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霖上书毛主席陈述知青困难　文革后被判无期

2005-12-27 10:26:29　
来源: 文摘报　
　　　　
　　　　　　　　　李庆霖（右）
　　
　　
　　毛泽东读了他的信，潸然泪下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读一封人民来信时，竟控制不住感情流下了眼泪。写信人是福建莆田上林公社一位叫李庆霖的小学教员，他在长达2000多字的信中陈述了下乡知青生活上的困难境遇和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一些阴暗面。他在信的结尾哭诉道：“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毛泽东读了这封信后，当即亲自给李庆霖复信。原文是：
　　“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他将写好的复信交给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叮嘱他从稿费中取出300元，连同信一起直接送邮局寄走。
　　
　　5月6日，邮递员给李庆霖送来一封信。看信封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寄的，李庆霖一面故作镇静，一面又抑制不住兴奋。短短的一封信，他读了一遍又一遍，还有些怀疑，这真是毛主席的亲笔信！？
　　
　　很快，毛主席汇给他的钱也收到了，和家里人商量，都说这钱是不能花的。这些钱至今仍存在莆田县中行，他只每年去取一次利息。
　　
　　
　　毛主席的信寄到莆田，有人欢喜有人忧
　　
　　毛泽东的复信，使莆田人感到惊喜，下乡知青及其家长们奔走相告。邻里们跑到李家争相摸毛主席寄来的人民币，深情地叮嘱：“不要花了这些钱，这是毛主席的钱，要用红纸包起来，传给子孙后代。”
　　
　　毛主席复信的消息传出，李庆霖受到当地一些干部的报复。
　　县里派出两班人马对李庆霖信中揭露的问题进行反调查。县委信访办某负责人找到李庆霖的儿子就骂：“你这个二流子，不好好劳动，你还骗毛主席！”一些地方掌权的干部说：“李庆霖专门给领导过不去，这是对党没有感情。”不过，有毛泽东的亲笔复信在，他们也无可奈何。
　　　　
　　李庆霖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和关心。1972年7月8日他曾写了入党申请书，因为要推荐李庆霖参加党的十大，所以各级组织力求尽快解决他的党籍问题。由于十大已定于8月份召开，李庆霖赶不上参加了。省委打算让他参加四届人大。在改变广大知青命运的同时，李庆霖的命运也在不断改变：从小学的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直至福建省高考招办副组长和国务院知青办成员，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
　　
　　
　　中央高层下决心全面调整知青政策
　　就在毛泽东复信后的第二天，周总理主持召开中央高层会议讨论知青问题，并将毛主席复信印发全国。6月22日至8月7日，国务院又召开了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
　　
　　会议期间，一份新华社的《情况反映》引起中央领导和与会者的震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营长贾小山，强奸女知青20余人；一师某指导员张国亮强奸女知青几十名；黑龙江兵团一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强奸女知青50多人；内蒙兵团被奸污的女知青达299人，罪犯中有现役干部209人。
　　
　　周总理看后怒不可遏：“公安部要速派人去，不要手软！”李先念气愤地说：“这些人不是共产党，是国民党，至少是国民党行为，不知为什么得不到纠正？省委和军区难道说也不知道吗？”
　　
　　在中央领导的关注下，各地大开杀戒，将以上罪犯处以死刑，以平民愤。
　　
　　
　　从辉煌的顶点沦为“阶下囚”
　　
　　在文革后期变幻莫测的险涛恶浪中，一个被推在风口浪尖的人物要想把握自己的命运之舵，是很困难的。
　　
　　福建省造反派头目认为李庆霖与中央首长（江青曾接见过李庆霖）声息相通，故极力结交他以壮声势。这时的李庆霖被眩目的荣誉所陶醉，在当时揪“民主派”、“走资派”的狂潮中，到处作报告，成了红得发紫的人，这便为他后来身陷囹圄埋下了伏笔。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李庆霖被逮捕，判处无期徒刑。其妻张秀珍也被开除公职，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后停止了她的“监督改造”，但没有恢复其公职。李庆霖在狱中表现较好，减为有期徒刑10年，并于1994年3月底提前出狱。他说：
　　“自失去自由，直至获释出狱生还家门，历时17个春秋，如此漫长的坐井观天岁月，我回忆起来真是不堪回首！”
　　
　　
　　今日李庆霖有怨却无悔
　　
　　今年已69岁的李庆霖现居住在一间陋室里，他和老伴都没有退休金，亦无其它收入，仅靠县民政局特批的210元生活困难补助费生活。在他的居室里，没有电视机，一台旧收音机是女儿10多年前结婚时别人送的。
　　　　
　　我问他，是否后悔给毛主席写告状信。他说：“不后悔，毛主席要求我们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我当年反映的都是实际情况，没有夸大。”
　　
　　李庆霖对自己的现状没有太悲观。因为他有一笔任何人都没有的精神财富：当年1700万知青至今都没有忘记他，他的名字和发生在“文革”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紧紧联系在一起。
　　
　　
　　（《今日名流》1998年第2期刘晓航文）2005-12-27 10:26:29　
来源: 文摘报　
　　　　
　　　　　　　　　李庆霖（右）
　　
　　
　　毛泽东读了他的信，潸然泪下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读一封人民来信时，竟控制不住感情流下了眼泪。写信人是福建莆田上林公社一位叫李庆霖的小学教员，他在长达2000多字的信中陈述了下乡知青生活上的困难境遇和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一些阴暗面。他在信的结尾哭诉道：“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毛泽东读了这封信后，当即亲自给李庆霖复信。原文是：
　　“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他将写好的复信交给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叮嘱他从稿费中取出300元，连同信一起直接送邮局寄走。
　　
　　5月6日，邮递员给李庆霖送来一封信。看信封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寄的，李庆霖一面故作镇静，一面又抑制不住兴奋。短短的一封信，他读了一遍又一遍，还有些怀疑，这真是毛主席的亲笔信！？
　　
　　很快，毛主席汇给他的钱也收到了，和家里人商量，都说这钱是不能花的。这些钱至今仍存在莆田县中行，他只每年去取一次利息。
　　
　　
　　毛主席的信寄到莆田，有人欢喜有人忧
　　
　　毛泽东的复信，使莆田人感到惊喜，下乡知青及其家长们奔走相告。邻里们跑到李家争相摸毛主席寄来的人民币，深情地叮嘱：“不要花了这些钱，这是毛主席的钱，要用红纸包起来，传给子孙后代。”
　　
　　毛主席复信的消息传出，李庆霖受到当地一些干部的报复。
　　县里派出两班人马对李庆霖信中揭露的问题进行反调查。县委信访办某负责人找到李庆霖的儿子就骂：“你这个二流子，不好好劳动，你还骗毛主席！”一些地方掌权的干部说：“李庆霖专门给领导过不去，这是对党没有感情。”不过，有毛泽东的亲笔复信在，他们也无可奈何。
　　　　
　　李庆霖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和关心。1972年7月8日他曾写了入党申请书，因为要推荐李庆霖参加党的十大，所以各级组织力求尽快解决他的党籍问题。由于十大已定于8月份召开，李庆霖赶不上参加了。省委打算让他参加四届人大。在改变广大知青命运的同时，李庆霖的命运也在不断改变：从小学的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直至福建省高考招办副组长和国务院知青办成员，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
　　
　　
　　中央高层下决心全面调整知青政策
　　就在毛泽东复信后的第二天，周总理主持召开中央高层会议讨论知青问题，并将毛主席复信印发全国。6月22日至8月7日，国务院又召开了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
　　
　　会议期间，一份新华社的《情况反映》引起中央领导和与会者的震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营长贾小山，强奸女知青20余人；一师某指导员张国亮强奸女知青几十名；黑龙江兵团一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强奸女知青50多人；内蒙兵团被奸污的女知青达299人，罪犯中有现役干部209人。
　　
　　周总理看后怒不可遏：“公安部要速派人去，不要手软！”李先念气愤地说：“这些人不是共产党，是国民党，至少是国民党行为，不知为什么得不到纠正？省委和军区难道说也不知道吗？”
　　
　　在中央领导的关注下，各地大开杀戒，将以上罪犯处以死刑，以平民愤。
　　
　　
　　从辉煌的顶点沦为“阶下囚”
　　
　　在文革后期变幻莫测的险涛恶浪中，一个被推在风口浪尖的人物要想把握自己的命运之舵，是很困难的。
　　
　　福建省造反派头目认为李庆霖与中央首长（江青曾接见过李庆霖）声息相通，故极力结交他以壮声势。这时的李庆霖被眩目的荣誉所陶醉，在当时揪“民主派”、“走资派”的狂潮中，到处作报告，成了红得发紫的人，这便为他后来身陷囹圄埋下了伏笔。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李庆霖被逮捕，判处无期徒刑。其妻张秀珍也被开除公职，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后停止了她的“监督改造”，但没有恢复其公职。李庆霖在狱中表现较好，减为有期徒刑10年，并于1994年3月底提前出狱。他说：
　　“自失去自由，直至获释出狱生还家门，历时17个春秋，如此漫长的坐井观天岁月，我回忆起来真是不堪回首！”
　　
　　
　　今日李庆霖有怨却无悔
　　
　　今年已69岁的李庆霖现居住在一间陋室里，他和老伴都没有退休金，亦无其它收入，仅靠县民政局特批的210元生活困难补助费生活。在他的居室里，没有电视机，一台旧收音机是女儿10多年前结婚时别人送的。
　　　　
　　我问他，是否后悔给毛主席写告状信。他说：“不后悔，毛主席要求我们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我当年反映的都是实际情况，没有夸大。”
　　
　　李庆霖对自己的现状没有太悲观。因为他有一笔任何人都没有的精神财富：当年1700万知青至今都没有忘记他，他的名字和发生在“文革”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紧紧联系在一起。
　　
　　
　　（《今日名流》1998年第2期刘晓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