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罗门女已经被天朝策反了

一个冬天的故事


    “那是什么？肺吗？”我额头上冒汗，笑容也越来越勉强。“噢，这是特别为你点的菜。”许太太若无其事地咧着嘴笑，用勺子搅动冒着热气的锅，“还有猪腰子和肝，和猪血熬成一锅，外加四川辣味。”  
　　这顿晚餐是房东许先生提议的，我和爱人欣然接受。事实上，这是我们期待已久的机会。以前每次和房东夫妇下馆子，都是他们付账。这当然说明许先生的慷慨，同时也表明在中国人吃饭常见的“结账比赛”中，我们缺乏制胜的技巧。  
　　我在餐馆有时会看到这样一幕：两三个人拉拉扯扯抢账单，直到不堪推挤的弱者最终退出，而没抢到结账权是很丢面子的事。在这种争抢中，许先生总是赢家。这次我们下决心一定要反败为胜。我们要让他相信他是这顿晚餐当仁不让的主人，等吃得差不多时，我爱人会借口上厕所，偷偷去结账。  
　　一切按计划进行。席间许先生吞下一口牛蛙肉，被骨头哽住，情急之下起身离席。几分钟后他回来了，脸有些红，但显然没事了。又过了半小时，我爱人按计划起身“上厕所”，转而到收银台结账。女服务员一脸困惑地说：“可是，跟你们一起的那位老人已结过了，约半小时前。”  
　　冬天的寒冷已进入胡同。北京冬天的庭院生活不如夏秋那么迷人，特别是对习惯生活在热带的印度人来说。室外是零下温度，屋里暖烘烘的有20度，我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这时我们雇的阿姨来了，我以为她会给我泡杯姜茶。没想到，她对我把空调开到20度的愚蠢做法好好教训了一通，说不仅费电还使免疫力下降。“透透新鲜空气。”她说着把窗户打开，冷风一下涌进来。  
　　中国人对自己的抗寒能力深以为豪，许多人认为怕冷压根儿就是一种病。因而承认怕冷会被人看不起，并必将领教一番改善免疫系统的长篇大论。而生活在胡同里的老人爱做的一项流行冬季运动就是“冬泳”。  
　　附近胡同的老广，牙差不多掉光了，对自己的身体却很自豪，“我从不感冒。因为冬泳，我不生病。我这么大年纪，什么药都不用吃。”他洋洋得意地对我说，而我正用手帕捂着嘴咳嗽，手里还抓着润喉药。  
　　北京的冬泳协会自豪地宣称拥有5000多名会员，平均年龄50岁。不过，在冬季的闲暇时光，多数中国年轻人似乎更喜欢到星巴克喝一杯热咖啡。至于我，能发出的声音就是——“阿嚏”！（作者帕拉维·艾亚尔，汪析译）


感受北京
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来看，中国是只多头怪兽：在耀眼和怪诞之间纠缠不清，在令人愉悦和使人沮丧之间左右摇摆。对某些人来说，它是商业机会；而对另外一些人，它则是一个笼罩在帝王光芒下的古老而奇异的文明。但对我来说，在最近一年里，中国已经完全成了一个家。

甚至在两年前，中国是“家”的想法还是不可想象的。作为一个在新德里长大的印度人，而家庭中接受的又是英国式牛津剑桥的教育，对我来说，中国尽管在地理上与我们毗邻而居，却几乎从来没在我脑中的世界地图上浮现过，有关中国的知识几乎也是一片空白。

2000年秋，我前往伦敦，在伦敦经济学院（LSE）攻读全球媒介和传播的硕士学位。无论是在知识获取还是在私人感情方面，这都是一段美妙时光。在LSE，我遇到一个年轻英俊的西班牙人，Julio，他潇洒的笑容让我着迷。Julio为攻读本科学位曾于199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过一年汉语。我们相爱了。也就是那一年在伦敦，我对中国有了最初的认识——通过Julio拍摄的黑白照片：雪中凄美的北京胡同；中国巨大的露天农贸市场的混乱景象：“老北京人”的从容淡定。我不禁萌发了去这个我知之甚少的谜一般的国度看看的愿望。

2002年9月，我终于到了中国，紧张无措，手中攥着一张宣布我是“外国专家”的证明。但我觉得自己在各方面都离专家还远，这纸证明是简直不起任何作用的安慰。

来北京的最初几天，我一直处在某种敬畏状态中。长安街两侧闪亮的玻璃和合金建筑，街上穿着时尚、使用手机的人群，这和我想象中自行车和毛泽东时代装束的中国相距甚远。我发现自己一直在与印度作比较。印度也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的大国，对我来说，观察是很迷人的，尽管它们有相似之处，这两个国家又是那么截然不同。

在中国的大多数外国人都说中国如何混乱和拥挤，但在我看来，中国算是相当秩序井然了。相比起新德里随处走动的牛和拥挤的白人轿车，以及耗油高、噪声大的巨大公交车分享混乱的街道，北京的清洁、树木成排、宽阔的林荫道看上去就像是另一个世界。我还深深地被这个城市的国际化所吸引。第一次漫步在三里屯的酒吧街，我不禁感到我正漫步在一个超现实的联合国会议中，各国代表都说着自己的那一套夹杂其中。英国人醉醺醺地谈论足球，热情的蓄着山羊胡的法国人争论着关于烹调蜗牛的最好办法，还有美国人、爱尔兰人、尼日利亚人、韩国人，周六晚上的三里屯好像拥有他们的全部。

但比起北京的繁华夜生活和蓬勃上升的气象，我印象更深的是这儿没有明显的歧视女性的现象。在我居住过的所有国家中，中国女性或许扮演着最丰富和活跃的社会角色。女司机和女售票员随处可见，北京女性普遍带着自信和某种肆意在行走着。

在中国最初的日子里，那些与印度不同的地方最吸引我。但是随着时间慢慢过去，我越来越发现，事实上北京和新德里比我最初印象中的要更相似。比如，一开始让我如此羡慕的北京大街的规则和秩序，只持续到我第一次坐北京出租车时的毛骨悚然的经历。在中国呆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几乎所有在北京随处可见的夏利和富康都有着某种身份错位，当它们加速疾驰在三环路上时，它们误以为自己就是宝马。乘客刚一小心翼翼地说出想去哪儿，出租司机马上行动起来，痛快地说着“好的”，猛踩油门，好像他们要去为明年的一级方程式比赛热身。

呼啸的风，拥堵的桥洞，穿越马路的行人，乘客的恳求，这一切都不能阻止北京出租司机。惟一的例外是更大的交通工具。在喜马拉雅山脉另一侧的印度城市中，也流行同样的观点：“有威力的就是对的”，这是一条适用于中国城市道路的座右铭。规则决定了可行性，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是交通工具的尺度。

对于大多数外国人来说，穿越中国马路的艺术是太难了。他们普遍对中国人漫不经心过马路的能力满怀敬畏，因为中国人竟然不会被庞大的公共汽车的鸣笛或突然转向的出租司机的狂热吓住。大部分外国人普遍采用的计策就是将自己隐蔽于一群当地人之中穿行，身边被兴高采烈过马路的中国人团团围住。


“千万不要自己过马路，”当我第一次到北京的时候，Julio就警告我，好像我是个孩子。但是他并不是想要我等着成年人陪伴度过这段危险的旅程，而只是要我等到某个中国人通过的时候再过。结果证明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已经很好地掌握了这门艺术：严厉镇定地盯着焦急的司机，温文尔雅地过马路时坚决地抬起手臂让他们停车。

我出生的城市和我现在所在的城市之间的相似之处不仅反映在交通规则方面。我第一次去备受尊崇的外国人的天堂——秀水市场的时候，就意识到印度和中国的第二大共同之处，那就是讨价还价。我被推挤在狭窄的小巷中，欣赏一排排诱人的服装，我深感熟悉和舒适。当这些能干的摊主扯住我的袖子大喊“快来看，快来看……给你便宜点”的时候，我觉得亲切，而没有不自在。

我在北京的最初几个月，对北京的“无地域特色”略微有些沮丧。除了街上的大部分人都是中国人以外，这座城市可以是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世界各地的商标在商店门口闪烁，星罗棋布在整个城市版图上，没有吸引力，也无任何中国特色。北京的魅力在哪儿？她的传统？她的独特个性？对我来说，她成了一个大的建筑工地，一个庞大的起重机和轰隆的推土机的荒凉猎场。

今年7月，我们搬进菊儿胡同一栋小型的复式公寓中（距时髦的后海酒吧街步行15分钟）。我终于感到瞥见了北京的灵魂。在胡同迅速消失的蜿蜒小巷中，有着旧世界的优雅，有着将你从同时代北京疯狂的现代性中解脱出来的永恒。

我坐在阳台上，看高高的柳枝垂到我的院落中，看典雅的灰色屋檐向四方延展，这时，甚至北京四季分明的气候感觉上也很温和了。轻柔的微风使炎热的夏日变得凉爽；路边的金黄树木使秋天分外多姿多彩；死寂的严冬把积雪覆盖的倾斜屋顶点缀得不可思议。

日子转到自行车上小贩的有节奏的叫卖声中。黄昏，磨刀的霍霍作响混杂着玩耍的孩子们的喧闹。缓慢地，但确实地，中国成了我的家。我现在已经很熟悉她的声音、味道以及特性。我的中文水平、用筷子的技术也大大提高。我不再惧怕在北京迷路，事实上，我经常会向出租车司机请教要去地方的最近路线。

对大多数外国人，北京的出租司机是与当地中国人接触的基本点。他们构成了这座城市最为丰富的人物群体：睿智的政治评论家，吞云吐雾的愤世嫉俗者，以及饶舌的旅行者的向导。几乎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够躲避（和解释）这个无法避免的问题：“你是哪国人？”快速提出这一问题，几乎成了出租汽车司机必备的职业技能。我只有一次发现北京出租司机被难住了。一天之内，Julio被问了六次“你是哪国人？”当又一个出租车司机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回答说：“我是冰岛人。”终于沉默下来。

不管我如何抱怨北京出租司机的唠叨，但他们也是我在这座城市里最持久的向导。他们是北京话无与伦比的好老师。而且，他们为在北京居住的外国人提供了经久不衰的话题，甚至天气的话题也不能与之相比。

我来中国一年多了，做教师和记者。我的全新的视点仅仅反映了这个国家现实中的某些矛盾点。但最重要的，我还要感谢她的人民的乐观精神。我相信，如果整个世界被原子弹毁灭，中国人也将是惟一幸存的民族。

如果有必要，那他们就会吃下任何东西。如果天气是零下15度，他们会穿上暖和的大衣，谈论着天气“有点冷”，仍在工作着。如果SARS蔓延，他们就打羽毛球锻炼身体。我可以想到，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见证了这么大的变化，而且变化还这么快。一个60岁的中国人在他的一生中经历过大多数国家几个世纪经历的事情。然而，他们能够不断调整自己，保持对未来的乐观态度。

今天的中国，蕴积了激动人心的力量。在印度，我的大多数同龄人都在不断地抱怨“国家逐渐在没落”，如果可能，就想要移民。在中国，最普遍的感觉是一切都在上升。毫无疑问，根深蒂固的问题仍然存在，当代中国远非乌托邦，但是变革的气氛和可能性也是确定无疑的。

我第一次来中国时警告Julio说，我最多呆上一年，一年后他就得跟我去我想去的地方。一年过后，我却在筹划如何逗留更久，至少到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甚至在我刚回到印度作短期休假，我就开始想念起我最爱吃的宫保鸡丁了。

惟一令我萌生想要离开念头的，是当我滞留在东直门外让人恼火的无休止的交通堵塞中的时候。这种地狱般的交通状况使得最忠实于北京的狂热分子也感到沮丧。陷入了那种比蜈蚣爬得还慢的拥堵中，我意识到，北京的成功，在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场正席卷中国的神速变化既令人欣喜，又让人有些担心。作为一个情不自禁尊敬和关心这个巨人——这个经常让人迷惑的国家的外国人，我只能从心底里祝福她迎接挑战时一切都好。



“佣人”在中国是“形容词”而非“名词”
在中国，共产主义带来了一种基本信念，即对劳动的尊重。在我看来，正是这种观念造成了印度与中国之间的鸿沟，它甚至远远比ＧＤＰ增速或耀眼的基础设施还难超越。  

　　我最初意识到这点，是在跟中国传媒大学的学生辛迪谈话时。某个下午，我们一起坐在我住处的办公室，分享一壶刚泡好的绿茶。我当时在写一篇报道，辛迪是来帮我的。  

　　我们休息时，辛迪若有所思地环顾一尘不染的房间，她问我是否雇了“阿姨”。在中国，普通话“阿姨”的字面意思是“女佣”的标准称呼。我说有人一周３次来洗衣、打扫屋子和烧一两顿饭。我一个月付酬１００美元，但阿姨除我之外还有其他东家，我估计她一个月能挣３００～５００美元。  

　　辛迪的下一个问题让我无言以对。她问我能否帮她妈妈找到一份做阿姨的工作，这简直令人难以想像。一个像她这样在接受大学教育、衣食无忧经常吃KFC的时尚姑娘，居然有意让母亲去当阿姨。原来她母亲最近刚退休，想从外地搬到北京跟女儿一起住。但辛迪担心妈妈没事会烦。她说：“我妈妈烧得一手好菜，当阿姨肯定称职。”  

　　在印度，我是在仆人的包围中长大的。我家有一个女仆负责收拾床铺和摆桌子，另一个做饭洗衣服，还有一个园丁每天早上来干活，一个小男孩会在周末午后来擦铜器。地位最低的是每天都来清洗厕所的清洁工。  

　　这样看来，我在印度过着相当奢侈的生活，但其实我来自普通印度中产阶级。在印度，雇一个全职女佣甚至比空调电费还便宜。  

　　我们待佣人“不错”。我母亲常教育我对佣人要讲礼貌，我们为他们的家人付医药费，确保他们的孩子能上学。我们在特殊的日子还给他们买礼物，周日上午还允许他们进卧室欣赏最新的电视剧。  

　　不过，我们一起看电视时，佣人们都坐在地上，而我家里人则倚靠在床上或椅子上。尽管佣人们经年累月地为我们干活，但他们从未有机会跟我们同桌吃饭。我们与佣人似乎生活在不同星球上，甚至所用语言也不同：我们家人之间用的是英语，而跟佣人讲话用印地语。所以，当我在为是到剑桥还是牛津念书而犯愁时，跟我年纪相仿的女佣则在为是否顺从丈夫的意愿再生一个孩子而犯愁。  

　　在中国，共产主义摧毁了曾制造了类似“主奴世界”的封建等级制。它最终把中国推入到现代，而这似乎与一直存在种姓制的印度隔开一个时代。  

　　当我为一家印度报纸撰写报道，提到上述看法时，新德里的朋友都愤怒了。他们质问我怎能这样写印度？他们说：“我们待仆人都不错。”但事实是，是所谓“专制的”中国而不是所谓“民主的”印度，为其公民赢得了自尊。  

　　３８岁的公厕清洁工于保平（音译）原是安徽省稻农，２００４年初到北京，很快就干上了厕所清洁工。跟种田务农比起来，清洁厕所显然要轻松得多。他每月因此能有约１００美元的稳定收入，更重要的是有机会在大城市长见识。  

　　当我跟他再见时，他自信地跟我握手，并邀请我过几周再去。他的妻子不久就要加入到他的行列，他想要介绍给我们，因为她以前没见过外国人。我想，若是在印度的某些地方，如果谁不小心接触到清洁工，他会赶快逃走去洗澡淋浴。  

　　不过，在我跟这些厕所清洁工谈话时，他们都承认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并非不受歧视。在北京鼓楼附近一个厕所干活的楼亚（音译）说，她知道有些人嫌恶她们的工作。但她不以为然，“我没偷没抢，靠自己双手吃饭。”有时候她也会想最好不用给人家清理粪便。  

　　在我到北京时，中国早已摆脱革命漩涡，重新滑入前共产主义时期的阶级分离时代。曾是世界上最平等的社会迅速变为不平等社会。在北京，人们常能看到蓬头垢面的建筑工人蹲着往嘴里扒饭，他们在宝马车的影子里躲避烈日照射。  

　　但尽管出现了这种不平等现象，劳动尊严仍保持不变。因此，清洁厕所绝非哪个人的宿命。对于我接触过的厕所清洁工来说，这只是一份工作。他们当中有些人以前当过建筑工人，但他们乐于在厕所清扫地面，不用在工地上吃苦流汗。  

　　这与印度不同，中国的“佣人”属于“形容词”而不是“名词”。那是有人来做的一种工作，不会决定所从事者的本质和命运。  

　　部分由于上述不同，我发现中国“佣人”要比印度的富有。正如我告诉辛迪的，我雇的阿姨每月能挣差不多５００美元，甚至比一些中国记者或白领还多。一个冬天的故事


    “那是什么？肺吗？”我额头上冒汗，笑容也越来越勉强。“噢，这是特别为你点的菜。”许太太若无其事地咧着嘴笑，用勺子搅动冒着热气的锅，“还有猪腰子和肝，和猪血熬成一锅，外加四川辣味。”  
　　这顿晚餐是房东许先生提议的，我和爱人欣然接受。事实上，这是我们期待已久的机会。以前每次和房东夫妇下馆子，都是他们付账。这当然说明许先生的慷慨，同时也表明在中国人吃饭常见的“结账比赛”中，我们缺乏制胜的技巧。  
　　我在餐馆有时会看到这样一幕：两三个人拉拉扯扯抢账单，直到不堪推挤的弱者最终退出，而没抢到结账权是很丢面子的事。在这种争抢中，许先生总是赢家。这次我们下决心一定要反败为胜。我们要让他相信他是这顿晚餐当仁不让的主人，等吃得差不多时，我爱人会借口上厕所，偷偷去结账。  
　　一切按计划进行。席间许先生吞下一口牛蛙肉，被骨头哽住，情急之下起身离席。几分钟后他回来了，脸有些红，但显然没事了。又过了半小时，我爱人按计划起身“上厕所”，转而到收银台结账。女服务员一脸困惑地说：“可是，跟你们一起的那位老人已结过了，约半小时前。”  
　　冬天的寒冷已进入胡同。北京冬天的庭院生活不如夏秋那么迷人，特别是对习惯生活在热带的印度人来说。室外是零下温度，屋里暖烘烘的有20度，我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这时我们雇的阿姨来了，我以为她会给我泡杯姜茶。没想到，她对我把空调开到20度的愚蠢做法好好教训了一通，说不仅费电还使免疫力下降。“透透新鲜空气。”她说着把窗户打开，冷风一下涌进来。  
　　中国人对自己的抗寒能力深以为豪，许多人认为怕冷压根儿就是一种病。因而承认怕冷会被人看不起，并必将领教一番改善免疫系统的长篇大论。而生活在胡同里的老人爱做的一项流行冬季运动就是“冬泳”。  
　　附近胡同的老广，牙差不多掉光了，对自己的身体却很自豪，“我从不感冒。因为冬泳，我不生病。我这么大年纪，什么药都不用吃。”他洋洋得意地对我说，而我正用手帕捂着嘴咳嗽，手里还抓着润喉药。  
　　北京的冬泳协会自豪地宣称拥有5000多名会员，平均年龄50岁。不过，在冬季的闲暇时光，多数中国年轻人似乎更喜欢到星巴克喝一杯热咖啡。至于我，能发出的声音就是——“阿嚏”！（作者帕拉维·艾亚尔，汪析译）


感受北京
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来看，中国是只多头怪兽：在耀眼和怪诞之间纠缠不清，在令人愉悦和使人沮丧之间左右摇摆。对某些人来说，它是商业机会；而对另外一些人，它则是一个笼罩在帝王光芒下的古老而奇异的文明。但对我来说，在最近一年里，中国已经完全成了一个家。

甚至在两年前，中国是“家”的想法还是不可想象的。作为一个在新德里长大的印度人，而家庭中接受的又是英国式牛津剑桥的教育，对我来说，中国尽管在地理上与我们毗邻而居，却几乎从来没在我脑中的世界地图上浮现过，有关中国的知识几乎也是一片空白。

2000年秋，我前往伦敦，在伦敦经济学院（LSE）攻读全球媒介和传播的硕士学位。无论是在知识获取还是在私人感情方面，这都是一段美妙时光。在LSE，我遇到一个年轻英俊的西班牙人，Julio，他潇洒的笑容让我着迷。Julio为攻读本科学位曾于199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过一年汉语。我们相爱了。也就是那一年在伦敦，我对中国有了最初的认识——通过Julio拍摄的黑白照片：雪中凄美的北京胡同；中国巨大的露天农贸市场的混乱景象：“老北京人”的从容淡定。我不禁萌发了去这个我知之甚少的谜一般的国度看看的愿望。

2002年9月，我终于到了中国，紧张无措，手中攥着一张宣布我是“外国专家”的证明。但我觉得自己在各方面都离专家还远，这纸证明是简直不起任何作用的安慰。

来北京的最初几天，我一直处在某种敬畏状态中。长安街两侧闪亮的玻璃和合金建筑，街上穿着时尚、使用手机的人群，这和我想象中自行车和毛泽东时代装束的中国相距甚远。我发现自己一直在与印度作比较。印度也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的大国，对我来说，观察是很迷人的，尽管它们有相似之处，这两个国家又是那么截然不同。

在中国的大多数外国人都说中国如何混乱和拥挤，但在我看来，中国算是相当秩序井然了。相比起新德里随处走动的牛和拥挤的白人轿车，以及耗油高、噪声大的巨大公交车分享混乱的街道，北京的清洁、树木成排、宽阔的林荫道看上去就像是另一个世界。我还深深地被这个城市的国际化所吸引。第一次漫步在三里屯的酒吧街，我不禁感到我正漫步在一个超现实的联合国会议中，各国代表都说着自己的那一套夹杂其中。英国人醉醺醺地谈论足球，热情的蓄着山羊胡的法国人争论着关于烹调蜗牛的最好办法，还有美国人、爱尔兰人、尼日利亚人、韩国人，周六晚上的三里屯好像拥有他们的全部。

但比起北京的繁华夜生活和蓬勃上升的气象，我印象更深的是这儿没有明显的歧视女性的现象。在我居住过的所有国家中，中国女性或许扮演着最丰富和活跃的社会角色。女司机和女售票员随处可见，北京女性普遍带着自信和某种肆意在行走着。

在中国最初的日子里，那些与印度不同的地方最吸引我。但是随着时间慢慢过去，我越来越发现，事实上北京和新德里比我最初印象中的要更相似。比如，一开始让我如此羡慕的北京大街的规则和秩序，只持续到我第一次坐北京出租车时的毛骨悚然的经历。在中国呆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几乎所有在北京随处可见的夏利和富康都有着某种身份错位，当它们加速疾驰在三环路上时，它们误以为自己就是宝马。乘客刚一小心翼翼地说出想去哪儿，出租司机马上行动起来，痛快地说着“好的”，猛踩油门，好像他们要去为明年的一级方程式比赛热身。

呼啸的风，拥堵的桥洞，穿越马路的行人，乘客的恳求，这一切都不能阻止北京出租司机。惟一的例外是更大的交通工具。在喜马拉雅山脉另一侧的印度城市中，也流行同样的观点：“有威力的就是对的”，这是一条适用于中国城市道路的座右铭。规则决定了可行性，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是交通工具的尺度。

对于大多数外国人来说，穿越中国马路的艺术是太难了。他们普遍对中国人漫不经心过马路的能力满怀敬畏，因为中国人竟然不会被庞大的公共汽车的鸣笛或突然转向的出租司机的狂热吓住。大部分外国人普遍采用的计策就是将自己隐蔽于一群当地人之中穿行，身边被兴高采烈过马路的中国人团团围住。


“千万不要自己过马路，”当我第一次到北京的时候，Julio就警告我，好像我是个孩子。但是他并不是想要我等着成年人陪伴度过这段危险的旅程，而只是要我等到某个中国人通过的时候再过。结果证明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已经很好地掌握了这门艺术：严厉镇定地盯着焦急的司机，温文尔雅地过马路时坚决地抬起手臂让他们停车。

我出生的城市和我现在所在的城市之间的相似之处不仅反映在交通规则方面。我第一次去备受尊崇的外国人的天堂——秀水市场的时候，就意识到印度和中国的第二大共同之处，那就是讨价还价。我被推挤在狭窄的小巷中，欣赏一排排诱人的服装，我深感熟悉和舒适。当这些能干的摊主扯住我的袖子大喊“快来看，快来看……给你便宜点”的时候，我觉得亲切，而没有不自在。

我在北京的最初几个月，对北京的“无地域特色”略微有些沮丧。除了街上的大部分人都是中国人以外，这座城市可以是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世界各地的商标在商店门口闪烁，星罗棋布在整个城市版图上，没有吸引力，也无任何中国特色。北京的魅力在哪儿？她的传统？她的独特个性？对我来说，她成了一个大的建筑工地，一个庞大的起重机和轰隆的推土机的荒凉猎场。

今年7月，我们搬进菊儿胡同一栋小型的复式公寓中（距时髦的后海酒吧街步行15分钟）。我终于感到瞥见了北京的灵魂。在胡同迅速消失的蜿蜒小巷中，有着旧世界的优雅，有着将你从同时代北京疯狂的现代性中解脱出来的永恒。

我坐在阳台上，看高高的柳枝垂到我的院落中，看典雅的灰色屋檐向四方延展，这时，甚至北京四季分明的气候感觉上也很温和了。轻柔的微风使炎热的夏日变得凉爽；路边的金黄树木使秋天分外多姿多彩；死寂的严冬把积雪覆盖的倾斜屋顶点缀得不可思议。

日子转到自行车上小贩的有节奏的叫卖声中。黄昏，磨刀的霍霍作响混杂着玩耍的孩子们的喧闹。缓慢地，但确实地，中国成了我的家。我现在已经很熟悉她的声音、味道以及特性。我的中文水平、用筷子的技术也大大提高。我不再惧怕在北京迷路，事实上，我经常会向出租车司机请教要去地方的最近路线。

对大多数外国人，北京的出租司机是与当地中国人接触的基本点。他们构成了这座城市最为丰富的人物群体：睿智的政治评论家，吞云吐雾的愤世嫉俗者，以及饶舌的旅行者的向导。几乎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够躲避（和解释）这个无法避免的问题：“你是哪国人？”快速提出这一问题，几乎成了出租汽车司机必备的职业技能。我只有一次发现北京出租司机被难住了。一天之内，Julio被问了六次“你是哪国人？”当又一个出租车司机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回答说：“我是冰岛人。”终于沉默下来。

不管我如何抱怨北京出租司机的唠叨，但他们也是我在这座城市里最持久的向导。他们是北京话无与伦比的好老师。而且，他们为在北京居住的外国人提供了经久不衰的话题，甚至天气的话题也不能与之相比。

我来中国一年多了，做教师和记者。我的全新的视点仅仅反映了这个国家现实中的某些矛盾点。但最重要的，我还要感谢她的人民的乐观精神。我相信，如果整个世界被原子弹毁灭，中国人也将是惟一幸存的民族。

如果有必要，那他们就会吃下任何东西。如果天气是零下15度，他们会穿上暖和的大衣，谈论着天气“有点冷”，仍在工作着。如果SARS蔓延，他们就打羽毛球锻炼身体。我可以想到，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见证了这么大的变化，而且变化还这么快。一个60岁的中国人在他的一生中经历过大多数国家几个世纪经历的事情。然而，他们能够不断调整自己，保持对未来的乐观态度。

今天的中国，蕴积了激动人心的力量。在印度，我的大多数同龄人都在不断地抱怨“国家逐渐在没落”，如果可能，就想要移民。在中国，最普遍的感觉是一切都在上升。毫无疑问，根深蒂固的问题仍然存在，当代中国远非乌托邦，但是变革的气氛和可能性也是确定无疑的。

我第一次来中国时警告Julio说，我最多呆上一年，一年后他就得跟我去我想去的地方。一年过后，我却在筹划如何逗留更久，至少到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甚至在我刚回到印度作短期休假，我就开始想念起我最爱吃的宫保鸡丁了。

惟一令我萌生想要离开念头的，是当我滞留在东直门外让人恼火的无休止的交通堵塞中的时候。这种地狱般的交通状况使得最忠实于北京的狂热分子也感到沮丧。陷入了那种比蜈蚣爬得还慢的拥堵中，我意识到，北京的成功，在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场正席卷中国的神速变化既令人欣喜，又让人有些担心。作为一个情不自禁尊敬和关心这个巨人——这个经常让人迷惑的国家的外国人，我只能从心底里祝福她迎接挑战时一切都好。



“佣人”在中国是“形容词”而非“名词”
在中国，共产主义带来了一种基本信念，即对劳动的尊重。在我看来，正是这种观念造成了印度与中国之间的鸿沟，它甚至远远比ＧＤＰ增速或耀眼的基础设施还难超越。  

　　我最初意识到这点，是在跟中国传媒大学的学生辛迪谈话时。某个下午，我们一起坐在我住处的办公室，分享一壶刚泡好的绿茶。我当时在写一篇报道，辛迪是来帮我的。  

　　我们休息时，辛迪若有所思地环顾一尘不染的房间，她问我是否雇了“阿姨”。在中国，普通话“阿姨”的字面意思是“女佣”的标准称呼。我说有人一周３次来洗衣、打扫屋子和烧一两顿饭。我一个月付酬１００美元，但阿姨除我之外还有其他东家，我估计她一个月能挣３００～５００美元。  

　　辛迪的下一个问题让我无言以对。她问我能否帮她妈妈找到一份做阿姨的工作，这简直令人难以想像。一个像她这样在接受大学教育、衣食无忧经常吃KFC的时尚姑娘，居然有意让母亲去当阿姨。原来她母亲最近刚退休，想从外地搬到北京跟女儿一起住。但辛迪担心妈妈没事会烦。她说：“我妈妈烧得一手好菜，当阿姨肯定称职。”  

　　在印度，我是在仆人的包围中长大的。我家有一个女仆负责收拾床铺和摆桌子，另一个做饭洗衣服，还有一个园丁每天早上来干活，一个小男孩会在周末午后来擦铜器。地位最低的是每天都来清洗厕所的清洁工。  

　　这样看来，我在印度过着相当奢侈的生活，但其实我来自普通印度中产阶级。在印度，雇一个全职女佣甚至比空调电费还便宜。  

　　我们待佣人“不错”。我母亲常教育我对佣人要讲礼貌，我们为他们的家人付医药费，确保他们的孩子能上学。我们在特殊的日子还给他们买礼物，周日上午还允许他们进卧室欣赏最新的电视剧。  

　　不过，我们一起看电视时，佣人们都坐在地上，而我家里人则倚靠在床上或椅子上。尽管佣人们经年累月地为我们干活，但他们从未有机会跟我们同桌吃饭。我们与佣人似乎生活在不同星球上，甚至所用语言也不同：我们家人之间用的是英语，而跟佣人讲话用印地语。所以，当我在为是到剑桥还是牛津念书而犯愁时，跟我年纪相仿的女佣则在为是否顺从丈夫的意愿再生一个孩子而犯愁。  

　　在中国，共产主义摧毁了曾制造了类似“主奴世界”的封建等级制。它最终把中国推入到现代，而这似乎与一直存在种姓制的印度隔开一个时代。  

　　当我为一家印度报纸撰写报道，提到上述看法时，新德里的朋友都愤怒了。他们质问我怎能这样写印度？他们说：“我们待仆人都不错。”但事实是，是所谓“专制的”中国而不是所谓“民主的”印度，为其公民赢得了自尊。  

　　３８岁的公厕清洁工于保平（音译）原是安徽省稻农，２００４年初到北京，很快就干上了厕所清洁工。跟种田务农比起来，清洁厕所显然要轻松得多。他每月因此能有约１００美元的稳定收入，更重要的是有机会在大城市长见识。  

　　当我跟他再见时，他自信地跟我握手，并邀请我过几周再去。他的妻子不久就要加入到他的行列，他想要介绍给我们，因为她以前没见过外国人。我想，若是在印度的某些地方，如果谁不小心接触到清洁工，他会赶快逃走去洗澡淋浴。  

　　不过，在我跟这些厕所清洁工谈话时，他们都承认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并非不受歧视。在北京鼓楼附近一个厕所干活的楼亚（音译）说，她知道有些人嫌恶她们的工作。但她不以为然，“我没偷没抢，靠自己双手吃饭。”有时候她也会想最好不用给人家清理粪便。  

　　在我到北京时，中国早已摆脱革命漩涡，重新滑入前共产主义时期的阶级分离时代。曾是世界上最平等的社会迅速变为不平等社会。在北京，人们常能看到蓬头垢面的建筑工人蹲着往嘴里扒饭，他们在宝马车的影子里躲避烈日照射。  

　　但尽管出现了这种不平等现象，劳动尊严仍保持不变。因此，清洁厕所绝非哪个人的宿命。对于我接触过的厕所清洁工来说，这只是一份工作。他们当中有些人以前当过建筑工人，但他们乐于在厕所清扫地面，不用在工地上吃苦流汗。  

　　这与印度不同，中国的“佣人”属于“形容词”而不是“名词”。那是有人来做的一种工作，不会决定所从事者的本质和命运。  

　　部分由于上述不同，我发现中国“佣人”要比印度的富有。正如我告诉辛迪的，我雇的阿姨每月能挣差不多５００美元，甚至比一些中国记者或白领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