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国家的学习能力和中国的赶超战略

国家学习能力的要素
    和商业性组织一样，国家的学习能力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公民作为个体和国家作为一个组织的学习能力。因此，国家的学习能力包括个人和组织两个大的方面。作者认为，国家学习能力由四个基本要素构成，它们是：全民学习的基础设施、个人学习的成就动机、激活个人和组织学习驱动力的激励机制、鼓励个人和组织学习的文化。这四个基本要素构成了国家学习能力这个系统，缺一不可。

全民学习的基础设施
    显而易见，一个组织中能够主动学习新知识的个体越多，组织成功的可能性越大。也就是说，每一个公民的学习能力是整个国家学习能力的基础（但国家的学习能力并不是所有公民的学习能力的简单总和）。已储备的知识基础是学习的起点，而知识基础必定是通过一定的教育获得的。因此，个体获得一定的教育是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学习的必需。由此推论，国家的学习能力的要素之一必定是赋予每一个公民进行学习的基本能力（基本教育）和其中的一部分公民进行高级学习的基本能力的基础设施。我们将其称为“全民学习的基础设施”，其终极目的是最大限度的在国民中扩散知识，从而最大限度的造就能够进行有效学习的个体数：扩散得越广越深，能够进行基本学习和高级学习的个体就越多，国家的学习能力也就基础更广，更坚实。全民学习的基础设施按程度可分为基本教育和高等教育（大学以上）的基础设施以及研究设施，按制度性分为制度教育和非制度教育基础设施。制度教育包括从小学到高等教育，成人教育（从扫盲到高等教育），各种社会组织对其成员的培训（比如政府对官员和公务员，企业对员工提供的劳动力技能的培训）。制度性教育是提高全民的学习能力的最直接、最广泛的手段。在制度性教育上的投入是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担负的最重要的社会责任。非制度性教育是个体有目的或随机地进行自我教育的过程。这方面的基础设施包括：书店、对所有公众开放的图书馆（从国家到社区）、报刊杂志、各种信息平台、建立在无线技术（广播、电视、互联网）上的大众教育基础设施等等。在通信和互联网出现前，知识的扩散过程是缓慢的，因而也是昂贵的。在通信和互联网出现后，（显性）知识的扩散就变得极其快捷，而且成本大大下降。可以预见，在未来，对于中国这样的地广人多的国家，建立在无线技术上的大众教育基础设施应该是国家发展的重点之一。在通信和互联网出现前，知识的扩散过程是缓慢的，因而也是昂贵的。在通信和互联网出现后，（显性）知识的扩散就变得极其快捷，而且成本大大下降。可以预见，在未来，对于中国这样的地广人多的国家，建立在无线技术上的大众教育基础设施应该是国家发展的重点之一。研究基础设施（研究机构及其人才和设备等等）是国家发展最至关重要的一部分。这是因为研究是获取新知识的唯一方法，国家拥有的研究基础设施是国家进入研究型学习阶段的必要基础。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5-7 12:59:33编辑过]

国家学习能力的氛围：

    学习文化
    知识的传播除了必须有制度的基础外，还必须有一个文化的氛围。因此，如何营造一个有利于知识的传播和运用的文化环境，就是国家学习能力建设中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一个鼓励学习的社会激励机制是硬环境，而文化则是个体和组织学习的软环境。学习文化的内涵大概也可以分为六个方面：
1 对事实的尊重：所有的知识都是建立在对真实的探索和把握之上，对事实的尊重是学习文化的基础。
2 对知识、应用知识和拥有知识的人士的尊重和尊敬。
3 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对知识的探索必须建立在不同的结论和判断被尊重的基础上。
4 鼓励创造性行为的环境：对探索和突破，以及挑战旧理论的尊重和鼓励。突破前人、推翻前人对寻求知识的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事业之一。
    危机意识
    适度的危机意识对于组织的学习驱动力能够产生极好的提升作用。这一点和中国的“居安思危”思想是一致的。诚信和合作精神。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本，知识的传播和对新知识的探索都需要合作和交流，而这种合作和交流的促成主要不是建立在机制而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此次中国科学家在非典病毒的基因组全序列测定的国际竞赛中败北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内不同单位之间的协作太差，许多机构关注的不是科学本身的知识和国家的知识产权，而是个人得失（排名，奖励等）。在科研资金被大量浪费的背后是中国各个部门机构和学者之间缺乏诚信和合作精神，因此不能（也不想）共享数据。

台湾人就是会做秀，
其实自己也不见得很支持的举动。
动不动就有满满一个体育场的造势。

写得好，说得有道理！

学习能力和中国的赶超战略

    现代化起源于欧洲，因此，所有的非欧美国家实质上都是通过赶超战略来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在二次世界大战前，非欧美国家或地区真正成功实现赶超战略的基本上只有日本一个（即拥有和欧美大体匹敌的知识和技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作为新兴工业经济体的第一梯队，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就（香港始终没有真正具备现代化的先进制造技术，其现代化是不完备的）。因此，赶超战略是能够成功的。但是，只有少数国家（地区）成功的事实是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认真研究的。中国要想成功实现赶超战略，就必须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制定相应的政策。

1 大幅增加在国家学习能力方面的投入
    纵观那些迅速崛起的新兴工业经济体，他们在教育，特别是在制度教育上都投入了超前于经济发展阶段的资源。比如，韩国、台湾、新加坡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教育投资就大大超前于这些经济体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这些投资为这些经济体后来能够在高新技术领域实现赶超奠定了基础。对教育的投资更是能够为国家迎接下一个经济发展的飞跃性机会提供基础。国家对公民学习能力的投资的最首要的目标是在全民普及初中教育，在青少年中普及高中教育，给每一个人以进一步学习的基础。从长远来说，普及国民教育还是缩小社会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遏制中国目前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重建社会的公平性的最重要措施，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无论是从发达国家还是从中国本身的数据来看，父母受教育的程度对于后代的社会地位几乎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类似的这种父母社会地位对后代的社会阶层迁移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现象在新中国刚成立后曾经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如果说中国在1990(年以前的教育制度是向社会各阶层相对公平地提供教育机会的话，1990年以后的教育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事实上在相当程度上限制、甚至剥夺了社会中下阶层后代的受教育机会：父母的出生又重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子女的社会阶层迁移的机会。［+］学杂费在总的教育经费中占的比例是衡量政府将教育成本转移到个人（或者说学生的父母）的程度的指标。统计数据表明，2000年，我国各地学杂费占教育经费比例的排序中，学杂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最高的前+位分别是湖南、安徽和湖北，而经济发达的北京排在倒数第.名。这表明，湖南、安徽和湖北这三个传统上学生最努力，学生素质也较高的省份的学生家长正在承受着不公平的教育成本转移。这种将教育成本的分担过于向个人分摊，政府分担教育成本的比例过度减少，正在造成受教育机会的不公平，使得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其后患无穷。中国人毕竟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后代的希望而活着，而如果国家的制度不能满足这种普遍的“望子成龙”的期望将是极其危险的。  

    2000年以后的教育制度的市场化对农民本身和他们后代的受教育机会冲击最大。在农村改革开放前，国家通过强大的政府深入农村，不仅从根本上重塑了中国农村的秩序，还制度性（同时带有一定强制性）地向农村输入了现代的科学技术，改善了各方面的基础设施。而在改革开放后，这种制度性的知识转移在农村基本丧失（“送知识下乡”不是制度，只能起到缓解作用）。对农村的知识和技术输入的制度不复存在，造成了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在改革开放后经过了短短几年的快速增长后几乎陷入停顿，迷信在广大农村卷土重来，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因此，在肯定并坚持农村改革开放政策的同时，政府还必须重新担负起向广大农村和农民进行制度性的知识转移的职责。教育的普及和知识的传播是真正改变农村的最基础的基础设施。对农村的教育投入也不应该仅仅局限在对青少年的制度教育方面，还必须包括对农民的成年教育（从扫盲到中高等教育）。有调查表明，三亿多农村青年因为不能接受到正规的教育，就业情况基本上和他们的父辈没有多大的不同，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这是国家必须正视的问题。如果国家不能从现在起就下大力气解决农村的教育问题，绝大部分的中国农民就将一代又一代地成为国家的负担，而不是国家学习能力的广大基础。而因为中国的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如果不能解决农民和他们的后代的教育问题，就最终无法解决“三农”问题，造就一个学习型的中国也当然会是一句空话。教育精英化只能造就一个小的精英阶层，却不能造就一个学习型的民族。2000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通过财政和金融的手段，大幅度增加了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这些方面的投资却基本上集中在基础设施中的硬件部分（高速公路、地铁等等）。我们当然不否认这些投资中的一部分对于国家的发展是必要的，但是，如果这些方面的投资的一部分能够投向国家最基础的基础设施，国家的研发和技术提升上，对经济的长远提升作用会更为显著。我们对基础设施的理解不能只停留在“知识经济”时代前的理解上。大多数人一提到基础设施马上想到的就是桥梁、高速公路、地铁等等，而很少有人想到研发和技术提升。这一方面是因为轻轨和地铁更容易被看到，因而更容易被肯定为政绩，而对研发和技术提升的投入却难以在短期内见效；另一方面乃是因为我们对基础设施的理解存在严重的问题。国家的学习能力是所有国家能力的基础，因此，国家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投资不是在硬件上，而是在增加国民学习能力上的投资。在所有基础设施的投入中，恐怕只有教育投入是肯定能够带来正回报的投入。因此，对教育投资的滞后这一局面必须立即扭转：政府在教育上的公共投资占支出的比例至少应该达到与第二梯队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相当的水平。增加在国家学习能力上的投资的一个可能做法是政府可以通过削减政府的其他开支（包括一个庞大的政府本身的开支）来增加在教育上的投资，为全民提供更多接受教育的机会，并且鼓励民众积极在学习上投资。而目前在一些地区（特别是在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投入也可以适度削减（比如一些高速公路基本上没车，投资的唯一回报只是短期内对内需的拉动），以增加在教育方面的投入。现有的国家对教育的投入更多的是向城市而不是向农村倾斜这一局面也需要立即改变。国家的教育投资应该更多的向农村倾斜，而不再应该继续向更广大的已经有了一定的经济承受能力的城市倾斜。目前向进城打工民工的子女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如果站在国家发展的高度看，只是国家偿还欠广大农民和他们的子女的债，而不是城市人对农民的施舍。对这些民工的子女不该收取高额的学杂费，而应该同样按义务教育制度办事。国家甚至可以拿出国家一部分外汇储备来投入教育。为此，国家对外汇储备的宣传应该调整。不能是非要外汇储备是世界第几第几才象征国家的强大。在国内需要投入而将太多的钱放在国外似乎有些解释不通。国家所拥有的研发基础能力和企业的技术提升能力是国家发展的最基础的基础设施之一，对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最终的综合国力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也是国家最应该考虑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之一。

2 建立促进国家学习能力的宏观环境：制度建设
（1）政府本身
中央政府最近对政府公务员和官员进行的学历重新审查，清查假学历与假文凭是一个促进学习能力建设的良好开端，但还远不够彻底。近年来政府官员中“真学位，假学习”的现象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也同样必须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这实质上是在从根本上摧毁鼓励学习，惩罚惰性的制度。国家对这种现象的容忍对于国家的学习能力的培养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国家必须坚决惩治以扫除这种歪风：文凭必须是通过真实的学习得来的。

（2）学术界本身
    学术界作为学习和产生新知识的化身，其具备的学习制度和文化对于国家的学习能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术界必须在强化国家的学习能力中作出表率。
    目前，中国的学术界出现了大量的黑暗和腐败现象。其中有两点最为恶劣。其一是一些学校和教师事实上在制度性地出售假文凭：许多人从来就没有上过课，也可以获得学位和文凭，并凭着这些“真学位”和“真文凭”获得社会的回报（因此才会有最近的研究生遭遇“集体贬值”）。其二乃是对违背学术的基本道德准则（如抄袭和剽窃）的行为的处罚普遍太过宽松。如果连学术界都存在或容忍严重的弄虚作假行为，国家的学习能力之低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绝大多数重视教育的国家，一旦一个学者被证明抄袭和剽窃，他就将基本上失去从事学术活动的机会。中国也应该效仿这样的制度。中国的学校似乎更加愿意包庇这样的行为，涉及到重点学科、实验室、硕士博士点时更是如此。国家应该对这样包庇学术黑暗和腐败的大学和研究所的管理者实行同样的“问责制”。不然，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就不能承担起强化国家学习能力的重任，无法培养出真正的科学精神。
    国家应该继续推进对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管理体制改革，从制度上推动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习能力建设。除了一些国家直属的政策性和军工技术的研究机构外，国家都应该使高校和研究机构成为真正的独立法人，完善校董会和研究机构董事会的设置和功能。在由中央政府出资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可以由新成立的国资委承担起国有资产的管理，行使所有者的职权。在由地方政府出资或部委的高校和研究机构中，推行类似的管理模式。
    国家要从根本上改革对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拨款制度，实行最低拨款制度，迫使学校必须主要通过基金申请、社会募集资金、学费的来源来维持学校的正常运作。目前靠关系，而不是靠实力来竞争资源的做法，不利于促进这些组织本身以及整个国家的学习能力。国家还必须鼓励各个学术领域建立健全有效的知识水平评价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学术单位中的聘用制度。尽管一些知识水平的评估体系肯定会有不同程度的主观因素，但决不能因噎废食而放弃。

（3）政府对科技研发领域和资金投入的决策制度
    “中国科技决策过程中，非科技领导有决策权，科技领导有决策权，普通行政人员有影响力，多级财务人员有决策权和影响力。科技专家影响有，但比起其他方面，在重大问题上专家的影响没有达到应有的分量的现象依然相当普遍。”多数情况下，一些从来没有从事过研究的官员将参与决定哪些项目是必要的，哪些是不必要的。而事实上，这些官员最终也还不得不依赖专家。因此，更好的办法也许是直接依赖专家决策，而让大多数官员和公务员只行使执行权力。
    国家可以考虑设立国家科学技术专家咨询委员会，其常设机构由少量的公务员组成。公务员的职责是为专家咨询委员会承担日常的联络、文件起草、例行的管理等工作，不参与决策过程。国家可以将科技部转换职能，成为主要负责实施决策的部门而不是决策部门。科技部的一部分职能还可以由其他国家部委（比如农业部、信息产业部）所设立的科技司承担。
    咨询委员会由在各个科学领域中有独到建树，处于或接近国际同等水平的专家（年龄最大不超过65岁，不小于30岁）组成。委员会的成员是中央政府直接聘任的科学家而不是官员（任期为每两年一届，可以连任）。专家咨询委员会的成员按照学科的相关性分成不同的专家小组，专家小组组长由小组的成员直接选举产生。专家小组组长负责组织各小组每年一度的有关学科领域发展纲要，以及资金取向和预算讨论会议的召集（会议由公务员承担具体联络承办）。会议的最终讨论结果形成对该学科领域发展的最终意见，而不是小组长的个人意志。
    咨询委员会的首席科学家是中央政府直接聘任的国家首席科学顾问，负责中央政府和专家咨询委员会之间的沟通以及专家咨询委员会的日常管理。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小组意见提交给国家首席科学顾问后，由国家首席科学顾问召集专家小组组长和部分专家代表、以及政府有关部门（比如财政），共同讨论制定国家总体的科技发展规划以及资金取向和预算。

3  重估外资和“保护主义”的作用
    纵观不同国家的发展史，没有一个国家是能够靠外资带来“研究型学习”的。外资只能为国家进入“研究型学习”阶段作准备（通过给投资对象国带来相对先进的知识）。也就是说，只有民族资本才能带来“研究型学习”。韩国国内两大汽车集团现代和大宇的经验是表明只有民族资本控股的企业才能够进行研究型学习的最佳例证：自我控股的现代迅速进入了“研究型学习”阶段并最终在全球汽车业中占有了一席之地，而外资控股的大宇最终失败了。
    要改变目前这种“重外资轻内资”的状况，政府必须首先以身作则。我们的国家应该至少设立一个国家级的中国企业杰出成就奖，给我们海尔的张瑞敏、的李东生、联想的柳传志、方正的王选、华为的任正非等等，对他们坚持技术支柱开发和民族资本控股，这些民族企业的精英表达我们的敬意和感谢！也许他们中的人还会摔跟头甚至最终失败，但他们伟大的爱国主义和敬业精神，以及业已取得的成就已经足以让我们敬佩。
    我们不应该否认，也不应该排斥外资的作用。但只要民族国家存在一天，国家的政策就必须是努力扶持民族资本。在当今的中国，恐怕没有比认为“民族经济”已经过时的论调更危险了。

4  大力吸引滞留海外的优秀留学生
    韩国和台湾的经验都证明，当国家的学习水平已经从“重复性的模仿“到了“创造性的模仿”的阶段，一些产业开始有了“研究型学习”的时候，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利用自己在发达国家的留学生资源就变得至关重要了：在这样特定的发展阶段中，留学生是创造最先进知识和技术的主体。
    “国将盛者仕先归”，一个国家强盛的最重要的预兆乃是过去流失的人才开始回流。中国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留学人员保守的估计也有近30万人，在近几年，这些留学生中的一部分开始批量回归，已经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国将盛者仕先归”的前景。
但作为一个组织，国家和国家内部的组织对在发达国家留学生做的工作还远远不够。一方面国家需要更重视这些人才，另一方面还需要国家的机构，特别是企业主动去挖那些在一些技术领域从事最尖端研究的人才，而不是只希望这些人才仅仅因为爱国就主动回来。
这是因为尽管绝大部分留学生都很爱国，但却有很多人已经成家立业，下决心回国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目前主动回国的多半都是“理想主义者”（爱国或者认为在中国发财更容易），现实主义者少。为此，政府和社会组织还需要加大力度招收留学生中的“现实主义者”回国效力。


结论
    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的过程恰遇信息技术革命。信息技术革命大大提高了知识的传播速度，降低了知识的扩散成本和学习成本，对于实行赶超战略的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机会。
    我们必须仔细研究世界历史上中国和其他国家拥有旺盛学习能力或散失学习能力时的经验和教训，通过探索和实践，建立一个适合现代中国社会的鼓励所有国民学习的社会机制，逐步树立并强化中华民族的学习能力。只有拥有强大的学习能力，中华民族才能够复兴，并且在复兴后不再重蹈最终衰落的覆辙。

终于帖完了。[em08][em08][em08][em11][em11][em11]

好贴，应该顶一下！！！

好帖.但一个国家最根本的竞争力不仅仅体现在学习力上,更体现在创新力上.

顶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