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政治浪漫主义

曾有人笑言，今天中国“革命”一词已成为贬义词，而“改革”、“改良”则成为褒义词。这一说法的正确性自然值得商榷，但它暗示着今日中国政治理念和政治心态的转换。当我们回顾这十多年的社会思维风向的走势时，不禁会发觉:过去长期存在的那种激昂、亢奋、焦灼、悲愤的政治心态已被主张冷静、现实和渐进的政策和思路所替换；而以前非常崇高、响亮和热烈的理想与追求在现实中反而遭到冷遇。人们不再为某些抽象而美妙的口号和原则进行激烈的坚持或争论呐喊，相反，更多是以理性、笃实和稳健的态度对待社会发展中存在的每一个问题。这种变化的背后，蕴藏着一个民族认知事物、改造事物观念的转变，那就是向长期存在于中国政治舞台的政治浪漫主义的告别。

    在建设国家的历史上，我们有过无比的雄心壮志，要“在一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要一夜之内“敢叫日月换新天”，也有过对改变国家面貌的热烈追求，“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要“多快好省”，“超英赶美”。对于社会进程作最大的全程计划，“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对面临的问题，则“毕其功于一役”，诉求一揽子解决问题方案。这样的豪情，以革命的理论，行改造之大计，在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掀起一次又一次“史无前例”的“壮举”，也制造了一次又一次令人痛心疾首的悲剧。当人们从这种“革命豪情”中醒悟过来，意识到社会主义建设并没有捷径和现成方案，惟有“摸着石头过河”，明白到一切理论和愿望必须坚持实践的检验的时候，又有一批人投入到另一种“民主豪情”之中，从原有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变成“不自由，毋宁死”；由过去的“革命小将”变成今天的“民主斗士”。在这些“豪情”面具后面，我们看到了政治浪漫主义的真面目。

    为什么政治浪漫主义会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久演不衰呢？萧功秦认为：自古以来，中国文化就是产生各种浪漫主义的沃土。深受传统压抑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一个开放伊始的时代，也许比任何其它的知识分子更具有浪漫主义诗情梦幻的诱惑。因为他们有太多的焦虑愤懑，需要经过由某种“登仙般的飞扬感”来释放，来表达他们对公平理想的渴望。他们必然抓住某些抽象的理念，以亢奋的激情来体现自身的价值。但是另一方面，一个贫穷、落后充满历史带来的种种潜在的危机与创伤的古老民族和社会现实，又最无法承受浪漫主义的政治设计的悲剧性后果。人们正是从这些悲剧性后果的经历承担中，通过对现实的直接面对和不断反思，才向政治浪漫主义作揖告别。

   对政治浪漫主义告别的诠释。最受人注目的是私有财产和人权的入宪以及“以人为本”新发展观的提出。这表明存在了半个多世纪的对对“私”的偏见和对发展高速度的偏好的改正。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从道德高度和人类终极理想出发，不断对“私”进行了谴责和咒骂，要“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狠斗私字一闪念”，除之则天下大同。政治浪漫主义愈兴，则这种道德批判的调子愈高。这次私有财产的入宪，说明中国社会对此种泛道德主义的政治浪漫主义言论的排斥，也说明中国对民主自由有了新的认识。“贫者无自由”，财产是个人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的体现，没有财产权就没有政治权利，也就没有其它的民主自由权利。历史表明：专制和独裁无不表现为对他人财产权利的肆意剥夺，而宪政和法治就是由保护私人财产权利基础上产生的。过去我们沉浸在对民主政体的诗情梦幻中，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虚泛的民主与真实的民主存在着经济基础上的区别，而这个基础，就是对个人合法私有财产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同样，在发展问题上，由于存在对迅速改变社会面貌的冲动和激情，一直以来我们对高速度、高增长的发展模式有着特殊的偏好。然而现实告诉我们，任何发展进步都是不完善的，都是有缺陷和代价的。如果我们的发展是以牺牲生态环境和社会幸福为代价的畸形发展，那么这种发展是不能持久且无实际意义的。因此，“以人为本”成为发展首要和根本的目的。尽管它没有像“为人民服务”、“人定胜天”等口号般富有激情和感召力，但是它更来得实际和更具有操作性。这就是与政治浪漫主义的区别。

   是的，到了该向政治浪漫主义告别的时候了。这种告别不是讽刺和责骂，相反，是怀着敬意和伤感对为美丽的理想而献身，在激情燃烧岁月中打拼的政治浪漫时代的告别；这种告别是怀着理性、坦诚与热忱，坚持政治浪漫主义者的那份理想、乐观和勇气，同时放弃他们那份无畏、冲动、激昂的告别；这种告别是怀着最深的纪念的告别。曾有人笑言，今天中国“革命”一词已成为贬义词，而“改革”、“改良”则成为褒义词。这一说法的正确性自然值得商榷，但它暗示着今日中国政治理念和政治心态的转换。当我们回顾这十多年的社会思维风向的走势时，不禁会发觉:过去长期存在的那种激昂、亢奋、焦灼、悲愤的政治心态已被主张冷静、现实和渐进的政策和思路所替换；而以前非常崇高、响亮和热烈的理想与追求在现实中反而遭到冷遇。人们不再为某些抽象而美妙的口号和原则进行激烈的坚持或争论呐喊，相反，更多是以理性、笃实和稳健的态度对待社会发展中存在的每一个问题。这种变化的背后，蕴藏着一个民族认知事物、改造事物观念的转变，那就是向长期存在于中国政治舞台的政治浪漫主义的告别。

    在建设国家的历史上，我们有过无比的雄心壮志，要“在一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要一夜之内“敢叫日月换新天”，也有过对改变国家面貌的热烈追求，“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要“多快好省”，“超英赶美”。对于社会进程作最大的全程计划，“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对面临的问题，则“毕其功于一役”，诉求一揽子解决问题方案。这样的豪情，以革命的理论，行改造之大计，在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掀起一次又一次“史无前例”的“壮举”，也制造了一次又一次令人痛心疾首的悲剧。当人们从这种“革命豪情”中醒悟过来，意识到社会主义建设并没有捷径和现成方案，惟有“摸着石头过河”，明白到一切理论和愿望必须坚持实践的检验的时候，又有一批人投入到另一种“民主豪情”之中，从原有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变成“不自由，毋宁死”；由过去的“革命小将”变成今天的“民主斗士”。在这些“豪情”面具后面，我们看到了政治浪漫主义的真面目。

    为什么政治浪漫主义会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久演不衰呢？萧功秦认为：自古以来，中国文化就是产生各种浪漫主义的沃土。深受传统压抑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一个开放伊始的时代，也许比任何其它的知识分子更具有浪漫主义诗情梦幻的诱惑。因为他们有太多的焦虑愤懑，需要经过由某种“登仙般的飞扬感”来释放，来表达他们对公平理想的渴望。他们必然抓住某些抽象的理念，以亢奋的激情来体现自身的价值。但是另一方面，一个贫穷、落后充满历史带来的种种潜在的危机与创伤的古老民族和社会现实，又最无法承受浪漫主义的政治设计的悲剧性后果。人们正是从这些悲剧性后果的经历承担中，通过对现实的直接面对和不断反思，才向政治浪漫主义作揖告别。

   对政治浪漫主义告别的诠释。最受人注目的是私有财产和人权的入宪以及“以人为本”新发展观的提出。这表明存在了半个多世纪的对对“私”的偏见和对发展高速度的偏好的改正。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从道德高度和人类终极理想出发，不断对“私”进行了谴责和咒骂，要“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狠斗私字一闪念”，除之则天下大同。政治浪漫主义愈兴，则这种道德批判的调子愈高。这次私有财产的入宪，说明中国社会对此种泛道德主义的政治浪漫主义言论的排斥，也说明中国对民主自由有了新的认识。“贫者无自由”，财产是个人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的体现，没有财产权就没有政治权利，也就没有其它的民主自由权利。历史表明：专制和独裁无不表现为对他人财产权利的肆意剥夺，而宪政和法治就是由保护私人财产权利基础上产生的。过去我们沉浸在对民主政体的诗情梦幻中，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虚泛的民主与真实的民主存在着经济基础上的区别，而这个基础，就是对个人合法私有财产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同样，在发展问题上，由于存在对迅速改变社会面貌的冲动和激情，一直以来我们对高速度、高增长的发展模式有着特殊的偏好。然而现实告诉我们，任何发展进步都是不完善的，都是有缺陷和代价的。如果我们的发展是以牺牲生态环境和社会幸福为代价的畸形发展，那么这种发展是不能持久且无实际意义的。因此，“以人为本”成为发展首要和根本的目的。尽管它没有像“为人民服务”、“人定胜天”等口号般富有激情和感召力，但是它更来得实际和更具有操作性。这就是与政治浪漫主义的区别。

   是的，到了该向政治浪漫主义告别的时候了。这种告别不是讽刺和责骂，相反，是怀着敬意和伤感对为美丽的理想而献身，在激情燃烧岁月中打拼的政治浪漫时代的告别；这种告别是怀着理性、坦诚与热忱，坚持政治浪漫主义者的那份理想、乐观和勇气，同时放弃他们那份无畏、冲动、激昂的告别；这种告别是怀着最深的纪念的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