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挪用:文革中下乡知青巨额安置费失效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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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03月19日 09:07书摘(摘自:《中国知青史》,作者:定宜庄 刘小萌,出版:当代中国出版社)
城镇知识青年在农村没有任何生活基础,下乡后会在住房、口粮等方面遇到各种具体问题,国家在知青下乡时拨付一定安置费用,并采用一些补助措施,都是为了使知青能比较顺利地渡过生活上的难关,尽快在农村稳定下来。

插队知青与兵团(国营农场)知青的所有制形式不同,安置经费的数额与拨付途径始终各有成规。

“文化大革命”前,国家有关部门已就安置经费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1968年底上山下乡运动一下子掀起高潮。在国家没有及时就安置经费与物资补助做出统一规定以前,各省市已参照“文革”前的旧例制定了本地的补助标准。如江苏省南京市规定,城镇知青单身插队、插场(指到农场)的,安置费平均每人220元;成户插队的平均每人130元。主要用于建房,其余用于学习材料、旅运、生活补助、生产、生活用具、合作医疗等。城镇回乡人员的旅运费由动员地区发给,安家落户确有困难的,由安置地区酌情补助,平均每人40元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关于下乡上山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1969年2月13日。。南京市规定的安置费标准,略低于“文革”前的国家规定。吉林省规定,对下乡插队知青,每人拨安置费250元;对插场知青,每人拨安置费400元《吉林省劳动志》,1992年铅印本,第80页。。湖北省规定,对下乡插队知青,每人拨安置费230元《武汉劳动志》,1991年铅印本,第290页。。两省分处南北,故插队知青的安置费略有差异,但是都沿用了“文革”前的旧章。这应是多数省、市、自治区的做法。

1969年国务院召开的跨省、区安置协作会议上,对知识青年安置的开支标准,制定出几条原则。同年,在全国计划座谈会期间征求了意见。尽管这些原则的具体内容不详,但从后来出台的正式文件可以得知,不过是“文革”前旧制的翻版。1970年8月,财政部综合各省、市、区的意见,根据一年多来运动的进展状况,经与主管部门研究,对安置费的开支项目和标准,作出统一规定:国家拨付的安置费,主要用于城镇下乡人员的建房补助、生活补助、工具购置补助、旅运费和学习材料费等。安置费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计算,平均每人不超过下列标准:

单身插队、插场的,南方每人230元,北方每人250元。

成户插队、插场的,南方每人130元,北方每人150元。

参加新建生产队、新建扩建国营农场和集体所有制“五七”农场的劳动力,每人400元(含部分建设资金)。

家居城镇回乡落户的,每人补助50元。

不难看出,除进入国营农场(包括生产建设兵团)知青的安置费由从前的1000元至250元改为一律固定在400元外,有关插队知青的安置费标准与“文革”前规定如出一辙。

同时,对知识青年跨省安置的路费、到高寒地区插队的冬装费重新做了规定:组织跨省、跨大区下乡的,每人分别另加路费20元、40元,从关内跨省到高寒地区插队的,每人补助冬装费30元(到国营农场的,由本人自理)财政部:《关于安置经费的开支标准和供应渠道的试行意见》,1970年8月20日。。


安置经费属国家专款专用,由各省、市、自治区财政部门按照已经下乡的人数,规定的开支标准和实际花钱进度,分期分批地进行拨付。除动员地区使用小部分外,其余归安置地区县、社统一掌握使用,不发给个人,不准挪作他用。并提出,在一个省、市、自治区范围内,最好按照不同地区的经济条件,规定几个不同的补助标准,不要平均分配。

安置费中动员地区使用部分又称动员费,主要用作知青下乡时的交通费、途中食宿补助、困难补助等。各地标准不一,约在15—35元左右。安置地区使用的部分主要用于建房,以及购置小农具和家具,粮、油、医药等生活补助。生活补助原则上为一年如福州市知青,安置费每人230元,其中动员费35元,分到安置地区的经费为195元,用于下乡第一年的生活补助,购买农具、家具,建房,医疗,以及生活困难补助等(见国务院知青办调查组:《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公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情况调查》,1979年5月17日)。又如武汉市知青,安置费每人230元,其中动员费(交通费和衣被补助费)15元留市,其余215元由省拨接收地区,交生产队掌握使用(见《武汉劳动志》,1991年铅印本,第290页)。。
为了管好用好安置费,国家还制定了“财务公开,民主管理,群众监督”的原则。要求下拨到生产大队的安置费,由党支部和革委会领导下的“三结合”小组负责进行监督;安置经费要单独立账,专款专用,严格收支手续。对于安置经费的收支情况,要定期公布,接受贫下中农和下乡知识青年审查监督中央安置办公室、财政部军管会、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军代表:《关于加强安置经费管理使用的通知》,1970年6月23日。。

加入生产建设兵团(国营农场)的知识青年,按国家规定每人安置费平均400元,跨省、区者分别远近增补旅费20、40元,其安置费的用途与插队知青有别,除用于支付旅费、发放津贴费、伙食费、购置个人物品外,建房费统一纳入兵团(国营农场)基建计划以甘肃省农建11师为例,自1964—1969年的6年间,国家共拨给安置费2496万元,其中60%用于基建,15%—20%用于生产,20%—25%用于安置。见《甘肃省志?农垦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页。。在各兵团,国家拨付的知青建房投资是列入行政用房计划合并下达的。因此,即使国家拨付的知青建房费不能及时到位,因各兵团均领有巨额基建投资,所以并不至于妨碍知青住房的建设进度。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为例,1969年共接收知青5万余人,应拨付安置费2000万元以上,实际只拨款1152万元。尽管安置费未如期兑现,加入兵团的知识青年基本都有房住,原因是“国家给兵团基建投资中安排了一部分连队用房”何岚、史卫民:《漠南情》,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页。。兵团(国营农场)知识青年安置费用中占很大一部分的建房费,因与国家下拨的基建投资混在一起而难以理清。不过,虽然他们的住房质量普遍较差,毕竟还都有房住,比起许多插队知青因没有房子住,而不得不借农民房、住牲口棚或分散住到农民家中的情景,实在是强了许多。

除拨付安置经费,在日用品供应、口粮供应、食油供应方面也做出相应规定。

日用品供应。“文革”期间,生活日用品匮乏,购买棉布、棉花等物均需票证,限量供应。为了照顾下乡知青,各地都免票供应一定数量的棉花、棉布、蚊帐等物资。如四川省1968年规定,凡下乡知青每人免票供应棉絮一床,棉花2市斤,棉布23市尺,单人纱布蚊帐一床,由商业部门设置专柜,凭上山下乡光荣证优先供应《自贡市劳动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9页。。

口粮供应。插队知青,原则上由国家供应一年,或由下乡青年到农村的第二个月起,一直到接上当季或下季的粮食分配时止,由当地粮食部门,按照他们所在生产队一般社员的实际吃粮水平(包括公社生产队分配的口粮、超产奖励粮和自留地收获粮的粮食总平均数)和国家统销价格,从统销粮中安排供应。

食油供应。也按当地城镇居民食油标准供应一年,或从到达接收地的第二个月起,一直到接上当季或下季的食油分配时止。


下乡知青到国营农场(生产建设兵团)落户的,食粮食油按所在场职工和家属的标准供应参见粮食部:《关于城市下乡青年粮油供应工作的几项规定》,1964年3月20日。“文革”初继续沿用该规定。。

上述措施表明,国家为开展这场运动确实殚尽心思,而且花费巨大财力。1967—1972年,全国共动员了747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支出经费约在17—18亿元左右官方统计前后略有差异。据1973年7月国务院知青办《知识青年下乡经费使用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文称,从1962年到1972年,国家共拨付城镇知识青年下乡经费25亿元,实际开支21亿元,结余4亿元。另据1981年3月国务院知青办《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第86—89页:同期中央财政拨款25亿元,实际开支19.9亿元。“文革”前城镇下乡知青129万人,按每人安置经费230元估算,约开支3亿元。扣除这部分,即为1967年到1972年间开支的经费。。然而,支出巨额经费,并没有解决下乡知青的安置问题。由于对知青经费管理松弛,相当一部分钱被农村基层干部贪污挪用;另外,插队知青的安置费标准偏低,使插队知青没房住的问题变得突出起来。这些问题动摇了知识青年留在农村的决心。2009年03月19日 09:07书摘(摘自:《中国知青史》,作者:定宜庄 刘小萌,出版:当代中国出版社)
城镇知识青年在农村没有任何生活基础,下乡后会在住房、口粮等方面遇到各种具体问题,国家在知青下乡时拨付一定安置费用,并采用一些补助措施,都是为了使知青能比较顺利地渡过生活上的难关,尽快在农村稳定下来。

插队知青与兵团(国营农场)知青的所有制形式不同,安置经费的数额与拨付途径始终各有成规。

“文化大革命”前,国家有关部门已就安置经费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1968年底上山下乡运动一下子掀起高潮。在国家没有及时就安置经费与物资补助做出统一规定以前,各省市已参照“文革”前的旧例制定了本地的补助标准。如江苏省南京市规定,城镇知青单身插队、插场(指到农场)的,安置费平均每人220元;成户插队的平均每人130元。主要用于建房,其余用于学习材料、旅运、生活补助、生产、生活用具、合作医疗等。城镇回乡人员的旅运费由动员地区发给,安家落户确有困难的,由安置地区酌情补助,平均每人40元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关于下乡上山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1969年2月13日。。南京市规定的安置费标准,略低于“文革”前的国家规定。吉林省规定,对下乡插队知青,每人拨安置费250元;对插场知青,每人拨安置费400元《吉林省劳动志》,1992年铅印本,第80页。。湖北省规定,对下乡插队知青,每人拨安置费230元《武汉劳动志》,1991年铅印本,第290页。。两省分处南北,故插队知青的安置费略有差异,但是都沿用了“文革”前的旧章。这应是多数省、市、自治区的做法。

1969年国务院召开的跨省、区安置协作会议上,对知识青年安置的开支标准,制定出几条原则。同年,在全国计划座谈会期间征求了意见。尽管这些原则的具体内容不详,但从后来出台的正式文件可以得知,不过是“文革”前旧制的翻版。1970年8月,财政部综合各省、市、区的意见,根据一年多来运动的进展状况,经与主管部门研究,对安置费的开支项目和标准,作出统一规定:国家拨付的安置费,主要用于城镇下乡人员的建房补助、生活补助、工具购置补助、旅运费和学习材料费等。安置费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计算,平均每人不超过下列标准:

单身插队、插场的,南方每人230元,北方每人250元。

成户插队、插场的,南方每人130元,北方每人150元。

参加新建生产队、新建扩建国营农场和集体所有制“五七”农场的劳动力,每人400元(含部分建设资金)。

家居城镇回乡落户的,每人补助50元。

不难看出,除进入国营农场(包括生产建设兵团)知青的安置费由从前的1000元至250元改为一律固定在400元外,有关插队知青的安置费标准与“文革”前规定如出一辙。

同时,对知识青年跨省安置的路费、到高寒地区插队的冬装费重新做了规定:组织跨省、跨大区下乡的,每人分别另加路费20元、40元,从关内跨省到高寒地区插队的,每人补助冬装费30元(到国营农场的,由本人自理)财政部:《关于安置经费的开支标准和供应渠道的试行意见》,1970年8月20日。。


安置经费属国家专款专用,由各省、市、自治区财政部门按照已经下乡的人数,规定的开支标准和实际花钱进度,分期分批地进行拨付。除动员地区使用小部分外,其余归安置地区县、社统一掌握使用,不发给个人,不准挪作他用。并提出,在一个省、市、自治区范围内,最好按照不同地区的经济条件,规定几个不同的补助标准,不要平均分配。

安置费中动员地区使用部分又称动员费,主要用作知青下乡时的交通费、途中食宿补助、困难补助等。各地标准不一,约在15—35元左右。安置地区使用的部分主要用于建房,以及购置小农具和家具,粮、油、医药等生活补助。生活补助原则上为一年如福州市知青,安置费每人230元,其中动员费35元,分到安置地区的经费为195元,用于下乡第一年的生活补助,购买农具、家具,建房,医疗,以及生活困难补助等(见国务院知青办调查组:《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公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情况调查》,1979年5月17日)。又如武汉市知青,安置费每人230元,其中动员费(交通费和衣被补助费)15元留市,其余215元由省拨接收地区,交生产队掌握使用(见《武汉劳动志》,1991年铅印本,第290页)。。
为了管好用好安置费,国家还制定了“财务公开,民主管理,群众监督”的原则。要求下拨到生产大队的安置费,由党支部和革委会领导下的“三结合”小组负责进行监督;安置经费要单独立账,专款专用,严格收支手续。对于安置经费的收支情况,要定期公布,接受贫下中农和下乡知识青年审查监督中央安置办公室、财政部军管会、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军代表:《关于加强安置经费管理使用的通知》,1970年6月23日。。

加入生产建设兵团(国营农场)的知识青年,按国家规定每人安置费平均400元,跨省、区者分别远近增补旅费20、40元,其安置费的用途与插队知青有别,除用于支付旅费、发放津贴费、伙食费、购置个人物品外,建房费统一纳入兵团(国营农场)基建计划以甘肃省农建11师为例,自1964—1969年的6年间,国家共拨给安置费2496万元,其中60%用于基建,15%—20%用于生产,20%—25%用于安置。见《甘肃省志?农垦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页。。在各兵团,国家拨付的知青建房投资是列入行政用房计划合并下达的。因此,即使国家拨付的知青建房费不能及时到位,因各兵团均领有巨额基建投资,所以并不至于妨碍知青住房的建设进度。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为例,1969年共接收知青5万余人,应拨付安置费2000万元以上,实际只拨款1152万元。尽管安置费未如期兑现,加入兵团的知识青年基本都有房住,原因是“国家给兵团基建投资中安排了一部分连队用房”何岚、史卫民:《漠南情》,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页。。兵团(国营农场)知识青年安置费用中占很大一部分的建房费,因与国家下拨的基建投资混在一起而难以理清。不过,虽然他们的住房质量普遍较差,毕竟还都有房住,比起许多插队知青因没有房子住,而不得不借农民房、住牲口棚或分散住到农民家中的情景,实在是强了许多。

除拨付安置经费,在日用品供应、口粮供应、食油供应方面也做出相应规定。

日用品供应。“文革”期间,生活日用品匮乏,购买棉布、棉花等物均需票证,限量供应。为了照顾下乡知青,各地都免票供应一定数量的棉花、棉布、蚊帐等物资。如四川省1968年规定,凡下乡知青每人免票供应棉絮一床,棉花2市斤,棉布23市尺,单人纱布蚊帐一床,由商业部门设置专柜,凭上山下乡光荣证优先供应《自贡市劳动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9页。。

口粮供应。插队知青,原则上由国家供应一年,或由下乡青年到农村的第二个月起,一直到接上当季或下季的粮食分配时止,由当地粮食部门,按照他们所在生产队一般社员的实际吃粮水平(包括公社生产队分配的口粮、超产奖励粮和自留地收获粮的粮食总平均数)和国家统销价格,从统销粮中安排供应。

食油供应。也按当地城镇居民食油标准供应一年,或从到达接收地的第二个月起,一直到接上当季或下季的食油分配时止。


下乡知青到国营农场(生产建设兵团)落户的,食粮食油按所在场职工和家属的标准供应参见粮食部:《关于城市下乡青年粮油供应工作的几项规定》,1964年3月20日。“文革”初继续沿用该规定。。

上述措施表明,国家为开展这场运动确实殚尽心思,而且花费巨大财力。1967—1972年,全国共动员了747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支出经费约在17—18亿元左右官方统计前后略有差异。据1973年7月国务院知青办《知识青年下乡经费使用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文称,从1962年到1972年,国家共拨付城镇知识青年下乡经费25亿元,实际开支21亿元,结余4亿元。另据1981年3月国务院知青办《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第86—89页:同期中央财政拨款25亿元,实际开支19.9亿元。“文革”前城镇下乡知青129万人,按每人安置经费230元估算,约开支3亿元。扣除这部分,即为1967年到1972年间开支的经费。。然而,支出巨额经费,并没有解决下乡知青的安置问题。由于对知青经费管理松弛,相当一部分钱被农村基层干部贪污挪用;另外,插队知青的安置费标准偏低,使插队知青没房住的问题变得突出起来。这些问题动摇了知识青年留在农村的决心。
:D 由于对知青经费管理松弛,相当一部分钱被农村基层干部贪污挪用。
这是从何说起?
怎么越看越觉得另有所指啊[:a13:]
前面一大堆好像没什么问题,最后一句话是怎么出来的?
呵呵 估计差不多吧

连知青个人的命运东握在村干部手里(也有别的干部)

更何况知青地钱捏~

突然想到那时候真是变态啊 是准备消灭城市 么?

红色高棉是跟TG学的吧~
给位应该有当过知青的,或者当过知青的父母辈
去问问吧
呵呵,后代用现在的眼光去评价当年知青的生活确实是有点可笑。而且每人安置经费230元是什么概念?想想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一个城市在岗工人一个月才80多人民币,更何况农村。再想想那时候正处于物质紧缺的年代,所有物质全是统一配发。就即便是才米油盐都得凭粮票油票去购买。我想问这其中是否有一部分的钱作为政府对知青生产物质的采购和人员管理的开支上了呢?
那笔钱不可能是基层干部贪污地。我父亲就是武汉下乡知青,据他说就是开拔时发过一笔钱数额不足文件上规定的一半,至于以后的补助从来都只存在纸面上。生产大队和农场一级干部还没能耐贪污安置费,钱就没到过他们的帐上过。省里下文要市里拔,市里要区里拔,区要农场拔。农场说:来人我可以安置,钱我没有。
       至于棉布油粮也说不上贪污截流,很多人拿着布票、肉票都买不到布和肉,原因是下拔下来布和肉总量远小于印出的布票肉票的总和。
果然是生命不止造谣不止。:D
原帖由 极乐鸟 于 2009-3-23 17:35 发表
那笔钱不可能是基层干部贪污地。我父亲就是武汉下乡知青,据他说就是开拔时发过一笔钱数额不足文件上规定的一半,至于以后的补助从来都只存在纸面上。生产大队和农场一级干部还没能耐贪污安置费,钱就没到过他们的帐 ...

你父亲那时也是年轻人
农村基层干部贪不了多少 是因为拨的少 拨的少却不代表贪的比例少
买东西就不说了 干部家常年有酒有肉 这个不用知青什么的啊 哪里都是常见现象 知青如果另有补助的话 那更到不了手里来 早就被截走了
早就说 文革时期是中国贪污腐败最严重的时期 只不过那时大家都穷罢了
别的地方我不清楚,农村贪污腐败现象蔓延是在分田到户后才发生的。村一级的干部贪不了多少,也没机会去贪,最多给自己亲朋好友多记几个工分。
原帖由 极乐鸟 于 2009-3-23 19:14 发表
别的地方我不清楚,农村贪污腐败现象蔓延是在分田到户后才发生的。村一级的干部贪不了多少,也没机会去贪,最多给自己亲朋好友多记几个工分。

分田到户前哪有村干部 队长相当于村干 基本上推荐当兵、上大学、招工啥的 都是干部 队长当然不一定有份了
那年代我妈当民办教师 天天吃南瓜 队长天天有猪头肉下高粱酒 这就显出差距来了
至于说社干部 那更不得了
反正我听到知青故事里, 就没有说农村基层干部好话的,贪污、强奸、打群架、克扣工分、懒惰不干活、偷东西.....:L
没听说过安置费的事儿~~
原帖由 李药师 于 2009-3-23 18:40 发表

...早就说 文革时期是中国贪污腐败最严重的时期 只不过那时大家都穷罢了 ...
  这话看得让人无语...

  你有什么证据、什么标准、什么比较来评判文革时期是贪污腐败“最”严重呢?

  不会是想说现在的时代贪污腐败不严重、想替现在的某个群体辩护吧?严重怀疑贴主属于沾权靠富的精英分子。orz~
原帖由 李药师 于 2009-3-23 19:19 发表

分田到户前哪有村干部 队长相当于村干 基本上推荐当兵、上大学、招工啥的 都是干部 队长当然不一定有份了
那年代我妈当民办教师 天天吃南瓜 队长天天有猪头肉下高粱酒 这就显出差距来了
至于说社干部 那更不得了 ...
  有普遍性吗?我还知道一些情况,跟你说的不同呢,但我可不敢说那是普遍的。

  再说现在的中国,一个村长家财上亿的不少,难道都不是贪污腐败得来的、反而都是体制精英的合法财富不成?

原帖由 xiaolu 于 2009-3-23 19:24 发表
反正我听到知青故事里, 就没有说农村基层干部好话的,贪污、强奸、打群架、克扣工分、懒惰不干活、偷东西.....:L
没听说过安置费的事儿~~
  你有没有听过很多农村村民和基层干部对知青的评价呢?

  好话比例可能比你听过的知青说农村基层的好话比例高,那能说明什么?我能说很多知青多认得一些字就自以为了不起吗?

  这世上不是所有事都是非黑即白的,更简单的,凡事至少该去尝试听两面之词,再想想为什么有某些重大的差异。
  
  相对于当年知青下乡的那些农户和基层干部来说,知青及其周围的人属于拥有多得多的话语权的吧?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话语霸权了。

  
原帖由 xiaolu 于 2009-3-23 19:24 发表
反正我听到知青故事里, 就没有说农村基层干部好话的,贪污、强奸、打群架、克扣工分、懒惰不干活、偷东西.....:L
没听说过安置费的事儿~~




心魔则魔,你选择性的关注了
原帖由 quietist 于 2009-3-23 19:52 发表
  你有没有听过很多农村村民和基层干部对知青的评价呢?

  好话比例可能比你听过的知青说农村基层的好话比例高,那能说明什么?我能说很多知青多认得一些字就自以为了不起吗?

  这世上不是所有事都是非 ...

这只是我听到的故事,确实多是单方面性的,我接触不到过去农村干部
但是如果你了解的全面,也应该知道,很多所谓的知识青年
不过是小学毕业程度而已
而农村干部的权利,不能说生杀,但要命的工分是他们评的
原帖由 xiaolu 于 2009-3-23 20:17 发表

这只是我听到的故事,确实多是单方面性的,我接触不到过去农村干部
但是如果你了解的全面,也应该知道,很多所谓的知识青年
不过是小学毕业程度而已
而农村干部的权利,不能说生杀,但要命的工分是他们评的
  你说的情况我也知道确实是有很多很多...确实怎么说,体制问题?文化问题?民族性问题?...可唏嘘之处实在太多了。。。

  总的说来,农村基层干部对知青的态度,还算是过得去的。在有些地方,这种态度甚至是相当不错、那些村民和干部认为知青是“读书人”、这在中国传统乡情乡治中可以算得上是某种情结了、所以会尽可能照顾多数的知青...

  很多情况下由于知青自己生活环境变化的落差太大,他们心理上无法承受,所以难免会多怪到别人头上去一点,这个我们难道不能理解么?放心,不至于的。毕竟他们是牺牲的一代啊。

  其实如果看看很多当时的记录和资料,再听听当时的人说说亲身经历,就知道回城才是一条充斥着人性阴暗面的暴尸之路。。。

  说白了就是哪里有可以交换利益的权力,哪里就有腐败。所以当时农村基层干部由于普遍文化程度太低、很多作威作福的,但跟“城里人”的无耻比起来,就算不得什么了。
  
  我想说的关键意思是,知青牺牲很大,但农民的牺牲也同样不小,实际上建国以来他们是被我们整个国家和社会欠了最多债的群体....让我们对他们稍微平等相待些地去多了解一些方面吧,不然对他们也是很不公平的。

    
  补一句,农户、村民对知青的态度,总体上确实比农村基层干部对知青的态度当然好不少,这也很正常,换到城里,基层干部对进城民工的态度难道会比普通工人、市民对民工的态度好吗?

  劳动人民虽然素质比较低,但确实还是比较淳朴的...有点权力的小干部们、有点知识的小分子们,就很难说了,老话曾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当然偏颇、但也有它出发的道理。

  人的罪恶绝大多数都跟贪欲有关,而懂得越多的人,如果品性、气度跟不上(大多数人是跟不上的),往往反而越容易有更多野心、更多不平衡、更多欲望、更多自私有理论...


原帖由 quietist 于 2009-3-23 21:20 发表
  补一句,农户、村民对知青的态度,总体上确实比农村基层干部对知青的态度当然好不少,这也很正常,换到城里,基层干部对进城民工的态度难道会比普通工人、市民对民工的态度好吗?

  劳动人民虽然素质比较低 ...

人心中都有阴暗面,当掌握权力而不受限制,能对某个群体肆意欺凌的时候,阴暗面的爆发是难以避免的。如果当时是把农村青年统统不分青红皂保调进城里,然后再把其未来的前途交给基层城市干部,他们的遭遇不一定就好多少。

没有人说责任就都在农民或农村人头上,主要责任在造成乱局的领导阶层身上,但也不能说作恶的小人物就可以以此推得干净。正如二战中所有德国人都要为纳粹罪行负责一样,文革中种种罪恶,大部分恰恰是小人物在互相坑害。
原帖由 840206 于 2009-3-24 02:27 发表

人心中都有阴暗面,当掌握权力而不受限制,能对某个群体肆意欺凌的时候,阴暗面的爆发是难以避免的。如果当时是把农村青年统统不分青红皂保调进城里,然后再把其未来的前途交给基层城市干部,他们的遭遇不一定就好 ...

  是啊,所以我说人的罪恶大半来自贪欲。

  贪欲又不会专属于基层、或者权贵。只不过权力易成为满足和孽生贪欲之工具罢了。
 
  所以很多才说不受监督的权力本身就必然是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