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100年前的云南府城-昆明！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2 11:41:42
100年前的云南府城-昆明
公元1899年10月，一个42岁的法国人，此人名叫方苏雅,带着7部相机和大量玻璃干片(1885年才问世)、历时11个月后终于抵达了当时的云南府城--昆明，开始了他对这个城市巨细无遗的注视。在此后的将近5年时间里，他阅尽了这里的山川湖泊、城镇乡村、街道建筑、寺庙道观，也包括上至总督巡抚下至贩夫走卒、乞丐犯人的各色人等，以及发生在这里重大或日常的事件；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还将目光所及的一切尽量地凝固在了他拍下的照片里。他当时可能不会想到，这些照片百年后将成为亚洲最早、最完整地记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社会概貌的纪实性图片；在他于1904年面对“变得如此熟悉”的景象无限伤感地说“永别了，云南府”时，可能也不会料到，这些照片有一天会被一个中国青年万里迢迢地带回故土。但他很快就会发现，在他进入中国生活长达10年之后，中国也将进入他整个的后半生，使他永不能忘怀。
方苏雅其人
奥古斯特·费朗索瓦（Auguste Francois)（1857-1935），
中文名字方苏雅。1857年8月生于法国洛林地区一个殷实的呢绒商人家庭。15岁沦为孤儿。从军参与政变失败后，改学法律。1880年被省长比胡收为义子进入法国内务部、外交部。 1893年任法国外交部长私人秘书。 1895年12月起任法国驻龙州（今广西龙州）领事。 1899年12月起任驻云南府（今昆明）名誉总领事兼法国驻云南铁路委员会代表。 1900年3月兼任法国驻云南蒙自领事。 1903年9月兼任法国驻云南省代表。 1904年任满回国，同埃莲娜·马尔芒女士结婚后隐居乡间，并修建了一座名为“小中国”的庭院。 1935年7月4月病逝。 作为一个殖民外交家，方苏雅是法国殖民外交政策的积极推行者，他所到之处与中国地方高级官吏交往很深，尤与广西提督、抗法将领苏元春交往甚密，结为兄弟，“方苏雅”这一中国名字也因此而取。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在1903年昆明教案中方共雅轻易得到了清军的护卫，从家撤离。这从一个局部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的主要特征。 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全国形成高潮。方苏雅以自卫为名，携四十余驮军械至昆明，被南关厘金局扣压。方苏雅亲率数十人以武力威胁将枪弹抢回。昆明民众义慎填膺，包围领事府，捣毁了部分天主教堂。昆明群众的反帝斗争因清布政使治课带兵镇而告失败。方苏雅和32名法国人在云贵总督丁振铎的保护下全数撤低北部湾。1903年，昆明教案终以允许英法合办公司开发矿产、向法方赔款白银十二万两告终。 1904年滇越铁路破土动工，1910年建成的滇越铁路全长850公里，其中在云南466公里。在一份法国政府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滇越铁路不仅可扩张商务，而关系殖民政策尤深，宜控制铁路修建权，以获大量的矿产资源。”方苏雅正是带着这样的使命来到云南。滇越铁路修建期间，大约有6万中国工人死在工地上。
昆明古城风貌
Ancient Kunming City 1899年
百年前熙攘的一条路(1899年)：
A road hustling and bustling a century old ago
图中的白塔(现已毁)位于云南府城东２里处，是当时拓东路上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图右的建筑是古真武祠，为旧“汉营”，相传是诸葛孔明南征时屯军之所，唐代建拓东城，因此祠内有诸葛亮石刻像。从照片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当时主要街道的路况和两旁的集市贸易情景，是极有代表性的老昆明风情图。方苏雅选择塔洞内有人、路中有牛车的时机拍照，是为了留下尺寸上的参照。这也是他惯常的做法之一
昆明北城门(1899年)：
The north city wall of Kunming
城建于明代，城上之楼叫望京楼，京就是指帝都北京。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城楼(包括内城门)虽然朝北，城郭的门却朝东，代表的是龟掉(摆)尾之形。此外，当时的北门外一片荒野，是昆明的坟堆集中地，因此按照堪舆家的设计不仅将城墙造得格外坚实以抵挡鬼气，还在城楼上塑有道教神像驱凶避邪。
镇殿之宝：
The treasure housed in the Brozne Hall
很难想象照片中的两个男子能使用他们手中的武器，他们的衣着表明他们都是方苏雅的差官。可能根本就没有人能佩带左边的七星宝剑，但传说右边的大关刀是吴三桂用过的，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吴三桂62岁时起兵反清，誓师后“上马驰骋于军较场者三匝，就马上举戈而挥者三”，举起挥舞的，或许就是这把大刀
总督、巡抚的排场
Extravagence of the governor and the governor-general
1902—1903年 昆明
只能留下背影(1902年，昆明)
Only the backs are visible
这是在昆明东南郊菊花村举行的迎接云贵总督进城仪式。笼 罩在图片上方的这把洋布伞在当时的昆明已经意味着很高的地位和身份。那时一般男子出门，天晴戴一顶细篾帽，天雨则戴一油篾帽，撑油纸伞的已是极为讲究之人。当然，真正有排场还是图中坐在马上的云贵总督和云南巡抚，他们都是一品，从一品或正二品的朝廷命官，而方苏雅以法国驻云南府领事身份获得的官品是从二品，按规定在迎接更高官位的人时不得正面抬头观望，因而方苏雅也只能在照片中给尊贵的云贵总督留下一个背影。
赤脚仪仗队(1902年)昆明:
Bare-footed guards of honour
在离法国领事馆很近的桦子坡街道上，巡抚的官队正在通过 。虽然于回避牌中穿行的仪仗队给人以逻辑混乱之感，(它将炫耀及其反面遮人耳目集中 在了一起)，但这却都是清廷高官威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照片中尖锐斜插的彩旗杆与沉闷 的背影也使画面充满冲突，不过右下角的那个男孩超脱于事件之外，他们通常都是临时叫来 充当仪仗的街童。只有他与相机镜头产生了对话；因为他与摄影者一样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
老昆明众生百态
Various carriages of peiple of all trades
1896年—1903年
背栗炭的青年（1899年 昆明）:
Youngsters carrying chestnit charcoal
栗炭是老昆明常用之燃料，旧时很多地方都有专卖店。图中这兄弟俩即以送碳、烧碳为业。他们是方苏雅照片中最健壮的中国人之一，这可以从他们富有雕塑感的体型以及背上高垒的栗碳上看出。方苏雅比较感兴趣的可能是他们背筐下的支撑柱，今天的我们则更为照片所呈现出的纯朴之美及力量感而动容。
Famous Yunnan Opera actors 1901年 昆明
倜傥小生：
Unconventional young actors
由于照片是摄于富商王炽的婚礼上，可以推断主要演出者必为当时的名伶。从时间上推断，图中人物极有可能是当时驰声云南伶界的小生李小春。罗养儒形容“其唱工与做工，真为他人所不能及”，尤其是演出离别戏，能令一般妇女“泪下涔涔”，“真名角也”。
“站”以待毙(1900年，昆明)：
Waiting to be beheaded
这是重刑犯所呆的牢房，右边站笼里的囚犯三天后就会论斩。为了不让他低头睡觉，一根铁刺被立在了他的喉咙下面。他们所犯何罪，有没有罪已不可考，面对照片的我们也唯有恐惧——没有人愿意再回到那个年代。
苏提督的全副戎装(1900年，昆明)：
Su, the commander-in-chief of Guangxi Province in military uniform
完全可以想象方苏雅是以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广西提督苏元春的这身戎装的，虽然苏提督的确曾如此率军抗击过法国军队。如今这金盔铠甲上的荣耀正与苏提督一起在渐渐老去，甚至可能像挂在他身后沉重乏用的刀箭一样成为负担。历史无情，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这身装备就将永远消失在战场和军队里，成为博物馆和戏团的收藏品——一个王朝曾经的辉煌与没落都尽在其中。
贵妇华服(1899年，昆明)
A lady from a noble family in gorgeons clothing
这位贵妇衣袖上两道明显的折痕表明，这套华服很可能是压在箱底的陪嫁妆奁，是专为拍这张照片而特意穿上的。若在平时，这种装束也只是在非常正式的场合(昆明人叫“做大客”)时偶尔穿穿。宽大是当时女装的主要特色之一，袖宽一般在一尺三四以上，大到二尺三四。除照片中清晰可见的镶锈服饰和头部的珠翠钿子(勒子)外，这种装扮在女子的后发髻上一般还有若干饰物：一对长约四寸、阔近半尺、重至三、四两，银底板上镀金点翠的大宝石花，一枝大挖耳及若干枝玉茉莉果针、若干枝绒花，再连上簪子、绾针等，再加上一对金耳环附一对玉连环，其重可想而知。如此繁复的装扮配在一双小脚上，当时的贵妇自然是宜静不宜动，囿于“妇道”之中的。
倾城美妇人(1899年，昆明)
A woman of enchanting beauty
图中女子是时任云南府厘金局(相当于现在的税务局、海关)局长的太太，为当时昆明城内有名的美女，照片中她所拥有的一切也无不体现出那个时代的美学：圆满姣好的面相可以“望夫”，三寸金莲意味着“妇道”，加上宽大繁复的衣裙表明她完全脱离劳动；在服饰上她钿、环、戒齐全，金玉交辉，胸前挂着怀镜(抑或是香包、怀表?)，镯子更是成双成对地在手上堆积；左手执一帕大概是女红作品，右手执一扇与背后诗联则是风雅所需；磁器茶杯与水烟杆为当时通用的身份地位象征，旁边一叠经书(《素女经》之类)也是每个淑女之必备。这一切与她身后的那些盆景在精神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这种关于限制与矫饰的精巧美学注定将因人非草木而从后代妇女身上消逝。
榜题名三名士
在三位同一年金榜题名的云南名士当中，以右首袁嘉谷衣着最为朴素。据《纪我所知集》载，“袁实寒土也”。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昆明人士为培补昆明风水，使才人文士能“大魁天下”，集资在相公堤上修建聚魁楼，作为经正书院高才生的袁嘉谷因家境贫寒仅“捐金五钱”，名列刻名的倒数第一位。十年后，他终于在金榜上将自己的排名纠正。
一个法国领事在中国
A French consul in China
法国国庆日的盛宴(1898年7月14日，龙州)
Grand banquet on French National Day
照片摄于方苏雅任法国驻龙州(今广西柳州)领事期间的最后一个法国国庆宴会上。堂上挂的“德敷远人”横幅表现的本是一个东方大国的自信与气度，而在109年前的这一天发生的法国大革命追求的则是“平等、自由、博爱”；但在英法联合进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在炮舰政策流行的当时，这些语言显得异常的苍白，就像闪光灯照射下的每个人的面孔。
法国领事与抗法名将(1896年，广西)：
French consul and a famous anti-France general
再没有一张照片能这样形象、准确，而且真实地反映当时中西文明的对比了。作为一个外交部的文官，方苏雅的年轻、英武令清朝的一代名将苏元春露出了老迈，那身表明其官衔(一品)的裘皮大衣和厚底靴也更显沉重。他们交往甚密，结为兄弟，但方苏雅认为他们没有共同思想，根本一直就是个陌生人，尽管“方苏雅”这个名字就是苏元春所取：方是来自于“弗朗索瓦”，苏来自于“苏元春”，雅自然是附庸风雅。
巨商王炽
Rich merchant Wang Zhi 1900年 昆明
迎彩礼的王炽一家(1900年，昆明)：
The Wang family receiving the dowry
摄于王炽二儿子的婚礼(迎妆日)上，右数第二人即为王炽。景中箱盒里装的都是女方的嫁妆，大致有一幅门帘、一对枕头，镜台脸盆、胭脂粉、簪环首饰、袄褂裙裤，及瓷碗瓷壶、木箱木器等日用品。方苏雅写在照片下面的法文说他参加了一个大银行家儿子的婚礼，并用法文谐音标出这家银行叫“同庆丰”。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张有王炽本人出现的照片。
炽的三小姐(1901年，昆明)：
The third daughter of Wang Zhi
作为大户人家之女，图中的千金小姐在这种年龄总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但方苏雅与王炽结为干亲，出入拍照了无所谓。照片呈现了明清昆明的少女装束，与已婚妇人相比最大的差别在于头发和首饰，茶几上的摆设则同样程式化。从她胸前的念珠来看，家里人想必信佛。
盛装的新娘：
A brige in gala dress
按罗养儒《纪我所知集》记载，新娘的妆扮为：头戴凤勒，身着红绸喜衣，上顶红绉盖头；髻上于金簪外再绾一如意形铜簪，于玉镯外更套一对铜镯；下围绿布裙，于绣鞋上更套上一双绿布软底鞋，名为踩堂鞋；脚踏一卷席子，一口袋米……。图中新娘的喜衣和头饰显然档次甚高，精美的刺绣图案花纹和银玉串缀遮面，其富丽华贵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散发着炫人的光彩，新娘能不顶盖头地在家中让方苏雅进行拍摄，足见方与其家人关系非同一般。但他们可能想不到，凭着这张照片，这个新娘的华服和青春已永驻于历史之中。
九品”新郎官：
A bridegroom in the attire of ninth-grade official
足登官靴的新郎在喜衣外套着官服，胸前的练雀图案表明他是一个九品官。不过这官位多半是父母用钱捐来的，这也是当时大户人家在娶亲时的惯常做法之一。此时他手扶的木几上摆放的水烟杆、翡翠烟壶、雕花铜镜等也都是可以表明其身份与地位的值得炫耀的东西。
这就是昆明最早有记录的历史，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照片，了解一下吧～～100年前的云南府城-昆明
公元1899年10月，一个42岁的法国人，此人名叫方苏雅,带着7部相机和大量玻璃干片(1885年才问世)、历时11个月后终于抵达了当时的云南府城--昆明，开始了他对这个城市巨细无遗的注视。在此后的将近5年时间里，他阅尽了这里的山川湖泊、城镇乡村、街道建筑、寺庙道观，也包括上至总督巡抚下至贩夫走卒、乞丐犯人的各色人等，以及发生在这里重大或日常的事件；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还将目光所及的一切尽量地凝固在了他拍下的照片里。他当时可能不会想到，这些照片百年后将成为亚洲最早、最完整地记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社会概貌的纪实性图片；在他于1904年面对“变得如此熟悉”的景象无限伤感地说“永别了，云南府”时，可能也不会料到，这些照片有一天会被一个中国青年万里迢迢地带回故土。但他很快就会发现，在他进入中国生活长达10年之后，中国也将进入他整个的后半生，使他永不能忘怀。
方苏雅其人
奥古斯特·费朗索瓦（Auguste Francois)（1857-1935），
中文名字方苏雅。1857年8月生于法国洛林地区一个殷实的呢绒商人家庭。15岁沦为孤儿。从军参与政变失败后，改学法律。1880年被省长比胡收为义子进入法国内务部、外交部。 1893年任法国外交部长私人秘书。 1895年12月起任法国驻龙州（今广西龙州）领事。 1899年12月起任驻云南府（今昆明）名誉总领事兼法国驻云南铁路委员会代表。 1900年3月兼任法国驻云南蒙自领事。 1903年9月兼任法国驻云南省代表。 1904年任满回国，同埃莲娜·马尔芒女士结婚后隐居乡间，并修建了一座名为“小中国”的庭院。 1935年7月4月病逝。 作为一个殖民外交家，方苏雅是法国殖民外交政策的积极推行者，他所到之处与中国地方高级官吏交往很深，尤与广西提督、抗法将领苏元春交往甚密，结为兄弟，“方苏雅”这一中国名字也因此而取。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在1903年昆明教案中方共雅轻易得到了清军的护卫，从家撤离。这从一个局部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的主要特征。 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全国形成高潮。方苏雅以自卫为名，携四十余驮军械至昆明，被南关厘金局扣压。方苏雅亲率数十人以武力威胁将枪弹抢回。昆明民众义慎填膺，包围领事府，捣毁了部分天主教堂。昆明群众的反帝斗争因清布政使治课带兵镇而告失败。方苏雅和32名法国人在云贵总督丁振铎的保护下全数撤低北部湾。1903年，昆明教案终以允许英法合办公司开发矿产、向法方赔款白银十二万两告终。 1904年滇越铁路破土动工，1910年建成的滇越铁路全长850公里，其中在云南466公里。在一份法国政府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滇越铁路不仅可扩张商务，而关系殖民政策尤深，宜控制铁路修建权，以获大量的矿产资源。”方苏雅正是带着这样的使命来到云南。滇越铁路修建期间，大约有6万中国工人死在工地上。
昆明古城风貌
Ancient Kunming City 1899年
百年前熙攘的一条路(1899年)：
A road hustling and bustling a century old ago
图中的白塔(现已毁)位于云南府城东２里处，是当时拓东路上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图右的建筑是古真武祠，为旧“汉营”，相传是诸葛孔明南征时屯军之所，唐代建拓东城，因此祠内有诸葛亮石刻像。从照片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当时主要街道的路况和两旁的集市贸易情景，是极有代表性的老昆明风情图。方苏雅选择塔洞内有人、路中有牛车的时机拍照，是为了留下尺寸上的参照。这也是他惯常的做法之一
昆明北城门(1899年)：
The north city wall of Kunming
城建于明代，城上之楼叫望京楼，京就是指帝都北京。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城楼(包括内城门)虽然朝北，城郭的门却朝东，代表的是龟掉(摆)尾之形。此外，当时的北门外一片荒野，是昆明的坟堆集中地，因此按照堪舆家的设计不仅将城墙造得格外坚实以抵挡鬼气，还在城楼上塑有道教神像驱凶避邪。
镇殿之宝：
The treasure housed in the Brozne Hall
很难想象照片中的两个男子能使用他们手中的武器，他们的衣着表明他们都是方苏雅的差官。可能根本就没有人能佩带左边的七星宝剑，但传说右边的大关刀是吴三桂用过的，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吴三桂62岁时起兵反清，誓师后“上马驰骋于军较场者三匝，就马上举戈而挥者三”，举起挥舞的，或许就是这把大刀
总督、巡抚的排场
Extravagence of the governor and the governor-general
1902—1903年 昆明
只能留下背影(1902年，昆明)
Only the backs are visible
这是在昆明东南郊菊花村举行的迎接云贵总督进城仪式。笼 罩在图片上方的这把洋布伞在当时的昆明已经意味着很高的地位和身份。那时一般男子出门，天晴戴一顶细篾帽，天雨则戴一油篾帽，撑油纸伞的已是极为讲究之人。当然，真正有排场还是图中坐在马上的云贵总督和云南巡抚，他们都是一品，从一品或正二品的朝廷命官，而方苏雅以法国驻云南府领事身份获得的官品是从二品，按规定在迎接更高官位的人时不得正面抬头观望，因而方苏雅也只能在照片中给尊贵的云贵总督留下一个背影。
赤脚仪仗队(1902年)昆明:
Bare-footed guards of honour
在离法国领事馆很近的桦子坡街道上，巡抚的官队正在通过 。虽然于回避牌中穿行的仪仗队给人以逻辑混乱之感，(它将炫耀及其反面遮人耳目集中 在了一起)，但这却都是清廷高官威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照片中尖锐斜插的彩旗杆与沉闷 的背影也使画面充满冲突，不过右下角的那个男孩超脱于事件之外，他们通常都是临时叫来 充当仪仗的街童。只有他与相机镜头产生了对话；因为他与摄影者一样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
老昆明众生百态
Various carriages of peiple of all trades
1896年—1903年
背栗炭的青年（1899年 昆明）:
Youngsters carrying chestnit charcoal
栗炭是老昆明常用之燃料，旧时很多地方都有专卖店。图中这兄弟俩即以送碳、烧碳为业。他们是方苏雅照片中最健壮的中国人之一，这可以从他们富有雕塑感的体型以及背上高垒的栗碳上看出。方苏雅比较感兴趣的可能是他们背筐下的支撑柱，今天的我们则更为照片所呈现出的纯朴之美及力量感而动容。
Famous Yunnan Opera actors 1901年 昆明
倜傥小生：
Unconventional young actors
由于照片是摄于富商王炽的婚礼上，可以推断主要演出者必为当时的名伶。从时间上推断，图中人物极有可能是当时驰声云南伶界的小生李小春。罗养儒形容“其唱工与做工，真为他人所不能及”，尤其是演出离别戏，能令一般妇女“泪下涔涔”，“真名角也”。
“站”以待毙(1900年，昆明)：
Waiting to be beheaded
这是重刑犯所呆的牢房，右边站笼里的囚犯三天后就会论斩。为了不让他低头睡觉，一根铁刺被立在了他的喉咙下面。他们所犯何罪，有没有罪已不可考，面对照片的我们也唯有恐惧——没有人愿意再回到那个年代。
苏提督的全副戎装(1900年，昆明)：
Su, the commander-in-chief of Guangxi Province in military uniform
完全可以想象方苏雅是以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广西提督苏元春的这身戎装的，虽然苏提督的确曾如此率军抗击过法国军队。如今这金盔铠甲上的荣耀正与苏提督一起在渐渐老去，甚至可能像挂在他身后沉重乏用的刀箭一样成为负担。历史无情，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这身装备就将永远消失在战场和军队里，成为博物馆和戏团的收藏品——一个王朝曾经的辉煌与没落都尽在其中。
贵妇华服(1899年，昆明)
A lady from a noble family in gorgeons clothing
这位贵妇衣袖上两道明显的折痕表明，这套华服很可能是压在箱底的陪嫁妆奁，是专为拍这张照片而特意穿上的。若在平时，这种装束也只是在非常正式的场合(昆明人叫“做大客”)时偶尔穿穿。宽大是当时女装的主要特色之一，袖宽一般在一尺三四以上，大到二尺三四。除照片中清晰可见的镶锈服饰和头部的珠翠钿子(勒子)外，这种装扮在女子的后发髻上一般还有若干饰物：一对长约四寸、阔近半尺、重至三、四两，银底板上镀金点翠的大宝石花，一枝大挖耳及若干枝玉茉莉果针、若干枝绒花，再连上簪子、绾针等，再加上一对金耳环附一对玉连环，其重可想而知。如此繁复的装扮配在一双小脚上，当时的贵妇自然是宜静不宜动，囿于“妇道”之中的。
倾城美妇人(1899年，昆明)
A woman of enchanting beauty
图中女子是时任云南府厘金局(相当于现在的税务局、海关)局长的太太，为当时昆明城内有名的美女，照片中她所拥有的一切也无不体现出那个时代的美学：圆满姣好的面相可以“望夫”，三寸金莲意味着“妇道”，加上宽大繁复的衣裙表明她完全脱离劳动；在服饰上她钿、环、戒齐全，金玉交辉，胸前挂着怀镜(抑或是香包、怀表?)，镯子更是成双成对地在手上堆积；左手执一帕大概是女红作品，右手执一扇与背后诗联则是风雅所需；磁器茶杯与水烟杆为当时通用的身份地位象征，旁边一叠经书(《素女经》之类)也是每个淑女之必备。这一切与她身后的那些盆景在精神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这种关于限制与矫饰的精巧美学注定将因人非草木而从后代妇女身上消逝。
榜题名三名士
在三位同一年金榜题名的云南名士当中，以右首袁嘉谷衣着最为朴素。据《纪我所知集》载，“袁实寒土也”。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昆明人士为培补昆明风水，使才人文士能“大魁天下”，集资在相公堤上修建聚魁楼，作为经正书院高才生的袁嘉谷因家境贫寒仅“捐金五钱”，名列刻名的倒数第一位。十年后，他终于在金榜上将自己的排名纠正。
一个法国领事在中国
A French consul in China
法国国庆日的盛宴(1898年7月14日，龙州)
Grand banquet on French National Day
照片摄于方苏雅任法国驻龙州(今广西柳州)领事期间的最后一个法国国庆宴会上。堂上挂的“德敷远人”横幅表现的本是一个东方大国的自信与气度，而在109年前的这一天发生的法国大革命追求的则是“平等、自由、博爱”；但在英法联合进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在炮舰政策流行的当时，这些语言显得异常的苍白，就像闪光灯照射下的每个人的面孔。
法国领事与抗法名将(1896年，广西)：
French consul and a famous anti-France general
再没有一张照片能这样形象、准确，而且真实地反映当时中西文明的对比了。作为一个外交部的文官，方苏雅的年轻、英武令清朝的一代名将苏元春露出了老迈，那身表明其官衔(一品)的裘皮大衣和厚底靴也更显沉重。他们交往甚密，结为兄弟，但方苏雅认为他们没有共同思想，根本一直就是个陌生人，尽管“方苏雅”这个名字就是苏元春所取：方是来自于“弗朗索瓦”，苏来自于“苏元春”，雅自然是附庸风雅。
巨商王炽
Rich merchant Wang Zhi 1900年 昆明
迎彩礼的王炽一家(1900年，昆明)：
The Wang family receiving the dowry
摄于王炽二儿子的婚礼(迎妆日)上，右数第二人即为王炽。景中箱盒里装的都是女方的嫁妆，大致有一幅门帘、一对枕头，镜台脸盆、胭脂粉、簪环首饰、袄褂裙裤，及瓷碗瓷壶、木箱木器等日用品。方苏雅写在照片下面的法文说他参加了一个大银行家儿子的婚礼，并用法文谐音标出这家银行叫“同庆丰”。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张有王炽本人出现的照片。
炽的三小姐(1901年，昆明)：
The third daughter of Wang Zhi
作为大户人家之女，图中的千金小姐在这种年龄总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但方苏雅与王炽结为干亲，出入拍照了无所谓。照片呈现了明清昆明的少女装束，与已婚妇人相比最大的差别在于头发和首饰，茶几上的摆设则同样程式化。从她胸前的念珠来看，家里人想必信佛。
盛装的新娘：
A brige in gala dress
按罗养儒《纪我所知集》记载，新娘的妆扮为：头戴凤勒，身着红绸喜衣，上顶红绉盖头；髻上于金簪外再绾一如意形铜簪，于玉镯外更套一对铜镯；下围绿布裙，于绣鞋上更套上一双绿布软底鞋，名为踩堂鞋；脚踏一卷席子，一口袋米……。图中新娘的喜衣和头饰显然档次甚高，精美的刺绣图案花纹和银玉串缀遮面，其富丽华贵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散发着炫人的光彩，新娘能不顶盖头地在家中让方苏雅进行拍摄，足见方与其家人关系非同一般。但他们可能想不到，凭着这张照片，这个新娘的华服和青春已永驻于历史之中。
九品”新郎官：
A bridegroom in the attire of ninth-grade official
足登官靴的新郎在喜衣外套着官服，胸前的练雀图案表明他是一个九品官。不过这官位多半是父母用钱捐来的，这也是当时大户人家在娶亲时的惯常做法之一。此时他手扶的木几上摆放的水烟杆、翡翠烟壶、雕花铜镜等也都是可以表明其身份与地位的值得炫耀的东西。
这就是昆明最早有记录的历史，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照片，了解一下吧～～
公元1899年10月，一个42岁的法国人，此人名叫方苏雅,带着7部相机和大量玻璃干片(1885年才问世)、历时11个月后终于抵达了当时的云南府城--昆明，开始了他对这个城市巨细无遗的注视。在此后的将近5年时间里，他阅尽了这里的山川湖泊、城镇乡村、街道建筑、寺庙道观，也包括上至总督巡抚下至贩夫走卒、乞丐犯人的各色人等，以及发生在这里重大或日常的事件；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还将目光所及的一切尽量地凝固在了他拍下的照片里。他当时可能不会想到，这些照片百年后将成为亚洲最早、最完整地记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社会概貌的纪实性图片；在他于1904年面对“变得如此熟悉”的景象无限伤感地说“永别了，云南府”时，可能也不会料到，这些照片有一天会被一个中国青年万里迢迢地带回故土。但他很快就会发现，在他进入中国生活长达10年之后，中国也将进入他整个的后半生，使他永不能忘怀。
方苏雅其人
奥古斯特·费朗索瓦（Auguste Francois)（1857-1935），
中文名字方苏雅。1857年8月生于法国洛林地区一个殷实的呢绒商人家庭。15岁沦为孤儿。从军参与政变失败后，改学法律。1880年被省长比胡收为义子进入法国内务部、外交部。 1893年任法国外交部长私人秘书。 1895年12月起任法国驻龙州（今广西龙州）领事。 1899年12月起任驻云南府（今昆明）名誉总领事兼法国驻云南铁路委员会代表。 1900年3月兼任法国驻云南蒙自领事。 1903年9月兼任法国驻云南省代表。 1904年任满回国，同埃莲娜·马尔芒女士结婚后隐居乡间，并修建了一座名为“小中国”的庭院。 1935年7月4月病逝。 作为一个殖民外交家，方苏雅是法国殖民外交政策的积极推行者，他所到之处与中国地方高级官吏交往很深，尤与广西提督、抗法将领苏元春交往甚密，结为兄弟，“方苏雅”这一中国名字也因此而取。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在1903年昆明教案中方共雅轻易得到了清军的护卫，从家撤离。这从一个局部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的主要特征。 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全国形成高潮。方苏雅以自卫为名，携四十余驮军械至昆明，被南关厘金局扣压。方苏雅亲率数十人以武力威胁将枪弹抢回。昆明民众义慎填膺，包围领事府，捣毁了部分天主教堂。昆明群众的反帝斗争因清布政使治课带兵镇而告失败。方苏雅和32名法国人在云贵总督丁振铎的保护下全数撤低北部湾。1903年，昆明教案终以允许英法合办公司开发矿产、向法方赔款白银十二万两告终。 1904年滇越铁路破土动工，1910年建成的滇越铁路全长850公里，其中在云南466公里。在一份法国政府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滇越铁路不仅可扩张商务，而关系殖民政策尤深，宜控制铁路修建权，以获大量的矿产资源。”方苏雅正是带着这样的使命来到云南。滇越铁路修建期间，大约有6万中国工人死在工地上。
昆明古城风貌
Ancient Kunming City 1899年
百年前熙攘的一条路(1899年)：
A road hustling and bustling a century old ago
图中的白塔(现已毁)位于云南府城东２里处，是当时拓东路上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图右的建筑是古真武祠，为旧“汉营”，相传是诸葛孔明南征时屯军之所，唐代建拓东城，因此祠内有诸葛亮石刻像。从照片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当时主要街道的路况和两旁的集市贸易情景，是极有代表性的老昆明风情图。方苏雅选择塔洞内有人、路中有牛车的时机拍照，是为了留下尺寸上的参照。这也是他惯常的做法之一
昆明北城门(1899年)：
The north city wall of Kunming
城建于明代，城上之楼叫望京楼，京就是指帝都北京。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城楼(包括内城门)虽然朝北，城郭的门却朝东，代表的是龟掉(摆)尾之形。此外，当时的北门外一片荒野，是昆明的坟堆集中地，因此按照堪舆家的设计不仅将城墙造得格外坚实以抵挡鬼气，还在城楼上塑有道教神像驱凶避邪。
镇殿之宝：
The treasure housed in the Brozne Hall
很难想象照片中的两个男子能使用他们手中的武器，他们的衣着表明他们都是方苏雅的差官。可能根本就没有人能佩带左边的七星宝剑，但传说右边的大关刀是吴三桂用过的，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吴三桂62岁时起兵反清，誓师后“上马驰骋于军较场者三匝，就马上举戈而挥者三”，举起挥舞的，或许就是这把大刀
总督、巡抚的排场
Extravagence of the governor and the governor-general
1902—1903年 昆明
只能留下背影(1902年，昆明)
Only the backs are visible
这是在昆明东南郊菊花村举行的迎接云贵总督进城仪式。笼 罩在图片上方的这把洋布伞在当时的昆明已经意味着很高的地位和身份。那时一般男子出门，天晴戴一顶细篾帽，天雨则戴一油篾帽，撑油纸伞的已是极为讲究之人。当然，真正有排场还是图中坐在马上的云贵总督和云南巡抚，他们都是一品，从一品或正二品的朝廷命官，而方苏雅以法国驻云南府领事身份获得的官品是从二品，按规定在迎接更高官位的人时不得正面抬头观望，因而方苏雅也只能在照片中给尊贵的云贵总督留下一个背影。
赤脚仪仗队(1902年)昆明:
Bare-footed guards of honour
在离法国领事馆很近的桦子坡街道上，巡抚的官队正在通过 。虽然于回避牌中穿行的仪仗队给人以逻辑混乱之感，(它将炫耀及其反面遮人耳目集中 在了一起)，但这却都是清廷高官威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照片中尖锐斜插的彩旗杆与沉闷 的背影也使画面充满冲突，不过右下角的那个男孩超脱于事件之外，他们通常都是临时叫来 充当仪仗的街童。只有他与相机镜头产生了对话；因为他与摄影者一样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
老昆明众生百态
Various carriages of peiple of all trades
1896年—1903年
背栗炭的青年（1899年 昆明）:
Youngsters carrying chestnit charcoal
栗炭是老昆明常用之燃料，旧时很多地方都有专卖店。图中这兄弟俩即以送碳、烧碳为业。他们是方苏雅照片中最健壮的中国人之一，这可以从他们富有雕塑感的体型以及背上高垒的栗碳上看出。方苏雅比较感兴趣的可能是他们背筐下的支撑柱，今天的我们则更为照片所呈现出的纯朴之美及力量感而动容。
Famous Yunnan Opera actors 1901年 昆明
倜傥小生：
Unconventional young actors
由于照片是摄于富商王炽的婚礼上，可以推断主要演出者必为当时的名伶。从时间上推断，图中人物极有可能是当时驰声云南伶界的小生李小春。罗养儒形容“其唱工与做工，真为他人所不能及”，尤其是演出离别戏，能令一般妇女“泪下涔涔”，“真名角也”。
“站”以待毙(1900年，昆明)：
Waiting to be beheaded
这是重刑犯所呆的牢房，右边站笼里的囚犯三天后就会论斩。为了不让他低头睡觉，一根铁刺被立在了他的喉咙下面。他们所犯何罪，有没有罪已不可考，面对照片的我们也唯有恐惧——没有人愿意再回到那个年代。
苏提督的全副戎装(1900年，昆明)：
Su, the commander-in-chief of Guangxi Province in military uniform
完全可以想象方苏雅是以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广西提督苏元春的这身戎装的，虽然苏提督的确曾如此率军抗击过法国军队。如今这金盔铠甲上的荣耀正与苏提督一起在渐渐老去，甚至可能像挂在他身后沉重乏用的刀箭一样成为负担。历史无情，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这身装备就将永远消失在战场和军队里，成为博物馆和戏团的收藏品——一个王朝曾经的辉煌与没落都尽在其中。
贵妇华服(1899年，昆明)
A lady from a noble family in gorgeons clothing
这位贵妇衣袖上两道明显的折痕表明，这套华服很可能是压在箱底的陪嫁妆奁，是专为拍这张照片而特意穿上的。若在平时，这种装束也只是在非常正式的场合(昆明人叫“做大客”)时偶尔穿穿。宽大是当时女装的主要特色之一，袖宽一般在一尺三四以上，大到二尺三四。除照片中清晰可见的镶锈服饰和头部的珠翠钿子(勒子)外，这种装扮在女子的后发髻上一般还有若干饰物：一对长约四寸、阔近半尺、重至三、四两，银底板上镀金点翠的大宝石花，一枝大挖耳及若干枝玉茉莉果针、若干枝绒花，再连上簪子、绾针等，再加上一对金耳环附一对玉连环，其重可想而知。如此繁复的装扮配在一双小脚上，当时的贵妇自然是宜静不宜动，囿于“妇道”之中的。
倾城美妇人(1899年，昆明)
A woman of enchanting beauty
图中女子是时任云南府厘金局(相当于现在的税务局、海关)局长的太太，为当时昆明城内有名的美女，照片中她所拥有的一切也无不体现出那个时代的美学：圆满姣好的面相可以“望夫”，三寸金莲意味着“妇道”，加上宽大繁复的衣裙表明她完全脱离劳动；在服饰上她钿、环、戒齐全，金玉交辉，胸前挂着怀镜(抑或是香包、怀表?)，镯子更是成双成对地在手上堆积；左手执一帕大概是女红作品，右手执一扇与背后诗联则是风雅所需；磁器茶杯与水烟杆为当时通用的身份地位象征，旁边一叠经书(《素女经》之类)也是每个淑女之必备。这一切与她身后的那些盆景在精神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这种关于限制与矫饰的精巧美学注定将因人非草木而从后代妇女身上消逝。
榜题名三名士
在三位同一年金榜题名的云南名士当中，以右首袁嘉谷衣着最为朴素。据《纪我所知集》载，“袁实寒土也”。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昆明人士为培补昆明风水，使才人文士能“大魁天下”，集资在相公堤上修建聚魁楼，作为经正书院高才生的袁嘉谷因家境贫寒仅“捐金五钱”，名列刻名的倒数第一位。十年后，他终于在金榜上将自己的排名纠正。
一个法国领事在中国
A French consul in China
法国国庆日的盛宴(1898年7月14日，龙州)
Grand banquet on French National Day
照片摄于方苏雅任法国驻龙州(今广西柳州)领事期间的最后一个法国国庆宴会上。堂上挂的“德敷远人”横幅表现的本是一个东方大国的自信与气度，而在109年前的这一天发生的法国大革命追求的则是“平等、自由、博爱”；但在英法联合进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在炮舰政策流行的当时，这些语言显得异常的苍白，就像闪光灯照射下的每个人的面孔。
法国领事与抗法名将(1896年，广西)：
French consul and a famous anti-France general
再没有一张照片能这样形象、准确，而且真实地反映当时中西文明的对比了。作为一个外交部的文官，方苏雅的年轻、英武令清朝的一代名将苏元春露出了老迈，那身表明其官衔(一品)的裘皮大衣和厚底靴也更显沉重。他们交往甚密，结为兄弟，但方苏雅认为他们没有共同思想，根本一直就是个陌生人，尽管“方苏雅”这个名字就是苏元春所取：方是来自于“弗朗索瓦”，苏来自于“苏元春”，雅自然是附庸风雅。
巨商王炽
Rich merchant Wang Zhi 1900年 昆明
迎彩礼的王炽一家(1900年，昆明)：
The Wang family receiving the dowry
摄于王炽二儿子的婚礼(迎妆日)上，右数第二人即为王炽。景中箱盒里装的都是女方的嫁妆，大致有一幅门帘、一对枕头，镜台脸盆、胭脂粉、簪环首饰、袄褂裙裤，及瓷碗瓷壶、木箱木器等日用品。方苏雅写在照片下面的法文说他参加了一个大银行家儿子的婚礼，并用法文谐音标出这家银行叫“同庆丰”。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张有王炽本人出现的照片。
炽的三小姐(1901年，昆明)：
The third daughter of Wang Zhi
作为大户人家之女，图中的千金小姐在这种年龄总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但方苏雅与王炽结为干亲，出入拍照了无所谓。照片呈现了明清昆明的少女装束，与已婚妇人相比最大的差别在于头发和首饰，茶几上的摆设则同样程式化。从她胸前的念珠来看，家里人想必信佛。
盛装的新娘：
A brige in gala dress
按罗养儒《纪我所知集》记载，新娘的妆扮为：头戴凤勒，身着红绸喜衣，上顶红绉盖头；髻上于金簪外再绾一如意形铜簪，于玉镯外更套一对铜镯；下围绿布裙，于绣鞋上更套上一双绿布软底鞋，名为踩堂鞋；脚踏一卷席子，一口袋米……。图中新娘的喜衣和头饰显然档次甚高，精美的刺绣图案花纹和银玉串缀遮面，其富丽华贵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散发着炫人的光彩，新娘能不顶盖头地在家中让方苏雅进行拍摄，足见方与其家人关系非同一般。但他们可能想不到，凭着这张照片，这个新娘的华服和青春已永驻于历史之中。
九品”新郎官：
A bridegroom in the attire of ninth-grade official
足登官靴的新郎在喜衣外套着官服，胸前的练雀图案表明他是一个九品官。不过这官位多半是父母用钱捐来的，这也是当时大户人家在娶亲时的惯常做法之一。此时他手扶的木几上摆放的水烟杆、翡翠烟壶、雕花铜镜等也都是可以表明其身份与地位的值得炫耀的东西。
这就是昆明最早有记录的历史，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照片，了解一下吧～～100年前的云南府城-昆明
公元1899年10月，一个42岁的法国人，此人名叫方苏雅,带着7部相机和大量玻璃干片(1885年才问世)、历时11个月后终于抵达了当时的云南府城--昆明，开始了他对这个城市巨细无遗的注视。在此后的将近5年时间里，他阅尽了这里的山川湖泊、城镇乡村、街道建筑、寺庙道观，也包括上至总督巡抚下至贩夫走卒、乞丐犯人的各色人等，以及发生在这里重大或日常的事件；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还将目光所及的一切尽量地凝固在了他拍下的照片里。他当时可能不会想到，这些照片百年后将成为亚洲最早、最完整地记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社会概貌的纪实性图片；在他于1904年面对“变得如此熟悉”的景象无限伤感地说“永别了，云南府”时，可能也不会料到，这些照片有一天会被一个中国青年万里迢迢地带回故土。但他很快就会发现，在他进入中国生活长达10年之后，中国也将进入他整个的后半生，使他永不能忘怀。
方苏雅其人
奥古斯特·费朗索瓦（Auguste Francois)（1857-1935），
中文名字方苏雅。1857年8月生于法国洛林地区一个殷实的呢绒商人家庭。15岁沦为孤儿。从军参与政变失败后，改学法律。1880年被省长比胡收为义子进入法国内务部、外交部。 1893年任法国外交部长私人秘书。 1895年12月起任法国驻龙州（今广西龙州）领事。 1899年12月起任驻云南府（今昆明）名誉总领事兼法国驻云南铁路委员会代表。 1900年3月兼任法国驻云南蒙自领事。 1903年9月兼任法国驻云南省代表。 1904年任满回国，同埃莲娜·马尔芒女士结婚后隐居乡间，并修建了一座名为“小中国”的庭院。 1935年7月4月病逝。 作为一个殖民外交家，方苏雅是法国殖民外交政策的积极推行者，他所到之处与中国地方高级官吏交往很深，尤与广西提督、抗法将领苏元春交往甚密，结为兄弟，“方苏雅”这一中国名字也因此而取。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在1903年昆明教案中方共雅轻易得到了清军的护卫，从家撤离。这从一个局部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的主要特征。 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全国形成高潮。方苏雅以自卫为名，携四十余驮军械至昆明，被南关厘金局扣压。方苏雅亲率数十人以武力威胁将枪弹抢回。昆明民众义慎填膺，包围领事府，捣毁了部分天主教堂。昆明群众的反帝斗争因清布政使治课带兵镇而告失败。方苏雅和32名法国人在云贵总督丁振铎的保护下全数撤低北部湾。1903年，昆明教案终以允许英法合办公司开发矿产、向法方赔款白银十二万两告终。 1904年滇越铁路破土动工，1910年建成的滇越铁路全长850公里，其中在云南466公里。在一份法国政府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滇越铁路不仅可扩张商务，而关系殖民政策尤深，宜控制铁路修建权，以获大量的矿产资源。”方苏雅正是带着这样的使命来到云南。滇越铁路修建期间，大约有6万中国工人死在工地上。
昆明古城风貌
Ancient Kunming City 1899年
百年前熙攘的一条路(1899年)：
A road hustling and bustling a century old ago
图中的白塔(现已毁)位于云南府城东２里处，是当时拓东路上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图右的建筑是古真武祠，为旧“汉营”，相传是诸葛孔明南征时屯军之所，唐代建拓东城，因此祠内有诸葛亮石刻像。从照片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当时主要街道的路况和两旁的集市贸易情景，是极有代表性的老昆明风情图。方苏雅选择塔洞内有人、路中有牛车的时机拍照，是为了留下尺寸上的参照。这也是他惯常的做法之一
昆明北城门(1899年)：
The north city wall of Kunming
城建于明代，城上之楼叫望京楼，京就是指帝都北京。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城楼(包括内城门)虽然朝北，城郭的门却朝东，代表的是龟掉(摆)尾之形。此外，当时的北门外一片荒野，是昆明的坟堆集中地，因此按照堪舆家的设计不仅将城墙造得格外坚实以抵挡鬼气，还在城楼上塑有道教神像驱凶避邪。
镇殿之宝：
The treasure housed in the Brozne Hall
很难想象照片中的两个男子能使用他们手中的武器，他们的衣着表明他们都是方苏雅的差官。可能根本就没有人能佩带左边的七星宝剑，但传说右边的大关刀是吴三桂用过的，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吴三桂62岁时起兵反清，誓师后“上马驰骋于军较场者三匝，就马上举戈而挥者三”，举起挥舞的，或许就是这把大刀
总督、巡抚的排场
Extravagence of the governor and the governor-general
1902—1903年 昆明
只能留下背影(1902年，昆明)
Only the backs are visible
这是在昆明东南郊菊花村举行的迎接云贵总督进城仪式。笼 罩在图片上方的这把洋布伞在当时的昆明已经意味着很高的地位和身份。那时一般男子出门，天晴戴一顶细篾帽，天雨则戴一油篾帽，撑油纸伞的已是极为讲究之人。当然，真正有排场还是图中坐在马上的云贵总督和云南巡抚，他们都是一品，从一品或正二品的朝廷命官，而方苏雅以法国驻云南府领事身份获得的官品是从二品，按规定在迎接更高官位的人时不得正面抬头观望，因而方苏雅也只能在照片中给尊贵的云贵总督留下一个背影。
赤脚仪仗队(1902年)昆明:
Bare-footed guards of honour
在离法国领事馆很近的桦子坡街道上，巡抚的官队正在通过 。虽然于回避牌中穿行的仪仗队给人以逻辑混乱之感，(它将炫耀及其反面遮人耳目集中 在了一起)，但这却都是清廷高官威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照片中尖锐斜插的彩旗杆与沉闷 的背影也使画面充满冲突，不过右下角的那个男孩超脱于事件之外，他们通常都是临时叫来 充当仪仗的街童。只有他与相机镜头产生了对话；因为他与摄影者一样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
老昆明众生百态
Various carriages of peiple of all trades
1896年—1903年
背栗炭的青年（1899年 昆明）:
Youngsters carrying chestnit charcoal
栗炭是老昆明常用之燃料，旧时很多地方都有专卖店。图中这兄弟俩即以送碳、烧碳为业。他们是方苏雅照片中最健壮的中国人之一，这可以从他们富有雕塑感的体型以及背上高垒的栗碳上看出。方苏雅比较感兴趣的可能是他们背筐下的支撑柱，今天的我们则更为照片所呈现出的纯朴之美及力量感而动容。
Famous Yunnan Opera actors 1901年 昆明
倜傥小生：
Unconventional young actors
由于照片是摄于富商王炽的婚礼上，可以推断主要演出者必为当时的名伶。从时间上推断，图中人物极有可能是当时驰声云南伶界的小生李小春。罗养儒形容“其唱工与做工，真为他人所不能及”，尤其是演出离别戏，能令一般妇女“泪下涔涔”，“真名角也”。
“站”以待毙(1900年，昆明)：
Waiting to be beheaded
这是重刑犯所呆的牢房，右边站笼里的囚犯三天后就会论斩。为了不让他低头睡觉，一根铁刺被立在了他的喉咙下面。他们所犯何罪，有没有罪已不可考，面对照片的我们也唯有恐惧——没有人愿意再回到那个年代。
苏提督的全副戎装(1900年，昆明)：
Su, the commander-in-chief of Guangxi Province in military uniform
完全可以想象方苏雅是以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广西提督苏元春的这身戎装的，虽然苏提督的确曾如此率军抗击过法国军队。如今这金盔铠甲上的荣耀正与苏提督一起在渐渐老去，甚至可能像挂在他身后沉重乏用的刀箭一样成为负担。历史无情，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这身装备就将永远消失在战场和军队里，成为博物馆和戏团的收藏品——一个王朝曾经的辉煌与没落都尽在其中。
贵妇华服(1899年，昆明)
A lady from a noble family in gorgeons clothing
这位贵妇衣袖上两道明显的折痕表明，这套华服很可能是压在箱底的陪嫁妆奁，是专为拍这张照片而特意穿上的。若在平时，这种装束也只是在非常正式的场合(昆明人叫“做大客”)时偶尔穿穿。宽大是当时女装的主要特色之一，袖宽一般在一尺三四以上，大到二尺三四。除照片中清晰可见的镶锈服饰和头部的珠翠钿子(勒子)外，这种装扮在女子的后发髻上一般还有若干饰物：一对长约四寸、阔近半尺、重至三、四两，银底板上镀金点翠的大宝石花，一枝大挖耳及若干枝玉茉莉果针、若干枝绒花，再连上簪子、绾针等，再加上一对金耳环附一对玉连环，其重可想而知。如此繁复的装扮配在一双小脚上，当时的贵妇自然是宜静不宜动，囿于“妇道”之中的。
倾城美妇人(1899年，昆明)
A woman of enchanting beauty
图中女子是时任云南府厘金局(相当于现在的税务局、海关)局长的太太，为当时昆明城内有名的美女，照片中她所拥有的一切也无不体现出那个时代的美学：圆满姣好的面相可以“望夫”，三寸金莲意味着“妇道”，加上宽大繁复的衣裙表明她完全脱离劳动；在服饰上她钿、环、戒齐全，金玉交辉，胸前挂着怀镜(抑或是香包、怀表?)，镯子更是成双成对地在手上堆积；左手执一帕大概是女红作品，右手执一扇与背后诗联则是风雅所需；磁器茶杯与水烟杆为当时通用的身份地位象征，旁边一叠经书(《素女经》之类)也是每个淑女之必备。这一切与她身后的那些盆景在精神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这种关于限制与矫饰的精巧美学注定将因人非草木而从后代妇女身上消逝。
榜题名三名士
在三位同一年金榜题名的云南名士当中，以右首袁嘉谷衣着最为朴素。据《纪我所知集》载，“袁实寒土也”。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昆明人士为培补昆明风水，使才人文士能“大魁天下”，集资在相公堤上修建聚魁楼，作为经正书院高才生的袁嘉谷因家境贫寒仅“捐金五钱”，名列刻名的倒数第一位。十年后，他终于在金榜上将自己的排名纠正。
一个法国领事在中国
A French consul in China
法国国庆日的盛宴(1898年7月14日，龙州)
Grand banquet on French National Day
照片摄于方苏雅任法国驻龙州(今广西柳州)领事期间的最后一个法国国庆宴会上。堂上挂的“德敷远人”横幅表现的本是一个东方大国的自信与气度，而在109年前的这一天发生的法国大革命追求的则是“平等、自由、博爱”；但在英法联合进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在炮舰政策流行的当时，这些语言显得异常的苍白，就像闪光灯照射下的每个人的面孔。
法国领事与抗法名将(1896年，广西)：
French consul and a famous anti-France general
再没有一张照片能这样形象、准确，而且真实地反映当时中西文明的对比了。作为一个外交部的文官，方苏雅的年轻、英武令清朝的一代名将苏元春露出了老迈，那身表明其官衔(一品)的裘皮大衣和厚底靴也更显沉重。他们交往甚密，结为兄弟，但方苏雅认为他们没有共同思想，根本一直就是个陌生人，尽管“方苏雅”这个名字就是苏元春所取：方是来自于“弗朗索瓦”，苏来自于“苏元春”，雅自然是附庸风雅。
巨商王炽
Rich merchant Wang Zhi 1900年 昆明
迎彩礼的王炽一家(1900年，昆明)：
The Wang family receiving the dowry
摄于王炽二儿子的婚礼(迎妆日)上，右数第二人即为王炽。景中箱盒里装的都是女方的嫁妆，大致有一幅门帘、一对枕头，镜台脸盆、胭脂粉、簪环首饰、袄褂裙裤，及瓷碗瓷壶、木箱木器等日用品。方苏雅写在照片下面的法文说他参加了一个大银行家儿子的婚礼，并用法文谐音标出这家银行叫“同庆丰”。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张有王炽本人出现的照片。
炽的三小姐(1901年，昆明)：
The third daughter of Wang Zhi
作为大户人家之女，图中的千金小姐在这种年龄总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但方苏雅与王炽结为干亲，出入拍照了无所谓。照片呈现了明清昆明的少女装束，与已婚妇人相比最大的差别在于头发和首饰，茶几上的摆设则同样程式化。从她胸前的念珠来看，家里人想必信佛。
盛装的新娘：
A brige in gala dress
按罗养儒《纪我所知集》记载，新娘的妆扮为：头戴凤勒，身着红绸喜衣，上顶红绉盖头；髻上于金簪外再绾一如意形铜簪，于玉镯外更套一对铜镯；下围绿布裙，于绣鞋上更套上一双绿布软底鞋，名为踩堂鞋；脚踏一卷席子，一口袋米……。图中新娘的喜衣和头饰显然档次甚高，精美的刺绣图案花纹和银玉串缀遮面，其富丽华贵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散发着炫人的光彩，新娘能不顶盖头地在家中让方苏雅进行拍摄，足见方与其家人关系非同一般。但他们可能想不到，凭着这张照片，这个新娘的华服和青春已永驻于历史之中。
九品”新郎官：
A bridegroom in the attire of ninth-grade official
足登官靴的新郎在喜衣外套着官服，胸前的练雀图案表明他是一个九品官。不过这官位多半是父母用钱捐来的，这也是当时大户人家在娶亲时的惯常做法之一。此时他手扶的木几上摆放的水烟杆、翡翠烟壶、雕花铜镜等也都是可以表明其身份与地位的值得炫耀的东西。
这就是昆明最早有记录的历史，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照片，了解一下吧～～
方蘇雅當年眼中的中國，處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那多災多難的中國。再看一些那個年代的中國百姓，他們的生活，他們的世界.....
全副武裝的更夫(1899年，昆明)
A fully-armed watchman
這個更夫在同行中堪稱衣著華麗、裝備齊全，而且工作範圍也小——僅限於法國駐昆明領事署內。他的工作用具除裝蠟燭的燈籠，中空的木魚以及木幫子以外，還有一把作爲武器的小刀，理論上用於對付盜賊。方蘇雅戲稱他爲夜間吵醒人的人，實際上則是代表法國人與中國生活方式接軌的一種象徵性嘗試。
三人轎夫(1896年，紅河)
Three sedan-chair carriers
從照片中看不出中間轎夫起什麽作用，也許他只是個替補者，但眼下他的姿式在加重另兩人的負擔。無論如何這是個辛苦的職業，而轎中的人往往也並不舒服：如果爬坡，兩腳就會懸空，身軀後仰不敢動彈；下坡時則要用力用膝蓋和手撐著轎子的隔牆，以免從門口溜下去。此外官人和婦女都要緊閉門窗，不能沿途觀賞。從今天的角度來說這其實是一種折磨，而方蘇雅則認爲這“像是爲適應在洶湧波濤中航行而做的健身運動。”
小吃攤前的人群(1900年，昆明)
A crowd surounding a snack stall
民以食爲天，而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許多習慣曆百年而不變：遮擋高原陽光的大傘至今街邊常見，傳統的豆花米線館、鍋魁甜漿館也仍是昆明人去得最多的地方。但背景中的傳統建築已大面積、無可挽回地消失了——當然也包括圖中人們那種對一個外國人的強烈好奇。
茶客們(1899年昆明)
Tea-drinkers
據《紀我所知集》記載，往昔昆明“茶鋪內之一切設備極其樸陋，大火爐上支一把大至無比之銅茶壺，內能容水四至五大桶，壺把粗若孩童臂，把以鐵練套住，扣在一比較粗實之尾柱上。旁爲磚砌蓄水塘，塘近於牆，牆上則繪一烏龍吐水。飲茶者至，則挈一小壺茶，一半土半磁之茶杯以供客。……”但在這張照片中，方蘇雅的興趣不在茶具而在人：左數第三人是他在中國民間看到的第一個戴眼鏡的人。此外從畫面判斷，戴眼鏡的人背後頭包白帕者可能是夥計，而左右兩邊各有一個男子穿著完全相同的裝束，也許就是當年的時裝吧
被吊死的囚犯(1899，紅河)
Cruel punishment 1899—1900年昆明
站籠又稱立枷，這種特製的木籠上端是枷，卡住犯人的脖子；腳下可墊磚若干塊，受罪的輕重和苟延性命的長短，全在於抽去磚的多少。有的死刑犯會被如此示衆三天後論斬，有的則像圖中這名囚犯一樣被活活吊死。從木籠立柱上層層剝落的字迹上依稀能看見“徐老九”三字，也許就是這名慘死者的名字。據記載晚清一名叫劉松廷的滇戲演員也是死在站籠裏。他因武生功夫了得，被誣偷了雲南藩台的銀子而將其裝進站籠逼供，因忍受不了折磨自行踢開腳下磚頭被吊死。現在看來，官腐刑苛可算是大廈將傾前的表像吧
令人詫異的護法巨龍
Surprising dragons protecting the law
照片中的兩根10米高的盤龍巨柱位於圓通寺大雄寶殿的正廳，這種代表皇帝的符號出現在寺廟中實屬罕見，對之的解釋也說法不一。比較可信的說法是，這一現象應該與由於“靖難之變”逃到昆明的明建文帝朱允有關。相傳建文帝到昆明後即在武定獅山正續寺出家爲僧，法名應文，不久升任該寺住持。但爲了避免明成祖派人跟蹤，應文大師甘作一名遊僧，行迹不定。圓通寺歷史悠久，又是昆明城區最大古刹，應文曾在這裏久居是完全可能的。否則以一外省寺廟而建如此巨大的兩條巨龍，法、理上都不太可能。
個性強烈的500羅漢
500 arhats with peculiar characters；1900年昆明
方蘇雅拍攝這張照片時，羅漢群雕塑成不久，故彩塑衣飾簇新，色澤鮮亮，衣紋優美。對照今天我們看到的500羅漢，可以發現一些羅漢已經移位變形。比較明顯的是向九天攬月的羅漢，原來的手比身長數倍，後來不知爲何變短了。
省垣第一名勝—圓通寺 /圓通勝境坊前的貧民（1898年昆明）
Yuantong Temple, the frist historical site in the provincial capital；
/Poor people in front of Yuantongshengjing arch
照片上的“圓通勝境”四字相傳爲明末黔國公沐天波所書，但並無具體史料佐證。方蘇雅攝影，很少單照景物，而這張照片中那對相互抱緊的父子與高大牌坊之間的對比，不但令畫面生動，也給整副照片賦予了更爲豐富的歷史與人文內涵。
盤龍江畔的昆明城牆(1899年)
The city wall on the bank of the Panlong River；
遠處的金馬山影表明這是昆明小東門一帶的城牆，這裏地勢較低且緊依盤龍江--歷史上多次肆虐沿岸的一條河，也是昆明最重要的水道。據老昆明回憶，它漲水時“坐在城牆上就能洗腳”。於是治理它就成了歷代統治者的重要課目。受它的影響，古昆明城池的形狀建得並不方正，東邊略偏。
至今尤存的東西寺塔
East and West Temple Pagodas which still exist；1900年昆明
城南雙塔高嵯峨，城北千山如湧波”，明初史謹在詩句中描寫的這種景色，今天在昆明城仍能見到，只是東寺塔(圖右)已不是史謹看見的那座南詔舊物，位置也更偏東，出了東寺街。
盛大廟會(1899年，昆明)：
Grand temple fair
由遠處牆壁上可見的“祝聖壽”三字，可斷定這是爲慶祝慈禧生日舉辦的盛大廟會，地點是東嶽廟萬壽宮(今連雲巷賓館處)。當時昆明人極敬神佛，常常進香求佛，而各寺廟亦不失時機建立道場會場，大辦廟會，如正月初九金殿有會，三月十五鐵峰庵有會，七月十五各寺廟做盂蘭會，七月二十七則是東嶽廟開辦大會。據羅養儒回憶，屆時“一切攤子由萬壽宮前擺起，不斷的在街之兩旁直擺至三元宮前，其數位在五、六百……一連開辦三日，而此三日內，城裏的人或有一半到此而逛也。”描述的大概就是圖中的情景了。而逛廟會的人如此之多，一大原因據說是因爲婦女可抛頭露面，“大府中人對於婦女入廟燒香一事，弛而不禁”，雖然人人手提香燭、元寶，在神佛前焚燒，頂禮膜拜，“以致煙火彌空，鐘鼓聲鬧”；但暗地裏“少男少女之心意或亦兼有其他之注在也”。
摔跤鬥士(1898年雲南河口)
Wrestlers
這是方蘇雅照片中僅見的反映中國人民間從事運動的一張。從照片中圍觀人群的裝束來看，拍攝地應是苗族或壯族聚集地。如果說體育是人強壯和富裕之後的一項運動，則在煙毒泛濫、國家貧弱的狀況下此類照片的難得也是正常的。其實體質的羸弱倒在其次，了無生氣、神情木然的觀衆所呈現出的精神面貌尤刺人心。比較有趣的是，兩個摔跤鬥士在下體所縛布片的樣式與日本傳統相撲的裝束十分酷似，其中的原因何在，不獨日本人，大概所有研究、喜愛人類學、民族學的人士都有興趣。
罌粟田裏的中國人：1899年 紅河——昆明
Chinese in poppy fields
一個中國人茫然站在廣闊的罌粟田中，這一畫面象徵性地表現出當時煙毒在中國的泛濫肆虐情況。而廣種罌粟、發展與沿海各省的“雲土”貿易，進而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爭雄，也是方蘇雅代表的法國政府在華殖民的主要戰略方針之一。
汪洋中的一條街(1903年，昆明)
A street in an ocean of water
圖中被盤龍江所患的街道即報國寺街。盤龍江地勢低平，縱貫南北，是穿越昆明市內的最大河流，歷史上就多次因河道壅淤，汛期潰堤成災，造成大小東門外的田畝和繡衣街、報國寺街一片汪洋。尤以清同治辛未年(西元1871年)大水最爲嚴重，城內城外毀屋上千棟，據說水一直漫到報國寺大殿上三世佛的蓮座，有八、九尺深。水患原因當然是排洪道不暢，但民間傳說金牛寺的金牛事前叫幾聲，水就漲幾尺。現金牛街的金牛寺已不存，但金牛還在，只是不再鳴叫。
八卦圖前的全家福(1900年，昆明)
The whole family in front of the Eight Diagrams
照片中出現了五把樣式各異的扇子，一看之下仿佛是當代扇廠的仿古廣告；而與茶几背後八卦圖陰陽相對應的兩組人員也令人忍俊不禁；更令人意外的是，一向對拍照持嚴謹態度的方蘇雅當時顯然是走神了：最靠右的男孩身體被削去一半，而左邊卻有大片完全不必要的空間。一切似乎說明這並不是一次興之所至的拍攝，儘管這個殷實的官宦之家(注意男主人的官靴)對此嚴陣以待，派上了不少道具。應該加以說明的是，當時昆明城內道觀雖多，通道的人卻遠遠少於信佛的；圖中左邊三人應該是小妾和她生的子女，右邊兩人則應該是正房所生之子。
她爲何緊皺雙眉(1896年)
Why does she knit her brows
從衣著上一望就可知，照片中的女孩決不是來自平常的人家。1896年她出自何方名門，方蘇雅與他的家人是何種交情，以及她後來的身世如何現在已難考證，但方蘇雅對她的特別關注是顯而易見的。在他的相冊中不僅有她與家人的合影，又讓他的侍衛官抱著她留下了這張傳神之作。無疑，她的引人注目之處全在於眉眼之間深刻的愁怨之情，這與她幼小年齡之間的巨大反差産生了驚心動魄的力量。那本是一個中國人理應憤懣的年代，方蘇雅鏡頭之下多的卻是圖中侍衛官一類低眉順眼的形象，看來令人莫名難受。這個裹在一身富麗之中的千金小姐卻不但有著與生俱來的憂鬱，更以一種淩厲無畏的眼光從一角逼視著遠處(根本無視她眼前的鏡頭)，使整幅照片驟然狹窄而且緊張，幾乎要將旁邊的成年男子擠出畫面。這悲情，這不可名狀的滄桑從何而來?又是什麽主宰著她令人迷惑的內心?——是沈痛的歷史，還是不祥的預感?這百年前令方蘇雅驚詫的神秘精靈，今天仍讓人震動。
東方美子（1900年 昆明）
Oriental handsome man
圖中男子系當時一不可考的文官，他方臉隆鼻、眉眼有形，印堂寬大，不論在中國人還是方蘇雅眼中都是典型的中國俊男標本，所以留下這張模特式的胸像。但從今天穿越百年看回去，這名男子雖然氣質儒雅，神態也很端正，究竟缺乏生氣與力度，與方蘇雅拍下的其他清朝政府官員並無本質差別。
感謝100年前的那位法國人，為我們留下了那個遙遠的世界的影像
~~END
全副武裝的更夫(1899年，昆明)
A fully-armed watchman
這個更夫在同行中堪稱衣著華麗、裝備齊全，而且工作範圍也小——僅限於法國駐昆明領事署內。他的工作用具除裝蠟燭的燈籠，中空的木魚以及木幫子以外，還有一把作爲武器的小刀，理論上用於對付盜賊。方蘇雅戲稱他爲夜間吵醒人的人，實際上則是代表法國人與中國生活方式接軌的一種象徵性嘗試。
三人轎夫(1896年，紅河)
Three sedan-chair carriers
從照片中看不出中間轎夫起什麽作用，也許他只是個替補者，但眼下他的姿式在加重另兩人的負擔。無論如何這是個辛苦的職業，而轎中的人往往也並不舒服：如果爬坡，兩腳就會懸空，身軀後仰不敢動彈；下坡時則要用力用膝蓋和手撐著轎子的隔牆，以免從門口溜下去。此外官人和婦女都要緊閉門窗，不能沿途觀賞。從今天的角度來說這其實是一種折磨，而方蘇雅則認爲這“像是爲適應在洶湧波濤中航行而做的健身運動。”
小吃攤前的人群(1900年，昆明)
A crowd surounding a snack stall
民以食爲天，而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許多習慣曆百年而不變：遮擋高原陽光的大傘至今街邊常見，傳統的豆花米線館、鍋魁甜漿館也仍是昆明人去得最多的地方。但背景中的傳統建築已大面積、無可挽回地消失了——當然也包括圖中人們那種對一個外國人的強烈好奇。
茶客們(1899年昆明)
Tea-drinkers
據《紀我所知集》記載，往昔昆明“茶鋪內之一切設備極其樸陋，大火爐上支一把大至無比之銅茶壺，內能容水四至五大桶，壺把粗若孩童臂，把以鐵練套住，扣在一比較粗實之尾柱上。旁爲磚砌蓄水塘，塘近於牆，牆上則繪一烏龍吐水。飲茶者至，則挈一小壺茶，一半土半磁之茶杯以供客。……”但在這張照片中，方蘇雅的興趣不在茶具而在人：左數第三人是他在中國民間看到的第一個戴眼鏡的人。此外從畫面判斷，戴眼鏡的人背後頭包白帕者可能是夥計，而左右兩邊各有一個男子穿著完全相同的裝束，也許就是當年的時裝吧
被吊死的囚犯(1899，紅河)
Cruel punishment 1899—1900年昆明
站籠又稱立枷，這種特製的木籠上端是枷，卡住犯人的脖子；腳下可墊磚若干塊，受罪的輕重和苟延性命的長短，全在於抽去磚的多少。有的死刑犯會被如此示衆三天後論斬，有的則像圖中這名囚犯一樣被活活吊死。從木籠立柱上層層剝落的字迹上依稀能看見“徐老九”三字，也許就是這名慘死者的名字。據記載晚清一名叫劉松廷的滇戲演員也是死在站籠裏。他因武生功夫了得，被誣偷了雲南藩台的銀子而將其裝進站籠逼供，因忍受不了折磨自行踢開腳下磚頭被吊死。現在看來，官腐刑苛可算是大廈將傾前的表像吧
令人詫異的護法巨龍
Surprising dragons protecting the law
照片中的兩根10米高的盤龍巨柱位於圓通寺大雄寶殿的正廳，這種代表皇帝的符號出現在寺廟中實屬罕見，對之的解釋也說法不一。比較可信的說法是，這一現象應該與由於“靖難之變”逃到昆明的明建文帝朱允有關。相傳建文帝到昆明後即在武定獅山正續寺出家爲僧，法名應文，不久升任該寺住持。但爲了避免明成祖派人跟蹤，應文大師甘作一名遊僧，行迹不定。圓通寺歷史悠久，又是昆明城區最大古刹，應文曾在這裏久居是完全可能的。否則以一外省寺廟而建如此巨大的兩條巨龍，法、理上都不太可能。
個性強烈的500羅漢
500 arhats with peculiar characters；1900年昆明
方蘇雅拍攝這張照片時，羅漢群雕塑成不久，故彩塑衣飾簇新，色澤鮮亮，衣紋優美。對照今天我們看到的500羅漢，可以發現一些羅漢已經移位變形。比較明顯的是向九天攬月的羅漢，原來的手比身長數倍，後來不知爲何變短了。
省垣第一名勝—圓通寺 /圓通勝境坊前的貧民（1898年昆明）
Yuantong Temple, the frist historical site in the provincial capital；
/Poor people in front of Yuantongshengjing arch
照片上的“圓通勝境”四字相傳爲明末黔國公沐天波所書，但並無具體史料佐證。方蘇雅攝影，很少單照景物，而這張照片中那對相互抱緊的父子與高大牌坊之間的對比，不但令畫面生動，也給整副照片賦予了更爲豐富的歷史與人文內涵。
盤龍江畔的昆明城牆(1899年)
The city wall on the bank of the Panlong River；
遠處的金馬山影表明這是昆明小東門一帶的城牆，這裏地勢較低且緊依盤龍江--歷史上多次肆虐沿岸的一條河，也是昆明最重要的水道。據老昆明回憶，它漲水時“坐在城牆上就能洗腳”。於是治理它就成了歷代統治者的重要課目。受它的影響，古昆明城池的形狀建得並不方正，東邊略偏。
至今尤存的東西寺塔
East and West Temple Pagodas which still exist；1900年昆明
城南雙塔高嵯峨，城北千山如湧波”，明初史謹在詩句中描寫的這種景色，今天在昆明城仍能見到，只是東寺塔(圖右)已不是史謹看見的那座南詔舊物，位置也更偏東，出了東寺街。
盛大廟會(1899年，昆明)：
Grand temple fair
由遠處牆壁上可見的“祝聖壽”三字，可斷定這是爲慶祝慈禧生日舉辦的盛大廟會，地點是東嶽廟萬壽宮(今連雲巷賓館處)。當時昆明人極敬神佛，常常進香求佛，而各寺廟亦不失時機建立道場會場，大辦廟會，如正月初九金殿有會，三月十五鐵峰庵有會，七月十五各寺廟做盂蘭會，七月二十七則是東嶽廟開辦大會。據羅養儒回憶，屆時“一切攤子由萬壽宮前擺起，不斷的在街之兩旁直擺至三元宮前，其數位在五、六百……一連開辦三日，而此三日內，城裏的人或有一半到此而逛也。”描述的大概就是圖中的情景了。而逛廟會的人如此之多，一大原因據說是因爲婦女可抛頭露面，“大府中人對於婦女入廟燒香一事，弛而不禁”，雖然人人手提香燭、元寶，在神佛前焚燒，頂禮膜拜，“以致煙火彌空，鐘鼓聲鬧”；但暗地裏“少男少女之心意或亦兼有其他之注在也”。
摔跤鬥士(1898年雲南河口)
Wrestlers
這是方蘇雅照片中僅見的反映中國人民間從事運動的一張。從照片中圍觀人群的裝束來看，拍攝地應是苗族或壯族聚集地。如果說體育是人強壯和富裕之後的一項運動，則在煙毒泛濫、國家貧弱的狀況下此類照片的難得也是正常的。其實體質的羸弱倒在其次，了無生氣、神情木然的觀衆所呈現出的精神面貌尤刺人心。比較有趣的是，兩個摔跤鬥士在下體所縛布片的樣式與日本傳統相撲的裝束十分酷似，其中的原因何在，不獨日本人，大概所有研究、喜愛人類學、民族學的人士都有興趣。
罌粟田裏的中國人：1899年 紅河——昆明
Chinese in poppy fields
一個中國人茫然站在廣闊的罌粟田中，這一畫面象徵性地表現出當時煙毒在中國的泛濫肆虐情況。而廣種罌粟、發展與沿海各省的“雲土”貿易，進而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爭雄，也是方蘇雅代表的法國政府在華殖民的主要戰略方針之一。
汪洋中的一條街(1903年，昆明)
A street in an ocean of water
圖中被盤龍江所患的街道即報國寺街。盤龍江地勢低平，縱貫南北，是穿越昆明市內的最大河流，歷史上就多次因河道壅淤，汛期潰堤成災，造成大小東門外的田畝和繡衣街、報國寺街一片汪洋。尤以清同治辛未年(西元1871年)大水最爲嚴重，城內城外毀屋上千棟，據說水一直漫到報國寺大殿上三世佛的蓮座，有八、九尺深。水患原因當然是排洪道不暢，但民間傳說金牛寺的金牛事前叫幾聲，水就漲幾尺。現金牛街的金牛寺已不存，但金牛還在，只是不再鳴叫。
八卦圖前的全家福(1900年，昆明)
The whole family in front of the Eight Diagrams
照片中出現了五把樣式各異的扇子，一看之下仿佛是當代扇廠的仿古廣告；而與茶几背後八卦圖陰陽相對應的兩組人員也令人忍俊不禁；更令人意外的是，一向對拍照持嚴謹態度的方蘇雅當時顯然是走神了：最靠右的男孩身體被削去一半，而左邊卻有大片完全不必要的空間。一切似乎說明這並不是一次興之所至的拍攝，儘管這個殷實的官宦之家(注意男主人的官靴)對此嚴陣以待，派上了不少道具。應該加以說明的是，當時昆明城內道觀雖多，通道的人卻遠遠少於信佛的；圖中左邊三人應該是小妾和她生的子女，右邊兩人則應該是正房所生之子。
她爲何緊皺雙眉(1896年)
Why does she knit her brows
從衣著上一望就可知，照片中的女孩決不是來自平常的人家。1896年她出自何方名門，方蘇雅與他的家人是何種交情，以及她後來的身世如何現在已難考證，但方蘇雅對她的特別關注是顯而易見的。在他的相冊中不僅有她與家人的合影，又讓他的侍衛官抱著她留下了這張傳神之作。無疑，她的引人注目之處全在於眉眼之間深刻的愁怨之情，這與她幼小年齡之間的巨大反差産生了驚心動魄的力量。那本是一個中國人理應憤懣的年代，方蘇雅鏡頭之下多的卻是圖中侍衛官一類低眉順眼的形象，看來令人莫名難受。這個裹在一身富麗之中的千金小姐卻不但有著與生俱來的憂鬱，更以一種淩厲無畏的眼光從一角逼視著遠處(根本無視她眼前的鏡頭)，使整幅照片驟然狹窄而且緊張，幾乎要將旁邊的成年男子擠出畫面。這悲情，這不可名狀的滄桑從何而來?又是什麽主宰著她令人迷惑的內心?——是沈痛的歷史，還是不祥的預感?這百年前令方蘇雅驚詫的神秘精靈，今天仍讓人震動。
東方美子（1900年 昆明）
Oriental handsome man
圖中男子系當時一不可考的文官，他方臉隆鼻、眉眼有形，印堂寬大，不論在中國人還是方蘇雅眼中都是典型的中國俊男標本，所以留下這張模特式的胸像。但從今天穿越百年看回去，這名男子雖然氣質儒雅，神態也很端正，究竟缺乏生氣與力度，與方蘇雅拍下的其他清朝政府官員並無本質差別。
感謝100年前的那位法國人，為我們留下了那個遙遠的世界的影像
~~END
很好的历史资料，受了。顶一下！
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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