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概念

“分”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概念
     
    由同质个体构成的社会，这种社会是通过什么方式凝聚成一个整体，其内在的结构如何？它的结构凝聚力是一种什么样的凝聚力？为了进一步考察中国王朝文明的结构特点，我们可以通过对古代思想家提出的概念进行分析，来认识其中的奥秘。 ( http://www.tecn.cn )
    早在战国时代，荀子就发现了一个重要事实，即中国这样的社会，必须要用“分”来保持社会的等级秩序，什么是“分”？《辞海》中把“分”解释为“名分”、“职分”，儒家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都要安于自己的“分”，“各守其分，不得相侵”。“分”是中国文化中的最为核心的概念，它提供了中国社会的组织形成的基本原则，它是同质体构成的社会的秩序的关键所在。 ( http://www.tecn.cn )
    用社会学的概念来解释，所谓的“分”，就是按社会中各人所承担的功能角色，把人按其所承担的功能，划分在不同等级中，每个人按自己的名分、职分去尽责，同时，每个人都按照这个等级的规格，享有得相应的地位、荣誉、权力及各种稀缺资源的供给。由于从皇帝、百官到士农工商，每个社会成员都分别在社会上承担着特定的功能，因此，按照功能的大小而把人划分到一个上尊下卑的等级秩序中去，并以此来确定各个获得的财富、名誉、权力、地位等稀缺资源的多少，这样，一旦实现了“各守其分，不得相侵”，那么，人人各得其所，就可以有效地避免无休止地对稀缺资源如财富、名誉、地位、权力的争夺，整个秩序的平衡也就得以保证。“分”的原则正是中国人文秩序的关键秘密所在。 ( http://www.tecn.cn )
    为什么中国这样的社会，需要用“分”的办法来实现社会秩序稳定？我们可以引用先秦思想家们的思考，来对此作为解释。《荀子》的《富国》篇里是这样说的： ( http://www.tecn.cn )
    “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管分之枢要也。”“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量度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 ( http://www.tecn.cn )
    在荀子看来，在社会中，人们只有组织为群体才能生活，而这样的群体中，如果没有“分”，人们之间就会发生无法妥协的争端，这种无分之争，只有通过“分”来实现“量度分界”的功能，才能通过规范而得以防止。而礼义体现的“分”，是先王用来维持秩序的。 ( http://www.tecn.cn )
    为什么中国这样的社会需要用“分”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并以此来防范社会无序状态的出现？荀子在《富国》篇里还提出一个非常独特的解释，那就是“欲物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所谓的“欲恶同物”，意谓每个人所希求（“欲”）的，与所厌弃（“恶）的，是与他人是相同的，实际上，荀子所说的“欲恶同物”，反映正是同质个体的喜好与厌恶的相似性，也即小农经济中的个体在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上大体相近似性。 也就是说，“马玲薯”与“马玲薯”的喜恶是相似的。根据荀子的解释，“欲恶同物”的同质个体之间，由于你所要的，也就是我所要的，你没有的，也是我也没有的，这两者之间的争夺，就很难形成异质个体之间的互补效应，就会是“有你无我，有我无你”的无“分”之争，这种无分之争，就必然导致“争则乱，乱则穷”的恶性循环。因此，在这样的社会里，用“分”来划分人群，才能保证社会秩序稳定和谐。 ( http://www.tecn.cn )
    相反，我们可以发现，由异质个体构成的社会，例如，在古代希腊，从事畜牧业的部落与从事农业的部落之间，它们彼此的需求恰恰是相反的，前者有多余的羊肉，但却没有粮食，后者则相反，于是，前者为了获得粮食，后者为了获得肉食品，就会通过商业契约进行交换，以互通有无，满足各自的需要。正是这种异质共同体或个体之间的契约关系，以及以契约为基础的契约商法，而不是按“分”分配的原则，就自然成为多元异质体结构的社会的秩序基础。 ( http://www.tecn.cn )
    用一个什么字最能确切表达中国文化的特点？“分”就是表征中国文化的最为核心的概念。没有任何其他的字比“分”字更能概括中国文化的组织结构的秘密了，中国是一个以“分”治国的社会。“分”按社会成员承担的不同的角色，例如君、臣、父子、士、农、工、商，把人纳入到一个上尊下卑的等级之中，并按这一等级的地位高下，来分配相应稀缺资源。即名誉，财富，权力，地位，等等。如果每个人都从内心认同这一等级的合理性，并认同这一根据等级来分配资源，那么，这样的社会秩序就可以有效地避免纷争，整个社会就可以变得井然有序了。这样的社会里，竞争不但是不需要的，而且，竞争就意味着超越“分”的界限，因此，竞争反而是社会整体稳定的威胁。 ( http://www.tecn.cn )
    近代学者王国维对“分”的防乱功能，有一个极为精辟的见解。王国维在研究商朝到西周的王位继承制度的演变时，注意到一个重要现象，那就是，商代的王位是兄终弟及，叔侄相承，但到了西周，就改为直系嫡长子继承。他发现这一制度演变的根本原因是，商代的“兄终弟及制”造成了统治家族内部不断在不同支系之间转换继承人，这样就很容易形成频繁的血肉相残的内斗。而以先天的“长幼有序”的资格作为判断继承资格的标准的嫡长制，即根据先君长子这一天赋资格，就可以有效地避免他人或旁支的僭越。 ( http://www.tecn.cn )
    接下来，王国维提出了一个对于理解中国文化中的“分”的功用十分重要的问题，他提出，为什么君王不能从众多儿子中选择一个最为贤明、智慧而又健康的儿子来继承王位，而非要做这样一个死板的嫡长子继承制，预先确立嫡长子作为继承人？古代君王并非不知道，嫡长子未必在众子中最贤明，而在众子中未必没有比嫡长子更贤明、更有才干的儿子，他们为什么偏要这样做？王国维的解释是，嫡长制能有效地防止对王位的争夺。他在《殷周制度论》中指出： ( http://www.tecn.cn )
    “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争，任天者定，任人者争，定之于天，争乃不生。”
    王国维这短短一段文字，可以说是理解中国文化的三十字真言。这三十个字虽然针对的是王位继承制这样的具体问题而发，然而，它却从根本上把握了、揭示了中国文化的一个要害问题，那就是，按照天然的资格、身份、年龄、嫡庶这些可以“量化”的“分”的标准，来分配稀缺资源，由于标准是客观的、有形的、天赋的、可以凭据的，是看得见的，因此，以此为标准来确定继承人，就可以有所凭依，这就能有效地避免皇子之间的争夺惨剧，从而保持秩序的稳定，这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任天（赋）者定”“定之以天，争乃不生”。相反，“贤能”、“智慧”、“善恶”这样的标准，是因人的主观感受而有所不同的，难以用客观的有形的标尺来衡量的，是无法“量化”的，每个人都可以自称自己是最为贤能的，这就会使众多王子及聚集在他们周围的既得利益权贵们，都可以参与到王位争夺中来。形成“任人者争”的恶斗局面。正因为如此，王国维进而指出： ( http://www.tecn.cn )
    “故天子诸侯之传世也，继统法之立子与立嫡也，励世用人之以资格也，皆任天而不参以人，而以求定息争也。”（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十。） ( http://www.tecn.cn )
    我们可以从王国维的这一的精辟的论断里，体悟到“任天而不参以人”对于稀缺资源的分配是何等重要，这正是中国古人采取“分”的文化手段解决矛盾的关键所在。“求定息争”，即以抑制“无分”的竞争来追求稳定，是对“分”的功能的最好注解。这一特点又是以同质体构成的结构为基础的。因此，中国文明选择了“分”作为秩序的核心价值，就意味着选择了以固定的身份、资格、等级之类的标准，来防范个体之间的竞争，以此来形成秩序。 ( http://www.tecn.cn )
    如果我们理解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那么，这种社会的组织原则也就容易理解了。我们可以从先秦商鞅《开塞》的观念中，找到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 ( http://www.tecn.cn )
    “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君乃管分之枢要也。” （《商君书. 开塞 》） ( http://www.tecn.cn )
    如果说，荀子从思想角度论证了“分”这一核心概念的重要性，那么，商鞅的这段话则找到了与“分”的原则相对应、相匹配的组织方式。商鞅上述这段话的重要性在于，它解释了君主专制、官僚政治、禁忌性法令对于维护“分”的准则所具有的不可或缺的功能。商鞅说的是，“分”是通过一系列禁令制度来规范的，禁令则必须由官僚来实施，而官僚组织又必须由专制君主来统驭。因此，君主是实现“分”的仲裁者，是组织结构中的最终因素与关键因素。这里，“分”、“制”、“禁”、“官”、“君”这五个环节就构成中国政治的组织有机体。更具体地说，皇帝——官僚为基础的中央集权体制，是在组织上最能体现以“分”的原则的政治结构。 ( http://www.tecn.cn )
     
    五，礼、名、器是确定“分”的符号化手段
     
    然而，有了上述这些文化因素，是不是就足以保障君主为主体的秩序自动地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尊从？用什么办法能有效地让所有的人都按既定的游戏规则活动？换一个说法，在中国这样的传统社会里，凭什么人们要听皇帝的旨令？人们凭什么一定要遵从君主个人的意志？法家只是提出君权独尊的重要性，但并没有提供足够有效的办法，主张严法苛刑的商鞅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然而，西汉以后的儒家思想家们，却从帝国文明用来维持秩序的手段里，发现了君主之所以能保持至高权威，并受到臣民尊崇的根本原因。那就是“礼治”与“名教”的作用。 ( http://www.tecn.cn )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首有一段开宗明义的话，却能给我们以很大的启示。司马光在这段话里，对此引发了关于“礼”的相当长的一段评说： ( http://www.tecn.cn )
    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 http://www.tecn.cn )
    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是故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枝叶，然而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一，第2页，中华书局1956年出版。） ( http://www.tecn.cn )
    司马光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普天之下，聪明人那么多，有力量的人也那么多，但天下百姓却偏偏要去听从一个被视为人君的人的旨令？为什么人们无不服从他的权威与意志？人君作为一个个人来说，未必在德才方面什么特别不了起之处，但他却能有效地控制着整个社会，其关键是什么？司马氏这一问题，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中的重中之重，他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社会凝聚力的关键。他的评说对于理解中国人的政治文化，对于理解中国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念，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http://www.tecn.cn )
    司马光指是关键，就是“礼”，可以说，礼是中国文化的基础，理解了礼，就理解了中国文化的一大部分。什么是礼？礼的原生义是指敬神，后来引申为对等级秩序的发自内心的虔诚敬重，以及为表示敬意而举行的隆重的仪式。礼的实质就是，用发自内心的对神祗那样的敬畏心，来承顺等级秩序。这就是所谓的礼治。礼治要求社会成员各安名分，遵守礼制，不得越位。 ( http://www.tecn.cn )
    礼的功能就在于起到统一纪纲作用，礼可以划分出贵贱等级来。由于在贵贱等级中有了高低，于是“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如腹心之运手足”。人们就可以“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了（同上注）。由此可见礼起到的规范作用。礼就是中国这样一个郡县制国家生活中的社会游戏规则。只要人人认同这样的规则，一个社会就有了秩序。这将是一个十分和谐的稳定的社会。特别要指出的是以敬神之心来顺从人君的等级秩序，才能达到真正的秩序有效性。这是礼这一概念最值得玩味之处。 ( http://www.tecn.cn )
    礼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把人分为等级，并使人能自觉地遵从这一等级秩序的呢？司马光继续指出：
    “夫礼，辩贵贱，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同上注，第四页） ( http://www.tecn.cn )
    由此可以看出，礼是通过“名”与“器”这两个因素相结合来实现的。这里的名就是名位，名分，名号，或爵号。这里的器，就是用具，指的是用来象征名位高低的器具，礼器，如杯、盘、尊、鼎，之类的器具。名的功能是为社会成员在等级秩序中定位，这就是“名以命之”，而器则通过具体形象，把名所定的地位予以表征出来，这就是“器以别之”。有了名与器的结合，整个社会的高下之分，就可以明显地突显出来，达到上下粲然有伦的功效。 ( http://www.tecn.cn )
    司马光指出，名与器是礼的载体，如果没有名与器这两个要素，礼的功能就无法体现出来。甚至它的存在都会没有意义，正因为如此，名与器是君主独断的工具。这也是古人所说的“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 ( http://www.tecn.cn )
    我们可以用军衔制度来说明名与器相结合的意义。“名”相当于军队里的军衔，军衔中的“上将”，“中校”，“少尉”，“下士”，这些称呼把职位高下明确地标识出来，起到等级组织中划分等级的作用。军衔制度可以使军队里的各级将士籍以确定自己与他人之间的上下层关系。“器”，则相当于军衔制中用以标识军衔高下的肩章。人们可以通过肩章上的符号，如金板三颗星，双杠二颗星，单杠一颗星，来确认对方的等级高低。器是区别等级高下的符号。足以使人们知道等级，并立即确定自己在其中的地位。军衔与肩章的结合，就起到了“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的等级作用。 ( http://www.tecn.cn )
    古人对于确定等级秩序在人心目的的权威性，可以说是用尽了心思，根据《曲礼》的说法，天子死曰“崩”，以“山崩地裂”来暗示天子之死对于百官与庶民的严重程度。诸侯之死曰“薨”，《曲礼》解释这是“崩”的余声。以形容其严重程度仅次于天子之死。以此类推，大夫之死曰“卒”，庶人之死曰“死”。儒家正是通过这种词语来表征“死”在程度上差别，从而使“分”的概念深入到人心中去。此外，中国古代礼制中，天子的夫人曰“后”，诸侯夫人曰“夫人”，大夫之妻曰“妇人”，凡此种种用词上的等级不同，可以在人心中不断地强化社会上尊卑等级的高下之分不可逾越的印象。通过这种名称上的反复不断的暗示，整个社会以贵临卑的上下有序状态，就得以在人的精神领域中牢固地确定下来。 ( http://www.tecn.cn )
    有了“名”的高下之分，还必须用器皿这些形象的标志符号来加以区别，才能强化社会成员心中的等级高下的意识，正因为如此，天子祭祀要用牺牛，即纯白毛的牛，诸侯则等而下之，使用的牺牲是肥牛。士则以猪羊祭祀。以此类推。为了说明器的功能。 ( http://www.tecn.cn )
    我们可以引用萧何治未央宫的故事作为例子。萧何把未央宫修筑得极为壮丽，刘邦见到后大为不满，他恼怒地地指责萧何说，宫殿造得如此壮丽，是不是要把我放到火上烤，让我成为第二个秦始皇？萧何解释说，“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这一解释，立刻使刘邦心悦诚服了。这是因为，以举世最壮观的宫室这个“器”来表示皇帝的名分地位之尊严与神圣不可侵犯，这无疑起到激发天下百官与百姓发自内心的敬畏感的作用，这对于帝国统治者力图臣服万民，节省统治成本至关重要。 ( http://www.tecn.cn )
     在中国儒家看来，“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序矣。” 既然“天尊地卑”的关系是万古不易的，那么人世的等级之不可改变，也就有了宇宙论上的最终的根据。把礼的秩序提升到宇宙与天命的位置，就可以大为增加这一人间秩序的权威性与神圣性。 ( http://www.tecn.cn )
    综上所述，在儒家看来，光靠人君的权威与外在的禁令还不足以使“分”成为社会成员自觉遵奉的准则，只有把“分”的规范加以礼仪化，符号化，内化为社会成员立身行事的自觉标准，变为礼，即变为“人事之仪则，天理之节文”，才能真正保证社会有序状态的真正实现。 ( http://www.tecn.cn )
    如果要问，用哪一个字能概括中国文化的基本特点。我认为，“分”就是这样的字，“分”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中的最核心概念，如果我们把握了分、制、禁、官、君的有机关系，并进而把握了礼、名、器对于巩固“分”所承担的功能，那么，整个中国文化的内在组织凝聚方式的秘密就呈现在我们面前。甚至可以说，所有的其他价值与概念都只有环绕着“分”，才获得它的意义。所谓仁德，就是把对“分”的尊重，内化为人心中的是非标准，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为仁”的根本涵义。所谓的道，即事物当然之理，就是以“分”为基础的人文秩序，所谓的伦常道德，就是对维护”分”的道德自觉性。为什么中国文化特别重视孝？因为孝亲是培养对“分”的体认的最佳训练方法。 ( http://www.tecn.cn )
    这种以“礼”“名”“分”为基础的社会凝聚方式有什么特点？在这种社会结构里，“礼”所关注的是名份，等级，器，上尊下卑，这些恰恰是与个性无关的。个性的自主性在其中没有安顿之处。因为个性是与礼的要求相矛盾与相冲突的，礼制压抑个性的发展，并把个性的张扬视为对结构稳定的威胁。以礼、名、器为核心的传统儒家文化，是通过禁忌体系来实现社会的有序性的。个人权利均是没有意义的。个人权利意识并不是中国儒家的价值概念。 ( http://www.tecn.cn )
    “分”的核心意义，就在于以固定的等差安排，来抑制个体自主的选择与竞争。在中国传统专制社会里，社会整体运作过程的最基本特点，就是根据“任天而不参以人”的“安分敬制”原则，来禁扼社会中的微观活力，并以此来实现社会整体的静态有序性。任何超出这种传统有序性的思想行为、经济因素和文化变异，都将被视为对社会稳定的根本威胁，并由强大的国家机器和社会正统思想力量来加以铲除和排斥。中国儒家是一种以“分”的原则组织起来的文化，在秦汉以后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分”把所有的人划分到不同的等级中去，并以礼、名、器来强化人们的等级意识。个体只能在这一等级秩序的“格子”里，按儒家价值提规定的模式活动，而且个人的活动方式也受制于礼教模式的规范。这是中国文化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关键。 ( http://www.tecn.cn )
    宋代大儒吕祖谦曾以数以十计的“不”字来显示传统的“安分敬制”的原则所具有的“禁忌”性。这段议论显然可以为人们认识秦汉以后的儒家官学文化，是以禁扼个性的张扬，并在“分”的名义下来安排人的活动为特点的。中国传统社会典型的静态的社会图景是通过这些禁令来实现的。这就为人们理解中国文化的“抗竞胜性”特点提供有力注解： ( http://www.tecn.cn )
     “朝不混市，野不逾国，人不侵官，后不敢以干天子之权，诸侯不敢以僭天子之制。公卿大夫不牟商贾之利，九卿九牧相属而听命于三公。彼皆民上也，而尺寸法度不敢逾；一毫分寸不敢易。所以习民于尊卑等差阶级之中，消其逼上无等之心，而寓其道德之意。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以觊觎。贱不亢贵，卑不逾尊，一世之人皆安于法度分寸之内，志虑不易，视听不二，易直淳庞，而从上之令。父召其子，兄授其弟，长率其属，何往而非五体六乐、三物、十二教哉?”② ( http://www.tecn.cn )
    与西方社会相比，天下大一统以后的中国历朝统治者，既没有春秋战国时代外部竞争对手的压力，又可以凭籍对全国稀缺资源的垄断，通过全国统一的科举取士制度，从社会各阶层中获得源源不断、取之不尽的秀异人才来为自己效忠。君主永远处于“买方市场”的优势地位，他们就无须考虑去迎合士人的意愿，创造宽松的自由环境，并鼓励人才按自己的个性发展。相反，为了防争泯乱，历朝制度的演变方向，则着眼于防止“乱臣贼子犯上作乱”，防止“大权旁落”的威胁，这一制度演变的结果是人为地制造出形格势禁的文化气氛。中央高度集权是为了防止对皇权的威胁，其结果就是“万里之远，皆上所制命，上诚利矣，其害何如。此外寇所以凭陵而莫御。”宋人这一段话相当准确地揭示了这一结构的特点。 ( http://www.tecn.cn )“分”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概念
     
    由同质个体构成的社会，这种社会是通过什么方式凝聚成一个整体，其内在的结构如何？它的结构凝聚力是一种什么样的凝聚力？为了进一步考察中国王朝文明的结构特点，我们可以通过对古代思想家提出的概念进行分析，来认识其中的奥秘。 ( http://www.tecn.cn )
    早在战国时代，荀子就发现了一个重要事实，即中国这样的社会，必须要用“分”来保持社会的等级秩序，什么是“分”？《辞海》中把“分”解释为“名分”、“职分”，儒家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都要安于自己的“分”，“各守其分，不得相侵”。“分”是中国文化中的最为核心的概念，它提供了中国社会的组织形成的基本原则，它是同质体构成的社会的秩序的关键所在。 ( http://www.tecn.cn )
    用社会学的概念来解释，所谓的“分”，就是按社会中各人所承担的功能角色，把人按其所承担的功能，划分在不同等级中，每个人按自己的名分、职分去尽责，同时，每个人都按照这个等级的规格，享有得相应的地位、荣誉、权力及各种稀缺资源的供给。由于从皇帝、百官到士农工商，每个社会成员都分别在社会上承担着特定的功能，因此，按照功能的大小而把人划分到一个上尊下卑的等级秩序中去，并以此来确定各个获得的财富、名誉、权力、地位等稀缺资源的多少，这样，一旦实现了“各守其分，不得相侵”，那么，人人各得其所，就可以有效地避免无休止地对稀缺资源如财富、名誉、地位、权力的争夺，整个秩序的平衡也就得以保证。“分”的原则正是中国人文秩序的关键秘密所在。 ( http://www.tecn.cn )
    为什么中国这样的社会，需要用“分”的办法来实现社会秩序稳定？我们可以引用先秦思想家们的思考，来对此作为解释。《荀子》的《富国》篇里是这样说的： ( http://www.tecn.cn )
    “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管分之枢要也。”“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量度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 ( http://www.tecn.cn )
    在荀子看来，在社会中，人们只有组织为群体才能生活，而这样的群体中，如果没有“分”，人们之间就会发生无法妥协的争端，这种无分之争，只有通过“分”来实现“量度分界”的功能，才能通过规范而得以防止。而礼义体现的“分”，是先王用来维持秩序的。 ( http://www.tecn.cn )
    为什么中国这样的社会需要用“分”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并以此来防范社会无序状态的出现？荀子在《富国》篇里还提出一个非常独特的解释，那就是“欲物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所谓的“欲恶同物”，意谓每个人所希求（“欲”）的，与所厌弃（“恶）的，是与他人是相同的，实际上，荀子所说的“欲恶同物”，反映正是同质个体的喜好与厌恶的相似性，也即小农经济中的个体在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上大体相近似性。 也就是说，“马玲薯”与“马玲薯”的喜恶是相似的。根据荀子的解释，“欲恶同物”的同质个体之间，由于你所要的，也就是我所要的，你没有的，也是我也没有的，这两者之间的争夺，就很难形成异质个体之间的互补效应，就会是“有你无我，有我无你”的无“分”之争，这种无分之争，就必然导致“争则乱，乱则穷”的恶性循环。因此，在这样的社会里，用“分”来划分人群，才能保证社会秩序稳定和谐。 ( http://www.tecn.cn )
    相反，我们可以发现，由异质个体构成的社会，例如，在古代希腊，从事畜牧业的部落与从事农业的部落之间，它们彼此的需求恰恰是相反的，前者有多余的羊肉，但却没有粮食，后者则相反，于是，前者为了获得粮食，后者为了获得肉食品，就会通过商业契约进行交换，以互通有无，满足各自的需要。正是这种异质共同体或个体之间的契约关系，以及以契约为基础的契约商法，而不是按“分”分配的原则，就自然成为多元异质体结构的社会的秩序基础。 ( http://www.tecn.cn )
    用一个什么字最能确切表达中国文化的特点？“分”就是表征中国文化的最为核心的概念。没有任何其他的字比“分”字更能概括中国文化的组织结构的秘密了，中国是一个以“分”治国的社会。“分”按社会成员承担的不同的角色，例如君、臣、父子、士、农、工、商，把人纳入到一个上尊下卑的等级之中，并按这一等级的地位高下，来分配相应稀缺资源。即名誉，财富，权力，地位，等等。如果每个人都从内心认同这一等级的合理性，并认同这一根据等级来分配资源，那么，这样的社会秩序就可以有效地避免纷争，整个社会就可以变得井然有序了。这样的社会里，竞争不但是不需要的，而且，竞争就意味着超越“分”的界限，因此，竞争反而是社会整体稳定的威胁。 ( http://www.tecn.cn )
    近代学者王国维对“分”的防乱功能，有一个极为精辟的见解。王国维在研究商朝到西周的王位继承制度的演变时，注意到一个重要现象，那就是，商代的王位是兄终弟及，叔侄相承，但到了西周，就改为直系嫡长子继承。他发现这一制度演变的根本原因是，商代的“兄终弟及制”造成了统治家族内部不断在不同支系之间转换继承人，这样就很容易形成频繁的血肉相残的内斗。而以先天的“长幼有序”的资格作为判断继承资格的标准的嫡长制，即根据先君长子这一天赋资格，就可以有效地避免他人或旁支的僭越。 ( http://www.tecn.cn )
    接下来，王国维提出了一个对于理解中国文化中的“分”的功用十分重要的问题，他提出，为什么君王不能从众多儿子中选择一个最为贤明、智慧而又健康的儿子来继承王位，而非要做这样一个死板的嫡长子继承制，预先确立嫡长子作为继承人？古代君王并非不知道，嫡长子未必在众子中最贤明，而在众子中未必没有比嫡长子更贤明、更有才干的儿子，他们为什么偏要这样做？王国维的解释是，嫡长制能有效地防止对王位的争夺。他在《殷周制度论》中指出： ( http://www.tecn.cn )
    “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争，任天者定，任人者争，定之于天，争乃不生。”
    王国维这短短一段文字，可以说是理解中国文化的三十字真言。这三十个字虽然针对的是王位继承制这样的具体问题而发，然而，它却从根本上把握了、揭示了中国文化的一个要害问题，那就是，按照天然的资格、身份、年龄、嫡庶这些可以“量化”的“分”的标准，来分配稀缺资源，由于标准是客观的、有形的、天赋的、可以凭据的，是看得见的，因此，以此为标准来确定继承人，就可以有所凭依，这就能有效地避免皇子之间的争夺惨剧，从而保持秩序的稳定，这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任天（赋）者定”“定之以天，争乃不生”。相反，“贤能”、“智慧”、“善恶”这样的标准，是因人的主观感受而有所不同的，难以用客观的有形的标尺来衡量的，是无法“量化”的，每个人都可以自称自己是最为贤能的，这就会使众多王子及聚集在他们周围的既得利益权贵们，都可以参与到王位争夺中来。形成“任人者争”的恶斗局面。正因为如此，王国维进而指出： ( http://www.tecn.cn )
    “故天子诸侯之传世也，继统法之立子与立嫡也，励世用人之以资格也，皆任天而不参以人，而以求定息争也。”（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十。） ( http://www.tecn.cn )
    我们可以从王国维的这一的精辟的论断里，体悟到“任天而不参以人”对于稀缺资源的分配是何等重要，这正是中国古人采取“分”的文化手段解决矛盾的关键所在。“求定息争”，即以抑制“无分”的竞争来追求稳定，是对“分”的功能的最好注解。这一特点又是以同质体构成的结构为基础的。因此，中国文明选择了“分”作为秩序的核心价值，就意味着选择了以固定的身份、资格、等级之类的标准，来防范个体之间的竞争，以此来形成秩序。 ( http://www.tecn.cn )
    如果我们理解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那么，这种社会的组织原则也就容易理解了。我们可以从先秦商鞅《开塞》的观念中，找到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 ( http://www.tecn.cn )
    “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君乃管分之枢要也。” （《商君书. 开塞 》） ( http://www.tecn.cn )
    如果说，荀子从思想角度论证了“分”这一核心概念的重要性，那么，商鞅的这段话则找到了与“分”的原则相对应、相匹配的组织方式。商鞅上述这段话的重要性在于，它解释了君主专制、官僚政治、禁忌性法令对于维护“分”的准则所具有的不可或缺的功能。商鞅说的是，“分”是通过一系列禁令制度来规范的，禁令则必须由官僚来实施，而官僚组织又必须由专制君主来统驭。因此，君主是实现“分”的仲裁者，是组织结构中的最终因素与关键因素。这里，“分”、“制”、“禁”、“官”、“君”这五个环节就构成中国政治的组织有机体。更具体地说，皇帝——官僚为基础的中央集权体制，是在组织上最能体现以“分”的原则的政治结构。 ( http://www.tecn.cn )
     
    五，礼、名、器是确定“分”的符号化手段
     
    然而，有了上述这些文化因素，是不是就足以保障君主为主体的秩序自动地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尊从？用什么办法能有效地让所有的人都按既定的游戏规则活动？换一个说法，在中国这样的传统社会里，凭什么人们要听皇帝的旨令？人们凭什么一定要遵从君主个人的意志？法家只是提出君权独尊的重要性，但并没有提供足够有效的办法，主张严法苛刑的商鞅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然而，西汉以后的儒家思想家们，却从帝国文明用来维持秩序的手段里，发现了君主之所以能保持至高权威，并受到臣民尊崇的根本原因。那就是“礼治”与“名教”的作用。 ( http://www.tecn.cn )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首有一段开宗明义的话，却能给我们以很大的启示。司马光在这段话里，对此引发了关于“礼”的相当长的一段评说： ( http://www.tecn.cn )
    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 http://www.tecn.cn )
    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是故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枝叶，然而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一，第2页，中华书局1956年出版。） ( http://www.tecn.cn )
    司马光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普天之下，聪明人那么多，有力量的人也那么多，但天下百姓却偏偏要去听从一个被视为人君的人的旨令？为什么人们无不服从他的权威与意志？人君作为一个个人来说，未必在德才方面什么特别不了起之处，但他却能有效地控制着整个社会，其关键是什么？司马氏这一问题，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中的重中之重，他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社会凝聚力的关键。他的评说对于理解中国人的政治文化，对于理解中国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念，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http://www.tecn.cn )
    司马光指是关键，就是“礼”，可以说，礼是中国文化的基础，理解了礼，就理解了中国文化的一大部分。什么是礼？礼的原生义是指敬神，后来引申为对等级秩序的发自内心的虔诚敬重，以及为表示敬意而举行的隆重的仪式。礼的实质就是，用发自内心的对神祗那样的敬畏心，来承顺等级秩序。这就是所谓的礼治。礼治要求社会成员各安名分，遵守礼制，不得越位。 ( http://www.tecn.cn )
    礼的功能就在于起到统一纪纲作用，礼可以划分出贵贱等级来。由于在贵贱等级中有了高低，于是“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如腹心之运手足”。人们就可以“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了（同上注）。由此可见礼起到的规范作用。礼就是中国这样一个郡县制国家生活中的社会游戏规则。只要人人认同这样的规则，一个社会就有了秩序。这将是一个十分和谐的稳定的社会。特别要指出的是以敬神之心来顺从人君的等级秩序，才能达到真正的秩序有效性。这是礼这一概念最值得玩味之处。 ( http://www.tecn.cn )
    礼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把人分为等级，并使人能自觉地遵从这一等级秩序的呢？司马光继续指出：
    “夫礼，辩贵贱，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同上注，第四页） ( http://www.tecn.cn )
    由此可以看出，礼是通过“名”与“器”这两个因素相结合来实现的。这里的名就是名位，名分，名号，或爵号。这里的器，就是用具，指的是用来象征名位高低的器具，礼器，如杯、盘、尊、鼎，之类的器具。名的功能是为社会成员在等级秩序中定位，这就是“名以命之”，而器则通过具体形象，把名所定的地位予以表征出来，这就是“器以别之”。有了名与器的结合，整个社会的高下之分，就可以明显地突显出来，达到上下粲然有伦的功效。 ( http://www.tecn.cn )
    司马光指出，名与器是礼的载体，如果没有名与器这两个要素，礼的功能就无法体现出来。甚至它的存在都会没有意义，正因为如此，名与器是君主独断的工具。这也是古人所说的“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 ( http://www.tecn.cn )
    我们可以用军衔制度来说明名与器相结合的意义。“名”相当于军队里的军衔，军衔中的“上将”，“中校”，“少尉”，“下士”，这些称呼把职位高下明确地标识出来，起到等级组织中划分等级的作用。军衔制度可以使军队里的各级将士籍以确定自己与他人之间的上下层关系。“器”，则相当于军衔制中用以标识军衔高下的肩章。人们可以通过肩章上的符号，如金板三颗星，双杠二颗星，单杠一颗星，来确认对方的等级高低。器是区别等级高下的符号。足以使人们知道等级，并立即确定自己在其中的地位。军衔与肩章的结合，就起到了“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的等级作用。 ( http://www.tecn.cn )
    古人对于确定等级秩序在人心目的的权威性，可以说是用尽了心思，根据《曲礼》的说法，天子死曰“崩”，以“山崩地裂”来暗示天子之死对于百官与庶民的严重程度。诸侯之死曰“薨”，《曲礼》解释这是“崩”的余声。以形容其严重程度仅次于天子之死。以此类推，大夫之死曰“卒”，庶人之死曰“死”。儒家正是通过这种词语来表征“死”在程度上差别，从而使“分”的概念深入到人心中去。此外，中国古代礼制中，天子的夫人曰“后”，诸侯夫人曰“夫人”，大夫之妻曰“妇人”，凡此种种用词上的等级不同，可以在人心中不断地强化社会上尊卑等级的高下之分不可逾越的印象。通过这种名称上的反复不断的暗示，整个社会以贵临卑的上下有序状态，就得以在人的精神领域中牢固地确定下来。 ( http://www.tecn.cn )
    有了“名”的高下之分，还必须用器皿这些形象的标志符号来加以区别，才能强化社会成员心中的等级高下的意识，正因为如此，天子祭祀要用牺牛，即纯白毛的牛，诸侯则等而下之，使用的牺牲是肥牛。士则以猪羊祭祀。以此类推。为了说明器的功能。 ( http://www.tecn.cn )
    我们可以引用萧何治未央宫的故事作为例子。萧何把未央宫修筑得极为壮丽，刘邦见到后大为不满，他恼怒地地指责萧何说，宫殿造得如此壮丽，是不是要把我放到火上烤，让我成为第二个秦始皇？萧何解释说，“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这一解释，立刻使刘邦心悦诚服了。这是因为，以举世最壮观的宫室这个“器”来表示皇帝的名分地位之尊严与神圣不可侵犯，这无疑起到激发天下百官与百姓发自内心的敬畏感的作用，这对于帝国统治者力图臣服万民，节省统治成本至关重要。 ( http://www.tecn.cn )
     在中国儒家看来，“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序矣。” 既然“天尊地卑”的关系是万古不易的，那么人世的等级之不可改变，也就有了宇宙论上的最终的根据。把礼的秩序提升到宇宙与天命的位置，就可以大为增加这一人间秩序的权威性与神圣性。 ( http://www.tecn.cn )
    综上所述，在儒家看来，光靠人君的权威与外在的禁令还不足以使“分”成为社会成员自觉遵奉的准则，只有把“分”的规范加以礼仪化，符号化，内化为社会成员立身行事的自觉标准，变为礼，即变为“人事之仪则，天理之节文”，才能真正保证社会有序状态的真正实现。 ( http://www.tecn.cn )
    如果要问，用哪一个字能概括中国文化的基本特点。我认为，“分”就是这样的字，“分”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中的最核心概念，如果我们把握了分、制、禁、官、君的有机关系，并进而把握了礼、名、器对于巩固“分”所承担的功能，那么，整个中国文化的内在组织凝聚方式的秘密就呈现在我们面前。甚至可以说，所有的其他价值与概念都只有环绕着“分”，才获得它的意义。所谓仁德，就是把对“分”的尊重，内化为人心中的是非标准，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为仁”的根本涵义。所谓的道，即事物当然之理，就是以“分”为基础的人文秩序，所谓的伦常道德，就是对维护”分”的道德自觉性。为什么中国文化特别重视孝？因为孝亲是培养对“分”的体认的最佳训练方法。 ( http://www.tecn.cn )
    这种以“礼”“名”“分”为基础的社会凝聚方式有什么特点？在这种社会结构里，“礼”所关注的是名份，等级，器，上尊下卑，这些恰恰是与个性无关的。个性的自主性在其中没有安顿之处。因为个性是与礼的要求相矛盾与相冲突的，礼制压抑个性的发展，并把个性的张扬视为对结构稳定的威胁。以礼、名、器为核心的传统儒家文化，是通过禁忌体系来实现社会的有序性的。个人权利均是没有意义的。个人权利意识并不是中国儒家的价值概念。 ( http://www.tecn.cn )
    “分”的核心意义，就在于以固定的等差安排，来抑制个体自主的选择与竞争。在中国传统专制社会里，社会整体运作过程的最基本特点，就是根据“任天而不参以人”的“安分敬制”原则，来禁扼社会中的微观活力，并以此来实现社会整体的静态有序性。任何超出这种传统有序性的思想行为、经济因素和文化变异，都将被视为对社会稳定的根本威胁，并由强大的国家机器和社会正统思想力量来加以铲除和排斥。中国儒家是一种以“分”的原则组织起来的文化，在秦汉以后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分”把所有的人划分到不同的等级中去，并以礼、名、器来强化人们的等级意识。个体只能在这一等级秩序的“格子”里，按儒家价值提规定的模式活动，而且个人的活动方式也受制于礼教模式的规范。这是中国文化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关键。 ( http://www.tecn.cn )
    宋代大儒吕祖谦曾以数以十计的“不”字来显示传统的“安分敬制”的原则所具有的“禁忌”性。这段议论显然可以为人们认识秦汉以后的儒家官学文化，是以禁扼个性的张扬，并在“分”的名义下来安排人的活动为特点的。中国传统社会典型的静态的社会图景是通过这些禁令来实现的。这就为人们理解中国文化的“抗竞胜性”特点提供有力注解： ( http://www.tecn.cn )
     “朝不混市，野不逾国，人不侵官，后不敢以干天子之权，诸侯不敢以僭天子之制。公卿大夫不牟商贾之利，九卿九牧相属而听命于三公。彼皆民上也，而尺寸法度不敢逾；一毫分寸不敢易。所以习民于尊卑等差阶级之中，消其逼上无等之心，而寓其道德之意。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以觊觎。贱不亢贵，卑不逾尊，一世之人皆安于法度分寸之内，志虑不易，视听不二，易直淳庞，而从上之令。父召其子，兄授其弟，长率其属，何往而非五体六乐、三物、十二教哉?”② ( http://www.tecn.cn )
    与西方社会相比，天下大一统以后的中国历朝统治者，既没有春秋战国时代外部竞争对手的压力，又可以凭籍对全国稀缺资源的垄断，通过全国统一的科举取士制度，从社会各阶层中获得源源不断、取之不尽的秀异人才来为自己效忠。君主永远处于“买方市场”的优势地位，他们就无须考虑去迎合士人的意愿，创造宽松的自由环境，并鼓励人才按自己的个性发展。相反，为了防争泯乱，历朝制度的演变方向，则着眼于防止“乱臣贼子犯上作乱”，防止“大权旁落”的威胁，这一制度演变的结果是人为地制造出形格势禁的文化气氛。中央高度集权是为了防止对皇权的威胁，其结果就是“万里之远，皆上所制命，上诚利矣，其害何如。此外寇所以凭陵而莫御。”宋人这一段话相当准确地揭示了这一结构的特点。 ( http://www.tecn.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