺骗战术和达成攻击的突然性。”显然，错误的情报评估让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磨砺、军事经验丰富的美军居然没有判断出志愿军使用的是“兵不厌诈，突然袭击”的战术，结果遭到几近毁灭性的打击。
美国的政治情报、战略情报和战术情报，三位一体，彼此作用，互相影响。其中，战术情报评估的失误不仅对战略情报分析产生消极影响，而且也对政治情报判断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华盛顿决策层根据错误的情报评估，做出错误的战争决策，在一次战役遭到志愿军打击后继续沿着错误的分析路线前行。由二次战役开始，中美之间在朝鲜战场上开始了一场“全新的战争”。
摘自《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 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4月出版
邓峰
战术情报评估失误的原因
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战略情报评估的结论对前线战术情报的分析具有指导性的作用和决定性的影响。不过，反过来，来自第一线作战战场的战术情报评估对战略情报的分析亦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在朝鲜作战的美国第八集团军和第十军为战略情报分析提供战术情报评估。
当中国人民志愿军成功地发动了一次战役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将军居然同意其情报部部长詹姆斯·塔肯对战术情报的评估结论：目前在朝鲜的中国人的兵力可能仅仅为一些志愿兵组成的几个师；在朝鲜不存在有组织的中共军队；中共军队首次干涉的主要动机是中国人想要保护鸭绿江南岸的发电厂；中国将不会参战。
当然，第十军也得出了和第八集团军相类似的情报评估结论。在志愿军即将发动二次战役的前三天，第十军情报部认为，中国人“显然准备在其目前驻守的阵地上进行防御性的抵抗”，并且“自最初对北朝鲜的增援以来，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中共军队已经大规模地越过边界”。同时，该军司令阿尔蒙德将军对战术情报的看法是：在前面有不超过一个或两个师的中共军队；在最近的将来，中国人的努力将完全是防御性质的；中国将不会大规模地介入战争。然而，事实是，以逸待劳的志愿军很快就给冒进北上的美军以异常沉重的打击。
显然，第八集团军和第十军对战术情报的评估出现了重大失误。那么，为什么他们会对中国出兵的战术情报做出错误的评估呢?
除了理所当然地受远东司令部情报分析结论的影响外，对中国的军事战术缺乏了解是一个重要因素。当美军不听中国发出的严正警告，不断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导致中国被迫出兵朝鲜时，参加作战的志愿军各项战术运用得非常得当，使用的战术完全出乎美军情报部门的意料，致使美国各军事部门的情报机构陷入十分困惑的状态，错误地评估了有关志愿军兵力情况及军事动向的情报。具体而言，美军情报人员对志愿军运用的以下三项战术没有任何心理上的准备，因而不可避免地为自己的军队提供了错误的情报评估结论，从而使美军在战争初期遭受重创。
其一，秘密渡江，进入朝鲜。1950年l0月18日，彭德怀总司令在北京以毛泽东的名义发电报给志愿军第十三兵团司令邓华说：“四个军及三个炮师决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19日)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江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4时即停止，5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此外，毛泽东还专门要求，有关志愿军参战一事，目前只做不说，不将此事在报纸上做任何公开宣传，仅使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知道此事。因此，志愿军各部队在入朝时，都采取夜行昼宿、白天严格隐蔽的方式。正由于中国方面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以至于美国空军侦察机天天到鸭绿江沿线拍照，并对照片予以情报分析，都未得出任何结果。志愿军几十万人行军一周，完全未被敌人发现。这无疑为志愿军打好出国第一仗、出其不意地给敌军以迎头痛击，创造了良好的作战条件。
其二，诱敌深入，以逸待劳。在成功结束了第一次战役后，中国领导人抓住敌人对中国军队实力的错误估计和他们迷信空军威力恃强骄横的情绪，决定在战役一结束就让部队佯装后撤，以扩大敌人的错觉。同时，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志愿军采取了“诱敌深入，以逸待劳，利于歼击”的方针，准备“诱敌深入山地然后围歼之”。可是，美军情报部门却认为中国军队是畏战后逃，而且只是出于防御目的派出象征性的非正规军。甚至远东司令部情报部长威洛比十分自信地认为：“他们(指志愿军)已离开了朝鲜。我早就看穿了他们的手法，我预料他们会这样做的。我早就说过，北京无非是虚张声势。”这种错误的判断使得一味冒进的美军最终落入志愿军预设的埋伏圈。
其三，兵不厌诈，突然袭击。11月1日，在志愿军第三十九军包围和歼灭了美军第八骑兵团大部和南朝鲜第十五团后，很快就释放了27名美国战俘，73名南朝鲜战俘，对他们说因食品不足，志愿军将撤回国去。这样做是为了迎合麦克阿瑟的心理状态，诱使他犯更大的错误。此外，志愿军各部在后撤时，沿途还有意遗弃部分破旧武器和物资，故意让美军情报部门对志愿军的战术意图产生较大的错觉。果然，第八集团军和第十军情报参谋官大都认为，中国出兵的最佳时机已经过去了，现在其出动的一些军队的最大可能是象征性的，目的是拆走鸭绿江水电站的设备，兵力也不过是6万～7万人。在错误的情报评估的影响下，麦克阿瑟中计，指挥美军大举北进。而志愿军却在丝毫不被敌军察觉的情况下，利用夜间行军穿越种种艰险的地形，利用突然的奇袭来击败他们。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官方史料记载道：“身穿打着补丁的棉制军装的中国士兵在这件事情上胜过地球上任何国家的士兵；他们能够在夜色的掩护下极其秘密地渗透到敌人的阵地中去，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中国军队令人敬畏，不是因为他们人数众多，而是因为他们善于运用欺骗战术和达成攻击的突然性。”显然，错误的情报评估让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磨砺、军事经验丰富的美军居然没有判断出志愿军使用的是“兵不厌诈，突然袭击”的战术，结果遭到几近毁灭性的打击。
美国的政治情报、战略情报和战术情报，三位一体，彼此作用，互相影响。其中，战术情报评估的失误不仅对战略情报分析产生消极影响，而且也对政治情报判断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华盛顿决策层根据错误的情报评估，做出错误的战争决策，在一次战役遭到志愿军打击后继续沿着错误的分析路线前行。由二次战役开始，中美之间在朝鲜战场上开始了一场“全新的战争”。
摘自《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 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4月出版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zg/2007-08/20/content_6033499.htm
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国出兵朝鲜的情报评估
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国出兵朝鲜的情报评估
http://history.163.com/07/0713/11/3J9D489B00011MTH.html
美国对中国出兵朝鲜的误判
美国五星上将布莱德雷在回忆录中披露了美国误判中国反应，发动朝鲜战争。
美国对中国出兵朝鲜的误判
美国五星上将布莱德雷在回忆录中披露了美国误判中国反应，发动朝鲜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