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9”政变中殉难身亡的苏联高官[转帖]

每年当八月到来之际，俄罗斯人都会回想起其当代历史上最悲剧的一页——１９９１年的“８·１９”政变。“８·１９”政变可以说是给了已经积重难返、病入膏肓的苏联最后一记致命的重击。此后，苏联的解体已成为不可挽回之事。十余年过去了，许多冷静下来的政治家、历史学家以一种更公正、更客观的眼光来看待这一事件以及因这一事件丧生的死难者。
饮弹身亡的苏内务部长
    无论是从苏联时期还是到目前，苏、俄的内务部部长都是当时声威显赫、权重一时的人物。这是由苏、俄国家现实所决定的，俄全国数十万警察，内务部队都得听命于内务部长的指挥。
   在苏联解体前的动荡年代被任命为内务部长这无疑反映了时任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对其的信任和重视。但１９９１年发生的各种事件逐渐把普戈推向了反动派，这从他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发言可以看出。“８·１９”政变前，普戈按惯例已前往黑海休假，８月１８日还有人在黑海边上见到过他，但当天晚上他却毫不犹豫地飞回莫斯科并参加了组织政变的紧急状态委员会，虽然他不是其中的主导人物。
    ８月２１日，政变的失败已不可逆转，俄联邦检察机关宣布将追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法律责任。当晚普戈回家后发现家中所有专用电话线都被切断，他与妻子来到同一栋楼高几层的儿子家中，他们谈到避免不了要被逮捕，事实上，普戈是与儿子及儿媳作了诀别。
    当天晚间普戈夫妇俩交谈了些什么，现在已无从得知。８月２２日早上９：００普戈用普通电话给当班的内务部副部长打电话，问有何情况。当这位副部长问他今天来不来办公室时，普戈反问道：“还有必要？”最后，他请代问内务部第一副部长格罗莫夫（格罗洛夫现任莫斯科州长）问好。
    很快，俄罗斯特种部门通过这唯一的市话线给他打来电话，问：“能否与您见面？”普戈答：“请来吧！”当时，叶利钦身边的将军们已在搜找他。
    一位老人——普戈的岳父给来人开了门，说；“家里发生了不幸的事，请进吧！”内务部长衣着整齐地躺在自己的床上，太阳穴中流着血。在另一张床边地板上坐着他的妻子，她的伤口也在脑部，当时她还没有咽气，但很快就死在了医院。普戈夫妇俩都写了遗言，普戈请求亲人们原谅，他写到：“我对别人过于信赖了。我诚实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其妻子的遗言更简短：“我无法再活下去了。别责怪我们，请多照顾爷爷、妈妈。”调查的结论是：自杀。
    两天后，在莫斯科权重一时的内务部长普戈被悄悄地埋葬。
上吊自杀的苏联元帅
    就在普戈夫妇被埋葬的这一天，１９９１年８月２４日，星期六，当时的苏联总统军事顾问，６８岁的苏联元帅和苏联英雄阿赫罗缅耶夫在莫斯科一号楼自己的办公室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元帅身边当时没有武器，他选择了一条对职业军人来说不多见的自杀方式——上吊自杀。
    周六元帅的秘书没来上班，元帅的尸体直到晚上才被负责克里姆林宫安全警卫的军官发现。军事检察院的侦察员闻讯立即赶到了现场。所有的保险柜都锁着，在桌上发现了２份手写的留给亲人的遗言。一份当中还夹放着钱，是请求偿还克里姆林宫食堂的债务。一份是对自己行为的解释：“当我的祖国死亡和我将其视为生命意义的东西在遭到毁坏时，我无法再继续活下去。我的年龄和我的一生使我有权力离去。我斗争到了最后一刻。”
    阿赫罗缅耶夫不是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他是８月１９日早上在索契渡假时才知道这个委员会的存在。但他立即决定自己先回莫斯科。当天晚上２２：００左右他会见了苏联副总统，政变时的苏联代总统亚那耶夫。阿赫罗缅夫对紧急状态委员会表示了支持。８月２０日他在克里姆林宫工作了一天，帮助收集、整理国内的军事、政治情报。
    ８月２１日时，这场短命的政变败局已定，２２日他得知戈尔巴乔夫已回到莫斯科，国防部长亚佐夫已被逮捕，阿赫罗缅夫没去见戈尔巴乔夫。他关门准备自己给戈尔巴乔夫的信和预定８月２６日召开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发言。他对自己为什么从索契回莫斯科做了解释，并写到：“我知道这次冒险会遭到失败，回到莫斯科后更是亲自证实了这一点。但是从１９９０年起我们的国家就在走向毁灭。戈尔巴乔夫虽然重要，但祖国更珍贵！哪怕让历史留下一点记载，有人对这一伟大国家的毁灭以死进行了抗争。”
    据元帅的女儿回忆，直到２３日他父亲在情绪上丝毫未显出被压倒的痕迹。他早上去克里姆林宫时还答应晚上带孙子散步。从元帅留下的遗言来看，２３日这天他显然考虑到了死亡，但还没下定决心。２４日早上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一职并号召苏共自我解散，正是这个消息使元帅选择了非同寻常的自杀方式。
    阿赫罗缅耶夫元帅是一个在党内、军内都受人尊敬的职业军人。他参加过卫国战争。长期担任苏军总参谋长及国防部副部长、他指挥了苏军在阿富汗从头到尾所有的军事行动、在与美国的裁军谈判中他是主要的专家顾问。戈尔巴乔夫多次承认，没有阿赫罗缅耶夫裁军谈判不可能进行得如此顺利。
    媒体对元帅自杀一事只发了简短的消息，没有任何悼念文章。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新上任的国防部长都没表示过公开的哀悼。
跳楼自杀的苏共“大内总管”
    １９９１年８月２６日清晨在莫斯科普罗夫尼科夫胡同１３号，一栋只有苏共中央负责人和部长们才有资格居住的高级公寓前，发现了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事务管理局局长克鲁奇的尸体。调查人员很快发现了死者的两张遗言条。他在遗言中写道：“我不是叛徒，也不是阴谋家，但我害怕……”他对自己下达了保卫这些“书记们”，即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们的命令感到遗憾，因为１８、１９日这两天正好他当班。
克鲁奇是戈尔巴乔夫最亲近的人之一，他掌握着外人无法想象的巨大权力，他掌握着苏共中央在国内外的所有账号和资产。所以，克鲁奇的自杀引起了很多猜测。后来在俄罗斯还拍摄了专门的惊险侦探片，说克鲁奇是被害身亡，其目的是掩护转移苏共在国外上千亿美元的财产。
    与普戈和阿赫罗缅耶夫不同的是，刑侦人员对克鲁奇的住宅和办公室进行了非常认真仔细的搜查。但专家们没发现丝毫外人到来的痕迹，也没发现任何销毁文件的痕迹。
    在克鲁奇自杀后，他的办公室及苏共领导人办公室被封查起来。克鲁奇掌管的财产无疑是非常巨大的。除了苏共在国内外的账号外，他还掌握着成千上万的办公、住宅楼、上千个高档别墅，许多疗养院、医院，数万辆汽车，几百家报刊、杂志出版社。不过，掌握着巨大权力和财产的克鲁奇在苏共中央里一直有着良好的口碑和信誉。他从安德罗波夫时代担任这一要职以来从未出现过什么差错。他从不擅自行事、自做主张，一切都听命于政治局和总书记。所以，对他的死因，至今仍有许多猜测和说法。
    值得庆幸的是，“８·１９”政变中死去的人并不很多，但却似乎有某种象征意义，克鲁奇是苏共代表，阿赫罗缅耶夫是军队代表，而普戈则代表着内务部和克格勃。在“８·１９”政变中因支持叶利钦在街头死去的市民也是三人。虽然他们死前都是默默无闻的市民，但死后却得到了很高的荣誉和隆重的礼葬。而自杀身亡的普戈等三人，生前虽然占据高位，死后却几乎无人提起，只是近年来社会才给予了他们较公正的评价。每年当八月到来之际，俄罗斯人都会回想起其当代历史上最悲剧的一页——１９９１年的“８·１９”政变。“８·１９”政变可以说是给了已经积重难返、病入膏肓的苏联最后一记致命的重击。此后，苏联的解体已成为不可挽回之事。十余年过去了，许多冷静下来的政治家、历史学家以一种更公正、更客观的眼光来看待这一事件以及因这一事件丧生的死难者。
饮弹身亡的苏内务部长
    无论是从苏联时期还是到目前，苏、俄的内务部部长都是当时声威显赫、权重一时的人物。这是由苏、俄国家现实所决定的，俄全国数十万警察，内务部队都得听命于内务部长的指挥。
   在苏联解体前的动荡年代被任命为内务部长这无疑反映了时任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对其的信任和重视。但１９９１年发生的各种事件逐渐把普戈推向了反动派，这从他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发言可以看出。“８·１９”政变前，普戈按惯例已前往黑海休假，８月１８日还有人在黑海边上见到过他，但当天晚上他却毫不犹豫地飞回莫斯科并参加了组织政变的紧急状态委员会，虽然他不是其中的主导人物。
    ８月２１日，政变的失败已不可逆转，俄联邦检察机关宣布将追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法律责任。当晚普戈回家后发现家中所有专用电话线都被切断，他与妻子来到同一栋楼高几层的儿子家中，他们谈到避免不了要被逮捕，事实上，普戈是与儿子及儿媳作了诀别。
    当天晚间普戈夫妇俩交谈了些什么，现在已无从得知。８月２２日早上９：００普戈用普通电话给当班的内务部副部长打电话，问有何情况。当这位副部长问他今天来不来办公室时，普戈反问道：“还有必要？”最后，他请代问内务部第一副部长格罗莫夫（格罗洛夫现任莫斯科州长）问好。
    很快，俄罗斯特种部门通过这唯一的市话线给他打来电话，问：“能否与您见面？”普戈答：“请来吧！”当时，叶利钦身边的将军们已在搜找他。
    一位老人——普戈的岳父给来人开了门，说；“家里发生了不幸的事，请进吧！”内务部长衣着整齐地躺在自己的床上，太阳穴中流着血。在另一张床边地板上坐着他的妻子，她的伤口也在脑部，当时她还没有咽气，但很快就死在了医院。普戈夫妇俩都写了遗言，普戈请求亲人们原谅，他写到：“我对别人过于信赖了。我诚实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其妻子的遗言更简短：“我无法再活下去了。别责怪我们，请多照顾爷爷、妈妈。”调查的结论是：自杀。
    两天后，在莫斯科权重一时的内务部长普戈被悄悄地埋葬。
上吊自杀的苏联元帅
    就在普戈夫妇被埋葬的这一天，１９９１年８月２４日，星期六，当时的苏联总统军事顾问，６８岁的苏联元帅和苏联英雄阿赫罗缅耶夫在莫斯科一号楼自己的办公室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元帅身边当时没有武器，他选择了一条对职业军人来说不多见的自杀方式——上吊自杀。
    周六元帅的秘书没来上班，元帅的尸体直到晚上才被负责克里姆林宫安全警卫的军官发现。军事检察院的侦察员闻讯立即赶到了现场。所有的保险柜都锁着，在桌上发现了２份手写的留给亲人的遗言。一份当中还夹放着钱，是请求偿还克里姆林宫食堂的债务。一份是对自己行为的解释：“当我的祖国死亡和我将其视为生命意义的东西在遭到毁坏时，我无法再继续活下去。我的年龄和我的一生使我有权力离去。我斗争到了最后一刻。”
    阿赫罗缅耶夫不是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他是８月１９日早上在索契渡假时才知道这个委员会的存在。但他立即决定自己先回莫斯科。当天晚上２２：００左右他会见了苏联副总统，政变时的苏联代总统亚那耶夫。阿赫罗缅夫对紧急状态委员会表示了支持。８月２０日他在克里姆林宫工作了一天，帮助收集、整理国内的军事、政治情报。
    ８月２１日时，这场短命的政变败局已定，２２日他得知戈尔巴乔夫已回到莫斯科，国防部长亚佐夫已被逮捕，阿赫罗缅夫没去见戈尔巴乔夫。他关门准备自己给戈尔巴乔夫的信和预定８月２６日召开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发言。他对自己为什么从索契回莫斯科做了解释，并写到：“我知道这次冒险会遭到失败，回到莫斯科后更是亲自证实了这一点。但是从１９９０年起我们的国家就在走向毁灭。戈尔巴乔夫虽然重要，但祖国更珍贵！哪怕让历史留下一点记载，有人对这一伟大国家的毁灭以死进行了抗争。”
    据元帅的女儿回忆，直到２３日他父亲在情绪上丝毫未显出被压倒的痕迹。他早上去克里姆林宫时还答应晚上带孙子散步。从元帅留下的遗言来看，２３日这天他显然考虑到了死亡，但还没下定决心。２４日早上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一职并号召苏共自我解散，正是这个消息使元帅选择了非同寻常的自杀方式。
    阿赫罗缅耶夫元帅是一个在党内、军内都受人尊敬的职业军人。他参加过卫国战争。长期担任苏军总参谋长及国防部副部长、他指挥了苏军在阿富汗从头到尾所有的军事行动、在与美国的裁军谈判中他是主要的专家顾问。戈尔巴乔夫多次承认，没有阿赫罗缅耶夫裁军谈判不可能进行得如此顺利。
    媒体对元帅自杀一事只发了简短的消息，没有任何悼念文章。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新上任的国防部长都没表示过公开的哀悼。
跳楼自杀的苏共“大内总管”
    １９９１年８月２６日清晨在莫斯科普罗夫尼科夫胡同１３号，一栋只有苏共中央负责人和部长们才有资格居住的高级公寓前，发现了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事务管理局局长克鲁奇的尸体。调查人员很快发现了死者的两张遗言条。他在遗言中写道：“我不是叛徒，也不是阴谋家，但我害怕……”他对自己下达了保卫这些“书记们”，即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们的命令感到遗憾，因为１８、１９日这两天正好他当班。
克鲁奇是戈尔巴乔夫最亲近的人之一，他掌握着外人无法想象的巨大权力，他掌握着苏共中央在国内外的所有账号和资产。所以，克鲁奇的自杀引起了很多猜测。后来在俄罗斯还拍摄了专门的惊险侦探片，说克鲁奇是被害身亡，其目的是掩护转移苏共在国外上千亿美元的财产。
    与普戈和阿赫罗缅耶夫不同的是，刑侦人员对克鲁奇的住宅和办公室进行了非常认真仔细的搜查。但专家们没发现丝毫外人到来的痕迹，也没发现任何销毁文件的痕迹。
    在克鲁奇自杀后，他的办公室及苏共领导人办公室被封查起来。克鲁奇掌管的财产无疑是非常巨大的。除了苏共在国内外的账号外，他还掌握着成千上万的办公、住宅楼、上千个高档别墅，许多疗养院、医院，数万辆汽车，几百家报刊、杂志出版社。不过，掌握着巨大权力和财产的克鲁奇在苏共中央里一直有着良好的口碑和信誉。他从安德罗波夫时代担任这一要职以来从未出现过什么差错。他从不擅自行事、自做主张，一切都听命于政治局和总书记。所以，对他的死因，至今仍有许多猜测和说法。
    值得庆幸的是，“８·１９”政变中死去的人并不很多，但却似乎有某种象征意义，克鲁奇是苏共代表，阿赫罗缅耶夫是军队代表，而普戈则代表着内务部和克格勃。在“８·１９”政变中因支持叶利钦在街头死去的市民也是三人。虽然他们死前都是默默无闻的市民，但死后却得到了很高的荣誉和隆重的礼葬。而自杀身亡的普戈等三人，生前虽然占据高位，死后却几乎无人提起，只是近年来社会才给予了他们较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