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二战前德国军事顾问与中国军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0:01:30
中国军队必须革新，这是历任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的一致观点，他们先后上书蒋介石，阐明军事改革的重要性。1928年12月，第一任总顾问鲍尔为蒋介石起草了《改组中国军队的备忘录》。1933年2月，魏采尔呈递了《关于整理中国陆军的建议书》。同年6月，塞克特在总结前两位军事总顾问建议书的基础上，又替蒋介石拟定了一份《陆军改革建议书》。在这些意见中，总顾问们依据中国现状，为国民党军队整编、培训提供了一系列指导性的建议计划和方案。
鲍尔在其备忘录里力诫蒋介石整编军队，应“大量裁减过剩之部队，以便集中现有之财力与物力，使国军达到精练之标准。”（注：傅宝真：《在华德国军事顾问史传》，载《传记文学》（台），第24卷第1期，第95-96页。）魏采尔同样建议蒋介石集中全力把国民党军队编练成一支训练优良、兵种齐全、装备完善的精锐部队，并提出组建新式精锐军队的关键“在于官长之素质与营长以上之动作”，（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5-146页。）建议国民政府设立各类特种军事学校，培养专门人才，提高官兵素质。塞克特则在其建议书里宣称：中国军队的根本问题“不在患寡，而在患多”，（注：同[2]《传记文学》（台），第26卷第5期，第57页。）指出：“当前的目标是必须尽早建立确定数量的精良师团作为中国军队的核心”，（注：辛达谟：《德国外交档案中的中德关系》，载《传记文学》（台），第19辑，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使其中每个人都能起核心作用，以便必要时迅速扩军。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扩军的秘诀。
德国军事顾问们的整军建议，与蒋介石裁减地方部队以剪除异己，建立嫡系武装以镇压革命、建立独裁的设想不谋而合。所以，蒋介石对顾问们的建议格外重视，其在德国军事顾问的意见书上多处批示，“中正以为其意见甚对，非此不能使陆军进步也。”“此意见书皆应从速实施，而且可以实施，请速照此意见书督促进行为盼。”（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25/1100。）1929年、1933年和1934年，蒋介石连续召开军事编遣会议，决定以顾问们的意见书作为改革整顿军队的蓝本，分阶段建立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军队，预计1934年到1936年先编练、整建60个新式陆军师。1936年又决定在今后3年内编练、整顿20个新式陆军师，并成立了以陈诚为首的陆军整理处，负责此项事务。与此同时，确立了三级军事教育体制，健全了官长教育，增加了兵种教育。国民政府先后创立了陆军大学、中央军官学校、骑兵学校、炮兵学校、通信学校、防空学校、装甲兵学校等。这些措施的执行，有利于增强国民党军队的实力，有利于巩固南京政权的中央统治地位。
蒋介石还授命德国军事顾问直接参与编练现代化部队和培养高素质官兵的实际工作。鲍尔领导的顾问们用德国兵器为蒋介石南京政府装备了一个教导队，该队辖有一个步兵队、一个重兵器队、一个炮兵队、一个士兵队和一个通信队。该队成为国民党军队中多兵种现代化部队的胚胎。魏采尔来华后，将教导队扩建成两个教导师，并施以德国的训练方法。1932年，又改编为第八十八、第八十七和第三十六师，成为蒋介石嫡系的中坚。法肯豪森任职时，直接领导参与了陆军整理处的工作。此外，德国军事顾问也将培训军官视为己任。鲍尔就很注意对国民党高级军事将领施以潜移默化的影响。鲍尔任职时，每星期五夜里，鲍尔便和其他顾问一起，在南京三元巷总司令部为数百名高级军官举办讲座，专门讲授德国的战略战术，介绍德国的军火武器和军事工业。除蒋介石外，国民党其他一些重要军事人物如冯玉祥等都曾听其授课。（注：周亚卫：《蒋介石对德国顾问的幻想》，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魏采尔时期，几乎所有的军事院校都有魏采尔顾问团中的成员，魏采尔本人就是中央军校的总教官。塞克特和法肯豪森则主持了庐山军官训练班的教学工作，据统计，当时国民党中央军“团以下排以上军官几乎都参加了”各级培训班。（注：马骏：《二、三十年代中德军事合作始未概论》，载《中德关系史文丛》，青岛出版社1991版，第238页。）
在德国军事顾问的大力协助下，南京国民政府的整军建军工作取得成效，蒋氏军队装备优越，训练有素，实力大增。急欲建立独裁统治的蒋介石便有恃无恐，加紧部署旨在“削藩”反共的内战。在蒋介石反动的一系列内战中，蒋介石依仗优势兵力先后取得胜利。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即“命德顾问所训练之示范旅及新成立之空军开赴华南加入战斗”。“新成立之空军在波勒中校指导下，曾有效支援地面部队作战，并可向敌阵地投掷烧夷弹”，结果桂军“伤亡惨重，”（注：傅宝真：《抗战前与初期之驻华德国军事顾问（四）》，载《近代中国》（台），第53期，第238页。）大败而归。在随后的蒋冯之战中，蒋军动用了德国容克斯公司单翼及双翼飞机助战，依靠现代化德式装备，使以用大刀为主的西北军死伤累累。（注：陈济廉、戚厚杰：《蒋介石的洋顾问》，华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页。）1930年的中原大战，蒋军在德国军事顾问的策划下，第一次采取了“大规模步炮与空军联合作战”的方式，（注：同[2]《传记文学》，第25卷第3期，第95页。）从而大获全胜。在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地位大为巩固，其矛头即刻转向中国共产党及民主势力。蒋介石对利用德国军事顾问为他整训的新式嫡系部队剿杀革命民主力量寄以厚望，他曾宣称：利用“武备一律、精锐能战之国防军力”，“必能促成中国政府继续消灭不断受外力培养之共产主义。”（注：同[2]《传记文学》，第26卷第5期，第56页。）于是，在国民党发动的“围剿”红军和“讨伐”福建革命人民政府的战斗中，由德国顾问一手训练并装备的国民党精锐第八十八和第八十七师均作为主力参战，并“多立有卓越之战功。”（注：同[5]《传记文学》，第42卷第3期，第86页。）德国顾问对之也是津津乐道。1934年12月25日，法肯豪森在一份发回国内的定期报告中，向外交部汇报：“当具有重武器装备的国军参与清剿（红军）行动后，江西共军立即集体流窜，不过已无大规模的战斗。”
不仅如此，德国军事顾问还直接参加了实际战斗，在蒋介石发动的一系列旨在独裁“安内”战争中，大献计策，充当谋士。他们在削弱地方军阀方面发挥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在镇压中国革命民主力量方面是“成绩尤著，无任欣慰。”（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7页。）鲍尔正是在参加1929年的蒋桂战争中，因赴武汉筹划作战染病而亡。在蒋冯战争中，柯利伯尔也曾受命携其作战参谋数名到武汉布防。魏采尔来华时，中原大战正在激烈进行。魏采尔行装未御，即下榻于蒋介石的专列上，参与制定战斗方案，协助蒋介石指挥作战。蒋介石每做一个决策，“无不先听魏采尔将军的意见与建议”。（注：王洽南：《德国顾问在南京时期的工作回忆》，载《传记文学》，第41卷第5期，第120页。）战争结束后，魏采尔“在以后三年内，曾随从剿共”，（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6页。）多次往来于南京与南昌之间，并直接参预制定了第三次和第五次“围剿”红军的作战计划。塞克特和法肯豪森虽然在这些战斗中没能亲临战场，但在国民党为取得“剿共”胜利而特设的庐山军官训练班中，他们和其他顾问先后“担任剿匪战略与战术之讲解工作，”（注：同[13]，第56页。）进行幕后策划。
以上事实说明，德国军事顾问在华军事活动有效地加强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军事实力，巩固了南京中央政府的统治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堪称蒋介石反动独裁统治的帮凶。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在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开始大规模侵华的客观条件下，德国军事顾问团帮助日本的侵略对象编练新军，培训军官，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法肯豪森任职时，日蒋冲突加剧，法肯豪森适应时局的需求，“着手装备八万快速国军机动部队，以便紧急之秋，可驰援各战线”，并协助蒋介石筹建“若干炮兵团及一个装甲兵旅，以便可支援步兵作战。”（注：傅宝真：《法肯豪森与中德军事合作高潮》，载《传记文学》，第33卷第6期，第101页。）据统计，到抗战爆发前，约有30万中国军队接受了德式训练和装备。顾问们的这些军事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国的国防实力，有利于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消耗、牵制日军有生力量，有助于中国人民摧毁日本速亡中国的狂妄迷梦。
在抗战前夕和抗战初期，顾问们还在提供抗日建议、协定防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甚至亲赴抗日前线督战。魏采尔任总顾问时，针对日军步兵在战车与飞机掩护下攻击前进的战法，他建议国民政府置办新式武器，“唯各师需有相当之新式兵器，施以新式训练，”才能对日军“切实抵抗或击破之。”（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页-150页。）塞克特则强调：“步兵与炮兵的合作是现代化战争的灵魂”，认为在将要发生的抗日战争中，“面对日军炮兵和飞机的优势，若无相对的炮兵与之抗衡，…获胜的可能性将微乎其微。”（注：同⑤《传记文学》，第41卷第6期，第119页。）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事变，加紧对中国的蚕食鲸吞，局势严峻，法肯豪森疾书《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呈送蒋介石。在建议书中，法肯豪森指出：“目前威胁中国最严重而最近切者，当然日本”，敦促蒋介石对日本进攻实行积极地抵抗政策，称华北事件是蒋介石当局“一味退让”的结果。（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同时，他劝告蒋介石不要存有等待国际组织制止日本侵华的幻想，声明“中国苟不自卫，无人能出而拔刀相助。中国应竭其所能，（为）保全国土而奋斗，必须全力以自卫，或有遇外援之可能。”（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4页。）在其建议书中，法肯豪森还提出了“可用持久战抗敌”的观点。（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他是最早提出持久抗战的一个外国人。总顾问们提出的抗战建议是符合中国实情的，对南京政府的抗战措施起着某种程度的影响作用，蒋介石对部分建议也持认同态度。所以，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便命德国军事顾问协定长江防务。为此，法肯豪森亲往镇海、乍浦、江阴、镇江等地视察，制订出一套整顿江阴、镇江和南京的江防计划，协助张治中将军在苏州和嘉兴间建立一道坚固防线。这就是著名的中国的“兴登堡防线”。南京失守后，所有德国顾问与国民政府一起撤往武汉，继续筹划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行动与沿长江各要塞的防务，直至离华返国。在身先士卒、亲临抗战前线方面，德国军事顾问中尤以魏采尔和法肯豪森为著。魏采尔参与指挥了1932年的淞沪抗战和1933年的长城抗战。法肯豪森及其属下时常出现在淞沪会战和台儿庄会战的战场上。当时帮助中国空军工作的美国退役军官陈纳德后来在其回忆录中，曾指出法肯豪森“是蒋介石很重用的军事顾问”，“参与领导上海抗战”，负责“指挥蒋介石的教导总队和空运中队。”（注：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央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抗战初期，德国军事顾问帮助中国抗战，在当时已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英国驻华人员的报告曾指出：“德国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不仅如此，它们的军事顾问实际上正指挥着战争。”（注：〔美〕约翰·福克斯：《德国与远东危机1931-1938》，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244页。）因此，作为德国盟国的日本极为不满，向德国政府提出抗议：“德国军事顾问在目前的紧张局势下协助中国的行动，严重地损害了日本军官们对德国的情感……德国的行为极大的危害了德日合作的政策。”（注：〔美〕约翰·福克斯：《德国与远东危机1931-1938》，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100页。）
二、德国军事顾问与中国经济
蒋介石聘请德国军事顾问不仅仅是为了编练一支现代化的嫡系部队，他还希冀仰仗德国的人才技术，建立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借军事工业的发展带动整个经济的起飞。为了适应蒋介石的需求，同时也是为了推销德国军火与生产设备，便于德国垄断资本占领中国市场、掠夺战略原料，德国军事顾问作为中德经济联系的纽带，积极地参加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当时法国一家报纸对之评价到：“彼等在华之出现，非仅置中国军事组织与制度于德国影响之下，且使其工业发展亦循德国之指导。”（注：傅宝真：《抗战前与初期之驻华军事顾问》，载《近代中国》（台北），第52期，第154-155页。）德国军事顾问在中国经济领域的活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军工建设，一是中德军火贸易。
首先，在中国军事工业和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德国军事顾问提供了大量建议并参加了相关计划的制订及实施。鲍尔曾向蒋介石指出：中国“必先有完整的军火工业、交通、电讯、邮政，甚至市政与卫生设施。缺乏任何一方，欲建现代化之国军均将受其阻碍”（注：同[2]《传记文学》，第24卷第1期，第92页。），因此建议“中国必须从经济建设开始，无论愿意与否必须从远处着眼，近处着手！”（注：同[5]《传记文学》，第41卷第4期，第121页。）塞克特在《陆军改革建议书》中强调：中国军火工业不可长久依赖国外输入，必须在欧洲军火公司协助下，筹建足够的兵工厂，以维持武器弹药的自给自足。塞克特告诫蒋介石“建立中国自己的武装工业，实为刻不容缓之急务。”（注：同[5]《传记文学》，第41卷第6期，第118页。）法肯豪森继任后，追循塞克特所立原则，极力督促国民政府发展自给自足的军火工业。蒋介石对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大为赏识，责成德国顾问协助中国发展现代化工业。鲍尔曾奉蒋介石指示拟定了一系列重建中国的计划，诸如中国铁路的发展、财政及航空制度、港口兴建等等（注：辛达漠：《德国外交档案中的中德关系》，载《传记文学》第41卷第5期第122页。），并亲自策划在上海附近兴建一家生产硝化甘油和炸药的工厂（注：（美）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74页。）。柯利伯尔接任后“继续完成其工作，协助参与中国之建设和促进中德政经友好关系”。（注：辛达漠：《德国外交档案中的中德关系》，载《传记文学》第41卷第5期第119页。）塞克特做总顾问时曾与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翁文灏一起制订了发展军火工业的计划，详细分列出6、12、18个师每月所需各种军火的产量、以及建立几家兵工厂、一家钢铁厂、一家机器制造厂和一家汽车厂的进度表。（注：吴景平：《德国军事顾问塞克特的中国之行述评》，载《民国档案》，1994年第2期，第101页。）。法肯豪森时期，中日战争一触即发，为了在短期内达到军火生产的自给，中德兵工专家于1935合作拟定了《五年军火发展计划》。据此，南京政府从德国进口大批军火生产设备，由德国顾问负责技术指导。在南京、巩县和汉阳等兵工厂生产和研制德式武器装备（如马克西姆式机枪、八二迫击炮以及毛瑟步枪等，（注：同[21]第101页。）这些武器质量较好，其中一些已赶上西方的同类产品水平，部分满足了备战需求。1936年，德国军事顾问又帮助国民政府制订了一雄心勃勃的《中国工业计划》，这个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在一个非常短的时期内，在华中、华南地区建立新的经济中心，以抵御日本的入侵，并为未来中国工业的发展打下基础。该计划的实际执行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中止。
尽管由于战争的干扰，以上计划的推行并没有达成实现国防工业现代化的预期目标，但是，在德国军事顾问的指导和德国技术的援助下，中国的国防工业有了一定起色。据统计，在1935年，国民党军队步枪所用弹药有半数需要进口，不过到抗战开始时，轻武器及弹药生产已基本能够自给，这与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协助是有一定关系的。
其次，在中德军火贸易方面，德国军事顾问起了居间推动作用。帮助德国军火商推销军火是德国军事顾问的一项重要任务。他们在上呈蒋介石的建议书中，大都提到军队应增加新式装备及弹药事宜，以提高军队战斗力。魏采尔指出，“新式战争之胜负，不在兵力之多寡，面以训练完善之部队善用良好之新式武器。”（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页。）这恰好适应了蒋介石借德国先进武器装备增强实力的要求。于是，通过德国军事顾问的牵桥搭线，中德军火贸易取得长足发展，德国军火充斥中国市场。仅1934年4月26日，孔祥熙一次就在德国洽购79步枪子弹1亿发、轻机枪5千挺、短枪5千枝（配弹5百万发）、79步枪1万枝、炮车32辆、坦克24辆（配弹1.32万发）、迫击炮240门、飞机炸弹215颗、坦克零配件421种。（注：《国民政府财政部档案》，第3分档，第22586号。）塞克特任职后不久，蒋介石便接受其建议，决定只买德式武器，并且由塞克特和俞大维决定武器种类和数量。（注：〔德〕郭恒钰、罗梅君：《德国外交档案1928-1938年之中德关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163页。）1934年8月23日，由塞克特促成签订的《中德易货协定》则把中德军火贸易推向高潮。该协定的目的在于，以中国的原料与农产品交换德国的工业产品。协议的达成，不仅是由于双方经济互补，更主要的原因是，德国当时极端缺乏外汇，而重整军备又需向外购买大量原料，唯一补救的办法是能找到愿意以货易货的对象。而中国国民政府的处境与之相似。中国当时急需发展工业和军事的资金与设备，又富农矿产品，“正需有一对中国绝无领土野心，而又能处处满足其需要之国家，与之友好结合相依为助也。（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28(2)/683。）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签署了《中德易货协定》。蒋介石政府对这期望甚高，认为“此次中德合作成功不仅予我国防有极大之助力，且将来我民族复兴赖此更巨。”（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62页。）
抗战前夕和初期，透过《中德易货协定》，中德贸易剧增。从1933年到1937年，中国对德国进出口贸易都有增长的趋势。（见表一）德国在中国出口贸易上居第四位，而在进口贸易上，到1936年已超过英国，跃居第三位。同一时期，德国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也处于持续增长的状况。（见表二）在其对华出口的货物中，军火是主要的，截至1937年10月为止，德国依约供给中国的武器5千万马克。（注：马文英：《德国军事顾问团与中德军火贸易关系的推展》，载《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3期（台湾），第162页。）据台湾学者统计，抗战前中国80%外国军火武器输入系来自德国。中国也遂成为德国军火输出的主要国家。美国学者柯伟林在《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一文中指出，1935年德国输华军火值，占是年德国军火出口总值的8.1%，1936年即增至28.8%，1937年则高达37%。中国已由德国军火输出国的第二位跃居位首。（见表三）德国输华的军火不仅数量骤增，而且种类齐全，有战车、8.8公分及10.5公分重炮、高射炮连同探照灯、机枪、钢盔及机动通信器材、鱼雷、快艇等。（注：（美）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262页。）（注：王正华：《抗日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环球出版社1987年版（台），第61页。）于是，整师的中国军队用上了全套德国装备，“在南京附近可以看到戴着德国式钢盔的中国兵操作的德国制8.8公分口径的高射炮。德国制7.5公分炮、克虏伯炮、奔驰M·A·N牵引车，以及其他德国武器在南京街上列队行进。”[47]
德国军事顾问参与中国经济建设，推动中德军火贸易，当然不是为了真正实现中国现代化，为了帮助中国彻底击败其远东盟国日本，其在华经济领域的活动宗旨不变：占领中国市场和攫取战略物资。塞克特在劝诫蒋介石建立中国自己的武装工业时，却又一再重申“中国目前不必自己设置国家工厂，最好委托‘欧洲武装公司’来华兴建此类工厂。（注：同⑤《传记文学》，第41卷第6期，第118页。）其目的显而易见。在攫取中国战略物资方面，由于总顾问们的极力撮合，德国通过“合步楼”公司与蒋介石政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易货贸易协议，得以用军火换取中国的宝贵钨砂。中国输往德国的钨砂量与日剧增。（见表四）但是，德国军事顾问参与中国经济活动的动机与其活动所起的作用是不能等量齐观的。他们的工作的确为中国抗战及未来中国工业发展打下了部分基础，但其在经济领域的活动所起的客观作用也有其消极的一面。
德国军事顾问帮助国民政府加强国防力量的同时，也助长了蒋介石开展内战、建立独裁的实力。1930年中原大战，蒋军以少制胜，正是动用德式自动武器装备的教导师参战的结果。当时，蒋军不仅步炮协同作战，而且引进德国侦察机，成立航空侦察队，监测敌情。（注：陈济廉、戚厚杰：《蒋介石的洋顾问》，华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77页。）在“围剿”红军的战斗中，蒋介石更是急于使用德式先进武器。法肯豪森致电德国外交部，报告有关中国政局时称：“江西剿共战役结束”，是因为“采用诸如迫击炮、轰炸机等现代化武器的‘全面进攻’”的结果。（注：〔德〕郭恒钰、罗梅君：《德国外交档案1928-1938年之中德关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169页。）
总之，在经济领域，德国军事顾问的活动的产生的客观作用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们不能因其所起的积极作用掩饰他们相关活动带来的消极作用，也不能因其消极作用而否定积极的一面，应持全面、客观的态度。
三、德国军事顾问与中德邦交
德国军事顾问大批来华服务促进了中德关系的迅速发展。其间，顾问们做了不少工作，成为中德双方首脑沟通信息、增进交往的媒介。1935塞克特由华返德后，希特勒予以接见。塞克特便提出“德国对华应有一固定之友谊与政策。”（注：页同②《传记文学》，第25卷第6期，第75页。）并向希特勒转达了蒋介石的要求：希望中德外交关系由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法肯豪森同时从中国致电希特勒德国，建议“在与日本保持友好关系的同时，应专注于德国对华政策，因为中国是长远看来世界上唯一和最后一个我们仍大有机会的大销售地区。”（注：〔德〕郭恒钰、罗梅君：《德国外交档案1928-1938年之中德关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178页。）在德国总顾问的积极推动下，纳粹德国从当时的国际局势及本国需求出发，决定接受蒋介石中国的要求。1935年5月17日，德国外交部长通知国民政府：德国政府决定将北平的德国驻华使团升格为大使馆，陶德曼由公使升为大使。国民政府随即任命程天放为首任驻德大使。两国间正式大使级关系得以建立。
1936年初，国民政府为巩固和加强与德友好关系，确保德国军事援助，决定派遣代表团访德。德国政府基于远东局势的恶化，为了避免激怒日本，使自己陷入德中关系和德日关系的危机之中，德国一再拒绝中国代表赴德。后经塞克特，克兰等多方活动，争取德国上层亲华势力的支持，1936年2月以顾振为首的代表团终于成行。最后，顾振和沙赫特分别代表两国政府于1936年4月8日签署了《中德信用借款合同》。合同规定德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1亿马克的优惠贷款（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9页。）。此合同的达成，德国军事顾问的作用不容忽视。代表团在致蒋介石的密电中就给以肯定：“此事塞克特及克兰竭力助成，故有良果。”（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62页。）《中德信用借款合同》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了中德军事经济合作关系，这对与强国对峙的弱国——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抗战前夕和初期，国民党当局的军备和国防建设物资主要从德获取，中德邦交的发展及维系是确保德国军事援助的关键。特别是在英、美对日侵华采取“绥靖”政策，没有给中国以任何实质性支持的情况下，作为日本盟国的德国仍依约向华输送大宗军火、允许德国军事顾问在华服务，是非常难得的。德国军事顾问作为沟通中德关系的桥梁，其间的作用不容抹杀。
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在华活动的十年是中德关系史上最密切的一面。它在华活动的范畴涉及国民政府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外交领域，其在华活动的作用是比较复杂的，具有矛盾的双重性。在对其作用评价问题上，我们决不能一刀切，应抱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态度，对其有利于中国抗日、中德经贸往来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给予肯定，对其在蒋介石反共内战的反动政策执行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加以揭露。中国军队必须革新，这是历任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的一致观点，他们先后上书蒋介石，阐明军事改革的重要性。1928年12月，第一任总顾问鲍尔为蒋介石起草了《改组中国军队的备忘录》。1933年2月，魏采尔呈递了《关于整理中国陆军的建议书》。同年6月，塞克特在总结前两位军事总顾问建议书的基础上，又替蒋介石拟定了一份《陆军改革建议书》。在这些意见中，总顾问们依据中国现状，为国民党军队整编、培训提供了一系列指导性的建议计划和方案。
鲍尔在其备忘录里力诫蒋介石整编军队，应“大量裁减过剩之部队，以便集中现有之财力与物力，使国军达到精练之标准。”（注：傅宝真：《在华德国军事顾问史传》，载《传记文学》（台），第24卷第1期，第95-96页。）魏采尔同样建议蒋介石集中全力把国民党军队编练成一支训练优良、兵种齐全、装备完善的精锐部队，并提出组建新式精锐军队的关键“在于官长之素质与营长以上之动作”，（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5-146页。）建议国民政府设立各类特种军事学校，培养专门人才，提高官兵素质。塞克特则在其建议书里宣称：中国军队的根本问题“不在患寡，而在患多”，（注：同[2]《传记文学》（台），第26卷第5期，第57页。）指出：“当前的目标是必须尽早建立确定数量的精良师团作为中国军队的核心”，（注：辛达谟：《德国外交档案中的中德关系》，载《传记文学》（台），第19辑，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使其中每个人都能起核心作用，以便必要时迅速扩军。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扩军的秘诀。
德国军事顾问们的整军建议，与蒋介石裁减地方部队以剪除异己，建立嫡系武装以镇压革命、建立独裁的设想不谋而合。所以，蒋介石对顾问们的建议格外重视，其在德国军事顾问的意见书上多处批示，“中正以为其意见甚对，非此不能使陆军进步也。”“此意见书皆应从速实施，而且可以实施，请速照此意见书督促进行为盼。”（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25/1100。）1929年、1933年和1934年，蒋介石连续召开军事编遣会议，决定以顾问们的意见书作为改革整顿军队的蓝本，分阶段建立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军队，预计1934年到1936年先编练、整建60个新式陆军师。1936年又决定在今后3年内编练、整顿20个新式陆军师，并成立了以陈诚为首的陆军整理处，负责此项事务。与此同时，确立了三级军事教育体制，健全了官长教育，增加了兵种教育。国民政府先后创立了陆军大学、中央军官学校、骑兵学校、炮兵学校、通信学校、防空学校、装甲兵学校等。这些措施的执行，有利于增强国民党军队的实力，有利于巩固南京政权的中央统治地位。
蒋介石还授命德国军事顾问直接参与编练现代化部队和培养高素质官兵的实际工作。鲍尔领导的顾问们用德国兵器为蒋介石南京政府装备了一个教导队，该队辖有一个步兵队、一个重兵器队、一个炮兵队、一个士兵队和一个通信队。该队成为国民党军队中多兵种现代化部队的胚胎。魏采尔来华后，将教导队扩建成两个教导师，并施以德国的训练方法。1932年，又改编为第八十八、第八十七和第三十六师，成为蒋介石嫡系的中坚。法肯豪森任职时，直接领导参与了陆军整理处的工作。此外，德国军事顾问也将培训军官视为己任。鲍尔就很注意对国民党高级军事将领施以潜移默化的影响。鲍尔任职时，每星期五夜里，鲍尔便和其他顾问一起，在南京三元巷总司令部为数百名高级军官举办讲座，专门讲授德国的战略战术，介绍德国的军火武器和军事工业。除蒋介石外，国民党其他一些重要军事人物如冯玉祥等都曾听其授课。（注：周亚卫：《蒋介石对德国顾问的幻想》，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魏采尔时期，几乎所有的军事院校都有魏采尔顾问团中的成员，魏采尔本人就是中央军校的总教官。塞克特和法肯豪森则主持了庐山军官训练班的教学工作，据统计，当时国民党中央军“团以下排以上军官几乎都参加了”各级培训班。（注：马骏：《二、三十年代中德军事合作始未概论》，载《中德关系史文丛》，青岛出版社1991版，第238页。）
在德国军事顾问的大力协助下，南京国民政府的整军建军工作取得成效，蒋氏军队装备优越，训练有素，实力大增。急欲建立独裁统治的蒋介石便有恃无恐，加紧部署旨在“削藩”反共的内战。在蒋介石反动的一系列内战中，蒋介石依仗优势兵力先后取得胜利。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即“命德顾问所训练之示范旅及新成立之空军开赴华南加入战斗”。“新成立之空军在波勒中校指导下，曾有效支援地面部队作战，并可向敌阵地投掷烧夷弹”，结果桂军“伤亡惨重，”（注：傅宝真：《抗战前与初期之驻华德国军事顾问（四）》，载《近代中国》（台），第53期，第238页。）大败而归。在随后的蒋冯之战中，蒋军动用了德国容克斯公司单翼及双翼飞机助战，依靠现代化德式装备，使以用大刀为主的西北军死伤累累。（注：陈济廉、戚厚杰：《蒋介石的洋顾问》，华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页。）1930年的中原大战，蒋军在德国军事顾问的策划下，第一次采取了“大规模步炮与空军联合作战”的方式，（注：同[2]《传记文学》，第25卷第3期，第95页。）从而大获全胜。在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地位大为巩固，其矛头即刻转向中国共产党及民主势力。蒋介石对利用德国军事顾问为他整训的新式嫡系部队剿杀革命民主力量寄以厚望，他曾宣称：利用“武备一律、精锐能战之国防军力”，“必能促成中国政府继续消灭不断受外力培养之共产主义。”（注：同[2]《传记文学》，第26卷第5期，第56页。）于是，在国民党发动的“围剿”红军和“讨伐”福建革命人民政府的战斗中，由德国顾问一手训练并装备的国民党精锐第八十八和第八十七师均作为主力参战，并“多立有卓越之战功。”（注：同[5]《传记文学》，第42卷第3期，第86页。）德国顾问对之也是津津乐道。1934年12月25日，法肯豪森在一份发回国内的定期报告中，向外交部汇报：“当具有重武器装备的国军参与清剿（红军）行动后，江西共军立即集体流窜，不过已无大规模的战斗。”
不仅如此，德国军事顾问还直接参加了实际战斗，在蒋介石发动的一系列旨在独裁“安内”战争中，大献计策，充当谋士。他们在削弱地方军阀方面发挥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在镇压中国革命民主力量方面是“成绩尤著，无任欣慰。”（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7页。）鲍尔正是在参加1929年的蒋桂战争中，因赴武汉筹划作战染病而亡。在蒋冯战争中，柯利伯尔也曾受命携其作战参谋数名到武汉布防。魏采尔来华时，中原大战正在激烈进行。魏采尔行装未御，即下榻于蒋介石的专列上，参与制定战斗方案，协助蒋介石指挥作战。蒋介石每做一个决策，“无不先听魏采尔将军的意见与建议”。（注：王洽南：《德国顾问在南京时期的工作回忆》，载《传记文学》，第41卷第5期，第120页。）战争结束后，魏采尔“在以后三年内，曾随从剿共”，（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6页。）多次往来于南京与南昌之间，并直接参预制定了第三次和第五次“围剿”红军的作战计划。塞克特和法肯豪森虽然在这些战斗中没能亲临战场，但在国民党为取得“剿共”胜利而特设的庐山军官训练班中，他们和其他顾问先后“担任剿匪战略与战术之讲解工作，”（注：同[13]，第56页。）进行幕后策划。
以上事实说明，德国军事顾问在华军事活动有效地加强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军事实力，巩固了南京中央政府的统治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堪称蒋介石反动独裁统治的帮凶。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在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开始大规模侵华的客观条件下，德国军事顾问团帮助日本的侵略对象编练新军，培训军官，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法肯豪森任职时，日蒋冲突加剧，法肯豪森适应时局的需求，“着手装备八万快速国军机动部队，以便紧急之秋，可驰援各战线”，并协助蒋介石筹建“若干炮兵团及一个装甲兵旅，以便可支援步兵作战。”（注：傅宝真：《法肯豪森与中德军事合作高潮》，载《传记文学》，第33卷第6期，第101页。）据统计，到抗战爆发前，约有30万中国军队接受了德式训练和装备。顾问们的这些军事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国的国防实力，有利于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消耗、牵制日军有生力量，有助于中国人民摧毁日本速亡中国的狂妄迷梦。
在抗战前夕和抗战初期，顾问们还在提供抗日建议、协定防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甚至亲赴抗日前线督战。魏采尔任总顾问时，针对日军步兵在战车与飞机掩护下攻击前进的战法，他建议国民政府置办新式武器，“唯各师需有相当之新式兵器，施以新式训练，”才能对日军“切实抵抗或击破之。”（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页-150页。）塞克特则强调：“步兵与炮兵的合作是现代化战争的灵魂”，认为在将要发生的抗日战争中，“面对日军炮兵和飞机的优势，若无相对的炮兵与之抗衡，…获胜的可能性将微乎其微。”（注：同⑤《传记文学》，第41卷第6期，第119页。）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事变，加紧对中国的蚕食鲸吞，局势严峻，法肯豪森疾书《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呈送蒋介石。在建议书中，法肯豪森指出：“目前威胁中国最严重而最近切者，当然日本”，敦促蒋介石对日本进攻实行积极地抵抗政策，称华北事件是蒋介石当局“一味退让”的结果。（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同时，他劝告蒋介石不要存有等待国际组织制止日本侵华的幻想，声明“中国苟不自卫，无人能出而拔刀相助。中国应竭其所能，（为）保全国土而奋斗，必须全力以自卫，或有遇外援之可能。”（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4页。）在其建议书中，法肯豪森还提出了“可用持久战抗敌”的观点。（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他是最早提出持久抗战的一个外国人。总顾问们提出的抗战建议是符合中国实情的，对南京政府的抗战措施起着某种程度的影响作用，蒋介石对部分建议也持认同态度。所以，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便命德国军事顾问协定长江防务。为此，法肯豪森亲往镇海、乍浦、江阴、镇江等地视察，制订出一套整顿江阴、镇江和南京的江防计划，协助张治中将军在苏州和嘉兴间建立一道坚固防线。这就是著名的中国的“兴登堡防线”。南京失守后，所有德国顾问与国民政府一起撤往武汉，继续筹划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行动与沿长江各要塞的防务，直至离华返国。在身先士卒、亲临抗战前线方面，德国军事顾问中尤以魏采尔和法肯豪森为著。魏采尔参与指挥了1932年的淞沪抗战和1933年的长城抗战。法肯豪森及其属下时常出现在淞沪会战和台儿庄会战的战场上。当时帮助中国空军工作的美国退役军官陈纳德后来在其回忆录中，曾指出法肯豪森“是蒋介石很重用的军事顾问”，“参与领导上海抗战”，负责“指挥蒋介石的教导总队和空运中队。”（注：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央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抗战初期，德国军事顾问帮助中国抗战，在当时已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英国驻华人员的报告曾指出：“德国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不仅如此，它们的军事顾问实际上正指挥着战争。”（注：〔美〕约翰·福克斯：《德国与远东危机1931-1938》，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244页。）因此，作为德国盟国的日本极为不满，向德国政府提出抗议：“德国军事顾问在目前的紧张局势下协助中国的行动，严重地损害了日本军官们对德国的情感……德国的行为极大的危害了德日合作的政策。”（注：〔美〕约翰·福克斯：《德国与远东危机1931-1938》，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100页。）
二、德国军事顾问与中国经济
蒋介石聘请德国军事顾问不仅仅是为了编练一支现代化的嫡系部队，他还希冀仰仗德国的人才技术，建立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借军事工业的发展带动整个经济的起飞。为了适应蒋介石的需求，同时也是为了推销德国军火与生产设备，便于德国垄断资本占领中国市场、掠夺战略原料，德国军事顾问作为中德经济联系的纽带，积极地参加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当时法国一家报纸对之评价到：“彼等在华之出现，非仅置中国军事组织与制度于德国影响之下，且使其工业发展亦循德国之指导。”（注：傅宝真：《抗战前与初期之驻华军事顾问》，载《近代中国》（台北），第52期，第154-155页。）德国军事顾问在中国经济领域的活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军工建设，一是中德军火贸易。
首先，在中国军事工业和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德国军事顾问提供了大量建议并参加了相关计划的制订及实施。鲍尔曾向蒋介石指出：中国“必先有完整的军火工业、交通、电讯、邮政，甚至市政与卫生设施。缺乏任何一方，欲建现代化之国军均将受其阻碍”（注：同[2]《传记文学》，第24卷第1期，第92页。），因此建议“中国必须从经济建设开始，无论愿意与否必须从远处着眼，近处着手！”（注：同[5]《传记文学》，第41卷第4期，第121页。）塞克特在《陆军改革建议书》中强调：中国军火工业不可长久依赖国外输入，必须在欧洲军火公司协助下，筹建足够的兵工厂，以维持武器弹药的自给自足。塞克特告诫蒋介石“建立中国自己的武装工业，实为刻不容缓之急务。”（注：同[5]《传记文学》，第41卷第6期，第118页。）法肯豪森继任后，追循塞克特所立原则，极力督促国民政府发展自给自足的军火工业。蒋介石对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大为赏识，责成德国顾问协助中国发展现代化工业。鲍尔曾奉蒋介石指示拟定了一系列重建中国的计划，诸如中国铁路的发展、财政及航空制度、港口兴建等等（注：辛达漠：《德国外交档案中的中德关系》，载《传记文学》第41卷第5期第122页。），并亲自策划在上海附近兴建一家生产硝化甘油和炸药的工厂（注：（美）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74页。）。柯利伯尔接任后“继续完成其工作，协助参与中国之建设和促进中德政经友好关系”。（注：辛达漠：《德国外交档案中的中德关系》，载《传记文学》第41卷第5期第119页。）塞克特做总顾问时曾与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翁文灏一起制订了发展军火工业的计划，详细分列出6、12、18个师每月所需各种军火的产量、以及建立几家兵工厂、一家钢铁厂、一家机器制造厂和一家汽车厂的进度表。（注：吴景平：《德国军事顾问塞克特的中国之行述评》，载《民国档案》，1994年第2期，第101页。）。法肯豪森时期，中日战争一触即发，为了在短期内达到军火生产的自给，中德兵工专家于1935合作拟定了《五年军火发展计划》。据此，南京政府从德国进口大批军火生产设备，由德国顾问负责技术指导。在南京、巩县和汉阳等兵工厂生产和研制德式武器装备（如马克西姆式机枪、八二迫击炮以及毛瑟步枪等，（注：同[21]第101页。）这些武器质量较好，其中一些已赶上西方的同类产品水平，部分满足了备战需求。1936年，德国军事顾问又帮助国民政府制订了一雄心勃勃的《中国工业计划》，这个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在一个非常短的时期内，在华中、华南地区建立新的经济中心，以抵御日本的入侵，并为未来中国工业的发展打下基础。该计划的实际执行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中止。
尽管由于战争的干扰，以上计划的推行并没有达成实现国防工业现代化的预期目标，但是，在德国军事顾问的指导和德国技术的援助下，中国的国防工业有了一定起色。据统计，在1935年，国民党军队步枪所用弹药有半数需要进口，不过到抗战开始时，轻武器及弹药生产已基本能够自给，这与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协助是有一定关系的。
其次，在中德军火贸易方面，德国军事顾问起了居间推动作用。帮助德国军火商推销军火是德国军事顾问的一项重要任务。他们在上呈蒋介石的建议书中，大都提到军队应增加新式装备及弹药事宜，以提高军队战斗力。魏采尔指出，“新式战争之胜负，不在兵力之多寡，面以训练完善之部队善用良好之新式武器。”（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页。）这恰好适应了蒋介石借德国先进武器装备增强实力的要求。于是，通过德国军事顾问的牵桥搭线，中德军火贸易取得长足发展，德国军火充斥中国市场。仅1934年4月26日，孔祥熙一次就在德国洽购79步枪子弹1亿发、轻机枪5千挺、短枪5千枝（配弹5百万发）、79步枪1万枝、炮车32辆、坦克24辆（配弹1.32万发）、迫击炮240门、飞机炸弹215颗、坦克零配件421种。（注：《国民政府财政部档案》，第3分档，第22586号。）塞克特任职后不久，蒋介石便接受其建议，决定只买德式武器，并且由塞克特和俞大维决定武器种类和数量。（注：〔德〕郭恒钰、罗梅君：《德国外交档案1928-1938年之中德关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163页。）1934年8月23日，由塞克特促成签订的《中德易货协定》则把中德军火贸易推向高潮。该协定的目的在于，以中国的原料与农产品交换德国的工业产品。协议的达成，不仅是由于双方经济互补，更主要的原因是，德国当时极端缺乏外汇，而重整军备又需向外购买大量原料，唯一补救的办法是能找到愿意以货易货的对象。而中国国民政府的处境与之相似。中国当时急需发展工业和军事的资金与设备，又富农矿产品，“正需有一对中国绝无领土野心，而又能处处满足其需要之国家，与之友好结合相依为助也。（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28(2)/683。）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签署了《中德易货协定》。蒋介石政府对这期望甚高，认为“此次中德合作成功不仅予我国防有极大之助力，且将来我民族复兴赖此更巨。”（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62页。）
抗战前夕和初期，透过《中德易货协定》，中德贸易剧增。从1933年到1937年，中国对德国进出口贸易都有增长的趋势。（见表一）德国在中国出口贸易上居第四位，而在进口贸易上，到1936年已超过英国，跃居第三位。同一时期，德国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也处于持续增长的状况。（见表二）在其对华出口的货物中，军火是主要的，截至1937年10月为止，德国依约供给中国的武器5千万马克。（注：马文英：《德国军事顾问团与中德军火贸易关系的推展》，载《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3期（台湾），第162页。）据台湾学者统计，抗战前中国80%外国军火武器输入系来自德国。中国也遂成为德国军火输出的主要国家。美国学者柯伟林在《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一文中指出，1935年德国输华军火值，占是年德国军火出口总值的8.1%，1936年即增至28.8%，1937年则高达37%。中国已由德国军火输出国的第二位跃居位首。（见表三）德国输华的军火不仅数量骤增，而且种类齐全，有战车、8.8公分及10.5公分重炮、高射炮连同探照灯、机枪、钢盔及机动通信器材、鱼雷、快艇等。（注：（美）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262页。）（注：王正华：《抗日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环球出版社1987年版（台），第61页。）于是，整师的中国军队用上了全套德国装备，“在南京附近可以看到戴着德国式钢盔的中国兵操作的德国制8.8公分口径的高射炮。德国制7.5公分炮、克虏伯炮、奔驰M·A·N牵引车，以及其他德国武器在南京街上列队行进。”[47]
德国军事顾问参与中国经济建设，推动中德军火贸易，当然不是为了真正实现中国现代化，为了帮助中国彻底击败其远东盟国日本，其在华经济领域的活动宗旨不变：占领中国市场和攫取战略物资。塞克特在劝诫蒋介石建立中国自己的武装工业时，却又一再重申“中国目前不必自己设置国家工厂，最好委托‘欧洲武装公司’来华兴建此类工厂。（注：同⑤《传记文学》，第41卷第6期，第118页。）其目的显而易见。在攫取中国战略物资方面，由于总顾问们的极力撮合，德国通过“合步楼”公司与蒋介石政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易货贸易协议，得以用军火换取中国的宝贵钨砂。中国输往德国的钨砂量与日剧增。（见表四）但是，德国军事顾问参与中国经济活动的动机与其活动所起的作用是不能等量齐观的。他们的工作的确为中国抗战及未来中国工业发展打下了部分基础，但其在经济领域的活动所起的客观作用也有其消极的一面。
德国军事顾问帮助国民政府加强国防力量的同时，也助长了蒋介石开展内战、建立独裁的实力。1930年中原大战，蒋军以少制胜，正是动用德式自动武器装备的教导师参战的结果。当时，蒋军不仅步炮协同作战，而且引进德国侦察机，成立航空侦察队，监测敌情。（注：陈济廉、戚厚杰：《蒋介石的洋顾问》，华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77页。）在“围剿”红军的战斗中，蒋介石更是急于使用德式先进武器。法肯豪森致电德国外交部，报告有关中国政局时称：“江西剿共战役结束”，是因为“采用诸如迫击炮、轰炸机等现代化武器的‘全面进攻’”的结果。（注：〔德〕郭恒钰、罗梅君：《德国外交档案1928-1938年之中德关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169页。）
总之，在经济领域，德国军事顾问的活动的产生的客观作用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们不能因其所起的积极作用掩饰他们相关活动带来的消极作用，也不能因其消极作用而否定积极的一面，应持全面、客观的态度。
三、德国军事顾问与中德邦交
德国军事顾问大批来华服务促进了中德关系的迅速发展。其间，顾问们做了不少工作，成为中德双方首脑沟通信息、增进交往的媒介。1935塞克特由华返德后，希特勒予以接见。塞克特便提出“德国对华应有一固定之友谊与政策。”（注：页同②《传记文学》，第25卷第6期，第75页。）并向希特勒转达了蒋介石的要求：希望中德外交关系由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法肯豪森同时从中国致电希特勒德国，建议“在与日本保持友好关系的同时，应专注于德国对华政策，因为中国是长远看来世界上唯一和最后一个我们仍大有机会的大销售地区。”（注：〔德〕郭恒钰、罗梅君：《德国外交档案1928-1938年之中德关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178页。）在德国总顾问的积极推动下，纳粹德国从当时的国际局势及本国需求出发，决定接受蒋介石中国的要求。1935年5月17日，德国外交部长通知国民政府：德国政府决定将北平的德国驻华使团升格为大使馆，陶德曼由公使升为大使。国民政府随即任命程天放为首任驻德大使。两国间正式大使级关系得以建立。
1936年初，国民政府为巩固和加强与德友好关系，确保德国军事援助，决定派遣代表团访德。德国政府基于远东局势的恶化，为了避免激怒日本，使自己陷入德中关系和德日关系的危机之中，德国一再拒绝中国代表赴德。后经塞克特，克兰等多方活动，争取德国上层亲华势力的支持，1936年2月以顾振为首的代表团终于成行。最后，顾振和沙赫特分别代表两国政府于1936年4月8日签署了《中德信用借款合同》。合同规定德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1亿马克的优惠贷款（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9页。）。此合同的达成，德国军事顾问的作用不容忽视。代表团在致蒋介石的密电中就给以肯定：“此事塞克特及克兰竭力助成，故有良果。”（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62页。）《中德信用借款合同》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了中德军事经济合作关系，这对与强国对峙的弱国——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抗战前夕和初期，国民党当局的军备和国防建设物资主要从德获取，中德邦交的发展及维系是确保德国军事援助的关键。特别是在英、美对日侵华采取“绥靖”政策，没有给中国以任何实质性支持的情况下，作为日本盟国的德国仍依约向华输送大宗军火、允许德国军事顾问在华服务，是非常难得的。德国军事顾问作为沟通中德关系的桥梁，其间的作用不容抹杀。
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在华活动的十年是中德关系史上最密切的一面。它在华活动的范畴涉及国民政府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外交领域，其在华活动的作用是比较复杂的，具有矛盾的双重性。在对其作用评价问题上，我们决不能一刀切，应抱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态度，对其有利于中国抗日、中德经贸往来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给予肯定，对其在蒋介石反共内战的反动政策执行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加以揭露。
鲍尔在其备忘录里力诫蒋介石整编军队，应“大量裁减过剩之部队，以便集中现有之财力与物力，使国军达到精练之标准。”（注：傅宝真：《在华德国军事顾问史传》，载《传记文学》（台），第24卷第1期，第95-96页。）魏采尔同样建议蒋介石集中全力把国民党军队编练成一支训练优良、兵种齐全、装备完善的精锐部队，并提出组建新式精锐军队的关键“在于官长之素质与营长以上之动作”，（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5-146页。）建议国民政府设立各类特种军事学校，培养专门人才，提高官兵素质。塞克特则在其建议书里宣称：中国军队的根本问题“不在患寡，而在患多”，（注：同[2]《传记文学》（台），第26卷第5期，第57页。）指出：“当前的目标是必须尽早建立确定数量的精良师团作为中国军队的核心”，（注：辛达谟：《德国外交档案中的中德关系》，载《传记文学》（台），第19辑，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使其中每个人都能起核心作用，以便必要时迅速扩军。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扩军的秘诀。
德国军事顾问们的整军建议，与蒋介石裁减地方部队以剪除异己，建立嫡系武装以镇压革命、建立独裁的设想不谋而合。所以，蒋介石对顾问们的建议格外重视，其在德国军事顾问的意见书上多处批示，“中正以为其意见甚对，非此不能使陆军进步也。”“此意见书皆应从速实施，而且可以实施，请速照此意见书督促进行为盼。”（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25/1100。）1929年、1933年和1934年，蒋介石连续召开军事编遣会议，决定以顾问们的意见书作为改革整顿军队的蓝本，分阶段建立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军队，预计1934年到1936年先编练、整建60个新式陆军师。1936年又决定在今后3年内编练、整顿20个新式陆军师，并成立了以陈诚为首的陆军整理处，负责此项事务。与此同时，确立了三级军事教育体制，健全了官长教育，增加了兵种教育。国民政府先后创立了陆军大学、中央军官学校、骑兵学校、炮兵学校、通信学校、防空学校、装甲兵学校等。这些措施的执行，有利于增强国民党军队的实力，有利于巩固南京政权的中央统治地位。
蒋介石还授命德国军事顾问直接参与编练现代化部队和培养高素质官兵的实际工作。鲍尔领导的顾问们用德国兵器为蒋介石南京政府装备了一个教导队，该队辖有一个步兵队、一个重兵器队、一个炮兵队、一个士兵队和一个通信队。该队成为国民党军队中多兵种现代化部队的胚胎。魏采尔来华后，将教导队扩建成两个教导师，并施以德国的训练方法。1932年，又改编为第八十八、第八十七和第三十六师，成为蒋介石嫡系的中坚。法肯豪森任职时，直接领导参与了陆军整理处的工作。此外，德国军事顾问也将培训军官视为己任。鲍尔就很注意对国民党高级军事将领施以潜移默化的影响。鲍尔任职时，每星期五夜里，鲍尔便和其他顾问一起，在南京三元巷总司令部为数百名高级军官举办讲座，专门讲授德国的战略战术，介绍德国的军火武器和军事工业。除蒋介石外，国民党其他一些重要军事人物如冯玉祥等都曾听其授课。（注：周亚卫：《蒋介石对德国顾问的幻想》，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魏采尔时期，几乎所有的军事院校都有魏采尔顾问团中的成员，魏采尔本人就是中央军校的总教官。塞克特和法肯豪森则主持了庐山军官训练班的教学工作，据统计，当时国民党中央军“团以下排以上军官几乎都参加了”各级培训班。（注：马骏：《二、三十年代中德军事合作始未概论》，载《中德关系史文丛》，青岛出版社1991版，第238页。）
在德国军事顾问的大力协助下，南京国民政府的整军建军工作取得成效，蒋氏军队装备优越，训练有素，实力大增。急欲建立独裁统治的蒋介石便有恃无恐，加紧部署旨在“削藩”反共的内战。在蒋介石反动的一系列内战中，蒋介石依仗优势兵力先后取得胜利。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即“命德顾问所训练之示范旅及新成立之空军开赴华南加入战斗”。“新成立之空军在波勒中校指导下，曾有效支援地面部队作战，并可向敌阵地投掷烧夷弹”，结果桂军“伤亡惨重，”（注：傅宝真：《抗战前与初期之驻华德国军事顾问（四）》，载《近代中国》（台），第53期，第238页。）大败而归。在随后的蒋冯之战中，蒋军动用了德国容克斯公司单翼及双翼飞机助战，依靠现代化德式装备，使以用大刀为主的西北军死伤累累。（注：陈济廉、戚厚杰：《蒋介石的洋顾问》，华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页。）1930年的中原大战，蒋军在德国军事顾问的策划下，第一次采取了“大规模步炮与空军联合作战”的方式，（注：同[2]《传记文学》，第25卷第3期，第95页。）从而大获全胜。在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地位大为巩固，其矛头即刻转向中国共产党及民主势力。蒋介石对利用德国军事顾问为他整训的新式嫡系部队剿杀革命民主力量寄以厚望，他曾宣称：利用“武备一律、精锐能战之国防军力”，“必能促成中国政府继续消灭不断受外力培养之共产主义。”（注：同[2]《传记文学》，第26卷第5期，第56页。）于是，在国民党发动的“围剿”红军和“讨伐”福建革命人民政府的战斗中，由德国顾问一手训练并装备的国民党精锐第八十八和第八十七师均作为主力参战，并“多立有卓越之战功。”（注：同[5]《传记文学》，第42卷第3期，第86页。）德国顾问对之也是津津乐道。1934年12月25日，法肯豪森在一份发回国内的定期报告中，向外交部汇报：“当具有重武器装备的国军参与清剿（红军）行动后，江西共军立即集体流窜，不过已无大规模的战斗。”
不仅如此，德国军事顾问还直接参加了实际战斗，在蒋介石发动的一系列旨在独裁“安内”战争中，大献计策，充当谋士。他们在削弱地方军阀方面发挥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在镇压中国革命民主力量方面是“成绩尤著，无任欣慰。”（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7页。）鲍尔正是在参加1929年的蒋桂战争中，因赴武汉筹划作战染病而亡。在蒋冯战争中，柯利伯尔也曾受命携其作战参谋数名到武汉布防。魏采尔来华时，中原大战正在激烈进行。魏采尔行装未御，即下榻于蒋介石的专列上，参与制定战斗方案，协助蒋介石指挥作战。蒋介石每做一个决策，“无不先听魏采尔将军的意见与建议”。（注：王洽南：《德国顾问在南京时期的工作回忆》，载《传记文学》，第41卷第5期，第120页。）战争结束后，魏采尔“在以后三年内，曾随从剿共”，（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6页。）多次往来于南京与南昌之间，并直接参预制定了第三次和第五次“围剿”红军的作战计划。塞克特和法肯豪森虽然在这些战斗中没能亲临战场，但在国民党为取得“剿共”胜利而特设的庐山军官训练班中，他们和其他顾问先后“担任剿匪战略与战术之讲解工作，”（注：同[13]，第56页。）进行幕后策划。
以上事实说明，德国军事顾问在华军事活动有效地加强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军事实力，巩固了南京中央政府的统治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堪称蒋介石反动独裁统治的帮凶。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在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开始大规模侵华的客观条件下，德国军事顾问团帮助日本的侵略对象编练新军，培训军官，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法肯豪森任职时，日蒋冲突加剧，法肯豪森适应时局的需求，“着手装备八万快速国军机动部队，以便紧急之秋，可驰援各战线”，并协助蒋介石筹建“若干炮兵团及一个装甲兵旅，以便可支援步兵作战。”（注：傅宝真：《法肯豪森与中德军事合作高潮》，载《传记文学》，第33卷第6期，第101页。）据统计，到抗战爆发前，约有30万中国军队接受了德式训练和装备。顾问们的这些军事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国的国防实力，有利于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消耗、牵制日军有生力量，有助于中国人民摧毁日本速亡中国的狂妄迷梦。
在抗战前夕和抗战初期，顾问们还在提供抗日建议、协定防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甚至亲赴抗日前线督战。魏采尔任总顾问时，针对日军步兵在战车与飞机掩护下攻击前进的战法，他建议国民政府置办新式武器，“唯各师需有相当之新式兵器，施以新式训练，”才能对日军“切实抵抗或击破之。”（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页-150页。）塞克特则强调：“步兵与炮兵的合作是现代化战争的灵魂”，认为在将要发生的抗日战争中，“面对日军炮兵和飞机的优势，若无相对的炮兵与之抗衡，…获胜的可能性将微乎其微。”（注：同⑤《传记文学》，第41卷第6期，第119页。）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事变，加紧对中国的蚕食鲸吞，局势严峻，法肯豪森疾书《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呈送蒋介石。在建议书中，法肯豪森指出：“目前威胁中国最严重而最近切者，当然日本”，敦促蒋介石对日本进攻实行积极地抵抗政策，称华北事件是蒋介石当局“一味退让”的结果。（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同时，他劝告蒋介石不要存有等待国际组织制止日本侵华的幻想，声明“中国苟不自卫，无人能出而拔刀相助。中国应竭其所能，（为）保全国土而奋斗，必须全力以自卫，或有遇外援之可能。”（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4页。）在其建议书中，法肯豪森还提出了“可用持久战抗敌”的观点。（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他是最早提出持久抗战的一个外国人。总顾问们提出的抗战建议是符合中国实情的，对南京政府的抗战措施起着某种程度的影响作用，蒋介石对部分建议也持认同态度。所以，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便命德国军事顾问协定长江防务。为此，法肯豪森亲往镇海、乍浦、江阴、镇江等地视察，制订出一套整顿江阴、镇江和南京的江防计划，协助张治中将军在苏州和嘉兴间建立一道坚固防线。这就是著名的中国的“兴登堡防线”。南京失守后，所有德国顾问与国民政府一起撤往武汉，继续筹划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行动与沿长江各要塞的防务，直至离华返国。在身先士卒、亲临抗战前线方面，德国军事顾问中尤以魏采尔和法肯豪森为著。魏采尔参与指挥了1932年的淞沪抗战和1933年的长城抗战。法肯豪森及其属下时常出现在淞沪会战和台儿庄会战的战场上。当时帮助中国空军工作的美国退役军官陈纳德后来在其回忆录中，曾指出法肯豪森“是蒋介石很重用的军事顾问”，“参与领导上海抗战”，负责“指挥蒋介石的教导总队和空运中队。”（注：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央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抗战初期，德国军事顾问帮助中国抗战，在当时已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英国驻华人员的报告曾指出：“德国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不仅如此，它们的军事顾问实际上正指挥着战争。”（注：〔美〕约翰·福克斯：《德国与远东危机1931-1938》，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244页。）因此，作为德国盟国的日本极为不满，向德国政府提出抗议：“德国军事顾问在目前的紧张局势下协助中国的行动，严重地损害了日本军官们对德国的情感……德国的行为极大的危害了德日合作的政策。”（注：〔美〕约翰·福克斯：《德国与远东危机1931-1938》，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100页。）
二、德国军事顾问与中国经济
蒋介石聘请德国军事顾问不仅仅是为了编练一支现代化的嫡系部队，他还希冀仰仗德国的人才技术，建立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借军事工业的发展带动整个经济的起飞。为了适应蒋介石的需求，同时也是为了推销德国军火与生产设备，便于德国垄断资本占领中国市场、掠夺战略原料，德国军事顾问作为中德经济联系的纽带，积极地参加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当时法国一家报纸对之评价到：“彼等在华之出现，非仅置中国军事组织与制度于德国影响之下，且使其工业发展亦循德国之指导。”（注：傅宝真：《抗战前与初期之驻华军事顾问》，载《近代中国》（台北），第52期，第154-155页。）德国军事顾问在中国经济领域的活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军工建设，一是中德军火贸易。
首先，在中国军事工业和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德国军事顾问提供了大量建议并参加了相关计划的制订及实施。鲍尔曾向蒋介石指出：中国“必先有完整的军火工业、交通、电讯、邮政，甚至市政与卫生设施。缺乏任何一方，欲建现代化之国军均将受其阻碍”（注：同[2]《传记文学》，第24卷第1期，第92页。），因此建议“中国必须从经济建设开始，无论愿意与否必须从远处着眼，近处着手！”（注：同[5]《传记文学》，第41卷第4期，第121页。）塞克特在《陆军改革建议书》中强调：中国军火工业不可长久依赖国外输入，必须在欧洲军火公司协助下，筹建足够的兵工厂，以维持武器弹药的自给自足。塞克特告诫蒋介石“建立中国自己的武装工业，实为刻不容缓之急务。”（注：同[5]《传记文学》，第41卷第6期，第118页。）法肯豪森继任后，追循塞克特所立原则，极力督促国民政府发展自给自足的军火工业。蒋介石对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大为赏识，责成德国顾问协助中国发展现代化工业。鲍尔曾奉蒋介石指示拟定了一系列重建中国的计划，诸如中国铁路的发展、财政及航空制度、港口兴建等等（注：辛达漠：《德国外交档案中的中德关系》，载《传记文学》第41卷第5期第122页。），并亲自策划在上海附近兴建一家生产硝化甘油和炸药的工厂（注：（美）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74页。）。柯利伯尔接任后“继续完成其工作，协助参与中国之建设和促进中德政经友好关系”。（注：辛达漠：《德国外交档案中的中德关系》，载《传记文学》第41卷第5期第119页。）塞克特做总顾问时曾与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翁文灏一起制订了发展军火工业的计划，详细分列出6、12、18个师每月所需各种军火的产量、以及建立几家兵工厂、一家钢铁厂、一家机器制造厂和一家汽车厂的进度表。（注：吴景平：《德国军事顾问塞克特的中国之行述评》，载《民国档案》，1994年第2期，第101页。）。法肯豪森时期，中日战争一触即发，为了在短期内达到军火生产的自给，中德兵工专家于1935合作拟定了《五年军火发展计划》。据此，南京政府从德国进口大批军火生产设备，由德国顾问负责技术指导。在南京、巩县和汉阳等兵工厂生产和研制德式武器装备（如马克西姆式机枪、八二迫击炮以及毛瑟步枪等，（注：同[21]第101页。）这些武器质量较好，其中一些已赶上西方的同类产品水平，部分满足了备战需求。1936年，德国军事顾问又帮助国民政府制订了一雄心勃勃的《中国工业计划》，这个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在一个非常短的时期内，在华中、华南地区建立新的经济中心，以抵御日本的入侵，并为未来中国工业的发展打下基础。该计划的实际执行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中止。
尽管由于战争的干扰，以上计划的推行并没有达成实现国防工业现代化的预期目标，但是，在德国军事顾问的指导和德国技术的援助下，中国的国防工业有了一定起色。据统计，在1935年，国民党军队步枪所用弹药有半数需要进口，不过到抗战开始时，轻武器及弹药生产已基本能够自给，这与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协助是有一定关系的。
其次，在中德军火贸易方面，德国军事顾问起了居间推动作用。帮助德国军火商推销军火是德国军事顾问的一项重要任务。他们在上呈蒋介石的建议书中，大都提到军队应增加新式装备及弹药事宜，以提高军队战斗力。魏采尔指出，“新式战争之胜负，不在兵力之多寡，面以训练完善之部队善用良好之新式武器。”（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页。）这恰好适应了蒋介石借德国先进武器装备增强实力的要求。于是，通过德国军事顾问的牵桥搭线，中德军火贸易取得长足发展，德国军火充斥中国市场。仅1934年4月26日，孔祥熙一次就在德国洽购79步枪子弹1亿发、轻机枪5千挺、短枪5千枝（配弹5百万发）、79步枪1万枝、炮车32辆、坦克24辆（配弹1.32万发）、迫击炮240门、飞机炸弹215颗、坦克零配件421种。（注：《国民政府财政部档案》，第3分档，第22586号。）塞克特任职后不久，蒋介石便接受其建议，决定只买德式武器，并且由塞克特和俞大维决定武器种类和数量。（注：〔德〕郭恒钰、罗梅君：《德国外交档案1928-1938年之中德关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163页。）1934年8月23日，由塞克特促成签订的《中德易货协定》则把中德军火贸易推向高潮。该协定的目的在于，以中国的原料与农产品交换德国的工业产品。协议的达成，不仅是由于双方经济互补，更主要的原因是，德国当时极端缺乏外汇，而重整军备又需向外购买大量原料，唯一补救的办法是能找到愿意以货易货的对象。而中国国民政府的处境与之相似。中国当时急需发展工业和军事的资金与设备，又富农矿产品，“正需有一对中国绝无领土野心，而又能处处满足其需要之国家，与之友好结合相依为助也。（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28(2)/683。）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签署了《中德易货协定》。蒋介石政府对这期望甚高，认为“此次中德合作成功不仅予我国防有极大之助力，且将来我民族复兴赖此更巨。”（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62页。）
抗战前夕和初期，透过《中德易货协定》，中德贸易剧增。从1933年到1937年，中国对德国进出口贸易都有增长的趋势。（见表一）德国在中国出口贸易上居第四位，而在进口贸易上，到1936年已超过英国，跃居第三位。同一时期，德国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也处于持续增长的状况。（见表二）在其对华出口的货物中，军火是主要的，截至1937年10月为止，德国依约供给中国的武器5千万马克。（注：马文英：《德国军事顾问团与中德军火贸易关系的推展》，载《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3期（台湾），第162页。）据台湾学者统计，抗战前中国80%外国军火武器输入系来自德国。中国也遂成为德国军火输出的主要国家。美国学者柯伟林在《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一文中指出，1935年德国输华军火值，占是年德国军火出口总值的8.1%，1936年即增至28.8%，1937年则高达37%。中国已由德国军火输出国的第二位跃居位首。（见表三）德国输华的军火不仅数量骤增，而且种类齐全，有战车、8.8公分及10.5公分重炮、高射炮连同探照灯、机枪、钢盔及机动通信器材、鱼雷、快艇等。（注：（美）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262页。）（注：王正华：《抗日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环球出版社1987年版（台），第61页。）于是，整师的中国军队用上了全套德国装备，“在南京附近可以看到戴着德国式钢盔的中国兵操作的德国制8.8公分口径的高射炮。德国制7.5公分炮、克虏伯炮、奔驰M·A·N牵引车，以及其他德国武器在南京街上列队行进。”[47]
德国军事顾问参与中国经济建设，推动中德军火贸易，当然不是为了真正实现中国现代化，为了帮助中国彻底击败其远东盟国日本，其在华经济领域的活动宗旨不变：占领中国市场和攫取战略物资。塞克特在劝诫蒋介石建立中国自己的武装工业时，却又一再重申“中国目前不必自己设置国家工厂，最好委托‘欧洲武装公司’来华兴建此类工厂。（注：同⑤《传记文学》，第41卷第6期，第118页。）其目的显而易见。在攫取中国战略物资方面，由于总顾问们的极力撮合，德国通过“合步楼”公司与蒋介石政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易货贸易协议，得以用军火换取中国的宝贵钨砂。中国输往德国的钨砂量与日剧增。（见表四）但是，德国军事顾问参与中国经济活动的动机与其活动所起的作用是不能等量齐观的。他们的工作的确为中国抗战及未来中国工业发展打下了部分基础，但其在经济领域的活动所起的客观作用也有其消极的一面。
德国军事顾问帮助国民政府加强国防力量的同时，也助长了蒋介石开展内战、建立独裁的实力。1930年中原大战，蒋军以少制胜，正是动用德式自动武器装备的教导师参战的结果。当时，蒋军不仅步炮协同作战，而且引进德国侦察机，成立航空侦察队，监测敌情。（注：陈济廉、戚厚杰：《蒋介石的洋顾问》，华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77页。）在“围剿”红军的战斗中，蒋介石更是急于使用德式先进武器。法肯豪森致电德国外交部，报告有关中国政局时称：“江西剿共战役结束”，是因为“采用诸如迫击炮、轰炸机等现代化武器的‘全面进攻’”的结果。（注：〔德〕郭恒钰、罗梅君：《德国外交档案1928-1938年之中德关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169页。）
总之，在经济领域，德国军事顾问的活动的产生的客观作用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们不能因其所起的积极作用掩饰他们相关活动带来的消极作用，也不能因其消极作用而否定积极的一面，应持全面、客观的态度。
三、德国军事顾问与中德邦交
德国军事顾问大批来华服务促进了中德关系的迅速发展。其间，顾问们做了不少工作，成为中德双方首脑沟通信息、增进交往的媒介。1935塞克特由华返德后，希特勒予以接见。塞克特便提出“德国对华应有一固定之友谊与政策。”（注：页同②《传记文学》，第25卷第6期，第75页。）并向希特勒转达了蒋介石的要求：希望中德外交关系由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法肯豪森同时从中国致电希特勒德国，建议“在与日本保持友好关系的同时，应专注于德国对华政策，因为中国是长远看来世界上唯一和最后一个我们仍大有机会的大销售地区。”（注：〔德〕郭恒钰、罗梅君：《德国外交档案1928-1938年之中德关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178页。）在德国总顾问的积极推动下，纳粹德国从当时的国际局势及本国需求出发，决定接受蒋介石中国的要求。1935年5月17日，德国外交部长通知国民政府：德国政府决定将北平的德国驻华使团升格为大使馆，陶德曼由公使升为大使。国民政府随即任命程天放为首任驻德大使。两国间正式大使级关系得以建立。
1936年初，国民政府为巩固和加强与德友好关系，确保德国军事援助，决定派遣代表团访德。德国政府基于远东局势的恶化，为了避免激怒日本，使自己陷入德中关系和德日关系的危机之中，德国一再拒绝中国代表赴德。后经塞克特，克兰等多方活动，争取德国上层亲华势力的支持，1936年2月以顾振为首的代表团终于成行。最后，顾振和沙赫特分别代表两国政府于1936年4月8日签署了《中德信用借款合同》。合同规定德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1亿马克的优惠贷款（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9页。）。此合同的达成，德国军事顾问的作用不容忽视。代表团在致蒋介石的密电中就给以肯定：“此事塞克特及克兰竭力助成，故有良果。”（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62页。）《中德信用借款合同》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了中德军事经济合作关系，这对与强国对峙的弱国——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抗战前夕和初期，国民党当局的军备和国防建设物资主要从德获取，中德邦交的发展及维系是确保德国军事援助的关键。特别是在英、美对日侵华采取“绥靖”政策，没有给中国以任何实质性支持的情况下，作为日本盟国的德国仍依约向华输送大宗军火、允许德国军事顾问在华服务，是非常难得的。德国军事顾问作为沟通中德关系的桥梁，其间的作用不容抹杀。
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在华活动的十年是中德关系史上最密切的一面。它在华活动的范畴涉及国民政府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外交领域，其在华活动的作用是比较复杂的，具有矛盾的双重性。在对其作用评价问题上，我们决不能一刀切，应抱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态度，对其有利于中国抗日、中德经贸往来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给予肯定，对其在蒋介石反共内战的反动政策执行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加以揭露。中国军队必须革新，这是历任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的一致观点，他们先后上书蒋介石，阐明军事改革的重要性。1928年12月，第一任总顾问鲍尔为蒋介石起草了《改组中国军队的备忘录》。1933年2月，魏采尔呈递了《关于整理中国陆军的建议书》。同年6月，塞克特在总结前两位军事总顾问建议书的基础上，又替蒋介石拟定了一份《陆军改革建议书》。在这些意见中，总顾问们依据中国现状，为国民党军队整编、培训提供了一系列指导性的建议计划和方案。
鲍尔在其备忘录里力诫蒋介石整编军队，应“大量裁减过剩之部队，以便集中现有之财力与物力，使国军达到精练之标准。”（注：傅宝真：《在华德国军事顾问史传》，载《传记文学》（台），第24卷第1期，第95-96页。）魏采尔同样建议蒋介石集中全力把国民党军队编练成一支训练优良、兵种齐全、装备完善的精锐部队，并提出组建新式精锐军队的关键“在于官长之素质与营长以上之动作”，（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5-146页。）建议国民政府设立各类特种军事学校，培养专门人才，提高官兵素质。塞克特则在其建议书里宣称：中国军队的根本问题“不在患寡，而在患多”，（注：同[2]《传记文学》（台），第26卷第5期，第57页。）指出：“当前的目标是必须尽早建立确定数量的精良师团作为中国军队的核心”，（注：辛达谟：《德国外交档案中的中德关系》，载《传记文学》（台），第19辑，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使其中每个人都能起核心作用，以便必要时迅速扩军。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扩军的秘诀。
德国军事顾问们的整军建议，与蒋介石裁减地方部队以剪除异己，建立嫡系武装以镇压革命、建立独裁的设想不谋而合。所以，蒋介石对顾问们的建议格外重视，其在德国军事顾问的意见书上多处批示，“中正以为其意见甚对，非此不能使陆军进步也。”“此意见书皆应从速实施，而且可以实施，请速照此意见书督促进行为盼。”（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25/1100。）1929年、1933年和1934年，蒋介石连续召开军事编遣会议，决定以顾问们的意见书作为改革整顿军队的蓝本，分阶段建立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军队，预计1934年到1936年先编练、整建60个新式陆军师。1936年又决定在今后3年内编练、整顿20个新式陆军师，并成立了以陈诚为首的陆军整理处，负责此项事务。与此同时，确立了三级军事教育体制，健全了官长教育，增加了兵种教育。国民政府先后创立了陆军大学、中央军官学校、骑兵学校、炮兵学校、通信学校、防空学校、装甲兵学校等。这些措施的执行，有利于增强国民党军队的实力，有利于巩固南京政权的中央统治地位。
蒋介石还授命德国军事顾问直接参与编练现代化部队和培养高素质官兵的实际工作。鲍尔领导的顾问们用德国兵器为蒋介石南京政府装备了一个教导队，该队辖有一个步兵队、一个重兵器队、一个炮兵队、一个士兵队和一个通信队。该队成为国民党军队中多兵种现代化部队的胚胎。魏采尔来华后，将教导队扩建成两个教导师，并施以德国的训练方法。1932年，又改编为第八十八、第八十七和第三十六师，成为蒋介石嫡系的中坚。法肯豪森任职时，直接领导参与了陆军整理处的工作。此外，德国军事顾问也将培训军官视为己任。鲍尔就很注意对国民党高级军事将领施以潜移默化的影响。鲍尔任职时，每星期五夜里，鲍尔便和其他顾问一起，在南京三元巷总司令部为数百名高级军官举办讲座，专门讲授德国的战略战术，介绍德国的军火武器和军事工业。除蒋介石外，国民党其他一些重要军事人物如冯玉祥等都曾听其授课。（注：周亚卫：《蒋介石对德国顾问的幻想》，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魏采尔时期，几乎所有的军事院校都有魏采尔顾问团中的成员，魏采尔本人就是中央军校的总教官。塞克特和法肯豪森则主持了庐山军官训练班的教学工作，据统计，当时国民党中央军“团以下排以上军官几乎都参加了”各级培训班。（注：马骏：《二、三十年代中德军事合作始未概论》，载《中德关系史文丛》，青岛出版社1991版，第238页。）
在德国军事顾问的大力协助下，南京国民政府的整军建军工作取得成效，蒋氏军队装备优越，训练有素，实力大增。急欲建立独裁统治的蒋介石便有恃无恐，加紧部署旨在“削藩”反共的内战。在蒋介石反动的一系列内战中，蒋介石依仗优势兵力先后取得胜利。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即“命德顾问所训练之示范旅及新成立之空军开赴华南加入战斗”。“新成立之空军在波勒中校指导下，曾有效支援地面部队作战，并可向敌阵地投掷烧夷弹”，结果桂军“伤亡惨重，”（注：傅宝真：《抗战前与初期之驻华德国军事顾问（四）》，载《近代中国》（台），第53期，第238页。）大败而归。在随后的蒋冯之战中，蒋军动用了德国容克斯公司单翼及双翼飞机助战，依靠现代化德式装备，使以用大刀为主的西北军死伤累累。（注：陈济廉、戚厚杰：《蒋介石的洋顾问》，华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页。）1930年的中原大战，蒋军在德国军事顾问的策划下，第一次采取了“大规模步炮与空军联合作战”的方式，（注：同[2]《传记文学》，第25卷第3期，第95页。）从而大获全胜。在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地位大为巩固，其矛头即刻转向中国共产党及民主势力。蒋介石对利用德国军事顾问为他整训的新式嫡系部队剿杀革命民主力量寄以厚望，他曾宣称：利用“武备一律、精锐能战之国防军力”，“必能促成中国政府继续消灭不断受外力培养之共产主义。”（注：同[2]《传记文学》，第26卷第5期，第56页。）于是，在国民党发动的“围剿”红军和“讨伐”福建革命人民政府的战斗中，由德国顾问一手训练并装备的国民党精锐第八十八和第八十七师均作为主力参战，并“多立有卓越之战功。”（注：同[5]《传记文学》，第42卷第3期，第86页。）德国顾问对之也是津津乐道。1934年12月25日，法肯豪森在一份发回国内的定期报告中，向外交部汇报：“当具有重武器装备的国军参与清剿（红军）行动后，江西共军立即集体流窜，不过已无大规模的战斗。”
不仅如此，德国军事顾问还直接参加了实际战斗，在蒋介石发动的一系列旨在独裁“安内”战争中，大献计策，充当谋士。他们在削弱地方军阀方面发挥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在镇压中国革命民主力量方面是“成绩尤著，无任欣慰。”（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7页。）鲍尔正是在参加1929年的蒋桂战争中，因赴武汉筹划作战染病而亡。在蒋冯战争中，柯利伯尔也曾受命携其作战参谋数名到武汉布防。魏采尔来华时，中原大战正在激烈进行。魏采尔行装未御，即下榻于蒋介石的专列上，参与制定战斗方案，协助蒋介石指挥作战。蒋介石每做一个决策，“无不先听魏采尔将军的意见与建议”。（注：王洽南：《德国顾问在南京时期的工作回忆》，载《传记文学》，第41卷第5期，第120页。）战争结束后，魏采尔“在以后三年内，曾随从剿共”，（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6页。）多次往来于南京与南昌之间，并直接参预制定了第三次和第五次“围剿”红军的作战计划。塞克特和法肯豪森虽然在这些战斗中没能亲临战场，但在国民党为取得“剿共”胜利而特设的庐山军官训练班中，他们和其他顾问先后“担任剿匪战略与战术之讲解工作，”（注：同[13]，第56页。）进行幕后策划。
以上事实说明，德国军事顾问在华军事活动有效地加强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军事实力，巩固了南京中央政府的统治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堪称蒋介石反动独裁统治的帮凶。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在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开始大规模侵华的客观条件下，德国军事顾问团帮助日本的侵略对象编练新军，培训军官，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法肯豪森任职时，日蒋冲突加剧，法肯豪森适应时局的需求，“着手装备八万快速国军机动部队，以便紧急之秋，可驰援各战线”，并协助蒋介石筹建“若干炮兵团及一个装甲兵旅，以便可支援步兵作战。”（注：傅宝真：《法肯豪森与中德军事合作高潮》，载《传记文学》，第33卷第6期，第101页。）据统计，到抗战爆发前，约有30万中国军队接受了德式训练和装备。顾问们的这些军事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国的国防实力，有利于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消耗、牵制日军有生力量，有助于中国人民摧毁日本速亡中国的狂妄迷梦。
在抗战前夕和抗战初期，顾问们还在提供抗日建议、协定防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甚至亲赴抗日前线督战。魏采尔任总顾问时，针对日军步兵在战车与飞机掩护下攻击前进的战法，他建议国民政府置办新式武器，“唯各师需有相当之新式兵器，施以新式训练，”才能对日军“切实抵抗或击破之。”（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页-150页。）塞克特则强调：“步兵与炮兵的合作是现代化战争的灵魂”，认为在将要发生的抗日战争中，“面对日军炮兵和飞机的优势，若无相对的炮兵与之抗衡，…获胜的可能性将微乎其微。”（注：同⑤《传记文学》，第41卷第6期，第119页。）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事变，加紧对中国的蚕食鲸吞，局势严峻，法肯豪森疾书《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呈送蒋介石。在建议书中，法肯豪森指出：“目前威胁中国最严重而最近切者，当然日本”，敦促蒋介石对日本进攻实行积极地抵抗政策，称华北事件是蒋介石当局“一味退让”的结果。（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同时，他劝告蒋介石不要存有等待国际组织制止日本侵华的幻想，声明“中国苟不自卫，无人能出而拔刀相助。中国应竭其所能，（为）保全国土而奋斗，必须全力以自卫，或有遇外援之可能。”（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4页。）在其建议书中，法肯豪森还提出了“可用持久战抗敌”的观点。（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他是最早提出持久抗战的一个外国人。总顾问们提出的抗战建议是符合中国实情的，对南京政府的抗战措施起着某种程度的影响作用，蒋介石对部分建议也持认同态度。所以，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便命德国军事顾问协定长江防务。为此，法肯豪森亲往镇海、乍浦、江阴、镇江等地视察，制订出一套整顿江阴、镇江和南京的江防计划，协助张治中将军在苏州和嘉兴间建立一道坚固防线。这就是著名的中国的“兴登堡防线”。南京失守后，所有德国顾问与国民政府一起撤往武汉，继续筹划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行动与沿长江各要塞的防务，直至离华返国。在身先士卒、亲临抗战前线方面，德国军事顾问中尤以魏采尔和法肯豪森为著。魏采尔参与指挥了1932年的淞沪抗战和1933年的长城抗战。法肯豪森及其属下时常出现在淞沪会战和台儿庄会战的战场上。当时帮助中国空军工作的美国退役军官陈纳德后来在其回忆录中，曾指出法肯豪森“是蒋介石很重用的军事顾问”，“参与领导上海抗战”，负责“指挥蒋介石的教导总队和空运中队。”（注：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央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抗战初期，德国军事顾问帮助中国抗战，在当时已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英国驻华人员的报告曾指出：“德国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不仅如此，它们的军事顾问实际上正指挥着战争。”（注：〔美〕约翰·福克斯：《德国与远东危机1931-1938》，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244页。）因此，作为德国盟国的日本极为不满，向德国政府提出抗议：“德国军事顾问在目前的紧张局势下协助中国的行动，严重地损害了日本军官们对德国的情感……德国的行为极大的危害了德日合作的政策。”（注：〔美〕约翰·福克斯：《德国与远东危机1931-1938》，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100页。）
二、德国军事顾问与中国经济
蒋介石聘请德国军事顾问不仅仅是为了编练一支现代化的嫡系部队，他还希冀仰仗德国的人才技术，建立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借军事工业的发展带动整个经济的起飞。为了适应蒋介石的需求，同时也是为了推销德国军火与生产设备，便于德国垄断资本占领中国市场、掠夺战略原料，德国军事顾问作为中德经济联系的纽带，积极地参加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当时法国一家报纸对之评价到：“彼等在华之出现，非仅置中国军事组织与制度于德国影响之下，且使其工业发展亦循德国之指导。”（注：傅宝真：《抗战前与初期之驻华军事顾问》，载《近代中国》（台北），第52期，第154-155页。）德国军事顾问在中国经济领域的活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军工建设，一是中德军火贸易。
首先，在中国军事工业和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德国军事顾问提供了大量建议并参加了相关计划的制订及实施。鲍尔曾向蒋介石指出：中国“必先有完整的军火工业、交通、电讯、邮政，甚至市政与卫生设施。缺乏任何一方，欲建现代化之国军均将受其阻碍”（注：同[2]《传记文学》，第24卷第1期，第92页。），因此建议“中国必须从经济建设开始，无论愿意与否必须从远处着眼，近处着手！”（注：同[5]《传记文学》，第41卷第4期，第121页。）塞克特在《陆军改革建议书》中强调：中国军火工业不可长久依赖国外输入，必须在欧洲军火公司协助下，筹建足够的兵工厂，以维持武器弹药的自给自足。塞克特告诫蒋介石“建立中国自己的武装工业，实为刻不容缓之急务。”（注：同[5]《传记文学》，第41卷第6期，第118页。）法肯豪森继任后，追循塞克特所立原则，极力督促国民政府发展自给自足的军火工业。蒋介石对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大为赏识，责成德国顾问协助中国发展现代化工业。鲍尔曾奉蒋介石指示拟定了一系列重建中国的计划，诸如中国铁路的发展、财政及航空制度、港口兴建等等（注：辛达漠：《德国外交档案中的中德关系》，载《传记文学》第41卷第5期第122页。），并亲自策划在上海附近兴建一家生产硝化甘油和炸药的工厂（注：（美）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74页。）。柯利伯尔接任后“继续完成其工作，协助参与中国之建设和促进中德政经友好关系”。（注：辛达漠：《德国外交档案中的中德关系》，载《传记文学》第41卷第5期第119页。）塞克特做总顾问时曾与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翁文灏一起制订了发展军火工业的计划，详细分列出6、12、18个师每月所需各种军火的产量、以及建立几家兵工厂、一家钢铁厂、一家机器制造厂和一家汽车厂的进度表。（注：吴景平：《德国军事顾问塞克特的中国之行述评》，载《民国档案》，1994年第2期，第101页。）。法肯豪森时期，中日战争一触即发，为了在短期内达到军火生产的自给，中德兵工专家于1935合作拟定了《五年军火发展计划》。据此，南京政府从德国进口大批军火生产设备，由德国顾问负责技术指导。在南京、巩县和汉阳等兵工厂生产和研制德式武器装备（如马克西姆式机枪、八二迫击炮以及毛瑟步枪等，（注：同[21]第101页。）这些武器质量较好，其中一些已赶上西方的同类产品水平，部分满足了备战需求。1936年，德国军事顾问又帮助国民政府制订了一雄心勃勃的《中国工业计划》，这个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在一个非常短的时期内，在华中、华南地区建立新的经济中心，以抵御日本的入侵，并为未来中国工业的发展打下基础。该计划的实际执行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中止。
尽管由于战争的干扰，以上计划的推行并没有达成实现国防工业现代化的预期目标，但是，在德国军事顾问的指导和德国技术的援助下，中国的国防工业有了一定起色。据统计，在1935年，国民党军队步枪所用弹药有半数需要进口，不过到抗战开始时，轻武器及弹药生产已基本能够自给，这与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协助是有一定关系的。
其次，在中德军火贸易方面，德国军事顾问起了居间推动作用。帮助德国军火商推销军火是德国军事顾问的一项重要任务。他们在上呈蒋介石的建议书中，大都提到军队应增加新式装备及弹药事宜，以提高军队战斗力。魏采尔指出，“新式战争之胜负，不在兵力之多寡，面以训练完善之部队善用良好之新式武器。”（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页。）这恰好适应了蒋介石借德国先进武器装备增强实力的要求。于是，通过德国军事顾问的牵桥搭线，中德军火贸易取得长足发展，德国军火充斥中国市场。仅1934年4月26日，孔祥熙一次就在德国洽购79步枪子弹1亿发、轻机枪5千挺、短枪5千枝（配弹5百万发）、79步枪1万枝、炮车32辆、坦克24辆（配弹1.32万发）、迫击炮240门、飞机炸弹215颗、坦克零配件421种。（注：《国民政府财政部档案》，第3分档，第22586号。）塞克特任职后不久，蒋介石便接受其建议，决定只买德式武器，并且由塞克特和俞大维决定武器种类和数量。（注：〔德〕郭恒钰、罗梅君：《德国外交档案1928-1938年之中德关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163页。）1934年8月23日，由塞克特促成签订的《中德易货协定》则把中德军火贸易推向高潮。该协定的目的在于，以中国的原料与农产品交换德国的工业产品。协议的达成，不仅是由于双方经济互补，更主要的原因是，德国当时极端缺乏外汇，而重整军备又需向外购买大量原料，唯一补救的办法是能找到愿意以货易货的对象。而中国国民政府的处境与之相似。中国当时急需发展工业和军事的资金与设备，又富农矿产品，“正需有一对中国绝无领土野心，而又能处处满足其需要之国家，与之友好结合相依为助也。（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28(2)/683。）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签署了《中德易货协定》。蒋介石政府对这期望甚高，认为“此次中德合作成功不仅予我国防有极大之助力，且将来我民族复兴赖此更巨。”（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62页。）
抗战前夕和初期，透过《中德易货协定》，中德贸易剧增。从1933年到1937年，中国对德国进出口贸易都有增长的趋势。（见表一）德国在中国出口贸易上居第四位，而在进口贸易上，到1936年已超过英国，跃居第三位。同一时期，德国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也处于持续增长的状况。（见表二）在其对华出口的货物中，军火是主要的，截至1937年10月为止，德国依约供给中国的武器5千万马克。（注：马文英：《德国军事顾问团与中德军火贸易关系的推展》，载《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3期（台湾），第162页。）据台湾学者统计，抗战前中国80%外国军火武器输入系来自德国。中国也遂成为德国军火输出的主要国家。美国学者柯伟林在《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一文中指出，1935年德国输华军火值，占是年德国军火出口总值的8.1%，1936年即增至28.8%，1937年则高达37%。中国已由德国军火输出国的第二位跃居位首。（见表三）德国输华的军火不仅数量骤增，而且种类齐全，有战车、8.8公分及10.5公分重炮、高射炮连同探照灯、机枪、钢盔及机动通信器材、鱼雷、快艇等。（注：（美）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262页。）（注：王正华：《抗日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环球出版社1987年版（台），第61页。）于是，整师的中国军队用上了全套德国装备，“在南京附近可以看到戴着德国式钢盔的中国兵操作的德国制8.8公分口径的高射炮。德国制7.5公分炮、克虏伯炮、奔驰M·A·N牵引车，以及其他德国武器在南京街上列队行进。”[47]
德国军事顾问参与中国经济建设，推动中德军火贸易，当然不是为了真正实现中国现代化，为了帮助中国彻底击败其远东盟国日本，其在华经济领域的活动宗旨不变：占领中国市场和攫取战略物资。塞克特在劝诫蒋介石建立中国自己的武装工业时，却又一再重申“中国目前不必自己设置国家工厂，最好委托‘欧洲武装公司’来华兴建此类工厂。（注：同⑤《传记文学》，第41卷第6期，第118页。）其目的显而易见。在攫取中国战略物资方面，由于总顾问们的极力撮合，德国通过“合步楼”公司与蒋介石政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易货贸易协议，得以用军火换取中国的宝贵钨砂。中国输往德国的钨砂量与日剧增。（见表四）但是，德国军事顾问参与中国经济活动的动机与其活动所起的作用是不能等量齐观的。他们的工作的确为中国抗战及未来中国工业发展打下了部分基础，但其在经济领域的活动所起的客观作用也有其消极的一面。
德国军事顾问帮助国民政府加强国防力量的同时，也助长了蒋介石开展内战、建立独裁的实力。1930年中原大战，蒋军以少制胜，正是动用德式自动武器装备的教导师参战的结果。当时，蒋军不仅步炮协同作战，而且引进德国侦察机，成立航空侦察队，监测敌情。（注：陈济廉、戚厚杰：《蒋介石的洋顾问》，华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77页。）在“围剿”红军的战斗中，蒋介石更是急于使用德式先进武器。法肯豪森致电德国外交部，报告有关中国政局时称：“江西剿共战役结束”，是因为“采用诸如迫击炮、轰炸机等现代化武器的‘全面进攻’”的结果。（注：〔德〕郭恒钰、罗梅君：《德国外交档案1928-1938年之中德关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169页。）
总之，在经济领域，德国军事顾问的活动的产生的客观作用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们不能因其所起的积极作用掩饰他们相关活动带来的消极作用，也不能因其消极作用而否定积极的一面，应持全面、客观的态度。
三、德国军事顾问与中德邦交
德国军事顾问大批来华服务促进了中德关系的迅速发展。其间，顾问们做了不少工作，成为中德双方首脑沟通信息、增进交往的媒介。1935塞克特由华返德后，希特勒予以接见。塞克特便提出“德国对华应有一固定之友谊与政策。”（注：页同②《传记文学》，第25卷第6期，第75页。）并向希特勒转达了蒋介石的要求：希望中德外交关系由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法肯豪森同时从中国致电希特勒德国，建议“在与日本保持友好关系的同时，应专注于德国对华政策，因为中国是长远看来世界上唯一和最后一个我们仍大有机会的大销售地区。”（注：〔德〕郭恒钰、罗梅君：《德国外交档案1928-1938年之中德关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178页。）在德国总顾问的积极推动下，纳粹德国从当时的国际局势及本国需求出发，决定接受蒋介石中国的要求。1935年5月17日，德国外交部长通知国民政府：德国政府决定将北平的德国驻华使团升格为大使馆，陶德曼由公使升为大使。国民政府随即任命程天放为首任驻德大使。两国间正式大使级关系得以建立。
1936年初，国民政府为巩固和加强与德友好关系，确保德国军事援助，决定派遣代表团访德。德国政府基于远东局势的恶化，为了避免激怒日本，使自己陷入德中关系和德日关系的危机之中，德国一再拒绝中国代表赴德。后经塞克特，克兰等多方活动，争取德国上层亲华势力的支持，1936年2月以顾振为首的代表团终于成行。最后，顾振和沙赫特分别代表两国政府于1936年4月8日签署了《中德信用借款合同》。合同规定德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1亿马克的优惠贷款（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9页。）。此合同的达成，德国军事顾问的作用不容忽视。代表团在致蒋介石的密电中就给以肯定：“此事塞克特及克兰竭力助成，故有良果。”（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62页。）《中德信用借款合同》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了中德军事经济合作关系，这对与强国对峙的弱国——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抗战前夕和初期，国民党当局的军备和国防建设物资主要从德获取，中德邦交的发展及维系是确保德国军事援助的关键。特别是在英、美对日侵华采取“绥靖”政策，没有给中国以任何实质性支持的情况下，作为日本盟国的德国仍依约向华输送大宗军火、允许德国军事顾问在华服务，是非常难得的。德国军事顾问作为沟通中德关系的桥梁，其间的作用不容抹杀。
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在华活动的十年是中德关系史上最密切的一面。它在华活动的范畴涉及国民政府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外交领域，其在华活动的作用是比较复杂的，具有矛盾的双重性。在对其作用评价问题上，我们决不能一刀切，应抱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态度，对其有利于中国抗日、中德经贸往来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给予肯定，对其在蒋介石反共内战的反动政策执行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加以揭露。
不仅如此，德国军事顾问还直接参加了实际战斗，在蒋介石发动的一系列旨在独裁“安内”战争中，大献计策，充当谋士。他们在削弱地方军阀方面发挥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在镇压中国革命民主力量方面是“成绩尤著，无任欣慰。”（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7页。）鲍尔正是在参加1929年的蒋桂战争中，因赴武汉筹划作战染病而亡。在蒋冯战争中，柯利伯尔也曾受命携其作战参谋数名到武汉布防。魏采尔来华时，中原大战正在激烈进行。魏采尔行装未御，即下榻于蒋介石的专列上，参与制定战斗方案，协助蒋介石指挥作战。蒋介石每做一个决策，“无不先听魏采尔将军的意见与建议”。（注：王洽南：《德国顾问在南京时期的工作回忆》，载《传记文学》，第41卷第5期，第120页。）战争结束后，魏采尔“在以后三年内，曾随从剿共”，（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6页。）多次往来于南京与南昌之间，并直接参预制定了第三次和第五次“围剿”红军的作战计划。塞克特和法肯豪森虽然在这些战斗中没能亲临战场，但在国民党为取得“剿共”胜利而特设的庐山军官训练班中，他们和其他顾问先后“担任剿匪战略与战术之讲解工作，”（注：同[13]，第56页。）进行幕后策划。
以上事实说明，德国军事顾问在华军事活动有效地加强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军事实力，巩固了南京中央政府的统治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堪称蒋介石反动独裁统治的帮凶。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在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开始大规模侵华的客观条件下，德国军事顾问团帮助日本的侵略对象编练新军，培训军官，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法肯豪森任职时，日蒋冲突加剧，法肯豪森适应时局的需求，“着手装备八万快速国军机动部队，以便紧急之秋，可驰援各战线”，并协助蒋介石筹建“若干炮兵团及一个装甲兵旅，以便可支援步兵作战。”（注：傅宝真：《法肯豪森与中德军事合作高潮》，载《传记文学》，第33卷第6期，第101页。）据统计，到抗战爆发前，约有30万中国军队接受了德式训练和装备。顾问们的这些军事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国的国防实力，有利于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消耗、牵制日军有生力量，有助于中国人民摧毁日本速亡中国的狂妄迷梦。
在抗战前夕和抗战初期，顾问们还在提供抗日建议、协定防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甚至亲赴抗日前线督战。魏采尔任总顾问时，针对日军步兵在战车与飞机掩护下攻击前进的战法，他建议国民政府置办新式武器，“唯各师需有相当之新式兵器，施以新式训练，”才能对日军“切实抵抗或击破之。”（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页-150页。）塞克特则强调：“步兵与炮兵的合作是现代化战争的灵魂”，认为在将要发生的抗日战争中，“面对日军炮兵和飞机的优势，若无相对的炮兵与之抗衡，…获胜的可能性将微乎其微。”（注：同⑤《传记文学》，第41卷第6期，第119页。）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事变，加紧对中国的蚕食鲸吞，局势严峻，法肯豪森疾书《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呈送蒋介石。在建议书中，法肯豪森指出：“目前威胁中国最严重而最近切者，当然日本”，敦促蒋介石对日本进攻实行积极地抵抗政策，称华北事件是蒋介石当局“一味退让”的结果。（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同时，他劝告蒋介石不要存有等待国际组织制止日本侵华的幻想，声明“中国苟不自卫，无人能出而拔刀相助。中国应竭其所能，（为）保全国土而奋斗，必须全力以自卫，或有遇外援之可能。”（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4页。）在其建议书中，法肯豪森还提出了“可用持久战抗敌”的观点。（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他是最早提出持久抗战的一个外国人。总顾问们提出的抗战建议是符合中国实情的，对南京政府的抗战措施起着某种程度的影响作用，蒋介石对部分建议也持认同态度。所以，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便命德国军事顾问协定长江防务。为此，法肯豪森亲往镇海、乍浦、江阴、镇江等地视察，制订出一套整顿江阴、镇江和南京的江防计划，协助张治中将军在苏州和嘉兴间建立一道坚固防线。这就是著名的中国的“兴登堡防线”。南京失守后，所有德国顾问与国民政府一起撤往武汉，继续筹划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行动与沿长江各要塞的防务，直至离华返国。在身先士卒、亲临抗战前线方面，德国军事顾问中尤以魏采尔和法肯豪森为著。魏采尔参与指挥了1932年的淞沪抗战和1933年的长城抗战。法肯豪森及其属下时常出现在淞沪会战和台儿庄会战的战场上。当时帮助中国空军工作的美国退役军官陈纳德后来在其回忆录中，曾指出法肯豪森“是蒋介石很重用的军事顾问”，“参与领导上海抗战”，负责“指挥蒋介石的教导总队和空运中队。”（注：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央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作者：fpecrel 回复日期：2007-7-17 9:17:52
不错,顶的人不多啊，快点继续
作者：猫鼠团结如一人 回复日期：2007-7-17 9:22:04
抗战初期，德国军事顾问帮助中国抗战，在当时已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英国驻华人员的报告曾指出：“德国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不仅如此，它们的军事顾问实际上正指挥着战争。”（注：〔美〕约翰·福克斯：《德国与远东危机1931-1938》，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244页。）因此，作为德国盟国的日本极为不满，向德国政府提出抗议：“德国军事顾问在目前的紧张局势下协助中国的行动，严重地损害了日本军官们对德国的情感……德国的行为极大的危害了德日合作的政策。”（注：〔美〕约翰·福克斯：《德国与远东危机1931-1938》，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100页。）
二、德国军事顾问与中国经济
蒋介石聘请德国军事顾问不仅仅是为了编练一支现代化的嫡系部队，他还希冀仰仗德国的人才技术，建立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借军事工业的发展带动整个经济的起飞。为了适应蒋介石的需求，同时也是为了推销德国军火与生产设备，便于德国垄断资本占领中国市场、掠夺战略原料，德国军事顾问作为中德经济联系的纽带，积极地参加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当时法国一家报纸对之评价到：“彼等在华之出现，非仅置中国军事组织与制度于德国影响之下，且使其工业发展亦循德国之指导。”（注：傅宝真：《抗战前与初期之驻华军事顾问》，载《近代中国》（台北），第52期，第154-155页。）德国军事顾问在中国经济领域的活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军工建设，一是中德军火贸易。
首先，在中国军事工业和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德国军事顾问提供了大量建议并参加了相关计划的制订及实施。鲍尔曾向蒋介石指出：中国“必先有完整的军火工业、交通、电讯、邮政，甚至市政与卫生设施。缺乏任何一方，欲建现代化之国军均将受其阻碍”（注：同[2]《传记文学》，第24卷第1期，第92页。），因此建议“中国必须从经济建设开始，无论愿意与否必须从远处着眼，近处着手！”（注：同[5]《传记文学》，第41卷第4期，第121页。）塞克特在《陆军改革建议书》中强调：中国军火工业不可长久依赖国外输入，必须在欧洲军火公司协助下，筹建足够的兵工厂，以维持武器弹药的自给自足。塞克特告诫蒋介石“建立中国自己的武装工业，实为刻不容缓之急务。”（注：同[5]《传记文学》，第41卷第6期，第118页。）法肯豪森继任后，追循塞克特所立原则，极力督促国民政府发展自给自足的军火工业。蒋介石对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大为赏识，责成德国顾问协助中国发展现代化工业。鲍尔曾奉蒋介石指示拟定了一系列重建中国的计划，诸如中国铁路的发展、财政及航空制度、港口兴建等等（注：辛达漠：《德国外交档案中的中德关系》，载《传记文学》第41卷第5期第122页。），并亲自策划在上海附近兴建一家生产硝化甘油和炸药的工厂（注：（美）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74页。）。柯利伯尔接任后“继续完成其工作，协助参与中国之建设和促进中德政经友好关系”。（注：辛达漠：《德国外交档案中的中德关系》，载《传记文学》第41卷第5期第119页。）塞克特做总顾问时曾与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翁文灏一起制订了发展军火工业的计划，详细分列出6、12、18个师每月所需各种军火的产量、以及建立几家兵工厂、一家钢铁厂、一家机器制造厂和一家汽车厂的进度表。（注：吴景平：《德国军事顾问塞克特的中国之行述评》，载《民国档案》，1994年第2期，第101页。）。法肯豪森时期，中日战争一触即发，为了在短期内达到军火生产的自给，中德兵工专家于1935合作拟定了《五年军火发展计划》。据此，南京政府从德国进口大批军火生产设备，由德国顾问负责技术指导。在南京、巩县和汉阳等兵工厂生产和研制德式武器装备（如马克西姆式机枪、八二迫击炮以及毛瑟步枪等，（注：同[21]第101页。）这些武器质量较好，其中一些已赶上西方的同类产品水平，部分满足了备战需求。1936年，德国军事顾问又帮助国民政府制订了一雄心勃勃的《中国工业计划》，这个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在一个非常短的时期内，在华中、华南地区建立新的经济中心，以抵御日本的入侵，并为未来中国工业的发展打下基础。该计划的实际执行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中止。
尽管由于战争的干扰，以上计划的推行并没有达成实现国防工业现代化的预期目标，但是，在德国军事顾问的指导和德国技术的援助下，中国的国防工业有了一定起色。据统计，在1935年，国民党军队步枪所用弹药有半数需要进口，不过到抗战开始时，轻武器及弹药生产已基本能够自给，这与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协助是有一定关系的。
其次，在中德军火贸易方面，德国军事顾问起了居间推动作用。帮助德国军火商推销军火是德国军事顾问的一项重要任务。他们在上呈蒋介石的建议书中，大都提到军队应增加新式装备及弹药事宜，以提高军队战斗力。魏采尔指出，“新式战争之胜负，不在兵力之多寡，面以训练完善之部队善用良好之新式武器。”（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页。）这恰好适应了蒋介石借德国先进武器装备增强实力的要求。于是，通过德国军事顾问的牵桥搭线，中德军火贸易取得长足发展，德国军火充斥中国市场。仅1934年4月26日，孔祥熙一次就在德国洽购79步枪子弹1亿发、轻机枪5千挺、短枪5千枝（配弹5百万发）、79步枪1万枝、炮车32辆、坦克24辆（配弹1.32万发）、迫击炮240门、飞机炸弹215颗、坦克零配件421种。（注：《国民政府财政部档案》，第3分档，第22586号。）塞克特任职后不久，蒋介石便接受其建议，决定只买德式武器，并且由塞克特和俞大维决定武器种类和数量。（注：〔德〕郭恒钰、罗梅君：《德国外交档案1928-1938年之中德关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163页。）1934年8月23日，由塞克特促成签订的《中德易货协定》则把中德军火贸易推向高潮。该协定的目的在于，以中国的原料与农产品交换德国的工业产品。协议的达成，不仅是由于双方经济互补，更主要的原因是，德国当时极端缺乏外汇，而重整军备又需向外购买大量原料，唯一补救的办法是能找到愿意以货易货的对象。而中国国民政府的处境与之相似。中国当时急需发展工业和军事的资金与设备，又富农矿产品，“正需有一对中国绝无领土野心，而又能处处满足其需要之国家，与之友好结合相依为助也。（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28(2)/683。）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签署了《中德易货协定》。蒋介石政府对这期望甚高，认为“此次中德合作成功不仅予我国防有极大之助力，且将来我民族复兴赖此更巨。”（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62页。）
以上事实说明，德国军事顾问在华军事活动有效地加强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军事实力，巩固了南京中央政府的统治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堪称蒋介石反动独裁统治的帮凶。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在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开始大规模侵华的客观条件下，德国军事顾问团帮助日本的侵略对象编练新军，培训军官，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法肯豪森任职时，日蒋冲突加剧，法肯豪森适应时局的需求，“着手装备八万快速国军机动部队，以便紧急之秋，可驰援各战线”，并协助蒋介石筹建“若干炮兵团及一个装甲兵旅，以便可支援步兵作战。”（注：傅宝真：《法肯豪森与中德军事合作高潮》，载《传记文学》，第33卷第6期，第101页。）据统计，到抗战爆发前，约有30万中国军队接受了德式训练和装备。顾问们的这些军事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国的国防实力，有利于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消耗、牵制日军有生力量，有助于中国人民摧毁日本速亡中国的狂妄迷梦。
在抗战前夕和抗战初期，顾问们还在提供抗日建议、协定防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甚至亲赴抗日前线督战。魏采尔任总顾问时，针对日军步兵在战车与飞机掩护下攻击前进的战法，他建议国民政府置办新式武器，“唯各师需有相当之新式兵器，施以新式训练，”才能对日军“切实抵抗或击破之。”（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页-150页。）塞克特则强调：“步兵与炮兵的合作是现代化战争的灵魂”，认为在将要发生的抗日战争中，“面对日军炮兵和飞机的优势，若无相对的炮兵与之抗衡，…获胜的可能性将微乎其微。”（注：同⑤《传记文学》，第41卷第6期，第119页。）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事变，加紧对中国的蚕食鲸吞，局势严峻，法肯豪森疾书《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呈送蒋介石。在建议书中，法肯豪森指出：“目前威胁中国最严重而最近切者，当然日本”，敦促蒋介石对日本进攻实行积极地抵抗政策，称华北事件是蒋介石当局“一味退让”的结果。（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同时，他劝告蒋介石不要存有等待国际组织制止日本侵华的幻想，声明“中国苟不自卫，无人能出而拔刀相助。中国应竭其所能，（为）保全国土而奋斗，必须全力以自卫，或有遇外援之可能。”（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4页。）在其建议书中，法肯豪森还提出了“可用持久战抗敌”的观点。（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他是最早提出持久抗战的一个外国人。总顾问们提出的抗战建议是符合中国实情的，对南京政府的抗战措施起着某种程度的影响作用，蒋介石对部分建议也持认同态度。所以，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便命德国军事顾问协定长江防务。为此，法肯豪森亲往镇海、乍浦、江阴、镇江等地视察，制订出一套整顿江阴、镇江和南京的江防计划，协助张治中将军在苏州和嘉兴间建立一道坚固防线。这就是著名的中国的“兴登堡防线”。南京失守后，所有德国顾问与国民政府一起撤往武汉，继续筹划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行动与沿长江各要塞的防务，直至离华返国。在身先士卒、亲临抗战前线方面，德国军事顾问中尤以魏采尔和法肯豪森为著。魏采尔参与指挥了1932年的淞沪抗战和1933年的长城抗战。法肯豪森及其属下时常出现在淞沪会战和台儿庄会战的战场上。当时帮助中国空军工作的美国退役军官陈纳德后来在其回忆录中，曾指出法肯豪森“是蒋介石很重用的军事顾问”，“参与领导上海抗战”，负责“指挥蒋介石的教导总队和空运中队。”（注：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央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作者：fpecrel 回复日期：2007-7-17 9:17:52
不错,顶的人不多啊，快点继续
作者：猫鼠团结如一人 回复日期：2007-7-17 9:22:04
抗战初期，德国军事顾问帮助中国抗战，在当时已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英国驻华人员的报告曾指出：“德国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不仅如此，它们的军事顾问实际上正指挥着战争。”（注：〔美〕约翰·福克斯：《德国与远东危机1931-1938》，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244页。）因此，作为德国盟国的日本极为不满，向德国政府提出抗议：“德国军事顾问在目前的紧张局势下协助中国的行动，严重地损害了日本军官们对德国的情感……德国的行为极大的危害了德日合作的政策。”（注：〔美〕约翰·福克斯：《德国与远东危机1931-1938》，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100页。）
二、德国军事顾问与中国经济
蒋介石聘请德国军事顾问不仅仅是为了编练一支现代化的嫡系部队，他还希冀仰仗德国的人才技术，建立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借军事工业的发展带动整个经济的起飞。为了适应蒋介石的需求，同时也是为了推销德国军火与生产设备，便于德国垄断资本占领中国市场、掠夺战略原料，德国军事顾问作为中德经济联系的纽带，积极地参加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当时法国一家报纸对之评价到：“彼等在华之出现，非仅置中国军事组织与制度于德国影响之下，且使其工业发展亦循德国之指导。”（注：傅宝真：《抗战前与初期之驻华军事顾问》，载《近代中国》（台北），第52期，第154-155页。）德国军事顾问在中国经济领域的活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军工建设，一是中德军火贸易。
首先，在中国军事工业和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德国军事顾问提供了大量建议并参加了相关计划的制订及实施。鲍尔曾向蒋介石指出：中国“必先有完整的军火工业、交通、电讯、邮政，甚至市政与卫生设施。缺乏任何一方，欲建现代化之国军均将受其阻碍”（注：同[2]《传记文学》，第24卷第1期，第92页。），因此建议“中国必须从经济建设开始，无论愿意与否必须从远处着眼，近处着手！”（注：同[5]《传记文学》，第41卷第4期，第121页。）塞克特在《陆军改革建议书》中强调：中国军火工业不可长久依赖国外输入，必须在欧洲军火公司协助下，筹建足够的兵工厂，以维持武器弹药的自给自足。塞克特告诫蒋介石“建立中国自己的武装工业，实为刻不容缓之急务。”（注：同[5]《传记文学》，第41卷第6期，第118页。）法肯豪森继任后，追循塞克特所立原则，极力督促国民政府发展自给自足的军火工业。蒋介石对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大为赏识，责成德国顾问协助中国发展现代化工业。鲍尔曾奉蒋介石指示拟定了一系列重建中国的计划，诸如中国铁路的发展、财政及航空制度、港口兴建等等（注：辛达漠：《德国外交档案中的中德关系》，载《传记文学》第41卷第5期第122页。），并亲自策划在上海附近兴建一家生产硝化甘油和炸药的工厂（注：（美）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74页。）。柯利伯尔接任后“继续完成其工作，协助参与中国之建设和促进中德政经友好关系”。（注：辛达漠：《德国外交档案中的中德关系》，载《传记文学》第41卷第5期第119页。）塞克特做总顾问时曾与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翁文灏一起制订了发展军火工业的计划，详细分列出6、12、18个师每月所需各种军火的产量、以及建立几家兵工厂、一家钢铁厂、一家机器制造厂和一家汽车厂的进度表。（注：吴景平：《德国军事顾问塞克特的中国之行述评》，载《民国档案》，1994年第2期，第101页。）。法肯豪森时期，中日战争一触即发，为了在短期内达到军火生产的自给，中德兵工专家于1935合作拟定了《五年军火发展计划》。据此，南京政府从德国进口大批军火生产设备，由德国顾问负责技术指导。在南京、巩县和汉阳等兵工厂生产和研制德式武器装备（如马克西姆式机枪、八二迫击炮以及毛瑟步枪等，（注：同[21]第101页。）这些武器质量较好，其中一些已赶上西方的同类产品水平，部分满足了备战需求。1936年，德国军事顾问又帮助国民政府制订了一雄心勃勃的《中国工业计划》，这个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在一个非常短的时期内，在华中、华南地区建立新的经济中心，以抵御日本的入侵，并为未来中国工业的发展打下基础。该计划的实际执行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中止。
尽管由于战争的干扰，以上计划的推行并没有达成实现国防工业现代化的预期目标，但是，在德国军事顾问的指导和德国技术的援助下，中国的国防工业有了一定起色。据统计，在1935年，国民党军队步枪所用弹药有半数需要进口，不过到抗战开始时，轻武器及弹药生产已基本能够自给，这与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协助是有一定关系的。
其次，在中德军火贸易方面，德国军事顾问起了居间推动作用。帮助德国军火商推销军火是德国军事顾问的一项重要任务。他们在上呈蒋介石的建议书中，大都提到军队应增加新式装备及弹药事宜，以提高军队战斗力。魏采尔指出，“新式战争之胜负，不在兵力之多寡，面以训练完善之部队善用良好之新式武器。”（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页。）这恰好适应了蒋介石借德国先进武器装备增强实力的要求。于是，通过德国军事顾问的牵桥搭线，中德军火贸易取得长足发展，德国军火充斥中国市场。仅1934年4月26日，孔祥熙一次就在德国洽购79步枪子弹1亿发、轻机枪5千挺、短枪5千枝（配弹5百万发）、79步枪1万枝、炮车32辆、坦克24辆（配弹1.32万发）、迫击炮240门、飞机炸弹215颗、坦克零配件421种。（注：《国民政府财政部档案》，第3分档，第22586号。）塞克特任职后不久，蒋介石便接受其建议，决定只买德式武器，并且由塞克特和俞大维决定武器种类和数量。（注：〔德〕郭恒钰、罗梅君：《德国外交档案1928-1938年之中德关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163页。）1934年8月23日，由塞克特促成签订的《中德易货协定》则把中德军火贸易推向高潮。该协定的目的在于，以中国的原料与农产品交换德国的工业产品。协议的达成，不仅是由于双方经济互补，更主要的原因是，德国当时极端缺乏外汇，而重整军备又需向外购买大量原料，唯一补救的办法是能找到愿意以货易货的对象。而中国国民政府的处境与之相似。中国当时急需发展工业和军事的资金与设备，又富农矿产品，“正需有一对中国绝无领土野心，而又能处处满足其需要之国家，与之友好结合相依为助也。（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28(2)/683。）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签署了《中德易货协定》。蒋介石政府对这期望甚高，认为“此次中德合作成功不仅予我国防有极大之助力，且将来我民族复兴赖此更巨。”（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62页。）
抗战前夕和初期，透过《中德易货协定》，中德贸易剧增。从1933年到1937年，中国对德国进出口贸易都有增长的趋势。（见表一）德国在中国出口贸易上居第四位，而在进口贸易上，到1936年已超过英国，跃居第三位。同一时期，德国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也处于持续增长的状况。（见表二）在其对华出口的货物中，军火是主要的，截至1937年10月为止，德国依约供给中国的武器5千万马克。（注：马文英：《德国军事顾问团与中德军火贸易关系的推展》，载《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3期（台湾），第162页。）据台湾学者统计，抗战前中国80%外国军火武器输入系来自德国。中国也遂成为德国军火输出的主要国家。美国学者柯伟林在《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一文中指出，1935年德国输华军火值，占是年德国军火出口总值的8.1%，1936年即增至28.8%，1937年则高达37%。中国已由德国军火输出国的第二位跃居位首。（见表三）德国输华的军火不仅数量骤增，而且种类齐全，有战车、8.8公分及10.5公分重炮、高射炮连同探照灯、机枪、钢盔及机动通信器材、鱼雷、快艇等。（注：（美）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262页。）（注：王正华：《抗日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环球出版社1987年版（台），第61页。）于是，整师的中国军队用上了全套德国装备，“在南京附近可以看到戴着德国式钢盔的中国兵操作的德国制8.8公分口径的高射炮。德国制7.5公分炮、克虏伯炮、奔驰M·A·N牵引车，以及其他德国武器在南京街上列队行进。”[47]
德国军事顾问参与中国经济建设，推动中德军火贸易，当然不是为了真正实现中国现代化，为了帮助中国彻底击败其远东盟国日本，其在华经济领域的活动宗旨不变：占领中国市场和攫取战略物资。塞克特在劝诫蒋介石建立中国自己的武装工业时，却又一再重申“中国目前不必自己设置国家工厂，最好委托‘欧洲武装公司’来华兴建此类工厂。（注：同⑤《传记文学》，第41卷第6期，第118页。）其目的显而易见。在攫取中国战略物资方面，由于总顾问们的极力撮合，德国通过“合步楼”公司与蒋介石政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易货贸易协议，得以用军火换取中国的宝贵钨砂。中国输往德国的钨砂量与日剧增。（见表四）但是，德国军事顾问参与中国经济活动的动机与其活动所起的作用是不能等量齐观的。他们的工作的确为中国抗战及未来中国工业发展打下了部分基础，但其在经济领域的活动所起的客观作用也有其消极的一面。
德国军事顾问帮助国民政府加强国防力量的同时，也助长了蒋介石开展内战、建立独裁的实力。1930年中原大战，蒋军以少制胜，正是动用德式自动武器装备的教导师参战的结果。当时，蒋军不仅步炮协同作战，而且引进德国侦察机，成立航空侦察队，监测敌情。（注：陈济廉、戚厚杰：《蒋介石的洋顾问》，华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77页。）在“围剿”红军的战斗中，蒋介石更是急于使用德式先进武器。法肯豪森致电德国外交部，报告有关中国政局时称：“江西剿共战役结束”，是因为“采用诸如迫击炮、轰炸机等现代化武器的‘全面进攻’”的结果。（注：〔德〕郭恒钰、罗梅君：《德国外交档案1928-1938年之中德关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169页。）
总之，在经济领域，德国军事顾问的活动的产生的客观作用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们不能因其所起的积极作用掩饰他们相关活动带来的消极作用，也不能因其消极作用而否定积极的一面，应持全面、客观的态度。
三、德国军事顾问与中德邦交
德国军事顾问大批来华服务促进了中德关系的迅速发展。其间，顾问们做了不少工作，成为中德双方首脑沟通信息、增进交往的媒介。1935塞克特由华返德后，希特勒予以接见。塞克特便提出“德国对华应有一固定之友谊与政策。”（注：页同②《传记文学》，第25卷第6期，第75页。）并向希特勒转达了蒋介石的要求：希望中德外交关系由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法肯豪森同时从中国致电希特勒德国，建议“在与日本保持友好关系的同时，应专注于德国对华政策，因为中国是长远看来世界上唯一和最后一个我们仍大有机会的大销售地区。”（注：〔德〕郭恒钰、罗梅君：《德国外交档案1928-1938年之中德关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178页。）在德国总顾问的积极推动下，纳粹德国从当时的国际局势及本国需求出发，决定接受蒋介石中国的要求。1935年5月17日，德国外交部长通知国民政府：德国政府决定将北平的德国驻华使团升格为大使馆，陶德曼由公使升为大使。国民政府随即任命程天放为首任驻德大使。两国间正式大使级关系得以建立。
1936年初，国民政府为巩固和加强与德友好关系，确保德国军事援助，决定派遣代表团访德。德国政府基于远东局势的恶化，为了避免激怒日本，使自己陷入德中关系和德日关系的危机之中，德国一再拒绝中国代表赴德。后经塞克特，克兰等多方活动，争取德国上层亲华势力的支持，1936年2月以顾振为首的代表团终于成行。最后，顾振和沙赫特分别代表两国政府于1936年4月8日签署了《中德信用借款合同》。合同规定德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1亿马克的优惠贷款（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9页。）。此合同的达成，德国军事顾问的作用不容忽视。代表团在致蒋介石的密电中就给以肯定：“此事塞克特及克兰竭力助成，故有良果。”（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62页。）《中德信用借款合同》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了中德军事经济合作关系，这对与强国对峙的弱国——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抗战前夕和初期，国民党当局的军备和国防建设物资主要从德获取，中德邦交的发展及维系是确保德国军事援助的关键。特别是在英、美对日侵华采取“绥靖”政策，没有给中国以任何实质性支持的情况下，作为日本盟国的德国仍依约向华输送大宗军火、允许德国军事顾问在华服务，是非常难得的。德国军事顾问作为沟通中德关系的桥梁，其间的作用不容抹杀。
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在华活动的十年是中德关系史上最密切的一面。它在华活动的范畴涉及国民政府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外交领域，其在华活动的作用是比较复杂的，具有矛盾的双重性。在对其作用评价问题上，我们决不能一刀切，应抱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态度，对其有利于中国抗日、中德经贸往来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给予肯定，对其在蒋介石反共内战的反动政策执行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加以揭露。
大致说来，在1928—1938年这10年间，两国关系经历了从最初的改善到最终的破裂这样一个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笔者认为，把这个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准确、全面地把握它。1928—1932年是德中关系的初步发展时期，即“走向合作”时期；1933—1937年是德中关系比较密切的时期，或称“蜜月”时期；1937—1938年则是德中关系急剧变化，初步破裂时期，或者说“分道扬镳”的时期。
一
1928至1932年是德中关系的初步发展时期。在此期间，双方的军火交易、贸易不断扩大；德中官方、民间均有交往。但由于德中两国均不同程度地呈现出动荡不安的局面，故难发展有具体性的合作。在经济上，尽管两国都积极寻求合作，但雷声大、雨点小；在军事上，德国魏玛政府鉴于《凡尔赛和约》的限制，在发展对华关系上表现得较为谨慎和被动；在外交上，德国一直忙于恢复和重建大国地位，摆脱孤立，将外交重点放在欧洲，在远东地区以谋求经济利益为目标。在中日冲突中保持中立，未给予中国正义的支持。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经过反复考虑，决定由朱家骅出面邀请德国退役军官来华担任他的军事顾问，并从此走上了与德国进行军事合作的道路。蒋介石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第一，蒋分析了战后德国所处的国际地位，认为德国“同受帝国主义之压迫”，“与我地位平等”，中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立场”，两国有联合的可能性（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页。）。第二，蒋认为德国的军事理论斐然世界，中国依靠德国完全可以建立一支新式强大的军队。第三，最重要的是，1931年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使南京政府面临的局势急剧恶化，蒋介石被迫向外国寻求军事援助。但英、美等西方大国的援助是“口惠而实不至”，因此，蒋介石只得求助于德国。
同时，德国国内形势发展也促使德国垄断资本家大力推动德中军事、经贸关系的发展。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败北，德国的海外殖民地丧失殆尽；国内由于受《凡尔赛和约》的束缚，马克贬值，物价飞涨，经济濒临崩溃。为了复兴和发展经济，德国急需开拓海外市场。对于中国这一广阔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市场，德国垄断资本家表现了极大的关注。1929年法本公司总裁卡尔·杜伊斯伯格向德国工业联合会表示：“中国是可能变成我们巨大出口市场的唯一国家。”（注：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译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78页。）30年代大危机的爆发使德国经济形势雪上加霜，生产能力和对外贸易迅速下降，失业人数迅速增加。据德国官方统计，从1929年到1930年12月，德国失业人数从不到200万上升到近450万人。这使得德国对中国市场的渗透显得尤为迫切。对此，一位法国经济学家曾指出，德国工业界对中国市场“固执的乐观主义”是出于其“不惜任何代价逃避一场严重经济危机的愿望”。而德国国家银行董事施佩尔则说得更直截了当，“只要在对中国出口上加一把力，德国巨大的失业率就能一举消失，信贷问题也能因此澄清。”（注：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译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87—88页。）
由于德中两国互有所需，双方从此开始了经济和军事上的密切合作。德国从一开始便有意识地在中国的各部门安插德国的军事顾问和各类经济专家，目的是“通过顾问直接或间接地对中国施加影响，这与积极参与中国经济建设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注：卡尔·德雷克斯勒：《1933—1939年的德国—中国—日本》，引自《世界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3期。）。从1927年12月至1932年8月止，德方派出的顾问“连同期满、辞聘、因公殉命及病故者先后共计九十四人。”（注：《中华民国海关华洋贸易总册》（民国19—22年年刊），转引自王正华《抗战时期对华军事援助》，台北正中书局1988年版，第51页。）担任军事顾问团领导的有鲍尔上校、克里伯尔中校和弗采尔将军。
1927年11月，鲍尔上校作为“德国工业界的开路人”，前来中国出任蒋介石的第一任军事顾问团团长。在华期间，鲍尔除了帮助中国整军、建军外，还积极为德方开拓中国市场，参与中国军事工业的重建。他给顾问团规定的总任务是：“帮助蒋介石消灭各地的军阀，把中国变成德国的市场。”（注：尤特内：《战时中国》，纽约1940年版，第8页。转引自马振牍、戚如高著《友乎？敌乎？德国与中国抗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8页。）在鲍尔的努力下， 德国的克虏伯、法本、西门子等公司以及德意志银行、德意志帝国工业银行的首脑都纷纷来华考察中国市场，与蒋介石进行了一系列的会晤。同时，鲍尔向蒋介石“详细介绍了德国最新军火工业的发展情况，并强调了德产新式武器在现代战争中的有效作用”，引起了蒋介石对德国军火的浓厚兴趣。蒋随即于1928年夏派陈仪为首的考察团随鲍尔赴德考察军事与军工技术。陈仪随行携带有蒋介石致德国总统兴登堡的亲笔信，蒋在信中“请求中德两国的更广泛合作，尤其在经济领域”（注：郭恒＠①等主编：《德国外交档案，1928—1938年之中德关系》，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21页。）。陈仪在德国与克虏伯、西门子等大公司签订了价值100万马克的意向性合作及贸易合同，购买了一大批军火。 这是南京政府向德国大批购买军火的开始。同年10月，南京政府派蒋作宾为驻德第一任公使。
鲍尔病逝后，德国的克里伯尔中校和弗采尔将军相继来华接任总顾问之职。在华期间，他们更多地将精力集中在军事事务上。弗采尔针对当时中国国防工作及准备对日抗战的实际，给蒋介石提交了两份整理部队建议书。蒋对弗采尔提出的整军意见和方案颇为重视，曾批示：“中以为意见甚对，非此不能使陆军进步也”，“此意见书皆应从速实施，而且可以实施， 请速照此意见书督促进行”（注： 《中德外交密档，1927 —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 7年版，第50页。）。由此可见，当时德国在华军事顾问对蒋介石的影响已非同一般。
在德国垄断资本家以及在华军事顾问的大力推动下，中德的经济贸易不断扩大。到1931年，德国在中国外贸中所占份额已由1920年的1. 5％上升到4％，其增长速度超过任何西方国家。与此同时， 德国军火在中国军械进口总额中的比例数也有了明显上升。其中1929年及1931年高居第一位，1928年仅次于挪威位居第二位，1930年仅次于日本仍为第二位，1932及1933年分别仅次于法国及比利时为第三位（注：《中华民国海关华洋贸易总册》（民国19—22年年刊），转引自王正华《抗战时期对华军事援助》，台北正中书局1988年版，第51页。）。
值得一提的是，1931年日本在满州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德国作为中国的贸易伙伴，并未给予中国正义的支持。尽管德国在华利益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但德国申明在中日冲突中采取中立态度。在日内瓦出席国联会议的德国代表团得到训令，“不支持任何可能出现的反日阵线”（注：J.P.福克斯：《德国与远东危机，1931—1938》， （John.P.Fox:Germany and the Far Eastern Cisis, 1931—1938），牛津1982年版，第9页。）。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日本对德表示， 日本将在调解德国战后赔款问题上给予支持。其次是德国驻日大使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认为德国在远东不谋求政治利益，因而不愿卷入中日争端。而且，日本很可能对德国将来的计划提供帮助，而中国在政治领域则无能为力。
德国军事顾问参与中国经济建设，推动中德军火贸易，当然不是为了真正实现中国现代化，为了帮助中国彻底击败其远东盟国日本，其在华经济领域的活动宗旨不变：占领中国市场和攫取战略物资。塞克特在劝诫蒋介石建立中国自己的武装工业时，却又一再重申“中国目前不必自己设置国家工厂，最好委托‘欧洲武装公司’来华兴建此类工厂。（注：同⑤《传记文学》，第41卷第6期，第118页。）其目的显而易见。在攫取中国战略物资方面，由于总顾问们的极力撮合，德国通过“合步楼”公司与蒋介石政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易货贸易协议，得以用军火换取中国的宝贵钨砂。中国输往德国的钨砂量与日剧增。（见表四）但是，德国军事顾问参与中国经济活动的动机与其活动所起的作用是不能等量齐观的。他们的工作的确为中国抗战及未来中国工业发展打下了部分基础，但其在经济领域的活动所起的客观作用也有其消极的一面。
德国军事顾问帮助国民政府加强国防力量的同时，也助长了蒋介石开展内战、建立独裁的实力。1930年中原大战，蒋军以少制胜，正是动用德式自动武器装备的教导师参战的结果。当时，蒋军不仅步炮协同作战，而且引进德国侦察机，成立航空侦察队，监测敌情。（注：陈济廉、戚厚杰：《蒋介石的洋顾问》，华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77页。）在“围剿”红军的战斗中，蒋介石更是急于使用德式先进武器。法肯豪森致电德国外交部，报告有关中国政局时称：“江西剿共战役结束”，是因为“采用诸如迫击炮、轰炸机等现代化武器的‘全面进攻’”的结果。（注：〔德〕郭恒钰、罗梅君：《德国外交档案1928-1938年之中德关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169页。）
总之，在经济领域，德国军事顾问的活动的产生的客观作用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们不能因其所起的积极作用掩饰他们相关活动带来的消极作用，也不能因其消极作用而否定积极的一面，应持全面、客观的态度。
三、德国军事顾问与中德邦交
德国军事顾问大批来华服务促进了中德关系的迅速发展。其间，顾问们做了不少工作，成为中德双方首脑沟通信息、增进交往的媒介。1935塞克特由华返德后，希特勒予以接见。塞克特便提出“德国对华应有一固定之友谊与政策。”（注：页同②《传记文学》，第25卷第6期，第75页。）并向希特勒转达了蒋介石的要求：希望中德外交关系由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法肯豪森同时从中国致电希特勒德国，建议“在与日本保持友好关系的同时，应专注于德国对华政策，因为中国是长远看来世界上唯一和最后一个我们仍大有机会的大销售地区。”（注：〔德〕郭恒钰、罗梅君：《德国外交档案1928-1938年之中德关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178页。）在德国总顾问的积极推动下，纳粹德国从当时的国际局势及本国需求出发，决定接受蒋介石中国的要求。1935年5月17日，德国外交部长通知国民政府：德国政府决定将北平的德国驻华使团升格为大使馆，陶德曼由公使升为大使。国民政府随即任命程天放为首任驻德大使。两国间正式大使级关系得以建立。
1936年初，国民政府为巩固和加强与德友好关系，确保德国军事援助，决定派遣代表团访德。德国政府基于远东局势的恶化，为了避免激怒日本，使自己陷入德中关系和德日关系的危机之中，德国一再拒绝中国代表赴德。后经塞克特，克兰等多方活动，争取德国上层亲华势力的支持，1936年2月以顾振为首的代表团终于成行。最后，顾振和沙赫特分别代表两国政府于1936年4月8日签署了《中德信用借款合同》。合同规定德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1亿马克的优惠贷款（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9页。）。此合同的达成，德国军事顾问的作用不容忽视。代表团在致蒋介石的密电中就给以肯定：“此事塞克特及克兰竭力助成，故有良果。”（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62页。）《中德信用借款合同》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了中德军事经济合作关系，这对与强国对峙的弱国——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抗战前夕和初期，国民党当局的军备和国防建设物资主要从德获取，中德邦交的发展及维系是确保德国军事援助的关键。特别是在英、美对日侵华采取“绥靖”政策，没有给中国以任何实质性支持的情况下，作为日本盟国的德国仍依约向华输送大宗军火、允许德国军事顾问在华服务，是非常难得的。德国军事顾问作为沟通中德关系的桥梁，其间的作用不容抹杀。
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在华活动的十年是中德关系史上最密切的一面。它在华活动的范畴涉及国民政府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外交领域，其在华活动的作用是比较复杂的，具有矛盾的双重性。在对其作用评价问题上，我们决不能一刀切，应抱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态度，对其有利于中国抗日、中德经贸往来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给予肯定，对其在蒋介石反共内战的反动政策执行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加以揭露。
大致说来，在1928—1938年这10年间，两国关系经历了从最初的改善到最终的破裂这样一个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笔者认为，把这个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准确、全面地把握它。1928—1932年是德中关系的初步发展时期，即“走向合作”时期；1933—1937年是德中关系比较密切的时期，或称“蜜月”时期；1937—1938年则是德中关系急剧变化，初步破裂时期，或者说“分道扬镳”的时期。
一
1928至1932年是德中关系的初步发展时期。在此期间，双方的军火交易、贸易不断扩大；德中官方、民间均有交往。但由于德中两国均不同程度地呈现出动荡不安的局面，故难发展有具体性的合作。在经济上，尽管两国都积极寻求合作，但雷声大、雨点小；在军事上，德国魏玛政府鉴于《凡尔赛和约》的限制，在发展对华关系上表现得较为谨慎和被动；在外交上，德国一直忙于恢复和重建大国地位，摆脱孤立，将外交重点放在欧洲，在远东地区以谋求经济利益为目标。在中日冲突中保持中立，未给予中国正义的支持。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经过反复考虑，决定由朱家骅出面邀请德国退役军官来华担任他的军事顾问，并从此走上了与德国进行军事合作的道路。蒋介石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第一，蒋分析了战后德国所处的国际地位，认为德国“同受帝国主义之压迫”，“与我地位平等”，中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立场”，两国有联合的可能性（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页。）。第二，蒋认为德国的军事理论斐然世界，中国依靠德国完全可以建立一支新式强大的军队。第三，最重要的是，1931年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使南京政府面临的局势急剧恶化，蒋介石被迫向外国寻求军事援助。但英、美等西方大国的援助是“口惠而实不至”，因此，蒋介石只得求助于德国。
同时，德国国内形势发展也促使德国垄断资本家大力推动德中军事、经贸关系的发展。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败北，德国的海外殖民地丧失殆尽；国内由于受《凡尔赛和约》的束缚，马克贬值，物价飞涨，经济濒临崩溃。为了复兴和发展经济，德国急需开拓海外市场。对于中国这一广阔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市场，德国垄断资本家表现了极大的关注。1929年法本公司总裁卡尔·杜伊斯伯格向德国工业联合会表示：“中国是可能变成我们巨大出口市场的唯一国家。”（注：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译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78页。）30年代大危机的爆发使德国经济形势雪上加霜，生产能力和对外贸易迅速下降，失业人数迅速增加。据德国官方统计，从1929年到1930年12月，德国失业人数从不到200万上升到近450万人。这使得德国对中国市场的渗透显得尤为迫切。对此，一位法国经济学家曾指出，德国工业界对中国市场“固执的乐观主义”是出于其“不惜任何代价逃避一场严重经济危机的愿望”。而德国国家银行董事施佩尔则说得更直截了当，“只要在对中国出口上加一把力，德国巨大的失业率就能一举消失，信贷问题也能因此澄清。”（注：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译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87—88页。）
由于德中两国互有所需，双方从此开始了经济和军事上的密切合作。德国从一开始便有意识地在中国的各部门安插德国的军事顾问和各类经济专家，目的是“通过顾问直接或间接地对中国施加影响，这与积极参与中国经济建设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注：卡尔·德雷克斯勒：《1933—1939年的德国—中国—日本》，引自《世界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3期。）。从1927年12月至1932年8月止，德方派出的顾问“连同期满、辞聘、因公殉命及病故者先后共计九十四人。”（注：《中华民国海关华洋贸易总册》（民国19—22年年刊），转引自王正华《抗战时期对华军事援助》，台北正中书局1988年版，第51页。）担任军事顾问团领导的有鲍尔上校、克里伯尔中校和弗采尔将军。
1927年11月，鲍尔上校作为“德国工业界的开路人”，前来中国出任蒋介石的第一任军事顾问团团长。在华期间，鲍尔除了帮助中国整军、建军外，还积极为德方开拓中国市场，参与中国军事工业的重建。他给顾问团规定的总任务是：“帮助蒋介石消灭各地的军阀，把中国变成德国的市场。”（注：尤特内：《战时中国》，纽约1940年版，第8页。转引自马振牍、戚如高著《友乎？敌乎？德国与中国抗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8页。）在鲍尔的努力下， 德国的克虏伯、法本、西门子等公司以及德意志银行、德意志帝国工业银行的首脑都纷纷来华考察中国市场，与蒋介石进行了一系列的会晤。同时，鲍尔向蒋介石“详细介绍了德国最新军火工业的发展情况，并强调了德产新式武器在现代战争中的有效作用”，引起了蒋介石对德国军火的浓厚兴趣。蒋随即于1928年夏派陈仪为首的考察团随鲍尔赴德考察军事与军工技术。陈仪随行携带有蒋介石致德国总统兴登堡的亲笔信，蒋在信中“请求中德两国的更广泛合作，尤其在经济领域”（注：郭恒＠①等主编：《德国外交档案，1928—1938年之中德关系》，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21页。）。陈仪在德国与克虏伯、西门子等大公司签订了价值100万马克的意向性合作及贸易合同，购买了一大批军火。 这是南京政府向德国大批购买军火的开始。同年10月，南京政府派蒋作宾为驻德第一任公使。
鲍尔病逝后，德国的克里伯尔中校和弗采尔将军相继来华接任总顾问之职。在华期间，他们更多地将精力集中在军事事务上。弗采尔针对当时中国国防工作及准备对日抗战的实际，给蒋介石提交了两份整理部队建议书。蒋对弗采尔提出的整军意见和方案颇为重视，曾批示：“中以为意见甚对，非此不能使陆军进步也”，“此意见书皆应从速实施，而且可以实施， 请速照此意见书督促进行”（注： 《中德外交密档，1927 —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 7年版，第50页。）。由此可见，当时德国在华军事顾问对蒋介石的影响已非同一般。
在德国垄断资本家以及在华军事顾问的大力推动下，中德的经济贸易不断扩大。到1931年，德国在中国外贸中所占份额已由1920年的1. 5％上升到4％，其增长速度超过任何西方国家。与此同时， 德国军火在中国军械进口总额中的比例数也有了明显上升。其中1929年及1931年高居第一位，1928年仅次于挪威位居第二位，1930年仅次于日本仍为第二位，1932及1933年分别仅次于法国及比利时为第三位（注：《中华民国海关华洋贸易总册》（民国19—22年年刊），转引自王正华《抗战时期对华军事援助》，台北正中书局1988年版，第51页。）。
值得一提的是，1931年日本在满州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德国作为中国的贸易伙伴，并未给予中国正义的支持。尽管德国在华利益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但德国申明在中日冲突中采取中立态度。在日内瓦出席国联会议的德国代表团得到训令，“不支持任何可能出现的反日阵线”（注：J.P.福克斯：《德国与远东危机，1931—1938》， （John.P.Fox:Germany and the Far Eastern Cisis, 1931—1938），牛津1982年版，第9页。）。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日本对德表示， 日本将在调解德国战后赔款问题上给予支持。其次是德国驻日大使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认为德国在远东不谋求政治利益，因而不愿卷入中日争端。而且，日本很可能对德国将来的计划提供帮助，而中国在政治领域则无能为力。
1933至1937年期间，是德中关系发展比较亲密和活跃的时期。在此期间，希特勒德国的中心工作是排除欧洲各大国的干涉，全力扩充军备，无暇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亚洲。在对华政策上，纳粹政权内部各部门存在着明显分歧，国防部（1935年5月21 日改为作战部）和经济部比较倾向于把对华关系作为远东政策的重点，而里宾特洛甫及其办公室希望同日本结盟，外交部则主张与中日进行“等距离”外交。希特勒从实利主义角度出发，与纳粹政权内的“亲华派”结成了暂时的同盟，基本上沿袭魏玛政府的对华友好政策，继续加强与中国在各方面的合作，以“确保从中获得稳定的战略原料来源”，同时，也不放弃与日本结盟。在两国政府的积极推动下，中、德由前一时期单纯的民间贸易和非官方的军事往来，发展为两国政府间的密切合作。
1933年希特勒上台伊始，便在国内致力于“铸造刀剑”，准备发动战争。从1933年到1937年，德国军备开支从15亿猛增到110 亿马克（注：卡尔·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中译本）， 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4页。）。然而，德国在重要的战备原料如钨、锑等资源上存在着严重不足，几乎为生产所需的99％的钨、锑均依赖从国外进口，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其时，德国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巨大耗费和巨额的战争赔款，国库资源几近枯竭，用以购买军备原料的外汇十分紧缺。与此同时，德国日渐增长的军工产品已经远远不能被德国国内所消化，必须借助大量出口予以维持。而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的主要贸易伙伴——苏联，又被希特勒列为“禁区”。中国因此成为德国军界、工业界以及新任德国经济部部长兼银行总裁沙赫特用作取代苏联的主要选择对象，用以协调德国对外贸易政策。
另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对发展德中关系的态度亦相当积极。中国尽管是产钨大国，但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步步加深，中国落后的军火工业远远不能满足蒋介石政府日益增长的军火需求。蒋急欲得到外国的军事援助，但英、美等西方大国都不愿因为中国而失去日本的广阔市场，更不愿冒与日本进行战争的风险，他们纷纷拒绝了蒋的请求。因此，蒋介石把目光转向了德国，希望用中国丰富的原料来换取德国的军火和技术。蒋介石在致希特勒的信中表示，“吾两国势相仿，目的相同，故此友好合作之基础，亦可昭示久远。”（注：《中德外交密档， 1927 —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在两国政府积极推动下，德华贸易额年年增长，“首先超过英国、甚至有超过日本与美国并驾齐驱之势”（注：《八一三抗战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45页。）。两国经济、军事往来频繁，德对华影响力达到了空前的高峰。
（一）在经济贸易方面，德国积极开拓中国市场，迅速扩大对华贸易。1934年8月， 以私人名义出面而实际上由国防部支持的商社合步楼（Hapro ）代表汉斯·克兰与中国代表孔祥熙秘密签订了《中德矿产原料与德国工业品互换实施合同》（简称《中德易货协定》）。合同载明：“两国均愿以密切友好之合作，共谋两国经济复兴与商业之促进”（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4页。）。德国希特勒与中国蒋介石为此互致贺电，一致高度赞赏这一极具实用价值之合作，并表示了对发展两国关系之热望。随着1935年及其以后华北危机的加深，南京政府为争取外援以制日，在1936年4 月，由顾振和沙赫特分别代表中德两国政府签订了《信用贷款——合约条款附录》。此合约规定，德国给予中国信用借款1亿马克， 中国可“随时提用，以缴付德国工业及其它产品所需之款项。”（注：辛达漠：《德国外交档案中的中德关系》（五），载（台）《传记文学》第42卷第3期，第82—83页。）中德信用贷款合同的签订， 标志着两国关系发展到了新的历史阶段。德国是在不顾日本反对情况下，最早对华提供大笔信用贷款的西方国家。这项合约的签订使德国输华军火值迅速增长。据1937年德国战争物资的合作出口报告显示，1937年中国占德国军备物资总出口约37％。1936年期间，中国向德国订购军火量达6，458，100 亿帝国马克，实际成交量为2，374，800亿帝国马克；1937年分别为 6 ，098，300亿帝国马克和8，278，860亿帝国马克。与此相比， 德国与日本的军火贸易几乎微不足道。1937年日本向德国订购量为1，680万帝国马克，实际成交量为1，090万帝国马克（注：J.P.福克斯：《德国与远东危机，1931—1938》，（ John. P. Fox: Germany and the Far Eastern Cisis, 1931—1938），牛津1982年版，第241页。）。 与此同时，中国则主要向德国出口战略原料钨。据统计，德国每年须输入世界钨砂产量的一半，其中60％至70％来自中国，1935年更高达90.6％（注：傅宝真：《色克特将军第二次使华（续）—在华德国军事顾问史传》（十），载（台）《传记文学》第30卷第2期，第90页。）。
除军火外，德国对华出口贸易也在迅速扩大。据统计，1931—1937年，德华贸易在中国外贸总额中的比重由4％上升到12％， 仅次于美国（24％）和日本（13％），居第3位。1937年， 中国在德国对外出口的国家中居第12位，日本仅居第20位。在向德国进口的国家中，中国居第21位，日本仅居第44位（注：卡尔·德雷克斯勒：《1933—1939年的德国—中国—日本》，引自《世界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3期。）。 上述数字表明，30年代中期，德国在中国对外经济中已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而中国在德国对外经济中的地位，则在后来与德国结盟的日本之前。
（二）在军事方面，双方的合作主要由德国在华军事顾问的活动来体现。自1927年第一批军事顾问团人员来华，到1938年被召回，人数不断增加，最多时达100多人。 他们在华的活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利用自身影响积极为德国工业界开拓中国市场和获取战略原料。德国政府派遣来华担任蒋介石第四任总顾问的赛克特将军明确宣布：“原料问题是我们对华政策的重点”（注：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译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129页。）。 在德国军事顾问的积极努力下，1934年德国一次就卖给中国机枪、步枪和驳壳枪等2万余支。二是协助蒋介石剿共。 在蒋介石对红军先后发动的五次“围剿”期间，德国军事顾问在其间一直起着重要的谋士作用。例如，弗采尔将军直接参与制订了第五次“围剿”红军的作战计划，主张用“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手段进攻红军。此外，德国军事顾问团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中国的抗日备战，先后为蒋介石草拟了《中国中部国军作战计划》、《视察虎门报告要塞书》、《江防建议书》等。1935年8月，针对中国“华北危机”的现状， 德国顾问法肯豪森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批评了南京政府对待“华北事变”的一味退让，指出政府应有“坚忍意志”抵抗侵略。他主张集中兵力于徐州—郑州—武汉—南昌—南京之间，“寸土不肯轻放”，抵抗日本侵略。12月22日，国民党军事当局采纳了上述建议，并着手整军备战。
德中关系的迅猛发展引起了日本的巨大关注，日本开始公开敌视德国的在华目标。它把德国军事顾问使命的加强和《中德易货协定》的签订看作是不必要的加强了中国的力量，是在经济上“侵占了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为此多次向德国提出抗议，但德国政府对此敷衍了事，直到1936年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才促使德国积极向日本靠拢。
从国际上看，到1936年为止，整个世界形势已发生了有利于德国的转变：一是日本在东亚的冒险，把西方大国的注意力，特别是英国和美国的注意力转移到了远东；二是法国内部矛盾重重，在国际事务中作用减弱，在外交上越来越依赖英国，而英国既为殖民地民族主义发展所困挠，又为日、意在远东和地中海的扩张行动分散了对欧洲的注意力；三是苏联与英、法互不信任，其集体安全努力一再受挫；四是意大利在地中海的扩张恶化了与英、法的关系，为了取得德国支持，意大利捐弃前嫌，积极向德靠近。从国内来看，希特勒重整军备、恢复经济已初见成效，再也不甘忍受在欧洲及国际上的孤立地位。希特勒因此意识到，这是实施扩张计划的最佳时机。1936年3月，德国进兵莱茵非武装区， 与英、法等国关系恶化。苏联历史学家维戈兹基在谈到当时的德日关系时指出，“在争霸欧洲的斗争中，如果德国同英、法冲突起来，光有意大利的援助是不够的，希特勒外交当局决定在远东找一个伙伴。柏林希望，同日本的接近具有极其明显的反苏倾向，不会引起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反对，德国将有可能在反共的幌子下实现某些侵略计划”（注：C.IO.维戈兹基等编：《外交史》卷3（下）（中译本），三联书店1979 年版，第883页。）。而日本当时也正准备大举入侵中国， 这势必严重损害到英、美在远东和中国的经济利益。日本希望同德国联盟以摆脱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同英、美抗衡。共同的政治利益使德国和日本在1936年11月25日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为此，中国对德国进行了多次交涉。德国国防部长勃洛姆堡解释，“德日协定仅涉及合作对付共产国际在世界上的颠覆活动，该协定并不针对他国，绝不影响中德之间的友好关系”（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6页。）。 但由于中日之间无法调和的对立关系，这项协定的签订客观上给中德关系笼罩上了一层阴影。
三
1937至1938年7月是德中关系的初步破裂时期。从1937年7月开始，德国出于全球战略上的考虑，逐渐明显地倒向日本侵略者，主要表现在承认伪“满州国”，停止对华供应军火和召回在华军事顾问等问题上。
1937年7月，由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纳粹政权内部在对华政策上出现了明显分歧。德国纳粹党站在反共反苏和反西方国家的立场上，都主张亲日。而一向亲华的勃罗姆堡、沙赫特和外交部长牛赖特等人，则了解日本如果真正占领中国、垄断中国市场，对德国将极为不利。因此，他们极力反对与日合作。7月20日， 德国外交部公开宣称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态度。并且，外交部私下向日本直言：“不要期望德国会赞成日本的行动”（注：C.IO.维戈兹基等编：《外交史》卷3 （下）（中译本），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893页。）。7月28日，德驻日大使狄克逊接到外交部的指示：“日本欲以中国为基地对抗共产主义以履行反共协定，此举令人无法理解。”因这种做法“导致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成长与蔓延，而其结果将躯使中国投入苏联的怀抱，日本因此不能期望得到德国的支持”。德国外交次长魏茨泽克以此为理由拒绝了日本提出的要求，即德国停止对华军火贸易和撤出德国在华顾问团。但希特勒意不在远东，他的远东政策始终服从于他的欧洲战略。中国充其量只是希特勒大棋盘上一颗小卒而已，他并不准备因冒险支持中国而失去了他的反苏工具。1937年8月16日，他对部下宣称， 他“原则上坚持同日本合作的观点”（注：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译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然而，到那时为止， 由于德国国内形势的困难，他尚没有下决心彻底抛弃中国。因此，就在同一天，希特勒向外交部和国防部下达指示说，“只要中国支付外汇和原料，对华军火贸易可继续进行，但要尽力加以伪装”。据统计，1937年德国向中国的军火交货占德国军火总输出的37％；抗战最初阶段，中国对日作战军火有80％左右来自德国（注：傅宝真：《色克特将军第二次使华（续）—在华德国军事顾问史传》（十），载（台）《传记文学》第30卷第2期，第90页。）。此外， 以冯·法肯豪森将军为首的军事顾问在“七·七事变”后仍滞留中国，并协助指导中国军队进行淞沪会战。日本对此大为不满，多次同德国政府交涉，要求召回在华军事顾问，并以退出《反共产国际协定》相要挟。但希特勒着眼于现实，当远东局势还未发展到白热化、还有回旋余地时，他就尽量保持中立。
然而，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德中关系开始出现了逆转的信号。从国际上看，由于中日战事的不断扩大，1937年10月5日，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孤立主义思潮的大本营芝加哥发表了“防疫演说”，声称“爱好和平的国家必须一致努力，反对造成国际无政府主义和不稳定局势的那些国家”（注：《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0—155页。）。这篇演说向国际上发出了美国将采取行动的信号。日本不甘示弱，于同年12月12日炸沉了停泊在长江上的美国炮艇“帕奈号”和两艘美孚油船。罗斯福决定摒弃绥靖政策，从经济上制裁日本。但国内与日本有经济联系的利益集团和孤立派议员却宁愿牺牲在华利益，也要维护与日本的贸易，结果是日本赔款道歉了事。美国对日姑息政策助长了德、日法西斯的侵略气焰，加速了德、日法西斯的勾结与合流。但更重要的是，向来被希特勒视为外交政策关键的英国，并不打算与德国结盟来对付苏联。1937年11月，里宾特洛甫宣布与英国谈判失败，并力劝希特勒与日、意联盟来“抵销一个可能的英、法、苏大联合”。从国内形势来看，扩军备战“四年计划”的实施使德国国内经济形势日益紧张起来，德国出口大幅度减少，外汇危机直接威胁到原材料的进口；与军事工业相比，消费品工业大幅度下降。1928至1929年，德国消费品工业占工业总投资的31％，1934至1935年下降到25％。到1937至1938年，它仅占17％（注：克劳斯·希尔德布兰特：《第三帝国》，（K.Hildebrand,"The Third Reich",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P. S. Falla;George Allen H unwin Ltd, 1984），乔治·阿伦和欧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42页。）。以上所有因素都更加坚定了希特勒加快实施扩张计划的决心。10月18日，根据希特勒的指示，戈林正式命令停止向中国提供任何物资。但这项命令下达仅仅两天，就被军方完全改变了。国防部长勃罗姆堡当时通知戈林，他已命令有关军官以更隐蔽的方式来继续进行这项生意（注：《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1册，No.52，第772页。）。希特勒左右为难，恰逢此时，中日双方都向德国表示了希望调停的愿望，希特勒马上答应了这一请求，由此导致了1937年10月底开始的陶德曼调停。日本之所以愿意在此时接受调停，主要是因为：第一，希望通过调停来牵制和破坏布鲁塞尔会议，免遭会议可能作出的制裁和世界舆论的谴责。第二，实行军事斗争与外交斗争相结合的方针，以避免对华长期作战。1937年10月1日， 日本内阁四相会议相确指出：“当前的目标是在军事行动取得成果与外交措施得宜的配合下，尽快结束战争”（注：《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4页。）。第三，日本试图通过调停掩饰备战。 第四，通过调停以避免美、英、苏等国插手此事。而德国这时愿意出面调停，是因为中日战争的继续，对德国有如下不利：首先，中日战争势必导致英德关系恶化，德国不想过早地与英国发生冲突。其次，日本陷入中日战争的泥潭将不利于日本对苏作战。第三，中日战争的继续势必将中国推向苏联一边。因此，德国当时对调停十分重视，试图通过调停成功来保住德国在华经济利益的同时，又能继续保持同日本的盟友关系。但由于日本提出了中国无法接受的苛刻条件，从而最终导致调停失败。
调停失败后，东西方局势发生了明显变化，德国在战略上面临着重要抉择。从远东局势来看，调停失败意味着中日战争将继续下去。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的不断扩大和中国大部分国土的沦陷，德国认为中国在远东战略中的地位及德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已变得无足轻重，相反，进一步发展同日本的经济、政治关系却越发显得重要了。
希特勒此时深深地感到，局势的发展已不容他再犹豫了。为了扫除扩张道路上的障碍，希特勒在1938年初对德国政府进行了大改组，解除了沙赫特、勃罗姆堡等“亲华派”的职务，控制了国防军和国防部。 2月5日又改组了外交部， 由一向亲日的里宾特洛甫接替牛赖特出任外长。改组后的德国政府迅速调整对华政策。
恰在此时，日本从中推波助澜，对德表示：“日本极愿在发展中国经济上与德国合作”（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台湾党史会1981年版，第679页。），保证不损害德国在华经济利益，希特勒便欣然允诺承认伪“满洲国”。里宾特洛甫向国会宣布这一决定时宣称：“中国是一个弱国”，而“日本则是人类文化安定的因素”（注：Ed.约翰.H.维勒—贝内特：《国际事务文件，1938年》，（Ed. John.H. Wheeler —Bennetl, "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Affairs, 1938", Vol. 2 (8—9), London），伦敦1939年版，第8 —9页。）。4月28日，戈林再次下令禁止向中国运送战争物资， 即使是那些合步楼协定（《中德信用贷款合同》）中已承诺提供的物资（注：《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1册，No.579，第856页。）。 在日本的进一步坚持下，里宾特洛甫于5、6月间召回了德国军事顾问团。德国停止供应军火和召回驻华军事顾问，标志着德中关系的初步破裂。
综上所述，可见30年代的德中关系经历了急剧变化的复杂过程。基于军事目的而建立的德中关系，由于各自国际关系的背景不同，经济状况各异，外交旨趣的不同，利益也有别，两国很难建立持久友好的关系。我们看到，由于希特勒在远东长期推行一种实利主义的外交政策，在这种政策及其执行上，短期的机会主义和长期追求扩张目的的一贯性之间的交叉作用，促使希特勒德国在不同的时期追求不同的利益，但又始终不放弃他的全球扩张目标。因此，即使在德中关系十分密切的时期，纳粹德国也并不是要帮助中国独立富强，而是与其它列强争夺中国市场，为其扩军备战服务。从这一时期德中关系的演变过程中，我们无疑能更深刻地认识到，在国际政治与外交关系中，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无一不是把自身民族利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其外交政策及外交行为也是以是否符合民族利益为转移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都会导致外交行为的相应调整。
1933年希特勒上台伊始，便在国内致力于“铸造刀剑”，准备发动战争。从1933年到1937年，德国军备开支从15亿猛增到110 亿马克（注：卡尔·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中译本）， 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4页。）。然而，德国在重要的战备原料如钨、锑等资源上存在着严重不足，几乎为生产所需的99％的钨、锑均依赖从国外进口，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其时，德国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巨大耗费和巨额的战争赔款，国库资源几近枯竭，用以购买军备原料的外汇十分紧缺。与此同时，德国日渐增长的军工产品已经远远不能被德国国内所消化，必须借助大量出口予以维持。而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的主要贸易伙伴——苏联，又被希特勒列为“禁区”。中国因此成为德国军界、工业界以及新任德国经济部部长兼银行总裁沙赫特用作取代苏联的主要选择对象，用以协调德国对外贸易政策。
另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对发展德中关系的态度亦相当积极。中国尽管是产钨大国，但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步步加深，中国落后的军火工业远远不能满足蒋介石政府日益增长的军火需求。蒋急欲得到外国的军事援助，但英、美等西方大国都不愿因为中国而失去日本的广阔市场，更不愿冒与日本进行战争的风险，他们纷纷拒绝了蒋的请求。因此，蒋介石把目光转向了德国，希望用中国丰富的原料来换取德国的军火和技术。蒋介石在致希特勒的信中表示，“吾两国势相仿，目的相同，故此友好合作之基础，亦可昭示久远。”（注：《中德外交密档， 1927 —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在两国政府积极推动下，德华贸易额年年增长，“首先超过英国、甚至有超过日本与美国并驾齐驱之势”（注：《八一三抗战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45页。）。两国经济、军事往来频繁，德对华影响力达到了空前的高峰。
（一）在经济贸易方面，德国积极开拓中国市场，迅速扩大对华贸易。1934年8月， 以私人名义出面而实际上由国防部支持的商社合步楼（Hapro ）代表汉斯·克兰与中国代表孔祥熙秘密签订了《中德矿产原料与德国工业品互换实施合同》（简称《中德易货协定》）。合同载明：“两国均愿以密切友好之合作，共谋两国经济复兴与商业之促进”（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4页。）。德国希特勒与中国蒋介石为此互致贺电，一致高度赞赏这一极具实用价值之合作，并表示了对发展两国关系之热望。随着1935年及其以后华北危机的加深，南京政府为争取外援以制日，在1936年4 月，由顾振和沙赫特分别代表中德两国政府签订了《信用贷款——合约条款附录》。此合约规定，德国给予中国信用借款1亿马克， 中国可“随时提用，以缴付德国工业及其它产品所需之款项。”（注：辛达漠：《德国外交档案中的中德关系》（五），载（台）《传记文学》第42卷第3期，第82—83页。）中德信用贷款合同的签订， 标志着两国关系发展到了新的历史阶段。德国是在不顾日本反对情况下，最早对华提供大笔信用贷款的西方国家。这项合约的签订使德国输华军火值迅速增长。据1937年德国战争物资的合作出口报告显示，1937年中国占德国军备物资总出口约37％。1936年期间，中国向德国订购军火量达6，458，100 亿帝国马克，实际成交量为2，374，800亿帝国马克；1937年分别为 6 ，098，300亿帝国马克和8，278，860亿帝国马克。与此相比， 德国与日本的军火贸易几乎微不足道。1937年日本向德国订购量为1，680万帝国马克，实际成交量为1，090万帝国马克（注：J.P.福克斯：《德国与远东危机，1931—1938》，（ John. P. Fox: Germany and the Far Eastern Cisis, 1931—1938），牛津1982年版，第241页。）。 与此同时，中国则主要向德国出口战略原料钨。据统计，德国每年须输入世界钨砂产量的一半，其中60％至70％来自中国，1935年更高达90.6％（注：傅宝真：《色克特将军第二次使华（续）—在华德国军事顾问史传》（十），载（台）《传记文学》第30卷第2期，第90页。）。
除军火外，德国对华出口贸易也在迅速扩大。据统计，1931—1937年，德华贸易在中国外贸总额中的比重由4％上升到12％， 仅次于美国（24％）和日本（13％），居第3位。1937年， 中国在德国对外出口的国家中居第12位，日本仅居第20位。在向德国进口的国家中，中国居第21位，日本仅居第44位（注：卡尔·德雷克斯勒：《1933—1939年的德国—中国—日本》，引自《世界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3期。）。 上述数字表明，30年代中期，德国在中国对外经济中已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而中国在德国对外经济中的地位，则在后来与德国结盟的日本之前。
（二）在军事方面，双方的合作主要由德国在华军事顾问的活动来体现。自1927年第一批军事顾问团人员来华，到1938年被召回，人数不断增加，最多时达100多人。 他们在华的活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利用自身影响积极为德国工业界开拓中国市场和获取战略原料。德国政府派遣来华担任蒋介石第四任总顾问的赛克特将军明确宣布：“原料问题是我们对华政策的重点”（注：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译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129页。）。 在德国军事顾问的积极努力下，1934年德国一次就卖给中国机枪、步枪和驳壳枪等2万余支。二是协助蒋介石剿共。 在蒋介石对红军先后发动的五次“围剿”期间，德国军事顾问在其间一直起着重要的谋士作用。例如，弗采尔将军直接参与制订了第五次“围剿”红军的作战计划，主张用“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手段进攻红军。此外，德国军事顾问团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中国的抗日备战，先后为蒋介石草拟了《中国中部国军作战计划》、《视察虎门报告要塞书》、《江防建议书》等。1935年8月，针对中国“华北危机”的现状， 德国顾问法肯豪森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批评了南京政府对待“华北事变”的一味退让，指出政府应有“坚忍意志”抵抗侵略。他主张集中兵力于徐州—郑州—武汉—南昌—南京之间，“寸土不肯轻放”，抵抗日本侵略。12月22日，国民党军事当局采纳了上述建议，并着手整军备战。
德中关系的迅猛发展引起了日本的巨大关注，日本开始公开敌视德国的在华目标。它把德国军事顾问使命的加强和《中德易货协定》的签订看作是不必要的加强了中国的力量，是在经济上“侵占了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为此多次向德国提出抗议，但德国政府对此敷衍了事，直到1936年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才促使德国积极向日本靠拢。
从国际上看，到1936年为止，整个世界形势已发生了有利于德国的转变：一是日本在东亚的冒险，把西方大国的注意力，特别是英国和美国的注意力转移到了远东；二是法国内部矛盾重重，在国际事务中作用减弱，在外交上越来越依赖英国，而英国既为殖民地民族主义发展所困挠，又为日、意在远东和地中海的扩张行动分散了对欧洲的注意力；三是苏联与英、法互不信任，其集体安全努力一再受挫；四是意大利在地中海的扩张恶化了与英、法的关系，为了取得德国支持，意大利捐弃前嫌，积极向德靠近。从国内来看，希特勒重整军备、恢复经济已初见成效，再也不甘忍受在欧洲及国际上的孤立地位。希特勒因此意识到，这是实施扩张计划的最佳时机。1936年3月，德国进兵莱茵非武装区， 与英、法等国关系恶化。苏联历史学家维戈兹基在谈到当时的德日关系时指出，“在争霸欧洲的斗争中，如果德国同英、法冲突起来，光有意大利的援助是不够的，希特勒外交当局决定在远东找一个伙伴。柏林希望，同日本的接近具有极其明显的反苏倾向，不会引起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反对，德国将有可能在反共的幌子下实现某些侵略计划”（注：C.IO.维戈兹基等编：《外交史》卷3（下）（中译本），三联书店1979 年版，第883页。）。而日本当时也正准备大举入侵中国， 这势必严重损害到英、美在远东和中国的经济利益。日本希望同德国联盟以摆脱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同英、美抗衡。共同的政治利益使德国和日本在1936年11月25日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为此，中国对德国进行了多次交涉。德国国防部长勃洛姆堡解释，“德日协定仅涉及合作对付共产国际在世界上的颠覆活动，该协定并不针对他国，绝不影响中德之间的友好关系”（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6页。）。 但由于中日之间无法调和的对立关系，这项协定的签订客观上给中德关系笼罩上了一层阴影。
三
1937至1938年7月是德中关系的初步破裂时期。从1937年7月开始，德国出于全球战略上的考虑，逐渐明显地倒向日本侵略者，主要表现在承认伪“满州国”，停止对华供应军火和召回在华军事顾问等问题上。
1937年7月，由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纳粹政权内部在对华政策上出现了明显分歧。德国纳粹党站在反共反苏和反西方国家的立场上，都主张亲日。而一向亲华的勃罗姆堡、沙赫特和外交部长牛赖特等人，则了解日本如果真正占领中国、垄断中国市场，对德国将极为不利。因此，他们极力反对与日合作。7月20日， 德国外交部公开宣称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态度。并且，外交部私下向日本直言：“不要期望德国会赞成日本的行动”（注：C.IO.维戈兹基等编：《外交史》卷3 （下）（中译本），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893页。）。7月28日，德驻日大使狄克逊接到外交部的指示：“日本欲以中国为基地对抗共产主义以履行反共协定，此举令人无法理解。”因这种做法“导致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成长与蔓延，而其结果将躯使中国投入苏联的怀抱，日本因此不能期望得到德国的支持”。德国外交次长魏茨泽克以此为理由拒绝了日本提出的要求，即德国停止对华军火贸易和撤出德国在华顾问团。但希特勒意不在远东，他的远东政策始终服从于他的欧洲战略。中国充其量只是希特勒大棋盘上一颗小卒而已，他并不准备因冒险支持中国而失去了他的反苏工具。1937年8月16日，他对部下宣称， 他“原则上坚持同日本合作的观点”（注：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译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然而，到那时为止， 由于德国国内形势的困难，他尚没有下决心彻底抛弃中国。因此，就在同一天，希特勒向外交部和国防部下达指示说，“只要中国支付外汇和原料，对华军火贸易可继续进行，但要尽力加以伪装”。据统计，1937年德国向中国的军火交货占德国军火总输出的37％；抗战最初阶段，中国对日作战军火有80％左右来自德国（注：傅宝真：《色克特将军第二次使华（续）—在华德国军事顾问史传》（十），载（台）《传记文学》第30卷第2期，第90页。）。此外， 以冯·法肯豪森将军为首的军事顾问在“七·七事变”后仍滞留中国，并协助指导中国军队进行淞沪会战。日本对此大为不满，多次同德国政府交涉，要求召回在华军事顾问，并以退出《反共产国际协定》相要挟。但希特勒着眼于现实，当远东局势还未发展到白热化、还有回旋余地时，他就尽量保持中立。
然而，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德中关系开始出现了逆转的信号。从国际上看，由于中日战事的不断扩大，1937年10月5日，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孤立主义思潮的大本营芝加哥发表了“防疫演说”，声称“爱好和平的国家必须一致努力，反对造成国际无政府主义和不稳定局势的那些国家”（注：《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0—155页。）。这篇演说向国际上发出了美国将采取行动的信号。日本不甘示弱，于同年12月12日炸沉了停泊在长江上的美国炮艇“帕奈号”和两艘美孚油船。罗斯福决定摒弃绥靖政策，从经济上制裁日本。但国内与日本有经济联系的利益集团和孤立派议员却宁愿牺牲在华利益，也要维护与日本的贸易，结果是日本赔款道歉了事。美国对日姑息政策助长了德、日法西斯的侵略气焰，加速了德、日法西斯的勾结与合流。但更重要的是，向来被希特勒视为外交政策关键的英国，并不打算与德国结盟来对付苏联。1937年11月，里宾特洛甫宣布与英国谈判失败，并力劝希特勒与日、意联盟来“抵销一个可能的英、法、苏大联合”。从国内形势来看，扩军备战“四年计划”的实施使德国国内经济形势日益紧张起来，德国出口大幅度减少，外汇危机直接威胁到原材料的进口；与军事工业相比，消费品工业大幅度下降。1928至1929年，德国消费品工业占工业总投资的31％，1934至1935年下降到25％。到1937至1938年，它仅占17％（注：克劳斯·希尔德布兰特：《第三帝国》，（K.Hildebrand,"The Third Reich",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P. S. Falla;George Allen H unwin Ltd, 1984），乔治·阿伦和欧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42页。）。以上所有因素都更加坚定了希特勒加快实施扩张计划的决心。10月18日，根据希特勒的指示，戈林正式命令停止向中国提供任何物资。但这项命令下达仅仅两天，就被军方完全改变了。国防部长勃罗姆堡当时通知戈林，他已命令有关军官以更隐蔽的方式来继续进行这项生意（注：《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1册，No.52，第772页。）。希特勒左右为难，恰逢此时，中日双方都向德国表示了希望调停的愿望，希特勒马上答应了这一请求，由此导致了1937年10月底开始的陶德曼调停。日本之所以愿意在此时接受调停，主要是因为：第一，希望通过调停来牵制和破坏布鲁塞尔会议，免遭会议可能作出的制裁和世界舆论的谴责。第二，实行军事斗争与外交斗争相结合的方针，以避免对华长期作战。1937年10月1日， 日本内阁四相会议相确指出：“当前的目标是在军事行动取得成果与外交措施得宜的配合下，尽快结束战争”（注：《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4页。）。第三，日本试图通过调停掩饰备战。 第四，通过调停以避免美、英、苏等国插手此事。而德国这时愿意出面调停，是因为中日战争的继续，对德国有如下不利：首先，中日战争势必导致英德关系恶化，德国不想过早地与英国发生冲突。其次，日本陷入中日战争的泥潭将不利于日本对苏作战。第三，中日战争的继续势必将中国推向苏联一边。因此，德国当时对调停十分重视，试图通过调停成功来保住德国在华经济利益的同时，又能继续保持同日本的盟友关系。但由于日本提出了中国无法接受的苛刻条件，从而最终导致调停失败。
调停失败后，东西方局势发生了明显变化，德国在战略上面临着重要抉择。从远东局势来看，调停失败意味着中日战争将继续下去。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的不断扩大和中国大部分国土的沦陷，德国认为中国在远东战略中的地位及德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已变得无足轻重，相反，进一步发展同日本的经济、政治关系却越发显得重要了。
希特勒此时深深地感到，局势的发展已不容他再犹豫了。为了扫除扩张道路上的障碍，希特勒在1938年初对德国政府进行了大改组，解除了沙赫特、勃罗姆堡等“亲华派”的职务，控制了国防军和国防部。 2月5日又改组了外交部， 由一向亲日的里宾特洛甫接替牛赖特出任外长。改组后的德国政府迅速调整对华政策。
恰在此时，日本从中推波助澜，对德表示：“日本极愿在发展中国经济上与德国合作”（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台湾党史会1981年版，第679页。），保证不损害德国在华经济利益，希特勒便欣然允诺承认伪“满洲国”。里宾特洛甫向国会宣布这一决定时宣称：“中国是一个弱国”，而“日本则是人类文化安定的因素”（注：Ed.约翰.H.维勒—贝内特：《国际事务文件，1938年》，（Ed. John.H. Wheeler —Bennetl, "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Affairs, 1938", Vol. 2 (8—9), London），伦敦1939年版，第8 —9页。）。4月28日，戈林再次下令禁止向中国运送战争物资， 即使是那些合步楼协定（《中德信用贷款合同》）中已承诺提供的物资（注：《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1册，No.579，第856页。）。 在日本的进一步坚持下，里宾特洛甫于5、6月间召回了德国军事顾问团。德国停止供应军火和召回驻华军事顾问，标志着德中关系的初步破裂。
综上所述，可见30年代的德中关系经历了急剧变化的复杂过程。基于军事目的而建立的德中关系，由于各自国际关系的背景不同，经济状况各异，外交旨趣的不同，利益也有别，两国很难建立持久友好的关系。我们看到，由于希特勒在远东长期推行一种实利主义的外交政策，在这种政策及其执行上，短期的机会主义和长期追求扩张目的的一贯性之间的交叉作用，促使希特勒德国在不同的时期追求不同的利益，但又始终不放弃他的全球扩张目标。因此，即使在德中关系十分密切的时期，纳粹德国也并不是要帮助中国独立富强，而是与其它列强争夺中国市场，为其扩军备战服务。从这一时期德中关系的演变过程中，我们无疑能更深刻地认识到，在国际政治与外交关系中，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无一不是把自身民族利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其外交政策及外交行为也是以是否符合民族利益为转移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都会导致外交行为的相应调整。
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两个敌对的阵营：一方是急于重新瓜分世界的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一方是极力维护既得利益的英国、法国和美国。1931年，日本策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东北，梦想以此猎取与英、美诸国在竞争中的优势；1933年，德国法西斯政权粉墨登场，希特勒第三帝国欲求用外交冒险和侵略战争重新瓜分世界。企图称霸世界的共同野心把德、日两个国家紧密地结合起来。德国期望通过联日达到牵制苏联的目的，日本则企图通过与德国结盟遏制英美等殖民势力在亚洲的扩张。德国是当时少数几个与中国平等友好的国家之一。特别是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抗战爆发前夜，中德关系得到了空前发展，超过同时期中国与任何一个第三国的关系，被称为中德关系史上的“蜜月时代”。面对虎视眈眈的日本，南京国民政府联德的目的在于借鉴德国强大的工业和军事，并期望德国能援华抑日。然而，希特勒上台后出于其“世界政策”的需要以及对德国自身经济和战略利益的考虑，使德国的东亚政策经历了一个从相对中立到两边讨好再到弃华联日的曲折过程。本文拟就希特勒上台后对中德日三角外交的影响作一历史考察。
一、1933-1936：实用主义
1933年以前，德国远离列强在东亚的利益角逐，采取了一种低调的姿态。德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也仅局限于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1933年德苏关系破裂，德国国防军部不得不为德国的军火工业寻找新的原料供应地和销售市场，而地大物博的中国则成了德国国防军部的首选目标。于是，在德国军方的左右之下，德国开始了一种全新的中国政策。
1933年夏，已经退役的汉斯·冯·塞克特将军应邀访问中国。这位德国国防军的奠基者、魏玛共和国最著名的军人不仅是德国军方20年代对苏政策之父，而且奠定了该部1930年代对华政策的思想基础。正是得力于他的声望和经济关系，德国国防军部取代德国外交部执掌着德国对华政策，直到1936年底。在访问快结束时，塞克特在北京口授了一份致蒋介石的《陆军改革建议书》，于1933年6月30日呈送蒋介石。建议书不长，只有几页，却包含了德国对华政策要领。塞克特建议蒋介石遣散现有的臃肿军队，重新建立一支能作战的精干部队。出于对德国国防利益的考虑，塞克特特别强调了未来中国军队的装备。他建议委托欧洲的公司建设相应的武器工厂和弹药工厂。他还在报告中提到聘请德国军事顾问，并任命一个专门对蒋介石负责的总顾问。（注：Julius Epstein,Seeckt und Tschiang Kai-shek,in:WehrwissenschatlicheRundschau,3.Jg./1953.p.534-543.）由于德国扩充军备所急需的锰矿，特别是钨矿主要分布在湖南、江西和广东三省的交界处，经与德国国防军部多次磋商，并在德国外交部知情的情况下，塞克特一开始就积极支持开辟与陈济棠广东实力派的关系。他授意访华陪同普莱上校和他所熟悉的军火商汉斯·克兰一起，与广东政府就建立军事工业、派遣德国顾问和换取中国原料作为回报等进行了谈判。（注：Fritz Lindemann,Im Dienste Chinas,Pcking 1940.p.386.）7月中旬，塞克特离开南京返回德国的途中，取道广东，逗留了几天。期间，塞克特已经很清楚，他对德国国防军部广东项目的介入显然与他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背道而驰。所以，在这之后，他把广东项目的进展委托给了克兰和普莱，自己则致力于柏林与南京之间的合作。7月20日，克兰与两广当局签订了《中国农矿原料与德国工业品互换实施合同》（简称《中德交换货品合约》）。（注：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德外交密档（1927年—1947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60-465页。）但是，广东政府与南京中央政权的两相对峙这个政治不稳定因素，激起了德国驻华外交官们的反感，从而使物物交换计划初次受挫，不得不重做打算。因此，经德国国防军部许可，克兰于1934年在柏林成立了合步楼公司。（注：Akten zur deutschen Auswaertigen Politik（ADAP，《德国外交政策》，下同），Serie C,Bd.Ⅱ,Dok.Nr.262(16.Februar 1934).）
1934年5月再次访问中国时，塞克特与蒋介石在牯岭进行了建设性会谈，并取代佛采尔成了蒋介石的总顾问，希望在国民党的经济重建与德国的扩充军备之间牵线搭桥。为了集中精力中介德国的军火经济项目，同年6月，塞克特就把在蒋介石政府的军事事务委托给了他当初亲自从德国选拔来华的法肯豪森。在塞克特的精心安排下，1934年8月23日，克兰和孔祥熙签订了《中德易货合同》草案。根据草案，中国将用钨矿、锰矿和农产品等原料换取德国的工业产品，主要是军需品。9月8日，克兰又与广东方面签订了《防毒面具厂合约》。（注：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德外交密档（1927年—1947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68页。）
1934年，德国新一轮扩充军备计划开始启动，苦于原料紧缺、外汇不足，特别是用于炼钢淬火的必不可少的稀有金属钨矿，希特勒对在中德两国之间建立军火经济合作的兴趣越来越大。其实，早在1930年他就产生了类似的想法。他曾经引用海尔曼·克立拜尔上尉从中国发回的报道中的话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德国“依赖进口一切重要原料……以及出口我们的工业产品。”（注：Otto Strasser,Aufbau des Deutschen Sozialismus,Prag 1936.,p.132.）
希特勒1923年1月9日发动的兵变失败后，克立拜尔曾经和他在朗茨贝格监狱一起坐牢，两人因此建立了比较紧密的关系。1929至1930年间，克立拜尔任蒋介石政府军队重组的总顾问，后于1930年返回德国。1934年他再次回到中国，受希特勒特别任命就任德国驻上海总领事。（注：Hans-Adolf Jacobsen,Natinalsozialistische Aussenpolitik 1933-1938,Frankfurt/M.1968.p.26.）由于与蒋、希之间都有推心置腹的密切关系，克立拜尔的影响力有时甚至超过了德国当年驻华最高外交官陶德曼公使。
至于希特勒对1933-1934年间德国对华政策的态度，由于档案资料残缺，笔者不敢妄加评论。但是笔者认为，史学界长期以来对希特勒当时在东亚政策上对日本情有独钟的判断是不准确的。许多事实证明，希特勒执行了一种二元的东亚政策，亦即以结束外交孤立状态为目的的日本政策和以谋求德国扩充军备利益为目的的中国政策。1934年春任命克里拜尔为德国驻上海总领事这件事，就充分说明希特勒本人也积极参与了德国军方的对华政策。克兰在德国的代理人劳伊斯王子认为，希特勒非常关注德国国防军部的广东项目。劳伊斯还说克兰是“奉帝国国防部之命”在中国周旋。（注：Emil Hefferich,1932-1946-Tatsachen,Jever(Oldenburg)1969.p.107.）1934年春，“一个来自中国华南的军事代表团……受到了元首、帝国总理和帝国国防部的接待。”（注：ADAP C Ⅲ/2 Nr.476.）
从希特勒1933-1934年间对待承认“满洲国”问题的态度，就可以判断他在远东政策上是非常犹豫的。1934年2月初，德国新任驻日大使赫尔伯特·冯·狄克逊在致德国外交部的公函中引用了希特勒在他前往东京前的训示：扩大并深化德日关系，直到承认“满洲国”。（注：ADAP C Ⅱ/2 Nr.237.）然而，德国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以及与其他列强相比之下不利的外交状况，却使德国外交部坚决避免偏向中日任何一方，严守中立。为了弄清希特勒对承认“满洲国”问题的态度，德国外交部长牛赖特安排帝国总理府经济专员威廉·开普勒前往打听。后来，开普勒把关于觐见希特勒的结果以书面的形式通报给了牛赖特。希特勒在对开普勒的训示中声明，“这根本就不是个火烧眉毛的问题。”（注：ADAP C Ⅱ/2 Nr.236.）开普勒没有提到希特勒是否或如何解释他的这个决定。我们只能推测，希特勒认为还没有到最终在中日之间选择的时候。此后的几年，希特勒在这个问题上仍按兵不动，以便留下足够的空间进一步扩大和深入德中关系。1933-1934年间，德国鸦片贩子兼军火商斐迪南·海耶曾在伪满和日本之间积极活动，并取得了“德国临时代表”身份，试图与伪满政权达成《临时贸易协定》。但是，在德国外交部和国防部的强烈反对之下，希特勒没有应允海耶的计划，并于1935年2月4日免去了海耶的代表之职。希特勒的实用主义外交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不满。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发表非正式的声明（即所谓《天羽声明》），反对中国利用第三国对日本进行以夷制夷，声称对第三国向中国提供武器、派遣顾问等问题不会置之不理。无庸置疑，这份声明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德国的。但是，德国只是装糊涂，敷衍了事。事实证明，希特勒的外交策略使以军火经济合作和军事合作为核心的德中双边关系在1934-1937年得到了盛况空前的蓬勃发展。
1934年，德国外汇短缺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成了制约德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新上任的帝国经济部部长希亚尔马·沙赫特提出，德国今后应该只从购买德国商品的国家进口商品。（注：Hjalmar Schacht,76 Jahre meines Lebens,Bad Woerishofen 1953.p.403.,p.415.）克兰在中国推行的补偿贸易正好符合沙赫特的这一贸易方案。希特勒也对中德补偿贸易表示支持。1934年11月21日，塞克特在致德国驻北京公使馆的信函中提到，克兰11月16日告诉他说，牯岭合同“已经得到了帝国国防部和元首的认可。”（注：ADAP C Ⅲ/2 Nr.472.）
但是在对待克兰与广东方面的两份合同问题上，希特勒的态度却十分暖昧。1935年2月，塞克特在南京与德国驻华公使的“绝密谈话”中说，“没有得到元首对广东项目的明确首肯，而且没有指望”，建议暂缓。（注：ADAP C Ⅲ/2 Nr.493.）为此，德国外交部与帝国作战部（即1935年以前的德国国防军部）产生了严重分歧。5月13日，克里拜尔通过陶德曼和德国外交部致电希特勒。电函中，他迫切恳求希特勒迅速放弃所有的广东项目包括在广东的军事顾问，以便开展与南京之间的大宗贸易。克里拜尔认为，德国在广东的军事项目将导致南京方面解雇德国军事顾问的危险，而南京国民政府的德国顾问则是“德国武器和军火工业与南京国民政府做生意的前提”；帝国作战部对中国内部状况的把握显然是错误的，蒋介石在中国的地位很稳固，广东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对手。（注：Karl Mehner,Die Rolle deutscher Militaerberater als Interessenvertreter des deutschen Imperialismus und Militarismus in China 1928-1936,Leipzig 1961.p.177.）
直到今天，史学界也无法判断希特勒当时对克里拜尔进言的反应。但是从德国外交部1935年5月24日致德国驻华大使的指示可以看出，希特勒事先已经根据克里拜尔的意见作出了相应的决定。德国外交部部长办公厅主任迈耶向德国驻北京使馆发了一份由德国国防军部部队室主任莱谢芳、外交部长牛赖特和国务秘书毕楼共同签署的电报，令克兰火速起程前往拜见蒋介石，澄清所有问题，特别是与广东有关的问题。与蒋介石谈判的前提是，克兰必须把“他在广东的一切活动移往南京”，逐渐放弃广东计划，不再向广东提供任何武器。不管在广东已经建成了什么规模的工业设施，也应转向与蒋介石的合作。如果蒋介石不愿意在广东的德国顾问们继续逗留，则令他们回国。（注：Karl Mehner,Die Rolle deutscher Militaerberater als Interessenvertreter des deutschen Imperialismus und Militarismus in China 1928-1936,Leipzig 1961.p.178.）柏林这次的做法完全遵从了克里拜尔的意愿，终于为与南京国民政府顺利开展合作创造了必要条件。
在此期间，塞克特已经离任回国，与德国对华政策的决策者们进行了广泛交谈，希特勒的接见则是其中的最高点。接见时，牛赖特、沙赫特、开普勒和国防部长柏龙白在座。根据希特勒的副官豪斯巴赫记载，塞克特就自己在中国的情况做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报告，希特勒大加“赞赏”。（注：Friedrich Hossbach,Zwischen Wehrmacht und Hitler 1934-1938,Goettingen1965.p.18.）次日，塞克特对夫人说，他对整个接见过程的方方面面都很满意，他的论述得到了希特勒以及其他列席者的赞同。希特勒宣布，他将采纳塞克特的建议，把1935年5月已经升级为大使馆的德国驻北京使团迁往南京。他请塞克特立即发电报告诉蒋介石，他已经布置好了迁移事宜。他指示牛赖特马上吩咐外交部执行。（注：Hans Meier Welker,Seeckt,Frankfurt/M.1967.p.687.）希特勒采取这一姿态，显然是为了强调与南京国民政府之间的经济关系。
与此同时，克兰正在中国与孔祥熙就牯岭贸易合同的正式文本进行新一轮谈判，最终于1935年6月29日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同。10月12日，翁文灏电告柏龙白，中国将根据合同将第一批钨矿2000吨运往德国。（注：马振犊、戚如高：《友乎？敌乎？德国与中国抗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2页，第214页，第409页。）1936年1月，克兰返回柏林。1月16日，克兰就他与柏龙白、沙赫特和牛赖特等德国要员会谈的情况致函蒋介石等人，称“昨与敝国国防部长柏将军、经济部长沙赫博士及里宾特洛夫将军之谈话结果如次：克兰之工作，幸邀各人满意赞许。……今日柏龙白将军向敝国领袖报告一切，克兰与敝国领袖个人之谈话，订于下周内。”1月24日希特勒接见了克兰，柏龙白、沙赫特和牛赖特也在座。克兰汇报说，一个中国代表团不久之后将到达柏林，将就易货贸易的具体细节进行磋商。中国将主要向德国提供用于军火工业的钨矿等稀有金属矿以及油料作物。（注：关于克兰致函蒋介石的引文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德外交密档（1927年—1947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关于希特勒召见克兰的情况见ADAPCⅣ Nr.517）
2月23日，由中国驻柏林新任大使程天放率领的代表团抵达柏林，次日便拜访了塞克特。塞克特则把他分别引荐给柏龙白、希特勒和沙赫特。（注：Karl Mehner,Die Rolle deutscher Militaerberater als Interessenvertreter des deutschen Imperialismus und Militarismus inChina 1928-1936,Leipzig 1961.p.199.）代表团与德方围绕《中德易货合同》进行了谈判。4月8日，克兰出售合步楼，德国国防军部顺理成章地把它作为国有资产接管了。这一举措意味着希特勒把对华贸易上升到了国家级高度。就在同一天，中国政府代表顾振与德国经济部部长沙赫特签署了一份1亿德国马克的货款合同（亦即“合步楼合约”），双方还指定柏林的合步楼公司和南京的中央信托局为双方进行易货贸易的官方机构。而贷款资金不言而喻是德国国防军部的基金提供的。（注：Michael Geyer,Motive und Bedingungen einer aktiven Fernostpolitik des deutschen Militaers,in Bernd Martin:Die deutsche Beraterschater in China 1927-1938.Militaer-Wirtschaft-Aussenpolitik,Duesseldorf 1981.p.234,p.48.）向中国提供贷款的同时，合步楼合约宣布继承克兰与南京国民政府签订的《中德易货合同》。中国是德国扩充军备不可或缺的原料供应商，中国用德国提供的贷款购买开采钨矿所必需的机械设备。德国则通过进口原料逐步收回对中国的贷款。后来，德国计划用武器作为对中国的补偿贸易品，因为由于德国工业片面致力于扩军备战，武器便成了德国当时最重要的出口商品。
希特勒对发展中德双边易货贸易非常关心，从他5月13日致蒋介石的来函即可见一斑。他说：“中德两国之货物互换，实给予两国经济进展一莫大裨益，或蒙钧座异数关垂，谨为申谢。”（注：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德外交密档（1927年—1947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5月底，莱谢劳受柏龙白的委托前往中国正式批准合步楼合约。他在克兰的陪同下离开柏林前往中国。1936年7月5日，中德两国在南京宣布合步楼合约正式生效，构成了30年代中德关系的高潮。莱谢劳在中国访问的几个月间，终于说服蒋介石恢复1935年中断的两个广东项目。（注：指克兰与广东方面签订的《中德交换货品合约》及《防毒面具厂合约》。）1936年蒋介石镇压了两广事变，并接管了德国与广东方面的两个框架协议。（注：Karl Mehner,Die Rolle deutscher Militaerberater als Interessenvertreter des deutschen Imperialismus und Militarismus in China 1928-1936,Leipzig 1961.p.207.）
正如中德双方所期待的，实施双边易货贸易后，中德贸易直线上升。中国成了德国武器的主要买家，1936年占德国武器总出口的28.8%。德国装备品和军需物资大规模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以至于蒋介石的德国顾问们无力完成推销重型武器的重任。在合步楼条约的框架内，德国不仅仅是用武器换取原料，几乎垄断了中国的钨矿供应和出口，而且还规定向中国供应所有的工业设备。1936年，德国超过英国、法国和日本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注：William Kirby,Developmental Aid or Neo-Imperialism?German industry in China,1928-1937.In:Bernd Martin,Die deutsche Beraterschater in China1927-1938.Militaer-Wirtschaft-Aussenpolitik,Duesseldorf 1981,pp.201-215.）种种迹象表明，德国左右了当时中国的经济、军事和外交。
二、1936-1937：投机主义
德国在强化与中国关系的同时，也在紧锣密鼓地与日本拉关系。希特勒极力主张与日本人套近乎，但是由于德国传统政治精英们的反对，最后只能通过一种曲线方式小心翼翼地推进。约阿希姆·里宾特洛甫是希特勒的裁军问题特别代理和贴身外交政策顾问。自1935年起，里宾特洛甫便开始了锲而不舍的努力，8月份在日本海军那儿打开了缺口，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有机会订立一项把矛头对准共产主义的盟约。除日本之外，盟约本来还打算把英国、波兰和中国拉进来。日本这份反对共产主义的盟约毫无疑问是希特勒直接授意的，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德国在中国的位置不得不受到影响。11月27日，希特勒在与里宾特洛甫的谈话中对条约的草案表示赞同；12月7日，里宾特洛甫在希特勒的授意下禁止德国继续在中日之间调停。（注：Manfred Funke,Hitler Deutschland und die Maechte.Materialien zur Aussenpolitik des Dritten Reiches.Droste Verlag,Düsseldorf 1976.p.460.）在纳粹的政治鼓噪中，中国人是尚未完全开化的半野蛮人，而日本人则是秩序与和平的化身。（注：Die Technische Hochschule.Nr.9,1935.p.30.）大约1935年底，纳粹政府的远东政策开始向日本倾斜。但是由于日本国内出现骚动，德日盟约的最终签署不得不推迟了一年。然而，出于对日益上升的纳粹元首希特勒的投机主义，先前曾积极推进中德合作的德国国防军部部长柏龙白终于被纳粹分子开创的二元远东政策所俘虏，转而支持与日本就订立军事同盟问题进行谈判。而随着柏龙白的撤退，德国传统政治精英们经营多年的“中国院外集团”刹时呈溃败之势。
1936年，随着德国扩军备战行动的不断升级，对油脂的需求量急剧增加，于是把寻求油脂原料的目光投向中国盛产大豆的东北。4月30日，德国政府外汇局的代表与伪满代表在东京签署了《德满贸易协定》。通过这个协定，德国与日本在暗渡陈仓，实质上是间接地承认了“满洲国”，构成了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引起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强烈抗议。对此，德国却反复自我辩解，声称并不打算承认“满洲国”。
一、1933-1936：实用主义
1933年以前，德国远离列强在东亚的利益角逐，采取了一种低调的姿态。德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也仅局限于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1933年德苏关系破裂，德国国防军部不得不为德国的军火工业寻找新的原料供应地和销售市场，而地大物博的中国则成了德国国防军部的首选目标。于是，在德国军方的左右之下，德国开始了一种全新的中国政策。
1933年夏，已经退役的汉斯·冯·塞克特将军应邀访问中国。这位德国国防军的奠基者、魏玛共和国最著名的军人不仅是德国军方20年代对苏政策之父，而且奠定了该部1930年代对华政策的思想基础。正是得力于他的声望和经济关系，德国国防军部取代德国外交部执掌着德国对华政策，直到1936年底。在访问快结束时，塞克特在北京口授了一份致蒋介石的《陆军改革建议书》，于1933年6月30日呈送蒋介石。建议书不长，只有几页，却包含了德国对华政策要领。塞克特建议蒋介石遣散现有的臃肿军队，重新建立一支能作战的精干部队。出于对德国国防利益的考虑，塞克特特别强调了未来中国军队的装备。他建议委托欧洲的公司建设相应的武器工厂和弹药工厂。他还在报告中提到聘请德国军事顾问，并任命一个专门对蒋介石负责的总顾问。（注：Julius Epstein,Seeckt und Tschiang Kai-shek,in:WehrwissenschatlicheRundschau,3.Jg./1953.p.534-543.）由于德国扩充军备所急需的锰矿，特别是钨矿主要分布在湖南、江西和广东三省的交界处，经与德国国防军部多次磋商，并在德国外交部知情的情况下，塞克特一开始就积极支持开辟与陈济棠广东实力派的关系。他授意访华陪同普莱上校和他所熟悉的军火商汉斯·克兰一起，与广东政府就建立军事工业、派遣德国顾问和换取中国原料作为回报等进行了谈判。（注：Fritz Lindemann,Im Dienste Chinas,Pcking 1940.p.386.）7月中旬，塞克特离开南京返回德国的途中，取道广东，逗留了几天。期间，塞克特已经很清楚，他对德国国防军部广东项目的介入显然与他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背道而驰。所以，在这之后，他把广东项目的进展委托给了克兰和普莱，自己则致力于柏林与南京之间的合作。7月20日，克兰与两广当局签订了《中国农矿原料与德国工业品互换实施合同》（简称《中德交换货品合约》）。（注：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德外交密档（1927年—1947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60-465页。）但是，广东政府与南京中央政权的两相对峙这个政治不稳定因素，激起了德国驻华外交官们的反感，从而使物物交换计划初次受挫，不得不重做打算。因此，经德国国防军部许可，克兰于1934年在柏林成立了合步楼公司。（注：Akten zur deutschen Auswaertigen Politik（ADAP，《德国外交政策》，下同），Serie C,Bd.Ⅱ,Dok.Nr.262(16.Februar 1934).）
1934年5月再次访问中国时，塞克特与蒋介石在牯岭进行了建设性会谈，并取代佛采尔成了蒋介石的总顾问，希望在国民党的经济重建与德国的扩充军备之间牵线搭桥。为了集中精力中介德国的军火经济项目，同年6月，塞克特就把在蒋介石政府的军事事务委托给了他当初亲自从德国选拔来华的法肯豪森。在塞克特的精心安排下，1934年8月23日，克兰和孔祥熙签订了《中德易货合同》草案。根据草案，中国将用钨矿、锰矿和农产品等原料换取德国的工业产品，主要是军需品。9月8日，克兰又与广东方面签订了《防毒面具厂合约》。（注：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德外交密档（1927年—1947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68页。）
1934年，德国新一轮扩充军备计划开始启动，苦于原料紧缺、外汇不足，特别是用于炼钢淬火的必不可少的稀有金属钨矿，希特勒对在中德两国之间建立军火经济合作的兴趣越来越大。其实，早在1930年他就产生了类似的想法。他曾经引用海尔曼·克立拜尔上尉从中国发回的报道中的话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德国“依赖进口一切重要原料……以及出口我们的工业产品。”（注：Otto Strasser,Aufbau des Deutschen Sozialismus,Prag 1936.,p.132.）
希特勒1923年1月9日发动的兵变失败后，克立拜尔曾经和他在朗茨贝格监狱一起坐牢，两人因此建立了比较紧密的关系。1929至1930年间，克立拜尔任蒋介石政府军队重组的总顾问，后于1930年返回德国。1934年他再次回到中国，受希特勒特别任命就任德国驻上海总领事。（注：Hans-Adolf Jacobsen,Natinalsozialistische Aussenpolitik 1933-1938,Frankfurt/M.1968.p.26.）由于与蒋、希之间都有推心置腹的密切关系，克立拜尔的影响力有时甚至超过了德国当年驻华最高外交官陶德曼公使。
至于希特勒对1933-1934年间德国对华政策的态度，由于档案资料残缺，笔者不敢妄加评论。但是笔者认为，史学界长期以来对希特勒当时在东亚政策上对日本情有独钟的判断是不准确的。许多事实证明，希特勒执行了一种二元的东亚政策，亦即以结束外交孤立状态为目的的日本政策和以谋求德国扩充军备利益为目的的中国政策。1934年春任命克里拜尔为德国驻上海总领事这件事，就充分说明希特勒本人也积极参与了德国军方的对华政策。克兰在德国的代理人劳伊斯王子认为，希特勒非常关注德国国防军部的广东项目。劳伊斯还说克兰是“奉帝国国防部之命”在中国周旋。（注：Emil Hefferich,1932-1946-Tatsachen,Jever(Oldenburg)1969.p.107.）1934年春，“一个来自中国华南的军事代表团……受到了元首、帝国总理和帝国国防部的接待。”（注：ADAP C Ⅲ/2 Nr.476.）
从希特勒1933-1934年间对待承认“满洲国”问题的态度，就可以判断他在远东政策上是非常犹豫的。1934年2月初，德国新任驻日大使赫尔伯特·冯·狄克逊在致德国外交部的公函中引用了希特勒在他前往东京前的训示：扩大并深化德日关系，直到承认“满洲国”。（注：ADAP C Ⅱ/2 Nr.237.）然而，德国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以及与其他列强相比之下不利的外交状况，却使德国外交部坚决避免偏向中日任何一方，严守中立。为了弄清希特勒对承认“满洲国”问题的态度，德国外交部长牛赖特安排帝国总理府经济专员威廉·开普勒前往打听。后来，开普勒把关于觐见希特勒的结果以书面的形式通报给了牛赖特。希特勒在对开普勒的训示中声明，“这根本就不是个火烧眉毛的问题。”（注：ADAP C Ⅱ/2 Nr.236.）开普勒没有提到希特勒是否或如何解释他的这个决定。我们只能推测，希特勒认为还没有到最终在中日之间选择的时候。此后的几年，希特勒在这个问题上仍按兵不动，以便留下足够的空间进一步扩大和深入德中关系。1933-1934年间，德国鸦片贩子兼军火商斐迪南·海耶曾在伪满和日本之间积极活动，并取得了“德国临时代表”身份，试图与伪满政权达成《临时贸易协定》。但是，在德国外交部和国防部的强烈反对之下，希特勒没有应允海耶的计划，并于1935年2月4日免去了海耶的代表之职。希特勒的实用主义外交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不满。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发表非正式的声明（即所谓《天羽声明》），反对中国利用第三国对日本进行以夷制夷，声称对第三国向中国提供武器、派遣顾问等问题不会置之不理。无庸置疑，这份声明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德国的。但是，德国只是装糊涂，敷衍了事。事实证明，希特勒的外交策略使以军火经济合作和军事合作为核心的德中双边关系在1934-1937年得到了盛况空前的蓬勃发展。
1934年，德国外汇短缺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成了制约德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新上任的帝国经济部部长希亚尔马·沙赫特提出，德国今后应该只从购买德国商品的国家进口商品。（注：Hjalmar Schacht,76 Jahre meines Lebens,Bad Woerishofen 1953.p.403.,p.415.）克兰在中国推行的补偿贸易正好符合沙赫特的这一贸易方案。希特勒也对中德补偿贸易表示支持。1934年11月21日，塞克特在致德国驻北京公使馆的信函中提到，克兰11月16日告诉他说，牯岭合同“已经得到了帝国国防部和元首的认可。”（注：ADAP C Ⅲ/2 Nr.472.）
但是在对待克兰与广东方面的两份合同问题上，希特勒的态度却十分暖昧。1935年2月，塞克特在南京与德国驻华公使的“绝密谈话”中说，“没有得到元首对广东项目的明确首肯，而且没有指望”，建议暂缓。（注：ADAP C Ⅲ/2 Nr.493.）为此，德国外交部与帝国作战部（即1935年以前的德国国防军部）产生了严重分歧。5月13日，克里拜尔通过陶德曼和德国外交部致电希特勒。电函中，他迫切恳求希特勒迅速放弃所有的广东项目包括在广东的军事顾问，以便开展与南京之间的大宗贸易。克里拜尔认为，德国在广东的军事项目将导致南京方面解雇德国军事顾问的危险，而南京国民政府的德国顾问则是“德国武器和军火工业与南京国民政府做生意的前提”；帝国作战部对中国内部状况的把握显然是错误的，蒋介石在中国的地位很稳固，广东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对手。（注：Karl Mehner,Die Rolle deutscher Militaerberater als Interessenvertreter des deutschen Imperialismus und Militarismus in China 1928-1936,Leipzig 1961.p.177.）
直到今天，史学界也无法判断希特勒当时对克里拜尔进言的反应。但是从德国外交部1935年5月24日致德国驻华大使的指示可以看出，希特勒事先已经根据克里拜尔的意见作出了相应的决定。德国外交部部长办公厅主任迈耶向德国驻北京使馆发了一份由德国国防军部部队室主任莱谢芳、外交部长牛赖特和国务秘书毕楼共同签署的电报，令克兰火速起程前往拜见蒋介石，澄清所有问题，特别是与广东有关的问题。与蒋介石谈判的前提是，克兰必须把“他在广东的一切活动移往南京”，逐渐放弃广东计划，不再向广东提供任何武器。不管在广东已经建成了什么规模的工业设施，也应转向与蒋介石的合作。如果蒋介石不愿意在广东的德国顾问们继续逗留，则令他们回国。（注：Karl Mehner,Die Rolle deutscher Militaerberater als Interessenvertreter des deutschen Imperialismus und Militarismus in China 1928-1936,Leipzig 1961.p.178.）柏林这次的做法完全遵从了克里拜尔的意愿，终于为与南京国民政府顺利开展合作创造了必要条件。
在此期间，塞克特已经离任回国，与德国对华政策的决策者们进行了广泛交谈，希特勒的接见则是其中的最高点。接见时，牛赖特、沙赫特、开普勒和国防部长柏龙白在座。根据希特勒的副官豪斯巴赫记载，塞克特就自己在中国的情况做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报告，希特勒大加“赞赏”。（注：Friedrich Hossbach,Zwischen Wehrmacht und Hitler 1934-1938,Goettingen1965.p.18.）次日，塞克特对夫人说，他对整个接见过程的方方面面都很满意，他的论述得到了希特勒以及其他列席者的赞同。希特勒宣布，他将采纳塞克特的建议，把1935年5月已经升级为大使馆的德国驻北京使团迁往南京。他请塞克特立即发电报告诉蒋介石，他已经布置好了迁移事宜。他指示牛赖特马上吩咐外交部执行。（注：Hans Meier Welker,Seeckt,Frankfurt/M.1967.p.687.）希特勒采取这一姿态，显然是为了强调与南京国民政府之间的经济关系。
与此同时，克兰正在中国与孔祥熙就牯岭贸易合同的正式文本进行新一轮谈判，最终于1935年6月29日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同。10月12日，翁文灏电告柏龙白，中国将根据合同将第一批钨矿2000吨运往德国。（注：马振犊、戚如高：《友乎？敌乎？德国与中国抗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2页，第214页，第409页。）1936年1月，克兰返回柏林。1月16日，克兰就他与柏龙白、沙赫特和牛赖特等德国要员会谈的情况致函蒋介石等人，称“昨与敝国国防部长柏将军、经济部长沙赫博士及里宾特洛夫将军之谈话结果如次：克兰之工作，幸邀各人满意赞许。……今日柏龙白将军向敝国领袖报告一切，克兰与敝国领袖个人之谈话，订于下周内。”1月24日希特勒接见了克兰，柏龙白、沙赫特和牛赖特也在座。克兰汇报说，一个中国代表团不久之后将到达柏林，将就易货贸易的具体细节进行磋商。中国将主要向德国提供用于军火工业的钨矿等稀有金属矿以及油料作物。（注：关于克兰致函蒋介石的引文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德外交密档（1927年—1947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关于希特勒召见克兰的情况见ADAPCⅣ Nr.517）
2月23日，由中国驻柏林新任大使程天放率领的代表团抵达柏林，次日便拜访了塞克特。塞克特则把他分别引荐给柏龙白、希特勒和沙赫特。（注：Karl Mehner,Die Rolle deutscher Militaerberater als Interessenvertreter des deutschen Imperialismus und Militarismus inChina 1928-1936,Leipzig 1961.p.199.）代表团与德方围绕《中德易货合同》进行了谈判。4月8日，克兰出售合步楼，德国国防军部顺理成章地把它作为国有资产接管了。这一举措意味着希特勒把对华贸易上升到了国家级高度。就在同一天，中国政府代表顾振与德国经济部部长沙赫特签署了一份1亿德国马克的货款合同（亦即“合步楼合约”），双方还指定柏林的合步楼公司和南京的中央信托局为双方进行易货贸易的官方机构。而贷款资金不言而喻是德国国防军部的基金提供的。（注：Michael Geyer,Motive und Bedingungen einer aktiven Fernostpolitik des deutschen Militaers,in Bernd Martin:Die deutsche Beraterschater in China 1927-1938.Militaer-Wirtschaft-Aussenpolitik,Duesseldorf 1981.p.234,p.48.）向中国提供贷款的同时，合步楼合约宣布继承克兰与南京国民政府签订的《中德易货合同》。中国是德国扩充军备不可或缺的原料供应商，中国用德国提供的贷款购买开采钨矿所必需的机械设备。德国则通过进口原料逐步收回对中国的贷款。后来，德国计划用武器作为对中国的补偿贸易品，因为由于德国工业片面致力于扩军备战，武器便成了德国当时最重要的出口商品。
希特勒对发展中德双边易货贸易非常关心，从他5月13日致蒋介石的来函即可见一斑。他说：“中德两国之货物互换，实给予两国经济进展一莫大裨益，或蒙钧座异数关垂，谨为申谢。”（注：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德外交密档（1927年—1947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5月底，莱谢劳受柏龙白的委托前往中国正式批准合步楼合约。他在克兰的陪同下离开柏林前往中国。1936年7月5日，中德两国在南京宣布合步楼合约正式生效，构成了30年代中德关系的高潮。莱谢劳在中国访问的几个月间，终于说服蒋介石恢复1935年中断的两个广东项目。（注：指克兰与广东方面签订的《中德交换货品合约》及《防毒面具厂合约》。）1936年蒋介石镇压了两广事变，并接管了德国与广东方面的两个框架协议。（注：Karl Mehner,Die Rolle deutscher Militaerberater als Interessenvertreter des deutschen Imperialismus und Militarismus in China 1928-1936,Leipzig 1961.p.207.）
正如中德双方所期待的，实施双边易货贸易后，中德贸易直线上升。中国成了德国武器的主要买家，1936年占德国武器总出口的28.8%。德国装备品和军需物资大规模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以至于蒋介石的德国顾问们无力完成推销重型武器的重任。在合步楼条约的框架内，德国不仅仅是用武器换取原料，几乎垄断了中国的钨矿供应和出口，而且还规定向中国供应所有的工业设备。1936年，德国超过英国、法国和日本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注：William Kirby,Developmental Aid or Neo-Imperialism?German industry in China,1928-1937.In:Bernd Martin,Die deutsche Beraterschater in China1927-1938.Militaer-Wirtschaft-Aussenpolitik,Duesseldorf 1981,pp.201-215.）种种迹象表明，德国左右了当时中国的经济、军事和外交。
二、1936-1937：投机主义
德国在强化与中国关系的同时，也在紧锣密鼓地与日本拉关系。希特勒极力主张与日本人套近乎，但是由于德国传统政治精英们的反对，最后只能通过一种曲线方式小心翼翼地推进。约阿希姆·里宾特洛甫是希特勒的裁军问题特别代理和贴身外交政策顾问。自1935年起，里宾特洛甫便开始了锲而不舍的努力，8月份在日本海军那儿打开了缺口，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有机会订立一项把矛头对准共产主义的盟约。除日本之外，盟约本来还打算把英国、波兰和中国拉进来。日本这份反对共产主义的盟约毫无疑问是希特勒直接授意的，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德国在中国的位置不得不受到影响。11月27日，希特勒在与里宾特洛甫的谈话中对条约的草案表示赞同；12月7日，里宾特洛甫在希特勒的授意下禁止德国继续在中日之间调停。（注：Manfred Funke,Hitler Deutschland und die Maechte.Materialien zur Aussenpolitik des Dritten Reiches.Droste Verlag,Düsseldorf 1976.p.460.）在纳粹的政治鼓噪中，中国人是尚未完全开化的半野蛮人，而日本人则是秩序与和平的化身。（注：Die Technische Hochschule.Nr.9,1935.p.30.）大约1935年底，纳粹政府的远东政策开始向日本倾斜。但是由于日本国内出现骚动，德日盟约的最终签署不得不推迟了一年。然而，出于对日益上升的纳粹元首希特勒的投机主义，先前曾积极推进中德合作的德国国防军部部长柏龙白终于被纳粹分子开创的二元远东政策所俘虏，转而支持与日本就订立军事同盟问题进行谈判。而随着柏龙白的撤退，德国传统政治精英们经营多年的“中国院外集团”刹时呈溃败之势。
1936年，随着德国扩军备战行动的不断升级，对油脂的需求量急剧增加，于是把寻求油脂原料的目光投向中国盛产大豆的东北。4月30日，德国政府外汇局的代表与伪满代表在东京签署了《德满贸易协定》。通过这个协定，德国与日本在暗渡陈仓，实质上是间接地承认了“满洲国”，构成了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引起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强烈抗议。对此，德国却反复自我辩解，声称并不打算承认“满洲国”。
1936年7月18日，西班牙内战爆发，这使希特勒越发渴望提高日本的地位。1936年11月25日德国与日本签订了《日德防共协定》（又称《反共产国际协定》）。这份协定名义上是反对共产国际的思想同盟，实际上却是法西斯轴心国之间的政治同盟。其矛头除了直指苏联之外，还包括中国、英国和美国。德日两国通过这个协定相互利用、相互牵制。
面临中日之间日益升级的冲突，中国方面也在积极加强与德国的关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在访问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之后，于1937年6月中旬访问德国。孔祥熙在柏林进行了一系列的官方会谈，指出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在中国产生的负面影响。德国官方则努力淡化德日两国对《反共产国际协定》的舆论鼓噪，反复宣称在东亚的一切行为都不带丝毫的政治目的。6月13日，孔祥熙在上萨尔斯堡受到了希特勒的接见。会谈中，希特勒首次就德国的对华政策进行了相应的解释。希特勒首先强调了德国目前在远东的经济利益，认为，如果说德国在政治上也在远东表现得活跃的话，那么只是为了反对扩散布尔什维克主义。希特勒这种解释显然降低了德日反共产国际的思想高度，因而不能令人信服。希特勒还表示要调解，德国提出不仅在巴尔干而且要在远东调停中日关系。（注：关于德方就德日反共协定对华影响的开脱请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德外交密档（1927年—1947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0-52页；另见Nieh,Yu-shi,Die Entwicklung des chinesisch-japanischen Konfliktes in Nordchina und die Deutschen Vermittlungs-bemuerhungen 1937-38.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uer Asienkunde 33.Hamburg 1970.p.139.）
孔祥熙访德期间，中日战争爆发。孔声明中国仍随时准备与德国进行毫无保留的合作。但是德国与中国的敌人日本签订的协定已成事实，覆水难收，于是，德国便建议中国也加盟《反共产国际协定》。七七事变发生后，中日冲突的性质已经演变为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这就迫使德国像其他西方列强一样，在中国和日本之间作出旗帜鲜明的抉择。但是由于考虑到与战争双方都保持着良好关系，德国纳粹政府的决定却一拖再拖。希特勒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而戈林则顾及威廉帝国在中国奠定的经济地位。日本通过外交途径要求德国撤回顾问团，因为此时的顾问团正在法肯豪森领导下协助中国进行抗日战争。但是日本人关于撤回顾问团的要求却被柏林轻蔑地搁置一边。德国政界及军界人士反复向日本人指出，日本在中国的战争不属于反共产国际协定框架所指的反共产主义斗争。（注：ADAP D I Nr.513,Nr.583,Nr.597,Nr.478.,Nr.519,Nr.526.）1937年8月16日，希特勒在与牛赖特及柏龙白的谈话中指示，“坚持联日，但是在中日当时的争端中，德国必须保持中立”。关于德国继续向中国供应军火问题，他明确表示：“至于在与中国的合约的基础上的供应问题，只要中国用外汇或者相应的原料支付，就应该继续下去，当然必须做好外表的伪装。但要尽可能不再接收中国关于军需物资的其他定单。”（注：ADAP D I Nr.513,Nr.583,Nr.597,Nr.478.,Nr.519,Nr.526.）可见出于对与中国之间有利可图的贸易关系的考虑，希特勒采取了中立、实用的观望主义政治和外交策略。这样，根据合步楼合同规定的战争物资仍按部就班地运往中国，以保证能毫无障碍地从中国获取钨矿。希特勒根本不想主动放弃通过合步楼合约得到保证的原料和节约的外汇。（注：Theo Sommer,Deutschland und Japan zwischen den Maechten 1935-1940,Tuebingen1962.p.63.）事实说明，希特勒作出的上述决定对1938年5月以前的德中武器贸易具有绝对的权威性。虽然里宾特洛甫于1937年终于促使希特勒不得不说“与中国断交”，（注：Theo Sommer,Deutschland und Japan zwischen den Maechten 1935-1940,Tuebingen1962.p.65.）但是希特勒在此后的几个月内还是坚持既有的德国对华政策。
1937年8月1日，中国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友好条约，纳粹政府中的反共产国际分子抓到了反华新证据，并使希特勒在中国问题上的态度逐渐发生了转变。
德国驻英国大使里宾特洛甫一直没能使英国顺从德国向远东扩张的设想，因此试图利用东亚狼烟四起的机会，把希特勒授意的笼络英国政策转为反对英国政策。在里宾特洛甫的暗中撮合下，意大利于1937年11月3日加入了反共产协定。毫无疑问，意大利的加盟增强了反共产协定中反对英国的力量。意大利本来是三国同盟中最弱的成员，应日本方面的要求，立即停止了对中国的所有援助，在中日争端问题上采取的是把矛头指向西方的外交态度。1937年10月中旬，希特勒受里宾特洛甫的影响，已经决定改变德国的远东政策。11月初，柏龙白建议希特勒继续执行现有的德国对华政策时，希特勒指示说，德国作战部应该注意“摆脱亲善中国的名声”。（注：ADAP D I Nr.513,Nr.583,Nr.597,Nr.478.,Nr.519,Nr.526.）希特勒这一指示标志着希特勒对德国作战部亲华政策的初步疏远，但是还没有形成具体的意见。戈林对希特勒的指示心领神会，马上宣布向中国禁运军用物资，吞并了德国四年计划的职能部门、一直属于帝国国防军部的合步楼公司，以进一步加强国家监督。向中国禁运军用物资引起了德国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主要针对传统政治精英们的亲华态度。柏龙白想利用里宾特洛甫远在伦敦的机会，一方面结束关于撤回顾问团的争议，另一方面恢复对中国的军需供应。（注：Michael Geyer,Motive und Bedingungen einer aktiven Fernostpolitik des deutschen Militaers,in Bernd Martin:Die deutsche Beraterschater in China 1927-1938.Militaer-Wirtschaft-Aussenpolitik,Duesseldorf 1981.p.234,p.48.）但是中日双方都希望德国能出面调停，所以，德国最终还是不得不重申中立政策。于是，德国在中日之间充当了一个“信使”的角色。
不过，希特勒对德国外交部在中日之间进行调停（1937年11月初——1938年1月中旬）的结果还是很感兴趣的。1937年11月底，希特勒再次拒绝承认“满洲国”就证明了这一点。11月24日，意大利驻德大使阿托利可在向德国外交部连续几次动议失败的情况下，遂向希特勒求助。阿托利可探问“德国是否根据日本的愿望已经做好了承认满洲国的准备”，却没有得到希特勒的果断答复。几天之后，希特勒才委托牛赖特通知阿托利可：“我们原则上已经做好了承认满洲国的准备，但是具体时间必须保密……当然，我们没有理由反对意大利为了回报日本承认罗马帝国而理所当然地承认满洲国。”（注：ADAP D I Nr.513,Nr.583,Nr.597,Nr.478.,Nr.519,Nr.526.）
由此可见，1934年2月以来，希特勒的对华态度始终是一致的。他一直坚信，他极力奉行的列强政策，旨在中、东欧进行扩张，包括将来可能发生的边境战争，这些必须选择侵略性的日本，在这一点上，相对被动落后的中国是无法替代的。但是，他手里的这张中国牌打得太长了，主要是因为考虑到德中关系对德国军火经济举足轻重的影响。
三、1938-1941：军国主义
德国调停中日战事是德国外交部以及德国远东政策的最后一次重要行动，具体细节，前人已经作了详细和深入的研究，在此恕不赘述。事实表明，德国调停是失败的，也标志着希特勒在远东外交上的惨败。最迟从1937年起，希特勒对与英国结盟问题就不想再等下去了。他想在没有英国支持的情况下，必要的话把英国也作为被扩张对象来实施他的扩张计划。尽管如此，希特勒还是流露出很想与英国结盟的心理。希特勒在远东政策中对日本的态度与他对英国的这种矛盾心理如出一辙。
1938年1月26日日本发表政府声明，终止与蒋介石的谈判，德国的调停努力正式结束。这时，希特勒不得不在中日之间作出抉择了。中国虽然是德国重要的互补型经济伙伴，但是中国却不能像希特勒所希望的那样，对德国的领土扩张助一臂之力。德国在重整军备和重振军火经济之下暗藏着扩张野心，这就需要一个在其领土扩张中同样能叱咤风云的强大合作伙伴，以便击退西方列强对德国的干涉。1937年11月底，经济部长沙赫特退职就已经标志着德国开始转向掠夺战争的狂途。1938年2月4日，外交部长牛赖特、国防部长柏龙白以及德国陆军总司令弗里采三人同时被迫辞职，虽然与他们推崇的亲华远东政策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却是希特勒重新调整远东政策不可缺少的前提。实际上，希特勒早就想除掉他们这几个绊脚石了。
当天，一直带有弃华联日情结的里宾特洛甫于2月4日接管德国外交部。当希特勒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里宾特洛甫最迟在1937年已经毫不犹豫地把赌注压在了日本上。里宾特洛甫的亲日情结使他对远东力量对比的正确估计视而不见。他过高估计了日本在中国的侵略军，同时也低估了中国的抗御能力。他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首先看成是德国反对英国和美国在外交上的解脱，认为德国远东政策事实上是德国与西方列强之间进行较量的一种有力手段。在1938年1月2日致希特勒的报告中，里宾特洛甫已经点明了这一点。英国已经面临柏林—罗马—东京大三角的威胁。因此，英国会不惜一切地“与意大利和日本建立友好关系，哪怕是付出高昂代价，也就是说挤兑德国。”（注：ADAP D I Nr.513,Nr.583,Nr.597,Nr.478.,Nr.519,Nr.526.）他认为，无论是承认“满洲国”，还是持续多年的对华政策的解体，都是德国为与英国争夺日本而向日本付出的沉重代价。柏龙白被迫辞职之后，新上任的陆军总司令布劳西奇则是因为“贿选”而产生的。因此，根本就不可能指望外交部的里宾特洛甫和德国国防军部的布劳西奇对纳粹的冒险主义外交政策提出异议，更谈不上去反对把德国的东亚政策从中国转向日本。新成立的德国国防军总司令部的总司令凯特勒走马上任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听凭里宾特洛甫召回被日本人喋喋不休了很久的德国在华顾问团。2月17日，希特勒便作出了承认“满洲国”的决定。由于希特勒的纳粹思想路线影响以及里宾特洛甫在外交政策上的错误估计，德国的东亚政策从中国倒向了日本。希特勒希望德国现在明确地站在日本一边，同时把德国持续多年的对华政策划上了句号。随后的几个月，希特勒疏远了一直被视为自己心腹的莱谢劳和克里拜尔。赖、克两人在德国远东政策上奉行的亲华主张在希特勒面前彻底失宠了。在1938年2月20日帝国议会的讲话中，希特勒正式宣布准备承认“满洲国”，盛赞日本对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对自己的亚洲盟友表示敬意和安慰，并借此机会详细论述了德国的远东政策。在谈到德国的对日政策时，他说，“日本在东亚的失败绝对不会对欧洲或者美国有利，而惟独苏联会渔翁得利。我不认为中国在思想上和物质上有足够的能力经受得住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冲击。”另一方面，他认为德国对中国的“关系一贯是友好的”。他强调说“最初的时候，我们的确是这出戏的中立的看客”，“我们过去是，现在还是希望这两个东亚大国之间能够重新出现安定乃至和平”。希特勒企图用这些冠冕堂皇的言辞混淆国际视听，尽可能降低德国因为选择日本而对德中关系产生的负面影响。（注：Dokumente der Deutschen Politik.Bd.6/Teil 1.Grossdeutschland 1938,Berlin 1939.p.42.）希特勒以这种圆滑的外交态度，一方面不赞成马上召回在华顾问团，另一方面却给里宾特洛甫保留了随时召回顾问团的优先权，以利在外交上认为有利的时候作为对付西方列强的重要筹码。里宾特洛甫估计，倘若撤消德国在华利益，那么同样与西方列强矛盾重重的日本则将与德国打得更火热，因而可以进一步推进柏林—东京—罗马世界政治大三角与英—美联合抗衡。
为此，里宾特洛甫忙得不亦乐乎。2月21日，他电告陶德曼，德国将根据希特勒的讲话精神正式承认“满洲国”。因此，应避免“在德中关系方面产生消极的后果”。他引用了希特勒的讲话并希望“中国方面会重视我们在这次（中日）冲突中的一贯表现……中国方面不应对我们对中国的友好行为失去理智。”（注：Joachim Peck,Kolonialismus ohne Kolonien,der deutschen Imperialismus und China 1937,Studien zur Kolonialgeschichte und der Geschichte der nationalen und kolonialen Befreiungsbewegung,Akademie-Verlag Berlin 1961.p.129.）尽管里宾特洛甫努力想抚慰中国，但是中国还是坚信德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只是考虑到自己当时在外交上的持续孤立状态，中国才不得不继续倚重与德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期望德国能在中日冲突问题上助中国一臂之力。4月22日，德国外交部奉希特勒之命作出关于召回德国在华顾问团的指示。这一决定并非主要因为日本人的干涉，而是因为狄克逊在柏林逗留期间的游说。早在1933年底，德国驻东京大使狄克逊就积极怂恿希特勒在对中、日两国问题上采取亲日政策，并不止一次地建议召回顾问团。另外，希特勒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与前一天发布的关于做好突袭捷克准备的命令有关。同样，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所追求的关于苏台德地区危机在外交上的升级，也与召回德国顾问的努力有关，大大促进了德国与日、意两国的紧密联合。（注：Wilhelm Deist,Die Aufruestung der Wehrmacht,In:Ursachen und Voraussetzungen der deutschen Kriegspolitik,Stuttgart 1979.p.623.）1938年5月3日至10日，希特勒对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虽然在舆论上美化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两个独裁者之间的紧密团结，但是却没有带来里宾特洛甫所预期的效果——缔结德意军事互助协定。于是里宾特洛甫继续致力于转轨中的亚洲政策，导致德国再次加快了争取日本盟友的步伐。5月13日，他致电陶德曼，命令法肯豪森率顾问团“刻不容缓”地“火速”返回德国。“若发生拒抗命令的个别情况”，“相关军官则将被执行严肃处理”。（注：ADAP D I Nr.513,Nr.583,Nr.597,Nr.478.,Nr.519,Nr.526.）
5月28日，在希特勒宣布承认“满洲国”3个多月后，德国终于正式承认“满洲国”。1938年5月30日，希特勒发布了“绿色指示”，他在这份“不容更改的决定”中宣称，将用暴力摧毁捷克斯洛伐克。此时的里宾特洛甫正忙于向拒召回国的德国在华顾问团下最后通牒，并使尽浑身解数经营他所寄予厚望的与日意两国之间的联盟。6月20日，他再次致电陶德曼，声称将对顾问团中的滞留不归者处以取消德国国籍和没收全部财产的惩罚。（注：ADAP D I Nr.513,Nr.583,Nr.597,Nr.478.,Nr.519,Nr.526.）此外，他还威胁蒋介石要召回大使陶德曼（6月13日），甚至最终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6月20日）。（注：Ostasiatische Rundschau,Nr.14 vom 16.7.1938.19.Jg./1938,p.339.）6月24日，里宾特洛甫又指示陶德曼离开中国返回德国。（注：马振犊、戚如高：《友乎？敌乎？德国与中国抗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2页，第214页，第409页。）
为了一个子乌虚有的联盟，德国牺牲了在华利益，却又没有得到日本相应的回报——使日本人在联盟问题上兑现相应的让步。日本人的军事联盟方案一直只不过局限于把苏联当着日德两国共同的敌人，特别是在日本与苏联陷入边境争端的1938年。无论是日本还是意大利都无意缔结一个把矛头指向西方列强和苏联的征服世界的联盟。德国在政治上从中国转向日本，操之过急地付出了沉重代价，既没有讨到日本的欢心，也没有吓住英国，真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
尽管1938年德国政府曾经出台过对中国实行军需物资全面禁运的禁令，包括合步楼合约在内，但是德国的武器还是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运到了中国，在1939年甚至还得到了法国方面的积极协助。1938年，尽管德国在外交上背弃中国倒向了日本，德国从中国进口钨矿的总量近9000吨，达到了历史最高点。1938年10月，作为国有资产的合步楼转归德国经济部，换成德国经济与监察协会的形式继续存在。直到1940年，中国仍然是德国钨矿最大的供应商。（注：Ludwig Werner,HAPRO-Daten,Frankfurt/M1967.p.124.）
失去中国这个经济伙伴之后，德国根本没有达到联合日本压倒其他列强的经济优势。德国调整后的外交政策进一步向日本关于建立自给自足的“大东亚经济共同圈”的构想妥协。至于日本的这些构想，希特勒早在大战爆发前就已经承认了其合法性。1938年2月，他在一次帝国议会上的讲话中说，他想在德国和日本之间明确划分势力范围。（注：Ferner Hitler zu Oshima am 24.10.1939,in:Andreas Hillgruber,Staatsmaenner und Diplomaten bei Hitler 1939-1941,p.59.）大战期间，希特勒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1941年3月5日，他在“关于与日本的合作”的指示中明确表示，德国在远东“既没有政治兴趣，也没有军事兴趣或者经济兴趣。”（注：Walter Hubatsch,Hitlers Weisung fuer die Kriegsfuehrung 1939-1945,Frankfurt/M.1962.p.103.）1942年4月20日，与德国外交部的意思相左，希特勒指出，德国的公司企业不应该还停留在东亚，而应该把眼光投向德国未来的殖民地——地大物博的苏联；大战爆发后，德国更应肃清在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经济和贸易利益。（注：Bernd Martin,Deutschland und Japan im Zweiten Weltkrieg,Goettingen 1969.p.167）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署了《德日意军事同盟条约》。11月7日，日本让里宾特洛甫敦促蒋介石向日本让步，并以德意日三国承认汪伪政权相威胁。但是，蒋介石首先要求所有侵华日军无条件撤离中国。1940年11月30日，美国宣布向蒋介石政府提供1亿美元。当日，日本承认汪伪政府。
尽管远东阵线因此而日趋明朗，德国对蒋介石政府的影响力也失去了基础，但是德国在承认汪伪政权问题上却仍然很克制。一方面是因为“（德国）经济界以及柏林亲华军事要员们的抗议”，另一方面是因为德国当时还在转道苏联从中国进口钨矿。（注：Theo Sommer,Deutschland und Japan zwischen den Maechten 1935-1940,Tuebingen1962.p.75.）在德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莫洛托夫1940年11月12至13日访问德国。希特勒向莫洛托夫说明了中国在大陆封锁计划中的未来价值。他试图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表示德国在亚洲没有殖民兴趣，成全日本“在亚洲可以想象的殖民空间。”“倘若中国也被觉醒民族的魅力所迷惑，那么面临生息在那儿的众多人口，任何一个殖民努力都会立刻被宣判失败”。（注：Unterredung Hitler-Molotow am 12.-13.11.1940,in Andreas Hillgruber,Staatsmaenner und Diplomaten bei Hitler 1939-1941.p.298.）在与莫洛托夫11月13日的会谈中，希特勒提到“由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德国、苏联和日本组成的世界利益大联合……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一个由所有愿意摆脱不列颠遗产的国家组成的、从北非到东亚的利益集团”。（注：Unterredung Hitler-Molotow am 12.-13.11.1940,in Andreas Hillgruber,Staatsmaenner und Diplomaten bei Hitler 1939-1941.p.314.）希特勒在此没有提到中国。他把中国看作是一个潜在的独立力量因素，而不是大陆封锁框架内的可能性盟友。
但是希特勒关于德国向苏联宣战的决定使里宾特洛甫的欧亚大陆封锁计划彻底破灭。这可能与里宾特洛甫1941年春改变他对承认汪伪政权问题的态度有关。在征得希特勒的同意并与意大利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日本宣布三国决定于7月1日承认汪精卫政府。承认汪精卫是德国在东亚打出的最后一张王牌。德国外交次长魏茨泽克在6月30日致德国驻外国使团的通报中说，德国外交部打算“承认汪精卫的同时不自动中断与重庆政府的关系”。（注：ADAP D ⅩⅢ/1.Nr.47.）魏茨泽克这么做的目的却欲盖弥彰，试图把中德关系已经断裂这一既成事实的责任推卸给重庆政府。7月3日，陈介向魏茨泽克宣布断绝中德关系。（注：ADAP D ⅩⅢ/1.Nr.68.）继日本偷袭珍珠港后，重庆政府于1941年12月9日对德宣战，并以此表明把中国归入盟军的作战联盟。至此，中德日三角外交已不复存在。
面临中日之间日益升级的冲突，中国方面也在积极加强与德国的关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在访问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之后，于1937年6月中旬访问德国。孔祥熙在柏林进行了一系列的官方会谈，指出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在中国产生的负面影响。德国官方则努力淡化德日两国对《反共产国际协定》的舆论鼓噪，反复宣称在东亚的一切行为都不带丝毫的政治目的。6月13日，孔祥熙在上萨尔斯堡受到了希特勒的接见。会谈中，希特勒首次就德国的对华政策进行了相应的解释。希特勒首先强调了德国目前在远东的经济利益，认为，如果说德国在政治上也在远东表现得活跃的话，那么只是为了反对扩散布尔什维克主义。希特勒这种解释显然降低了德日反共产国际的思想高度，因而不能令人信服。希特勒还表示要调解，德国提出不仅在巴尔干而且要在远东调停中日关系。（注：关于德方就德日反共协定对华影响的开脱请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德外交密档（1927年—1947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0-52页；另见Nieh,Yu-shi,Die Entwicklung des chinesisch-japanischen Konfliktes in Nordchina und die Deutschen Vermittlungs-bemuerhungen 1937-38.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uer Asienkunde 33.Hamburg 1970.p.139.）
孔祥熙访德期间，中日战争爆发。孔声明中国仍随时准备与德国进行毫无保留的合作。但是德国与中国的敌人日本签订的协定已成事实，覆水难收，于是，德国便建议中国也加盟《反共产国际协定》。七七事变发生后，中日冲突的性质已经演变为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这就迫使德国像其他西方列强一样，在中国和日本之间作出旗帜鲜明的抉择。但是由于考虑到与战争双方都保持着良好关系，德国纳粹政府的决定却一拖再拖。希特勒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而戈林则顾及威廉帝国在中国奠定的经济地位。日本通过外交途径要求德国撤回顾问团，因为此时的顾问团正在法肯豪森领导下协助中国进行抗日战争。但是日本人关于撤回顾问团的要求却被柏林轻蔑地搁置一边。德国政界及军界人士反复向日本人指出，日本在中国的战争不属于反共产国际协定框架所指的反共产主义斗争。（注：ADAP D I Nr.513,Nr.583,Nr.597,Nr.478.,Nr.519,Nr.526.）1937年8月16日，希特勒在与牛赖特及柏龙白的谈话中指示，“坚持联日，但是在中日当时的争端中，德国必须保持中立”。关于德国继续向中国供应军火问题，他明确表示：“至于在与中国的合约的基础上的供应问题，只要中国用外汇或者相应的原料支付，就应该继续下去，当然必须做好外表的伪装。但要尽可能不再接收中国关于军需物资的其他定单。”（注：ADAP D I Nr.513,Nr.583,Nr.597,Nr.478.,Nr.519,Nr.526.）可见出于对与中国之间有利可图的贸易关系的考虑，希特勒采取了中立、实用的观望主义政治和外交策略。这样，根据合步楼合同规定的战争物资仍按部就班地运往中国，以保证能毫无障碍地从中国获取钨矿。希特勒根本不想主动放弃通过合步楼合约得到保证的原料和节约的外汇。（注：Theo Sommer,Deutschland und Japan zwischen den Maechten 1935-1940,Tuebingen1962.p.63.）事实说明，希特勒作出的上述决定对1938年5月以前的德中武器贸易具有绝对的权威性。虽然里宾特洛甫于1937年终于促使希特勒不得不说“与中国断交”，（注：Theo Sommer,Deutschland und Japan zwischen den Maechten 1935-1940,Tuebingen1962.p.65.）但是希特勒在此后的几个月内还是坚持既有的德国对华政策。
1937年8月1日，中国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友好条约，纳粹政府中的反共产国际分子抓到了反华新证据，并使希特勒在中国问题上的态度逐渐发生了转变。
德国驻英国大使里宾特洛甫一直没能使英国顺从德国向远东扩张的设想，因此试图利用东亚狼烟四起的机会，把希特勒授意的笼络英国政策转为反对英国政策。在里宾特洛甫的暗中撮合下，意大利于1937年11月3日加入了反共产协定。毫无疑问，意大利的加盟增强了反共产协定中反对英国的力量。意大利本来是三国同盟中最弱的成员，应日本方面的要求，立即停止了对中国的所有援助，在中日争端问题上采取的是把矛头指向西方的外交态度。1937年10月中旬，希特勒受里宾特洛甫的影响，已经决定改变德国的远东政策。11月初，柏龙白建议希特勒继续执行现有的德国对华政策时，希特勒指示说，德国作战部应该注意“摆脱亲善中国的名声”。（注：ADAP D I Nr.513,Nr.583,Nr.597,Nr.478.,Nr.519,Nr.526.）希特勒这一指示标志着希特勒对德国作战部亲华政策的初步疏远，但是还没有形成具体的意见。戈林对希特勒的指示心领神会，马上宣布向中国禁运军用物资，吞并了德国四年计划的职能部门、一直属于帝国国防军部的合步楼公司，以进一步加强国家监督。向中国禁运军用物资引起了德国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主要针对传统政治精英们的亲华态度。柏龙白想利用里宾特洛甫远在伦敦的机会，一方面结束关于撤回顾问团的争议，另一方面恢复对中国的军需供应。（注：Michael Geyer,Motive und Bedingungen einer aktiven Fernostpolitik des deutschen Militaers,in Bernd Martin:Die deutsche Beraterschater in China 1927-1938.Militaer-Wirtschaft-Aussenpolitik,Duesseldorf 1981.p.234,p.48.）但是中日双方都希望德国能出面调停，所以，德国最终还是不得不重申中立政策。于是，德国在中日之间充当了一个“信使”的角色。
不过，希特勒对德国外交部在中日之间进行调停（1937年11月初——1938年1月中旬）的结果还是很感兴趣的。1937年11月底，希特勒再次拒绝承认“满洲国”就证明了这一点。11月24日，意大利驻德大使阿托利可在向德国外交部连续几次动议失败的情况下，遂向希特勒求助。阿托利可探问“德国是否根据日本的愿望已经做好了承认满洲国的准备”，却没有得到希特勒的果断答复。几天之后，希特勒才委托牛赖特通知阿托利可：“我们原则上已经做好了承认满洲国的准备，但是具体时间必须保密……当然，我们没有理由反对意大利为了回报日本承认罗马帝国而理所当然地承认满洲国。”（注：ADAP D I Nr.513,Nr.583,Nr.597,Nr.478.,Nr.519,Nr.526.）
由此可见，1934年2月以来，希特勒的对华态度始终是一致的。他一直坚信，他极力奉行的列强政策，旨在中、东欧进行扩张，包括将来可能发生的边境战争，这些必须选择侵略性的日本，在这一点上，相对被动落后的中国是无法替代的。但是，他手里的这张中国牌打得太长了，主要是因为考虑到德中关系对德国军火经济举足轻重的影响。
三、1938-1941：军国主义
德国调停中日战事是德国外交部以及德国远东政策的最后一次重要行动，具体细节，前人已经作了详细和深入的研究，在此恕不赘述。事实表明，德国调停是失败的，也标志着希特勒在远东外交上的惨败。最迟从1937年起，希特勒对与英国结盟问题就不想再等下去了。他想在没有英国支持的情况下，必要的话把英国也作为被扩张对象来实施他的扩张计划。尽管如此，希特勒还是流露出很想与英国结盟的心理。希特勒在远东政策中对日本的态度与他对英国的这种矛盾心理如出一辙。
1938年1月26日日本发表政府声明，终止与蒋介石的谈判，德国的调停努力正式结束。这时，希特勒不得不在中日之间作出抉择了。中国虽然是德国重要的互补型经济伙伴，但是中国却不能像希特勒所希望的那样，对德国的领土扩张助一臂之力。德国在重整军备和重振军火经济之下暗藏着扩张野心，这就需要一个在其领土扩张中同样能叱咤风云的强大合作伙伴，以便击退西方列强对德国的干涉。1937年11月底，经济部长沙赫特退职就已经标志着德国开始转向掠夺战争的狂途。1938年2月4日，外交部长牛赖特、国防部长柏龙白以及德国陆军总司令弗里采三人同时被迫辞职，虽然与他们推崇的亲华远东政策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却是希特勒重新调整远东政策不可缺少的前提。实际上，希特勒早就想除掉他们这几个绊脚石了。
当天，一直带有弃华联日情结的里宾特洛甫于2月4日接管德国外交部。当希特勒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里宾特洛甫最迟在1937年已经毫不犹豫地把赌注压在了日本上。里宾特洛甫的亲日情结使他对远东力量对比的正确估计视而不见。他过高估计了日本在中国的侵略军，同时也低估了中国的抗御能力。他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首先看成是德国反对英国和美国在外交上的解脱，认为德国远东政策事实上是德国与西方列强之间进行较量的一种有力手段。在1938年1月2日致希特勒的报告中，里宾特洛甫已经点明了这一点。英国已经面临柏林—罗马—东京大三角的威胁。因此，英国会不惜一切地“与意大利和日本建立友好关系，哪怕是付出高昂代价，也就是说挤兑德国。”（注：ADAP D I Nr.513,Nr.583,Nr.597,Nr.478.,Nr.519,Nr.526.）他认为，无论是承认“满洲国”，还是持续多年的对华政策的解体，都是德国为与英国争夺日本而向日本付出的沉重代价。柏龙白被迫辞职之后，新上任的陆军总司令布劳西奇则是因为“贿选”而产生的。因此，根本就不可能指望外交部的里宾特洛甫和德国国防军部的布劳西奇对纳粹的冒险主义外交政策提出异议，更谈不上去反对把德国的东亚政策从中国转向日本。新成立的德国国防军总司令部的总司令凯特勒走马上任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听凭里宾特洛甫召回被日本人喋喋不休了很久的德国在华顾问团。2月17日，希特勒便作出了承认“满洲国”的决定。由于希特勒的纳粹思想路线影响以及里宾特洛甫在外交政策上的错误估计，德国的东亚政策从中国倒向了日本。希特勒希望德国现在明确地站在日本一边，同时把德国持续多年的对华政策划上了句号。随后的几个月，希特勒疏远了一直被视为自己心腹的莱谢劳和克里拜尔。赖、克两人在德国远东政策上奉行的亲华主张在希特勒面前彻底失宠了。在1938年2月20日帝国议会的讲话中，希特勒正式宣布准备承认“满洲国”，盛赞日本对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对自己的亚洲盟友表示敬意和安慰，并借此机会详细论述了德国的远东政策。在谈到德国的对日政策时，他说，“日本在东亚的失败绝对不会对欧洲或者美国有利，而惟独苏联会渔翁得利。我不认为中国在思想上和物质上有足够的能力经受得住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冲击。”另一方面，他认为德国对中国的“关系一贯是友好的”。他强调说“最初的时候，我们的确是这出戏的中立的看客”，“我们过去是，现在还是希望这两个东亚大国之间能够重新出现安定乃至和平”。希特勒企图用这些冠冕堂皇的言辞混淆国际视听，尽可能降低德国因为选择日本而对德中关系产生的负面影响。（注：Dokumente der Deutschen Politik.Bd.6/Teil 1.Grossdeutschland 1938,Berlin 1939.p.42.）希特勒以这种圆滑的外交态度，一方面不赞成马上召回在华顾问团，另一方面却给里宾特洛甫保留了随时召回顾问团的优先权，以利在外交上认为有利的时候作为对付西方列强的重要筹码。里宾特洛甫估计，倘若撤消德国在华利益，那么同样与西方列强矛盾重重的日本则将与德国打得更火热，因而可以进一步推进柏林—东京—罗马世界政治大三角与英—美联合抗衡。
为此，里宾特洛甫忙得不亦乐乎。2月21日，他电告陶德曼，德国将根据希特勒的讲话精神正式承认“满洲国”。因此，应避免“在德中关系方面产生消极的后果”。他引用了希特勒的讲话并希望“中国方面会重视我们在这次（中日）冲突中的一贯表现……中国方面不应对我们对中国的友好行为失去理智。”（注：Joachim Peck,Kolonialismus ohne Kolonien,der deutschen Imperialismus und China 1937,Studien zur Kolonialgeschichte und der Geschichte der nationalen und kolonialen Befreiungsbewegung,Akademie-Verlag Berlin 1961.p.129.）尽管里宾特洛甫努力想抚慰中国，但是中国还是坚信德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只是考虑到自己当时在外交上的持续孤立状态，中国才不得不继续倚重与德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期望德国能在中日冲突问题上助中国一臂之力。4月22日，德国外交部奉希特勒之命作出关于召回德国在华顾问团的指示。这一决定并非主要因为日本人的干涉，而是因为狄克逊在柏林逗留期间的游说。早在1933年底，德国驻东京大使狄克逊就积极怂恿希特勒在对中、日两国问题上采取亲日政策，并不止一次地建议召回顾问团。另外，希特勒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与前一天发布的关于做好突袭捷克准备的命令有关。同样，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所追求的关于苏台德地区危机在外交上的升级，也与召回德国顾问的努力有关，大大促进了德国与日、意两国的紧密联合。（注：Wilhelm Deist,Die Aufruestung der Wehrmacht,In:Ursachen und Voraussetzungen der deutschen Kriegspolitik,Stuttgart 1979.p.623.）1938年5月3日至10日，希特勒对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虽然在舆论上美化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两个独裁者之间的紧密团结，但是却没有带来里宾特洛甫所预期的效果——缔结德意军事互助协定。于是里宾特洛甫继续致力于转轨中的亚洲政策，导致德国再次加快了争取日本盟友的步伐。5月13日，他致电陶德曼，命令法肯豪森率顾问团“刻不容缓”地“火速”返回德国。“若发生拒抗命令的个别情况”，“相关军官则将被执行严肃处理”。（注：ADAP D I Nr.513,Nr.583,Nr.597,Nr.478.,Nr.519,Nr.526.）
5月28日，在希特勒宣布承认“满洲国”3个多月后，德国终于正式承认“满洲国”。1938年5月30日，希特勒发布了“绿色指示”，他在这份“不容更改的决定”中宣称，将用暴力摧毁捷克斯洛伐克。此时的里宾特洛甫正忙于向拒召回国的德国在华顾问团下最后通牒，并使尽浑身解数经营他所寄予厚望的与日意两国之间的联盟。6月20日，他再次致电陶德曼，声称将对顾问团中的滞留不归者处以取消德国国籍和没收全部财产的惩罚。（注：ADAP D I Nr.513,Nr.583,Nr.597,Nr.478.,Nr.519,Nr.526.）此外，他还威胁蒋介石要召回大使陶德曼（6月13日），甚至最终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6月20日）。（注：Ostasiatische Rundschau,Nr.14 vom 16.7.1938.19.Jg./1938,p.339.）6月24日，里宾特洛甫又指示陶德曼离开中国返回德国。（注：马振犊、戚如高：《友乎？敌乎？德国与中国抗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2页，第214页，第409页。）
为了一个子乌虚有的联盟，德国牺牲了在华利益，却又没有得到日本相应的回报——使日本人在联盟问题上兑现相应的让步。日本人的军事联盟方案一直只不过局限于把苏联当着日德两国共同的敌人，特别是在日本与苏联陷入边境争端的1938年。无论是日本还是意大利都无意缔结一个把矛头指向西方列强和苏联的征服世界的联盟。德国在政治上从中国转向日本，操之过急地付出了沉重代价，既没有讨到日本的欢心，也没有吓住英国，真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
尽管1938年德国政府曾经出台过对中国实行军需物资全面禁运的禁令，包括合步楼合约在内，但是德国的武器还是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运到了中国，在1939年甚至还得到了法国方面的积极协助。1938年，尽管德国在外交上背弃中国倒向了日本，德国从中国进口钨矿的总量近9000吨，达到了历史最高点。1938年10月，作为国有资产的合步楼转归德国经济部，换成德国经济与监察协会的形式继续存在。直到1940年，中国仍然是德国钨矿最大的供应商。（注：Ludwig Werner,HAPRO-Daten,Frankfurt/M1967.p.124.）
失去中国这个经济伙伴之后，德国根本没有达到联合日本压倒其他列强的经济优势。德国调整后的外交政策进一步向日本关于建立自给自足的“大东亚经济共同圈”的构想妥协。至于日本的这些构想，希特勒早在大战爆发前就已经承认了其合法性。1938年2月，他在一次帝国议会上的讲话中说，他想在德国和日本之间明确划分势力范围。（注：Ferner Hitler zu Oshima am 24.10.1939,in:Andreas Hillgruber,Staatsmaenner und Diplomaten bei Hitler 1939-1941,p.59.）大战期间，希特勒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1941年3月5日，他在“关于与日本的合作”的指示中明确表示，德国在远东“既没有政治兴趣，也没有军事兴趣或者经济兴趣。”（注：Walter Hubatsch,Hitlers Weisung fuer die Kriegsfuehrung 1939-1945,Frankfurt/M.1962.p.103.）1942年4月20日，与德国外交部的意思相左，希特勒指出，德国的公司企业不应该还停留在东亚，而应该把眼光投向德国未来的殖民地——地大物博的苏联；大战爆发后，德国更应肃清在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经济和贸易利益。（注：Bernd Martin,Deutschland und Japan im Zweiten Weltkrieg,Goettingen 1969.p.167）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署了《德日意军事同盟条约》。11月7日，日本让里宾特洛甫敦促蒋介石向日本让步，并以德意日三国承认汪伪政权相威胁。但是，蒋介石首先要求所有侵华日军无条件撤离中国。1940年11月30日，美国宣布向蒋介石政府提供1亿美元。当日，日本承认汪伪政府。
尽管远东阵线因此而日趋明朗，德国对蒋介石政府的影响力也失去了基础，但是德国在承认汪伪政权问题上却仍然很克制。一方面是因为“（德国）经济界以及柏林亲华军事要员们的抗议”，另一方面是因为德国当时还在转道苏联从中国进口钨矿。（注：Theo Sommer,Deutschland und Japan zwischen den Maechten 1935-1940,Tuebingen1962.p.75.）在德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莫洛托夫1940年11月12至13日访问德国。希特勒向莫洛托夫说明了中国在大陆封锁计划中的未来价值。他试图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表示德国在亚洲没有殖民兴趣，成全日本“在亚洲可以想象的殖民空间。”“倘若中国也被觉醒民族的魅力所迷惑，那么面临生息在那儿的众多人口，任何一个殖民努力都会立刻被宣判失败”。（注：Unterredung Hitler-Molotow am 12.-13.11.1940,in Andreas Hillgruber,Staatsmaenner und Diplomaten bei Hitler 1939-1941.p.298.）在与莫洛托夫11月13日的会谈中，希特勒提到“由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德国、苏联和日本组成的世界利益大联合……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一个由所有愿意摆脱不列颠遗产的国家组成的、从北非到东亚的利益集团”。（注：Unterredung Hitler-Molotow am 12.-13.11.1940,in Andreas Hillgruber,Staatsmaenner und Diplomaten bei Hitler 1939-1941.p.314.）希特勒在此没有提到中国。他把中国看作是一个潜在的独立力量因素，而不是大陆封锁框架内的可能性盟友。
但是希特勒关于德国向苏联宣战的决定使里宾特洛甫的欧亚大陆封锁计划彻底破灭。这可能与里宾特洛甫1941年春改变他对承认汪伪政权问题的态度有关。在征得希特勒的同意并与意大利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日本宣布三国决定于7月1日承认汪精卫政府。承认汪精卫是德国在东亚打出的最后一张王牌。德国外交次长魏茨泽克在6月30日致德国驻外国使团的通报中说，德国外交部打算“承认汪精卫的同时不自动中断与重庆政府的关系”。（注：ADAP D ⅩⅢ/1.Nr.47.）魏茨泽克这么做的目的却欲盖弥彰，试图把中德关系已经断裂这一既成事实的责任推卸给重庆政府。7月3日，陈介向魏茨泽克宣布断绝中德关系。（注：ADAP D ⅩⅢ/1.Nr.68.）继日本偷袭珍珠港后，重庆政府于1941年12月9日对德宣战，并以此表明把中国归入盟军的作战联盟。至此，中德日三角外交已不复存在。
结语
回顾1933至1941年中德日三角外交这段历史不难看出，作为第三帝国的头号政治人物，希特勒关于远东政策的策略和指示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这一时期的中德日三角外交格局。1933至1936年，希特勒出于对德国国防经济利益的考虑并顾及到当时以英、法为首的保守的世界权力中心的威慑力，在针对中、日两国的三角外交问题上，希特勒奉行外交上的实用主义。与高度工业化的日本相比，处于发展时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无疑会给德国带来不可估量的经济利益和发展机遇，因此，希特勒听凭德国国防军部执行了相对中立的东亚政策，积极支持军方与中国建立密切的经济和军事合作，努力在中国建立没有殖民地的殖民主义。希特勒的实用主义外交使德国成了亚洲事务中一支重要力量。1936至1937年，希特勒政权在内政和外交方面日益巩固，德国传统外交家们的保守阵地宣告失守。当时的世界政治局势正处于旧有的外交联合将被打破，新的民族联合正在建立的除旧布新时期。希特勒不愿在这关键时刻坐失良机，于是，处于德国自身战略利益的需要，希特勒在其他力量集团尚未纠集起来之前，抢先一步与具有共同利益的日本缔结联盟。这时，希特勒奉行的是外交上的投机主义，鱼与熊掌欲想兼得，在远东政策上实行中日并重的二元外交：一方面与日本达成谅解，签订了《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共同对付苏联；一方面继续与中国保持密切联系。七七事变后，德国在远东的政治影响决定了它成为中日双方都能接受的调停人。于是，德国在中日之间两面讨好，双边渔利。1938年初，德国调停失败。中日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导致世界主要国家力量的重新组合。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迫使希特勒不得不忍痛割舍了中国这块肥肉，采取了弃华联日的战略外交。1938至1941年间，希特勒通过承认“满洲国”、召回顾问团和陶德曼、宣布对华实行军火禁运、承认汪伪政府等一系列的外交措施，彻底地背弃中国，倒向了日本。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冷却了蒋介石政府对希特勒德国的最后一缕温情，中德日外交大三角遂成灰飞烟灭之态。
1928年8月，中德两国在南京签订了关税条约， 德国正式承认南京国民政府。从此时到1941年7月中德完全断绝外交关系止， 两国间基本上一直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在中德易货贸易过程中，德国人汉斯·克兰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应忽视的。
一、易货贸易的背景
1928年初，蒋介石派以陈仪为代表的考察团赴德，寻求德国军事顾问和军火。在德国国防军部支持下，从1927年11月到1938年5月， 德国人鲍尔、柯瑞伯、魏采尔、塞克特、法尔克豪森先后抵华，担任蒋介石的军事总顾问。一批军火商人也随之来到中国。
1932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秘密创设了国防设计委员会，着力发展国防重工业。蒋介石深知没有西方国家先进设备和科技帮助，中国的国防建设计划是难以实现的。而当时英美对日本侵华行径奉行绥靖政策，无意于帮助中国加强国防建设。中国只得希冀从德国获得先进的设备科技和大批的军火。
希特勒上台后，德国公开走上了重整军备的道路。重整军备需要钨、锑、钼等战略原料，特别是钨，当时它在所有金属中熔点最高，用它生产出来的武器具有坚硬、抗高温特性，而钨、锑等战略原料德国十分匮乏。从1915年起在中国湖南东南部武功山和整个南岭地区发现了蕴量极为丰富的钨矿，且矿石品位较高。1933年中国生产的钨占世界产量一半（6100吨），从1915年到1937年间的平均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38％。中德两国急亟发展各有所需的贸易，但均缺乏外汇和准备金，若能以某种易货方式进行，各方均蒙其惠。中德易货贸易从一开始就为民间的和半官方色彩所掩饰，汉斯·克兰即在此种历史背景下，从事中德易货贸易的。
二、首选南方军阀
汉斯·克兰是德国的一名军火商。一战前，他在东非殖民地经商，1924年加入了从事武器交易的柏林恩格尔哈特银行（Engelhardt Bemk），开始为德国国防军从事海外军火贸易，最初去苏联，后在土耳其，他曾任过国防军组建的钢铁公司代表。1933年夏，克兰首次来华，在受聘于桂系李宗仁德国人迈尔·马德尔引荐下，他首先接触了李宗仁，随后又来到广州会晤了粤系陈济棠，洽商军火贸易。1933年7月20日， 克兰与两广当局签订了价值5490800港币的《中德交换货品合约》。 同年12月14日，克兰又与广东当局签订了价值657000元港币的《ｐá＠①江口各兵工厂建筑物承建合约》。克兰认为广东有取之不竭财富，从1934年7月起，他与广东陈济棠达成了一系列秘密协定：7月20日关于中国方面以原料等与德国交换工业品；7月21 日关于在广东修建船坞和建造铁路；9月28日签订《防毒面具厂合约》； 为广东建造一炸药及爆破器材厂。1934年11月24日，克兰向德国外交部作了申述报告，他认为中国南京政权与广东地方当局虽有歧见，却不严重，况且蒋介石政权所辖范围有限，各省皆在经济上独行其是。更重要的是广东及其邻近友好各省（广西、贵州、湖南和云南）蕴藏着各种矿产，尤为钨砂矿最为丰富。同时陈济棠办事效率较高，交易重信用，无拖泥带水现象，因此与广东当局发展易物贸易很有必要。
三、牯岭易货贸易协议的签订
受南京国民政府邀请，1933年初德国退役将军冯·塞克特进行了第一次对华访问，5月8日到达上海，受到国民政府隆重接待。经过一番考察，塞克特于1933年6月30 日向蒋介石提交了《致蒋介石元帅的备忘录》，对中国军队的重建表达了自己的见解，深得蒋介石的重视。塞克特1933年来华时曾两次到华南逗留，支持了克兰在广州的军火贸易计划。
1934年4月，受蒋介石再次邀请，塞克特第二次使华， 担任蒋介石第三任军事总顾问。蒋对塞相当器重，授以大权。塞克特使华是受国防军部支持，试图把解决原料、武器输出以及德国参与中国工业建设等诸问题同蒋的需求直接联系在一起。克兰与塞克特从20年代起就有了私交，随着克兰在德国国防军海外事业中的积极活动，彼此之间更为熟悉。塞克特第二次来华不久，便把克兰引荐给蒋，蒋对同克兰的合作极感兴趣。1934年7月底，经蒋和塞授意，孔祥熙与克兰在南京牯岭进行了4个星期谈判，双方于8月23 日秘密签订了《中国农矿产品与德国工业品互换实施合同》，协议共18条。其中第一条云：“中国政府按照商业通例，供给克兰以德国所需要之农矿产原料，须在德国口岸交货。克兰供给中国政府以中国所需要之德国工业品，及其他各种成品，须在中国口岸交货。”第八条：“克兰将在柏林为中国政府进行一万万马克之借款。”中国政府利用该借款“采办德国工业品，及其他成品为目的”，并以农矿原料来加以偿还。由于中德双方对克兰的广州计划有所争执，加之德国政府内部对华政策的分歧，一时间矛盾难以整合，直到1936年4 月柏林协定签订生效后，牯岭协议规定的易货贸易才真正全面实施。
四、广东问题纠纷及其解决
牯岭协定签订后，克兰立即返回德国，就易货贸易内容向有关部门商讨细节和斡旋。克兰的计划得到了国防军部和负责采购战略原料的经济部的支持和信任，但遭到外交部和德国传统贸易商行的反对。外交部对克兰在中国谈判所知甚少，对他的越俎代庖举动极为反感，认为克兰的中国计划可能会破坏德国在中日之间维持平衡的远东政策。由克兰经手的易货协定似乎危及在华的广大德国商行，特别遭德国对华贸易主导机构——汉堡和不莱梅东亚协会反对，因为它们担心会被排斥在中国市场之外。
克兰的牯岭协定所以没有被德国官方立即确认，并遭外交部反对，是因为自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中德贸易一直维持在一种不平衡的状况下，中方始终处于入超地位，中方一直无法以外汇与原料偿还德方。德国驻华公使更是一再反对在易货贸易中，给予中国以数额较大的信用贷款，并认为中国对外输出原料的组织能力很差，是否有能力兑现中德合作条件值得怀疑。
出于对钨等矿产的急迫需求，德国国防军部和经济部强烈要求实现中德易货贸易，外交部也逐渐不得不承认中国战略原料对德国的重要性。1935年5月6日，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致函孔祥熙：“前由院座与汉斯·克兰君所订立之物品互换合同，敬悉一切，并深为欣幸。沙赫特必竭尽本人一切力量，促进合同之实现也。……沙赫特甚愿由一敝国适当银行团体准备货物借款，以供贵国之提用，款额暂订为2000万马克”。
克兰在签订牯岭协定前后， 仍在广州竭力加强与陈济棠的合作。 1933年中国出口钨产品总数的90％是经广州港口运出的。出于对战略性矿产的急迫需要，克兰认为与广州当局合作是很必要的。
蒋介石早在1934年2月，就对克兰帮助广东建设ｐá＠①江口兵工厂表示反对。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红军反“围剿”失利，蒋介石的中央军开始与粤军在粤北相对峙。陈济棠为了防止蒋乘机吞并，急速扩充军备。正在此时，克兰于广州之间新的一系列协定广为人知（1934年7 月至9月的协定）。 南京当局立即表示不能容忍德国纵容克兰与陈济棠之间的军事合作，并电示驻德公使刘崇杰向德国政府抗议，同时，蒋介石亲自向其总顾问塞克特施压，指出广东问题妨碍了牯岭协定的履行。
针对广州问题，德国外交部主张反对克兰与广州当局合作，认为这有损与南京之间关系。而克兰及其支持者国防军部和经济部并没有屈服于内外压力，国防部长布隆堡甚至认为：广东人与南京人均为中国人，在日本入侵当前，又何必有彼此之分呢？布隆堡认为：“像我们这样的强国，没有义务为自己在国外的行动向别的国家解释什么。”
1935年2月，塞克特向柏林建议先暂停克兰的广州方案， 着手于船坞、铁路、港口等非军事性工程。是年5月17日， 德国驻沪总领事柯瑞伯致电希特勒，条陈了德国与广州地方当局的合作，损害了同南京政府信任合作关系，建议应召回广州的德国顾问或转至南京，放弃克兰的广州计划转而发展同南京的大规模交易。5月24日， 德国外交部通知陶德曼，要求克兰应把工作从广州转移到南京，如与广州打交道，应须征得蒋介石同意。柏林与南京关系出现了转机。
1935年6月，克兰再次使华，在成都会晤了蒋介石。7月间蒋介石命翁文灏与克兰秘密谈判，翁文灏甚至许诺可先提供2000吨钨矿运至德国，以显示南京当局已充分控制了钨矿供应。11月16日德国国防部长布隆堡致电蒋介石和孔祥熙：“贵方与克兰接洽已获得良好结果，鄙人深为欣感。并中德经济合作，以两国互有裨益之经济建设为原则，由是实际开始矣，更为欣快。承准予迅速供应钨砂，谨此感谢莫铭。”1936年2 月以顾振为首的国民党代表团秘密访问了德国。3 月底德国国防部终止了向广东当局运送军备，德国外交部也认为同南京政府发展易货贸易不可避免，转而采取了积极调和态度。4月初， 蒋介石也明确表示发展两国贸易关系的障碍已不复存在。4月8日沙赫特与顾振在柏林签订了1 亿马克的《中德信用贷款合同》，德国政府给予中国政府以货物信用借款以1万万马克。并且还规定德国政府将1亿马克贷款交由德意志银行与中国中央银行执行双方货物互换的付款业务。从此，南京国民政府由资源委员会筹集钨、锑等矿产，中央信托局筹集桐油、生丝等农产品，来交换大批的德国军火、兵工厂及重工业设备。
五、创办合步楼公司
合步楼公司（Hapro ， 德文“工业产品公司”的缩写）是克兰于1934年1月24日在柏林创办的一个私人有限公司，开始总资本20 万马克，克兰独资19万马克。其主要贸易对象是发展同中国的军火和战略性原料贸易。1936年4月合步楼公司实行改组， 克兰将其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德国国防军部，增资为300万马克，成为一国营公司。 合步楼公司在中国设有分支机构，总部在柏林，较长时间由克兰任总经理。1937年10月该公司由戈林以“四年计划”名义接管其业务，次年10月又由德国经济部接管，1941年停止了与中国的易货贸易业务。
合步楼公司对中德易货贸易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扮演了民间的或半官方角色。通过合步楼协议，该公司由德国负责筹运了大批中国急需的军火，兵工厂及重工业设备，德国通过合步楼为中国提供了技术援助，同时合步楼公司也为德国采购了可观的中国农产品和钨、锑等矿产，支持了纳粹德国的扩军备战。在沈晋康著的《中德贸易统计表（1927—1940）》中可以看出：德国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百分比，1934年对德贸易输入占总数的8.97％，1937年增为15.3％， 增加近1倍，1934年对德贸易输出占总数的3.75％，1937年增为8.64％， 增加1倍多。 美国学者柯伟林指出：1936 年德国实际交付中国的军火总额为2374.8万马克， 是德国军火出口的第一大国， 1937 年则激增为8278.8604万马克。德国由中国进口的钨矿，1936年为5091 吨（是年德国进口钨矿总数为8276吨），1937 年为8037 吨（是年德国进口钨砂总数为11372吨）。可以说，克兰始创的合步楼公司， 在中德两国间大规模的易货贸易过程中，起着主渠道的桥梁作用。
六、结局
自华北事变后，中日两国关系日益恶化，中德两国间的军事经济关系通过易货贸易得到空前发展，对此日本向德国表示了强烈的抗议。德国政府内部国防军部、经济部与外交部对德国东亚政策产生歧见，但考虑到一方面急需采购中国重要的战略性物资，另一方面又需结好日本，遂决定在中国间尽力维持一种等距的平衡外交策略。1938年前后希特勒操纵征服世界的战争之箭，势在必发。在希特勒征服世界的野心中，中国的战争地位和中国战略原料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1938年2月初， 希特勒改组了内阁，一向亲华的国际军部部长布隆堡、外长牛赖特等纷纷被免职，克兰也随之失势，亲日派戈林等主导了德国的远东政策。
1938年4月底戈林宣布禁止军火售给中国， 但中德两国基于各自急迫的战争需要仍保持了秘密的贸易联系。直到1940年春，德国合步楼公司驻华人员多次商盼中方能以少数钨、锡矿产，自贵阳至猩猩峡，由西北陆路，经苏联秘密运至德国。1938年初和1939年，失势后的克兰先后两次来华，到达汉口和重庆，试图重新推动中德间贸易的发展，无奈随着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中德两国关系的日趋恶化，他已无能为力了。由于不能与纳粹势力苟同，克兰后隐居于瑞士。合步楼协议中断前后，中苏两国签订三笔价值上亿美元的易货信用贷款协议。时至1940年左右，英美也逐渐放弃了绥靖政策，支持蒋介石政权抗战。1940年9月底， 德意日签订了三国军事同盟条约，德国承认并尊重所谓“日本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此后，中德关系急剧恶化，双方贸易关系终告结束。1941年7月1日，德国正式承认汪伪政权，国民党政府旋即宣布与德断交。
回顾1933至1941年中德日三角外交这段历史不难看出，作为第三帝国的头号政治人物，希特勒关于远东政策的策略和指示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这一时期的中德日三角外交格局。1933至1936年，希特勒出于对德国国防经济利益的考虑并顾及到当时以英、法为首的保守的世界权力中心的威慑力，在针对中、日两国的三角外交问题上，希特勒奉行外交上的实用主义。与高度工业化的日本相比，处于发展时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无疑会给德国带来不可估量的经济利益和发展机遇，因此，希特勒听凭德国国防军部执行了相对中立的东亚政策，积极支持军方与中国建立密切的经济和军事合作，努力在中国建立没有殖民地的殖民主义。希特勒的实用主义外交使德国成了亚洲事务中一支重要力量。1936至1937年，希特勒政权在内政和外交方面日益巩固，德国传统外交家们的保守阵地宣告失守。当时的世界政治局势正处于旧有的外交联合将被打破，新的民族联合正在建立的除旧布新时期。希特勒不愿在这关键时刻坐失良机，于是，处于德国自身战略利益的需要，希特勒在其他力量集团尚未纠集起来之前，抢先一步与具有共同利益的日本缔结联盟。这时，希特勒奉行的是外交上的投机主义，鱼与熊掌欲想兼得，在远东政策上实行中日并重的二元外交：一方面与日本达成谅解，签订了《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共同对付苏联；一方面继续与中国保持密切联系。七七事变后，德国在远东的政治影响决定了它成为中日双方都能接受的调停人。于是，德国在中日之间两面讨好，双边渔利。1938年初，德国调停失败。中日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导致世界主要国家力量的重新组合。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迫使希特勒不得不忍痛割舍了中国这块肥肉，采取了弃华联日的战略外交。1938至1941年间，希特勒通过承认“满洲国”、召回顾问团和陶德曼、宣布对华实行军火禁运、承认汪伪政府等一系列的外交措施，彻底地背弃中国，倒向了日本。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冷却了蒋介石政府对希特勒德国的最后一缕温情，中德日外交大三角遂成灰飞烟灭之态。
1928年8月，中德两国在南京签订了关税条约， 德国正式承认南京国民政府。从此时到1941年7月中德完全断绝外交关系止， 两国间基本上一直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在中德易货贸易过程中，德国人汉斯·克兰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应忽视的。
一、易货贸易的背景
1928年初，蒋介石派以陈仪为代表的考察团赴德，寻求德国军事顾问和军火。在德国国防军部支持下，从1927年11月到1938年5月， 德国人鲍尔、柯瑞伯、魏采尔、塞克特、法尔克豪森先后抵华，担任蒋介石的军事总顾问。一批军火商人也随之来到中国。
1932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秘密创设了国防设计委员会，着力发展国防重工业。蒋介石深知没有西方国家先进设备和科技帮助，中国的国防建设计划是难以实现的。而当时英美对日本侵华行径奉行绥靖政策，无意于帮助中国加强国防建设。中国只得希冀从德国获得先进的设备科技和大批的军火。
希特勒上台后，德国公开走上了重整军备的道路。重整军备需要钨、锑、钼等战略原料，特别是钨，当时它在所有金属中熔点最高，用它生产出来的武器具有坚硬、抗高温特性，而钨、锑等战略原料德国十分匮乏。从1915年起在中国湖南东南部武功山和整个南岭地区发现了蕴量极为丰富的钨矿，且矿石品位较高。1933年中国生产的钨占世界产量一半（6100吨），从1915年到1937年间的平均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38％。中德两国急亟发展各有所需的贸易，但均缺乏外汇和准备金，若能以某种易货方式进行，各方均蒙其惠。中德易货贸易从一开始就为民间的和半官方色彩所掩饰，汉斯·克兰即在此种历史背景下，从事中德易货贸易的。
二、首选南方军阀
汉斯·克兰是德国的一名军火商。一战前，他在东非殖民地经商，1924年加入了从事武器交易的柏林恩格尔哈特银行（Engelhardt Bemk），开始为德国国防军从事海外军火贸易，最初去苏联，后在土耳其，他曾任过国防军组建的钢铁公司代表。1933年夏，克兰首次来华，在受聘于桂系李宗仁德国人迈尔·马德尔引荐下，他首先接触了李宗仁，随后又来到广州会晤了粤系陈济棠，洽商军火贸易。1933年7月20日， 克兰与两广当局签订了价值5490800港币的《中德交换货品合约》。 同年12月14日，克兰又与广东当局签订了价值657000元港币的《ｐá＠①江口各兵工厂建筑物承建合约》。克兰认为广东有取之不竭财富，从1934年7月起，他与广东陈济棠达成了一系列秘密协定：7月20日关于中国方面以原料等与德国交换工业品；7月21 日关于在广东修建船坞和建造铁路；9月28日签订《防毒面具厂合约》； 为广东建造一炸药及爆破器材厂。1934年11月24日，克兰向德国外交部作了申述报告，他认为中国南京政权与广东地方当局虽有歧见，却不严重，况且蒋介石政权所辖范围有限，各省皆在经济上独行其是。更重要的是广东及其邻近友好各省（广西、贵州、湖南和云南）蕴藏着各种矿产，尤为钨砂矿最为丰富。同时陈济棠办事效率较高，交易重信用，无拖泥带水现象，因此与广东当局发展易物贸易很有必要。
三、牯岭易货贸易协议的签订
受南京国民政府邀请，1933年初德国退役将军冯·塞克特进行了第一次对华访问，5月8日到达上海，受到国民政府隆重接待。经过一番考察，塞克特于1933年6月30 日向蒋介石提交了《致蒋介石元帅的备忘录》，对中国军队的重建表达了自己的见解，深得蒋介石的重视。塞克特1933年来华时曾两次到华南逗留，支持了克兰在广州的军火贸易计划。
1934年4月，受蒋介石再次邀请，塞克特第二次使华， 担任蒋介石第三任军事总顾问。蒋对塞相当器重，授以大权。塞克特使华是受国防军部支持，试图把解决原料、武器输出以及德国参与中国工业建设等诸问题同蒋的需求直接联系在一起。克兰与塞克特从20年代起就有了私交，随着克兰在德国国防军海外事业中的积极活动，彼此之间更为熟悉。塞克特第二次来华不久，便把克兰引荐给蒋，蒋对同克兰的合作极感兴趣。1934年7月底，经蒋和塞授意，孔祥熙与克兰在南京牯岭进行了4个星期谈判，双方于8月23 日秘密签订了《中国农矿产品与德国工业品互换实施合同》，协议共18条。其中第一条云：“中国政府按照商业通例，供给克兰以德国所需要之农矿产原料，须在德国口岸交货。克兰供给中国政府以中国所需要之德国工业品，及其他各种成品，须在中国口岸交货。”第八条：“克兰将在柏林为中国政府进行一万万马克之借款。”中国政府利用该借款“采办德国工业品，及其他成品为目的”，并以农矿原料来加以偿还。由于中德双方对克兰的广州计划有所争执，加之德国政府内部对华政策的分歧，一时间矛盾难以整合，直到1936年4 月柏林协定签订生效后，牯岭协议规定的易货贸易才真正全面实施。
四、广东问题纠纷及其解决
牯岭协定签订后，克兰立即返回德国，就易货贸易内容向有关部门商讨细节和斡旋。克兰的计划得到了国防军部和负责采购战略原料的经济部的支持和信任，但遭到外交部和德国传统贸易商行的反对。外交部对克兰在中国谈判所知甚少，对他的越俎代庖举动极为反感，认为克兰的中国计划可能会破坏德国在中日之间维持平衡的远东政策。由克兰经手的易货协定似乎危及在华的广大德国商行，特别遭德国对华贸易主导机构——汉堡和不莱梅东亚协会反对，因为它们担心会被排斥在中国市场之外。
克兰的牯岭协定所以没有被德国官方立即确认，并遭外交部反对，是因为自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中德贸易一直维持在一种不平衡的状况下，中方始终处于入超地位，中方一直无法以外汇与原料偿还德方。德国驻华公使更是一再反对在易货贸易中，给予中国以数额较大的信用贷款，并认为中国对外输出原料的组织能力很差，是否有能力兑现中德合作条件值得怀疑。
出于对钨等矿产的急迫需求，德国国防军部和经济部强烈要求实现中德易货贸易，外交部也逐渐不得不承认中国战略原料对德国的重要性。1935年5月6日，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致函孔祥熙：“前由院座与汉斯·克兰君所订立之物品互换合同，敬悉一切，并深为欣幸。沙赫特必竭尽本人一切力量，促进合同之实现也。……沙赫特甚愿由一敝国适当银行团体准备货物借款，以供贵国之提用，款额暂订为2000万马克”。
克兰在签订牯岭协定前后， 仍在广州竭力加强与陈济棠的合作。 1933年中国出口钨产品总数的90％是经广州港口运出的。出于对战略性矿产的急迫需要，克兰认为与广州当局合作是很必要的。
蒋介石早在1934年2月，就对克兰帮助广东建设ｐá＠①江口兵工厂表示反对。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红军反“围剿”失利，蒋介石的中央军开始与粤军在粤北相对峙。陈济棠为了防止蒋乘机吞并，急速扩充军备。正在此时，克兰于广州之间新的一系列协定广为人知（1934年7 月至9月的协定）。 南京当局立即表示不能容忍德国纵容克兰与陈济棠之间的军事合作，并电示驻德公使刘崇杰向德国政府抗议，同时，蒋介石亲自向其总顾问塞克特施压，指出广东问题妨碍了牯岭协定的履行。
针对广州问题，德国外交部主张反对克兰与广州当局合作，认为这有损与南京之间关系。而克兰及其支持者国防军部和经济部并没有屈服于内外压力，国防部长布隆堡甚至认为：广东人与南京人均为中国人，在日本入侵当前，又何必有彼此之分呢？布隆堡认为：“像我们这样的强国，没有义务为自己在国外的行动向别的国家解释什么。”
1935年2月，塞克特向柏林建议先暂停克兰的广州方案， 着手于船坞、铁路、港口等非军事性工程。是年5月17日， 德国驻沪总领事柯瑞伯致电希特勒，条陈了德国与广州地方当局的合作，损害了同南京政府信任合作关系，建议应召回广州的德国顾问或转至南京，放弃克兰的广州计划转而发展同南京的大规模交易。5月24日， 德国外交部通知陶德曼，要求克兰应把工作从广州转移到南京，如与广州打交道，应须征得蒋介石同意。柏林与南京关系出现了转机。
1935年6月，克兰再次使华，在成都会晤了蒋介石。7月间蒋介石命翁文灏与克兰秘密谈判，翁文灏甚至许诺可先提供2000吨钨矿运至德国，以显示南京当局已充分控制了钨矿供应。11月16日德国国防部长布隆堡致电蒋介石和孔祥熙：“贵方与克兰接洽已获得良好结果，鄙人深为欣感。并中德经济合作，以两国互有裨益之经济建设为原则，由是实际开始矣，更为欣快。承准予迅速供应钨砂，谨此感谢莫铭。”1936年2 月以顾振为首的国民党代表团秘密访问了德国。3 月底德国国防部终止了向广东当局运送军备，德国外交部也认为同南京政府发展易货贸易不可避免，转而采取了积极调和态度。4月初， 蒋介石也明确表示发展两国贸易关系的障碍已不复存在。4月8日沙赫特与顾振在柏林签订了1 亿马克的《中德信用贷款合同》，德国政府给予中国政府以货物信用借款以1万万马克。并且还规定德国政府将1亿马克贷款交由德意志银行与中国中央银行执行双方货物互换的付款业务。从此，南京国民政府由资源委员会筹集钨、锑等矿产，中央信托局筹集桐油、生丝等农产品，来交换大批的德国军火、兵工厂及重工业设备。
五、创办合步楼公司
合步楼公司（Hapro ， 德文“工业产品公司”的缩写）是克兰于1934年1月24日在柏林创办的一个私人有限公司，开始总资本20 万马克，克兰独资19万马克。其主要贸易对象是发展同中国的军火和战略性原料贸易。1936年4月合步楼公司实行改组， 克兰将其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德国国防军部，增资为300万马克，成为一国营公司。 合步楼公司在中国设有分支机构，总部在柏林，较长时间由克兰任总经理。1937年10月该公司由戈林以“四年计划”名义接管其业务，次年10月又由德国经济部接管，1941年停止了与中国的易货贸易业务。
合步楼公司对中德易货贸易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扮演了民间的或半官方角色。通过合步楼协议，该公司由德国负责筹运了大批中国急需的军火，兵工厂及重工业设备，德国通过合步楼为中国提供了技术援助，同时合步楼公司也为德国采购了可观的中国农产品和钨、锑等矿产，支持了纳粹德国的扩军备战。在沈晋康著的《中德贸易统计表（1927—1940）》中可以看出：德国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百分比，1934年对德贸易输入占总数的8.97％，1937年增为15.3％， 增加近1倍，1934年对德贸易输出占总数的3.75％，1937年增为8.64％， 增加1倍多。 美国学者柯伟林指出：1936 年德国实际交付中国的军火总额为2374.8万马克， 是德国军火出口的第一大国， 1937 年则激增为8278.8604万马克。德国由中国进口的钨矿，1936年为5091 吨（是年德国进口钨矿总数为8276吨），1937 年为8037 吨（是年德国进口钨砂总数为11372吨）。可以说，克兰始创的合步楼公司， 在中德两国间大规模的易货贸易过程中，起着主渠道的桥梁作用。
六、结局
自华北事变后，中日两国关系日益恶化，中德两国间的军事经济关系通过易货贸易得到空前发展，对此日本向德国表示了强烈的抗议。德国政府内部国防军部、经济部与外交部对德国东亚政策产生歧见，但考虑到一方面急需采购中国重要的战略性物资，另一方面又需结好日本，遂决定在中国间尽力维持一种等距的平衡外交策略。1938年前后希特勒操纵征服世界的战争之箭，势在必发。在希特勒征服世界的野心中，中国的战争地位和中国战略原料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1938年2月初， 希特勒改组了内阁，一向亲华的国际军部部长布隆堡、外长牛赖特等纷纷被免职，克兰也随之失势，亲日派戈林等主导了德国的远东政策。
1938年4月底戈林宣布禁止军火售给中国， 但中德两国基于各自急迫的战争需要仍保持了秘密的贸易联系。直到1940年春，德国合步楼公司驻华人员多次商盼中方能以少数钨、锡矿产，自贵阳至猩猩峡，由西北陆路，经苏联秘密运至德国。1938年初和1939年，失势后的克兰先后两次来华，到达汉口和重庆，试图重新推动中德间贸易的发展，无奈随着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中德两国关系的日趋恶化，他已无能为力了。由于不能与纳粹势力苟同，克兰后隐居于瑞士。合步楼协议中断前后，中苏两国签订三笔价值上亿美元的易货信用贷款协议。时至1940年左右，英美也逐渐放弃了绥靖政策，支持蒋介石政权抗战。1940年9月底， 德意日签订了三国军事同盟条约，德国承认并尊重所谓“日本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此后，中德关系急剧恶化，双方贸易关系终告结束。1941年7月1日，德国正式承认汪伪政权，国民党政府旋即宣布与德断交。
结语
回顾1933至1941年中德日三角外交这段历史不难看出，作为第三帝国的头号政治人物，希特勒关于远东政策的策略和指示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这一时期的中德日三角外交格局。1933至1936年，希特勒出于对德国国防经济利益的考虑并顾及到当时以英、法为首的保守的世界权力中心的威慑力，在针对中、日两国的三角外交问题上，希特勒奉行外交上的实用主义。与高度工业化的日本相比，处于发展时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无疑会给德国带来不可估量的经济利益和发展机遇，因此，希特勒听凭德国国防军部执行了相对中立的东亚政策，积极支持军方与中国建立密切的经济和军事合作，努力在中国建立没有殖民地的殖民主义。希特勒的实用主义外交使德国成了亚洲事务中一支重要力量。1936至1937年，希特勒政权在内政和外交方面日益巩固，德国传统外交家们的保守阵地宣告失守。当时的世界政治局势正处于旧有的外交联合将被打破，新的民族联合正在建立的除旧布新时期。希特勒不愿在这关键时刻坐失良机，于是，处于德国自身战略利益的需要，希特勒在其他力量集团尚未纠集起来之前，抢先一步与具有共同利益的日本缔结联盟。这时，希特勒奉行的是外交上的投机主义，鱼与熊掌欲想兼得，在远东政策上实行中日并重的二元外交：一方面与日本达成谅解，签订了《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共同对付苏联；一方面继续与中国保持密切联系。七七事变后，德国在远东的政治影响决定了它成为中日双方都能接受的调停人。于是，德国在中日之间两面讨好，双边渔利。1938年初，德国调停失败。中日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导致世界主要国家力量的重新组合。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迫使希特勒不得不忍痛割舍了中国这块肥肉，采取了弃华联日的战略外交。1938至1941年间，希特勒通过承认“满洲国”、召回顾问团和陶德曼、宣布对华实行军火禁运、承认汪伪政府等一系列的外交措施，彻底地背弃中国，倒向了日本。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冷却了蒋介石政府对希特勒德国的最后一缕温情，中德日外交大三角遂成灰飞烟灭之态。
1928年8月，中德两国在南京签订了关税条约， 德国正式承认南京国民政府。从此时到1941年7月中德完全断绝外交关系止， 两国间基本上一直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在中德易货贸易过程中，德国人汉斯·克兰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应忽视的。
一、易货贸易的背景
1928年初，蒋介石派以陈仪为代表的考察团赴德，寻求德国军事顾问和军火。在德国国防军部支持下，从1927年11月到1938年5月， 德国人鲍尔、柯瑞伯、魏采尔、塞克特、法尔克豪森先后抵华，担任蒋介石的军事总顾问。一批军火商人也随之来到中国。
1932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秘密创设了国防设计委员会，着力发展国防重工业。蒋介石深知没有西方国家先进设备和科技帮助，中国的国防建设计划是难以实现的。而当时英美对日本侵华行径奉行绥靖政策，无意于帮助中国加强国防建设。中国只得希冀从德国获得先进的设备科技和大批的军火。
希特勒上台后，德国公开走上了重整军备的道路。重整军备需要钨、锑、钼等战略原料，特别是钨，当时它在所有金属中熔点最高，用它生产出来的武器具有坚硬、抗高温特性，而钨、锑等战略原料德国十分匮乏。从1915年起在中国湖南东南部武功山和整个南岭地区发现了蕴量极为丰富的钨矿，且矿石品位较高。1933年中国生产的钨占世界产量一半（6100吨），从1915年到1937年间的平均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38％。中德两国急亟发展各有所需的贸易，但均缺乏外汇和准备金，若能以某种易货方式进行，各方均蒙其惠。中德易货贸易从一开始就为民间的和半官方色彩所掩饰，汉斯·克兰即在此种历史背景下，从事中德易货贸易的。
二、首选南方军阀
汉斯·克兰是德国的一名军火商。一战前，他在东非殖民地经商，1924年加入了从事武器交易的柏林恩格尔哈特银行（Engelhardt Bemk），开始为德国国防军从事海外军火贸易，最初去苏联，后在土耳其，他曾任过国防军组建的钢铁公司代表。1933年夏，克兰首次来华，在受聘于桂系李宗仁德国人迈尔·马德尔引荐下，他首先接触了李宗仁，随后又来到广州会晤了粤系陈济棠，洽商军火贸易。1933年7月20日， 克兰与两广当局签订了价值5490800港币的《中德交换货品合约》。 同年12月14日，克兰又与广东当局签订了价值657000元港币的《ｐá＠①江口各兵工厂建筑物承建合约》。克兰认为广东有取之不竭财富，从1934年7月起，他与广东陈济棠达成了一系列秘密协定：7月20日关于中国方面以原料等与德国交换工业品；7月21 日关于在广东修建船坞和建造铁路；9月28日签订《防毒面具厂合约》； 为广东建造一炸药及爆破器材厂。1934年11月24日，克兰向德国外交部作了申述报告，他认为中国南京政权与广东地方当局虽有歧见，却不严重，况且蒋介石政权所辖范围有限，各省皆在经济上独行其是。更重要的是广东及其邻近友好各省（广西、贵州、湖南和云南）蕴藏着各种矿产，尤为钨砂矿最为丰富。同时陈济棠办事效率较高，交易重信用，无拖泥带水现象，因此与广东当局发展易物贸易很有必要。
三、牯岭易货贸易协议的签订
受南京国民政府邀请，1933年初德国退役将军冯·塞克特进行了第一次对华访问，5月8日到达上海，受到国民政府隆重接待。经过一番考察，塞克特于1933年6月30 日向蒋介石提交了《致蒋介石元帅的备忘录》，对中国军队的重建表达了自己的见解，深得蒋介石的重视。塞克特1933年来华时曾两次到华南逗留，支持了克兰在广州的军火贸易计划。
1934年4月，受蒋介石再次邀请，塞克特第二次使华， 担任蒋介石第三任军事总顾问。蒋对塞相当器重，授以大权。塞克特使华是受国防军部支持，试图把解决原料、武器输出以及德国参与中国工业建设等诸问题同蒋的需求直接联系在一起。克兰与塞克特从20年代起就有了私交，随着克兰在德国国防军海外事业中的积极活动，彼此之间更为熟悉。塞克特第二次来华不久，便把克兰引荐给蒋，蒋对同克兰的合作极感兴趣。1934年7月底，经蒋和塞授意，孔祥熙与克兰在南京牯岭进行了4个星期谈判，双方于8月23 日秘密签订了《中国农矿产品与德国工业品互换实施合同》，协议共18条。其中第一条云：“中国政府按照商业通例，供给克兰以德国所需要之农矿产原料，须在德国口岸交货。克兰供给中国政府以中国所需要之德国工业品，及其他各种成品，须在中国口岸交货。”第八条：“克兰将在柏林为中国政府进行一万万马克之借款。”中国政府利用该借款“采办德国工业品，及其他成品为目的”，并以农矿原料来加以偿还。由于中德双方对克兰的广州计划有所争执，加之德国政府内部对华政策的分歧，一时间矛盾难以整合，直到1936年4 月柏林协定签订生效后，牯岭协议规定的易货贸易才真正全面实施。
四、广东问题纠纷及其解决
牯岭协定签订后，克兰立即返回德国，就易货贸易内容向有关部门商讨细节和斡旋。克兰的计划得到了国防军部和负责采购战略原料的经济部的支持和信任，但遭到外交部和德国传统贸易商行的反对。外交部对克兰在中国谈判所知甚少，对他的越俎代庖举动极为反感，认为克兰的中国计划可能会破坏德国在中日之间维持平衡的远东政策。由克兰经手的易货协定似乎危及在华的广大德国商行，特别遭德国对华贸易主导机构——汉堡和不莱梅东亚协会反对，因为它们担心会被排斥在中国市场之外。
克兰的牯岭协定所以没有被德国官方立即确认，并遭外交部反对，是因为自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中德贸易一直维持在一种不平衡的状况下，中方始终处于入超地位，中方一直无法以外汇与原料偿还德方。德国驻华公使更是一再反对在易货贸易中，给予中国以数额较大的信用贷款，并认为中国对外输出原料的组织能力很差，是否有能力兑现中德合作条件值得怀疑。
出于对钨等矿产的急迫需求，德国国防军部和经济部强烈要求实现中德易货贸易，外交部也逐渐不得不承认中国战略原料对德国的重要性。1935年5月6日，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致函孔祥熙：“前由院座与汉斯·克兰君所订立之物品互换合同，敬悉一切，并深为欣幸。沙赫特必竭尽本人一切力量，促进合同之实现也。……沙赫特甚愿由一敝国适当银行团体准备货物借款，以供贵国之提用，款额暂订为2000万马克”。
克兰在签订牯岭协定前后， 仍在广州竭力加强与陈济棠的合作。 1933年中国出口钨产品总数的90％是经广州港口运出的。出于对战略性矿产的急迫需要，克兰认为与广州当局合作是很必要的。
蒋介石早在1934年2月，就对克兰帮助广东建设ｐá＠①江口兵工厂表示反对。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红军反“围剿”失利，蒋介石的中央军开始与粤军在粤北相对峙。陈济棠为了防止蒋乘机吞并，急速扩充军备。正在此时，克兰于广州之间新的一系列协定广为人知（1934年7 月至9月的协定）。 南京当局立即表示不能容忍德国纵容克兰与陈济棠之间的军事合作，并电示驻德公使刘崇杰向德国政府抗议，同时，蒋介石亲自向其总顾问塞克特施压，指出广东问题妨碍了牯岭协定的履行。
针对广州问题，德国外交部主张反对克兰与广州当局合作，认为这有损与南京之间关系。而克兰及其支持者国防军部和经济部并没有屈服于内外压力，国防部长布隆堡甚至认为：广东人与南京人均为中国人，在日本入侵当前，又何必有彼此之分呢？布隆堡认为：“像我们这样的强国，没有义务为自己在国外的行动向别的国家解释什么。”
1935年2月，塞克特向柏林建议先暂停克兰的广州方案， 着手于船坞、铁路、港口等非军事性工程。是年5月17日， 德国驻沪总领事柯瑞伯致电希特勒，条陈了德国与广州地方当局的合作，损害了同南京政府信任合作关系，建议应召回广州的德国顾问或转至南京，放弃克兰的广州计划转而发展同南京的大规模交易。5月24日， 德国外交部通知陶德曼，要求克兰应把工作从广州转移到南京，如与广州打交道，应须征得蒋介石同意。柏林与南京关系出现了转机。
1935年6月，克兰再次使华，在成都会晤了蒋介石。7月间蒋介石命翁文灏与克兰秘密谈判，翁文灏甚至许诺可先提供2000吨钨矿运至德国，以显示南京当局已充分控制了钨矿供应。11月16日德国国防部长布隆堡致电蒋介石和孔祥熙：“贵方与克兰接洽已获得良好结果，鄙人深为欣感。并中德经济合作，以两国互有裨益之经济建设为原则，由是实际开始矣，更为欣快。承准予迅速供应钨砂，谨此感谢莫铭。”1936年2 月以顾振为首的国民党代表团秘密访问了德国。3 月底德国国防部终止了向广东当局运送军备，德国外交部也认为同南京政府发展易货贸易不可避免，转而采取了积极调和态度。4月初， 蒋介石也明确表示发展两国贸易关系的障碍已不复存在。4月8日沙赫特与顾振在柏林签订了1 亿马克的《中德信用贷款合同》，德国政府给予中国政府以货物信用借款以1万万马克。并且还规定德国政府将1亿马克贷款交由德意志银行与中国中央银行执行双方货物互换的付款业务。从此，南京国民政府由资源委员会筹集钨、锑等矿产，中央信托局筹集桐油、生丝等农产品，来交换大批的德国军火、兵工厂及重工业设备。
五、创办合步楼公司
合步楼公司（Hapro ， 德文“工业产品公司”的缩写）是克兰于1934年1月24日在柏林创办的一个私人有限公司，开始总资本20 万马克，克兰独资19万马克。其主要贸易对象是发展同中国的军火和战略性原料贸易。1936年4月合步楼公司实行改组， 克兰将其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德国国防军部，增资为300万马克，成为一国营公司。 合步楼公司在中国设有分支机构，总部在柏林，较长时间由克兰任总经理。1937年10月该公司由戈林以“四年计划”名义接管其业务，次年10月又由德国经济部接管，1941年停止了与中国的易货贸易业务。
合步楼公司对中德易货贸易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扮演了民间的或半官方角色。通过合步楼协议，该公司由德国负责筹运了大批中国急需的军火，兵工厂及重工业设备，德国通过合步楼为中国提供了技术援助，同时合步楼公司也为德国采购了可观的中国农产品和钨、锑等矿产，支持了纳粹德国的扩军备战。在沈晋康著的《中德贸易统计表（1927—1940）》中可以看出：德国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百分比，1934年对德贸易输入占总数的8.97％，1937年增为15.3％， 增加近1倍，1934年对德贸易输出占总数的3.75％，1937年增为8.64％， 增加1倍多。 美国学者柯伟林指出：1936 年德国实际交付中国的军火总额为2374.8万马克， 是德国军火出口的第一大国， 1937 年则激增为8278.8604万马克。德国由中国进口的钨矿，1936年为5091 吨（是年德国进口钨矿总数为8276吨），1937 年为8037 吨（是年德国进口钨砂总数为11372吨）。可以说，克兰始创的合步楼公司， 在中德两国间大规模的易货贸易过程中，起着主渠道的桥梁作用。
六、结局
自华北事变后，中日两国关系日益恶化，中德两国间的军事经济关系通过易货贸易得到空前发展，对此日本向德国表示了强烈的抗议。德国政府内部国防军部、经济部与外交部对德国东亚政策产生歧见，但考虑到一方面急需采购中国重要的战略性物资，另一方面又需结好日本，遂决定在中国间尽力维持一种等距的平衡外交策略。1938年前后希特勒操纵征服世界的战争之箭，势在必发。在希特勒征服世界的野心中，中国的战争地位和中国战略原料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1938年2月初， 希特勒改组了内阁，一向亲华的国际军部部长布隆堡、外长牛赖特等纷纷被免职，克兰也随之失势，亲日派戈林等主导了德国的远东政策。
1938年4月底戈林宣布禁止军火售给中国， 但中德两国基于各自急迫的战争需要仍保持了秘密的贸易联系。直到1940年春，德国合步楼公司驻华人员多次商盼中方能以少数钨、锡矿产，自贵阳至猩猩峡，由西北陆路，经苏联秘密运至德国。1938年初和1939年，失势后的克兰先后两次来华，到达汉口和重庆，试图重新推动中德间贸易的发展，无奈随着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中德两国关系的日趋恶化，他已无能为力了。由于不能与纳粹势力苟同，克兰后隐居于瑞士。合步楼协议中断前后，中苏两国签订三笔价值上亿美元的易货信用贷款协议。时至1940年左右，英美也逐渐放弃了绥靖政策，支持蒋介石政权抗战。1940年9月底， 德意日签订了三国军事同盟条约，德国承认并尊重所谓“日本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此后，中德关系急剧恶化，双方贸易关系终告结束。1941年7月1日，德国正式承认汪伪政权，国民党政府旋即宣布与德断交。
http://cache.tianya.cn/pub/c/no05/1/107632.57.shtml
回顾1933至1941年中德日三角外交这段历史不难看出，作为第三帝国的头号政治人物，希特勒关于远东政策的策略和指示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这一时期的中德日三角外交格局。1933至1936年，希特勒出于对德国国防经济利益的考虑并顾及到当时以英、法为首的保守的世界权力中心的威慑力，在针对中、日两国的三角外交问题上，希特勒奉行外交上的实用主义。与高度工业化的日本相比，处于发展时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无疑会给德国带来不可估量的经济利益和发展机遇，因此，希特勒听凭德国国防军部执行了相对中立的东亚政策，积极支持军方与中国建立密切的经济和军事合作，努力在中国建立没有殖民地的殖民主义。希特勒的实用主义外交使德国成了亚洲事务中一支重要力量。1936至1937年，希特勒政权在内政和外交方面日益巩固，德国传统外交家们的保守阵地宣告失守。当时的世界政治局势正处于旧有的外交联合将被打破，新的民族联合正在建立的除旧布新时期。希特勒不愿在这关键时刻坐失良机，于是，处于德国自身战略利益的需要，希特勒在其他力量集团尚未纠集起来之前，抢先一步与具有共同利益的日本缔结联盟。这时，希特勒奉行的是外交上的投机主义，鱼与熊掌欲想兼得，在远东政策上实行中日并重的二元外交：一方面与日本达成谅解，签订了《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共同对付苏联；一方面继续与中国保持密切联系。七七事变后，德国在远东的政治影响决定了它成为中日双方都能接受的调停人。于是，德国在中日之间两面讨好，双边渔利。1938年初，德国调停失败。中日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导致世界主要国家力量的重新组合。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迫使希特勒不得不忍痛割舍了中国这块肥肉，采取了弃华联日的战略外交。1938至1941年间，希特勒通过承认“满洲国”、召回顾问团和陶德曼、宣布对华实行军火禁运、承认汪伪政府等一系列的外交措施，彻底地背弃中国，倒向了日本。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冷却了蒋介石政府对希特勒德国的最后一缕温情，中德日外交大三角遂成灰飞烟灭之态。
1928年8月，中德两国在南京签订了关税条约， 德国正式承认南京国民政府。从此时到1941年7月中德完全断绝外交关系止， 两国间基本上一直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在中德易货贸易过程中，德国人汉斯·克兰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应忽视的。
一、易货贸易的背景
1928年初，蒋介石派以陈仪为代表的考察团赴德，寻求德国军事顾问和军火。在德国国防军部支持下，从1927年11月到1938年5月， 德国人鲍尔、柯瑞伯、魏采尔、塞克特、法尔克豪森先后抵华，担任蒋介石的军事总顾问。一批军火商人也随之来到中国。
1932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秘密创设了国防设计委员会，着力发展国防重工业。蒋介石深知没有西方国家先进设备和科技帮助，中国的国防建设计划是难以实现的。而当时英美对日本侵华行径奉行绥靖政策，无意于帮助中国加强国防建设。中国只得希冀从德国获得先进的设备科技和大批的军火。
希特勒上台后，德国公开走上了重整军备的道路。重整军备需要钨、锑、钼等战略原料，特别是钨，当时它在所有金属中熔点最高，用它生产出来的武器具有坚硬、抗高温特性，而钨、锑等战略原料德国十分匮乏。从1915年起在中国湖南东南部武功山和整个南岭地区发现了蕴量极为丰富的钨矿，且矿石品位较高。1933年中国生产的钨占世界产量一半（6100吨），从1915年到1937年间的平均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38％。中德两国急亟发展各有所需的贸易，但均缺乏外汇和准备金，若能以某种易货方式进行，各方均蒙其惠。中德易货贸易从一开始就为民间的和半官方色彩所掩饰，汉斯·克兰即在此种历史背景下，从事中德易货贸易的。
二、首选南方军阀
汉斯·克兰是德国的一名军火商。一战前，他在东非殖民地经商，1924年加入了从事武器交易的柏林恩格尔哈特银行（Engelhardt Bemk），开始为德国国防军从事海外军火贸易，最初去苏联，后在土耳其，他曾任过国防军组建的钢铁公司代表。1933年夏，克兰首次来华，在受聘于桂系李宗仁德国人迈尔·马德尔引荐下，他首先接触了李宗仁，随后又来到广州会晤了粤系陈济棠，洽商军火贸易。1933年7月20日， 克兰与两广当局签订了价值5490800港币的《中德交换货品合约》。 同年12月14日，克兰又与广东当局签订了价值657000元港币的《ｐá＠①江口各兵工厂建筑物承建合约》。克兰认为广东有取之不竭财富，从1934年7月起，他与广东陈济棠达成了一系列秘密协定：7月20日关于中国方面以原料等与德国交换工业品；7月21 日关于在广东修建船坞和建造铁路；9月28日签订《防毒面具厂合约》； 为广东建造一炸药及爆破器材厂。1934年11月24日，克兰向德国外交部作了申述报告，他认为中国南京政权与广东地方当局虽有歧见，却不严重，况且蒋介石政权所辖范围有限，各省皆在经济上独行其是。更重要的是广东及其邻近友好各省（广西、贵州、湖南和云南）蕴藏着各种矿产，尤为钨砂矿最为丰富。同时陈济棠办事效率较高，交易重信用，无拖泥带水现象，因此与广东当局发展易物贸易很有必要。
三、牯岭易货贸易协议的签订
受南京国民政府邀请，1933年初德国退役将军冯·塞克特进行了第一次对华访问，5月8日到达上海，受到国民政府隆重接待。经过一番考察，塞克特于1933年6月30 日向蒋介石提交了《致蒋介石元帅的备忘录》，对中国军队的重建表达了自己的见解，深得蒋介石的重视。塞克特1933年来华时曾两次到华南逗留，支持了克兰在广州的军火贸易计划。
1934年4月，受蒋介石再次邀请，塞克特第二次使华， 担任蒋介石第三任军事总顾问。蒋对塞相当器重，授以大权。塞克特使华是受国防军部支持，试图把解决原料、武器输出以及德国参与中国工业建设等诸问题同蒋的需求直接联系在一起。克兰与塞克特从20年代起就有了私交，随着克兰在德国国防军海外事业中的积极活动，彼此之间更为熟悉。塞克特第二次来华不久，便把克兰引荐给蒋，蒋对同克兰的合作极感兴趣。1934年7月底，经蒋和塞授意，孔祥熙与克兰在南京牯岭进行了4个星期谈判，双方于8月23 日秘密签订了《中国农矿产品与德国工业品互换实施合同》，协议共18条。其中第一条云：“中国政府按照商业通例，供给克兰以德国所需要之农矿产原料，须在德国口岸交货。克兰供给中国政府以中国所需要之德国工业品，及其他各种成品，须在中国口岸交货。”第八条：“克兰将在柏林为中国政府进行一万万马克之借款。”中国政府利用该借款“采办德国工业品，及其他成品为目的”，并以农矿原料来加以偿还。由于中德双方对克兰的广州计划有所争执，加之德国政府内部对华政策的分歧，一时间矛盾难以整合，直到1936年4 月柏林协定签订生效后，牯岭协议规定的易货贸易才真正全面实施。
四、广东问题纠纷及其解决
牯岭协定签订后，克兰立即返回德国，就易货贸易内容向有关部门商讨细节和斡旋。克兰的计划得到了国防军部和负责采购战略原料的经济部的支持和信任，但遭到外交部和德国传统贸易商行的反对。外交部对克兰在中国谈判所知甚少，对他的越俎代庖举动极为反感，认为克兰的中国计划可能会破坏德国在中日之间维持平衡的远东政策。由克兰经手的易货协定似乎危及在华的广大德国商行，特别遭德国对华贸易主导机构——汉堡和不莱梅东亚协会反对，因为它们担心会被排斥在中国市场之外。
克兰的牯岭协定所以没有被德国官方立即确认，并遭外交部反对，是因为自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中德贸易一直维持在一种不平衡的状况下，中方始终处于入超地位，中方一直无法以外汇与原料偿还德方。德国驻华公使更是一再反对在易货贸易中，给予中国以数额较大的信用贷款，并认为中国对外输出原料的组织能力很差，是否有能力兑现中德合作条件值得怀疑。
出于对钨等矿产的急迫需求，德国国防军部和经济部强烈要求实现中德易货贸易，外交部也逐渐不得不承认中国战略原料对德国的重要性。1935年5月6日，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致函孔祥熙：“前由院座与汉斯·克兰君所订立之物品互换合同，敬悉一切，并深为欣幸。沙赫特必竭尽本人一切力量，促进合同之实现也。……沙赫特甚愿由一敝国适当银行团体准备货物借款，以供贵国之提用，款额暂订为2000万马克”。
克兰在签订牯岭协定前后， 仍在广州竭力加强与陈济棠的合作。 1933年中国出口钨产品总数的90％是经广州港口运出的。出于对战略性矿产的急迫需要，克兰认为与广州当局合作是很必要的。
蒋介石早在1934年2月，就对克兰帮助广东建设ｐá＠①江口兵工厂表示反对。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红军反“围剿”失利，蒋介石的中央军开始与粤军在粤北相对峙。陈济棠为了防止蒋乘机吞并，急速扩充军备。正在此时，克兰于广州之间新的一系列协定广为人知（1934年7 月至9月的协定）。 南京当局立即表示不能容忍德国纵容克兰与陈济棠之间的军事合作，并电示驻德公使刘崇杰向德国政府抗议，同时，蒋介石亲自向其总顾问塞克特施压，指出广东问题妨碍了牯岭协定的履行。
针对广州问题，德国外交部主张反对克兰与广州当局合作，认为这有损与南京之间关系。而克兰及其支持者国防军部和经济部并没有屈服于内外压力，国防部长布隆堡甚至认为：广东人与南京人均为中国人，在日本入侵当前，又何必有彼此之分呢？布隆堡认为：“像我们这样的强国，没有义务为自己在国外的行动向别的国家解释什么。”
1935年2月，塞克特向柏林建议先暂停克兰的广州方案， 着手于船坞、铁路、港口等非军事性工程。是年5月17日， 德国驻沪总领事柯瑞伯致电希特勒，条陈了德国与广州地方当局的合作，损害了同南京政府信任合作关系，建议应召回广州的德国顾问或转至南京，放弃克兰的广州计划转而发展同南京的大规模交易。5月24日， 德国外交部通知陶德曼，要求克兰应把工作从广州转移到南京，如与广州打交道，应须征得蒋介石同意。柏林与南京关系出现了转机。
1935年6月，克兰再次使华，在成都会晤了蒋介石。7月间蒋介石命翁文灏与克兰秘密谈判，翁文灏甚至许诺可先提供2000吨钨矿运至德国，以显示南京当局已充分控制了钨矿供应。11月16日德国国防部长布隆堡致电蒋介石和孔祥熙：“贵方与克兰接洽已获得良好结果，鄙人深为欣感。并中德经济合作，以两国互有裨益之经济建设为原则，由是实际开始矣，更为欣快。承准予迅速供应钨砂，谨此感谢莫铭。”1936年2 月以顾振为首的国民党代表团秘密访问了德国。3 月底德国国防部终止了向广东当局运送军备，德国外交部也认为同南京政府发展易货贸易不可避免，转而采取了积极调和态度。4月初， 蒋介石也明确表示发展两国贸易关系的障碍已不复存在。4月8日沙赫特与顾振在柏林签订了1 亿马克的《中德信用贷款合同》，德国政府给予中国政府以货物信用借款以1万万马克。并且还规定德国政府将1亿马克贷款交由德意志银行与中国中央银行执行双方货物互换的付款业务。从此，南京国民政府由资源委员会筹集钨、锑等矿产，中央信托局筹集桐油、生丝等农产品，来交换大批的德国军火、兵工厂及重工业设备。
五、创办合步楼公司
合步楼公司（Hapro ， 德文“工业产品公司”的缩写）是克兰于1934年1月24日在柏林创办的一个私人有限公司，开始总资本20 万马克，克兰独资19万马克。其主要贸易对象是发展同中国的军火和战略性原料贸易。1936年4月合步楼公司实行改组， 克兰将其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德国国防军部，增资为300万马克，成为一国营公司。 合步楼公司在中国设有分支机构，总部在柏林，较长时间由克兰任总经理。1937年10月该公司由戈林以“四年计划”名义接管其业务，次年10月又由德国经济部接管，1941年停止了与中国的易货贸易业务。
合步楼公司对中德易货贸易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扮演了民间的或半官方角色。通过合步楼协议，该公司由德国负责筹运了大批中国急需的军火，兵工厂及重工业设备，德国通过合步楼为中国提供了技术援助，同时合步楼公司也为德国采购了可观的中国农产品和钨、锑等矿产，支持了纳粹德国的扩军备战。在沈晋康著的《中德贸易统计表（1927—1940）》中可以看出：德国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百分比，1934年对德贸易输入占总数的8.97％，1937年增为15.3％， 增加近1倍，1934年对德贸易输出占总数的3.75％，1937年增为8.64％， 增加1倍多。 美国学者柯伟林指出：1936 年德国实际交付中国的军火总额为2374.8万马克， 是德国军火出口的第一大国， 1937 年则激增为8278.8604万马克。德国由中国进口的钨矿，1936年为5091 吨（是年德国进口钨矿总数为8276吨），1937 年为8037 吨（是年德国进口钨砂总数为11372吨）。可以说，克兰始创的合步楼公司， 在中德两国间大规模的易货贸易过程中，起着主渠道的桥梁作用。
六、结局
自华北事变后，中日两国关系日益恶化，中德两国间的军事经济关系通过易货贸易得到空前发展，对此日本向德国表示了强烈的抗议。德国政府内部国防军部、经济部与外交部对德国东亚政策产生歧见，但考虑到一方面急需采购中国重要的战略性物资，另一方面又需结好日本，遂决定在中国间尽力维持一种等距的平衡外交策略。1938年前后希特勒操纵征服世界的战争之箭，势在必发。在希特勒征服世界的野心中，中国的战争地位和中国战略原料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1938年2月初， 希特勒改组了内阁，一向亲华的国际军部部长布隆堡、外长牛赖特等纷纷被免职，克兰也随之失势，亲日派戈林等主导了德国的远东政策。
1938年4月底戈林宣布禁止军火售给中国， 但中德两国基于各自急迫的战争需要仍保持了秘密的贸易联系。直到1940年春，德国合步楼公司驻华人员多次商盼中方能以少数钨、锡矿产，自贵阳至猩猩峡，由西北陆路，经苏联秘密运至德国。1938年初和1939年，失势后的克兰先后两次来华，到达汉口和重庆，试图重新推动中德间贸易的发展，无奈随着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中德两国关系的日趋恶化，他已无能为力了。由于不能与纳粹势力苟同，克兰后隐居于瑞士。合步楼协议中断前后，中苏两国签订三笔价值上亿美元的易货信用贷款协议。时至1940年左右，英美也逐渐放弃了绥靖政策，支持蒋介石政权抗战。1940年9月底， 德意日签订了三国军事同盟条约，德国承认并尊重所谓“日本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此后，中德关系急剧恶化，双方贸易关系终告结束。1941年7月1日，德国正式承认汪伪政权，国民党政府旋即宣布与德断交。
http://cache.tianya.cn/pub/c/no05/1/107632.57.shtml
慢慢学习 谢谢楼主
好文章啊,长见识了!
德国人带来的装备、技术，比较容易理解。而德国顾问们带来的德国职业军人严谨的作风、新的战术思想，对当时的中国而言，更为重要。
山人0504 发表于 2009-5-7 21:24 
在之后的终日战事中有何具体表现？
在之后的终日战事中有何具体表现？
这段历史已经是冷饭了
二战后中国还有日本军事顾问冈村宁次呢，郁闷
这些德国顾问基本是一战思维，二战德军跟他们没多大关系
coolkeair 发表于 2009-5-13 15:19
其实日本陆军何尝又不是一战水准呢
当年国军最需要的就是机枪+堑壕外带一点炮火支援下，实施固守作战的能力
可惜相当一部分情况下都是一触即溃了{:3_82:}
其实日本陆军何尝又不是一战水准呢
当年国军最需要的就是机枪+堑壕外带一点炮火支援下，实施固守作战的能力
可惜相当一部分情况下都是一触即溃了{:3_82:}
coolkeair
这些德国顾问基本是一战思维，二战德军跟他们没多大关系
====应该是“一战后”思维，总结的一战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日本也不过如此。
同时德国顾问在历次内战中都亲临一线参战，对中国国情、军情非常了解，为中国制定的建军规划都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军情制定的。
来而往
在上海、武汉、长沙等地，有大量受过较长时间训练的正规军参战，有经过长期建设形成的防御工事体系，日军尽管有巨大优势，也还是难以从正面突破，日军主要是通过反复进攻，消耗我军力，然后从侧翼防御薄弱处突破，数十个师组成的防线，被突破若干个口子后，其中有少数精锐师无力改变败局，这时只要能脱身逃出来保存建制就不错了。
这些德国顾问基本是一战思维，二战德军跟他们没多大关系
====应该是“一战后”思维，总结的一战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日本也不过如此。
同时德国顾问在历次内战中都亲临一线参战，对中国国情、军情非常了解，为中国制定的建军规划都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军情制定的。
来而往
在上海、武汉、长沙等地，有大量受过较长时间训练的正规军参战，有经过长期建设形成的防御工事体系，日军尽管有巨大优势，也还是难以从正面突破，日军主要是通过反复进攻，消耗我军力，然后从侧翼防御薄弱处突破，数十个师组成的防线，被突破若干个口子后，其中有少数精锐师无力改变败局，这时只要能脱身逃出来保存建制就不错了。
德国顾问来华的最大受益者是德国陆军
古德里安等一批人藉此才能抬头
古德里安等一批人藉此才能抬头
在想
要是当时是请的法国顾问
戴高乐的理论会不会在法国发扬光大
要是当时是请的法国顾问
戴高乐的理论会不会在法国发扬光大
“国府”聘请德籍顾问，除训练精兵外，更希望总结出一套中国的建军之路；可惜之后，苏联、美国甚至还有日本（大队长私下邀请）“你方唱罢我登台”，“国军”直到“转进”台湾，也没走出1918的窠臼，蒋二公子对此可是痛心疾首啊...:L不过要想向一群没有受过工业文明熏陶的官兵传授德式建军思想，的确是有难处。
“国府”聘请德籍顾问，除训练精兵外，更希望总结出一套中国的建军之路；可惜之后，苏联、美国甚至还有日本（大队长私下邀请）“你方唱罢我登台”，“
====1933-1937年，是一心一意学德国顾问的，37年和18年比已经有很大不同。
====1933-1937年，是一心一意学德国顾问的，37年和18年比已经有很大不同。
德国人带来的装备、技术，比较容易理解。而德国顾问们带来的德国职业军人严谨的作风、新的战术思想，对当时的中国而言，更为重要。
山人0504 发表于 2009-5-7 21:24
基本扯 中国德国国情完全不同 新的战术思想有个屁用?
德国顾问帮了点忙主要是五次围剿
至于德国顾问教的那些东西用于抗日 则完全吃了大亏
德国人带来的装备、技术，比较容易理解。而德国顾问们带来的德国职业军人严谨的作风、新的战术思想，对当时的中国而言，更为重要。
山人0504 发表于 2009-5-7 21:24
基本扯 中国德国国情完全不同 新的战术思想有个屁用?
德国顾问帮了点忙主要是五次围剿
至于德国顾问教的那些东西用于抗日 则完全吃了大亏
不见得，德国人的对日战略构想还是有点价值的。
前期抗战主要错误是在不该在上海这样一个不利的地形拼消耗太久，太早把精锐主力拼光了，接下来上阵的杂牌军装备训练太烂，根本抵挡不住，丢了大半中国。这与前期老蒋的错误指导思想有关。
前期抗战主要错误是在不该在上海这样一个不利的地形拼消耗太久，太早把精锐主力拼光了，接下来上阵的杂牌军装备训练太烂，根本抵挡不住，丢了大半中国。这与前期老蒋的错误指导思想有关。
楼上:所谓战略构想 就是根据现有装备训练条件 来指导战争
你先说德国人战略构想有价值 又赖杂牌军装备差 这不前后矛盾吗?
你先说德国人战略构想有价值 又赖杂牌军装备差 这不前后矛盾吗?
25# 深蓝象棋
战略构想与执行不是一回事。
战略构想与执行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