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去伪存真：挤一挤“贞观之治”的泡沫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3 01:13:42
2009年01月24日 10:27新华网
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帝制时代的政治清平的经典时代，唐太宗李世民以及以他的年号冠名的“贞观（公元627—649年）之治”名留青史，受到广泛称颂。
《资治通鉴》说到贞观年间的成就:贞观元年，关中饥荒，一斗米价值丝绢一匹。贞观二年，天下闹蝗灾。贞观三年，大水灾。唐太宗勤政抚民，老百姓虽东西奔走，到有 粮食的地区去找饭吃，却未尝嗟怨。贞观四年，630年，天下大丰收，流散四方的民众者都回归故里，一斗米不过价值三四个铜钱。一年全国判死刑的一共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大家外门都不用关闭，出门旅行的都不用携带粮食，沿途都可以获得供给。《资治通鉴》又记贞观七年（633），天下死囚共三百九十人，放他们回家，在无人督帅的情况下，全部按期自到长安有关司法部门报到，无一人亡匿。皇帝全部赦免他们的死罪。
这是《资治通鉴》关于贞观之治盛况的比较完整的描述。类似的表扬歌颂，都很有时代的特色，不可全信。
以粮食价格大跌来彰显的，主要不是大丰收，而是社会的富足安宁，这是传统的观念，也是史家常用笔法。出门带粮食带干粮是过去几千年中国人的生活习惯，而一年的粮食富足就能达到在商品经济并不特别发达的年代里出门完全不用考虑带干粮的事，到哪都能买到吃食，就未必可信。同时，与粮价低廉并存的“谷贱伤农”的社会问题，则被粮食丰盈的太平景象给掩盖了。这个掩盖，是有意的。其次，在那个时代，就算你有粮食，到处都有，又怎么样呢？大家手里没有多少闲钱啊。怎么可能因为一年丰收就都出门不带也不用带干粮呢？就是今天的读者，距离缺钱缺粮票的时代，也还不过二十年啊。
囚犯，尤其是死刑犯，在终审处决前允许各自回家一趟，然后他们都自觉地如期返回，甘愿领受刑罚，这样上下互信的场面感动了唐太宗，他赦免了这些死刑犯的死罪。也许是因为这样上上下下大讲诚信的场面太难得太传奇太感人了，它也成为文人学者津津乐道的美丽故事世代传诵。其实，这一段也不尽可信。在汉唐时期，有人犯法，不仅家人要受牵连，连里正、坊正、村正这些基层干部都要受牵连；罪人逃亡是罪上加罪；收留或藏匿逃亡者的也要治罪。所以，这个朝廷与囚犯互信的动人故事，是有它特定的法律背景的，即有责任和连带责任的前提，特别是有如期归狱就可能赦免的前景。我甚至怀疑，这段“佳话”是故意制造出来的。何况，《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写下一年死刑仅有二十九人的事，虽然有所依据，但他仍然保持着历史家的冷静，他注意到，同一件事，还有290人、299人、400人等不同说法。
社会初步安定下来，刑事案件大减是可以理解的，一年里死刑数量很少，但是形势一下就能好到“外户不闭”的程度，我是不信的。也许只有无余粮无财富的穷人家甚至赤贫人家才会“夜不闭户”或“外户不闭”。
在贞观十三年（639），魏徵有一篇系统批评贞观政治走下坡路的奏章，后人题为《十渐不克终疏》，其中说到:“顷年已来，意在奢纵，忽忘卑俭，轻用人力。”“顷年以来，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还揭露唐太宗说过“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在用人方面，“近岁以来，由心好恶，或众善举而用之，或一人毁而弃之；或积年任而信之，或一朝疑而远之。……陛下不审察其根源，而轻为之臧否，是使守道者日疏，干求者日进，所以人思苟免，莫能尽力。”“重君子也，敬而远之；轻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则不见其非，远之则莫知其是。”在作风方面，“陛下贞观之初，动遵尧舜，捐金抵璧，反朴还淳。顷年以来，好尚奇异，难得之货，无远不臻，珍玩之作，无时能止。”
魏徵所说是贞观中期的情况，魏徵之后，这样正直的声音就少多了。贞观二十二年（648），充容徐氏上疏批评时政:“顷年以来，力役兼总，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丘之役，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等等。
这些批评的存在，是我们全面了解贞观时代的重要参考。
在古代社会，制造虚假繁荣也是常见的现象，是帝王的需要，也算是臣下的责任和义务。比如前秦东晋淝水之战的前一年（382年），史书记载说前秦境内大丰收，上等田地亩产七十石，下等的也要亩产三十石。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不管是闹灾还是太平年景，不管多好多肥沃的土地，亩产七十石、一百石，就是五十石、三十石，都是不可能的任务。
王莽和武则天登基，按旧观念都有“篡位”之嫌的，恰恰是全国各地到处都呈报“祥瑞”的时期。据史书记载，武则天新丰县的露台乡，涌出一座小山，高二百尺，上有三顷的一池水，池中有龙凤之姿，禾麦之秀。武则天听到报告，承认这是祥瑞之征兆，命名为“庆山”。有个叫俞文俊的不识时务，上书说这不是祥瑞，皇帝应该检讨自身品德言行。武则天大怒，将他流放岭南。臣下忽悠皇帝，皇帝忽悠臣民，这就是那个时代的规则。南朝刘宋最盛行忽悠，沈约的《宋书》专门留下《符瑞志》三卷，现在看，都是笑话。刘宋的开国皇帝刘裕出身贫寒，宋朝不仅硬要编出一部从汉高祖刘邦的老弟以来的家谱，还要编出来刘裕出生时的种种异相:出生那天，“神光照室”；当晚，祖先墓地有“甘露”下降。居然还有人在旅店看望酣睡的刘裕，看到的却是五彩蛟龙一样的异物，惊讶不已。
对比以上两种历史记载，贞观之治的景象虽然也有浮夸溢美之辞，与前秦苻坚或武则天的武周时期相比，程度上还是有所区别。而贞观之治名留青史，其实不在于那些溢美不实之辞，而在于它留下了贞观君臣讨论政治的大量记录；更涌现出魏徵等人的批评，也留下了不同的历史记载。
消除贞观的泡沫，还原一个真实的贞观，我们还是可以从贞观时期君臣的言行中吸取很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作者: 孙文泱)2009年01月24日 10:27新华网
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帝制时代的政治清平的经典时代，唐太宗李世民以及以他的年号冠名的“贞观（公元627—649年）之治”名留青史，受到广泛称颂。
《资治通鉴》说到贞观年间的成就:贞观元年，关中饥荒，一斗米价值丝绢一匹。贞观二年，天下闹蝗灾。贞观三年，大水灾。唐太宗勤政抚民，老百姓虽东西奔走，到有 粮食的地区去找饭吃，却未尝嗟怨。贞观四年，630年，天下大丰收，流散四方的民众者都回归故里，一斗米不过价值三四个铜钱。一年全国判死刑的一共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大家外门都不用关闭，出门旅行的都不用携带粮食，沿途都可以获得供给。《资治通鉴》又记贞观七年（633），天下死囚共三百九十人，放他们回家，在无人督帅的情况下，全部按期自到长安有关司法部门报到，无一人亡匿。皇帝全部赦免他们的死罪。
这是《资治通鉴》关于贞观之治盛况的比较完整的描述。类似的表扬歌颂，都很有时代的特色，不可全信。
以粮食价格大跌来彰显的，主要不是大丰收，而是社会的富足安宁，这是传统的观念，也是史家常用笔法。出门带粮食带干粮是过去几千年中国人的生活习惯，而一年的粮食富足就能达到在商品经济并不特别发达的年代里出门完全不用考虑带干粮的事，到哪都能买到吃食，就未必可信。同时，与粮价低廉并存的“谷贱伤农”的社会问题，则被粮食丰盈的太平景象给掩盖了。这个掩盖，是有意的。其次，在那个时代，就算你有粮食，到处都有，又怎么样呢？大家手里没有多少闲钱啊。怎么可能因为一年丰收就都出门不带也不用带干粮呢？就是今天的读者，距离缺钱缺粮票的时代，也还不过二十年啊。
囚犯，尤其是死刑犯，在终审处决前允许各自回家一趟，然后他们都自觉地如期返回，甘愿领受刑罚，这样上下互信的场面感动了唐太宗，他赦免了这些死刑犯的死罪。也许是因为这样上上下下大讲诚信的场面太难得太传奇太感人了，它也成为文人学者津津乐道的美丽故事世代传诵。其实，这一段也不尽可信。在汉唐时期，有人犯法，不仅家人要受牵连，连里正、坊正、村正这些基层干部都要受牵连；罪人逃亡是罪上加罪；收留或藏匿逃亡者的也要治罪。所以，这个朝廷与囚犯互信的动人故事，是有它特定的法律背景的，即有责任和连带责任的前提，特别是有如期归狱就可能赦免的前景。我甚至怀疑，这段“佳话”是故意制造出来的。何况，《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写下一年死刑仅有二十九人的事，虽然有所依据，但他仍然保持着历史家的冷静，他注意到，同一件事，还有290人、299人、400人等不同说法。
社会初步安定下来，刑事案件大减是可以理解的，一年里死刑数量很少，但是形势一下就能好到“外户不闭”的程度，我是不信的。也许只有无余粮无财富的穷人家甚至赤贫人家才会“夜不闭户”或“外户不闭”。
在贞观十三年（639），魏徵有一篇系统批评贞观政治走下坡路的奏章，后人题为《十渐不克终疏》，其中说到:“顷年已来，意在奢纵，忽忘卑俭，轻用人力。”“顷年以来，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还揭露唐太宗说过“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在用人方面，“近岁以来，由心好恶，或众善举而用之，或一人毁而弃之；或积年任而信之，或一朝疑而远之。……陛下不审察其根源，而轻为之臧否，是使守道者日疏，干求者日进，所以人思苟免，莫能尽力。”“重君子也，敬而远之；轻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则不见其非，远之则莫知其是。”在作风方面，“陛下贞观之初，动遵尧舜，捐金抵璧，反朴还淳。顷年以来，好尚奇异，难得之货，无远不臻，珍玩之作，无时能止。”
魏徵所说是贞观中期的情况，魏徵之后，这样正直的声音就少多了。贞观二十二年（648），充容徐氏上疏批评时政:“顷年以来，力役兼总，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丘之役，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等等。
这些批评的存在，是我们全面了解贞观时代的重要参考。
在古代社会，制造虚假繁荣也是常见的现象，是帝王的需要，也算是臣下的责任和义务。比如前秦东晋淝水之战的前一年（382年），史书记载说前秦境内大丰收，上等田地亩产七十石，下等的也要亩产三十石。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不管是闹灾还是太平年景，不管多好多肥沃的土地，亩产七十石、一百石，就是五十石、三十石，都是不可能的任务。
王莽和武则天登基，按旧观念都有“篡位”之嫌的，恰恰是全国各地到处都呈报“祥瑞”的时期。据史书记载，武则天新丰县的露台乡，涌出一座小山，高二百尺，上有三顷的一池水，池中有龙凤之姿，禾麦之秀。武则天听到报告，承认这是祥瑞之征兆，命名为“庆山”。有个叫俞文俊的不识时务，上书说这不是祥瑞，皇帝应该检讨自身品德言行。武则天大怒，将他流放岭南。臣下忽悠皇帝，皇帝忽悠臣民，这就是那个时代的规则。南朝刘宋最盛行忽悠，沈约的《宋书》专门留下《符瑞志》三卷，现在看，都是笑话。刘宋的开国皇帝刘裕出身贫寒，宋朝不仅硬要编出一部从汉高祖刘邦的老弟以来的家谱，还要编出来刘裕出生时的种种异相:出生那天，“神光照室”；当晚，祖先墓地有“甘露”下降。居然还有人在旅店看望酣睡的刘裕，看到的却是五彩蛟龙一样的异物，惊讶不已。
对比以上两种历史记载，贞观之治的景象虽然也有浮夸溢美之辞，与前秦苻坚或武则天的武周时期相比，程度上还是有所区别。而贞观之治名留青史，其实不在于那些溢美不实之辞，而在于它留下了贞观君臣讨论政治的大量记录；更涌现出魏徵等人的批评，也留下了不同的历史记载。
消除贞观的泡沫，还原一个真实的贞观，我们还是可以从贞观时期君臣的言行中吸取很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作者: 孙文泱)
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帝制时代的政治清平的经典时代，唐太宗李世民以及以他的年号冠名的“贞观（公元627—649年）之治”名留青史，受到广泛称颂。
《资治通鉴》说到贞观年间的成就:贞观元年，关中饥荒，一斗米价值丝绢一匹。贞观二年，天下闹蝗灾。贞观三年，大水灾。唐太宗勤政抚民，老百姓虽东西奔走，到有 粮食的地区去找饭吃，却未尝嗟怨。贞观四年，630年，天下大丰收，流散四方的民众者都回归故里，一斗米不过价值三四个铜钱。一年全国判死刑的一共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大家外门都不用关闭，出门旅行的都不用携带粮食，沿途都可以获得供给。《资治通鉴》又记贞观七年（633），天下死囚共三百九十人，放他们回家，在无人督帅的情况下，全部按期自到长安有关司法部门报到，无一人亡匿。皇帝全部赦免他们的死罪。
这是《资治通鉴》关于贞观之治盛况的比较完整的描述。类似的表扬歌颂，都很有时代的特色，不可全信。
以粮食价格大跌来彰显的，主要不是大丰收，而是社会的富足安宁，这是传统的观念，也是史家常用笔法。出门带粮食带干粮是过去几千年中国人的生活习惯，而一年的粮食富足就能达到在商品经济并不特别发达的年代里出门完全不用考虑带干粮的事，到哪都能买到吃食，就未必可信。同时，与粮价低廉并存的“谷贱伤农”的社会问题，则被粮食丰盈的太平景象给掩盖了。这个掩盖，是有意的。其次，在那个时代，就算你有粮食，到处都有，又怎么样呢？大家手里没有多少闲钱啊。怎么可能因为一年丰收就都出门不带也不用带干粮呢？就是今天的读者，距离缺钱缺粮票的时代，也还不过二十年啊。
囚犯，尤其是死刑犯，在终审处决前允许各自回家一趟，然后他们都自觉地如期返回，甘愿领受刑罚，这样上下互信的场面感动了唐太宗，他赦免了这些死刑犯的死罪。也许是因为这样上上下下大讲诚信的场面太难得太传奇太感人了，它也成为文人学者津津乐道的美丽故事世代传诵。其实，这一段也不尽可信。在汉唐时期，有人犯法，不仅家人要受牵连，连里正、坊正、村正这些基层干部都要受牵连；罪人逃亡是罪上加罪；收留或藏匿逃亡者的也要治罪。所以，这个朝廷与囚犯互信的动人故事，是有它特定的法律背景的，即有责任和连带责任的前提，特别是有如期归狱就可能赦免的前景。我甚至怀疑，这段“佳话”是故意制造出来的。何况，《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写下一年死刑仅有二十九人的事，虽然有所依据，但他仍然保持着历史家的冷静，他注意到，同一件事，还有290人、299人、400人等不同说法。
社会初步安定下来，刑事案件大减是可以理解的，一年里死刑数量很少，但是形势一下就能好到“外户不闭”的程度，我是不信的。也许只有无余粮无财富的穷人家甚至赤贫人家才会“夜不闭户”或“外户不闭”。
在贞观十三年（639），魏徵有一篇系统批评贞观政治走下坡路的奏章，后人题为《十渐不克终疏》，其中说到:“顷年已来，意在奢纵，忽忘卑俭，轻用人力。”“顷年以来，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还揭露唐太宗说过“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在用人方面，“近岁以来，由心好恶，或众善举而用之，或一人毁而弃之；或积年任而信之，或一朝疑而远之。……陛下不审察其根源，而轻为之臧否，是使守道者日疏，干求者日进，所以人思苟免，莫能尽力。”“重君子也，敬而远之；轻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则不见其非，远之则莫知其是。”在作风方面，“陛下贞观之初，动遵尧舜，捐金抵璧，反朴还淳。顷年以来，好尚奇异，难得之货，无远不臻，珍玩之作，无时能止。”
魏徵所说是贞观中期的情况，魏徵之后，这样正直的声音就少多了。贞观二十二年（648），充容徐氏上疏批评时政:“顷年以来，力役兼总，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丘之役，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等等。
这些批评的存在，是我们全面了解贞观时代的重要参考。
在古代社会，制造虚假繁荣也是常见的现象，是帝王的需要，也算是臣下的责任和义务。比如前秦东晋淝水之战的前一年（382年），史书记载说前秦境内大丰收，上等田地亩产七十石，下等的也要亩产三十石。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不管是闹灾还是太平年景，不管多好多肥沃的土地，亩产七十石、一百石，就是五十石、三十石，都是不可能的任务。
王莽和武则天登基，按旧观念都有“篡位”之嫌的，恰恰是全国各地到处都呈报“祥瑞”的时期。据史书记载，武则天新丰县的露台乡，涌出一座小山，高二百尺，上有三顷的一池水，池中有龙凤之姿，禾麦之秀。武则天听到报告，承认这是祥瑞之征兆，命名为“庆山”。有个叫俞文俊的不识时务，上书说这不是祥瑞，皇帝应该检讨自身品德言行。武则天大怒，将他流放岭南。臣下忽悠皇帝，皇帝忽悠臣民，这就是那个时代的规则。南朝刘宋最盛行忽悠，沈约的《宋书》专门留下《符瑞志》三卷，现在看，都是笑话。刘宋的开国皇帝刘裕出身贫寒，宋朝不仅硬要编出一部从汉高祖刘邦的老弟以来的家谱，还要编出来刘裕出生时的种种异相:出生那天，“神光照室”；当晚，祖先墓地有“甘露”下降。居然还有人在旅店看望酣睡的刘裕，看到的却是五彩蛟龙一样的异物，惊讶不已。
对比以上两种历史记载，贞观之治的景象虽然也有浮夸溢美之辞，与前秦苻坚或武则天的武周时期相比，程度上还是有所区别。而贞观之治名留青史，其实不在于那些溢美不实之辞，而在于它留下了贞观君臣讨论政治的大量记录；更涌现出魏徵等人的批评，也留下了不同的历史记载。
消除贞观的泡沫，还原一个真实的贞观，我们还是可以从贞观时期君臣的言行中吸取很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作者: 孙文泱)2009年01月24日 10:27新华网
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帝制时代的政治清平的经典时代，唐太宗李世民以及以他的年号冠名的“贞观（公元627—649年）之治”名留青史，受到广泛称颂。
《资治通鉴》说到贞观年间的成就:贞观元年，关中饥荒，一斗米价值丝绢一匹。贞观二年，天下闹蝗灾。贞观三年，大水灾。唐太宗勤政抚民，老百姓虽东西奔走，到有 粮食的地区去找饭吃，却未尝嗟怨。贞观四年，630年，天下大丰收，流散四方的民众者都回归故里，一斗米不过价值三四个铜钱。一年全国判死刑的一共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大家外门都不用关闭，出门旅行的都不用携带粮食，沿途都可以获得供给。《资治通鉴》又记贞观七年（633），天下死囚共三百九十人，放他们回家，在无人督帅的情况下，全部按期自到长安有关司法部门报到，无一人亡匿。皇帝全部赦免他们的死罪。
这是《资治通鉴》关于贞观之治盛况的比较完整的描述。类似的表扬歌颂，都很有时代的特色，不可全信。
以粮食价格大跌来彰显的，主要不是大丰收，而是社会的富足安宁，这是传统的观念，也是史家常用笔法。出门带粮食带干粮是过去几千年中国人的生活习惯，而一年的粮食富足就能达到在商品经济并不特别发达的年代里出门完全不用考虑带干粮的事，到哪都能买到吃食，就未必可信。同时，与粮价低廉并存的“谷贱伤农”的社会问题，则被粮食丰盈的太平景象给掩盖了。这个掩盖，是有意的。其次，在那个时代，就算你有粮食，到处都有，又怎么样呢？大家手里没有多少闲钱啊。怎么可能因为一年丰收就都出门不带也不用带干粮呢？就是今天的读者，距离缺钱缺粮票的时代，也还不过二十年啊。
囚犯，尤其是死刑犯，在终审处决前允许各自回家一趟，然后他们都自觉地如期返回，甘愿领受刑罚，这样上下互信的场面感动了唐太宗，他赦免了这些死刑犯的死罪。也许是因为这样上上下下大讲诚信的场面太难得太传奇太感人了，它也成为文人学者津津乐道的美丽故事世代传诵。其实，这一段也不尽可信。在汉唐时期，有人犯法，不仅家人要受牵连，连里正、坊正、村正这些基层干部都要受牵连；罪人逃亡是罪上加罪；收留或藏匿逃亡者的也要治罪。所以，这个朝廷与囚犯互信的动人故事，是有它特定的法律背景的，即有责任和连带责任的前提，特别是有如期归狱就可能赦免的前景。我甚至怀疑，这段“佳话”是故意制造出来的。何况，《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写下一年死刑仅有二十九人的事，虽然有所依据，但他仍然保持着历史家的冷静，他注意到，同一件事，还有290人、299人、400人等不同说法。
社会初步安定下来，刑事案件大减是可以理解的，一年里死刑数量很少，但是形势一下就能好到“外户不闭”的程度，我是不信的。也许只有无余粮无财富的穷人家甚至赤贫人家才会“夜不闭户”或“外户不闭”。
在贞观十三年（639），魏徵有一篇系统批评贞观政治走下坡路的奏章，后人题为《十渐不克终疏》，其中说到:“顷年已来，意在奢纵，忽忘卑俭，轻用人力。”“顷年以来，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还揭露唐太宗说过“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在用人方面，“近岁以来，由心好恶，或众善举而用之，或一人毁而弃之；或积年任而信之，或一朝疑而远之。……陛下不审察其根源，而轻为之臧否，是使守道者日疏，干求者日进，所以人思苟免，莫能尽力。”“重君子也，敬而远之；轻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则不见其非，远之则莫知其是。”在作风方面，“陛下贞观之初，动遵尧舜，捐金抵璧，反朴还淳。顷年以来，好尚奇异，难得之货，无远不臻，珍玩之作，无时能止。”
魏徵所说是贞观中期的情况，魏徵之后，这样正直的声音就少多了。贞观二十二年（648），充容徐氏上疏批评时政:“顷年以来，力役兼总，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丘之役，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等等。
这些批评的存在，是我们全面了解贞观时代的重要参考。
在古代社会，制造虚假繁荣也是常见的现象，是帝王的需要，也算是臣下的责任和义务。比如前秦东晋淝水之战的前一年（382年），史书记载说前秦境内大丰收，上等田地亩产七十石，下等的也要亩产三十石。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不管是闹灾还是太平年景，不管多好多肥沃的土地，亩产七十石、一百石，就是五十石、三十石，都是不可能的任务。
王莽和武则天登基，按旧观念都有“篡位”之嫌的，恰恰是全国各地到处都呈报“祥瑞”的时期。据史书记载，武则天新丰县的露台乡，涌出一座小山，高二百尺，上有三顷的一池水，池中有龙凤之姿，禾麦之秀。武则天听到报告，承认这是祥瑞之征兆，命名为“庆山”。有个叫俞文俊的不识时务，上书说这不是祥瑞，皇帝应该检讨自身品德言行。武则天大怒，将他流放岭南。臣下忽悠皇帝，皇帝忽悠臣民，这就是那个时代的规则。南朝刘宋最盛行忽悠，沈约的《宋书》专门留下《符瑞志》三卷，现在看，都是笑话。刘宋的开国皇帝刘裕出身贫寒，宋朝不仅硬要编出一部从汉高祖刘邦的老弟以来的家谱，还要编出来刘裕出生时的种种异相:出生那天，“神光照室”；当晚，祖先墓地有“甘露”下降。居然还有人在旅店看望酣睡的刘裕，看到的却是五彩蛟龙一样的异物，惊讶不已。
对比以上两种历史记载，贞观之治的景象虽然也有浮夸溢美之辞，与前秦苻坚或武则天的武周时期相比，程度上还是有所区别。而贞观之治名留青史，其实不在于那些溢美不实之辞，而在于它留下了贞观君臣讨论政治的大量记录；更涌现出魏徵等人的批评，也留下了不同的历史记载。
消除贞观的泡沫，还原一个真实的贞观，我们还是可以从贞观时期君臣的言行中吸取很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作者: 孙文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