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否定“五千年文明史”的始作俑者

在网上浏览文章，无论是论坛还是博客，都偶尔能见到一些对“五千年华夏文明”恨的咬牙切齿的精英人士。这些精英的论调是：5000年华夏文明是谎言，最多只有2000年；不配列入四大文明古国等等。
这些胡说八道的东西当然不值得关注。然而无风不起浪，任何事情都是有一个源头的，对于中国古代文明史的否定，究竟起源于何时？谁是始作俑者？这个问题是值的探讨的。

九十年前，五四运动狂飙突起，给整个中国社会体系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五四运动对于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革命意义，已经盖棺定论，不用多说。然而其中产生的一些负面作用，也是客观存在的。打破偶像，审视传统成了运动中的主流。这一大趋势对于历史研究领域的影响，就是出现了所谓的“反抗传统史学，反抗仁义道德史学”，实证主义的文献批判运动迅速展开。而中国的远古历史首当其冲，成了攻击的靶子。实证主义者以“证据论”为武器，理直气壮的质问：说“大禹治水”，有什么证据？黄帝、炎帝是真有其人还是神话传说？拿证据来！胡适先生就是实证主义者的领袖，对这一批人，历史上有一个专用的称呼：疑古派。对中国历史持怀疑态度的派别，称为“疑古”。作为历史研究，寻找证据的确是最重要的，而中国的远古历史，在证据方面也的确比较薄弱，在五四运动大环境的影响下，对此提出质疑也是正常的。然而，任何事情都要避免走向极端，疑古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可是一旦坠入极端，就会产生极其恶劣的负面影响。可是以胡适为领袖的疑古，恰恰是坠入了极端。

只是怀疑尧舜禹倒也罢了，毕竟远古历史的证据确实很脆弱。可是胡适不仅仅是怀疑尧舜禹，他居然连有证据的商朝也开始怀疑。胡适在1918年为《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所作的“导言”中指出：“以现在中国考古学的程度看来，我们对于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而在1921年7月31日的讲演《研究国故的方法》中，他更进一步地说：“在东周以前的历史，是没有一字可以信的。以后呢?大部分也是不可靠的。”这就是所谓的“东周以上无史”论，胡适是这一论点的始作俑者。

既然“东周以上无史”，那五千年文明史，当然就成为疑问了。胡适在这一时期还提出了疑古的考据学原则：“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这就是很明显的走极端了。同样都是错，“疑而错”与“信而错”又有什么区别?研究历史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不偏不倚。而不能是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在“东周以上无史”的基础上，另一位著名的疑古派史学家顾颉刚，直接提出了“两千年历史”的说法：在1920年12月15日致信胡适时，顾颉刚提出：中国号称有四千年(有的说五千年)的历史，大家从《纲鉴》上得来的知识，一闭目就有一个完备的三皇五帝的统系，三皇五帝又各有各的事实，这里边真不知藏污纳垢到怎样!若能仔细的同他考一考，教他们涣然消逝这个观念，从四千年的历史跌到二千年的历史，这真是一大改造呢。

在网上浏览文章，无论是论坛还是博客，都偶尔能见到一些对“五千年华夏文明”恨的咬牙切齿的精英人士。这些精英的论调是：5000年华夏文明是谎言，最多只有2000年；不配列入四大文明古国等等。
这些胡说八道的东西当然不值得关注。然而无风不起浪，任何事情都是有一个源头的，对于中国古代文明史的否定，究竟起源于何时？谁是始作俑者？这个问题是值的探讨的。

九十年前，五四运动狂飙突起，给整个中国社会体系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五四运动对于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革命意义，已经盖棺定论，不用多说。然而其中产生的一些负面作用，也是客观存在的。打破偶像，审视传统成了运动中的主流。这一大趋势对于历史研究领域的影响，就是出现了所谓的“反抗传统史学，反抗仁义道德史学”，实证主义的文献批判运动迅速展开。而中国的远古历史首当其冲，成了攻击的靶子。实证主义者以“证据论”为武器，理直气壮的质问：说“大禹治水”，有什么证据？黄帝、炎帝是真有其人还是神话传说？拿证据来！胡适先生就是实证主义者的领袖，对这一批人，历史上有一个专用的称呼：疑古派。对中国历史持怀疑态度的派别，称为“疑古”。作为历史研究，寻找证据的确是最重要的，而中国的远古历史，在证据方面也的确比较薄弱，在五四运动大环境的影响下，对此提出质疑也是正常的。然而，任何事情都要避免走向极端，疑古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可是一旦坠入极端，就会产生极其恶劣的负面影响。可是以胡适为领袖的疑古，恰恰是坠入了极端。

只是怀疑尧舜禹倒也罢了，毕竟远古历史的证据确实很脆弱。可是胡适不仅仅是怀疑尧舜禹，他居然连有证据的商朝也开始怀疑。胡适在1918年为《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所作的“导言”中指出：“以现在中国考古学的程度看来，我们对于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而在1921年7月31日的讲演《研究国故的方法》中，他更进一步地说：“在东周以前的历史，是没有一字可以信的。以后呢?大部分也是不可靠的。”这就是所谓的“东周以上无史”论，胡适是这一论点的始作俑者。

既然“东周以上无史”，那五千年文明史，当然就成为疑问了。胡适在这一时期还提出了疑古的考据学原则：“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这就是很明显的走极端了。同样都是错，“疑而错”与“信而错”又有什么区别?研究历史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不偏不倚。而不能是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在“东周以上无史”的基础上，另一位著名的疑古派史学家顾颉刚，直接提出了“两千年历史”的说法：在1920年12月15日致信胡适时，顾颉刚提出：中国号称有四千年(有的说五千年)的历史，大家从《纲鉴》上得来的知识，一闭目就有一个完备的三皇五帝的统系，三皇五帝又各有各的事实，这里边真不知藏污纳垢到怎样!若能仔细的同他考一考，教他们涣然消逝这个观念，从四千年的历史跌到二千年的历史，这真是一大改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