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大科学家之李四光

李四光

　　李四光，原名仲揆，1889年10月26日出生，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大地构造学家、第四纪冰川学家、地质学家。蒙古族。湖北黄冈人。1919年和1927年分别获英国伯明翰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曾留学日本和英国。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曾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1949年10月19日，尚是漂泊国外之时，他已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归国后，他长期担任着政府地质部部长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李四光历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他是中国地质学的先驱之一，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早年对蜓科化石及其地层分层意义有精湛的研究。提出了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的存在。用力学观点研究地壳运动及其与矿产分布的规律，建立了新的边缘学科“地质力学”和“构造体系”概念。毕生倡导以力学观点研究地质构造的发生、发展及组合的规律，认为各种构造形迹是地应力活动的结果，建立了“构造体系”的概念，创建了地质力学学派。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三个沉降带有广阔找油远景的认识并为大庆、胜利等油田的发现所证实。开创了活动构造研究与地应力观测相结合的预报地震途径。晚年发表的“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对我国学科大交叉的倡导产生深刻影响。对中国地质教育、地质科学和地质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著有《地球表面形象变迁的主因》、《中国北训之 科》、《中国地质学》、《冰期之庐山》、《地质力学概论》及文集《天文、地质、古生物》等。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

　　李四光，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回龙镇下张家湾村的一个乡村教师家庭。童年随父亲入村塾读“四书”、“五经”，学写诗文。他勤奋好学，爱好劳动。由于常听父亲讲甲午中日海战，中国惨败，清政府腐朽无能、丧权辱国的故事，他从小就萌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他暗下决心，长大后一定要为中国争气，学会造船，打败帝国主义的侵略。1902年，两湖开办新学堂，李四光离开家园，到了省城武昌，考入西路高等小学堂。由于他每次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因此学习未满两年，没有毕业就被湖北省选派官费留日深造。1904年7月，到达东京，入宏文书院习日语。

　　1905年8月，由孙中山先生亲自主盟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第一批会员中年龄最小的会员。孙中山见其年轻，勉励他要“努力向学，蔚为国用”。从此李四光更加坚定了刻苦学习，报效中华的决心。1907年7月，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关科，学习造船机械。初步实现了他为祖国学习造船的心愿。1910年7月，毕业归国，任武昌湖北中等工业学堂教师兼工场场长。第二年秋夏之交，参加清廷举行的留学生回国第六次廷试，成绩优等，获“工科进士”称号。同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推翻了清政府，武昌成立了鄂军都督府，李四光先任都督府理财部参事，后被选为湖北省实业部部长，1912年改为实业司司长。不久，袁世凯窃权，篡夺了革命果实，辛亥革命失败。李四光怀着郁闷的心情，愤然辞去了实业司司长的职务。计算自己年龄还不太大，不如再读书10年，准备一份力量。1913年7月，获临时稽勋局通知，官费保送留英学习，入伯明翰大学。考虑到为祖国造船，不能没有钢铁，要钢铁就得先搞冶炼，因此先学了采矿一年，又感到采矿离不开地质，再又决定转到理科地质系，开始专攻地质学。走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

　　李四光在英学习期间，在导师W.S.包尔顿（Boulton）教授的指导下，他一面博览群书，一面实地调查，不仅在学术上造诣日深，而且在文字语言上提高也很快。英、日、德、法各国文字，均可运用。他视野辽阔，信息敏捷，基础知识深广。1918年6月，在伯明翰大学通过了毕业论文《中国之地质》的答辩，获自然科学硕士学位。

　　毕业后，他婉谢了国外的高薪聘请，1919年考察欧陆地质后，接受了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的聘书，于1920年5月，回到了北京，出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他一面为祖国精心培育人才，一面积极参与北京大学一些重要的校务活动。在不少重要的科学研究工作中，取得了创造性的成就。他声誉日著，很快成为当时北京大学的名教授之一。1927年冬，应蔡元培邀请，南下到上海，参加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筹建工作。1928年1月，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成立，李四光任所长，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为止。抗日战争爆发前，仍兼任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和教授。

　　1934—1936年，根据中英两国交换教授讲学的协议，应邀赴英讲学，在伦敦、剑桥、牛津、都柏林、伯明翰等8所大学，讲授中国地质学。讲稿整理后在伦敦正式出版《中国地质学》，此书除英文版外，还有俄文译本和摘要汉译本。学术界给予很高的评价。英国李约瑟（Joseph Neebham）博士称作者为“最卓越的地质学家之一”。1936年回国途中过美国，在他的学生朱森协助下，对美国地质做了一次由东到西的实地考察。回国后住在庐山做第四纪冰川研究工作。第二年“七七”事变，全国燃起了抗日烽火。李四光率领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同仁，辗转内迁。

　　1938—1944年夏，基本上以桂林良丰为基地，依靠广西地方当局的支持，开展了广西地质的调查研究，填制了广西地质图。并多次长途跋涉考察南岭东段地质，考察川东、鄂西、湘西、桂北和贵州高原等地的第四纪冰川遗迹。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其间还创办了桂林科学实验馆，亲任馆长，为战时研制必要的科研实验器材和仪器。1944年11月，日军入侵，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再度搬迁重庆。由于旅途过度疲劳，李四光病倒在沙坪坝，幸医疗及时，愈后健康显著减弱。1945年4、5月间，应重庆大学、中央大学联合邀请，向两校地质系师生作《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的学术报告。这是他20多年来研究地质力学的第一次总结。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投降，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但是，不久出现了内战阴霾，李四光为此忧心忡仲，焦虑不安。

　　1946年秋，离开重庆东下直抵上海养病，未去南京，此时他有祖国虽大，似乎难觅容身之地的感触。待到1948年2月，借出席在伦敦召开的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偕夫人许淑彬乘船再度赴英，并经挪威接受奥斯陆大学授予的哲学博士学位。1949年10月1日，李四光在英伦海峡之滨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特别兴奋。立即准备起程回国，为了摆脱国民党驻英大使馆的阻挠，独自化名先行，经巴黎至巴塞尔，等候夫人一道至意大利登轮，在海上漂泊数月，1950年4月6日经叶剑英派人接应，由香港到达广州，终于回到了祖国。5月6日到北京，及时地会见了中央领导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作了长时间的交谈。

　　李四光回到新中国后，除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外，还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在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9月，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成立，李四光任主任委员。1952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成立，李四光任部长，直到1970年地质部改为计委地质局时才离职。1958年9月，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成立，李四光被选为主席。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9年4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70年8月，任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和国务院科教组组长。1971年4月29日逝世，享年82岁。

　　李四光一生，经历了祖国几次伟大的社会变革。他由一个朴素的爱国主义者，参加了民主主义革命，走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最终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毕生为繁荣中国近代科学事业，提高地质科学水平，发展地质工作，做出了光辉的业绩。他留下了数百万言的科学论著和丰硕的科研成果，以及他创造性的治学精神、治学方法和奉献精神，都是祖国科学文化宝库中的重要财富，后人应当继续发扬光大之。

　　 李四光早年为悼念一个好学生曾写过此诗，亦为其毕生从事地质科学研究的光辉写照。

　　崎岖五岭路，嗟君从我游。

　　峰峦隐复见，环绕湘水头。

　　风云忽变色，瘴疠蒙金瓯。

　　山兮复何在，石迹耿千秋。

   李四光的最后十年（1962年至1971年）是在国家为他专门建造的宅院里度过的。几十年过去了，这个院子还在，并于李四光诞辰一百周年（1989）时辟为李四光纪念馆，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题写了馆名。李四光故居是一幢两层小楼，总建筑面积989.1平方米，有院墙环绕，院门朝北（以前朝南），楼门朝西。院内曲径通幽，有假山、喷泉、果木环衬。
看到了李四光用过的电视机、收音机、照相机、小提琴……他的办公桌、他的书柜、他喜欢的千万种石头……像跨越时空，与一位前辈聊天。
李四光解放后回国，搬过几次家，曾落脚在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上世纪60年代，因备战需要而迁居。有关方面请他去看过李济深在城内东单的一处住宅，李四光感到那处房子过于豪华，与自己一贯的生活志趣相左，便放弃了。
此后，他亲自选址、设计，并由国家建造了这栋小楼。如今院子里很多已成材的大树，都是当年李夫人许淑彬带着大家栽的，李四光也亲手种植了其中的几株。
李四光自1962年迁居于此后，一直住到1971年去世。他在这里生活、工作、做学问。一些由他主持或他参加的小型会议，常在家里召开；何长工、刘景范等原地质部负责人也常来家中汇报事情，因而一进大门右手那间面积较大的客厅，实际兼具会议室的功能，四周是书橱和沙发，中间是一张长条桌和若干把椅子。现在，靠窗一侧陈列着许多第四季冰川沉积物的地质标本，多为当年李四光野外考察的收获。
其他家具则是那个年代留下来的，一个质感陈旧的皮沙发的扶手已经开裂，露出里面的棉絮。这几个沙发，还是李四光1950年回国时，在旧货市场上买的便宜货，看来年头更为久远。客厅的隔壁是办公室，尚未恢复原样，但一张大写字台是李四光用过的。
办公室一端墙上有一块玻璃黑板，当年地质队野外作业回来，向李四光汇报时，他常利用黑板做一些讲解或布置，也曾借这块黑板给科技人员讲授地质力学，这大概是多年执教生涯所养成的习惯。值得一提的是，黑板上写着“斗私批修”四个粉笔大字。
李四光有着很深的国学基础，不光散文写得好，旧体诗写得好，即便是地质学的论文，同样写得“有声有色”。他的音乐造诣也相当深厚，尤好小提琴。他在巴黎写的一首小提琴曲《行路难》，是中国人创作的第一首小提琴曲。李回国后曾请音乐家萧友梅过目提意见。这首提琴曲写于1920年，在近八十年之后的北大百年校庆的晚会上，第一次得到公开演奏。它的面市修正了马思聪是中国最早的小提琴曲作者的说法。现在这首曲谱和李四光在国外常拉的小提琴，都陈列在纪念馆里。
晚年的李四光，生活很简单，衣着也很不讲究，得过且过，甚至补丁摞补丁。李四光去世后，工作人员想找几样遗物留下来，找来找去也没发现什么像样的值得保存的东西。
李四光夫妇在世时，这幢小楼只他们两人居住。他们去世后，女儿李林一家搬了过来。李林三年前过世，丈夫邹承鲁也患病在身。一门三院士，已传为佳话。
四十多年前，李四光家的小楼，李家南门外那棵有上千年历史的银杏树，以及明朝大太监刘瑾等历史人物的墓碑，都是周围颇为扎眼的标志。如今高楼林立，李四光故居被夹在当中，小楼因年久失修，多少显得有些残旧。（转自中国科协等网络）


本人转帖的目的在于，对于任何一个观点，要想找到对己方有利的事例，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情。所以，举例法更多的是属于宣传战领域，主要功能在于建立某种条件反射，文科思维比较倾向于此，喜爱不断地找出这样那样的例子，从个体事例上发散开来，或泪流满面，或精神焕发。而如此是否能反映真正宏大事件的全貌？李四光

　　李四光，原名仲揆，1889年10月26日出生，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大地构造学家、第四纪冰川学家、地质学家。蒙古族。湖北黄冈人。1919年和1927年分别获英国伯明翰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曾留学日本和英国。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曾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1949年10月19日，尚是漂泊国外之时，他已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归国后，他长期担任着政府地质部部长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李四光历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他是中国地质学的先驱之一，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早年对蜓科化石及其地层分层意义有精湛的研究。提出了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的存在。用力学观点研究地壳运动及其与矿产分布的规律，建立了新的边缘学科“地质力学”和“构造体系”概念。毕生倡导以力学观点研究地质构造的发生、发展及组合的规律，认为各种构造形迹是地应力活动的结果，建立了“构造体系”的概念，创建了地质力学学派。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三个沉降带有广阔找油远景的认识并为大庆、胜利等油田的发现所证实。开创了活动构造研究与地应力观测相结合的预报地震途径。晚年发表的“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对我国学科大交叉的倡导产生深刻影响。对中国地质教育、地质科学和地质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著有《地球表面形象变迁的主因》、《中国北训之 科》、《中国地质学》、《冰期之庐山》、《地质力学概论》及文集《天文、地质、古生物》等。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

　　李四光，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回龙镇下张家湾村的一个乡村教师家庭。童年随父亲入村塾读“四书”、“五经”，学写诗文。他勤奋好学，爱好劳动。由于常听父亲讲甲午中日海战，中国惨败，清政府腐朽无能、丧权辱国的故事，他从小就萌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他暗下决心，长大后一定要为中国争气，学会造船，打败帝国主义的侵略。1902年，两湖开办新学堂，李四光离开家园，到了省城武昌，考入西路高等小学堂。由于他每次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因此学习未满两年，没有毕业就被湖北省选派官费留日深造。1904年7月，到达东京，入宏文书院习日语。

　　1905年8月，由孙中山先生亲自主盟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第一批会员中年龄最小的会员。孙中山见其年轻，勉励他要“努力向学，蔚为国用”。从此李四光更加坚定了刻苦学习，报效中华的决心。1907年7月，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关科，学习造船机械。初步实现了他为祖国学习造船的心愿。1910年7月，毕业归国，任武昌湖北中等工业学堂教师兼工场场长。第二年秋夏之交，参加清廷举行的留学生回国第六次廷试，成绩优等，获“工科进士”称号。同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推翻了清政府，武昌成立了鄂军都督府，李四光先任都督府理财部参事，后被选为湖北省实业部部长，1912年改为实业司司长。不久，袁世凯窃权，篡夺了革命果实，辛亥革命失败。李四光怀着郁闷的心情，愤然辞去了实业司司长的职务。计算自己年龄还不太大，不如再读书10年，准备一份力量。1913年7月，获临时稽勋局通知，官费保送留英学习，入伯明翰大学。考虑到为祖国造船，不能没有钢铁，要钢铁就得先搞冶炼，因此先学了采矿一年，又感到采矿离不开地质，再又决定转到理科地质系，开始专攻地质学。走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

　　李四光在英学习期间，在导师W.S.包尔顿（Boulton）教授的指导下，他一面博览群书，一面实地调查，不仅在学术上造诣日深，而且在文字语言上提高也很快。英、日、德、法各国文字，均可运用。他视野辽阔，信息敏捷，基础知识深广。1918年6月，在伯明翰大学通过了毕业论文《中国之地质》的答辩，获自然科学硕士学位。

　　毕业后，他婉谢了国外的高薪聘请，1919年考察欧陆地质后，接受了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的聘书，于1920年5月，回到了北京，出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他一面为祖国精心培育人才，一面积极参与北京大学一些重要的校务活动。在不少重要的科学研究工作中，取得了创造性的成就。他声誉日著，很快成为当时北京大学的名教授之一。1927年冬，应蔡元培邀请，南下到上海，参加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筹建工作。1928年1月，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成立，李四光任所长，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为止。抗日战争爆发前，仍兼任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和教授。

　　1934—1936年，根据中英两国交换教授讲学的协议，应邀赴英讲学，在伦敦、剑桥、牛津、都柏林、伯明翰等8所大学，讲授中国地质学。讲稿整理后在伦敦正式出版《中国地质学》，此书除英文版外，还有俄文译本和摘要汉译本。学术界给予很高的评价。英国李约瑟（Joseph Neebham）博士称作者为“最卓越的地质学家之一”。1936年回国途中过美国，在他的学生朱森协助下，对美国地质做了一次由东到西的实地考察。回国后住在庐山做第四纪冰川研究工作。第二年“七七”事变，全国燃起了抗日烽火。李四光率领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同仁，辗转内迁。

　　1938—1944年夏，基本上以桂林良丰为基地，依靠广西地方当局的支持，开展了广西地质的调查研究，填制了广西地质图。并多次长途跋涉考察南岭东段地质，考察川东、鄂西、湘西、桂北和贵州高原等地的第四纪冰川遗迹。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其间还创办了桂林科学实验馆，亲任馆长，为战时研制必要的科研实验器材和仪器。1944年11月，日军入侵，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再度搬迁重庆。由于旅途过度疲劳，李四光病倒在沙坪坝，幸医疗及时，愈后健康显著减弱。1945年4、5月间，应重庆大学、中央大学联合邀请，向两校地质系师生作《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的学术报告。这是他20多年来研究地质力学的第一次总结。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投降，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但是，不久出现了内战阴霾，李四光为此忧心忡仲，焦虑不安。

　　1946年秋，离开重庆东下直抵上海养病，未去南京，此时他有祖国虽大，似乎难觅容身之地的感触。待到1948年2月，借出席在伦敦召开的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偕夫人许淑彬乘船再度赴英，并经挪威接受奥斯陆大学授予的哲学博士学位。1949年10月1日，李四光在英伦海峡之滨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特别兴奋。立即准备起程回国，为了摆脱国民党驻英大使馆的阻挠，独自化名先行，经巴黎至巴塞尔，等候夫人一道至意大利登轮，在海上漂泊数月，1950年4月6日经叶剑英派人接应，由香港到达广州，终于回到了祖国。5月6日到北京，及时地会见了中央领导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作了长时间的交谈。

　　李四光回到新中国后，除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外，还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在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9月，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成立，李四光任主任委员。1952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成立，李四光任部长，直到1970年地质部改为计委地质局时才离职。1958年9月，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成立，李四光被选为主席。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9年4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70年8月，任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和国务院科教组组长。1971年4月29日逝世，享年82岁。

　　李四光一生，经历了祖国几次伟大的社会变革。他由一个朴素的爱国主义者，参加了民主主义革命，走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最终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毕生为繁荣中国近代科学事业，提高地质科学水平，发展地质工作，做出了光辉的业绩。他留下了数百万言的科学论著和丰硕的科研成果，以及他创造性的治学精神、治学方法和奉献精神，都是祖国科学文化宝库中的重要财富，后人应当继续发扬光大之。

　　 李四光早年为悼念一个好学生曾写过此诗，亦为其毕生从事地质科学研究的光辉写照。

　　崎岖五岭路，嗟君从我游。

　　峰峦隐复见，环绕湘水头。

　　风云忽变色，瘴疠蒙金瓯。

　　山兮复何在，石迹耿千秋。

   李四光的最后十年（1962年至1971年）是在国家为他专门建造的宅院里度过的。几十年过去了，这个院子还在，并于李四光诞辰一百周年（1989）时辟为李四光纪念馆，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题写了馆名。李四光故居是一幢两层小楼，总建筑面积989.1平方米，有院墙环绕，院门朝北（以前朝南），楼门朝西。院内曲径通幽，有假山、喷泉、果木环衬。
看到了李四光用过的电视机、收音机、照相机、小提琴……他的办公桌、他的书柜、他喜欢的千万种石头……像跨越时空，与一位前辈聊天。
李四光解放后回国，搬过几次家，曾落脚在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上世纪60年代，因备战需要而迁居。有关方面请他去看过李济深在城内东单的一处住宅，李四光感到那处房子过于豪华，与自己一贯的生活志趣相左，便放弃了。
此后，他亲自选址、设计，并由国家建造了这栋小楼。如今院子里很多已成材的大树，都是当年李夫人许淑彬带着大家栽的，李四光也亲手种植了其中的几株。
李四光自1962年迁居于此后，一直住到1971年去世。他在这里生活、工作、做学问。一些由他主持或他参加的小型会议，常在家里召开；何长工、刘景范等原地质部负责人也常来家中汇报事情，因而一进大门右手那间面积较大的客厅，实际兼具会议室的功能，四周是书橱和沙发，中间是一张长条桌和若干把椅子。现在，靠窗一侧陈列着许多第四季冰川沉积物的地质标本，多为当年李四光野外考察的收获。
其他家具则是那个年代留下来的，一个质感陈旧的皮沙发的扶手已经开裂，露出里面的棉絮。这几个沙发，还是李四光1950年回国时，在旧货市场上买的便宜货，看来年头更为久远。客厅的隔壁是办公室，尚未恢复原样，但一张大写字台是李四光用过的。
办公室一端墙上有一块玻璃黑板，当年地质队野外作业回来，向李四光汇报时，他常利用黑板做一些讲解或布置，也曾借这块黑板给科技人员讲授地质力学，这大概是多年执教生涯所养成的习惯。值得一提的是，黑板上写着“斗私批修”四个粉笔大字。
李四光有着很深的国学基础，不光散文写得好，旧体诗写得好，即便是地质学的论文，同样写得“有声有色”。他的音乐造诣也相当深厚，尤好小提琴。他在巴黎写的一首小提琴曲《行路难》，是中国人创作的第一首小提琴曲。李回国后曾请音乐家萧友梅过目提意见。这首提琴曲写于1920年，在近八十年之后的北大百年校庆的晚会上，第一次得到公开演奏。它的面市修正了马思聪是中国最早的小提琴曲作者的说法。现在这首曲谱和李四光在国外常拉的小提琴，都陈列在纪念馆里。
晚年的李四光，生活很简单，衣着也很不讲究，得过且过，甚至补丁摞补丁。李四光去世后，工作人员想找几样遗物留下来，找来找去也没发现什么像样的值得保存的东西。
李四光夫妇在世时，这幢小楼只他们两人居住。他们去世后，女儿李林一家搬了过来。李林三年前过世，丈夫邹承鲁也患病在身。一门三院士，已传为佳话。
四十多年前，李四光家的小楼，李家南门外那棵有上千年历史的银杏树，以及明朝大太监刘瑾等历史人物的墓碑，都是周围颇为扎眼的标志。如今高楼林立，李四光故居被夹在当中，小楼因年久失修，多少显得有些残旧。（转自中国科协等网络）


本人转帖的目的在于，对于任何一个观点，要想找到对己方有利的事例，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情。所以，举例法更多的是属于宣传战领域，主要功能在于建立某种条件反射，文科思维比较倾向于此，喜爱不断地找出这样那样的例子，从个体事例上发散开来，或泪流满面，或精神焕发。而如此是否能反映真正宏大事件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