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的尴尬:今天该如何唱响"咱们工人有力量"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7 15:11:58
工人的尴尬:今天该如何唱响"咱们工人有力量"
2009年06月07日 14:02 新华网
核心阅读
“咱们工人有力量”——这昂扬的旋律曾伴随共和国的成长,点亮了一个时代。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新时期,面对“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时代挑战,什么样的工人才有力量?如何实现“咱们工人有力量”?
对话嘉宾
郑功成: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兼任多个部委咨询委员、顾问。长期从事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及相关领域的研究。
如何看待工人职业的尴尬
记者:最近有则新闻,称上海入户调查显示,仅有1%的人愿意当工人。后来我们的记者发现,调查的取样不甚全面、科学。不过,这个不实数据引发的消息引起关注,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当前“工人”职业存在的窘境。作为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的专家,对此您怎么看?
郑功成: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假设是在农村做这个调查,我估计50%以上的人都会选择当工人。
但是,回过头来讲,这个调查也给了我们一个相当强的信号:产业工人的地位确实在下降。这个事情同时也反映出我们的认识误区。为什么大家不愿意当工人?因为很多人把工人等同于只干脏、苦、累体力活的劳动者,把工业社会中的工人概念过分简化了。
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也不能全盘否认只有很少的人愿意当工人这个事实,它至少反映了人们对职业选择有一种向上、向好的追求。如果都希望自己或自己的孩子去当工人,而不是上大学或者从事被时下主流意识认为更为体面的工作,倒不合人之常情了。
什么造成工人身份的失落
记者:您刚刚提到,现在大家都有一种“向上”的职业追求。关于职业的“上”与“下”,几十年间可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以前我们歌唱“咱们工人有力量”,如今,工人老大哥那种有魅力的形象正在弱化。您认为这一现状是如何造成的?
郑功成:首先,社会氛围与价值观有了很大改变。现在有一种不良的社会心态,对财富有一种过分的追捧,劳动、劳动者似乎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肯定了。同时,市场经济带来的财富观的多元,和过去只肯定“劳动创造财富”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变……
记者:的确,市场经济中,资本、技术、管理等因素与工人的劳动一起创造价值,工人的劳动如果是简单劳动的话,就只能进入价值链的末端。
郑功成:对。产业工人地位的下降,和多年来一些地方过分强调效率优先、增长至上有关。我们说“发展是硬道理”,但是一度在一些地方演化为“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再演化为“GDP增长才是硬道理”,这是错误的。我到很多地方做社会调查,发现当地出台的红头文件,85%以上的都是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比如土地免费、税收优惠等等,而保护劳动者的少之又少。所以说,劳动者地位的下降,还体现在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上,不少地方在发展中没有很好地兼顾到劳动者的权益。
导致劳动者地位下降的第三个原因,是劳动力结构与总供求关系发生了改变。工人队伍中的劳动力供过于求,背后有历史的原因。过去我们把农民禁锢在土地上,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工可以进城、可以当工人了,这对国家发展而言当然是一个巨大而深刻的进步。但亿万农民从此和城里的工人“抢饭碗”,这也会不断稀释工人身份的含金量,尤其是在资本短缺的条件下,劳动力过剩这一事实必然进一步强化资本所有者的强势地位,加剧劳动者的弱势地位。
记者:农民工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这个结论有数据支持吗?
郑功成:在整个第二产业中,农民工已经占到了60%。而在建筑业,农民工的比重在80%以上,制造业是70%,批发零售及餐饮服务业也在60%左右。农民工事实上已经成为我国工人队伍的主体。
劳动者地位的下降还有一个原因——收入分配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劳动者的收入长期畸形偏低。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公务员、有技能的脑力劳动者收入一直稳步上升,私营企业主的收入迅速增加,而产业工人的收入,在一些效益良好的行业龙头企业中,呈稳步上升趋势;但在更大范围的制造业中,总体上处于徘徊状态。
我做过一个统计,用职工工资总额除以GDP,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个比重是16%左右,到上个世纪末降到12%。2005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为11%!而在市场经济成熟国家,人工工资占GDP的比重普遍在54%—65%之间。
记者:您是说,这种初次分配格局带来劳动者经济地位的下降?
郑功成:对,尤其是普通工薪阶层劳动者。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收入再分配环节,还没有能够对这一利益格局进行有效调整。
记者:您能谈得再具体些吗?
郑功成:再分配包括财政资源分配和社会保障两大主要机制。就前者而言,改革开放初期,国家财力非常有限,后来又把有限的财力投入到了经济发展方面,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直接用于改善民生、提升劳动者经济地位的并不多。在社会保障方面,比如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等制度安排,普通劳动者与科技工作者、管理人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有差别,城市里的下岗、失业工人不少成为“灵活就业者”,现在这个群体人数不少,他们没有稳定的雇主,没有固定的劳动合同和稳定的劳动关系。
总之,造成工人地位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非常复杂的,必须引起高度关注,并采取措施来扭转这种趋势。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是需要由一支庞大的、先进的工人队伍来支撑的。
高素质工人,就是国家核心竞争力
记者:我们一直在强调“产业工人”的概念,随着时代的演进,“工人”这一概念本身是否有了变化?传统产业工人的内涵是否应该被刷新?
郑功成:“工人”内涵是动态的、不断发展的。在工业化已经成熟的今天,工人早已不是工业化初期那种低素质的劳动者。像德国、日本,技术工人已经成为工人队伍的主体,熟练工人与技术工人的比重几乎要占80%以上。可以说,优秀的技术工人是德国、日本优势制造业与国家核心竞争力不可缺少的部分。
不仅如此,德国还在引进外国技术工人,澳大利亚也在中国引进技术工人,韩国法务部不久前发布新政策,对具备一定条件的外国熟练技术工人给予永久居留权。这些工业化国家从造就大量技术工人到引进国外技术工人,表明当代世界需要的是高素质的劳动者,作为高素质劳动者代表的技术工人,始终是有地位、有力量的。
记者:这种情况,也适用于今天的中国吗?
郑功成:我们国家对技工、技师的需求也很大,在珠三角、长三角,有开出6000到8000月薪的工人岗位。在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大量具有技术素质的工人。现在我们关注农民工、城市下岗分流工人,当然没有错,但是要避免一个误区:在整个工人队伍结构多样化的今天,不能拿处于技术含量低端的这一部分劳动者,来作为评价工人地位的基本甚至是唯一依据。
记者:我们说劳动者的地位下降,指的其实是这一部分处于技术低端的劳动者,而高素质的技术型工人,比如联想、海尔等大型国有企业里的技术工人,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经济地位仍然是比较高的。
郑功成:对。
记者:党中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任务,创新的主体是企业,而企业的一个主体就是工人。其实就是在过去,一味强调埋头苦干蛮干的工人典型也是很少的,孟泰、王进喜、王崇伦,每个先进典型的背后都跟着一个甚至一串技术革新。
郑功成:是的。科技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高素质的工人也应该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前几年国内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劳工成本低是我们的比较优势。我说,劳工成本低只能是一个短命的优势!任何一个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国家,劳工成本一定是很高的。这背后有一种逻辑关系:较高的劳工成本背后是较高的人力资本投资,较高的人力资本投资造就了高素质的劳动者,高素质的劳动者制造了技术含量高的产品,而技术含量高的产品才是制造业强国的标志,“核心竞争力”也正由此而来。
创新型国家是需要由亿万个具备熟练技术的高素质劳动者铸就的。今天,依然要肯定“咱们工人有力量”,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技术工人有力量”、“知识工人有力量”、“创新型工人有力量”。因为,他们代表着时代的发展进步与先进的生产力。(记者 白龙)工人的尴尬:今天该如何唱响"咱们工人有力量"
2009年06月07日 14:02 新华网
核心阅读
“咱们工人有力量”——这昂扬的旋律曾伴随共和国的成长,点亮了一个时代。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新时期,面对“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时代挑战,什么样的工人才有力量?如何实现“咱们工人有力量”?
对话嘉宾
郑功成: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兼任多个部委咨询委员、顾问。长期从事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及相关领域的研究。
如何看待工人职业的尴尬
记者:最近有则新闻,称上海入户调查显示,仅有1%的人愿意当工人。后来我们的记者发现,调查的取样不甚全面、科学。不过,这个不实数据引发的消息引起关注,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当前“工人”职业存在的窘境。作为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的专家,对此您怎么看?
郑功成: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假设是在农村做这个调查,我估计50%以上的人都会选择当工人。
但是,回过头来讲,这个调查也给了我们一个相当强的信号:产业工人的地位确实在下降。这个事情同时也反映出我们的认识误区。为什么大家不愿意当工人?因为很多人把工人等同于只干脏、苦、累体力活的劳动者,把工业社会中的工人概念过分简化了。
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也不能全盘否认只有很少的人愿意当工人这个事实,它至少反映了人们对职业选择有一种向上、向好的追求。如果都希望自己或自己的孩子去当工人,而不是上大学或者从事被时下主流意识认为更为体面的工作,倒不合人之常情了。
什么造成工人身份的失落
记者:您刚刚提到,现在大家都有一种“向上”的职业追求。关于职业的“上”与“下”,几十年间可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以前我们歌唱“咱们工人有力量”,如今,工人老大哥那种有魅力的形象正在弱化。您认为这一现状是如何造成的?
郑功成:首先,社会氛围与价值观有了很大改变。现在有一种不良的社会心态,对财富有一种过分的追捧,劳动、劳动者似乎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肯定了。同时,市场经济带来的财富观的多元,和过去只肯定“劳动创造财富”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变……
记者:的确,市场经济中,资本、技术、管理等因素与工人的劳动一起创造价值,工人的劳动如果是简单劳动的话,就只能进入价值链的末端。
郑功成:对。产业工人地位的下降,和多年来一些地方过分强调效率优先、增长至上有关。我们说“发展是硬道理”,但是一度在一些地方演化为“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再演化为“GDP增长才是硬道理”,这是错误的。我到很多地方做社会调查,发现当地出台的红头文件,85%以上的都是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比如土地免费、税收优惠等等,而保护劳动者的少之又少。所以说,劳动者地位的下降,还体现在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上,不少地方在发展中没有很好地兼顾到劳动者的权益。
导致劳动者地位下降的第三个原因,是劳动力结构与总供求关系发生了改变。工人队伍中的劳动力供过于求,背后有历史的原因。过去我们把农民禁锢在土地上,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工可以进城、可以当工人了,这对国家发展而言当然是一个巨大而深刻的进步。但亿万农民从此和城里的工人“抢饭碗”,这也会不断稀释工人身份的含金量,尤其是在资本短缺的条件下,劳动力过剩这一事实必然进一步强化资本所有者的强势地位,加剧劳动者的弱势地位。
记者:农民工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这个结论有数据支持吗?
郑功成:在整个第二产业中,农民工已经占到了60%。而在建筑业,农民工的比重在80%以上,制造业是70%,批发零售及餐饮服务业也在60%左右。农民工事实上已经成为我国工人队伍的主体。
劳动者地位的下降还有一个原因——收入分配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劳动者的收入长期畸形偏低。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公务员、有技能的脑力劳动者收入一直稳步上升,私营企业主的收入迅速增加,而产业工人的收入,在一些效益良好的行业龙头企业中,呈稳步上升趋势;但在更大范围的制造业中,总体上处于徘徊状态。
我做过一个统计,用职工工资总额除以GDP,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个比重是16%左右,到上个世纪末降到12%。2005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为11%!而在市场经济成熟国家,人工工资占GDP的比重普遍在54%—65%之间。
记者:您是说,这种初次分配格局带来劳动者经济地位的下降?
郑功成:对,尤其是普通工薪阶层劳动者。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收入再分配环节,还没有能够对这一利益格局进行有效调整。
记者:您能谈得再具体些吗?
郑功成:再分配包括财政资源分配和社会保障两大主要机制。就前者而言,改革开放初期,国家财力非常有限,后来又把有限的财力投入到了经济发展方面,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直接用于改善民生、提升劳动者经济地位的并不多。在社会保障方面,比如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等制度安排,普通劳动者与科技工作者、管理人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有差别,城市里的下岗、失业工人不少成为“灵活就业者”,现在这个群体人数不少,他们没有稳定的雇主,没有固定的劳动合同和稳定的劳动关系。
总之,造成工人地位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非常复杂的,必须引起高度关注,并采取措施来扭转这种趋势。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是需要由一支庞大的、先进的工人队伍来支撑的。
高素质工人,就是国家核心竞争力
记者:我们一直在强调“产业工人”的概念,随着时代的演进,“工人”这一概念本身是否有了变化?传统产业工人的内涵是否应该被刷新?
郑功成:“工人”内涵是动态的、不断发展的。在工业化已经成熟的今天,工人早已不是工业化初期那种低素质的劳动者。像德国、日本,技术工人已经成为工人队伍的主体,熟练工人与技术工人的比重几乎要占80%以上。可以说,优秀的技术工人是德国、日本优势制造业与国家核心竞争力不可缺少的部分。
不仅如此,德国还在引进外国技术工人,澳大利亚也在中国引进技术工人,韩国法务部不久前发布新政策,对具备一定条件的外国熟练技术工人给予永久居留权。这些工业化国家从造就大量技术工人到引进国外技术工人,表明当代世界需要的是高素质的劳动者,作为高素质劳动者代表的技术工人,始终是有地位、有力量的。
记者:这种情况,也适用于今天的中国吗?
郑功成:我们国家对技工、技师的需求也很大,在珠三角、长三角,有开出6000到8000月薪的工人岗位。在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大量具有技术素质的工人。现在我们关注农民工、城市下岗分流工人,当然没有错,但是要避免一个误区:在整个工人队伍结构多样化的今天,不能拿处于技术含量低端的这一部分劳动者,来作为评价工人地位的基本甚至是唯一依据。
记者:我们说劳动者的地位下降,指的其实是这一部分处于技术低端的劳动者,而高素质的技术型工人,比如联想、海尔等大型国有企业里的技术工人,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经济地位仍然是比较高的。
郑功成:对。
记者:党中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任务,创新的主体是企业,而企业的一个主体就是工人。其实就是在过去,一味强调埋头苦干蛮干的工人典型也是很少的,孟泰、王进喜、王崇伦,每个先进典型的背后都跟着一个甚至一串技术革新。
郑功成:是的。科技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高素质的工人也应该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前几年国内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劳工成本低是我们的比较优势。我说,劳工成本低只能是一个短命的优势!任何一个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国家,劳工成本一定是很高的。这背后有一种逻辑关系:较高的劳工成本背后是较高的人力资本投资,较高的人力资本投资造就了高素质的劳动者,高素质的劳动者制造了技术含量高的产品,而技术含量高的产品才是制造业强国的标志,“核心竞争力”也正由此而来。
创新型国家是需要由亿万个具备熟练技术的高素质劳动者铸就的。今天,依然要肯定“咱们工人有力量”,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技术工人有力量”、“知识工人有力量”、“创新型工人有力量”。因为,他们代表着时代的发展进步与先进的生产力。(记者 白龙)
2009年06月07日 14:02 新华网
核心阅读
“咱们工人有力量”——这昂扬的旋律曾伴随共和国的成长,点亮了一个时代。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新时期,面对“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时代挑战,什么样的工人才有力量?如何实现“咱们工人有力量”?
对话嘉宾
郑功成: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兼任多个部委咨询委员、顾问。长期从事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及相关领域的研究。
如何看待工人职业的尴尬
记者:最近有则新闻,称上海入户调查显示,仅有1%的人愿意当工人。后来我们的记者发现,调查的取样不甚全面、科学。不过,这个不实数据引发的消息引起关注,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当前“工人”职业存在的窘境。作为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的专家,对此您怎么看?
郑功成: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假设是在农村做这个调查,我估计50%以上的人都会选择当工人。
但是,回过头来讲,这个调查也给了我们一个相当强的信号:产业工人的地位确实在下降。这个事情同时也反映出我们的认识误区。为什么大家不愿意当工人?因为很多人把工人等同于只干脏、苦、累体力活的劳动者,把工业社会中的工人概念过分简化了。
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也不能全盘否认只有很少的人愿意当工人这个事实,它至少反映了人们对职业选择有一种向上、向好的追求。如果都希望自己或自己的孩子去当工人,而不是上大学或者从事被时下主流意识认为更为体面的工作,倒不合人之常情了。
什么造成工人身份的失落
记者:您刚刚提到,现在大家都有一种“向上”的职业追求。关于职业的“上”与“下”,几十年间可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以前我们歌唱“咱们工人有力量”,如今,工人老大哥那种有魅力的形象正在弱化。您认为这一现状是如何造成的?
郑功成:首先,社会氛围与价值观有了很大改变。现在有一种不良的社会心态,对财富有一种过分的追捧,劳动、劳动者似乎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肯定了。同时,市场经济带来的财富观的多元,和过去只肯定“劳动创造财富”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变……
记者:的确,市场经济中,资本、技术、管理等因素与工人的劳动一起创造价值,工人的劳动如果是简单劳动的话,就只能进入价值链的末端。
郑功成:对。产业工人地位的下降,和多年来一些地方过分强调效率优先、增长至上有关。我们说“发展是硬道理”,但是一度在一些地方演化为“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再演化为“GDP增长才是硬道理”,这是错误的。我到很多地方做社会调查,发现当地出台的红头文件,85%以上的都是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比如土地免费、税收优惠等等,而保护劳动者的少之又少。所以说,劳动者地位的下降,还体现在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上,不少地方在发展中没有很好地兼顾到劳动者的权益。
导致劳动者地位下降的第三个原因,是劳动力结构与总供求关系发生了改变。工人队伍中的劳动力供过于求,背后有历史的原因。过去我们把农民禁锢在土地上,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工可以进城、可以当工人了,这对国家发展而言当然是一个巨大而深刻的进步。但亿万农民从此和城里的工人“抢饭碗”,这也会不断稀释工人身份的含金量,尤其是在资本短缺的条件下,劳动力过剩这一事实必然进一步强化资本所有者的强势地位,加剧劳动者的弱势地位。
记者:农民工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这个结论有数据支持吗?
郑功成:在整个第二产业中,农民工已经占到了60%。而在建筑业,农民工的比重在80%以上,制造业是70%,批发零售及餐饮服务业也在60%左右。农民工事实上已经成为我国工人队伍的主体。
劳动者地位的下降还有一个原因——收入分配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劳动者的收入长期畸形偏低。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公务员、有技能的脑力劳动者收入一直稳步上升,私营企业主的收入迅速增加,而产业工人的收入,在一些效益良好的行业龙头企业中,呈稳步上升趋势;但在更大范围的制造业中,总体上处于徘徊状态。
我做过一个统计,用职工工资总额除以GDP,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个比重是16%左右,到上个世纪末降到12%。2005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为11%!而在市场经济成熟国家,人工工资占GDP的比重普遍在54%—65%之间。
记者:您是说,这种初次分配格局带来劳动者经济地位的下降?
郑功成:对,尤其是普通工薪阶层劳动者。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收入再分配环节,还没有能够对这一利益格局进行有效调整。
记者:您能谈得再具体些吗?
郑功成:再分配包括财政资源分配和社会保障两大主要机制。就前者而言,改革开放初期,国家财力非常有限,后来又把有限的财力投入到了经济发展方面,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直接用于改善民生、提升劳动者经济地位的并不多。在社会保障方面,比如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等制度安排,普通劳动者与科技工作者、管理人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有差别,城市里的下岗、失业工人不少成为“灵活就业者”,现在这个群体人数不少,他们没有稳定的雇主,没有固定的劳动合同和稳定的劳动关系。
总之,造成工人地位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非常复杂的,必须引起高度关注,并采取措施来扭转这种趋势。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是需要由一支庞大的、先进的工人队伍来支撑的。
高素质工人,就是国家核心竞争力
记者:我们一直在强调“产业工人”的概念,随着时代的演进,“工人”这一概念本身是否有了变化?传统产业工人的内涵是否应该被刷新?
郑功成:“工人”内涵是动态的、不断发展的。在工业化已经成熟的今天,工人早已不是工业化初期那种低素质的劳动者。像德国、日本,技术工人已经成为工人队伍的主体,熟练工人与技术工人的比重几乎要占80%以上。可以说,优秀的技术工人是德国、日本优势制造业与国家核心竞争力不可缺少的部分。
不仅如此,德国还在引进外国技术工人,澳大利亚也在中国引进技术工人,韩国法务部不久前发布新政策,对具备一定条件的外国熟练技术工人给予永久居留权。这些工业化国家从造就大量技术工人到引进国外技术工人,表明当代世界需要的是高素质的劳动者,作为高素质劳动者代表的技术工人,始终是有地位、有力量的。
记者:这种情况,也适用于今天的中国吗?
郑功成:我们国家对技工、技师的需求也很大,在珠三角、长三角,有开出6000到8000月薪的工人岗位。在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大量具有技术素质的工人。现在我们关注农民工、城市下岗分流工人,当然没有错,但是要避免一个误区:在整个工人队伍结构多样化的今天,不能拿处于技术含量低端的这一部分劳动者,来作为评价工人地位的基本甚至是唯一依据。
记者:我们说劳动者的地位下降,指的其实是这一部分处于技术低端的劳动者,而高素质的技术型工人,比如联想、海尔等大型国有企业里的技术工人,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经济地位仍然是比较高的。
郑功成:对。
记者:党中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任务,创新的主体是企业,而企业的一个主体就是工人。其实就是在过去,一味强调埋头苦干蛮干的工人典型也是很少的,孟泰、王进喜、王崇伦,每个先进典型的背后都跟着一个甚至一串技术革新。
郑功成:是的。科技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高素质的工人也应该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前几年国内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劳工成本低是我们的比较优势。我说,劳工成本低只能是一个短命的优势!任何一个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国家,劳工成本一定是很高的。这背后有一种逻辑关系:较高的劳工成本背后是较高的人力资本投资,较高的人力资本投资造就了高素质的劳动者,高素质的劳动者制造了技术含量高的产品,而技术含量高的产品才是制造业强国的标志,“核心竞争力”也正由此而来。
创新型国家是需要由亿万个具备熟练技术的高素质劳动者铸就的。今天,依然要肯定“咱们工人有力量”,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技术工人有力量”、“知识工人有力量”、“创新型工人有力量”。因为,他们代表着时代的发展进步与先进的生产力。(记者 白龙)工人的尴尬:今天该如何唱响"咱们工人有力量"
2009年06月07日 14:02 新华网
核心阅读
“咱们工人有力量”——这昂扬的旋律曾伴随共和国的成长,点亮了一个时代。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新时期,面对“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时代挑战,什么样的工人才有力量?如何实现“咱们工人有力量”?
对话嘉宾
郑功成: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兼任多个部委咨询委员、顾问。长期从事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及相关领域的研究。
如何看待工人职业的尴尬
记者:最近有则新闻,称上海入户调查显示,仅有1%的人愿意当工人。后来我们的记者发现,调查的取样不甚全面、科学。不过,这个不实数据引发的消息引起关注,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当前“工人”职业存在的窘境。作为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的专家,对此您怎么看?
郑功成: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假设是在农村做这个调查,我估计50%以上的人都会选择当工人。
但是,回过头来讲,这个调查也给了我们一个相当强的信号:产业工人的地位确实在下降。这个事情同时也反映出我们的认识误区。为什么大家不愿意当工人?因为很多人把工人等同于只干脏、苦、累体力活的劳动者,把工业社会中的工人概念过分简化了。
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也不能全盘否认只有很少的人愿意当工人这个事实,它至少反映了人们对职业选择有一种向上、向好的追求。如果都希望自己或自己的孩子去当工人,而不是上大学或者从事被时下主流意识认为更为体面的工作,倒不合人之常情了。
什么造成工人身份的失落
记者:您刚刚提到,现在大家都有一种“向上”的职业追求。关于职业的“上”与“下”,几十年间可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以前我们歌唱“咱们工人有力量”,如今,工人老大哥那种有魅力的形象正在弱化。您认为这一现状是如何造成的?
郑功成:首先,社会氛围与价值观有了很大改变。现在有一种不良的社会心态,对财富有一种过分的追捧,劳动、劳动者似乎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肯定了。同时,市场经济带来的财富观的多元,和过去只肯定“劳动创造财富”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变……
记者:的确,市场经济中,资本、技术、管理等因素与工人的劳动一起创造价值,工人的劳动如果是简单劳动的话,就只能进入价值链的末端。
郑功成:对。产业工人地位的下降,和多年来一些地方过分强调效率优先、增长至上有关。我们说“发展是硬道理”,但是一度在一些地方演化为“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再演化为“GDP增长才是硬道理”,这是错误的。我到很多地方做社会调查,发现当地出台的红头文件,85%以上的都是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比如土地免费、税收优惠等等,而保护劳动者的少之又少。所以说,劳动者地位的下降,还体现在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上,不少地方在发展中没有很好地兼顾到劳动者的权益。
导致劳动者地位下降的第三个原因,是劳动力结构与总供求关系发生了改变。工人队伍中的劳动力供过于求,背后有历史的原因。过去我们把农民禁锢在土地上,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工可以进城、可以当工人了,这对国家发展而言当然是一个巨大而深刻的进步。但亿万农民从此和城里的工人“抢饭碗”,这也会不断稀释工人身份的含金量,尤其是在资本短缺的条件下,劳动力过剩这一事实必然进一步强化资本所有者的强势地位,加剧劳动者的弱势地位。
记者:农民工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这个结论有数据支持吗?
郑功成:在整个第二产业中,农民工已经占到了60%。而在建筑业,农民工的比重在80%以上,制造业是70%,批发零售及餐饮服务业也在60%左右。农民工事实上已经成为我国工人队伍的主体。
劳动者地位的下降还有一个原因——收入分配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劳动者的收入长期畸形偏低。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公务员、有技能的脑力劳动者收入一直稳步上升,私营企业主的收入迅速增加,而产业工人的收入,在一些效益良好的行业龙头企业中,呈稳步上升趋势;但在更大范围的制造业中,总体上处于徘徊状态。
我做过一个统计,用职工工资总额除以GDP,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个比重是16%左右,到上个世纪末降到12%。2005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为11%!而在市场经济成熟国家,人工工资占GDP的比重普遍在54%—65%之间。
记者:您是说,这种初次分配格局带来劳动者经济地位的下降?
郑功成:对,尤其是普通工薪阶层劳动者。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收入再分配环节,还没有能够对这一利益格局进行有效调整。
记者:您能谈得再具体些吗?
郑功成:再分配包括财政资源分配和社会保障两大主要机制。就前者而言,改革开放初期,国家财力非常有限,后来又把有限的财力投入到了经济发展方面,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直接用于改善民生、提升劳动者经济地位的并不多。在社会保障方面,比如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等制度安排,普通劳动者与科技工作者、管理人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有差别,城市里的下岗、失业工人不少成为“灵活就业者”,现在这个群体人数不少,他们没有稳定的雇主,没有固定的劳动合同和稳定的劳动关系。
总之,造成工人地位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非常复杂的,必须引起高度关注,并采取措施来扭转这种趋势。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是需要由一支庞大的、先进的工人队伍来支撑的。
高素质工人,就是国家核心竞争力
记者:我们一直在强调“产业工人”的概念,随着时代的演进,“工人”这一概念本身是否有了变化?传统产业工人的内涵是否应该被刷新?
郑功成:“工人”内涵是动态的、不断发展的。在工业化已经成熟的今天,工人早已不是工业化初期那种低素质的劳动者。像德国、日本,技术工人已经成为工人队伍的主体,熟练工人与技术工人的比重几乎要占80%以上。可以说,优秀的技术工人是德国、日本优势制造业与国家核心竞争力不可缺少的部分。
不仅如此,德国还在引进外国技术工人,澳大利亚也在中国引进技术工人,韩国法务部不久前发布新政策,对具备一定条件的外国熟练技术工人给予永久居留权。这些工业化国家从造就大量技术工人到引进国外技术工人,表明当代世界需要的是高素质的劳动者,作为高素质劳动者代表的技术工人,始终是有地位、有力量的。
记者:这种情况,也适用于今天的中国吗?
郑功成:我们国家对技工、技师的需求也很大,在珠三角、长三角,有开出6000到8000月薪的工人岗位。在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大量具有技术素质的工人。现在我们关注农民工、城市下岗分流工人,当然没有错,但是要避免一个误区:在整个工人队伍结构多样化的今天,不能拿处于技术含量低端的这一部分劳动者,来作为评价工人地位的基本甚至是唯一依据。
记者:我们说劳动者的地位下降,指的其实是这一部分处于技术低端的劳动者,而高素质的技术型工人,比如联想、海尔等大型国有企业里的技术工人,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经济地位仍然是比较高的。
郑功成:对。
记者:党中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任务,创新的主体是企业,而企业的一个主体就是工人。其实就是在过去,一味强调埋头苦干蛮干的工人典型也是很少的,孟泰、王进喜、王崇伦,每个先进典型的背后都跟着一个甚至一串技术革新。
郑功成:是的。科技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高素质的工人也应该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前几年国内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劳工成本低是我们的比较优势。我说,劳工成本低只能是一个短命的优势!任何一个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国家,劳工成本一定是很高的。这背后有一种逻辑关系:较高的劳工成本背后是较高的人力资本投资,较高的人力资本投资造就了高素质的劳动者,高素质的劳动者制造了技术含量高的产品,而技术含量高的产品才是制造业强国的标志,“核心竞争力”也正由此而来。
创新型国家是需要由亿万个具备熟练技术的高素质劳动者铸就的。今天,依然要肯定“咱们工人有力量”,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技术工人有力量”、“知识工人有力量”、“创新型工人有力量”。因为,他们代表着时代的发展进步与先进的生产力。(记者 白龙)
工人 很高尚的词汇了
现实是没人相当工人而是工程师
9527周 发表于 2009-6-7 15:54
现实是没人想当工程师而是想当公务员.
现实是没人想当工程师而是想当公务员.
tomcat650093 发表于 2009-6-7 15:57
家长希望孩子大学 都学文科 管理 蠢一点的当公务员 ,精一点的 出国,
家长希望孩子大学 都学文科 管理 蠢一点的当公务员 ,精一点的 出国,
工程师也是广义上的工人
工程师现在是正儿八经的工人...
工程师现在是正儿八经的工人...
对头 工科毕业的工程师们当工人还是很合格的 谁说现在没有人愿意当工人啦
30年河东 30年河西。
米国300了还是活力依旧
革命, 斗争 的初始是为工人阶级翻身 为无产阶级争取权利,现在工人阶级的儿子在复习考大学 争取当公务员 坐在别的工人头上作威作福,所谓的主义 纲领 都生锈 腐蚀了 ,要换不锈钢的和谐道德才行
不想当官的人,不是中国人.:D
现实是缺少高工
这个访谈一部分符合事实,另外一部分就是胡说八道了,就我所了解的情况,过去的国营工厂被破产后,不光是所谓低技术的工人境况很凄凉,就是那些拥有技术和很高能力的工人,象八级钳工和许多的拥有车钳刨洗钻工艺以及板金工艺的工人,绝大多数人都是在到处混饭吃,这当中当然有很少的一部分工人被私营业主俜走,但相对高的工资换回的却是严重透支体力和时间的劳动以及毫无人格上的尊重,这样的事东北可能更多.我就在电视上看到过,曾经的国营工厂的一个很优秀的劳动模范,到最后靠登神牛来养家糊口.至于有些报道上讲的什么月薪如何如何高,很遗憾的告颂大家,有些就是炒做,根本就不会兑现.
极度短缺造成价格上涨的时候才来谈这个问题。
现在工人差不多是最惨的了,不比农民工好。自从外包流行起来后,这些国企、民企根本就不重视技工,做不出来就外包——管他合格不合格的先凑个数。大部分工人1500,主任4000-5000,部长5000以上,工人连奶粉钱都不够。大部分的高薪请技工不过是广告而已,挣你几个月的试用期的廉价劳动然后再扯皮。现在的工程师就是工人,更窝火的管你的主管什么都不懂也瞎指挥你,就是因为他是经理亲戚。有不傻的技工自己办家庭加工作坊也过的挺好。
补充一下,有的企业还洗脑,还不如搞传销的上的课精彩。
现在工人差不多是最惨的了,不比农民工好。自从外包流行起来后,这些国企、民企根本就不重视技工,做不出来就外包——管他合格不合格的先凑个数。大部分工人1500,主任4000-5000,部长5000以上,工人连奶粉钱都不够。大部分的高薪请技工不过是广告而已,挣你几个月的试用期的廉价劳动然后再扯皮。现在的工程师就是工人,更窝火的管你的主管什么都不懂也瞎指挥你,就是因为他是经理亲戚。有不傻的技工自己办家庭加工作坊也过的挺好。
补充一下,有的企业还洗脑,还不如搞传销的上的课精彩。
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合的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是大官僚大资本家大买办大学阀黑社会老大领导的公务员为统治主体的原始资本封建奴隶主义混合国家。
郑功成,我只差点看成了郑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