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遗产（一）

大规模的械斗持续了13年，肈庆府、广州府、高州府、罗定州，广东南部的大部分疆域都卷入其中，械斗漫长、残忍、激烈，死伤人数很可能超过百万。

冲突的双方是客家人和本地人。前者是中国战乱和悲剧的缩影。两晋的五胡乱华、唐末的起义与割据、宋代的金人南侵、明末叛乱与满族人的到来，都使得最初的中原人口不断南迁。作爲中原人的一支，客家人在这不断迁徙中形成了独特的语言、风俗和性格。


但「客家人」的称谓也暗示了他们内在的悲剧性──他们没有自己的家，到哪里都是「客」，正因如此他们更牢牢的抓住自己的语言、风俗和性格，这是他们内心最后的安全所在。并不是所有人都欢迎他们的到来，尤其是在一个物质条件日渐匮乏、不安全感不断增加的时刻。


19世纪中叶的广东，正像是种种压力的缩影。在整个18世纪，大清国的人口增加了一倍，到了19世纪中叶则超过了4亿，一切都变得那麽紧张──从耕地、住房，到获取科举功名。比起其他省份，广东还是一场空前的农民起义的最初发源地，落魄的广东秀才洪秀全和之前历代的起义者不同，他第一次爲聚合在一起叛乱者提供了一套意识形态系统，尽管它粗漏、前后矛盾，而且很大一部分来自外来世界。从海洋而来的入侵者，则是来自外部的压力。多少年来，中国习惯于来自西北方草原的挑战，所以不断的堆砌和加固长城，但这一次却来自东南沿海。新的入侵者是工业革命和帝国扩张的産物，他们不是像游牧者那样在烧杀洗劫而去，而是要求创建领事馆、教堂和交易中心、车间。


夹杂在这两股巨大的力量中，1854年─1867年的广东土、客大械斗经常被忽略。但是它的确是中华民族充满阵痛、彼此融合的一个片段。争夺生存资源、文化、种族的隔阂，都爲客家人和本地人间的相互接纳设立了层层障碍。今天看来，客家人和广东本地人同属汉人，但在彼时，他们却都坚定不移的相信对方是异族。后者称前者爲「客贼」，相信他是一个野蛮而落后的民族，一些时候甚至在在「客」字加上一个反犬旁，以示污蔑；广东人陶醉在自我优越感，他们也经常忘记了别的省份也经常以「野蛮人」来称呼他们，并对他们从老鼠到蛇都吃的生活习惯，有着极大不理解。本地人种族优越感更激发起客家人顽强与好斗的心理。（参见刘平着《被遗忘的战争》，商务印书馆）


东南地区的宗族械斗一直有着悠久的传统。绝大部分时刻，它起缘于再小不过的偶然事件，两家争一块田地，端午节的龙舟比赛。微小的冲突，很快让长期积压的矛盾释放出来，它由个体间的争吵演变成村落之间、族群之间的争斗。一个失败的政治系统则加剧了争斗的范围，官府既不提供令人信服的法律上的仲裁，也不提供保护，暴力成爲最后仲裁者。斗争的双方求助于血缘──个人安全的最后保护伞。如今，令游人叹爲观止的客家人的土楼，正是这种传统的産物，人们居住在一起，共同抗敌。整个村落，既是生産组织，也是军事组织。


政治的失败，加剧了19世纪中叶这场绵延不绝的械斗的残酷性。欧洲人的到来、太平天国在整个南方中国的空前影响，还有本地的洪军起义，让整个地方官僚系统手脚慌乱。它本就积弊已久，如今更无心也无力去应对地方上的械斗。很多地方志显示，倘若官府能够做出更快速和果断的反应，事端可能就很快平息下去。早在道光年间，一份来自福建的奏摺即表明「官累月不坐大堂，终年不结一案，于是自行掳禁，仇怨向寻」。而在此刻的广东，复杂的现实则加深了问题。客家人、广府人、洋人、起义者，官府经常要借助一方来攻击另一方，然后随时忘掉自己刚刚许下的诺言。不断的失望导致绝望，很多时刻对官府的失望和挫败，还有对整个环境的深深的说不准性，转化成了对械斗另一方更深刻的残忍。因爲种族的差异、昔日的仇恨显而易见，是个明确的发泄口。暴力愈演愈烈，仇恨随着伤亡则不断加深、扩大。重重叠叠的复仇，让误解和愤怒的结再难解开。


一直到1867年，也就是同治中兴最辉煌的时刻，这场械斗终于退出。从太平天国和英法联军的噩梦中醒来，新皇帝和一群杰出大臣们，准备重振国运。广东省新的管理者，站在广东人一方面，采取了「剿抚并用」的手段，而经年累月的械斗也使土客双方疲惫不堪，事端最终平息了，客家人又开端了一次新的迁徙过程。一个被蒸汽轮船、电报、资本和运河重组和联结的世界，爲这此迁徙提供了一个崭新的道路。从东南亚到澳大利亚、美洲，很多客家人（当然也有更多的广东人），爲了躲避战祸、寻求生计，展开全球之旅。从旧金山的矿工，温哥华的洗衣铺老板，到新加坡总理，客家人变成了全球移民的重要部分。大规模的械斗持续了13年，肈庆府、广州府、高州府、罗定州，广东南部的大部分疆域都卷入其中，械斗漫长、残忍、激烈，死伤人数很可能超过百万。

冲突的双方是客家人和本地人。前者是中国战乱和悲剧的缩影。两晋的五胡乱华、唐末的起义与割据、宋代的金人南侵、明末叛乱与满族人的到来，都使得最初的中原人口不断南迁。作爲中原人的一支，客家人在这不断迁徙中形成了独特的语言、风俗和性格。


但「客家人」的称谓也暗示了他们内在的悲剧性──他们没有自己的家，到哪里都是「客」，正因如此他们更牢牢的抓住自己的语言、风俗和性格，这是他们内心最后的安全所在。并不是所有人都欢迎他们的到来，尤其是在一个物质条件日渐匮乏、不安全感不断增加的时刻。


19世纪中叶的广东，正像是种种压力的缩影。在整个18世纪，大清国的人口增加了一倍，到了19世纪中叶则超过了4亿，一切都变得那麽紧张──从耕地、住房，到获取科举功名。比起其他省份，广东还是一场空前的农民起义的最初发源地，落魄的广东秀才洪秀全和之前历代的起义者不同，他第一次爲聚合在一起叛乱者提供了一套意识形态系统，尽管它粗漏、前后矛盾，而且很大一部分来自外来世界。从海洋而来的入侵者，则是来自外部的压力。多少年来，中国习惯于来自西北方草原的挑战，所以不断的堆砌和加固长城，但这一次却来自东南沿海。新的入侵者是工业革命和帝国扩张的産物，他们不是像游牧者那样在烧杀洗劫而去，而是要求创建领事馆、教堂和交易中心、车间。


夹杂在这两股巨大的力量中，1854年─1867年的广东土、客大械斗经常被忽略。但是它的确是中华民族充满阵痛、彼此融合的一个片段。争夺生存资源、文化、种族的隔阂，都爲客家人和本地人间的相互接纳设立了层层障碍。今天看来，客家人和广东本地人同属汉人，但在彼时，他们却都坚定不移的相信对方是异族。后者称前者爲「客贼」，相信他是一个野蛮而落后的民族，一些时候甚至在在「客」字加上一个反犬旁，以示污蔑；广东人陶醉在自我优越感，他们也经常忘记了别的省份也经常以「野蛮人」来称呼他们，并对他们从老鼠到蛇都吃的生活习惯，有着极大不理解。本地人种族优越感更激发起客家人顽强与好斗的心理。（参见刘平着《被遗忘的战争》，商务印书馆）


东南地区的宗族械斗一直有着悠久的传统。绝大部分时刻，它起缘于再小不过的偶然事件，两家争一块田地，端午节的龙舟比赛。微小的冲突，很快让长期积压的矛盾释放出来，它由个体间的争吵演变成村落之间、族群之间的争斗。一个失败的政治系统则加剧了争斗的范围，官府既不提供令人信服的法律上的仲裁，也不提供保护，暴力成爲最后仲裁者。斗争的双方求助于血缘──个人安全的最后保护伞。如今，令游人叹爲观止的客家人的土楼，正是这种传统的産物，人们居住在一起，共同抗敌。整个村落，既是生産组织，也是军事组织。


政治的失败，加剧了19世纪中叶这场绵延不绝的械斗的残酷性。欧洲人的到来、太平天国在整个南方中国的空前影响，还有本地的洪军起义，让整个地方官僚系统手脚慌乱。它本就积弊已久，如今更无心也无力去应对地方上的械斗。很多地方志显示，倘若官府能够做出更快速和果断的反应，事端可能就很快平息下去。早在道光年间，一份来自福建的奏摺即表明「官累月不坐大堂，终年不结一案，于是自行掳禁，仇怨向寻」。而在此刻的广东，复杂的现实则加深了问题。客家人、广府人、洋人、起义者，官府经常要借助一方来攻击另一方，然后随时忘掉自己刚刚许下的诺言。不断的失望导致绝望，很多时刻对官府的失望和挫败，还有对整个环境的深深的说不准性，转化成了对械斗另一方更深刻的残忍。因爲种族的差异、昔日的仇恨显而易见，是个明确的发泄口。暴力愈演愈烈，仇恨随着伤亡则不断加深、扩大。重重叠叠的复仇，让误解和愤怒的结再难解开。


一直到1867年，也就是同治中兴最辉煌的时刻，这场械斗终于退出。从太平天国和英法联军的噩梦中醒来，新皇帝和一群杰出大臣们，准备重振国运。广东省新的管理者，站在广东人一方面，采取了「剿抚并用」的手段，而经年累月的械斗也使土客双方疲惫不堪，事端最终平息了，客家人又开端了一次新的迁徙过程。一个被蒸汽轮船、电报、资本和运河重组和联结的世界，爲这此迁徙提供了一个崭新的道路。从东南亚到澳大利亚、美洲，很多客家人（当然也有更多的广东人），爲了躲避战祸、寻求生计，展开全球之旅。从旧金山的矿工，温哥华的洗衣铺老板，到新加坡总理，客家人变成了全球移民的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