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生：你感到屈辱么？

中国医生：你感到屈辱么？
提要：刚刚发生的肖志军拒签字致孕妇死亡让我们再一次回头来看中国的医疗体制。中国的医疗系统共有375万名员工，负责为14亿中国人提供医疗服务。在过去的10年里，他们肯定是被抱怨得最多的人群之一。很多人认为，医务人员对“看病贵”和“看病难”的局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切让许多医生深感屈辱。在他们看来，自己不过是不成功的医疗制度的牺牲品罢了。 医改新方案即将出台，但医生却还是沉默。

医生，请你不要沉默！

本组文章包括，回首中国医生社会美誉度的变迁，医生收入构成的变化；公立医院亏损以及两极分化；决策者对改革的看法；医生曾是中国最受尊敬的职业之一。但1990年代以后，这个行业的职业声誉如同高台跳水。

中国医改：医生为何沉默


《新民周刊》撰稿／汪 伟(记者) 黄 祺(记者)


“你可以问问看，哪个医生愿意自己的孩子学医？”这句话就像一个暗号，每个接受采访的医生都愿意重复一遍。

中国的医疗系统共有375万名员工，负责为14亿中国人提供医疗服务。在过去的10年里，他们肯定是被抱怨得最多的人群之一。很多人认为，医务人员对“看病贵”和“看病难”的局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了解决“看病难”和“看病贵”，推动了新一轮医改。经济学家、研究机构和媒体深深地卷入了制度设计的争论。而医疗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医生，在为时两年、声势浩大的争论中，保持着异常的沉默。


“关于医改的争论，一开始某些社会舆论就把医生放在了受批判的位置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院长朱正纲说，医改涉及医务人员的根本利益，医改政策的出台必须兼顾医务人员的切身利益。


这一切让许多医生深感屈辱。中国社会普遍将医生看作现行医疗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但医生们却用苦涩的自嘲拒绝这种归类。在他们看来，自己不过是不成功的医疗制度的牺牲品罢了。他们用反对下一代学医这种形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褪色的荣誉


“谁愿意自己的孩子再做医生？”上海一家二级医院里，印蓓医生自告奋勇地要替记者做一个调查。在座的6位医生从业时间基本上都在20年左右，正是医院里的中坚。


摇头，脸上是无奈的笑，6名医生的表情如出一辙。


朱正纲和大多数同行的想法不同。他出身医学之家，父母从医，他自然而然地学医；朱正纲的妻子也毕业于医学院，夫妻俩都希望儿子能够继承家族的医学传统。但朱正纲摊开手说，孩子拒绝这样的人生规划，他向担任医学院院长的父亲表示，自己坚决不会学医。


“太忙，责任太大，顾不了家，收入也不高”，朱正纲的孩子这样形容父母的职业。“医学世家”从前让人肃然起敬，但现在已经失去了光环。胡庆澧家族已三代行医。这位曾出任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兼副总干事的儿科医生，1956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胡庆澧的父母、胡庆澧本人和他的儿子都是医生。但让胡庆澧引以为荣的“医学世家”的家族传统，眼看就要断裂了。胡庆澧的儿子坚决反对自己的孩子学医。医生——这个“忙、责任大、收入不高”的职业——在很多医生自己看来，已经不再值得留恋了。


尽管胡庆澧感到难过，但是他表示能够理解儿子的想法。这个行业陷入了令人不快的信任危机，医生的职业精神和道德水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凡此种种，都让人望而生畏。


医生的从业意愿似乎已经跌倒了前所未有的低谷。医生曾是中国最受尊敬的职业之一。但1990年代以后，这个行业的职业声誉如同高台跳水。他们不再被誉为“白衣天使”。在很多中国人的心目中，医生这个名词更多地是和“灰色收入”、“滥开药”、“过度检查”甚至更可怕的“医疗事故”，联系在一起的。


在纪录片领域屡有重量级作品的美国导演迈克尔·摩尔，今年又推出了重磅炸dan——《医疗内幕》(《sicko》)。曾经用电影猛烈抨击总统布什的导演，这一次把矛头指向美国的医疗体制。在电影中，商业医疗保险公司像吸血鬼一样，在病人急需治疗的时候，用种种计谋拒绝支付费用，为了商业利益一次次剥夺患者生存的机会。


迈克尔·摩尔把美国的医疗制度描绘得黑暗恐怖。但这位以“尖刻”著称的导演，没有批评美国的医护人员，他认为，伤害患者的是医疗体制而非医生。


然而，在中国，医生很难得到这样的宽宥。正如朱正纲所说，新的医疗体制改革始于一场措辞严厉的批判。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发布了一份著名的报告，宣称“医改基本不成功”。尽管报告并没有将医改的得失归结于人，而是着眼于制度设计，但医生们仍然感受到了空前的舆论压力。


2003年SARS肆虐期间，社会似乎再次看到了医生的牺牲精神，他们重新被称作“白衣天使”，曾让许多医生十分感慨。但SARS带来的空前的谅解气氛消失后，这个称呼几乎再次被遗忘了。医生又恢复了他们备受指责的形象。


一份杂志最近推出了一份“职业声望排行榜”，医生被称作“最受人非议的职业”。另外两个被提名的职业是警察和保安。


常常纠缠不清的医疗纠纷也让医生的声望下坠。上海瑞金医院副院长袁克俭在与记者见面前，刚处理了3起医疗纠纷。他说，处理各种医患纠纷耗去自己一半甚至更多的精力，这份工作让他苦不堪言。袁克俭一落座，还是用“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再做医生”这句话来自嘲。这句话出自他口中，听起来是如此失望和不快。


“医院恐惧症”


不信任的气氛弥漫在医院周围。在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的办公室里，整形外科专家李青峰递过来一封信。信件没有署名，其中语气激烈的字句，多是在宣泄对医疗行业和医生的不满。


李青峰常常收到这样的信件。关于现在的医疗体制和医生这个职业，他听过的抱怨、指责甚至是咒骂，要比这样的信件多得多。


最近在北京一家医院中发生了一起悲剧，把这种不信任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一位年轻的孕妇罹患重症肺炎，亟需手术治疗，但她的丈夫拒绝在手术单上签字。根据有关规定，手术不能进行，数十名医护人员只能眼睁睁看着胎儿和孕妇先后死亡。对这一事件，眼下有着种种不同的说法，但在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的李青峰医生看来，悲剧之所以会发生，仅仅是由于医患双方完全丧失了信任。


“死者的丈夫对疾病一无所知，却对医院充满了本能的恐惧和不信任”，李青峰说，这是弥漫在全社会的“医院恐惧症”的极端个案。


在李青峰看来，如果在20年前，这样的悲剧根本不会发生。那时候的医生掌握着治疗的主动权，他们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坐视病人死亡。


20年前，“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已经退休的胡庆澧当年做住院医生的时候，工作非常辛苦，每周只有半天时间能回家休息。他的妻子也是医生，两人工资微薄，除去必要的花销，每月仅能储蓄4元。但这段艰苦的生活，现在成了胡庆澧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那时候医患关系很好”，胡庆澧说，“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把病治好。”病人赋予给医生的信任，以及亲密无间的医患关系激发了胡庆澧的信心，让他深感职业尊严。


和20年前相比，治病现在越来越被看作是一种服务，医生和患者的关系越来越被看作是合同关系。对此，朱正纲用了一个委婉的说法表达不满：即使是服务，医疗也是一种特殊的服务形式，而李青峰直言不讳地反对将医患关系理解成合同关系。


“如果医疗是一种合同”，李青峰说，“病人就必须完全了解选择某个治疗方案的理由，以及这种方案可能产生的后果”，但是，“有些治疗方案，连医学生和非专科医生都无法理解，怎么能够让病人和病人家属理解？”


有些医生可以开出三个治疗方案，让病人选择。“公平吗？看上去很公平。其实呢？病人被牺牲了。”李青峰断然说，“病人不是专家，不可能知道哪种方案最适合他。”


在病人对医生越来越“不满意”的情形下，医政部门推出了医疗服务“满意度测评”。这被瑞金医院副院长袁克俭批为“机制倒退”、“弄虚作假”、“表面文章”。袁克俭直言不讳地反对单纯从满足患者要求出发去理解医疗服务。


和20年前相比，医学的专业性带来的“信息不对称”不是让患者依赖医生，而是让他们感到恐惧，他们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眼前的医生，担心他们利用自己的无知谋取私利。而医生在医疗官司的教训下，也开始在心里建筑自我保护的防线。怀疑使医疗成本急剧增加。医生变得过分谨慎，即使是面对那些症状典型的感冒，为了保险起见，他们也宁可安排病人查血、拍胸片，以排除其他可能。在大多数时候，这些检查都是不必要的。胡庆澧将以往的医生和病人比作“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现在，“战友”即使没有变成敌人，也已经要彼此提防。


由于家属不签字而不能手术，导致病人死亡，在李青峰看来，医生的心态是可以想见的：避免可能出现的风险，避免可能出现的纠纷，避免可能出现的责任。


这种心态的变化，也许是20年来中国医疗体制变化的一个部分。


和20年前相比，中国的人均期望寿命提高了——这被认为是医疗事业进步的一个指标，但这一成果并不巩固。“医患双方彼此警惕和恐惧，导致治疗活动无法按照医学科学的原则进行”，李青峰认为，这是现行医疗体系危机重重的征兆。
医生的工资


简伟1992年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毕业，分配到上海市一所区中心医院工作。简伟真正安心做医生的时间只有一年。一年以后，他开始主动申请上夜班，因为这样可以留出白天的时间去做药品代理。几年后，他正式离开医院，进入药品公司，做了专业的药品营销人员。“当时医院给我的工资是每个月200元，做医药代表可以拿2000元。”他跳槽的原因就是如此简单。


上世纪90年代中前期，一大批医生投入到药品、医药器械销售行列，医生跳槽热与当时的出国热一样如火如荼。简伟目前在一家外资制药公司工作。如果10年前没有跳槽，他现在应该是那家二级医院的资深医生，月收入3000多元。这个收入让今天的简伟觉得实在“可怜”。


医院院长、医学院院长和医护人员都叫苦连天，认为低得“可怜”的收入已经成了阻碍优秀人才进入这个行业的主要原因。但在许多病人看来，医生的收入绝不会显得“可怜”：公立医院被看作是“垄断企业”，他们的名声和“药品回扣”和“红包”联系在一起，这会是一个“可怜”的群体吗？


许多大医院里都可以看到一些醒目的高档汽车，这尤其让人难以相信，医生的收入会像他们自己抱怨的那么低——医生的收入到底有多高呢？


长期以来，医生对收入的自我评价与社会的评价相去甚远。


这个行业起薪不高是公认的事实。在上海，李青峰说，医学本科毕业生的起薪勉强2000元出头，博士的起薪在3000元左右，护理人员的工资更低。当然，“重点学科病人多、自费项目多、商业保险多，收入与其他科室不可同日而语。”


医生的收入问题无法一概而论。同级别的医生，三甲医院的收入要高于二级医院；在同一家医院里，不同科室的医生收入也有差别——有时候，科室收入两极分化的程度会令人瞠目。


几年前，在瑞金医院收入最高的科室里，一名医生月奖金达到五六千元之多，而在奖金最低的科室里，他的同事只能拿到五六十元。100倍的奖金差距让一些医生深感屈辱，他们曾以拒领奖金来表达自己的抗议。


现在，收入差距也许不再那么触目，但两极分化的情况并没有什么缓和，只是越来越被医生所接受。医院普遍进行经济考核。在考核的压力下，也在奖金的压力下，科室主任和医生们必须想方设法增加收入。


增加收入的方法，除了争取尽量多的病人，就必须在每个病人身上赚取更多的利润。这种情形被称作“医生创收”。人们将此看作“过度检查”、“过度用药”和“过度治疗”的原因，后者导致了医疗费用上升，让老百姓深恶痛绝。


“医生创收”败坏了医疗制度的信誉，腐蚀了医生的道德基础，伤害了他们的职业荣誉，最终导致病人丧失了对医生的信任。


那么，那些医生为什么要冒着如此大的风险、付出这般昂贵的代价来创收呢？


收入倒挂


医院的经济考核体制毫无疑问会导致医生多开药、多检查，因为这与他的收入息息相关。但院长们辩护说，经济考核是不得已之举，否则医院收支无法平衡。


“医生的收入不是取决于他的知识、技能和经验，而是取决于开多少药，这真是对这个行业的侮辱！”李青峰说。


公立医院里，医生的诊疗活动收取的费用是有限制的。这和我国低下的医保水平有关——如果诊疗费用太高，医保就无力承受。至于药费，只要不是医保目录内的药物，再昂贵也是由患者自费承担的，所以就形成了“药贵医贱”的格局。这正是导致医生的收入取决于开药而不是技术水平的原因。


李青峰经历过一次马拉松式的手术。2个麻醉师、4个护士、8个医生工作了19个小时。这台手术的价格是2300元，外加20%的津贴。如果换算成小时工资，数字的确低廉得惊人(平均每人每小时不到11元，与钟点工的收入差距不大)。而在通常情形下，朱正纲举例说，一台胃癌手术平均需要4个小时，动用两个麻醉师，1个主刀医生，2个助手，1个实习医生，2个护士。国家核定的价格是1800元，人均小时收入50多元。


“要知道，两根手术缝线的费用也要接近200元！”倒挂的价格体系让李青峰看重的知识和经验完全贬值。


护理的收费更低，李青峰说，三甲医院的一级护理，工作内容包括帮助病人漱口、解手、擦身、打针、换药，每天收费是12元。不止一位院长诉苦说，上海的三甲医院里，护士每年要流失10%左右；许多优秀的护士都去美国注册，没有人愿意读护校。


院长们说，因为收入低，医生尤其是护士，改行的越来越多。骨科主任倪诚说，那些和他所在的医院级别相同的二级医院里，“医生、护士每分每秒都在想着改行；只要有机会，立刻就会跳槽。”


在北京一家有名的专科医院里，有人告诉李青峰，那里收入最高的医生每个月可以拿到10万元，开着很好的车，因为“在他的领域里，全国他的病人最多，他的团队一星期做40台手术；他从早上8点到晚上12点都在工作。他没有其他爱好，每天下班后喝一点二锅头就回家睡觉。他的头发都掉光了。”


李青峰设想的未来，决定一个医生薪水的，应该只有技术水平、病床周转率和病人投诉数量三个因素。在他设想的理想状态中，一个医生收受红包和虚开药品无异于自毁前程，将被整个行业拒之门外。-




徐建光，上海市卫生局党委书记、局长。今年45岁的徐建光也是医生出身，从华山医院手外科的住院医师、主治医师一直到教授、博导，医生的甘苦，曾经是他生活的全部。在今年升任上海市卫生局局长一职之前，徐建光还多年担任着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副院长、院长职务，面对整个上海市每年1亿多人次的医疗业务量，有着医生、院长、卫生局长三重职业经历的徐建光，是如何看待医改的呢？


新民周刊：现在的体制下，上海市卫生局局长考虑得比较多的问题是什么？


徐建光：作为市Zhengfu主管医疗卫生的职能部门，我们现在主要精力放在进一步建设完善社区卫生、农村卫生、公共卫生上，同时还要解决好三级医院“就医难”问题，使广大患者的常见病、多发病的就医需求下沉到社区医院。目前主要的难处在于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技能水平的认可程度不一样，导致大病小病都到大医院就诊，造成了大医院的看病难，看名医更难。为此，上海市财政拿出1个亿出来培养全科医生，也正在考虑加强医疗机构的纵向整合，让社区医生接受大医院的业务指导，同时要求大医院的医生下到基层医院，总之要力争把常见病和多发病的病人需求消化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区域中心医院内。


新民周刊：三甲医院门庭若市，而有些二级医院病人较少，造成这样的资源浪费的原因是什么？


徐建光：取消了逐级转诊制度以后，现行的就医和医保制度难以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可能是导致目前就医无序状况的主要原因。要解决这个现状，还是要逐步建立起逐级转诊，梯度就医制度。以华山医院为例，每天门诊量有七八千人，其中常见病、多发病例占到了一半，这些门诊占去了医生40%以上的时间，使他们没有充足时间进行科研和教学，研究疑难杂症。


新民周刊：除了“看病难”，还有“看病贵”，现在社会反应很强烈，医院院长们都觉得位子不好坐。


徐建光：看病贵的板子不能完全打在医院院长的身上，我也要替他们呼吁。在基本医疗保障这一块，本来应该由Zhengfu来埋单的，但是现在Zhengfu的投入缺位。上海卫生事业费用仅占GDP的2.33%，还不到教育投入的五分之一。上海的大医院里，Zhengfu投入不到业务收入的5%，医院建设发展费用及购买大型设备，钱从哪里来？除了提供服务获得的收入外，就是药，只有这两个途径。医疗劳务的价格是有限制的。要实现药品利润，就会存在多开药的情况。公立医院的医疗收入一直亏损，这一块全靠药品来补偿，这部分费用最终还是由患者承担的。


新的技术应用也的确导致了医疗费用上涨，比如心肌梗死的治疗，心脏搭桥技术引进来，救活了不少患者，但是费用也跟着上去了。但是医疗费用的增长如果超过了GDP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老百姓个人承担费用过多，就会出现问题。


医疗保障制度才是缓解“看病贵”的根本出路。发达国家的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通常在8%以上，但是国民“看病贵”的感受远没有我们这样明显，因为他们个人负担部分比较少。另外，在医疗保障制度方面，尽管上海基本上实现了“应保尽保”，但一部分低收入、低保障和无保障人群(主要是农民和外来务工人员)，以及大病、重病、久病患者，仍然存在医药费用负担过重的问题。


新民周刊：出路在哪里呢？


徐建光：要解决“以药养医”，增加Zhengfu投入是关键。上海的松江正在进行药品零加成的改革尝试，Zhengfu每年投入较多经济补偿，弥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因为失去药品差价补偿的收入。但是这种模式暂时还没有办法在大医院里推广。一家大医院一年使用价值六七亿的药物，按15%的加成，Zhengfu投入暂时还有困难，要承担下来就要投入一亿多。全市30多家三级医院，Zhengfu投入也有困难。


要加强对公立医院的投入，可以采取Zhengfu加大投入，提高劳务价格和降低药品价格的策略。同时随着上海的经济增长，要加大财政对医疗保险基金的扶持力度，改变目前个人“负担过重”的状况。


新民周刊：你对未来的医改制度有什么期许？


徐建光：没有哪个改革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改革一方面要解决现实中的矛盾，另一方面也要从当前的实际出发。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世界上没有哪个医改方案是十全十美的，它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认为上海的医改应该是循序渐进、有序推进，通过完善国民健康政策，健全卫生服务体系，创新卫生体制机制，最终让老百姓享受卫生改革与发展带来的成果。

“看病贵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谁买单”，一位三甲医院的院长说，“中国的医疗费再便宜，老百姓自己承担也还是贵；外国的医疗费再贵，如果一大部分由国家承担，也不会出现看病贵问题。”


上海医学会会长刘俊说，1978年到2005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为9.64%，卫生总费用平均年增长率为 11.47%，相比之下，卫生费用占GDP的比重增长极其缓慢，只是从3.02%上升至4.73%——在这占GDP4.73%的卫生总开支里，国家仅仅支付了其中的17%。


世界卫生组织(WHO)前副总干事胡庆澧在他的文章中描述了中国卫生体制近40年来的变化。上世纪60-70年代，在极其低的经济水平下，中国的“三级医疗保健网”达到了“低水平广覆盖”的目标，WHO曾经把中国的医疗卫生模式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范例，向其他国家推广。胡庆澧自己也参与了当时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设，到农村去培训接产婆，教他们用沸水消毒剪刀，减少感染机会。


但仅仅过了30年，中国的医疗体制似乎变成了“反面教材”。2000年，WHO发布世界卫生报告，在1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财政用于卫生服务的公正性排名倒数第四。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医患关系开始恶化。


“归根结底的问题是病人自付部分过多。”瑞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陈尔真说。


胡庆澧在WHO工作的时候，原卫生部部长陈敏章曾经打电话给他，向他询问其他国家的医疗体制模式中，有没有哪一种可供中国借鉴。胡庆澧留心考察了英国、北欧、美国、新加坡等等国家的模式，一圈兜下来，他认为没有哪一种现成的模式适合中国人口多和城乡分治的国情。


当时，不止是中国的卫生部长对医疗制度忧心。1996年，20个欧洲国家的卫生部长聚在一起，检讨了之前10-15年中欧洲的医疗改革经验。改革是由日益高涨的医疗开支引起的，各国Zhengfu在“撒切尔主义”的引领下，曾试图引导私有经济进入医疗领域，并且增加患者自费以分担Zhengfu医疗卫生开支的压力。然而，这些改革基本都遭到了失败。

如果豪斯在场……
丈夫拒不签字致使妻子难产死亡，有不少网友感叹：如果这个丈夫遇到的是豪斯医生就好了。
跛足的豪斯是美剧中最当红的医疗剧《豪斯医生》的唯一主角，他不穿白大褂，态度无礼，表情凶恶，拄着一根藤棍。他甚至竭力避免和病人说话，并认为病人自己所说的病因都是胡扯。你真的愿意遇到这样凶神恶煞的主治医生吗？
电视剧中的豪斯会告上法庭去剥夺病人监护人的权利来保证救治病人，他也会在垂死病人面前说风凉话来逼迫监护人签字治疗，总之他就是能达到他想要的结局。所以明知电视剧是演出来的，网友们依然在幻想，如果豪斯医生在场，肯定能让那位孕妇及时手术。
对于很多普通“豪斯迷”来说，这个古怪医生最大的魅力就是他的毒舌，对病人，对自己的助理，甚至对医院的行政主管。而对医学界的专业人士来说，豪斯接手的那些稀奇百怪的病例以及他的推理过程才是最吸引人的。《豪斯医生》很可能是医生群体中收视率最高的医疗剧，中外医生中的豪斯迷们在网络上建了多个社区讨论电视剧里出现的病例，甚至不少国内医生和医学教育机构都把豪斯一步步的病理推理过程当作了观摩教育片。
确切地说，豪斯的兴趣不是挽救生命，而是解决医学疑难。编剧对豪斯的定位是医学界的福尔摩斯，他甚至会带着同事破门进入病人的住处，以破案的方式探寻真正的病因。
作为电视剧里的人物，他经手的病例永远是最疑难的，他采用的方法也永远是最富有争议的：豪斯团队接手了产科病房婴儿传染病，在给予万古霉素和氨曲南治疗期间，两个孩子出现了肾功能衰竭，豪斯竟然瞒着家属自行决定一个孩子停用万古霉素，另一个停用氨曲南，连同事都对他提出了质疑：“你随机的一个决定就给一个孩子判了死刑。”用氨曲南的婴儿死了，豪斯对死亡的婴儿进行了尸体解剖，然后就是病毒筛选和病毒抗体检测，最终确定了病毒，拯救了其他濒死的婴儿们。但那个死去婴儿的善后问题呢？难怪有国内医生评价他，这样的治疗方法如果被放在国内，他肯定一周害死N个病人，也被N次告上法庭。
感染学专家豪斯采用的是诊断性治疗，不和病人交谈，也不和家属交流，他仅仅根据助手们收集的病症就来推理病人可能是这个病，先用这种药；不行，那可能是那个病，用那种药……反正不折腾个四五个来回，豪斯也是找不出最终病症的，电视剧开场不到30分钟，病人也肯定是昏迷不醒的。
但这样的治疗方法在现实生活中可行吗？从业12年的三级医院张医生说：“我们要考虑到并发症问题、药物的副作用以及不可预知的后果，国内的医生宁可再进行详细的检查，继续观察或者等待病情的演变情况，而不是在不明确的时候贸然治疗。”如果病情是良性的或者对生命没有太大威胁，等待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但如果病情是恶性的，耽搁可能就会造成致命的伤害。
美国会有豪斯的空间吗？“我相信在美国他的方法也不会是常规治疗方法，电视剧有艺术加工的成分，但我在国外文献中的确见过这种治疗手段。”

中国医生们看美剧时感到落差较大的，是剧中很少涉及的医疗费用。为了一个正确的诊断，豪斯医生可以放手做一切检查，但几乎从来没人提过这些检查的费用，剧中也没有因为治疗经费而反复催款甚至发生医患纠纷的情节。前3季的《实习医生格蕾》里，只有1个病人提到了治疗费用昂贵。


美国医疗保障制度真的完善到不成问题了吗？那就去看看纪录片《华氏911》导演麦克·摩尔的最新作品《医疗内幕》(Sicko)。美国普通老百姓声泪俱下地控诉，在Zhengfu、保险公司和医院编织起来的利益网络里，自己是如何被牺牲的。在美国，夹在病人和医院中间的不是Zhengfu，而是保险公司，追求利润的保险公司拼命限制病人的就诊范围，而在其斤斤计较的就诊覆盖范围内也很容易造成病人和医生的“过度诊疗”，从而抬高医疗费用。


在摩尔的镜头里，加拿大人纷纷表示自己看病不交钱，吃药不交钱，医疗制度非常优越；英国的医院里有专门给贫困病人报销路费的柜台；而法国的妇女生了孩子，Zhengfu甚至派人到她家里去洗衣做饭……摩尔自然理直气壮地质问Zhengfu，为什么不能像欧洲国家和邻国那样提供全民免费医疗呢？


很多人其实很介意医疗剧中的“专业”二字。《碟中谍3》中，汤姆·克鲁斯为自救用交流电把自己电休克，女主角来救他时，先当胸击克鲁斯一拳，然后胸外心脏按压，1、2、3……15，俯身人工呼吸两口，按压1、2、3……15，俯身人工呼吸两口，这套程序完全是按照当时医学界的标准AHA2003进行的。


不少国产医疗剧显得既不专业，也不人性。一个医生这样撰文点评我国电视剧里的医生：“国内剧中我的同行主要台词有，快，氧气；病人不行了；要是早来5分钟，或许还有救；要是晚来5分钟就没命了。”屏幕上的医生形象个个在耍酷，把白大褂当风衣，查房时永远只会说“多注意休息”之类的话，为了表现出正义感而让医生像小学生一样幼稚，甚至连勾心斗角也是无比低级。中国医生：你感到屈辱么？
提要：刚刚发生的肖志军拒签字致孕妇死亡让我们再一次回头来看中国的医疗体制。中国的医疗系统共有375万名员工，负责为14亿中国人提供医疗服务。在过去的10年里，他们肯定是被抱怨得最多的人群之一。很多人认为，医务人员对“看病贵”和“看病难”的局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切让许多医生深感屈辱。在他们看来，自己不过是不成功的医疗制度的牺牲品罢了。 医改新方案即将出台，但医生却还是沉默。

医生，请你不要沉默！

本组文章包括，回首中国医生社会美誉度的变迁，医生收入构成的变化；公立医院亏损以及两极分化；决策者对改革的看法；医生曾是中国最受尊敬的职业之一。但1990年代以后，这个行业的职业声誉如同高台跳水。

中国医改：医生为何沉默


《新民周刊》撰稿／汪 伟(记者) 黄 祺(记者)


“你可以问问看，哪个医生愿意自己的孩子学医？”这句话就像一个暗号，每个接受采访的医生都愿意重复一遍。

中国的医疗系统共有375万名员工，负责为14亿中国人提供医疗服务。在过去的10年里，他们肯定是被抱怨得最多的人群之一。很多人认为，医务人员对“看病贵”和“看病难”的局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了解决“看病难”和“看病贵”，推动了新一轮医改。经济学家、研究机构和媒体深深地卷入了制度设计的争论。而医疗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医生，在为时两年、声势浩大的争论中，保持着异常的沉默。


“关于医改的争论，一开始某些社会舆论就把医生放在了受批判的位置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院长朱正纲说，医改涉及医务人员的根本利益，医改政策的出台必须兼顾医务人员的切身利益。


这一切让许多医生深感屈辱。中国社会普遍将医生看作现行医疗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但医生们却用苦涩的自嘲拒绝这种归类。在他们看来，自己不过是不成功的医疗制度的牺牲品罢了。他们用反对下一代学医这种形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褪色的荣誉


“谁愿意自己的孩子再做医生？”上海一家二级医院里，印蓓医生自告奋勇地要替记者做一个调查。在座的6位医生从业时间基本上都在20年左右，正是医院里的中坚。


摇头，脸上是无奈的笑，6名医生的表情如出一辙。


朱正纲和大多数同行的想法不同。他出身医学之家，父母从医，他自然而然地学医；朱正纲的妻子也毕业于医学院，夫妻俩都希望儿子能够继承家族的医学传统。但朱正纲摊开手说，孩子拒绝这样的人生规划，他向担任医学院院长的父亲表示，自己坚决不会学医。


“太忙，责任太大，顾不了家，收入也不高”，朱正纲的孩子这样形容父母的职业。“医学世家”从前让人肃然起敬，但现在已经失去了光环。胡庆澧家族已三代行医。这位曾出任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兼副总干事的儿科医生，1956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胡庆澧的父母、胡庆澧本人和他的儿子都是医生。但让胡庆澧引以为荣的“医学世家”的家族传统，眼看就要断裂了。胡庆澧的儿子坚决反对自己的孩子学医。医生——这个“忙、责任大、收入不高”的职业——在很多医生自己看来，已经不再值得留恋了。


尽管胡庆澧感到难过，但是他表示能够理解儿子的想法。这个行业陷入了令人不快的信任危机，医生的职业精神和道德水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凡此种种，都让人望而生畏。


医生的从业意愿似乎已经跌倒了前所未有的低谷。医生曾是中国最受尊敬的职业之一。但1990年代以后，这个行业的职业声誉如同高台跳水。他们不再被誉为“白衣天使”。在很多中国人的心目中，医生这个名词更多地是和“灰色收入”、“滥开药”、“过度检查”甚至更可怕的“医疗事故”，联系在一起的。


在纪录片领域屡有重量级作品的美国导演迈克尔·摩尔，今年又推出了重磅炸dan——《医疗内幕》(《sicko》)。曾经用电影猛烈抨击总统布什的导演，这一次把矛头指向美国的医疗体制。在电影中，商业医疗保险公司像吸血鬼一样，在病人急需治疗的时候，用种种计谋拒绝支付费用，为了商业利益一次次剥夺患者生存的机会。


迈克尔·摩尔把美国的医疗制度描绘得黑暗恐怖。但这位以“尖刻”著称的导演，没有批评美国的医护人员，他认为，伤害患者的是医疗体制而非医生。


然而，在中国，医生很难得到这样的宽宥。正如朱正纲所说，新的医疗体制改革始于一场措辞严厉的批判。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发布了一份著名的报告，宣称“医改基本不成功”。尽管报告并没有将医改的得失归结于人，而是着眼于制度设计，但医生们仍然感受到了空前的舆论压力。


2003年SARS肆虐期间，社会似乎再次看到了医生的牺牲精神，他们重新被称作“白衣天使”，曾让许多医生十分感慨。但SARS带来的空前的谅解气氛消失后，这个称呼几乎再次被遗忘了。医生又恢复了他们备受指责的形象。


一份杂志最近推出了一份“职业声望排行榜”，医生被称作“最受人非议的职业”。另外两个被提名的职业是警察和保安。


常常纠缠不清的医疗纠纷也让医生的声望下坠。上海瑞金医院副院长袁克俭在与记者见面前，刚处理了3起医疗纠纷。他说，处理各种医患纠纷耗去自己一半甚至更多的精力，这份工作让他苦不堪言。袁克俭一落座，还是用“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再做医生”这句话来自嘲。这句话出自他口中，听起来是如此失望和不快。


“医院恐惧症”


不信任的气氛弥漫在医院周围。在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的办公室里，整形外科专家李青峰递过来一封信。信件没有署名，其中语气激烈的字句，多是在宣泄对医疗行业和医生的不满。


李青峰常常收到这样的信件。关于现在的医疗体制和医生这个职业，他听过的抱怨、指责甚至是咒骂，要比这样的信件多得多。


最近在北京一家医院中发生了一起悲剧，把这种不信任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一位年轻的孕妇罹患重症肺炎，亟需手术治疗，但她的丈夫拒绝在手术单上签字。根据有关规定，手术不能进行，数十名医护人员只能眼睁睁看着胎儿和孕妇先后死亡。对这一事件，眼下有着种种不同的说法，但在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的李青峰医生看来，悲剧之所以会发生，仅仅是由于医患双方完全丧失了信任。


“死者的丈夫对疾病一无所知，却对医院充满了本能的恐惧和不信任”，李青峰说，这是弥漫在全社会的“医院恐惧症”的极端个案。


在李青峰看来，如果在20年前，这样的悲剧根本不会发生。那时候的医生掌握着治疗的主动权，他们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坐视病人死亡。


20年前，“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已经退休的胡庆澧当年做住院医生的时候，工作非常辛苦，每周只有半天时间能回家休息。他的妻子也是医生，两人工资微薄，除去必要的花销，每月仅能储蓄4元。但这段艰苦的生活，现在成了胡庆澧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那时候医患关系很好”，胡庆澧说，“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把病治好。”病人赋予给医生的信任，以及亲密无间的医患关系激发了胡庆澧的信心，让他深感职业尊严。


和20年前相比，治病现在越来越被看作是一种服务，医生和患者的关系越来越被看作是合同关系。对此，朱正纲用了一个委婉的说法表达不满：即使是服务，医疗也是一种特殊的服务形式，而李青峰直言不讳地反对将医患关系理解成合同关系。


“如果医疗是一种合同”，李青峰说，“病人就必须完全了解选择某个治疗方案的理由，以及这种方案可能产生的后果”，但是，“有些治疗方案，连医学生和非专科医生都无法理解，怎么能够让病人和病人家属理解？”


有些医生可以开出三个治疗方案，让病人选择。“公平吗？看上去很公平。其实呢？病人被牺牲了。”李青峰断然说，“病人不是专家，不可能知道哪种方案最适合他。”


在病人对医生越来越“不满意”的情形下，医政部门推出了医疗服务“满意度测评”。这被瑞金医院副院长袁克俭批为“机制倒退”、“弄虚作假”、“表面文章”。袁克俭直言不讳地反对单纯从满足患者要求出发去理解医疗服务。


和20年前相比，医学的专业性带来的“信息不对称”不是让患者依赖医生，而是让他们感到恐惧，他们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眼前的医生，担心他们利用自己的无知谋取私利。而医生在医疗官司的教训下，也开始在心里建筑自我保护的防线。怀疑使医疗成本急剧增加。医生变得过分谨慎，即使是面对那些症状典型的感冒，为了保险起见，他们也宁可安排病人查血、拍胸片，以排除其他可能。在大多数时候，这些检查都是不必要的。胡庆澧将以往的医生和病人比作“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现在，“战友”即使没有变成敌人，也已经要彼此提防。


由于家属不签字而不能手术，导致病人死亡，在李青峰看来，医生的心态是可以想见的：避免可能出现的风险，避免可能出现的纠纷，避免可能出现的责任。


这种心态的变化，也许是20年来中国医疗体制变化的一个部分。


和20年前相比，中国的人均期望寿命提高了——这被认为是医疗事业进步的一个指标，但这一成果并不巩固。“医患双方彼此警惕和恐惧，导致治疗活动无法按照医学科学的原则进行”，李青峰认为，这是现行医疗体系危机重重的征兆。
医生的工资


简伟1992年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毕业，分配到上海市一所区中心医院工作。简伟真正安心做医生的时间只有一年。一年以后，他开始主动申请上夜班，因为这样可以留出白天的时间去做药品代理。几年后，他正式离开医院，进入药品公司，做了专业的药品营销人员。“当时医院给我的工资是每个月200元，做医药代表可以拿2000元。”他跳槽的原因就是如此简单。


上世纪90年代中前期，一大批医生投入到药品、医药器械销售行列，医生跳槽热与当时的出国热一样如火如荼。简伟目前在一家外资制药公司工作。如果10年前没有跳槽，他现在应该是那家二级医院的资深医生，月收入3000多元。这个收入让今天的简伟觉得实在“可怜”。


医院院长、医学院院长和医护人员都叫苦连天，认为低得“可怜”的收入已经成了阻碍优秀人才进入这个行业的主要原因。但在许多病人看来，医生的收入绝不会显得“可怜”：公立医院被看作是“垄断企业”，他们的名声和“药品回扣”和“红包”联系在一起，这会是一个“可怜”的群体吗？


许多大医院里都可以看到一些醒目的高档汽车，这尤其让人难以相信，医生的收入会像他们自己抱怨的那么低——医生的收入到底有多高呢？


长期以来，医生对收入的自我评价与社会的评价相去甚远。


这个行业起薪不高是公认的事实。在上海，李青峰说，医学本科毕业生的起薪勉强2000元出头，博士的起薪在3000元左右，护理人员的工资更低。当然，“重点学科病人多、自费项目多、商业保险多，收入与其他科室不可同日而语。”


医生的收入问题无法一概而论。同级别的医生，三甲医院的收入要高于二级医院；在同一家医院里，不同科室的医生收入也有差别——有时候，科室收入两极分化的程度会令人瞠目。


几年前，在瑞金医院收入最高的科室里，一名医生月奖金达到五六千元之多，而在奖金最低的科室里，他的同事只能拿到五六十元。100倍的奖金差距让一些医生深感屈辱，他们曾以拒领奖金来表达自己的抗议。


现在，收入差距也许不再那么触目，但两极分化的情况并没有什么缓和，只是越来越被医生所接受。医院普遍进行经济考核。在考核的压力下，也在奖金的压力下，科室主任和医生们必须想方设法增加收入。


增加收入的方法，除了争取尽量多的病人，就必须在每个病人身上赚取更多的利润。这种情形被称作“医生创收”。人们将此看作“过度检查”、“过度用药”和“过度治疗”的原因，后者导致了医疗费用上升，让老百姓深恶痛绝。


“医生创收”败坏了医疗制度的信誉，腐蚀了医生的道德基础，伤害了他们的职业荣誉，最终导致病人丧失了对医生的信任。


那么，那些医生为什么要冒着如此大的风险、付出这般昂贵的代价来创收呢？


收入倒挂


医院的经济考核体制毫无疑问会导致医生多开药、多检查，因为这与他的收入息息相关。但院长们辩护说，经济考核是不得已之举，否则医院收支无法平衡。


“医生的收入不是取决于他的知识、技能和经验，而是取决于开多少药，这真是对这个行业的侮辱！”李青峰说。


公立医院里，医生的诊疗活动收取的费用是有限制的。这和我国低下的医保水平有关——如果诊疗费用太高，医保就无力承受。至于药费，只要不是医保目录内的药物，再昂贵也是由患者自费承担的，所以就形成了“药贵医贱”的格局。这正是导致医生的收入取决于开药而不是技术水平的原因。


李青峰经历过一次马拉松式的手术。2个麻醉师、4个护士、8个医生工作了19个小时。这台手术的价格是2300元，外加20%的津贴。如果换算成小时工资，数字的确低廉得惊人(平均每人每小时不到11元，与钟点工的收入差距不大)。而在通常情形下，朱正纲举例说，一台胃癌手术平均需要4个小时，动用两个麻醉师，1个主刀医生，2个助手，1个实习医生，2个护士。国家核定的价格是1800元，人均小时收入50多元。


“要知道，两根手术缝线的费用也要接近200元！”倒挂的价格体系让李青峰看重的知识和经验完全贬值。


护理的收费更低，李青峰说，三甲医院的一级护理，工作内容包括帮助病人漱口、解手、擦身、打针、换药，每天收费是12元。不止一位院长诉苦说，上海的三甲医院里，护士每年要流失10%左右；许多优秀的护士都去美国注册，没有人愿意读护校。


院长们说，因为收入低，医生尤其是护士，改行的越来越多。骨科主任倪诚说，那些和他所在的医院级别相同的二级医院里，“医生、护士每分每秒都在想着改行；只要有机会，立刻就会跳槽。”


在北京一家有名的专科医院里，有人告诉李青峰，那里收入最高的医生每个月可以拿到10万元，开着很好的车，因为“在他的领域里，全国他的病人最多，他的团队一星期做40台手术；他从早上8点到晚上12点都在工作。他没有其他爱好，每天下班后喝一点二锅头就回家睡觉。他的头发都掉光了。”


李青峰设想的未来，决定一个医生薪水的，应该只有技术水平、病床周转率和病人投诉数量三个因素。在他设想的理想状态中，一个医生收受红包和虚开药品无异于自毁前程，将被整个行业拒之门外。-




徐建光，上海市卫生局党委书记、局长。今年45岁的徐建光也是医生出身，从华山医院手外科的住院医师、主治医师一直到教授、博导，医生的甘苦，曾经是他生活的全部。在今年升任上海市卫生局局长一职之前，徐建光还多年担任着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副院长、院长职务，面对整个上海市每年1亿多人次的医疗业务量，有着医生、院长、卫生局长三重职业经历的徐建光，是如何看待医改的呢？


新民周刊：现在的体制下，上海市卫生局局长考虑得比较多的问题是什么？


徐建光：作为市Zhengfu主管医疗卫生的职能部门，我们现在主要精力放在进一步建设完善社区卫生、农村卫生、公共卫生上，同时还要解决好三级医院“就医难”问题，使广大患者的常见病、多发病的就医需求下沉到社区医院。目前主要的难处在于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技能水平的认可程度不一样，导致大病小病都到大医院就诊，造成了大医院的看病难，看名医更难。为此，上海市财政拿出1个亿出来培养全科医生，也正在考虑加强医疗机构的纵向整合，让社区医生接受大医院的业务指导，同时要求大医院的医生下到基层医院，总之要力争把常见病和多发病的病人需求消化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区域中心医院内。


新民周刊：三甲医院门庭若市，而有些二级医院病人较少，造成这样的资源浪费的原因是什么？


徐建光：取消了逐级转诊制度以后，现行的就医和医保制度难以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可能是导致目前就医无序状况的主要原因。要解决这个现状，还是要逐步建立起逐级转诊，梯度就医制度。以华山医院为例，每天门诊量有七八千人，其中常见病、多发病例占到了一半，这些门诊占去了医生40%以上的时间，使他们没有充足时间进行科研和教学，研究疑难杂症。


新民周刊：除了“看病难”，还有“看病贵”，现在社会反应很强烈，医院院长们都觉得位子不好坐。


徐建光：看病贵的板子不能完全打在医院院长的身上，我也要替他们呼吁。在基本医疗保障这一块，本来应该由Zhengfu来埋单的，但是现在Zhengfu的投入缺位。上海卫生事业费用仅占GDP的2.33%，还不到教育投入的五分之一。上海的大医院里，Zhengfu投入不到业务收入的5%，医院建设发展费用及购买大型设备，钱从哪里来？除了提供服务获得的收入外，就是药，只有这两个途径。医疗劳务的价格是有限制的。要实现药品利润，就会存在多开药的情况。公立医院的医疗收入一直亏损，这一块全靠药品来补偿，这部分费用最终还是由患者承担的。


新的技术应用也的确导致了医疗费用上涨，比如心肌梗死的治疗，心脏搭桥技术引进来，救活了不少患者，但是费用也跟着上去了。但是医疗费用的增长如果超过了GDP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老百姓个人承担费用过多，就会出现问题。


医疗保障制度才是缓解“看病贵”的根本出路。发达国家的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通常在8%以上，但是国民“看病贵”的感受远没有我们这样明显，因为他们个人负担部分比较少。另外，在医疗保障制度方面，尽管上海基本上实现了“应保尽保”，但一部分低收入、低保障和无保障人群(主要是农民和外来务工人员)，以及大病、重病、久病患者，仍然存在医药费用负担过重的问题。


新民周刊：出路在哪里呢？


徐建光：要解决“以药养医”，增加Zhengfu投入是关键。上海的松江正在进行药品零加成的改革尝试，Zhengfu每年投入较多经济补偿，弥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因为失去药品差价补偿的收入。但是这种模式暂时还没有办法在大医院里推广。一家大医院一年使用价值六七亿的药物，按15%的加成，Zhengfu投入暂时还有困难，要承担下来就要投入一亿多。全市30多家三级医院，Zhengfu投入也有困难。


要加强对公立医院的投入，可以采取Zhengfu加大投入，提高劳务价格和降低药品价格的策略。同时随着上海的经济增长，要加大财政对医疗保险基金的扶持力度，改变目前个人“负担过重”的状况。


新民周刊：你对未来的医改制度有什么期许？


徐建光：没有哪个改革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改革一方面要解决现实中的矛盾，另一方面也要从当前的实际出发。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世界上没有哪个医改方案是十全十美的，它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认为上海的医改应该是循序渐进、有序推进，通过完善国民健康政策，健全卫生服务体系，创新卫生体制机制，最终让老百姓享受卫生改革与发展带来的成果。

“看病贵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谁买单”，一位三甲医院的院长说，“中国的医疗费再便宜，老百姓自己承担也还是贵；外国的医疗费再贵，如果一大部分由国家承担，也不会出现看病贵问题。”


上海医学会会长刘俊说，1978年到2005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为9.64%，卫生总费用平均年增长率为 11.47%，相比之下，卫生费用占GDP的比重增长极其缓慢，只是从3.02%上升至4.73%——在这占GDP4.73%的卫生总开支里，国家仅仅支付了其中的17%。


世界卫生组织(WHO)前副总干事胡庆澧在他的文章中描述了中国卫生体制近40年来的变化。上世纪60-70年代，在极其低的经济水平下，中国的“三级医疗保健网”达到了“低水平广覆盖”的目标，WHO曾经把中国的医疗卫生模式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范例，向其他国家推广。胡庆澧自己也参与了当时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设，到农村去培训接产婆，教他们用沸水消毒剪刀，减少感染机会。


但仅仅过了30年，中国的医疗体制似乎变成了“反面教材”。2000年，WHO发布世界卫生报告，在1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财政用于卫生服务的公正性排名倒数第四。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医患关系开始恶化。


“归根结底的问题是病人自付部分过多。”瑞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陈尔真说。


胡庆澧在WHO工作的时候，原卫生部部长陈敏章曾经打电话给他，向他询问其他国家的医疗体制模式中，有没有哪一种可供中国借鉴。胡庆澧留心考察了英国、北欧、美国、新加坡等等国家的模式，一圈兜下来，他认为没有哪一种现成的模式适合中国人口多和城乡分治的国情。


当时，不止是中国的卫生部长对医疗制度忧心。1996年，20个欧洲国家的卫生部长聚在一起，检讨了之前10-15年中欧洲的医疗改革经验。改革是由日益高涨的医疗开支引起的，各国Zhengfu在“撒切尔主义”的引领下，曾试图引导私有经济进入医疗领域，并且增加患者自费以分担Zhengfu医疗卫生开支的压力。然而，这些改革基本都遭到了失败。

如果豪斯在场……
丈夫拒不签字致使妻子难产死亡，有不少网友感叹：如果这个丈夫遇到的是豪斯医生就好了。
跛足的豪斯是美剧中最当红的医疗剧《豪斯医生》的唯一主角，他不穿白大褂，态度无礼，表情凶恶，拄着一根藤棍。他甚至竭力避免和病人说话，并认为病人自己所说的病因都是胡扯。你真的愿意遇到这样凶神恶煞的主治医生吗？
电视剧中的豪斯会告上法庭去剥夺病人监护人的权利来保证救治病人，他也会在垂死病人面前说风凉话来逼迫监护人签字治疗，总之他就是能达到他想要的结局。所以明知电视剧是演出来的，网友们依然在幻想，如果豪斯医生在场，肯定能让那位孕妇及时手术。
对于很多普通“豪斯迷”来说，这个古怪医生最大的魅力就是他的毒舌，对病人，对自己的助理，甚至对医院的行政主管。而对医学界的专业人士来说，豪斯接手的那些稀奇百怪的病例以及他的推理过程才是最吸引人的。《豪斯医生》很可能是医生群体中收视率最高的医疗剧，中外医生中的豪斯迷们在网络上建了多个社区讨论电视剧里出现的病例，甚至不少国内医生和医学教育机构都把豪斯一步步的病理推理过程当作了观摩教育片。
确切地说，豪斯的兴趣不是挽救生命，而是解决医学疑难。编剧对豪斯的定位是医学界的福尔摩斯，他甚至会带着同事破门进入病人的住处，以破案的方式探寻真正的病因。
作为电视剧里的人物，他经手的病例永远是最疑难的，他采用的方法也永远是最富有争议的：豪斯团队接手了产科病房婴儿传染病，在给予万古霉素和氨曲南治疗期间，两个孩子出现了肾功能衰竭，豪斯竟然瞒着家属自行决定一个孩子停用万古霉素，另一个停用氨曲南，连同事都对他提出了质疑：“你随机的一个决定就给一个孩子判了死刑。”用氨曲南的婴儿死了，豪斯对死亡的婴儿进行了尸体解剖，然后就是病毒筛选和病毒抗体检测，最终确定了病毒，拯救了其他濒死的婴儿们。但那个死去婴儿的善后问题呢？难怪有国内医生评价他，这样的治疗方法如果被放在国内，他肯定一周害死N个病人，也被N次告上法庭。
感染学专家豪斯采用的是诊断性治疗，不和病人交谈，也不和家属交流，他仅仅根据助手们收集的病症就来推理病人可能是这个病，先用这种药；不行，那可能是那个病，用那种药……反正不折腾个四五个来回，豪斯也是找不出最终病症的，电视剧开场不到30分钟，病人也肯定是昏迷不醒的。
但这样的治疗方法在现实生活中可行吗？从业12年的三级医院张医生说：“我们要考虑到并发症问题、药物的副作用以及不可预知的后果，国内的医生宁可再进行详细的检查，继续观察或者等待病情的演变情况，而不是在不明确的时候贸然治疗。”如果病情是良性的或者对生命没有太大威胁，等待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但如果病情是恶性的，耽搁可能就会造成致命的伤害。
美国会有豪斯的空间吗？“我相信在美国他的方法也不会是常规治疗方法，电视剧有艺术加工的成分，但我在国外文献中的确见过这种治疗手段。”

中国医生们看美剧时感到落差较大的，是剧中很少涉及的医疗费用。为了一个正确的诊断，豪斯医生可以放手做一切检查，但几乎从来没人提过这些检查的费用，剧中也没有因为治疗经费而反复催款甚至发生医患纠纷的情节。前3季的《实习医生格蕾》里，只有1个病人提到了治疗费用昂贵。


美国医疗保障制度真的完善到不成问题了吗？那就去看看纪录片《华氏911》导演麦克·摩尔的最新作品《医疗内幕》(Sicko)。美国普通老百姓声泪俱下地控诉，在Zhengfu、保险公司和医院编织起来的利益网络里，自己是如何被牺牲的。在美国，夹在病人和医院中间的不是Zhengfu，而是保险公司，追求利润的保险公司拼命限制病人的就诊范围，而在其斤斤计较的就诊覆盖范围内也很容易造成病人和医生的“过度诊疗”，从而抬高医疗费用。


在摩尔的镜头里，加拿大人纷纷表示自己看病不交钱，吃药不交钱，医疗制度非常优越；英国的医院里有专门给贫困病人报销路费的柜台；而法国的妇女生了孩子，Zhengfu甚至派人到她家里去洗衣做饭……摩尔自然理直气壮地质问Zhengfu，为什么不能像欧洲国家和邻国那样提供全民免费医疗呢？


很多人其实很介意医疗剧中的“专业”二字。《碟中谍3》中，汤姆·克鲁斯为自救用交流电把自己电休克，女主角来救他时，先当胸击克鲁斯一拳，然后胸外心脏按压，1、2、3……15，俯身人工呼吸两口，按压1、2、3……15，俯身人工呼吸两口，这套程序完全是按照当时医学界的标准AHA2003进行的。


不少国产医疗剧显得既不专业，也不人性。一个医生这样撰文点评我国电视剧里的医生：“国内剧中我的同行主要台词有，快，氧气；病人不行了；要是早来5分钟，或许还有救；要是晚来5分钟就没命了。”屏幕上的医生形象个个在耍酷，把白大褂当风衣，查房时永远只会说“多注意休息”之类的话，为了表现出正义感而让医生像小学生一样幼稚，甚至连勾心斗角也是无比低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