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北京对香港态度为何如此坚决？

北京对香港态度为何如此坚决？

● 杜平

　　在中国人大表明香港下届特首和立法会暂时不实行普选之后，美英两国立即作出强烈反应，指责北京企图遏制香港民主发展的进程，并且违背了对“一国两制”的承诺。

　　对美英两国的表态，北京迅速给予回击。本月27日，中国外长李肇星在上海出席国际会议时，以十分强硬的语气指出，中国不欢迎外来干涉，即使干预也没有用处。

　　李肇星甚至还愤怒地指出：“香港人民享受的民主是都是空前的。西方国家的个别人应该回顾一下历史，不学习历史的人，就不会中肯地看待现在，更看不到将来。”

　　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以直截了当的方式，谴责英国干涉中国内政，指出伦敦过去只是钦定港督，而现在的香港特首是经过选举方式产生的。

不容反对党主导政治日程

　　可以感觉到，北京这次对美英两国采取的回击方式，是最近几年来比较少见的。然而，尽管这种反应是针对外国人，但其实更是针对香港民主党。

　　这不禁使人想起中国政府对港督彭定康政改方案所作出的强烈反应。当时，香港尚在英国统治之下，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得到美英政府的全力支持，但到最后，中国政府以“另起炉灶”的反击手段，使彭定康的整套方案彻底流产。

　　现在，这一事实已经成为历史。联想到李肇星外长的“学习历史”之说，特别是鉴于香港早已回归中国的现实，人们就更能轻易地判断出，无论民主党和其他政治势力发动什么样的抗争行动，无论香港民意到时会呈现何种状态，也无论美英两国还会作出什么反应，香港目前这场政改纷争的最终结局都将是一目了然。

　　也就是说，在香港特首和立法会何时实行普选的问题上，北京的既定决策是不会动摇的。去年7月1日，香港举行大规模示威活动，成功迫使特区政府搁置国家安全法的立法程序。由于有了这一经验，香港民主党现在显然希望用同样的方式，来抗拒全国人大的释法结论，但这一努力注定会失败。

　　全国人大的释法与特区政府的立法事项，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北京可以接受特区政府对反对党作出让步，因为那不会损害中央政府的尊严，但是，在释法问题上，北京是绝不可能朝令夕改的。

　　在全国人大释法前后，中央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动作都显得雷厉风行，作出决定之后也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这种强硬和坚决的态度再次表明，在香港政改问题上，北京不可能让香港的反对党来主导、甚至扭转自己已经确定的政治日程。

　　然而，除了这个根本的方向，北京这次在香港政改纷争中所表现出的不妥协姿态，可以反映出中央政府的全盘和战略性考虑。

以强势作风树立威信

　　其一，中国第四代领导集体掌权以来，在香港问题上一直采取忍让和迁就的态度，甚至试图以经济上的优惠政策和措施来笼络香港人心。这种柔性姿态在某些时候是必要的，但在其他时候难免会给人以软弱的印象。因此，在这场争论中，中国新领导层必须以强势作风，来展现不容受到挑战的威信。

　　不仅如此，这场政改纷争直接涉及到中央两位最高领导人的职责权限。一是中南海第二号人物、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与人大释法有关；二是中南海第四号人物、直接分管香港事务的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他们必须以快刀斩乱麻的果断方式结束纷争，以此体现中央政府处理和控制香港事务的能力。

　　其二，中国对美英两国的介入作出非常强烈的反应，不仅表明北京在香港问题上丝毫无求于伦敦和华盛顿，而且更加意味着，中国已越来越不能容忍其他大国，特别是没落的英国，继续在它面前表现出居高临下的姿态。

　　随着经济实力不断大幅度提升，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地位正在巩固之中。在香港问题上，它不希望自己的能力和威信受到任何质疑，更不能允许西方国家通过道德上的种种指责，来削弱它在亚洲地区的地位。

　　以西方的标准看，香港民主确实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从整个中国的民主前途着想，已经走在前头的香港民主，当然必须不断扩大和深化。

　　但是，直到今天，香港人一点一滴获得的民主权利，都不是靠街头抗争和政治对抗的手段获得的。在殖民统治时期是如此，在中国管制下也不可能有例外。这种有限度的政治自主权，是香港不可摆脱的宿命。有关各方应该像台湾法鼓山圣严法师所说的那样，“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北京对香港态度为何如此坚决？

● 杜平

　　在中国人大表明香港下届特首和立法会暂时不实行普选之后，美英两国立即作出强烈反应，指责北京企图遏制香港民主发展的进程，并且违背了对“一国两制”的承诺。

　　对美英两国的表态，北京迅速给予回击。本月27日，中国外长李肇星在上海出席国际会议时，以十分强硬的语气指出，中国不欢迎外来干涉，即使干预也没有用处。

　　李肇星甚至还愤怒地指出：“香港人民享受的民主是都是空前的。西方国家的个别人应该回顾一下历史，不学习历史的人，就不会中肯地看待现在，更看不到将来。”

　　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以直截了当的方式，谴责英国干涉中国内政，指出伦敦过去只是钦定港督，而现在的香港特首是经过选举方式产生的。

不容反对党主导政治日程

　　可以感觉到，北京这次对美英两国采取的回击方式，是最近几年来比较少见的。然而，尽管这种反应是针对外国人，但其实更是针对香港民主党。

　　这不禁使人想起中国政府对港督彭定康政改方案所作出的强烈反应。当时，香港尚在英国统治之下，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得到美英政府的全力支持，但到最后，中国政府以“另起炉灶”的反击手段，使彭定康的整套方案彻底流产。

　　现在，这一事实已经成为历史。联想到李肇星外长的“学习历史”之说，特别是鉴于香港早已回归中国的现实，人们就更能轻易地判断出，无论民主党和其他政治势力发动什么样的抗争行动，无论香港民意到时会呈现何种状态，也无论美英两国还会作出什么反应，香港目前这场政改纷争的最终结局都将是一目了然。

　　也就是说，在香港特首和立法会何时实行普选的问题上，北京的既定决策是不会动摇的。去年7月1日，香港举行大规模示威活动，成功迫使特区政府搁置国家安全法的立法程序。由于有了这一经验，香港民主党现在显然希望用同样的方式，来抗拒全国人大的释法结论，但这一努力注定会失败。

　　全国人大的释法与特区政府的立法事项，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北京可以接受特区政府对反对党作出让步，因为那不会损害中央政府的尊严，但是，在释法问题上，北京是绝不可能朝令夕改的。

　　在全国人大释法前后，中央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动作都显得雷厉风行，作出决定之后也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这种强硬和坚决的态度再次表明，在香港政改问题上，北京不可能让香港的反对党来主导、甚至扭转自己已经确定的政治日程。

　　然而，除了这个根本的方向，北京这次在香港政改纷争中所表现出的不妥协姿态，可以反映出中央政府的全盘和战略性考虑。

以强势作风树立威信

　　其一，中国第四代领导集体掌权以来，在香港问题上一直采取忍让和迁就的态度，甚至试图以经济上的优惠政策和措施来笼络香港人心。这种柔性姿态在某些时候是必要的，但在其他时候难免会给人以软弱的印象。因此，在这场争论中，中国新领导层必须以强势作风，来展现不容受到挑战的威信。

　　不仅如此，这场政改纷争直接涉及到中央两位最高领导人的职责权限。一是中南海第二号人物、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与人大释法有关；二是中南海第四号人物、直接分管香港事务的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他们必须以快刀斩乱麻的果断方式结束纷争，以此体现中央政府处理和控制香港事务的能力。

　　其二，中国对美英两国的介入作出非常强烈的反应，不仅表明北京在香港问题上丝毫无求于伦敦和华盛顿，而且更加意味着，中国已越来越不能容忍其他大国，特别是没落的英国，继续在它面前表现出居高临下的姿态。

　　随着经济实力不断大幅度提升，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地位正在巩固之中。在香港问题上，它不希望自己的能力和威信受到任何质疑，更不能允许西方国家通过道德上的种种指责，来削弱它在亚洲地区的地位。

　　以西方的标准看，香港民主确实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从整个中国的民主前途着想，已经走在前头的香港民主，当然必须不断扩大和深化。

　　但是，直到今天，香港人一点一滴获得的民主权利，都不是靠街头抗争和政治对抗的手段获得的。在殖民统治时期是如此，在中国管制下也不可能有例外。这种有限度的政治自主权，是香港不可摆脱的宿命。有关各方应该像台湾法鼓山圣严法师所说的那样，“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