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国民党的特务系统里面国防部二厅这个机构是干 ...

这里有邱沈钧撰写的回忆录。邱沈钧是国防部二厅通讯总所所长，国军少将。

---------------------------------------------------------
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二厅简况

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二厅 邱沈钧 撰稿  
   
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从重庆撤回南京。蒋介石于1946年6月选定南京黄埔路原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旧址成立了国防部。
    1、郑介民亲抓筹组工作。
    国防部第二厅是参谋总部“一般参谋”中的一个组成部门，掌管战略情报。它是在原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的基础上扩大改组成立的。厅长仍由原军令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充任。在国防部第二厅成立时，国防部保密局也成立了，郑介民对两者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自戴笠死后，军统局缩编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蒋介石又指定郑介民接戴笠的班，郑一跃成了军统局的第一号人物。然而他却对保密局很冷淡，以忙于北平军调部的工作为借口，尽可能避免插手保密局的工作事宜。之后不到半年时间，郑介民便卸掉保密局局长的兼职。而与此同时，郑介民对筹组国防部第二厅却是全力以赴。尽管1946年夏秋之交北平军调部的所谓调处工作十分紧张，但郑介民仍抽身赶回南京，亲自主持国防部第二厅的筹组工作。第二厅的业务执掌和重要的人事安排，都是郑介民亲自作出决定的。
    2、成立初期的组织和业务概况。
    (1)组织系统
    1946年6月，按照美版国防部第二厅体制，国民党国防部第二厅成立时，采用两司制，其组织系统，概况如下表：
    (2)业务分工
    厅长郑介民在国防部第二厅的筹组工作基本完成后，即返回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第二厅工作由副厅长龚愚以代厅长名义主持。
    龚愚又名龚乐愚，贵州人。1929年5月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交通兵科。他不但是何应钦的小同乡，而且是何的近亲。龚愚是经何应钦的保荐到军令部第二厅出任副厅长兼代厅长并全权主持厅务的。像他这样一个既非军统系，又非武官系的厅外人士，如果不是有何应钦这样的背景，是不可能这么快走上指挥整个情报厅工作的代厅长岗位的。由于他在第二厅内没有可靠的班底和处理情报的基础，仅三个月之后，就被刚从美国回来的武官系首领侯腾轻易挤下台去。
    厅长，副厅长之下设厅长办公室，政策计划处和第一、第二两个司，其工作执掌分别叙述如下：
    厅长办公室：设办公室主任一人，专员若干人，办公室下设四个组，分掌厅本部人事、财务、总务和文书等事宜。
    厅长办公室主任是李崇诗，黄埔军校六期毕业，军统系人员，曾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军统局驻香港华南办事处处长，西南运输处组长，军统局东南办事处处长，中美合作所参谋长。
    政策计划处：处长曹士潋，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是曾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的贺耀组的女婿。日本投降后曾任南京陆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
    政策计划处是国防部第二厅内唯一的厅直属处，它是在厅长的指挥下，拟定全厅的工作计划和协调两司各处之间的工作关系。按照美国顾问的说法，这是一个搞全厅平衡工作的优先处。
    因为全厅有十几个处和很多附属机构，在工作上难免有互相矛盾和不协调，须由政策计划处进行协调以提高工作效率。
    国防部成立后，主要任务是打共产党，因此担任反共情报的第二厅第三处的重要性显然比抗战时期的军令部第三处大大增加，郑介民认定杜逵不能胜任这个重要职务，所以另外找来非军统系的钮先民膺此重任。郑介民提升杜逵担任二司副局长，绝非出于对杜的信任，恰是对他另有看法。
    第二厅成立后，很长时间拿不出中共方面的军事、政治情报。这一点，蒋介石无法理解。因为在北伐和抗战中容易得到的东西现在得到却如此困难，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第二厅本身所存在的问题。这是亟需加以整顿的，由此加快了第二厅的改组。
    (3)改组的经过
    1946年9月，成立已4个月的国防部第二厅工作仍处于杂乱无章状态。厅长郑介民正驻在北平，一时难以回南京亲自主持工作。而坐镇南京的代理厅长龚愚早已焦头烂额束手无策。第二厅的整顿已势在必行。正在这时，原军令部第二厅剐厅长兼代厅长，后出任驻美大使馆武官的侯腾率其他几名武官从美国返南京述职。在第二厅内，除郑介民之外，侯腾是资历最深、对厅务最熟悉的一个人。因此，整顿第二厅的任务自然落在他身上。侯腾此番受命来第二厅整顿，还带有更大的个人企图，即准备在适当时机取代郑介民，把第二厅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
    此次整顿第二厅，身为厅长的郑介民始终没有从北平返回南京，并非他不能回来，而是他不愿回来参加整顿。第二厅的第一次整顿在人事安排方面，第一步是赶走了原代理厅长龚愚，侯腾取而代之；第二步是将一向对侯不满的军统分子如杜逵、魏大铭等排挤出厅。

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二厅的第二次改组

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二厅 邱沈钧 撰稿  
    (1)1947年4月第二次改组的原因
    第一次改组是蒋介石笼统地对国防部第二厅（军令部第二厅）整个工作不满，两司制被取消，是以形式上的变化为主。第二次改组是蒋介石亲自提出了具体的要求，重点加强电讯情报工作，着重于内容的改变。第一次改组并没有解决情报来源这个根本问题。自1946年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到1947年春，蒋介石在全国各个战场损兵折将，损失了近100个旅的主力部队。从南京大本营到各个战场的指挥官，都将惨败的责任推给无法获知解放军的军事情报上，蒋介石也认为第二厅的情报工作做得太差。在甚怒之下，急忙把郑介民从北平叫了回来申斥一番。1947年5月某天，蒋介石召见了搞密电码情报工作的五个头目，即郑介民、毛庆祥、魏大铭、王俊杰和肖坚白，对他们严加痛斥，问他们为什么拿不到解放军方面的军事情报。郑介民因长期在北平，因此讲不出原因所在。他主管的原军事委员会办公厅机要室和委员长侍从室机要组已经归并到国防部第二厅去了。
    魏大铭由于郑介民对他不信任，又受侯腾的排挤，最初是架空了的第一司副司长的闲职，后第一次改组则干脆当了个挂名专员，而王俊杰是第二厅一司四处处长，又是第一次改组后的技术研究室主任，是直接主管密电码工作的负责人。所以当蒋介石问到何以不能获得中共军事情报时，王俊杰首当其冲，有无法推卸的责任。他向蒋介石讲了三点原因：第一是抗战胜利后，不少有才华有经验的技术人员自谋出路，离职他去，故此目前技术力量薄弱。这是主要原因；第二是待遇菲薄，原来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有伙食津贴，如今一律按军职待遇，又没有破译技术奖金，不仅不能吸引原来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再回来工作，连现职人员也不安心工作；第三，自从重庆搬回南京，至今几百号人仍挤在原关押日本战犯的破营房内，连办公室都没有，无法开展工作。
    蒋介石听了汇报后，当即指示说：“对于原来有经验有技术的人员，你们认为需要的话，不论他们在什么地方，什么机关工作，一律用我的命令调回来工作；凡是从事破译工作的技术人员，一律供给全日膳食。对特殊的技术人员，在生活上可以破例照顾，如买或租花园洋房，添置沙发，在生活上提供方便。做出成绩者可发给奖金，有特大成就者可上报由我发给特等奖励。把研译人员的办公室搬到我警卫部队楼房里来办公。”并当即责成办理，并要求一定把军事情报工作做好。后来，蒋介石警卫的营房确实让出了东首的半幢，计20余间，专门给技术研究室搞中密电码研究工作的第三科，作为办公室之用。第三科近百名技术人员一律供给三餐伙食。同时在山西路确已买下了洋房，添置了沙发，只是不知什么人在洋房里办公。
    (2)改组经过
    根据蒋介石的命令，郑介民回到南京后主持第二厅工作。在首次厅务会上，他怒气冲冲地把第七处处长陈祖舜和技术研究室主任王俊杰痛斥一顿。之后在与毛庆祥和魏大铭多次商谈后确定以下几点：
    第一、电讯侦测和密电码研译必须合并在一个机构内集中管理。
    第二、第七处陈祖舜和我等虽长期从事侦测工作，但只有片段或局部的经验，不了解全盘人机情况，难以适应当前的急需。技术研究室的王俊杰过去从未接触密码工作，面对解放军密电码，王的能力和技术势难胜任。基于以上见解，郑介民呈准蒋介石，亲自主持二厅的第二次改组。
    (3)第二次改组后的组织和业务概况
    第二次改组是基于蒋介石迫切需要加强电讯情报工作，以利于有效地截取解放军的情报。除撤销第七、第八两处外，主要是成立新的通讯总所和改组技术研究室。厅办公室和其他六个处无大变化。第八处的撤销，是由于一般日本战俘和日侨已遣返完毕，它的撤销与这次改组并无直接关系。改组中，首先撤销了第七处，第七处的业务就其性质可分为两大类：即情报电讯和电讯情报。第七处撤销后，将情报电讯业务及其经办人员和通讯总台合并而组成通讯总所；又将电讯情报业务包括侦测、监督和监察工作及其经办人员移并到技术研究室。这样做，是想熔电讯、侦测和密电研译于一炉，以求最大限度地发挥两者的配合作用。第七处处长陈祖舜被调为第二厅专员的闲缺，不久离开第二厅。
    第二次改组中，原第七处的电讯情报业务划归技术研究室之后，剩下的谍报通讯任务，包括谍报通讯的业务、人事、经费和器材等等，涉及面相当广。它与第二厅的第一、二、三、五各处，各绥靖公署和绥靖区的第二处，各野战兵团司令部的第二处，国防部的第一、第五两厅，联勤总部通讯署，以及国营无线电机制造厂等均有联系和业务往来，在许多场合均以厅的名义行事，非是厅长的电讯幕僚机构不可。出于需要，决定把原第七处的谍报通讯业务连同全部经办人员和通讯总台合并组成通讯总所。这个通讯总所既是一个执行通讯的单位，又具有相当于通讯处的职能，其编制比一般的处要大得多。
    郑介民决定由我(原第七处副处长)和卢拯分别担任通讯总所正、副所长，负责筹组事宜。在筹组中，出于保密考虑，也为改善第二厅谍报电台人员的生活待遇，经多次与国防部第五厅研究洽商，同意第二厅的谍报通讯电台，一律用“组”的名称。
    通讯总所的主要任务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组织全国范围内的谍报通讯网，将厅属各地谍报组和各第二处搜集的情报，通过无线电讯传递到南京国防部第二厅本部。
    情报贵在时效，故南京中央通讯组(即总台)与所有电台以直接通报联络为原则。所有五个直属通讯组(即支台)均处于全国军事政治中心，除了搜集本地情报外，主要任务是转报。这些直属通讯组属半公开性质，因人多，使用大功率机器也无法秘密隐蔽起来，无潜伏任务，一旦当地面临解放，台即撤走，亦无保密的必要。
    各地直属通讯分组(即谍报分台)，亦以与南京直接通报为主。如因距离过远，或其他原因暂时无法和南京总台直接联络，即由附近的直属组转报。
    各绥靖公署、绥区和各兵团司令部第二处，规定其支台与南京直接联络，分台则不与南京直通。凡第二处支台与南京通讯情况欠佳时，亦酌情由附近厅属通讯组转报。各绥靖公署、绥区、兵团第二处支台台长，多数均由通讯总所选派，通讯用电机以第二处自备为主，如有困难，则由通讯总所协助解决。
    第二、派遣分组(即分台)，配合第二厅第二、三、五各处外派的谍报组工作。分台报务人员，一般以一台一人为原则，由中央通讯组抽调。中央通讯组所需增补的报务人员，则由第二厅情报军官训练班培训补充。
    使用的小型收发报机有两种，一种是美国制造的CMS手提皮箱式收发报机；另一种是国民政府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上海无线电制造厂承制的小型收发报机。
    蒋介石对解放区从全面进攻转入重点进攻以后，节节败退，新解放地域日益扩大，形势发展非常迅速。凡人民解放力量所到之处，当地原有的第二厅谍报组和电台立即被破获。第二厅又需在新的待解放地区量新布置。因此通讯总所派出的电台即直属通讯分组的数量不断增加，有时出现人机供不应求，无法及时派遣的紧张局面。到1948年冬，由通讯总所新建和原有的第二厅谍报电台总数发展到130个左右，主要分布在东北和西北的边远些带和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如前文已提到的40多个所谓国内谍报台和10多个边疆谍报台，共约60个已建谍报台以外，随着战局的变化，又往许多地区派遣了第二厅的谍报人员。
    第三、临时交办的事项。1947年秋，蒋介石为解决国民革命军野战部队通讯的严重泄密问题，特令对国民革命军的通讯部队进行彻底整顿，该任务是交给通讯总部办理的。
    第二次改组的主要目的，是加强电讯情报，将撤销后的第七处电讯情报业务归并到技术研究室，使电讯侦测与密电研译融为一体。在这方面，仅调整机构还不容易了解事变的实质，只有透过人事的调动才能了解这次改组的内情。
    第二次改组把第七处处长陈祖舜和技术研究室主任王俊杰同时调离原职，实质是变相的免职。在第一次改组时，已被打入冷宫的挂名专员魏大铭再次出马，担任技术研究室主任，一手掌管技术研究室和第七处归并过来的业务。魏大铭是电讯侦测的行家，又曾主持过对日外交、陆军、空军、汪伪、杂牌军以及中共各个方面的密电研译工作，懂得密研工作的基本理论知识。可以说，在蒋介石阵营内，魏是唯一一个熟悉整个侦译过程的全才。另一方面，他控制着大量侦译方面的技术人员，掌握着绝大部分的侦测工具。因此，郑介民决定起用魏大铭，是因为他认为这是他的最后一张王牌。此外还由于魏负责情报和电讯情报工作已有15年的历史，并有显著成绩，蒋介石对他也有深刻印象。
    魏接任技术研究室后，要求全权处理技术研究室的人事和业务。首先，把谢朝彰和肖坚白两位副主任调走，并找来他所信得过的冉一鹤和林国人两人继任副主任，作为他的帮手。同时，他把担任过第二厅通讯总台台长、也是他的亲信和学生的于炽生从交通部找回，出任侦测总台(后改名为电讯总台)台长。他又将老友金戈调任技术研究室办公室主任。此外，他把所有他了解的绝大部分电讯侦收和测向人员重新加以调配，安置在较适当的位子上，使各人能发挥最大的才能。还把1940年前后曾在重庆中苏情报台工作，从苏联人那里学到技术，测向水平较高的一批已分散在各地的人，均从外地调集到南京电讯总台，以加强南京为中心的测向力量。第七处完成不了的中距离测向网，在魏大铭手中很快建立起来，并加派了一些流动的小型测向台，配合各地工作队工作。1947年，国民革命军部队在山东发动重点进攻，前方国民革命军部队的头头今天说在某地消灭了三野某纵队，明天说在某地歼灭了三野另一纵队，以向蒋介石邀功。在同一期间，国防部第二厅从测向机截获的三野各纵队司令部电台讯号，反而证明这些纵队不仅没有被消灭，其联络和通报却更加频繁。说明这些纵队不仅完整地存在着，而且在不断地寻找战机，以消灭国民革命军的有生力量。事实证明，国民革命军前方将领呈报的军情是骗人的谎言，只有第二厅一家测出了真情。后来国民革命军部队在山东吃了很多败仗，从而证实了二厅测向情报的可靠性，蒋介石曾给予表扬。
    在密码研译方面，魏大铭也尽可能设法加强力量。因为蒋介石已有指示，就用蒋介石的命令调回搞中文密码的元老黄季弼和研密有丰富经验的技术权威杨肆到第二厅技术研究室当顾问。魏还亲自出马，想办法找过其他一些有经验的研译人员回来。魏上台后，工作重点放在第三(中文)科，共集中了100余人，主要力量用来破译解放军的密电码。据说曾从前线截获到陈赓所部的几十份密电底稿，他们企图在破译解放军密电码情报上有所突破，并曾破译过少量的解放军密电情报，但价值不高。另一部分研译人员仍研译桂系、川康系和滇系等地方势力的密电码，问或有所破译。
    技术研究室还从日本战俘中找出一些具有密码破译专长的人，单独组成一个秘密小组，在另外的洋房内办公，专门从事解放军密电码的研译工作。该秘密小组由钟逢甲主持。该组隶属第二厅技术研究室，因是绝密机构，它与技术研究室其他研译单位相隔离，由魏大铭直接掌握，该组具体内情不易了解。国防部第二厅经过第二次改组后的技术研究室在魏大铭主持下，采取了不少措施，尽管在形式上工作有些起色，在测向和电讯情报上有些收获，但从整个情形看，对国民革命军的内战，不可能有起死回生的作用。
    1947年11月中旬，郑介民升任国防部次长，厅长职务交给副厅长侯腾接替。不过，以后凡有关第二厅的问题，蒋介石仍向郑介民询问并不断给其发指示，而很少直接指挥侯腾。
    侯腾就任第二厅厅长职务后，把原第一处处长曾士征和第五处处长叶楠提升为副厅长作为他的左膀右臂，而原副厅长张炎元则离开了第二厅。
    第二厅在郑介民任内，电讯情报工作经技术研究室主任魏大铭大力整顿后，在侦收、测向和密码研译三方面的部署大致已定。侯腾接任后，就将注意力集中于加强以第三处为中心的国内(地面)情报工作。为了打开搜集地面情报的局面，在约一年的时间里，侯腾先后采取了下面一些措施。
    1946年春，美国顾问为蒋介石拟定国防部体制时，对第二(情报)厅提出了必须组成G-2系统的建议，使国防部有一个自上而下，由中央到地区，从军事指挥机关到野战部队的各级情报机构所组成的统一情报系统，以提高情报工作的效率。第二厅成立的初始阶段，内部混乱一团，百事待举，无暇顾及。到1947年上半年，经过两次改组，内部勉强稳定下来；同时野战兵团司令部和各地区绥靖公署、绥靖区亦不断增设，第二厅G-2情报系统的建立，也就提到日程上来。自1947年下半年开始，迫于战事的发展，需要加强地面情报的搜索，更加快了G-2系统的步伐。到1948年初，这个以南京国防部第二厅为中枢的G-2系统已基本上建立起来。构成这一系统的有：各剿匪总司令部、各野战兵团司令部、绥靖公署、绥靖区的第二处，各军的参谋处第二课，以及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的情报署。
    G-2系统基本建立后，由国防部第二厅第三处主持其事。而各剿总、兵团、绥靖公署、绥靖区的第二处是基本骨干。各第二处在组织上属所在“剿总”、兵团和绥靖单位的建制，但在业务方面则归国防部第二厅指挥和领导。各第二处处长的人选，除个别由所在单位主官物色任命外，一般均由第二厅推荐，这是为便于控制各第二处。各第二处又在自己的情报活动范围内，派遣谍报组织和谍报分台，组成它本身的谍报网。在第二处内设置中型的通讯支台一座，担负着上与南京国防部第二厅通信总所中央通讯组，下与所属各谍报分台的通讯联系。支台台长人员一般由通讯总所调派。支、分台的器材和电讯材料的补给，原则上由各第二处自行负责办理，但实际情况，大多数需要通讯总所协助给予解决。各第二处处长经常到南京参加国防部第二厅召开的“第二处处长会议”，或个别处长向第二厅汇报工作。
    所谓G-2系统在形式上建立起来了，但在实际效果上并没有起过大的作用。因为G-2系统建立的目的是企图通过他的谍报网，更广泛、更有效地搜集解放军的情报，这一点办不到或很少收获，实际作用不大，说明G-2系统只不过是一个摆设。
    (4)“组台一元化”到“独立台”
    第二厅谍报组分布在全国各地，必须配备电台才能和南京厅本部保持联系。过去谍报组与电台之间历来采取临时结合的办法，工作上要互相配合，而组织上并无从属关系。各谍报组由国防部第二厅第三处主管，经费由第三处核定后，由第二厅财务组发给，组的官佐考核也由第三处办理。配置在谍报组的电台，于编制上属国防部第二厅通讯总所主管，经费亦由通讯所发给，台的官佐考核也由总所办理。由于组台双方人员为人作风有异，利害也不全同，相处日久，发生矛盾，经常向各自的直属上级指责对方。尤其是当谍报组搜集不到中共军事情报，而又找不到根本原因时，这种组台不和的常见病就被当作情报来源枯竭的症结了。新上任厅长侯腾认为，谍报工作失败的原因是组台不能统一指挥，台长不服从组长的指挥是问题的关键。因此，侯腾上任不久，就提出“组台一元化”的新措施。规定电台从属于谍报组工作之日起，即成为谍报组的一个组成部分，台长必须服从组长的靠导。为了保证组长有可靠的指挥权，将电台经费原由通讯总所所直接拨发改由第二厅财务组汇寄给谍报组长，谍报组台的全部经费都由组长来支配，对电台人员的考核，也改归谍报组长掌握。这样台长就不敢不听从组长的指挥，从而可以提高搜索情报工作的效率。岂知适得其反，这一新举措引起了电台人员普遍的不满，也给谍报组长带来了新的麻烦。关于电台电讯器材的补给，原是组长和台长共同负责会商解决，且主要由台长去办理。“组台一元化”以来，台长就把这类与经济有关的事项全部推给组长去处理，这对多数过去从不过问电台事务的组长来说，确实成为难题。“组台一元化”可以使组长拥有指挥权，但是台长俯首听从组长的局面始终没有出现。“组台一元化”实施的结果，不仅改善不了谍报组得不到情报的困难，还徒然增添了不必要的麻烦。侯腾鉴于“组台一元化”的失败，又寄希望于“独立台”的建立。
    关于设“独立台”的建议，是1948年冬初任副厅长的魏大铭提出的。所谓“独立台”，就是由电台单独工作，不与谍报组织发生关系，由电台台长兼负搜集情报之责，集组长和台长任务于一人。
    (5)设置地区办事处
    侯腾对第二厅谍报组工作的没有搞出成绩，又找出另一个原因，那就是认为是谍报组派遣的数量太多，分布面广，厅本部鞭长莫及，指挥不便，督导困难。因而决定在各重要的战略中心如徐州、武汉、西安和重庆等地设置第二厅办事处，分区域管理各地的谍报组工作。有关谍报组台经费的发放、电台器材的补充、人员的考核等事项，均改由办事处就近处理。第二厅只与各地办事处联系，不再直接遥控各谍报组。1948年夏，先成立武汉办事处作为试点。试办两个月后发现，这个半公开的中间机构平时虽然可以给予各地谍报组一定的便利和帮助，但当办事处辖区内的谍报组所在地一旦解放，办事处即难继续与之联系，作用也就消失了。
    （6)增设外勤组集中管理
    国防部第二厅循军令部第二厅的旧例，凡该厅第三处外派的谍报组，从确定组长的人选、谍报组的组成、经费预算、出发事宜、业务指导和人事考核等均由第三处负责包办。侯腾担任厅长后，认为厅属各处的主要任务是整理和研判情报资料，如果兼管外勤单位，既分散时间精力，又不利于研判工作，也有碍于对外勤单位的统一管理。故于1948年秋，在第二厅厅本部增设一个外勤组，集中管理除技术研究室和通讯总所以外所有各个处的外勤单位。
    1949年1月，第二厅又在外勤组的基础上成立了新第七处，扩大管理外勤工作的范围，将原技术研究室和通讯总所(后再次缩编为通讯总台)主管的外勤工作一并移由第七处管理。
    (7)扩大情报训练
    第二次改组以后，情报军官训练班的培训对象从过去只局限于培养谍报人员和谍报通讯人员，逐步发展到还要对谍报参谋、军电管理人员和保防干部的轮训；在培训内容上，从报务和机务方面的技术知识，增授了一般电讯保密和侦测知识，以防止谍报电台在通讯中泄漏秘密。1947年夏，还开办了两期“高级译电人员训练班”，学员是从各军事机关、部队、学校译电室负责人中抽调的，每期100人，以中上校为多，还有几名少将级的译电室负责人。该班除军训和政治课以外，还由专人讲授密电码常识、密电码研究法、电讯常识、军电管理规程、防谍保密等课目。
    第二厅情报军官训练班班务由教务主任汪子清(侯腾的妻弟)实际负责。1948年冬，情报军官训练班扩大改组为国防部情报学校，由厅长侯腾兼任校长，沈蕴存任教育长并主持校务。第二厅经过第二次改组，郑介民整顿电讯情报于前，侯腾竭力为地面情报打开出路于后，到1948年，已经建成了两网一系，这就是全国电讯侦译网和全国谍报网，以及从国防部第二厅起到各军参二课为止构成的所谓G-2系统。在电讯侦译方面，尚有一些收获，例如技术研究室在淮海战役前夕，通过侦收和测向，曾掌握了解放军二野司令部及主要纵队的驻地和移动情况。该项情报均以电话及时报告蒋介石。
    (8)派系斗争
    国防部第二厅的派系斗争，较过去更为错综复杂。这种错综复杂性，与以下的背景有直接关系：
    一是，因为国防部第二厅扩大了业务，相应地也增加了来自很多不同派系的人员。
    二是，戴笠摔死后，军统系一时处于群龙无首分崩离析的状态。那些靠“戴老板”起家者，脱离军统就无法生存，仍去依附于毛人凤当家的保密局；凡自己另有出路或一贯慑于戴笠的威望，过去想脱离军统而脱离不了的人，现在则像树倒猢狲散那样自动斩断和军统的关系，有的想独树一帜自立门户，有的想保持固有的势力范围，有的见风使舵，找寻新的靠山，于是又发生了一些新的矛盾和斗争。

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二厅的第二次改组

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二厅 邱沈钧 撰稿  
    (1)1947年4月第二次改组的原因
    第一次改组是蒋介石笼统地对国防部第二厅（军令部第二厅）整个工作不满，两司制被取消，是以形式上的变化为主。第二次改组是蒋介石亲自提出了具体的要求，重点加强电讯情报工作，着重于内容的改变。第一次改组并没有解决情报来源这个根本问题。自1946年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到1947年春，蒋介石在全国各个战场损兵折将，损失了近100个旅的主力部队。从南京大本营到各个战场的指挥官，都将惨败的责任推给无法获知解放军的军事情报上，蒋介石也认为第二厅的情报工作做得太差。在甚怒之下，急忙把郑介民从北平叫了回来申斥一番。1947年5月某天，蒋介石召见了搞密电码情报工作的五个头目，即郑介民、毛庆祥、魏大铭、王俊杰和肖坚白，对他们严加痛斥，问他们为什么拿不到解放军方面的军事情报。郑介民因长期在北平，因此讲不出原因所在。他主管的原军事委员会办公厅机要室和委员长侍从室机要组已经归并到国防部第二厅去了。
    魏大铭由于郑介民对他不信任，又受侯腾的排挤，最初是架空了的第一司副司长的闲职，后第一次改组则干脆当了个挂名专员，而王俊杰是第二厅一司四处处长，又是第一次改组后的技术研究室主任，是直接主管密电码工作的负责人。所以当蒋介石问到何以不能获得中共军事情报时，王俊杰首当其冲，有无法推卸的责任。他向蒋介石讲了三点原因：第一是抗战胜利后，不少有才华有经验的技术人员自谋出路，离职他去，故此目前技术力量薄弱。这是主要原因；第二是待遇菲薄，原来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有伙食津贴，如今一律按军职待遇，又没有破译技术奖金，不仅不能吸引原来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再回来工作，连现职人员也不安心工作；第三，自从重庆搬回南京，至今几百号人仍挤在原关押日本战犯的破营房内，连办公室都没有，无法开展工作。
    蒋介石听了汇报后，当即指示说：“对于原来有经验有技术的人员，你们认为需要的话，不论他们在什么地方，什么机关工作，一律用我的命令调回来工作；凡是从事破译工作的技术人员，一律供给全日膳食。对特殊的技术人员，在生活上可以破例照顾，如买或租花园洋房，添置沙发，在生活上提供方便。做出成绩者可发给奖金，有特大成就者可上报由我发给特等奖励。把研译人员的办公室搬到我警卫部队楼房里来办公。”并当即责成办理，并要求一定把军事情报工作做好。后来，蒋介石警卫的营房确实让出了东首的半幢，计20余间，专门给技术研究室搞中密电码研究工作的第三科，作为办公室之用。第三科近百名技术人员一律供给三餐伙食。同时在山西路确已买下了洋房，添置了沙发，只是不知什么人在洋房里办公。
    (2)改组经过
    根据蒋介石的命令，郑介民回到南京后主持第二厅工作。在首次厅务会上，他怒气冲冲地把第七处处长陈祖舜和技术研究室主任王俊杰痛斥一顿。之后在与毛庆祥和魏大铭多次商谈后确定以下几点：
    第一、电讯侦测和密电码研译必须合并在一个机构内集中管理。
    第二、第七处陈祖舜和我等虽长期从事侦测工作，但只有片段或局部的经验，不了解全盘人机情况，难以适应当前的急需。技术研究室的王俊杰过去从未接触密码工作，面对解放军密电码，王的能力和技术势难胜任。基于以上见解，郑介民呈准蒋介石，亲自主持二厅的第二次改组。
    (3)第二次改组后的组织和业务概况
    第二次改组是基于蒋介石迫切需要加强电讯情报工作，以利于有效地截取解放军的情报。除撤销第七、第八两处外，主要是成立新的通讯总所和改组技术研究室。厅办公室和其他六个处无大变化。第八处的撤销，是由于一般日本战俘和日侨已遣返完毕，它的撤销与这次改组并无直接关系。改组中，首先撤销了第七处，第七处的业务就其性质可分为两大类：即情报电讯和电讯情报。第七处撤销后，将情报电讯业务及其经办人员和通讯总台合并而组成通讯总所；又将电讯情报业务包括侦测、监督和监察工作及其经办人员移并到技术研究室。这样做，是想熔电讯、侦测和密电研译于一炉，以求最大限度地发挥两者的配合作用。第七处处长陈祖舜被调为第二厅专员的闲缺，不久离开第二厅。
    第二次改组中，原第七处的电讯情报业务划归技术研究室之后，剩下的谍报通讯任务，包括谍报通讯的业务、人事、经费和器材等等，涉及面相当广。它与第二厅的第一、二、三、五各处，各绥靖公署和绥靖区的第二处，各野战兵团司令部的第二处，国防部的第一、第五两厅，联勤总部通讯署，以及国营无线电机制造厂等均有联系和业务往来，在许多场合均以厅的名义行事，非是厅长的电讯幕僚机构不可。出于需要，决定把原第七处的谍报通讯业务连同全部经办人员和通讯总台合并组成通讯总所。这个通讯总所既是一个执行通讯的单位，又具有相当于通讯处的职能，其编制比一般的处要大得多。
    郑介民决定由我(原第七处副处长)和卢拯分别担任通讯总所正、副所长，负责筹组事宜。在筹组中，出于保密考虑，也为改善第二厅谍报电台人员的生活待遇，经多次与国防部第五厅研究洽商，同意第二厅的谍报通讯电台，一律用“组”的名称。
    通讯总所的主要任务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组织全国范围内的谍报通讯网，将厅属各地谍报组和各第二处搜集的情报，通过无线电讯传递到南京国防部第二厅本部。
    情报贵在时效，故南京中央通讯组(即总台)与所有电台以直接通报联络为原则。所有五个直属通讯组(即支台)均处于全国军事政治中心，除了搜集本地情报外，主要任务是转报。这些直属通讯组属半公开性质，因人多，使用大功率机器也无法秘密隐蔽起来，无潜伏任务，一旦当地面临解放，台即撤走，亦无保密的必要。
    各地直属通讯分组(即谍报分台)，亦以与南京直接通报为主。如因距离过远，或其他原因暂时无法和南京总台直接联络，即由附近的直属组转报。
    各绥靖公署、绥区和各兵团司令部第二处，规定其支台与南京直接联络，分台则不与南京直通。凡第二处支台与南京通讯情况欠佳时，亦酌情由附近厅属通讯组转报。各绥靖公署、绥区、兵团第二处支台台长，多数均由通讯总所选派，通讯用电机以第二处自备为主，如有困难，则由通讯总所协助解决。
    第二、派遣分组(即分台)，配合第二厅第二、三、五各处外派的谍报组工作。分台报务人员，一般以一台一人为原则，由中央通讯组抽调。中央通讯组所需增补的报务人员，则由第二厅情报军官训练班培训补充。
    使用的小型收发报机有两种，一种是美国制造的CMS手提皮箱式收发报机；另一种是国民政府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上海无线电制造厂承制的小型收发报机。
    蒋介石对解放区从全面进攻转入重点进攻以后，节节败退，新解放地域日益扩大，形势发展非常迅速。凡人民解放力量所到之处，当地原有的第二厅谍报组和电台立即被破获。第二厅又需在新的待解放地区量新布置。因此通讯总所派出的电台即直属通讯分组的数量不断增加，有时出现人机供不应求，无法及时派遣的紧张局面。到1948年冬，由通讯总所新建和原有的第二厅谍报电台总数发展到130个左右，主要分布在东北和西北的边远些带和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如前文已提到的40多个所谓国内谍报台和10多个边疆谍报台，共约60个已建谍报台以外，随着战局的变化，又往许多地区派遣了第二厅的谍报人员。
    第三、临时交办的事项。1947年秋，蒋介石为解决国民革命军野战部队通讯的严重泄密问题，特令对国民革命军的通讯部队进行彻底整顿，该任务是交给通讯总部办理的。
    第二次改组的主要目的，是加强电讯情报，将撤销后的第七处电讯情报业务归并到技术研究室，使电讯侦测与密电研译融为一体。在这方面，仅调整机构还不容易了解事变的实质，只有透过人事的调动才能了解这次改组的内情。
    第二次改组把第七处处长陈祖舜和技术研究室主任王俊杰同时调离原职，实质是变相的免职。在第一次改组时，已被打入冷宫的挂名专员魏大铭再次出马，担任技术研究室主任，一手掌管技术研究室和第七处归并过来的业务。魏大铭是电讯侦测的行家，又曾主持过对日外交、陆军、空军、汪伪、杂牌军以及中共各个方面的密电研译工作，懂得密研工作的基本理论知识。可以说，在蒋介石阵营内，魏是唯一一个熟悉整个侦译过程的全才。另一方面，他控制着大量侦译方面的技术人员，掌握着绝大部分的侦测工具。因此，郑介民决定起用魏大铭，是因为他认为这是他的最后一张王牌。此外还由于魏负责情报和电讯情报工作已有15年的历史，并有显著成绩，蒋介石对他也有深刻印象。
    魏接任技术研究室后，要求全权处理技术研究室的人事和业务。首先，把谢朝彰和肖坚白两位副主任调走，并找来他所信得过的冉一鹤和林国人两人继任副主任，作为他的帮手。同时，他把担任过第二厅通讯总台台长、也是他的亲信和学生的于炽生从交通部找回，出任侦测总台(后改名为电讯总台)台长。他又将老友金戈调任技术研究室办公室主任。此外，他把所有他了解的绝大部分电讯侦收和测向人员重新加以调配，安置在较适当的位子上，使各人能发挥最大的才能。还把1940年前后曾在重庆中苏情报台工作，从苏联人那里学到技术，测向水平较高的一批已分散在各地的人，均从外地调集到南京电讯总台，以加强南京为中心的测向力量。第七处完成不了的中距离测向网，在魏大铭手中很快建立起来，并加派了一些流动的小型测向台，配合各地工作队工作。1947年，国民革命军部队在山东发动重点进攻，前方国民革命军部队的头头今天说在某地消灭了三野某纵队，明天说在某地歼灭了三野另一纵队，以向蒋介石邀功。在同一期间，国防部第二厅从测向机截获的三野各纵队司令部电台讯号，反而证明这些纵队不仅没有被消灭，其联络和通报却更加频繁。说明这些纵队不仅完整地存在着，而且在不断地寻找战机，以消灭国民革命军的有生力量。事实证明，国民革命军前方将领呈报的军情是骗人的谎言，只有第二厅一家测出了真情。后来国民革命军部队在山东吃了很多败仗，从而证实了二厅测向情报的可靠性，蒋介石曾给予表扬。
    在密码研译方面，魏大铭也尽可能设法加强力量。因为蒋介石已有指示，就用蒋介石的命令调回搞中文密码的元老黄季弼和研密有丰富经验的技术权威杨肆到第二厅技术研究室当顾问。魏还亲自出马，想办法找过其他一些有经验的研译人员回来。魏上台后，工作重点放在第三(中文)科，共集中了100余人，主要力量用来破译解放军的密电码。据说曾从前线截获到陈赓所部的几十份密电底稿，他们企图在破译解放军密电码情报上有所突破，并曾破译过少量的解放军密电情报，但价值不高。另一部分研译人员仍研译桂系、川康系和滇系等地方势力的密电码，问或有所破译。
    技术研究室还从日本战俘中找出一些具有密码破译专长的人，单独组成一个秘密小组，在另外的洋房内办公，专门从事解放军密电码的研译工作。该秘密小组由钟逢甲主持。该组隶属第二厅技术研究室，因是绝密机构，它与技术研究室其他研译单位相隔离，由魏大铭直接掌握，该组具体内情不易了解。国防部第二厅经过第二次改组后的技术研究室在魏大铭主持下，采取了不少措施，尽管在形式上工作有些起色，在测向和电讯情报上有些收获，但从整个情形看，对国民革命军的内战，不可能有起死回生的作用。
    1947年11月中旬，郑介民升任国防部次长，厅长职务交给副厅长侯腾接替。不过，以后凡有关第二厅的问题，蒋介石仍向郑介民询问并不断给其发指示，而很少直接指挥侯腾。
    侯腾就任第二厅厅长职务后，把原第一处处长曾士征和第五处处长叶楠提升为副厅长作为他的左膀右臂，而原副厅长张炎元则离开了第二厅。
    第二厅在郑介民任内，电讯情报工作经技术研究室主任魏大铭大力整顿后，在侦收、测向和密码研译三方面的部署大致已定。侯腾接任后，就将注意力集中于加强以第三处为中心的国内(地面)情报工作。为了打开搜集地面情报的局面，在约一年的时间里，侯腾先后采取了下面一些措施。
    1946年春，美国顾问为蒋介石拟定国防部体制时，对第二(情报)厅提出了必须组成G-2系统的建议，使国防部有一个自上而下，由中央到地区，从军事指挥机关到野战部队的各级情报机构所组成的统一情报系统，以提高情报工作的效率。第二厅成立的初始阶段，内部混乱一团，百事待举，无暇顾及。到1947年上半年，经过两次改组，内部勉强稳定下来；同时野战兵团司令部和各地区绥靖公署、绥靖区亦不断增设，第二厅G-2情报系统的建立，也就提到日程上来。自1947年下半年开始，迫于战事的发展，需要加强地面情报的搜索，更加快了G-2系统的步伐。到1948年初，这个以南京国防部第二厅为中枢的G-2系统已基本上建立起来。构成这一系统的有：各剿匪总司令部、各野战兵团司令部、绥靖公署、绥靖区的第二处，各军的参谋处第二课，以及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的情报署。
    G-2系统基本建立后，由国防部第二厅第三处主持其事。而各剿总、兵团、绥靖公署、绥靖区的第二处是基本骨干。各第二处在组织上属所在“剿总”、兵团和绥靖单位的建制，但在业务方面则归国防部第二厅指挥和领导。各第二处处长的人选，除个别由所在单位主官物色任命外，一般均由第二厅推荐，这是为便于控制各第二处。各第二处又在自己的情报活动范围内，派遣谍报组织和谍报分台，组成它本身的谍报网。在第二处内设置中型的通讯支台一座，担负着上与南京国防部第二厅通信总所中央通讯组，下与所属各谍报分台的通讯联系。支台台长人员一般由通讯总所调派。支、分台的器材和电讯材料的补给，原则上由各第二处自行负责办理，但实际情况，大多数需要通讯总所协助给予解决。各第二处处长经常到南京参加国防部第二厅召开的“第二处处长会议”，或个别处长向第二厅汇报工作。
    所谓G-2系统在形式上建立起来了，但在实际效果上并没有起过大的作用。因为G-2系统建立的目的是企图通过他的谍报网，更广泛、更有效地搜集解放军的情报，这一点办不到或很少收获，实际作用不大，说明G-2系统只不过是一个摆设。
    (4)“组台一元化”到“独立台”
    第二厅谍报组分布在全国各地，必须配备电台才能和南京厅本部保持联系。过去谍报组与电台之间历来采取临时结合的办法，工作上要互相配合，而组织上并无从属关系。各谍报组由国防部第二厅第三处主管，经费由第三处核定后，由第二厅财务组发给，组的官佐考核也由第三处办理。配置在谍报组的电台，于编制上属国防部第二厅通讯总所主管，经费亦由通讯所发给，台的官佐考核也由总所办理。由于组台双方人员为人作风有异，利害也不全同，相处日久，发生矛盾，经常向各自的直属上级指责对方。尤其是当谍报组搜集不到中共军事情报，而又找不到根本原因时，这种组台不和的常见病就被当作情报来源枯竭的症结了。新上任厅长侯腾认为，谍报工作失败的原因是组台不能统一指挥，台长不服从组长的指挥是问题的关键。因此，侯腾上任不久，就提出“组台一元化”的新措施。规定电台从属于谍报组工作之日起，即成为谍报组的一个组成部分，台长必须服从组长的靠导。为了保证组长有可靠的指挥权，将电台经费原由通讯总所所直接拨发改由第二厅财务组汇寄给谍报组长，谍报组台的全部经费都由组长来支配，对电台人员的考核，也改归谍报组长掌握。这样台长就不敢不听从组长的指挥，从而可以提高搜索情报工作的效率。岂知适得其反，这一新举措引起了电台人员普遍的不满，也给谍报组长带来了新的麻烦。关于电台电讯器材的补给，原是组长和台长共同负责会商解决，且主要由台长去办理。“组台一元化”以来，台长就把这类与经济有关的事项全部推给组长去处理，这对多数过去从不过问电台事务的组长来说，确实成为难题。“组台一元化”可以使组长拥有指挥权，但是台长俯首听从组长的局面始终没有出现。“组台一元化”实施的结果，不仅改善不了谍报组得不到情报的困难，还徒然增添了不必要的麻烦。侯腾鉴于“组台一元化”的失败，又寄希望于“独立台”的建立。
    关于设“独立台”的建议，是1948年冬初任副厅长的魏大铭提出的。所谓“独立台”，就是由电台单独工作，不与谍报组织发生关系，由电台台长兼负搜集情报之责，集组长和台长任务于一人。
    (5)设置地区办事处
    侯腾对第二厅谍报组工作的没有搞出成绩，又找出另一个原因，那就是认为是谍报组派遣的数量太多，分布面广，厅本部鞭长莫及，指挥不便，督导困难。因而决定在各重要的战略中心如徐州、武汉、西安和重庆等地设置第二厅办事处，分区域管理各地的谍报组工作。有关谍报组台经费的发放、电台器材的补充、人员的考核等事项，均改由办事处就近处理。第二厅只与各地办事处联系，不再直接遥控各谍报组。1948年夏，先成立武汉办事处作为试点。试办两个月后发现，这个半公开的中间机构平时虽然可以给予各地谍报组一定的便利和帮助，但当办事处辖区内的谍报组所在地一旦解放，办事处即难继续与之联系，作用也就消失了。
    （6)增设外勤组集中管理
    国防部第二厅循军令部第二厅的旧例，凡该厅第三处外派的谍报组，从确定组长的人选、谍报组的组成、经费预算、出发事宜、业务指导和人事考核等均由第三处负责包办。侯腾担任厅长后，认为厅属各处的主要任务是整理和研判情报资料，如果兼管外勤单位，既分散时间精力，又不利于研判工作，也有碍于对外勤单位的统一管理。故于1948年秋，在第二厅厅本部增设一个外勤组，集中管理除技术研究室和通讯总所以外所有各个处的外勤单位。
    1949年1月，第二厅又在外勤组的基础上成立了新第七处，扩大管理外勤工作的范围，将原技术研究室和通讯总所(后再次缩编为通讯总台)主管的外勤工作一并移由第七处管理。
    (7)扩大情报训练
    第二次改组以后，情报军官训练班的培训对象从过去只局限于培养谍报人员和谍报通讯人员，逐步发展到还要对谍报参谋、军电管理人员和保防干部的轮训；在培训内容上，从报务和机务方面的技术知识，增授了一般电讯保密和侦测知识，以防止谍报电台在通讯中泄漏秘密。1947年夏，还开办了两期“高级译电人员训练班”，学员是从各军事机关、部队、学校译电室负责人中抽调的，每期100人，以中上校为多，还有几名少将级的译电室负责人。该班除军训和政治课以外，还由专人讲授密电码常识、密电码研究法、电讯常识、军电管理规程、防谍保密等课目。
    第二厅情报军官训练班班务由教务主任汪子清(侯腾的妻弟)实际负责。1948年冬，情报军官训练班扩大改组为国防部情报学校，由厅长侯腾兼任校长，沈蕴存任教育长并主持校务。第二厅经过第二次改组，郑介民整顿电讯情报于前，侯腾竭力为地面情报打开出路于后，到1948年，已经建成了两网一系，这就是全国电讯侦译网和全国谍报网，以及从国防部第二厅起到各军参二课为止构成的所谓G-2系统。在电讯侦译方面，尚有一些收获，例如技术研究室在淮海战役前夕，通过侦收和测向，曾掌握了解放军二野司令部及主要纵队的驻地和移动情况。该项情报均以电话及时报告蒋介石。
    (8)派系斗争
    国防部第二厅的派系斗争，较过去更为错综复杂。这种错综复杂性，与以下的背景有直接关系：
    一是，因为国防部第二厅扩大了业务，相应地也增加了来自很多不同派系的人员。
    二是，戴笠摔死后，军统系一时处于群龙无首分崩离析的状态。那些靠“戴老板”起家者，脱离军统就无法生存，仍去依附于毛人凤当家的保密局；凡自己另有出路或一贯慑于戴笠的威望，过去想脱离军统而脱离不了的人，现在则像树倒猢狲散那样自动斩断和军统的关系，有的想独树一帜自立门户，有的想保持固有的势力范围，有的见风使舵，找寻新的靠山，于是又发生了一些新的矛盾和斗争。

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二厅的人事斗争

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二厅 邱沈钧 撰稿  

    1、侯腾取代龚愚
    国防部第二厅成立后，新官旧僚济济一厅，各有其背景、阵地和打算，对于事实上掌握全厅大权的代厅长龚愚，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感情和态度。武官系在第二厅内从来就有优越感，他们认为国防情报应该是第二厅情报的主体，主管国际情报的武官系人员是正统派，国防部的情报厅是武官系之家。郑介民不在南京，或者一旦离职他去，非由武官系如侯腾这样合格的人物来接替不可。所以武官系对靠何应钦来执掌二厅的龚愚是非要排斥不可的。尤其是在何应钦赴美以后，他们就决心乘机驱除他。
    由于戴笠死后，军统系的人已完全分解，故对龚愚的态度各不相同。其中还把保密局当作自己的靠山的人，希望龚愚下台，能另调一个军统系的人物来。有的人虽和军统有着血统关系，但却处察颜观色、随风摇摆状态，他们对于龚愚的去留没有多大的成见。也有些人过去曾和军统有关，龚愚对他们有所顾忌，不愿过分接近。结果第二厅有一股相当强大的反对龚愚的势力，而没有支持他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当侯腾和武官系的人借机向龚愚袭击时，龚思想上毫无准备而不知所措，从而听任免职离厅，十分狼狈。
    2、毛庆祥系的衰落
    国防部第二厅第一司第四处，是由抗战时期的原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军统局特种技术研究室、中美合作所研译组、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的机要室和军电管理处等机构合并组成的。担任处长的王俊杰和副处长谢朝彰都是毛庆祥系的人。另一副处长肖坚白，名义上是魏大铭军统系的人。戴笠死后，肖没有了军统这一套在头上的紧箍咒，为了维持他既得的副主任位置，已倾向毛系。从业务上看，第四处主管对方密电码研译、自用军事密电码表本编纂和军电业务及译电人员的管训等三个方面，军统系只占密电码研译一门，而毛庆祥系除密电码研译部门和军统系有相等的势力外，还独占另外两个方面的业务。因此在一司四处中，除了少数其他派系的技术人员以外，毛庆祥系占着统治的地位。然而尽管毛庆祥与蒋介石有特殊关系，但在1947年第二厅第二次改组时，毛亲自抢占来的电讯情报阵地却轻易地被军统系的魏大铭夺过去。原因如下：
    首先是毛庆祥的消极冷淡。毛曾长期担任蒋介石的机要秘书。他利用和蒋介石的特殊关系，在密电码研译方面，打击和排挤了他的对手温毓庆系和军统系，一度控制了掌管电讯情报的五个机构，七八百人。抗战胜利后，他的政治欲掣更加膨胀，满以为蒋会给他更大的官做。但是蒋介石不信任他人来担任他的机要秘书，故不让毛离开，毛感到很不如意。接着，又将他掌握的几个电讯情报机构，数百名官佐交给国防部第二厅，更令他心灰意冷。毛庆祥这个蒋介石的亲信，长期以来养成高傲自大的习气，不愿屈从于陈诚和其他几位参谋次长之下，遇事抱着消极冷淡的态度，转而将自己的主要精力去接收日伪企业。
    其次是魏大铭伺机进袭。魏大铭身为一司副司长，对第四处的困难理应出面协助王俊杰解决。然魏却坐在旁边看笑话，并伺机夺而取之。早在1940年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成立时，温毓庆任主任，毛庆祥和魏大铭同任副主任。在技术研究室成立不久，温去香港治病，魏大铭代理研究室主任职务。此后魏和毛在技术研究室矛盾日益尖锐，最后毛庆祥利用蒋介石的手令，将魏大铭等百余名军统系人员排挤出去，自己完全掌握了技术研究室。魏大铭对往事耿耿于怀，千方百计要夺回这个地盘。
    1946年6月初的一天下午，当时已内定将任二厅一司副司长的魏大铭，把已内定任二厅一司五处正副处长的陈祖舜、邱沈钧找到家里，密谋如何将实权控制在毛庆祥手里的一司四处的指挥权夺回来。魏大铭在国防部第二厅第一次改组时，从副司长落了个挂名的专员。他凭借众多的技术人员曾是自己的学生和部下，手中又掌握着一本别人谁都不知道的测向机件的底账作为自己伺机再起的本钱，并果真于1947年4月达到了目的。王俊杰被迫离开了第二厅，魏大铭终于东山再起，亲自出任技术研究室主任。
    3、建立军校情报电讯系统尝试的失败
    1946年6月国防部第二厅成立时，第一司五处处长是陈祖舜，我任该处副处长。陈当即给正在上海老家探亲的我来信，以极其兴奋的心情叙述道，不但龚愚同学蝉联第二厅副厅长兼代厅长，内定的另一个副厅长也是黄埔军校交通科的同学，客观环境无比理想。而且空军、海军通讯也都是我们交通科同学的天下。军校学通讯的人掌管军用通讯，这才是正道。军事情报通讯自亦不能例外。我们也有责任把第二厅的电讯系统建立起来；魏大铭再也束缚不了我们，他和毛系争密电情报的阵地，让他们去争，我们不介入。魏当时采取的报复手段极为隐蔽，尽管第五处所属各单位的电讯人员很多都曾是魏的学生和部下，他并没有(或者说未被证明有)发动他们去反对陈祖舜，但对陈采用的手段却是致命的，那就是不让陈知道侦测工作所必需的人机情况，使陈无法调度运用。关于全部测向机长、中、短距各有多少台，它们分散在何处?这笔账只有魏大铭一个人知道底细。至于哪些人对测向工作有经验，哪些人精于值机、搜索，哪些人善于电讯整理等等，也只有魏心中有数。当魏还是副司长，没有和陈祖舜闹翻前，陈也没有想到要去请教魏。而当魏已与陈处于敌对状态，魏自己又受侯腾排挤去当一名空头专员时，更是百事不管，冷眼旁观，搞得陈祖舜手足无措。魏最凶的一手是，当郑介民因第二厅搞不到中共电讯情报被蒋介石叫回南京受到严厉申斥后向魏了解情况时，魏并不说陈祖舜不明人机情况，反指责陈摆着现成的测向机器不用，让优秀的侦测人员分散各地闲置着。因此郑介民在厅务会报上向陈提出责问时，陈莫知所措，无从分辩。随着第二次改组，魏大铭的复出，陈祖舜所遭到的打击，比王俊杰还要沉重。陈祖舜和王俊杰一样，在第二次改组后，先调专员闲缺，然后自动辞职，离开第二厅。陈祖舜企图在第二厅内建立一个以军校情报电讯系统为中心的设想终于完全破灭。
    4、夺权决斗
    原军统人员在第二厅内的分化，并不限于电讯系统。原一司二处副处长罗杏芳、一司三处处长左泽淦、二司三处科长廖剑萍等在第二次改组后，明显地向武官系侯腾靠拢。魏大铭把毛庆祥系的王俊杰、谢朝彰等挤掉，也只是为了他个人和其亲信的利益，这种变化和军统系并不搭界。事实上，在郑介民离开第二厅前夕，已经没有什么人真正忠于以毛人凤为首的保密局的力量了。可是毛人凤和他周围的一些人，还是一厢情愿地把国防部第二厅看作是自己控制的领域。当蒋介石决定把郑介民提升为国防部次长时，毛人风还认为，这个继任的厅长应该由他来派。他趁新厅长人选尚未发表，急急忙忙直接签呈给蒋介石，保荐他手下的刘瑶来接任第二厅厅长。刘娇竹作中统局控制的中央警官学校特训班和军事委员会外事训练班副主任等职。为捷足先登，保密局的行动非常迅速。第二厅的侯腾和该厅大多数人一样，认定未来的厅长非侯莫属，正待明令发表时，听到毛人凤的签呈后，无异晴天霹雳，一时莫知所措。准能保证保密局的签呈事前没得过蒋介石的同意呢?谁能保证蒋介石不会批准刘瑶出任厅长呢?因此在那几天，侯腾的情绪非常不佳，态度十分低沉。经与武官系谋士们商议，最后决定向参谋次长刘斐面诉此事。刘斐当时也认为就侯腾的资历和能力而言，理应继任厅长一职，保密局此举毫无道理，应允向蒋介石面陈，据理力争。最后，还是由侯腾接替郑介民继任了厅长。至此，第二厅内武官系和军统系之间的长期斗争，暂告一段落。
    侯腾升任厅长后遇到的一个难题，就是必须亲自过问电讯方面的工作。郑介民在二厅时，电讯业务多由郑指挥。郑离去后，侯自己对电讯不熟悉，叶楠和曹士潋两个副厅长又同样是外行，势非另找得力助手不可。此助手必须具备能够综管侦测、密电、保密、电监和通讯等二厅全部电讯工作的条件，在当时只有魏大铭才能胜任。因此，尽管侯腾对魏一向抱有敌意，并曾打击过魏，但现时为了自己的利益实际的需要，不得不和魏化敌为友，以礼相待。为了使魏乐于当他的得力助手，侯于1948年冬，保荐魏兼任二厅副厅长，代他掌管第二厅的全部电讯业务。侯腾这样做并非真正信任魏大铭，实际对魏始终存有戒心。

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二厅的结局

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二厅 邱沈钧 撰稿  

    1、溃败中的仓促部署
    辽沈战役后，第二厅原在东北的谍报组织，除沈阳谍报台在沈阳“解放”后，与南京通讯总所维持两周左右的通讯外，其余各地谍报台全部与南京失去联络。沈阳工作队、北平工作队均在所在地解放前撤回南京。为掌握东北情况，在侯腾主持下，研究决定组织谍报组台，由国民政府海军派遣舰艇送往辽东半岛东南的长山群岛，建立谍报活动基地。约1948年10月间，由通讯总所派遣总台领班、报务、机务人员13人，携带中、小型电台，偕同第三处选派的谍报人员出发前往。但至第二厅撤离南京时，尚未取得联络，这批人的下落不明。
    北平和平“解放”后，第二厅就急忙布置长江两岸的谍报组台。新建的组台有泗县、固镇、宿县、蚌埠、南陵、贵池、青阳、九江等处。同时准备在徐州、南京和上海三处试建“独立台”，办法是在徐州、南京两地各设市内和郊区台一座，互不发生关系，两者之一能够立足，即可达到潜伏的目的。在上海计划除设置市郊区小型直流电台外，并建立一个中型的交流潜伏电台，以备担
任未来的总台和新”解放“地区谍报组台之问的转报任务。由于独立台人员必须先受一定的谍报工作训练，所以筹建较为费事，以至徐州、南京两处”解放“以前，都没有来得及建成。至于上海的独立台是否照第二厅原计划进行，因为我已离开该厅，不得而知。
    2、撤离南京
    辽沈战役结束后淮海战役序幕揭开时，第二厅开始从南京撤离。第二厅的撤退是分批分阶段进行的，而没有采取一次退至台湾或集中广州的作法。这是因为当时从蒋介石、李宗仁起所有国民革命军的高级将领都希望和谈能在共产党让步的情况下取得成功。即令和谈破裂，中共军队至少也得有几个月的整休和准备，才能发动新的攻势，那时第二线兵团已经建成，可以组织新的反攻。
    第二厅也是基于这种幻想，才采用分批分阶段撤退的步骤。
    首先，由副厅长叶楠和厅办公室主任左泽淦率领一部分人员并携带大型电台一座(由原通讯总所总台长廖梓梁负责)前往广州，设立第二厅的办事处，为将来厅本部迁往广州作好准备。
    第二，撤离南京时间最早，唯一保持完整的组织，直接去台湾的是技术研究室，由副主任苒一鹤和林国人两人率领全室人员转道去台湾。主任魏大铭因兼副厅长，尚须处理谍报通讯事宜，故与侯腾等暂留上海。
    第三，第二厅的第一、二、四、五各处及情报学校等，对中共情报无直接关系的机构，主要人员先去广州，次要人员资遣离开第二厅。
    第四，侯腾在上海永嘉路淡井庙设置第二厅办事处，所有与厅务和处理中共情报有关人员如魏大铭，新七处(主管谍报外勤人员事宜)处长宣坛，第三处代处长舒绍鸿，通讯总台台长廖剑萍，技术实验室(主管电机事项)主任陶士珍等，以及厅属人事、财务、总务、文书四个组的人员，均与侯腾在一起，继续留在上海办公。
    第五，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该厅在京(宁)沪杭地区派遣的谍报组织，均由新七处处长宣坛负责办理。
    侯腾在上海设置相当规模的第二厅办事处，是为了观望形势，决定进退。如果反攻得手，再把已去台、穗两地人员调回，扩大工作面。如上海不守，随时可以撤逃之。
    3、惊鸟各自飞
    淮海一战，国民革命军主力损失殆尽，国民政府的崩溃迫在眉睫。“树倒猢狲散”的凄凉情景，笼罩着整个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大难临头各自飞”，第二厅人员亦不例外，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去处。背景硬有办法的人，先选择好自己的去处。主管驻外武官业务的第四处处长杜武，在第二厅撤离南京以前，已为自己调任驻加拿大武官办妥了手续。情报学校教务主任汪子清系侯腾的妻弟，亦在第二厅忙于逃跑之际，调任驻希腊的武官。副厅长曹士潋，后台是他的岳丈贺耀组，于1948年冬，即离宁赴沪，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副参谋长。第三处处长林秀栾，福建人，征得侯腾同意，在福州成立了一个东南办事处，由他自任处长，先去福州，旋即渡海逃往台湾。至于第二厅厅长侯腾本人和副厅长叶楠、魏大铭，虽然因公在身，一时未便立即飞离大陆，但到广州以后，同样或去海外，或去台湾，各如所愿。一般被认为尚属有用的人员，听任调度，先留上海，再往广州，除少数去台湾外，均分散到重庆、昆明等地。他们之中大多在当地”解放“时被俘，自己没有选择的余地。很多被认为可有可无的人员，则在第二厅没有撤离南京前，已就地资遣。眼看大势已去，不愿再跟随国民政府南撤，乘第二厅撤退之际，自动离职，另谋出路的也大有人在。
    国防部第二厅就是在如此的一片混乱中，结束了它在大陆与中共打内战的使命，最终免不了和国民政府一起，离开了祖国这片大陆热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