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1948年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真正原因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21:12:41
主讲：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 刘统
刚才来的时候有读者问我，你写的书每一本都是既没有前言也没有后记，你的书是怎么写出来的？我先简单地自我介绍一下：我原来是嗡嗡嗡时候的老三届，我是老初二，以后赶上嗡嗡嗡，成了黑五类，嗡嗡嗡中在工厂当了九年工人，当到三级工。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考本科，结果我家政审还没有落实政策，没有被录取。接着1978年第一届招考研究生，我就考到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我的第一位硕士导师是王仲荦先生。毕业以后我留在山东大学历史系，当时王先生主张我再开拓一下眼界，继续深造，于是我1985年考上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跟谭其骧先生学中国古代历史地理。人一辈子如果能够碰上一位名师就是很大的幸运，而我碰到了两位名师，非常幸运。毕业的时候想回北京，当时正好中国军事科学院需要研究人员，就把我招去当兵了。
到了军事科学院以后跟我坐对桌的就是一位年轻的少校茅海建，他虽然比我年轻，但他是老兵，他当兵的时候就在东海舰队，1982年硕士毕业以后就到军事科学院，而我是一个新兵。他向我介绍，军事科学院是叶帅创建的，军事科学院里的宝贝就是叶帅当年积累保存的战争档案。茅海建是中国近代史专业的，他没时间读解放军的战争档案，他建议我把这些东西好好地读一读。后来我就到图书馆借这些战争档案看，使我非常震惊，这些东西太好了。一边读着档案，一边向军事科学院的老同志请教，这些老研究员有两种成分，一种是解放战争时期四大野战军的老参谋，还有一种是建国后大将元帅的秘书，他们喜欢给我讲一些故事，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原来我们党的历史有两种，一种是教育群众用的，比如高中的教材、大学的党史课等等；还有一种是真正的历史，那是藏在我们的档案里，或是当事人口口相传的。我看到这些以后，就下了决心，不再搞历史地理了，改行做现代史、军事史。
我最后一次见到谭其骧先生是1990年，他中风前的半年，他到中国科学院开院士增选会议。我跟他说起我在军事科学院看到的一些东西，谭先生非常激动，当时便站起来说：“你要把这些东西都记下来！”既然导师允许了，我就自己改了专业，在军事科学院一蹲15年。这期间主要写了三本关于解放战争的书，都是在人民出版社出的，写了一本长征后期毛泽东与张国焘斗争的书《北上》，三联编辑看了这些书以后希望我再拓展一些视野，把国民党和共产党放在平等的地位上做比较，然后再挖一些深层次的东西，于是我就写成了《中国的1948年》。写了这本书以后还是觉得意犹未尽，因为有些东西也不可能放开来写，总是要在表述上比较婉转，内容上也是要有所保留。但是我还是希望，凡是在我书中提供给读者的都是真实的，真实到什么程度那要看社会发展和国家开放的情况，也许今后要不断的修订、补充。
我今天讲“1948背后的故事”就是想给大家澄清一些误区，讲一些真实的历史。我们现在改革开放20多年，可以说在战争题材上也比较开放，但是不管怎么开放，给大家总是有这么一个印象：我们共产党、解放军的形象曾经塑造了两个代表性人物，一个是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石光荣，一个是《亮剑》中的李云龙，这其实是文人写的军人，不是真正的解放军。如果解放军的将领都像石光荣和李云龙这样满口的粗话、不管三七二十一，打仗能打过国民党吗？国民党将领许多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是留过洋的，而且人家一开会的时候都是军装笔挺、将星闪耀，咱们解放军的干部开会有的蹲在凳子上，有的叼着烟袋，什么样的都有，这么土里土气的共军怎么能把国民党打的落花流水，这里必有非常重要的原因。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录，一提起三年的解放战争，几乎没有一个服气的，像胡琏，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18师的师长，在华东战场几次跟粟裕较量，在淮海战场上只身逃脱。最后胡琏打胜的一仗就是金门。胡琏说共产党打仗是人海战术，前面一群老百
姓拿着手榴弹往阵地上冲，我们能忍心开枪吗？我很负责任的对大家说，我查遍了解放战争的档案，可以说解决战争重要战役的档案我都看了，但是没有看到一个战例解放军是这么打仗的。胡琏可能是一种误解，因为我们解放军当时装备、服装肯定不如国民党军，有很多战士是装不上正规军装的，所以胡琏的这种说法没有根据。
另外，我对国民党没有那么深的成见，我还是能比较客观地看国民党的战争档案。看后我有一个感觉，蒋介石不像是我们书里描写的样子，专横跋扈、一意孤行、心胸狭隘。
我看了蒋介石的全集，尤其是跟共产党决战几年中他一系列的讲话、决策，我发现他的想法大多数都是对的。早在1948年初他就预感到东北守不住，于是让卫立煌把东北的精锐部队全部撤到关内，应该说蒋介石当年的这个决策是对的——如果卫立煌把60万部队及早撤到关内来，那么解放战争要打多少年还说不定。第二个重大战略决策是，在卫立煌守不住的时候，蒋介石做傅作义的工作，让他放弃北平天津，把华北的50多万精兵撤到长江以南。结果傅作义也没有答应，如果他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做了，那么我们的平津战役也找不到战机了，不能在黄河以北歼灭国民党军的主力，那我们国家说不定真要出现南北朝划江而治的局面。但是蒋介石两大决策都没执行，是什么原因？主要是国民党里面派系林立，各有各的盘算。卫立煌想，蒋介石一贯嫁祸于人，万一出现问题，他到时候把责任推给我我就完了。傅作义想，我本来是华北人，华北是我的天下，我到了江南我算什么？一个地方军政的长官怎能没有根基。蒋介石的种种决策都是因为下面的扯皮、推诿不得以实现，所以蒋介石才越来越着急上火。主讲：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 刘统
刚才来的时候有读者问我，你写的书每一本都是既没有前言也没有后记，你的书是怎么写出来的？我先简单地自我介绍一下：我原来是嗡嗡嗡时候的老三届，我是老初二，以后赶上嗡嗡嗡，成了黑五类，嗡嗡嗡中在工厂当了九年工人，当到三级工。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考本科，结果我家政审还没有落实政策，没有被录取。接着1978年第一届招考研究生，我就考到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我的第一位硕士导师是王仲荦先生。毕业以后我留在山东大学历史系，当时王先生主张我再开拓一下眼界，继续深造，于是我1985年考上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跟谭其骧先生学中国古代历史地理。人一辈子如果能够碰上一位名师就是很大的幸运，而我碰到了两位名师，非常幸运。毕业的时候想回北京，当时正好中国军事科学院需要研究人员，就把我招去当兵了。
到了军事科学院以后跟我坐对桌的就是一位年轻的少校茅海建，他虽然比我年轻，但他是老兵，他当兵的时候就在东海舰队，1982年硕士毕业以后就到军事科学院，而我是一个新兵。他向我介绍，军事科学院是叶帅创建的，军事科学院里的宝贝就是叶帅当年积累保存的战争档案。茅海建是中国近代史专业的，他没时间读解放军的战争档案，他建议我把这些东西好好地读一读。后来我就到图书馆借这些战争档案看，使我非常震惊，这些东西太好了。一边读着档案，一边向军事科学院的老同志请教，这些老研究员有两种成分，一种是解放战争时期四大野战军的老参谋，还有一种是建国后大将元帅的秘书，他们喜欢给我讲一些故事，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原来我们党的历史有两种，一种是教育群众用的，比如高中的教材、大学的党史课等等；还有一种是真正的历史，那是藏在我们的档案里，或是当事人口口相传的。我看到这些以后，就下了决心，不再搞历史地理了，改行做现代史、军事史。
我最后一次见到谭其骧先生是1990年，他中风前的半年，他到中国科学院开院士增选会议。我跟他说起我在军事科学院看到的一些东西，谭先生非常激动，当时便站起来说：“你要把这些东西都记下来！”既然导师允许了，我就自己改了专业，在军事科学院一蹲15年。这期间主要写了三本关于解放战争的书，都是在人民出版社出的，写了一本长征后期毛泽东与张国焘斗争的书《北上》，三联编辑看了这些书以后希望我再拓展一些视野，把国民党和共产党放在平等的地位上做比较，然后再挖一些深层次的东西，于是我就写成了《中国的1948年》。写了这本书以后还是觉得意犹未尽，因为有些东西也不可能放开来写，总是要在表述上比较婉转，内容上也是要有所保留。但是我还是希望，凡是在我书中提供给读者的都是真实的，真实到什么程度那要看社会发展和国家开放的情况，也许今后要不断的修订、补充。
我今天讲“1948背后的故事”就是想给大家澄清一些误区，讲一些真实的历史。我们现在改革开放20多年，可以说在战争题材上也比较开放，但是不管怎么开放，给大家总是有这么一个印象：我们共产党、解放军的形象曾经塑造了两个代表性人物，一个是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石光荣，一个是《亮剑》中的李云龙，这其实是文人写的军人，不是真正的解放军。如果解放军的将领都像石光荣和李云龙这样满口的粗话、不管三七二十一，打仗能打过国民党吗？国民党将领许多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是留过洋的，而且人家一开会的时候都是军装笔挺、将星闪耀，咱们解放军的干部开会有的蹲在凳子上，有的叼着烟袋，什么样的都有，这么土里土气的共军怎么能把国民党打的落花流水，这里必有非常重要的原因。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录，一提起三年的解放战争，几乎没有一个服气的，像胡琏，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18师的师长，在华东战场几次跟粟裕较量，在淮海战场上只身逃脱。最后胡琏打胜的一仗就是金门。胡琏说共产党打仗是人海战术，前面一群老百
姓拿着手榴弹往阵地上冲，我们能忍心开枪吗？我很负责任的对大家说，我查遍了解放战争的档案，可以说解决战争重要战役的档案我都看了，但是没有看到一个战例解放军是这么打仗的。胡琏可能是一种误解，因为我们解放军当时装备、服装肯定不如国民党军，有很多战士是装不上正规军装的，所以胡琏的这种说法没有根据。
另外，我对国民党没有那么深的成见，我还是能比较客观地看国民党的战争档案。看后我有一个感觉，蒋介石不像是我们书里描写的样子，专横跋扈、一意孤行、心胸狭隘。
我看了蒋介石的全集，尤其是跟共产党决战几年中他一系列的讲话、决策，我发现他的想法大多数都是对的。早在1948年初他就预感到东北守不住，于是让卫立煌把东北的精锐部队全部撤到关内，应该说蒋介石当年的这个决策是对的——如果卫立煌把60万部队及早撤到关内来，那么解放战争要打多少年还说不定。第二个重大战略决策是，在卫立煌守不住的时候，蒋介石做傅作义的工作，让他放弃北平天津，把华北的50多万精兵撤到长江以南。结果傅作义也没有答应，如果他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做了，那么我们的平津战役也找不到战机了，不能在黄河以北歼灭国民党军的主力，那我们国家说不定真要出现南北朝划江而治的局面。但是蒋介石两大决策都没执行，是什么原因？主要是国民党里面派系林立，各有各的盘算。卫立煌想，蒋介石一贯嫁祸于人，万一出现问题，他到时候把责任推给我我就完了。傅作义想，我本来是华北人，华北是我的天下，我到了江南我算什么？一个地方军政的长官怎能没有根基。蒋介石的种种决策都是因为下面的扯皮、推诿不得以实现，所以蒋介石才越来越着急上火。
刚才来的时候有读者问我，你写的书每一本都是既没有前言也没有后记，你的书是怎么写出来的？我先简单地自我介绍一下：我原来是嗡嗡嗡时候的老三届，我是老初二，以后赶上嗡嗡嗡，成了黑五类，嗡嗡嗡中在工厂当了九年工人，当到三级工。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考本科，结果我家政审还没有落实政策，没有被录取。接着1978年第一届招考研究生，我就考到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我的第一位硕士导师是王仲荦先生。毕业以后我留在山东大学历史系，当时王先生主张我再开拓一下眼界，继续深造，于是我1985年考上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跟谭其骧先生学中国古代历史地理。人一辈子如果能够碰上一位名师就是很大的幸运，而我碰到了两位名师，非常幸运。毕业的时候想回北京，当时正好中国军事科学院需要研究人员，就把我招去当兵了。
到了军事科学院以后跟我坐对桌的就是一位年轻的少校茅海建，他虽然比我年轻，但他是老兵，他当兵的时候就在东海舰队，1982年硕士毕业以后就到军事科学院，而我是一个新兵。他向我介绍，军事科学院是叶帅创建的，军事科学院里的宝贝就是叶帅当年积累保存的战争档案。茅海建是中国近代史专业的，他没时间读解放军的战争档案，他建议我把这些东西好好地读一读。后来我就到图书馆借这些战争档案看，使我非常震惊，这些东西太好了。一边读着档案，一边向军事科学院的老同志请教，这些老研究员有两种成分，一种是解放战争时期四大野战军的老参谋，还有一种是建国后大将元帅的秘书，他们喜欢给我讲一些故事，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原来我们党的历史有两种，一种是教育群众用的，比如高中的教材、大学的党史课等等；还有一种是真正的历史，那是藏在我们的档案里，或是当事人口口相传的。我看到这些以后，就下了决心，不再搞历史地理了，改行做现代史、军事史。
我最后一次见到谭其骧先生是1990年，他中风前的半年，他到中国科学院开院士增选会议。我跟他说起我在军事科学院看到的一些东西，谭先生非常激动，当时便站起来说：“你要把这些东西都记下来！”既然导师允许了，我就自己改了专业，在军事科学院一蹲15年。这期间主要写了三本关于解放战争的书，都是在人民出版社出的，写了一本长征后期毛泽东与张国焘斗争的书《北上》，三联编辑看了这些书以后希望我再拓展一些视野，把国民党和共产党放在平等的地位上做比较，然后再挖一些深层次的东西，于是我就写成了《中国的1948年》。写了这本书以后还是觉得意犹未尽，因为有些东西也不可能放开来写，总是要在表述上比较婉转，内容上也是要有所保留。但是我还是希望，凡是在我书中提供给读者的都是真实的，真实到什么程度那要看社会发展和国家开放的情况，也许今后要不断的修订、补充。
我今天讲“1948背后的故事”就是想给大家澄清一些误区，讲一些真实的历史。我们现在改革开放20多年，可以说在战争题材上也比较开放，但是不管怎么开放，给大家总是有这么一个印象：我们共产党、解放军的形象曾经塑造了两个代表性人物，一个是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石光荣，一个是《亮剑》中的李云龙，这其实是文人写的军人，不是真正的解放军。如果解放军的将领都像石光荣和李云龙这样满口的粗话、不管三七二十一，打仗能打过国民党吗？国民党将领许多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是留过洋的，而且人家一开会的时候都是军装笔挺、将星闪耀，咱们解放军的干部开会有的蹲在凳子上，有的叼着烟袋，什么样的都有，这么土里土气的共军怎么能把国民党打的落花流水，这里必有非常重要的原因。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录，一提起三年的解放战争，几乎没有一个服气的，像胡琏，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18师的师长，在华东战场几次跟粟裕较量，在淮海战场上只身逃脱。最后胡琏打胜的一仗就是金门。胡琏说共产党打仗是人海战术，前面一群老百
姓拿着手榴弹往阵地上冲，我们能忍心开枪吗？我很负责任的对大家说，我查遍了解放战争的档案，可以说解决战争重要战役的档案我都看了，但是没有看到一个战例解放军是这么打仗的。胡琏可能是一种误解，因为我们解放军当时装备、服装肯定不如国民党军，有很多战士是装不上正规军装的，所以胡琏的这种说法没有根据。
另外，我对国民党没有那么深的成见，我还是能比较客观地看国民党的战争档案。看后我有一个感觉，蒋介石不像是我们书里描写的样子，专横跋扈、一意孤行、心胸狭隘。
我看了蒋介石的全集，尤其是跟共产党决战几年中他一系列的讲话、决策，我发现他的想法大多数都是对的。早在1948年初他就预感到东北守不住，于是让卫立煌把东北的精锐部队全部撤到关内，应该说蒋介石当年的这个决策是对的——如果卫立煌把60万部队及早撤到关内来，那么解放战争要打多少年还说不定。第二个重大战略决策是，在卫立煌守不住的时候，蒋介石做傅作义的工作，让他放弃北平天津，把华北的50多万精兵撤到长江以南。结果傅作义也没有答应，如果他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做了，那么我们的平津战役也找不到战机了，不能在黄河以北歼灭国民党军的主力，那我们国家说不定真要出现南北朝划江而治的局面。但是蒋介石两大决策都没执行，是什么原因？主要是国民党里面派系林立，各有各的盘算。卫立煌想，蒋介石一贯嫁祸于人，万一出现问题，他到时候把责任推给我我就完了。傅作义想，我本来是华北人，华北是我的天下，我到了江南我算什么？一个地方军政的长官怎能没有根基。蒋介石的种种决策都是因为下面的扯皮、推诿不得以实现，所以蒋介石才越来越着急上火。主讲：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 刘统
刚才来的时候有读者问我，你写的书每一本都是既没有前言也没有后记，你的书是怎么写出来的？我先简单地自我介绍一下：我原来是嗡嗡嗡时候的老三届，我是老初二，以后赶上嗡嗡嗡，成了黑五类，嗡嗡嗡中在工厂当了九年工人，当到三级工。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考本科，结果我家政审还没有落实政策，没有被录取。接着1978年第一届招考研究生，我就考到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我的第一位硕士导师是王仲荦先生。毕业以后我留在山东大学历史系，当时王先生主张我再开拓一下眼界，继续深造，于是我1985年考上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跟谭其骧先生学中国古代历史地理。人一辈子如果能够碰上一位名师就是很大的幸运，而我碰到了两位名师，非常幸运。毕业的时候想回北京，当时正好中国军事科学院需要研究人员，就把我招去当兵了。
到了军事科学院以后跟我坐对桌的就是一位年轻的少校茅海建，他虽然比我年轻，但他是老兵，他当兵的时候就在东海舰队，1982年硕士毕业以后就到军事科学院，而我是一个新兵。他向我介绍，军事科学院是叶帅创建的，军事科学院里的宝贝就是叶帅当年积累保存的战争档案。茅海建是中国近代史专业的，他没时间读解放军的战争档案，他建议我把这些东西好好地读一读。后来我就到图书馆借这些战争档案看，使我非常震惊，这些东西太好了。一边读着档案，一边向军事科学院的老同志请教，这些老研究员有两种成分，一种是解放战争时期四大野战军的老参谋，还有一种是建国后大将元帅的秘书，他们喜欢给我讲一些故事，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原来我们党的历史有两种，一种是教育群众用的，比如高中的教材、大学的党史课等等；还有一种是真正的历史，那是藏在我们的档案里，或是当事人口口相传的。我看到这些以后，就下了决心，不再搞历史地理了，改行做现代史、军事史。
我最后一次见到谭其骧先生是1990年，他中风前的半年，他到中国科学院开院士增选会议。我跟他说起我在军事科学院看到的一些东西，谭先生非常激动，当时便站起来说：“你要把这些东西都记下来！”既然导师允许了，我就自己改了专业，在军事科学院一蹲15年。这期间主要写了三本关于解放战争的书，都是在人民出版社出的，写了一本长征后期毛泽东与张国焘斗争的书《北上》，三联编辑看了这些书以后希望我再拓展一些视野，把国民党和共产党放在平等的地位上做比较，然后再挖一些深层次的东西，于是我就写成了《中国的1948年》。写了这本书以后还是觉得意犹未尽，因为有些东西也不可能放开来写，总是要在表述上比较婉转，内容上也是要有所保留。但是我还是希望，凡是在我书中提供给读者的都是真实的，真实到什么程度那要看社会发展和国家开放的情况，也许今后要不断的修订、补充。
我今天讲“1948背后的故事”就是想给大家澄清一些误区，讲一些真实的历史。我们现在改革开放20多年，可以说在战争题材上也比较开放，但是不管怎么开放，给大家总是有这么一个印象：我们共产党、解放军的形象曾经塑造了两个代表性人物，一个是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石光荣，一个是《亮剑》中的李云龙，这其实是文人写的军人，不是真正的解放军。如果解放军的将领都像石光荣和李云龙这样满口的粗话、不管三七二十一，打仗能打过国民党吗？国民党将领许多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是留过洋的，而且人家一开会的时候都是军装笔挺、将星闪耀，咱们解放军的干部开会有的蹲在凳子上，有的叼着烟袋，什么样的都有，这么土里土气的共军怎么能把国民党打的落花流水，这里必有非常重要的原因。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录，一提起三年的解放战争，几乎没有一个服气的，像胡琏，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18师的师长，在华东战场几次跟粟裕较量，在淮海战场上只身逃脱。最后胡琏打胜的一仗就是金门。胡琏说共产党打仗是人海战术，前面一群老百
姓拿着手榴弹往阵地上冲，我们能忍心开枪吗？我很负责任的对大家说，我查遍了解放战争的档案，可以说解决战争重要战役的档案我都看了，但是没有看到一个战例解放军是这么打仗的。胡琏可能是一种误解，因为我们解放军当时装备、服装肯定不如国民党军，有很多战士是装不上正规军装的，所以胡琏的这种说法没有根据。
另外，我对国民党没有那么深的成见，我还是能比较客观地看国民党的战争档案。看后我有一个感觉，蒋介石不像是我们书里描写的样子，专横跋扈、一意孤行、心胸狭隘。
我看了蒋介石的全集，尤其是跟共产党决战几年中他一系列的讲话、决策，我发现他的想法大多数都是对的。早在1948年初他就预感到东北守不住，于是让卫立煌把东北的精锐部队全部撤到关内，应该说蒋介石当年的这个决策是对的——如果卫立煌把60万部队及早撤到关内来，那么解放战争要打多少年还说不定。第二个重大战略决策是，在卫立煌守不住的时候，蒋介石做傅作义的工作，让他放弃北平天津，把华北的50多万精兵撤到长江以南。结果傅作义也没有答应，如果他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做了，那么我们的平津战役也找不到战机了，不能在黄河以北歼灭国民党军的主力，那我们国家说不定真要出现南北朝划江而治的局面。但是蒋介石两大决策都没执行，是什么原因？主要是国民党里面派系林立，各有各的盘算。卫立煌想，蒋介石一贯嫁祸于人，万一出现问题，他到时候把责任推给我我就完了。傅作义想，我本来是华北人，华北是我的天下，我到了江南我算什么？一个地方军政的长官怎能没有根基。蒋介石的种种决策都是因为下面的扯皮、推诿不得以实现，所以蒋介石才越来越着急上火。
蒋介石在战略上是有预见性的。在1949年2月蒋介石已经秘密命令上海和南京的官员把上海银行里所有的黄金、白银、银元转移到台湾，而且从那时候就开始修舟山机场，准备把国民党大批的官员、难民撤到台湾。解放军还没渡江之前蒋介石已经料到这一步了，所以他能从容不迫地把南京故宫博物院的国宝运到台湾。但是蒋介石最终还是失败了，把大陆丢了。在过去我们把蒋介石的失败都说成是腐败——国民党腐败、不得人心，但是真正打仗的人、真正在战场上的人心里明白，战场上是你死我活的较量，容不得双方有半点的犹豫，更别说腐败了，所以在战场上，无论是国共双方都是真刀真枪的较量。如果要说一次两次战役的成败或许有偶然因素，但是整个战争的失败是不会偶然的，还是有许多必然的因素。这就是今天我想给各位读者解释的事情。
我们正规的历史里对毛泽东同志过去达到了歌颂和迷信的程度。我们的历史上写到，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中国共产党为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和国民党展开了较量，是不是说抗战一胜利共产党就想跟国民党争天下？现在越来越多的历史披露出来，尤其是《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这本书出版以后，还有《毛泽东传》的出版，让这段历史基本上清楚了，没有疑问了。在抗战刚结束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打算跟蒋介石争天下，而是希望在国民政府里拥有一席之地，因为抗战刚结束的时候蒋介石的个人威望达到了顶点，他是中国抗战的领袖。而且根据共产党当时的实力，虽然有了一亿人口的根据地、90万人的军队，但是相比国民党还是差得远，所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就是希望跟蒋介石谈出一个和平来。当时双十谈判协定规定给共产党提供几条，一个是华北五省的主席由共产党担任，另外全国军队缩编成100师，共产党可以占20师的配额。毛泽东对这个结果是相当满意的，回到延安跟胡乔木和中央负责人说，蒋介石并不反共。当时中共中央确实想和国民党搞联合政府，毛泽东曾一度想把首府从延安迁到淮阴，淮阴离南京比较近，去开会很方便。但是蒋介石积20年的反共经验，是绝对容不下共产党的，所以当双十协定要实施的时候国民党不断向共产党施加压力，并且派遣大军从大后方源源不断地向华北、东北扩张。
中共当时要跟蒋介石争夺内地是不容易的，但当时东北是一块空白，国共双方在那儿都没有基础，于是共产党就占着地利之先，十万大军挺进东北。这一下蒋介石非常着急，因为东北是中国的工业基地，蒋介石必然要占这块地方，所以蒋介石派了缅甸远征军最精锐的部队在杜聿明的指挥下开赴东北。解放军十万大军闯东北，林彪指挥的部队可以说是五湖四海，哪个根据地的人都有，毛泽东指示林彪在四平跟蒋介石打一仗，要是把国民党打赢了你就得承认我在东北的合法性，要是打输了再说。国民党对四平这一战也是非常重视的。所以1946年5月的四平保卫战也是林彪和杜聿明之间真刀真枪的第一战。我们的东北民主联军当时是各地的部队集合起来的，林彪当时到了那儿以后这个也不认识那个也不熟悉，可以说是仓促打了这一场正规战。国民党进东北的口号是“接收东北主权”，所以这些军队进去以后士气也是相当高，四平这一战林彪因为武器不行、兵源不行、指挥也不
协调，守了一个月最后败了，林彪当时是最难受的一段时间，兵败如山倒，退过松花江，就剩下哈尔滨、北满那一块地方。蒋介石四平这一仗打赢之后，下定决心非要消灭共产党不可了。
毛泽东跟国民党打还是不打，胡乔木说毛泽东苦苦思索了三天三夜，最后决定跟国民党彻底决裂，打。但是打的赢打不赢，当时共产党的将领中几乎没有几个人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能打赢国民党。当时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李富春、黄克诚给中央写了一封长篇报告，说二次大战以后苏联受了很大的伤害，不能马上支援我们，国民党现在得到美国的支持又是那么强大，我们现在经过四平这一仗，要认识到以目前的实力不具备与国民党对抗的条件，所以我们现在要忍让、积蓄力量等待国际时机成熟的时候再起来反攻。这份报告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中共党内高级将领的普遍思想。
毛泽东写了一个答复，他说报告说的都是真实情况，但是有一个缺点是对蒋介石的困难估计不足，二次大战以后国际进步力量不是下降了，而是上升了，我们如果坚决斗争，可能比退让要好得多；如果没有斗争精神，结果将极坏。毛泽东这个指示发表在毛泽东的军事文集和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上。我当时看了以后觉得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结论，蒋介石比共产党还困难，谁相信呢？结果事实证明蒋介石就是比毛泽东困难，毛泽东当时就是要占地盘、扩大根据地、扩大军队，但是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的领袖有好多事情要做。
第一是恢复沦陷区，伪军日本占了那么大的地区他要接收，要把一个一个城市的政权恢复起来，还要养活沦陷区的老百姓，还要处理伪军和日本的战犯，还要把日本的几百万军人和家属遣返回日本，国民政府要干的事情多了。所以毛泽东这个论断就是说不要光看到我们自己有困难，你要看到蒋介石比我们更困难，这就显示了毛泽东作为一个战略家的远见。解放战争在1946年7月正式揭开战幕，三年打下来，居然是国民党一败涂地。这个过程相当的复杂，但是我们说在战争表象的背后必定有一些条件，共产党能够做到的但是国民党做不到。这些条件是怎么转化的，为什么越来越有利于共产党，越来越不利于国民党呢？我看了解放军的战史和解放战争的历史，我觉得过去的结论都过于标语口号化，像国民党代表反动，我们代表正义；我们得人心，国民党不得人心；我们解放区是阳光灿烂，国民党是一片黑暗。我觉得这里面需要好好地研究。我从个人的研究中悟出来几条，共产党能够得天下、国民党最终走向失败的原因。
我们正规的历史里对毛泽东同志过去达到了歌颂和迷信的程度。我们的历史上写到，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中国共产党为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和国民党展开了较量，是不是说抗战一胜利共产党就想跟国民党争天下？现在越来越多的历史披露出来，尤其是《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这本书出版以后，还有《毛泽东传》的出版，让这段历史基本上清楚了，没有疑问了。在抗战刚结束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打算跟蒋介石争天下，而是希望在国民政府里拥有一席之地，因为抗战刚结束的时候蒋介石的个人威望达到了顶点，他是中国抗战的领袖。而且根据共产党当时的实力，虽然有了一亿人口的根据地、90万人的军队，但是相比国民党还是差得远，所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就是希望跟蒋介石谈出一个和平来。当时双十谈判协定规定给共产党提供几条，一个是华北五省的主席由共产党担任，另外全国军队缩编成100师，共产党可以占20师的配额。毛泽东对这个结果是相当满意的，回到延安跟胡乔木和中央负责人说，蒋介石并不反共。当时中共中央确实想和国民党搞联合政府，毛泽东曾一度想把首府从延安迁到淮阴，淮阴离南京比较近，去开会很方便。但是蒋介石积20年的反共经验，是绝对容不下共产党的，所以当双十协定要实施的时候国民党不断向共产党施加压力，并且派遣大军从大后方源源不断地向华北、东北扩张。
中共当时要跟蒋介石争夺内地是不容易的，但当时东北是一块空白，国共双方在那儿都没有基础，于是共产党就占着地利之先，十万大军挺进东北。这一下蒋介石非常着急，因为东北是中国的工业基地，蒋介石必然要占这块地方，所以蒋介石派了缅甸远征军最精锐的部队在杜聿明的指挥下开赴东北。解放军十万大军闯东北，林彪指挥的部队可以说是五湖四海，哪个根据地的人都有，毛泽东指示林彪在四平跟蒋介石打一仗，要是把国民党打赢了你就得承认我在东北的合法性，要是打输了再说。国民党对四平这一战也是非常重视的。所以1946年5月的四平保卫战也是林彪和杜聿明之间真刀真枪的第一战。我们的东北民主联军当时是各地的部队集合起来的，林彪当时到了那儿以后这个也不认识那个也不熟悉，可以说是仓促打了这一场正规战。国民党进东北的口号是“接收东北主权”，所以这些军队进去以后士气也是相当高，四平这一战林彪因为武器不行、兵源不行、指挥也不
协调，守了一个月最后败了，林彪当时是最难受的一段时间，兵败如山倒，退过松花江，就剩下哈尔滨、北满那一块地方。蒋介石四平这一仗打赢之后，下定决心非要消灭共产党不可了。
毛泽东跟国民党打还是不打，胡乔木说毛泽东苦苦思索了三天三夜，最后决定跟国民党彻底决裂，打。但是打的赢打不赢，当时共产党的将领中几乎没有几个人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能打赢国民党。当时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李富春、黄克诚给中央写了一封长篇报告，说二次大战以后苏联受了很大的伤害，不能马上支援我们，国民党现在得到美国的支持又是那么强大，我们现在经过四平这一仗，要认识到以目前的实力不具备与国民党对抗的条件，所以我们现在要忍让、积蓄力量等待国际时机成熟的时候再起来反攻。这份报告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中共党内高级将领的普遍思想。
毛泽东写了一个答复，他说报告说的都是真实情况，但是有一个缺点是对蒋介石的困难估计不足，二次大战以后国际进步力量不是下降了，而是上升了，我们如果坚决斗争，可能比退让要好得多；如果没有斗争精神，结果将极坏。毛泽东这个指示发表在毛泽东的军事文集和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上。我当时看了以后觉得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结论，蒋介石比共产党还困难，谁相信呢？结果事实证明蒋介石就是比毛泽东困难，毛泽东当时就是要占地盘、扩大根据地、扩大军队，但是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的领袖有好多事情要做。
第一是恢复沦陷区，伪军日本占了那么大的地区他要接收，要把一个一个城市的政权恢复起来，还要养活沦陷区的老百姓，还要处理伪军和日本的战犯，还要把日本的几百万军人和家属遣返回日本，国民政府要干的事情多了。所以毛泽东这个论断就是说不要光看到我们自己有困难，你要看到蒋介石比我们更困难，这就显示了毛泽东作为一个战略家的远见。解放战争在1946年7月正式揭开战幕，三年打下来，居然是国民党一败涂地。这个过程相当的复杂，但是我们说在战争表象的背后必定有一些条件，共产党能够做到的但是国民党做不到。这些条件是怎么转化的，为什么越来越有利于共产党，越来越不利于国民党呢？我看了解放军的战史和解放战争的历史，我觉得过去的结论都过于标语口号化，像国民党代表反动，我们代表正义；我们得人心，国民党不得人心；我们解放区是阳光灿烂，国民党是一片黑暗。我觉得这里面需要好好地研究。我从个人的研究中悟出来几条，共产党能够得天下、国民党最终走向失败的原因。
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共产党之所以胜利，第一条就是共产党解放军能够集中优势兵力，敢于大踏步的前进和大踏步的后退，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国民党处处受到牵制，有优势，但是无法集中兵力。为什么这么说？国民党每收复一个地方就有守土之责，比如占领沈阳、长春要留下一个军，占领张家口、鞍山得留下一个师，占领一个县城起码得留下一个连，国民党越前进、占的地方越多，八百万兵力就越分散，把部队都分散开了，越前进则可以集中的兵力、可以用于前线作战的兵力越少。共产党则不同，毛泽东的原则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所以丢多少地方他不在乎。像解放战争刚开始的头两个月，共产党丢了106个城市，像样的城市都丢光了，像延安、临沂、张家口、四平等等，大踏步地后退，但是共产党丢了那么多地方兵力损失了多少呢？没损失多少。他走了以后，老百姓可以就地掩蔽，该怎么样怎么样，反正国民党来了以后，他是政府，他也不能大屠杀，共产党可以把自己的兵力调来调去，在不利的时候就大踏步地后退，甚至后退到什么程度呢？这里可以举个例子。四平之战之后，杜聿明大举进攻，林彪带着军队全线退过松花江，国民党的军队到了松花江边上突然停止前进了，当时林彪做了最坏的打算，哈尔滨准备放弃了，他带着主力部队到北满的树林里打游击。但是杜聿明到了松花江边上不动了，蒋介石也很着急，为什么不前进？不是不想打，而是兵力不足。只有一个军过了松花江，那么大的地盘怎么打？所以他被迫停止了前进的步伐。而南满当时是肖华指挥的部队，国民党进攻的是刘玉章的52军，共产党的军队节节后退，一直退到安东，国民党军队眼睁睁地看着共产党的部队从鸭绿江大桥上跑到北朝鲜去了。国民党军队过不去啊，他是政府军，要出国得有外交手续。大家看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最后南满就剩临江县一个据点了，南满部队后方伤病员全都在北朝鲜，当时鸭绿江冻住了，所以共产党的军队在北朝鲜境内往来自如，养好了伤、准备好武器再打过来。看着共产党是处于绝对的劣势，但是共产党这个办法国民党学的来吗？所以共产党在战争初期表现的相当的灵活，就是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能往哪儿跑就往哪儿跑，但是国民党的行动就受到种种牵制。
过了一年，共产党能够反攻了，蒋介石集中起兵力来跟共产党决战还是不行，共产党想打哪儿打哪儿，蒋介石又处于被动状态，因为他的部队在全国散开了，哪个城市都要守，共产党就抓住蒋介石全盘散开的机会集中兵力一个城市一个城市打。比如1948年3月粟裕打开封，本来粟裕是想在陇海线跟国民党进行决战，但是一看国民党摆开大军不好打，怎么办？找防守薄弱的地方打，开封当时是河南省省会，只有一个师的国民党军队保卫，粟裕避实就虚打开封，一个师怎么能挡得住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相当于“军”），一下就打下来了。当时正好南京在开国民大会选总统，一听说开封被打下来了，河南的代表们连夜跑到总统府，有的下跪有的痛哭，非让蒋介石把开封收回来不可，蒋介石没办法，下令五大主力之一邱清泉的5军把开封收回来。邱清泉本来在商丘摆好阵势等着粟裕，明明知道开封是一个空城，毫无价值，但是他也得执行命令把开封收了回来。然后国民党登报纸“国军收复开封”，其实粟裕绕到邱清泉的背后，又把区寿年兵团一口吃掉。与此同时陈赓打洛阳，洛阳守军也是一个师，而且这个师是学生兵，更守不住陈赓，陈赓把洛阳打开了，国民党赶紧叫18军从驻马店向洛阳增援，结果胡琏到了洛水边上，眼看着洛水涨水过不去，等胡琏过了洛水共产党又走了。国民党总是集中不起兵力、总是被动分散。1948年以后蒋介石终于醒过来了，组成重兵集团准备跟共产党进行决战，但是为时已晚，因为当时共产党的优势已经形成了。毛泽东在十大军事原则里把集中优势兵力列在第一条，蒋介石懂不懂集中优势兵力？当然懂，但是他作为一个国民政府受到太多条件的制约，他是心有余力不足。
共产党打天下的第二个绝招就是善于化敌为我，说白了就是改造俘虏兵，这是陈毅先发明的。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消灭了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74师，说是歼灭3.2万人，实际上打死的不到一万，俘虏74师8000多人，当时把74师的俘虏集合起来分俘虏，结果华东野战军的各个纵队都来抢74师的俘虏，因为74师士兵素质特别好，是模范师，受过非常正规的训练，每个士兵起码都有高小文化水平，解放军里的连长都不一定有高小的文化水平。74师8000多俘虏被分到华东野战军的各个纵队里，陈毅说这些俘虏兵真顶用。1947年底陈毅从山东解放区到陕北见毛泽东，沿途路过晋绥军区，当时晋绥区的同志说华东野战军打仗打的好，请陈毅做报告，陈毅总结了一条经验，我们华东野战军为什么迅速壮大？就是会用俘虏兵。俘虏兵是好东西，战术素养非常好。我们要是招翻身农民当兵，得训练他打枪、扔手榴弹，然后才能打仗，俘虏兵来了就能用，而且在战争里表现相当不错。有一次打敌人一个据点，连长冲着机枪手说“打打打”，机枪手是一个俘虏兵，说“你让我往哪儿打”？连长说不知道。俘虏兵说怎么怎么打，连长说好，就这么打。陈毅讲，“你看，俘虏兵就是比我们的连长水平还高”。解放军过去缴获国民党的炮，当时主要是山炮，打仗时把山炮和步兵一块儿推到阵前，推到离前沿还有二百米、一百米的地方，人从炮筒里往前看目标，叫“直瞄”。被俘虏的国民党炮兵看着解放军的炮兵笑，说你们这是拿大炮拼刺刀。他们把炮拉到3000米外，算好射程，没有射不准的。这样的经验一推开，中央就下文件，以后各个部队凡是抓到国民党俘虏，除了重伤还有患传染病的，其他的一个不许放，统统补充到解放军的部队里。
我们可以算笔账，国民党、共产党一边5个人，把国民党军打了一个，就是5:4，可是如果把国民党的俘虏抓过来自己用了，就变成6:4。共产党这么多兵是从哪儿来的？大部分都是俘虏兵。国民党的俘虏兵凭什么就转过头为共产党卖命？共产党有本事。俘虏兵被俘虏之后先开会诉苦，进行阶级教育，国民党兵大多数也是穷人，于是老战士先上来诉苦，地主怎么压迫我，我们打天下为穷人翻身谋解放，启发俘虏兵的阶级觉悟；然后把俘虏兵下放到各个班，但是有一条，肯定这个班里老战士占多数，俘虏兵新战士占少数，班里不能歧视虐待俘虏兵，俘虏兵被叫做“解放战士”。行军的时候班长替他们扛枪，宿营的时候班长给烧洗脚水，从人的情感这方面来说特别容易感动俘虏兵。国民党官大一级压死人，但是共产党的官不像官，班长、连长都来关怀战士，从感情上来说俘虏兵也容易被改造过来。
在立功方面，俘虏兵和解放军的老战士一视同仁，这样就大大激发了俘虏兵的积极性，打好了一样立功。当时刘伯承培养了一个战士王克勤，原来是国民党的一个机枪手，俘虏过来以后补充到部队里，很快立功升了班长，他特别会带兵，他带的兵不但会打仗，而且在作战中伤亡很少，刘伯承看中了这个人，表彰为二野的战斗英雄，后来王克勤在战争中牺牲了，刘伯承还特别的悲痛，王克勤就是国民党俘虏兵里一个优秀的代表。
过了一年，共产党能够反攻了，蒋介石集中起兵力来跟共产党决战还是不行，共产党想打哪儿打哪儿，蒋介石又处于被动状态，因为他的部队在全国散开了，哪个城市都要守，共产党就抓住蒋介石全盘散开的机会集中兵力一个城市一个城市打。比如1948年3月粟裕打开封，本来粟裕是想在陇海线跟国民党进行决战，但是一看国民党摆开大军不好打，怎么办？找防守薄弱的地方打，开封当时是河南省省会，只有一个师的国民党军队保卫，粟裕避实就虚打开封，一个师怎么能挡得住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相当于“军”），一下就打下来了。当时正好南京在开国民大会选总统，一听说开封被打下来了，河南的代表们连夜跑到总统府，有的下跪有的痛哭，非让蒋介石把开封收回来不可，蒋介石没办法，下令五大主力之一邱清泉的5军把开封收回来。邱清泉本来在商丘摆好阵势等着粟裕，明明知道开封是一个空城，毫无价值，但是他也得执行命令把开封收了回来。然后国民党登报纸“国军收复开封”，其实粟裕绕到邱清泉的背后，又把区寿年兵团一口吃掉。与此同时陈赓打洛阳，洛阳守军也是一个师，而且这个师是学生兵，更守不住陈赓，陈赓把洛阳打开了，国民党赶紧叫18军从驻马店向洛阳增援，结果胡琏到了洛水边上，眼看着洛水涨水过不去，等胡琏过了洛水共产党又走了。国民党总是集中不起兵力、总是被动分散。1948年以后蒋介石终于醒过来了，组成重兵集团准备跟共产党进行决战，但是为时已晚，因为当时共产党的优势已经形成了。毛泽东在十大军事原则里把集中优势兵力列在第一条，蒋介石懂不懂集中优势兵力？当然懂，但是他作为一个国民政府受到太多条件的制约，他是心有余力不足。
共产党打天下的第二个绝招就是善于化敌为我，说白了就是改造俘虏兵，这是陈毅先发明的。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消灭了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74师，说是歼灭3.2万人，实际上打死的不到一万，俘虏74师8000多人，当时把74师的俘虏集合起来分俘虏，结果华东野战军的各个纵队都来抢74师的俘虏，因为74师士兵素质特别好，是模范师，受过非常正规的训练，每个士兵起码都有高小文化水平，解放军里的连长都不一定有高小的文化水平。74师8000多俘虏被分到华东野战军的各个纵队里，陈毅说这些俘虏兵真顶用。1947年底陈毅从山东解放区到陕北见毛泽东，沿途路过晋绥军区，当时晋绥区的同志说华东野战军打仗打的好，请陈毅做报告，陈毅总结了一条经验，我们华东野战军为什么迅速壮大？就是会用俘虏兵。俘虏兵是好东西，战术素养非常好。我们要是招翻身农民当兵，得训练他打枪、扔手榴弹，然后才能打仗，俘虏兵来了就能用，而且在战争里表现相当不错。有一次打敌人一个据点，连长冲着机枪手说“打打打”，机枪手是一个俘虏兵，说“你让我往哪儿打”？连长说不知道。俘虏兵说怎么怎么打，连长说好，就这么打。陈毅讲，“你看，俘虏兵就是比我们的连长水平还高”。解放军过去缴获国民党的炮，当时主要是山炮，打仗时把山炮和步兵一块儿推到阵前，推到离前沿还有二百米、一百米的地方，人从炮筒里往前看目标，叫“直瞄”。被俘虏的国民党炮兵看着解放军的炮兵笑，说你们这是拿大炮拼刺刀。他们把炮拉到3000米外，算好射程，没有射不准的。这样的经验一推开，中央就下文件，以后各个部队凡是抓到国民党俘虏，除了重伤还有患传染病的，其他的一个不许放，统统补充到解放军的部队里。
我们可以算笔账，国民党、共产党一边5个人，把国民党军打了一个，就是5:4，可是如果把国民党的俘虏抓过来自己用了，就变成6:4。共产党这么多兵是从哪儿来的？大部分都是俘虏兵。国民党的俘虏兵凭什么就转过头为共产党卖命？共产党有本事。俘虏兵被俘虏之后先开会诉苦，进行阶级教育，国民党兵大多数也是穷人，于是老战士先上来诉苦，地主怎么压迫我，我们打天下为穷人翻身谋解放，启发俘虏兵的阶级觉悟；然后把俘虏兵下放到各个班，但是有一条，肯定这个班里老战士占多数，俘虏兵新战士占少数，班里不能歧视虐待俘虏兵，俘虏兵被叫做“解放战士”。行军的时候班长替他们扛枪，宿营的时候班长给烧洗脚水，从人的情感这方面来说特别容易感动俘虏兵。国民党官大一级压死人，但是共产党的官不像官，班长、连长都来关怀战士，从感情上来说俘虏兵也容易被改造过来。
在立功方面，俘虏兵和解放军的老战士一视同仁，这样就大大激发了俘虏兵的积极性，打好了一样立功。当时刘伯承培养了一个战士王克勤，原来是国民党的一个机枪手，俘虏过来以后补充到部队里，很快立功升了班长，他特别会带兵，他带的兵不但会打仗，而且在作战中伤亡很少，刘伯承看中了这个人，表彰为二野的战斗英雄，后来王克勤在战争中牺牲了，刘伯承还特别的悲痛，王克勤就是国民党俘虏兵里一个优秀的代表。
到了1948年初，共产党熔化改造俘虏兵到什么程度？华野当时总结了经验，叫“即俘、即补、即战”，也就是上午俘虏，中午补充到解放军的部队里，下午就参加作战。国民党怎么也比不过共产党，国民党抓来壮丁以后整训，然后整编，然后上战场作战，这个周期最少大半年，刚打一仗就给共产党送了礼了。这个仗国民党越算越赔。74师是1947年5月在孟良崮被华东野战军歼灭，蒋介石非常伤心，保留74师的番号，在江南重新组建，最后组建成74军， 1948年10月74军拉上淮海战场，到1949年1月陈官庄之战74军再次被共产党消灭了。蒋介石辛辛苦苦训了一年，好不容易上战场了，几天就报销了。共产党用这种方式不断地补充自己的兵源，在一年多之内就跟国民党的兵力达到了相当的程度。所以毛泽东说我军人力、物资的来源主要在前线，就是靠俘虏国民党的俘虏兵、缴获国民党的枪炮来壮大解放军。
当时战争打的相当残酷，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粟裕的主力跟黄百韬兵团在碾庄打，这是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打了将近有一个月，结果华野歼灭了黄百韬兵团7万多人，但是也付出了伤亡5万多人的代价。当时华野有一个连报了220人伤亡，一个连满编才120人，由于不断冲锋不断补充兵源，所以伤亡竟超过了满编的人数。粟裕在1949年3月给中共中央写淮海战役的总结，说1948年10月济南战役的俘虏兵到1949年1月打陈官庄时有的已经提升为副排长了。共产党这么大的伤亡，都是靠俘虏兵一拨一拨更换，国民党是打一个少一个，有出没进。这样的话，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兵力对比变化能不快吗？
大家可能要提问题了，共产党能改造俘虏，国民党怎么不行呢？孟良崮战役之后蒋介石召开高级将领的军事研讨会，他沉痛检讨74师失败的原因，说74师之所以失败最大的失误就是用了共产党的俘虏兵。涟水战役中，74师把涟水打下来，当时守涟水的是华野六纵。六纵被张灵甫俘虏了300多人，张灵甫让共军的俘虏兵当辎重队，拉大炮、拉粮食，蒋介石说绝对不可以这么做，绝对不可以信任共军的俘虏兵，张灵甫说不要紧，不是让他们当战斗部队，他不当回事。孟良崮战役之前，国民党军10个师一线推开向北走，张灵甫自己带的一个师突出了两天的路程，他把主力部队驻在孟良崮，重炮部队安排在山下的垛庄，陈毅、粟裕抓住张灵甫突前两天的战机，一下用六个纵队15万人包围了张灵甫的3万人，扑垛庄的正好是王必成的六纵，俘虏兵一看自己的部队来了，立刻哗变了，张灵甫的炮兵阵地乱套了，华野很轻易地把张灵甫的重炮阵地占领了，掉转炮口向孟良崮山上轰。这时候张灵甫才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孟良崮是一座秃山，寸草不生，炮弹落地溅起的石头就能杀伤一片人。张灵甫最后坚持了三天，74师全军覆没了。陈毅、粟裕看到周边的国民党军围上来了，来不及打扫战场，连夜撤退。孟良崮地区的老乡说，战役打完之后三个月当地的老百姓不敢上山，漫山遍野都是尸首。蒋介石拿这个教训警告国民党，因此国民党用不了共产党办法。而共产党改造俘虏的经验每个野战军都有，抓住俘虏兵怎么办，抓住国民党军官怎么办，办法都是一套一套的。
化敌为我是共产党的一个绝招，共产党能做到什么程度？当年四野的后勤是最棒的，后来我就问四野的老同志，当时四野怎么有那么雄厚的后勤，有军医院，又有军工厂，还有军事院校。四野的老同志说，四野里面的技术人员基本上是日本人，我听了大吃一惊。抗战结束时四野十万大军闯关东，没有带后方，没有带医院，而且八路军那时候也没有医疗设备。四平战役之后大量的军队撤到北满，撤到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那么多的伤员没人治怎么办？四野政治部下了一个九九紧急指示，就地征招医务人员组建军医院。伪满时期东北医院中主要的医生、护士都是日本人。当时四野后勤部长指示干部去接收日本人的医院，把日本人的医生、护士强行征入解放军。当时找到哈尔滨最大一个医院，要名单，从名单里看哪个人是医生，哪个人是护士，然后到遣返日本人的难民营里抓，从火车上向下拖。当时一共征了8000多医生、护士，这些医生、护士一开始是被逼来给解放军治病的，解放军一看怎么给我治病的都是日本人呢？最初在军医院里没有一个日本医生护士没有挨过伤兵打的，这些人忍气吞声。黄克诚一看不行，咱们得讲政策，这些医生护士只要肯为我们工作，不管他们思想是否进步都应该给予优待。共产党的干部吃高粱米，给日本的医生吃大米，共产党的干部没有津贴，但是日本的医生护士按原来的待遇发工资，这样把日本的医生护士都争取过来了，后来这些日本医生护士跟着各个野战军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衡宝战役，一直打到海南岛。
除了医生护士之外，还有军工。东北野战军迅速发展成为百万大军，而且华东野战军也需要炮弹，怎么办呢？于是在东北办兵工厂。当时解放军最大的军工基地在大连，大连当时是苏军占领的，国民党去不了，所以解放军在那儿秘密发展军工厂。我们都读过吴运铎写的《把一切献给党》，吴运铎说在东北建立军工厂就是在大连的甘井子，当年在那儿建立了一个炮弹厂。吴运铎说他和吴屏周厂长实验炮弹，有一发没爆炸，他们俩跑过去看，往那儿一蹲炮弹爆炸了，吴屏周当场被炸死，吴运铎受重伤。后来我到实地采访，看了当地军工厂写的厂史，我才知道那是因为我们的技术太差，这是一场严重的安全事故。因为当时我们这些土八路没有正规的金属加工技术，做的炮弹撞针有毛刺不光滑，所以拉不着。最后还是得用日本人，当时把在大连的日本军工技师集中起来，有的是制造火药的专家，有的是做炮弹壳的专家，还有冶炼的专家，把30多个日本专家集合起来构成了大连军工厂的技术骨干。另外，我们国家第一个航校，东北老航校，第一批王牌飞行员，包括后来的空军司令王海上将，都是日本教官教出来的，而且第一批女飞行员也是日本教官教出来的。所以不能不说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厉害，能把日本人都教育成革命战士。
当时战争打的相当残酷，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粟裕的主力跟黄百韬兵团在碾庄打，这是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打了将近有一个月，结果华野歼灭了黄百韬兵团7万多人，但是也付出了伤亡5万多人的代价。当时华野有一个连报了220人伤亡，一个连满编才120人，由于不断冲锋不断补充兵源，所以伤亡竟超过了满编的人数。粟裕在1949年3月给中共中央写淮海战役的总结，说1948年10月济南战役的俘虏兵到1949年1月打陈官庄时有的已经提升为副排长了。共产党这么大的伤亡，都是靠俘虏兵一拨一拨更换，国民党是打一个少一个，有出没进。这样的话，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兵力对比变化能不快吗？
大家可能要提问题了，共产党能改造俘虏，国民党怎么不行呢？孟良崮战役之后蒋介石召开高级将领的军事研讨会，他沉痛检讨74师失败的原因，说74师之所以失败最大的失误就是用了共产党的俘虏兵。涟水战役中，74师把涟水打下来，当时守涟水的是华野六纵。六纵被张灵甫俘虏了300多人，张灵甫让共军的俘虏兵当辎重队，拉大炮、拉粮食，蒋介石说绝对不可以这么做，绝对不可以信任共军的俘虏兵，张灵甫说不要紧，不是让他们当战斗部队，他不当回事。孟良崮战役之前，国民党军10个师一线推开向北走，张灵甫自己带的一个师突出了两天的路程，他把主力部队驻在孟良崮，重炮部队安排在山下的垛庄，陈毅、粟裕抓住张灵甫突前两天的战机，一下用六个纵队15万人包围了张灵甫的3万人，扑垛庄的正好是王必成的六纵，俘虏兵一看自己的部队来了，立刻哗变了，张灵甫的炮兵阵地乱套了，华野很轻易地把张灵甫的重炮阵地占领了，掉转炮口向孟良崮山上轰。这时候张灵甫才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孟良崮是一座秃山，寸草不生，炮弹落地溅起的石头就能杀伤一片人。张灵甫最后坚持了三天，74师全军覆没了。陈毅、粟裕看到周边的国民党军围上来了，来不及打扫战场，连夜撤退。孟良崮地区的老乡说，战役打完之后三个月当地的老百姓不敢上山，漫山遍野都是尸首。蒋介石拿这个教训警告国民党，因此国民党用不了共产党办法。而共产党改造俘虏的经验每个野战军都有，抓住俘虏兵怎么办，抓住国民党军官怎么办，办法都是一套一套的。
化敌为我是共产党的一个绝招，共产党能做到什么程度？当年四野的后勤是最棒的，后来我就问四野的老同志，当时四野怎么有那么雄厚的后勤，有军医院，又有军工厂，还有军事院校。四野的老同志说，四野里面的技术人员基本上是日本人，我听了大吃一惊。抗战结束时四野十万大军闯关东，没有带后方，没有带医院，而且八路军那时候也没有医疗设备。四平战役之后大量的军队撤到北满，撤到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那么多的伤员没人治怎么办？四野政治部下了一个九九紧急指示，就地征招医务人员组建军医院。伪满时期东北医院中主要的医生、护士都是日本人。当时四野后勤部长指示干部去接收日本人的医院，把日本人的医生、护士强行征入解放军。当时找到哈尔滨最大一个医院，要名单，从名单里看哪个人是医生，哪个人是护士，然后到遣返日本人的难民营里抓，从火车上向下拖。当时一共征了8000多医生、护士，这些医生、护士一开始是被逼来给解放军治病的，解放军一看怎么给我治病的都是日本人呢？最初在军医院里没有一个日本医生护士没有挨过伤兵打的，这些人忍气吞声。黄克诚一看不行，咱们得讲政策，这些医生护士只要肯为我们工作，不管他们思想是否进步都应该给予优待。共产党的干部吃高粱米，给日本的医生吃大米，共产党的干部没有津贴，但是日本的医生护士按原来的待遇发工资，这样把日本的医生护士都争取过来了，后来这些日本医生护士跟着各个野战军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衡宝战役，一直打到海南岛。
除了医生护士之外，还有军工。东北野战军迅速发展成为百万大军，而且华东野战军也需要炮弹，怎么办呢？于是在东北办兵工厂。当时解放军最大的军工基地在大连，大连当时是苏军占领的，国民党去不了，所以解放军在那儿秘密发展军工厂。我们都读过吴运铎写的《把一切献给党》，吴运铎说在东北建立军工厂就是在大连的甘井子，当年在那儿建立了一个炮弹厂。吴运铎说他和吴屏周厂长实验炮弹，有一发没爆炸，他们俩跑过去看，往那儿一蹲炮弹爆炸了，吴屏周当场被炸死，吴运铎受重伤。后来我到实地采访，看了当地军工厂写的厂史，我才知道那是因为我们的技术太差，这是一场严重的安全事故。因为当时我们这些土八路没有正规的金属加工技术，做的炮弹撞针有毛刺不光滑，所以拉不着。最后还是得用日本人，当时把在大连的日本军工技师集中起来，有的是制造火药的专家，有的是做炮弹壳的专家，还有冶炼的专家，把30多个日本专家集合起来构成了大连军工厂的技术骨干。另外，我们国家第一个航校，东北老航校，第一批王牌飞行员，包括后来的空军司令王海上将，都是日本教官教出来的，而且第一批女飞行员也是日本教官教出来的。所以不能不说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厉害，能把日本人都教育成革命战士。
这一段历史原来都是保密的，日本人大批遣返是在1946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1953年又遣返一批日本人回国，其中大部分是我们共产党用的日本人，掩护身份让他们回国。回国的时候让他们把军装都脱下来，把档案都销毁，每个人得的奖章全部都收回。到了90年代，这些日本老兵陆续地回老部队探亲，总政治部下命令，重新做模子，给他们这些四野的日本老战士每个人发东北解放纪念章、平津战役纪念章、渡江战役纪念章，还要加一枚1955年授衔的时候发给营以上干部的解放奖章，重新发给他们。后来我采访这些日本老战士，他们都80多岁了，但是说起话还是40年代解放军的语言。对于解放军在解放战争期间化敌为我的能量、作用是应该刮目相看的。
第三条，共产党能够充分动员群众支援战争，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人民战争。一提起这个，大家马上就想到车轮滚滚，当时确实是这样一个宏大的场面。我们正史上都说淮海战役“60万吃掉80万”，60万解放军吃掉80万国民党重兵集团，历史上可以这么说，但是账不能这么算。淮海战役是共产党以少胜多吗？根本不是，而是我们以压倒性的人数优势战胜了国民党80万大军。国民党的将领18军军长杨伯涛在双堆集和黄维一块儿被俘，他被押下战场，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写，他看到解放军的后方到处都是老百姓，有的给解放军推车，有的给解放军治伤员，有的给解放军做饭，他说我们在战场上哪儿看到过这种场面，国民党的后勤都是自己办的，自己拿卡车拉辎重，哪儿有这么多老百姓来支援战争？淮海战役先后动员的民工220万人次，加上60万共产党的正规军，你说比国民党的80万人数多了多少？
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动员这么多的人力物力？最重要的是共产党跟国民党根本区别在于，国民党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松散到什么程度呢？加入国民党很随便，可以集体入党；但是共产党不一样，共产党的组织渗透到解放区的每一个村庄，没有一点空白，每一个村子里都有党支部、村委会、民兵武委会、妇女救国会，最后还有儿童团，每一个村子里通过这五个组织把每一个老百姓都完全地控制起来，于是出民工都是组织上派的，而且各有分工。共产党能够充分利用民众力量组织起自己的战争机器。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支援前线的民工都超过了百万。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征兵。我们知道国民党主要是靠抓壮丁。有张照片是一个英国记者拍的，一个老头在国民党新兵里寻找自己的儿子。共产党这边都是骑马戴花、光荣参军，事实是否如此？后来我看了一些材料，感觉到人从本性上来说不愿意打仗的，农民更是如此。你看纪录片《人民的胜利》，说翻了身的东北农民在土改中获得了土地，他们志愿参军保卫胜利果实，骑马戴花参军了。后来我想还是不对，农民都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分了地、分了房子、分了牲口，你叫他再去打仗，可能吗？从他个人来说是不会愿意的。后来看到一个材料，1948年初中共中央给东北局一个指示，要东北局在半年之内组建100个团的二线兵团补充东北野战军，因为林彪跟陈毅的情况不一样。在辽沈战役之前东北没有打过很大的仗，也没有俘虏过很多的国民党兵，所以毛泽东下令让林彪组织100个团的新兵，这100个团从哪儿来？从翻身农民中来。林彪当时下了一个指示，号召各地干部要当革命的兵贩子。怎么征兵？当时征兵的指标下到各县、各村，这个村里得征十几个兵，村支书、村长就把适龄青年叫到一起教育，这些青年都坐在炕上不说话、不表态，支书派人一个劲儿烧炕，炕上热的坐不住了，终于有一个跳了起来。好，这个算报名了，结果一个一个都跳起来了，就骑马戴花当兵去了。后来我看了张正隆的《雪白血红》，专门有一章“要当革命的兵贩子”，跟我写的一样，说明这不是假的。同样抓壮丁，为什么共产党的兵上战场敢打仗？解放军多打几个胜仗，这些新兵胆子就大了，就变成老兵了，人都是这样磨炼出来的。共产党在动员群众方面确实是有一套。
共产党动员群众进行人民战争不光是参军，还有更狠的一招。我们都知道1948年上海的日子最不好过，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要粮食没粮食，要煤油没煤油，老百姓在银行前挤兑金圆券。不是蒋介石想让老百姓这样，最根本的问题是物资短缺，没有米、没有布，所以才涨价，所以奸商才囤积居奇。为什么缺？1948年初共产党基本上控制了东北、华北、江淮地区，国民党仅仅控制着长春、沈阳、北平、济南这样的大城市，这是什么含义？也就是全国100％的煤炭资源、80％以上的小麦产区、80％以上的棉花产区全被共产党控制了。解放区当时也知道国民党的物价飞涨，法币、金圆券天天贬值，共产党采取最原始的办法——自然经济，不用货币。农民都是以物易物，拿粮食换鸡蛋，拿鸡蛋换煤油，抵制伪币进入解放区。共产党还规定各种各样的政策，开了几个清单，一个是许出口的清单，一个是不许出口的清单，一个是许进口的清单，一个是不许进口的清单。什么东西许出口？古董、文物可以输向国民党统治区，那年头古董谁要啊？粮食、棉布不许出口。煤油、纸张、药品可以从国民党统治区输往解放区，因为解放区不生产这些东西。而不许进口的东西就多了，奢侈品解放区都不要。这样一下就把国统区捏死了，这才是真正的“农村包围城市”。国民党大城市没有物资来源了还不涨价，还不恐慌？上海最后狼狈到家了，1949年1月蒋介石一下野，上海人就公推杜月笙给毛公写封信，请求用上海的工业品换开滦的煤炭，毛泽东照准，要维持上海，不能让上海崩溃。在蒋介石下野的几个月，上海和唐山的开滦对开轮船，把煤炭拉到上海维持上海人的生计。国民党还不垮？根本没有经济基础了。解放区控制了物资，而且共产党能够控制得如此严密。
第三条，共产党能够充分动员群众支援战争，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人民战争。一提起这个，大家马上就想到车轮滚滚，当时确实是这样一个宏大的场面。我们正史上都说淮海战役“60万吃掉80万”，60万解放军吃掉80万国民党重兵集团，历史上可以这么说，但是账不能这么算。淮海战役是共产党以少胜多吗？根本不是，而是我们以压倒性的人数优势战胜了国民党80万大军。国民党的将领18军军长杨伯涛在双堆集和黄维一块儿被俘，他被押下战场，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写，他看到解放军的后方到处都是老百姓，有的给解放军推车，有的给解放军治伤员，有的给解放军做饭，他说我们在战场上哪儿看到过这种场面，国民党的后勤都是自己办的，自己拿卡车拉辎重，哪儿有这么多老百姓来支援战争？淮海战役先后动员的民工220万人次，加上60万共产党的正规军，你说比国民党的80万人数多了多少？
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动员这么多的人力物力？最重要的是共产党跟国民党根本区别在于，国民党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松散到什么程度呢？加入国民党很随便，可以集体入党；但是共产党不一样，共产党的组织渗透到解放区的每一个村庄，没有一点空白，每一个村子里都有党支部、村委会、民兵武委会、妇女救国会，最后还有儿童团，每一个村子里通过这五个组织把每一个老百姓都完全地控制起来，于是出民工都是组织上派的，而且各有分工。共产党能够充分利用民众力量组织起自己的战争机器。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支援前线的民工都超过了百万。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征兵。我们知道国民党主要是靠抓壮丁。有张照片是一个英国记者拍的，一个老头在国民党新兵里寻找自己的儿子。共产党这边都是骑马戴花、光荣参军，事实是否如此？后来我看了一些材料，感觉到人从本性上来说不愿意打仗的，农民更是如此。你看纪录片《人民的胜利》，说翻了身的东北农民在土改中获得了土地，他们志愿参军保卫胜利果实，骑马戴花参军了。后来我想还是不对，农民都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分了地、分了房子、分了牲口，你叫他再去打仗，可能吗？从他个人来说是不会愿意的。后来看到一个材料，1948年初中共中央给东北局一个指示，要东北局在半年之内组建100个团的二线兵团补充东北野战军，因为林彪跟陈毅的情况不一样。在辽沈战役之前东北没有打过很大的仗，也没有俘虏过很多的国民党兵，所以毛泽东下令让林彪组织100个团的新兵，这100个团从哪儿来？从翻身农民中来。林彪当时下了一个指示，号召各地干部要当革命的兵贩子。怎么征兵？当时征兵的指标下到各县、各村，这个村里得征十几个兵，村支书、村长就把适龄青年叫到一起教育，这些青年都坐在炕上不说话、不表态，支书派人一个劲儿烧炕，炕上热的坐不住了，终于有一个跳了起来。好，这个算报名了，结果一个一个都跳起来了，就骑马戴花当兵去了。后来我看了张正隆的《雪白血红》，专门有一章“要当革命的兵贩子”，跟我写的一样，说明这不是假的。同样抓壮丁，为什么共产党的兵上战场敢打仗？解放军多打几个胜仗，这些新兵胆子就大了，就变成老兵了，人都是这样磨炼出来的。共产党在动员群众方面确实是有一套。
共产党动员群众进行人民战争不光是参军，还有更狠的一招。我们都知道1948年上海的日子最不好过，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要粮食没粮食，要煤油没煤油，老百姓在银行前挤兑金圆券。不是蒋介石想让老百姓这样，最根本的问题是物资短缺，没有米、没有布，所以才涨价，所以奸商才囤积居奇。为什么缺？1948年初共产党基本上控制了东北、华北、江淮地区，国民党仅仅控制着长春、沈阳、北平、济南这样的大城市，这是什么含义？也就是全国100％的煤炭资源、80％以上的小麦产区、80％以上的棉花产区全被共产党控制了。解放区当时也知道国民党的物价飞涨，法币、金圆券天天贬值，共产党采取最原始的办法——自然经济，不用货币。农民都是以物易物，拿粮食换鸡蛋，拿鸡蛋换煤油，抵制伪币进入解放区。共产党还规定各种各样的政策，开了几个清单，一个是许出口的清单，一个是不许出口的清单，一个是许进口的清单，一个是不许进口的清单。什么东西许出口？古董、文物可以输向国民党统治区，那年头古董谁要啊？粮食、棉布不许出口。煤油、纸张、药品可以从国民党统治区输往解放区，因为解放区不生产这些东西。而不许进口的东西就多了，奢侈品解放区都不要。这样一下就把国统区捏死了，这才是真正的“农村包围城市”。国民党大城市没有物资来源了还不涨价，还不恐慌？上海最后狼狈到家了，1949年1月蒋介石一下野，上海人就公推杜月笙给毛公写封信，请求用上海的工业品换开滦的煤炭，毛泽东照准，要维持上海，不能让上海崩溃。在蒋介石下野的几个月，上海和唐山的开滦对开轮船，把煤炭拉到上海维持上海人的生计。国民党还不垮？根本没有经济基础了。解放区控制了物资，而且共产党能够控制得如此严密。
共产党占了上海，上海商人又来劲了，不是物资短缺吗，我再涨价。结果陈云到了上海以后打经济上的淮海战役，知道上海的商人喜欢投机，陈云从东北、华北调运大量的粮食、布匹源源不断地往上海运，上海的商人一看大批的物资从公家运过来，敞开肚皮吃，没想到共产党用的是举国体制，用共产党那么大的解放区运那么多的物资进来供应上海，撑死这些商人。商人的资金都是有限的，把资金用完了，囤在仓库里等着涨价，但是共产党的布匹、粮食还是源源不断运进来，价格天天跌，跌到商人受不了的时候只好降价。共产党进上海之后给商人们一个下马威，叫他们知道了共产党的厉害。这不是政策问题，关键还是在于经济基础。共产党能够控制这些经济基础才能够打天下。
最后一条，共产党的情报、渗透、策反无孔不入。在战争年代，情报太重要了，谁有情报来源谁就能打胜仗，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国民党输就输在组织太松散，既没有政审也没有档案，无论是什么政府机关、机要部门用人，只要朋友一介绍，那就进来吧。
所以在抗战期间，共产党就利用统一战线、国共合作的机会往国民党里派了大量的地下党、情报人员，那会儿任务是长期潜伏，不到关键时刻不醒。毛泽东转战陕北，当时中央可以走，但是毛不走，毛主席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说胡宗南也要听毛主席的指挥。后来有人写回忆录《胸中自有雄兵百万》，毛泽东在陕北坚持了一年多，其实毛是一个很谨慎的人。我参观毛的住处，最深的体会就是毛绝对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前一段我到甘肃哈达铺，毛泽东住的房子有一条小路直通后山，有情况随时可以掩蔽。西柏坡毛主席住的房子离防空洞最近，只要飞机一来一下就能进防空洞。毛泽东为什么敢于在陕北呆着不走？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共产党有一个地下人员熊向晖，是安插在胡宗南身边的共产党情报人员。胡宗南身边的机要秘书是共产党，那还能有什么秘密？熊向晖在胡宗南进攻陕北之前就把作战计划通过情报网传到中共中央，所以中共中央对情况了如指掌，毛泽东就决定不走，转战陕北。毛泽东转战陕北的路线反其道而行之。胡宗南认为毛一定要过黄河，但是毛泽东却往西走，往安塞那边走，跟胡宗南兜圈子，为什么？这也是毛泽东算计好的。当时有这么几个条件，一个是黄土高原，那个地方最大的特点就是缺水，由于大部队一定要找有水的地方宿营，所以胡宗南的部队一出动，今天走几十里地在哪儿宿营是可以算的出来的，也就是必须要找一个有水的村子宿营。毛泽东的小部队昼伏夜行，就可以避开国民党的飞机侦查，而且电台保持静默，就可以避开国民党的技侦侦查。还有最重要的一条是，陕北老乡不会出叛徒，新区的老百姓闹不好就可能出叛徒，这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是经过充分的酝酿考虑才决定在陕北不走。
先说了共产党的情报工作，下面说说策反。越在关键时刻，共产党在国民党安插的钉子越是发生作用。当时共产党的情报策反系统有完整的组织，为首的是社会调查部，负责的是康生和李克农，下面分到各个野战军的政治部里有敌军工作部，是专门打入国民党的内线；还有城市工作部，专门在城里弄情报的；还有联络部，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站，送情报的。这三个组织非常严密。解放军最近编了两套大书《中国人民解放军联络工作史》、《中国人民解放军敌军工作史》。1946年3月莱芜战役，当时济南的王耀武让李仙洲指挥三个军与张灵甫南线配合要把陈毅、粟裕包围在沂蒙山区，结果陈毅、粟裕决定先打莱芜。国民党46军军长韩练成跟共产党有关系，他问打起仗来怎么办？我们的联络员就说打起来你就临阵逃脱。韩练成这一跑不要紧，他的一个军就乱套了，李仙洲的三个军一下就都乱套了。陈毅他们的主力部队仅用一天时间就把国民党三个军五万多人全解决了。王耀武听说莱芜战役的消息以后大骂，他*的五万多人一天就完了，我就是放五万条猪也够共军抓一个礼拜的。到关键时刻给你搅乱了，尤其是在战场上，一点办法也没有。过了几年轮到王耀武本人，济南战役打王耀武，我军策反吴化文，吴化文不是王耀武的嫡系，王耀武让他守西线。王耀武在城里，让吴化文在城外，吴化文说这不是拿我当挡箭牌嘛。共产党策反吴化文的老婆，济南战役一打响，他在外围起义了，王耀武外线一下就是一个大缺口，还没有来得及补这个缺口，解放军就开始攻城了，很快就拿下了济南。还有淮海战役开始的时候，把守运河大路的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的副司令长官何基沣、张克侠是地下党，抗战时期就入党了，就是共产党埋在国民党里的钉子，到这个时候他们俩起义了，一下把运河大路让开了。粟裕后来给中央写报告，说战机就是四小时。如果何基沣、张克侠不起义，我们在运河耽误四小时，就没有包围黄百韬的战机了。
最后一条，共产党的情报、渗透、策反无孔不入。在战争年代，情报太重要了，谁有情报来源谁就能打胜仗，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国民党输就输在组织太松散，既没有政审也没有档案，无论是什么政府机关、机要部门用人，只要朋友一介绍，那就进来吧。
所以在抗战期间，共产党就利用统一战线、国共合作的机会往国民党里派了大量的地下党、情报人员，那会儿任务是长期潜伏，不到关键时刻不醒。毛泽东转战陕北，当时中央可以走，但是毛不走，毛主席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说胡宗南也要听毛主席的指挥。后来有人写回忆录《胸中自有雄兵百万》，毛泽东在陕北坚持了一年多，其实毛是一个很谨慎的人。我参观毛的住处，最深的体会就是毛绝对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前一段我到甘肃哈达铺，毛泽东住的房子有一条小路直通后山，有情况随时可以掩蔽。西柏坡毛主席住的房子离防空洞最近，只要飞机一来一下就能进防空洞。毛泽东为什么敢于在陕北呆着不走？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共产党有一个地下人员熊向晖，是安插在胡宗南身边的共产党情报人员。胡宗南身边的机要秘书是共产党，那还能有什么秘密？熊向晖在胡宗南进攻陕北之前就把作战计划通过情报网传到中共中央，所以中共中央对情况了如指掌，毛泽东就决定不走，转战陕北。毛泽东转战陕北的路线反其道而行之。胡宗南认为毛一定要过黄河，但是毛泽东却往西走，往安塞那边走，跟胡宗南兜圈子，为什么？这也是毛泽东算计好的。当时有这么几个条件，一个是黄土高原，那个地方最大的特点就是缺水，由于大部队一定要找有水的地方宿营，所以胡宗南的部队一出动，今天走几十里地在哪儿宿营是可以算的出来的，也就是必须要找一个有水的村子宿营。毛泽东的小部队昼伏夜行，就可以避开国民党的飞机侦查，而且电台保持静默，就可以避开国民党的技侦侦查。还有最重要的一条是，陕北老乡不会出叛徒，新区的老百姓闹不好就可能出叛徒，这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是经过充分的酝酿考虑才决定在陕北不走。
先说了共产党的情报工作，下面说说策反。越在关键时刻，共产党在国民党安插的钉子越是发生作用。当时共产党的情报策反系统有完整的组织，为首的是社会调查部，负责的是康生和李克农，下面分到各个野战军的政治部里有敌军工作部，是专门打入国民党的内线；还有城市工作部，专门在城里弄情报的；还有联络部，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站，送情报的。这三个组织非常严密。解放军最近编了两套大书《中国人民解放军联络工作史》、《中国人民解放军敌军工作史》。1946年3月莱芜战役，当时济南的王耀武让李仙洲指挥三个军与张灵甫南线配合要把陈毅、粟裕包围在沂蒙山区，结果陈毅、粟裕决定先打莱芜。国民党46军军长韩练成跟共产党有关系，他问打起仗来怎么办？我们的联络员就说打起来你就临阵逃脱。韩练成这一跑不要紧，他的一个军就乱套了，李仙洲的三个军一下就都乱套了。陈毅他们的主力部队仅用一天时间就把国民党三个军五万多人全解决了。王耀武听说莱芜战役的消息以后大骂，他*的五万多人一天就完了，我就是放五万条猪也够共军抓一个礼拜的。到关键时刻给你搅乱了，尤其是在战场上，一点办法也没有。过了几年轮到王耀武本人，济南战役打王耀武，我军策反吴化文，吴化文不是王耀武的嫡系，王耀武让他守西线。王耀武在城里，让吴化文在城外，吴化文说这不是拿我当挡箭牌嘛。共产党策反吴化文的老婆，济南战役一打响，他在外围起义了，王耀武外线一下就是一个大缺口，还没有来得及补这个缺口，解放军就开始攻城了，很快就拿下了济南。还有淮海战役开始的时候，把守运河大路的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的副司令长官何基沣、张克侠是地下党，抗战时期就入党了，就是共产党埋在国民党里的钉子，到这个时候他们俩起义了，一下把运河大路让开了。粟裕后来给中央写报告，说战机就是四小时。如果何基沣、张克侠不起义，我们在运河耽误四小时，就没有包围黄百韬的战机了。
甚至在最高层，南京的国防部都有共产党的内线。共产党的情报厉害到什么程度？蒋介石还没撤退到台湾，我们的情报人员就已经到台湾了。当时最大的内线是国民党国防部办公厅的长官吴石。《老照片》公布过枪毙吴石前的一张照片。当时蒋介石到了台湾，国民党可以说是风雨飘摇，我们大量的情报人员已经渗透到台湾了。我看到的攻台准备的资料，一份是国民党军队驻防台湾一览表，还有一份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台湾住址一览表，当年国民党已经准备再次逃跑了，而且这些情报人员有的都半公开了，做高官的工作，策动起义，结果朝鲜战争爆发，我们攻台的计划搁浅了。蒋介石反过手来抓共产党，当时中共台湾党的负责人蔡孝乾叛变了，供出200多人，吴石这些人都牺牲了。我们的技侦、破译密码也非常厉害。早在红军时期共产党就有本事破译国民党的密码。后来毛泽东对军委二局的同志非常感激，在西柏坡的时候与他们合影，照片让中军委二局的同志站在中间，表示毛泽东对他们的尊重。当时这些破译密码的专家勤奋到什么程度？国民党的密码技术上非常复杂，但是有一个规律，即按照汉字的古韵排列，天天变化，为了掌握古韵，总参二局有一个干部能把整本的《康熙字典》背下来；还有一个干部为了研究蒋介石国民党军电报，都是文言文的，他专门研究明清的尺牍。谁说共产党里没有人才？
战争是多方面的较量，但是总的结局是有它的必然性。我写《中国的1948年》就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些真正的史料，以后我会继续修订补充。看了这本书之后，有网友评论，这本书史料虽然细致，但是还有在五星红旗下立正敬礼的感觉。大家听了我的讲座之后，你们说说，我是应该在五星红旗下立正敬礼还是应该在青天白日旗下立正敬礼？
谢谢大家！
听众提问：
解放战争一共死了多少人？
刘统：
说实在话，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非常详细的统计。过去的档案不集中，各野战军有各野战军的档案系统，没有向中央统一地报告。我在解放战争纪实中，每一个战役如果档案中有记载，我会写下来多少伤亡。但是如果说总的数字，因为还有很多小战役，目前没有确切的数据。
观众提问：
卫立煌和共产党有什么关系？
战争是多方面的较量，但是总的结局是有它的必然性。我写《中国的1948年》就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些真正的史料，以后我会继续修订补充。看了这本书之后，有网友评论，这本书史料虽然细致，但是还有在五星红旗下立正敬礼的感觉。大家听了我的讲座之后，你们说说，我是应该在五星红旗下立正敬礼还是应该在青天白日旗下立正敬礼？
谢谢大家！
听众提问：
解放战争一共死了多少人？
刘统：
说实在话，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非常详细的统计。过去的档案不集中，各野战军有各野战军的档案系统，没有向中央统一地报告。我在解放战争纪实中，每一个战役如果档案中有记载，我会写下来多少伤亡。但是如果说总的数字，因为还有很多小战役，目前没有确切的数据。
观众提问：
卫立煌和共产党有什么关系？
刘统：
卫立煌在抗战期间和共产党关系不错，但是卫在任东北剿总司令时和跟共产党没有具体的关系，要说关系主要是他的女婿汪德昭，汪德昭是我国科学院的院士，汪回东北之后给卫立煌当过一段时间的秘书，他还没有来得及跟我们的情报机关接上关系，国民党已经垮下来了。卫立煌因为有抗战时的关系，建国后还是从香港回来了。
观众提问：
很多人认为《雪白血红》这本书演绎的成分比较多，经常有人说信史还是应该看刘统的《东北解放战争纪实》。
刘统：
我到大连特意跟张正隆见面，我个人认为他是一位很正直的军人，他的作品《雪白血红》完全是用采访做成的，他采访了好几百位四野的老人。张正隆是军事文学出身，写东西有激情，从史学的角度看，他在排比材料、考证方面肯定会有疏漏。不过张正隆所说的每一个例子，包括部队的番号、具体的人都是真人真事。要从文学的角度看他，不能从历史学的条条框框约束他，《东北解放战争纪实》毕竟是历史的作品，跟他不一样。
观众提问：
在东北解放战争的时候曾经有日本军人在为解放军服务，我想问1945年以后苏联是否介入过东北的解放战争？有记载1950年以前苏联人确实介入过东北的建设，是否直接介入了东北的战争？
刘统：
杨奎松为这个事跟我争论过，他写《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说共产党进东北以后就得到了苏联的援助，于是解放军就无敌于天下了，他是这个结论。我在《东北解放战争纪实》里有大量的篇幅说明共产党的武器是捡破烂儿捡来的。黄克诚有一句话，老兵老枪、新兵新枪，这是东北初期的状况。苏军撤离的时候对我们解放军没有任何的帮助。
最困难的时候，在北满，林彪是跟金日成要了很多武器装备。金日成占了朝鲜之后武器全部换成苏式的，日本人的武器用不着了，所以转给了东北民主联军，据记载总共有三四百节车皮，这构成了解放战争初期我军的武器来源。到后来大局已定的时候，1948年年中，情况慢慢改变了，苏联派专家来帮助我们修铁路，提供了一些他们准备用来炼废铁的日式装备，还有一些捷克式的轻机枪，真正大规模的军事援助还是在中苏友好条约签订之后。
卫立煌在抗战期间和共产党关系不错，但是卫在任东北剿总司令时和跟共产党没有具体的关系，要说关系主要是他的女婿汪德昭，汪德昭是我国科学院的院士，汪回东北之后给卫立煌当过一段时间的秘书，他还没有来得及跟我们的情报机关接上关系，国民党已经垮下来了。卫立煌因为有抗战时的关系，建国后还是从香港回来了。
观众提问：
很多人认为《雪白血红》这本书演绎的成分比较多，经常有人说信史还是应该看刘统的《东北解放战争纪实》。
刘统：
我到大连特意跟张正隆见面，我个人认为他是一位很正直的军人，他的作品《雪白血红》完全是用采访做成的，他采访了好几百位四野的老人。张正隆是军事文学出身，写东西有激情，从史学的角度看，他在排比材料、考证方面肯定会有疏漏。不过张正隆所说的每一个例子，包括部队的番号、具体的人都是真人真事。要从文学的角度看他，不能从历史学的条条框框约束他，《东北解放战争纪实》毕竟是历史的作品，跟他不一样。
观众提问：
在东北解放战争的时候曾经有日本军人在为解放军服务，我想问1945年以后苏联是否介入过东北的解放战争？有记载1950年以前苏联人确实介入过东北的建设，是否直接介入了东北的战争？
刘统：
杨奎松为这个事跟我争论过，他写《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说共产党进东北以后就得到了苏联的援助，于是解放军就无敌于天下了，他是这个结论。我在《东北解放战争纪实》里有大量的篇幅说明共产党的武器是捡破烂儿捡来的。黄克诚有一句话，老兵老枪、新兵新枪，这是东北初期的状况。苏军撤离的时候对我们解放军没有任何的帮助。
最困难的时候，在北满，林彪是跟金日成要了很多武器装备。金日成占了朝鲜之后武器全部换成苏式的，日本人的武器用不着了，所以转给了东北民主联军，据记载总共有三四百节车皮，这构成了解放战争初期我军的武器来源。到后来大局已定的时候，1948年年中，情况慢慢改变了，苏联派专家来帮助我们修铁路，提供了一些他们准备用来炼废铁的日式装备，还有一些捷克式的轻机枪，真正大规模的军事援助还是在中苏友好条约签订之后。
观众提问：
围困长春饿死很多人，这段史实现在是不是公开了？
刘统：
还是没公开。我在《东北解放战争纪实》中引用林、罗、刘给毛泽东关于围困长春的报告，在书中删节了相当一部分，就是说当时老百姓怎么痛苦，饿死多少人。长春国民党守军和解放军中间有一个死亡地带，国民党不让回去，共产党不让出来，后来共产党把老百姓从这个死亡地带放出来。最后统计，围长春的时候一共饿死10到12万的老百姓，这个数字郑洞国也认可，应该是差不多的。因为长春虽然有上百万人口，但是到兵荒马乱的时候大部分老百姓都逃难了，这个事毕竟是说明战争残酷的一方面。
观众提问：
请问共产党的情报工作。
刘统：
因为绝大部分事情都没有解密，所以我今天给大家讲的是零星见于回忆录的史料。比如熊向晖有回忆录，就可以讲。但是有很多做隐蔽工作的同志终生不会见诸于历史。当年做隐蔽工作主要的特征就是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必须要跟汉奸特务打交道才能得到情报。建国后这些同志因为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他们的作用也差不多了，于是他们就受到了组织上的怀疑。潘汉年这个案子牵扯到国内很多的隐蔽工作者、地下党，都受到了牵连。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陈云为什么专门提出给潘汉年平反，那时潘汉年和夫人都已去世了。陈云给中央写了彻底平反的报告，胡耀邦在批示中写了一段很有感情的话，他说，过去从事隐蔽工作的同志，他们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而且他们的行动也非常秘密，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位做隐蔽工作的同志都能够提供他们的见证人和组织关系，如果这样的话今后就没有人再会为我们做隐蔽工作了。胡耀邦的这个批示也是对常年做隐蔽工作的同志给出了一个历史的评价。
刘统，1951年生于北京。先后毕业于山东大学、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1989年——2003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军事百科全书》责任编辑。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已出版的著作有：《东北解放战争纪实》、《华东解放战争纪实》、《中原解放战争纪实》、《唐代羁縻府州研究》等。
围困长春饿死很多人，这段史实现在是不是公开了？
刘统：
还是没公开。我在《东北解放战争纪实》中引用林、罗、刘给毛泽东关于围困长春的报告，在书中删节了相当一部分，就是说当时老百姓怎么痛苦，饿死多少人。长春国民党守军和解放军中间有一个死亡地带，国民党不让回去，共产党不让出来，后来共产党把老百姓从这个死亡地带放出来。最后统计，围长春的时候一共饿死10到12万的老百姓，这个数字郑洞国也认可，应该是差不多的。因为长春虽然有上百万人口，但是到兵荒马乱的时候大部分老百姓都逃难了，这个事毕竟是说明战争残酷的一方面。
观众提问：
请问共产党的情报工作。
刘统：
因为绝大部分事情都没有解密，所以我今天给大家讲的是零星见于回忆录的史料。比如熊向晖有回忆录，就可以讲。但是有很多做隐蔽工作的同志终生不会见诸于历史。当年做隐蔽工作主要的特征就是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必须要跟汉奸特务打交道才能得到情报。建国后这些同志因为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他们的作用也差不多了，于是他们就受到了组织上的怀疑。潘汉年这个案子牵扯到国内很多的隐蔽工作者、地下党，都受到了牵连。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陈云为什么专门提出给潘汉年平反，那时潘汉年和夫人都已去世了。陈云给中央写了彻底平反的报告，胡耀邦在批示中写了一段很有感情的话，他说，过去从事隐蔽工作的同志，他们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而且他们的行动也非常秘密，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位做隐蔽工作的同志都能够提供他们的见证人和组织关系，如果这样的话今后就没有人再会为我们做隐蔽工作了。胡耀邦的这个批示也是对常年做隐蔽工作的同志给出了一个历史的评价。
刘统，1951年生于北京。先后毕业于山东大学、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1989年——2003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军事百科全书》责任编辑。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已出版的著作有：《东北解放战争纪实》、《华东解放战争纪实》、《中原解放战争纪实》、《唐代羁縻府州研究》等。
刘统这个大傻子，在苏联武器问题上被人家杨奎松驳了个底朝天，竟又不认账的绕开苏联武器问题说什么解放战争毛泽东胜利的原因。
苏联政府曾经以政府的名义公布过解放战争时期自己对毛泽东的武器援助数量，许多人认为这些数据不可信，可是你们用逻辑来推理一下，当时的苏联是以政府的名义向世界公布数据的，以当时苏联的国际地位，轻易不可能在国际上公开造假。
就比如当今中国政府以政府的名义公布数据，造假的可能性很小。
苏联公布的数据是极为可信的，象刘统大傻子这样的人永远是不可能面对 这个事实的。
而且有关中问他苏联在内战中对毛泽东的援助，他竟闷着良心只说苏联只帮我党修铁路，闭口不提苏联援建我党的当时亚洲最大兵工厂永新制造厂，他这是明显的在当众撒谎。
老夫看过杨奎松教授驳斥刘统的观点的文章，他刘统还是先把人家杨教授的问题回答完了再去胡说八道吧。
苏联政府曾经以政府的名义公布过解放战争时期自己对毛泽东的武器援助数量，许多人认为这些数据不可信，可是你们用逻辑来推理一下，当时的苏联是以政府的名义向世界公布数据的，以当时苏联的国际地位，轻易不可能在国际上公开造假。
就比如当今中国政府以政府的名义公布数据，造假的可能性很小。
苏联公布的数据是极为可信的，象刘统大傻子这样的人永远是不可能面对 这个事实的。
而且有关中问他苏联在内战中对毛泽东的援助，他竟闷着良心只说苏联只帮我党修铁路，闭口不提苏联援建我党的当时亚洲最大兵工厂永新制造厂，他这是明显的在当众撒谎。
老夫看过杨奎松教授驳斥刘统的观点的文章，他刘统还是先把人家杨教授的问题回答完了再去胡说八道吧。
关于解放战争中的苏联军事援助问题 ——兼谈治学态度并答刘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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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期间苏联是否向中共提供了军事援助，提供了多少援助，这个问题历来是中共党史和军史上引人注目，却又长期得不到确切答案的问题。而在我们自己避而不谈的时候，我们却无法避免前苏联公布它所掌握的资料，更无法避免中国和世界的读者会去相信它的资料。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对这个问题渐渐变得不那么敏感了。一些回忆录的出版和一些档案文献资料的公开已经或多或少地谈到了这方面的情况，当年曾担任过东北局重要领导人的陈云也曾公开表示过不能因为强调自力更生，就否认苏联在东北问题上给予过重要帮助的意见。当年在毛泽东身边做秘书工作的胡乔木也肯定地说：当时“苏联在东北和我们配合默契，实际上帮了我们很大的忙”。[1]但是，尽管历史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广大读者，甚至是多数研究者，还是无法接触到中国方面保存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档案资料。由于看不到中国方面自己的档案资料，又不能全面掌握前苏联的相关档案文献，今天的人们，无论在中国、在外国，自然也还是只能主要依据一些零星的资料来分析和认识这段历史。笔者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2]（以下简称《恩怨》）一书中，就是把中国方面披露的片断的文献史料与前苏联披露的总体援助数字的文献档案结合起来，讨论这段历史的。
笔者不是研究军事史的专家，当然更不是专门从事东北解放战争史研究的专家。根据自己所了解和掌握的档案文献与回忆资料，对这一长期困扰史学界的问题做出自己的说明和判断，不过是想从尊重客观事实，和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角度做些学术探讨。而研究的结果，笔者既不赞成抹杀苏援的存在，也不赞成夸大苏援的作用。笔者的结论很清楚，即：第一，不能否认战后苏联在东北问题上给予了中共很大的帮助，包括军事上的援助；第二，虽然存在着这种帮助和援助，但它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它充其量只是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
笔者的这一研究引起了不少人的重视和关注，也引起了专门研究这一时期军事问题的刘统先生的重视，并且为其提供了一个可以讨论这一问题的机会。刘统先生的文章[3]（以下简称刘文）能够引用少量的档案资料，且注明了出处，这至少较过去有关的军史论文多了一些可信性，也为其他研究者讨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些可以参照的依据。就这点而言，刘文是有一定价值的。但是，在读过刘文之后，笔者却发觉刘文并非纯粹从学术的角度出发来讨论问题，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带着一种批判的意味，将笔者的努力一概否认。关于这一点，刘统先生在结语中坦率地表示，他写此文其实是想告诉读者，杨奎松所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中的有些说法，同那些传记文学的作者一样，也犯了“热衷于编造‘秘闻’”的错误，“缺少严肃的治学态度，根据片面的材料和国外资料，提出一些‘惊人’的论点，来获取社会轰动效应”。[4]由于刘文的这种讨论已经超出学术范围，不仅涉及到刘文自己所说的所谓基本治学态度问题，而且涉及到学术评论乃至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问题，因此笔者非加辨正不可。尽管，这多少让人有些遗憾。
一、关于刘文讨论问题的方法
进行学术讨论，最基本的前提是要实事求是。这就要求讨论者清楚地了解对方所想要表达的意思，然后根据对方的确切意思来讨论问题，不能生吞活剥，张冠李戴，更不能搞莫须有和想当然。而刘文开篇的四段话就离开了这一最基本的前提。
刘文开篇四段话，第一段是介绍笔者《恩怨》一书中关于苏援“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的“论断”和引用的苏方资料。作为讨论问题，这是一种常见的切入方式，确有必要。第二段用“这个观点不是杨奎松先生的首创”，引出《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中关于“苏联的援助是人民解放军力量壮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的观点和苏方资料，文字上虽可斟酌，两相映照亦不为过。而第三段所谓“台湾国民党方面也持这种观点”的引语，就颇让人疑惑作者的目的所在了。显然，纯粹从学术角度讨论问题，提出第一段内容即可，补充第二段之情况加强讨论之力度也属正常。但随后举出“台湾国民党”的观点，就不仅是画蛇添足，而且多少让人怀疑作者的目的了。很明显，加上第三段，即使按照刘文自己的逻辑都不通。因为，按照刘文第四段紧接着得出的结论，即所谓上述三段“三方面的观点的依据其实都是来自苏方的资料”云云，细心的读者一望即知，那个“台湾国民党”方面参与接收东北的某官员回忆当年目睹苏军后撤时向佳木斯运送武器例证，与几十年后公开的苏方资料根本不搭界。说它“其实都是来自苏方的资料”，纯粹是霸王硬上弓。
刘文开篇四段，其实用的是一种归谬法，先把笔者的观点一步步归入应当否定批判的谬误之列，然后再一语定性。其定性的话也在第四段中，形式上是一句质问，即“东北解放战争真的是依靠苏联援助才取得胜利的吗？”弦外之音十分明白，那就是：笔者、苏联、国民党，其实都是一个观点，即都认为东北解放战争是靠苏联援助才取得胜利的。把笔者的观点同前苏联的观点相提并论，给人印象如何不难想见；再把笔者的观点等同于台湾国民党方面的观点，其效果更可想而知。但问题是：笔者何时何地说过东北解放战争是靠苏联援助才取得胜利的呢？刘文很清楚笔者的“论断”：苏援“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如果不是故意曲解，大概没有谁会认为这句话与东北解放战争是靠苏联援助才取得胜利的在语义学上是一个意思。
学术上有异议，提出来讨论，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我们对历史资料的判断和理解，对历史事实的认知，经常可能会有差别甚至不同。通过学术讨论，达到相互切磋，截长补短，深化研究的目的，是十分有益的。但许多年来，人们似乎习惯了简单的批判，对正常的学术讨论反倒有些陌生。笔者欢迎刘统先生真正从学术角度商榷问题，尤其希望能够直接接触到这一时期军史档案的刘统先生，本着尊重客观事实的精神，勇于面对苏联援助的这段历史。不是随意举出一个1947年4月和1946年5月底东北各野战军[5]武器数量之差，然后不加分析地告诉人们说苏军援助微乎其微，而是要依据中国方面自己的档案资料，全面地进行分析考证，具体地告诉读者：苏联当年究竟提供了多少援助，这些援助在解放战争期间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前苏联档案或俄国档案所举出的援助数字，哪些是可信的，哪些是还需要深入研究和查证的，哪些是不大可信的，需要订正。显然，如果刘统先生不相信前苏联提出的援助数字，就应该从事这样具体深入的研究工作，而不是轻率地断言说那些讲到苏联援助的资料和观点都是编造“秘闻”，坚持认为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装备的加强与苏联的帮助根本没有多少关系。其实，历史研究的常识是，肯定容易否定难。一条史料就可以言其有，上百条史料也不能轻信其无。何况，有关这一时期苏援的史料已经披露者就不止十件八件，怎么能轻率地罗列几条没有得到或很少得到苏援的资料，就断言当年苏军既没有留什么武器，也没有给予什么帮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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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期间苏联是否向中共提供了军事援助，提供了多少援助，这个问题历来是中共党史和军史上引人注目，却又长期得不到确切答案的问题。而在我们自己避而不谈的时候，我们却无法避免前苏联公布它所掌握的资料，更无法避免中国和世界的读者会去相信它的资料。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对这个问题渐渐变得不那么敏感了。一些回忆录的出版和一些档案文献资料的公开已经或多或少地谈到了这方面的情况，当年曾担任过东北局重要领导人的陈云也曾公开表示过不能因为强调自力更生，就否认苏联在东北问题上给予过重要帮助的意见。当年在毛泽东身边做秘书工作的胡乔木也肯定地说：当时“苏联在东北和我们配合默契，实际上帮了我们很大的忙”。[1]但是，尽管历史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广大读者，甚至是多数研究者，还是无法接触到中国方面保存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档案资料。由于看不到中国方面自己的档案资料，又不能全面掌握前苏联的相关档案文献，今天的人们，无论在中国、在外国，自然也还是只能主要依据一些零星的资料来分析和认识这段历史。笔者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2]（以下简称《恩怨》）一书中，就是把中国方面披露的片断的文献史料与前苏联披露的总体援助数字的文献档案结合起来，讨论这段历史的。
笔者不是研究军事史的专家，当然更不是专门从事东北解放战争史研究的专家。根据自己所了解和掌握的档案文献与回忆资料，对这一长期困扰史学界的问题做出自己的说明和判断，不过是想从尊重客观事实，和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角度做些学术探讨。而研究的结果，笔者既不赞成抹杀苏援的存在，也不赞成夸大苏援的作用。笔者的结论很清楚，即：第一，不能否认战后苏联在东北问题上给予了中共很大的帮助，包括军事上的援助；第二，虽然存在着这种帮助和援助，但它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它充其量只是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
笔者的这一研究引起了不少人的重视和关注，也引起了专门研究这一时期军事问题的刘统先生的重视，并且为其提供了一个可以讨论这一问题的机会。刘统先生的文章[3]（以下简称刘文）能够引用少量的档案资料，且注明了出处，这至少较过去有关的军史论文多了一些可信性，也为其他研究者讨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些可以参照的依据。就这点而言，刘文是有一定价值的。但是，在读过刘文之后，笔者却发觉刘文并非纯粹从学术的角度出发来讨论问题，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带着一种批判的意味，将笔者的努力一概否认。关于这一点，刘统先生在结语中坦率地表示，他写此文其实是想告诉读者，杨奎松所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中的有些说法，同那些传记文学的作者一样，也犯了“热衷于编造‘秘闻’”的错误，“缺少严肃的治学态度，根据片面的材料和国外资料，提出一些‘惊人’的论点，来获取社会轰动效应”。[4]由于刘文的这种讨论已经超出学术范围，不仅涉及到刘文自己所说的所谓基本治学态度问题，而且涉及到学术评论乃至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问题，因此笔者非加辨正不可。尽管，这多少让人有些遗憾。
一、关于刘文讨论问题的方法
进行学术讨论，最基本的前提是要实事求是。这就要求讨论者清楚地了解对方所想要表达的意思，然后根据对方的确切意思来讨论问题，不能生吞活剥，张冠李戴，更不能搞莫须有和想当然。而刘文开篇的四段话就离开了这一最基本的前提。
刘文开篇四段话，第一段是介绍笔者《恩怨》一书中关于苏援“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的“论断”和引用的苏方资料。作为讨论问题，这是一种常见的切入方式，确有必要。第二段用“这个观点不是杨奎松先生的首创”，引出《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中关于“苏联的援助是人民解放军力量壮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的观点和苏方资料，文字上虽可斟酌，两相映照亦不为过。而第三段所谓“台湾国民党方面也持这种观点”的引语，就颇让人疑惑作者的目的所在了。显然，纯粹从学术角度讨论问题，提出第一段内容即可，补充第二段之情况加强讨论之力度也属正常。但随后举出“台湾国民党”的观点，就不仅是画蛇添足，而且多少让人怀疑作者的目的了。很明显，加上第三段，即使按照刘文自己的逻辑都不通。因为，按照刘文第四段紧接着得出的结论，即所谓上述三段“三方面的观点的依据其实都是来自苏方的资料”云云，细心的读者一望即知，那个“台湾国民党”方面参与接收东北的某官员回忆当年目睹苏军后撤时向佳木斯运送武器例证，与几十年后公开的苏方资料根本不搭界。说它“其实都是来自苏方的资料”，纯粹是霸王硬上弓。
刘文开篇四段，其实用的是一种归谬法，先把笔者的观点一步步归入应当否定批判的谬误之列，然后再一语定性。其定性的话也在第四段中，形式上是一句质问，即“东北解放战争真的是依靠苏联援助才取得胜利的吗？”弦外之音十分明白，那就是：笔者、苏联、国民党，其实都是一个观点，即都认为东北解放战争是靠苏联援助才取得胜利的。把笔者的观点同前苏联的观点相提并论，给人印象如何不难想见；再把笔者的观点等同于台湾国民党方面的观点，其效果更可想而知。但问题是：笔者何时何地说过东北解放战争是靠苏联援助才取得胜利的呢？刘文很清楚笔者的“论断”：苏援“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如果不是故意曲解，大概没有谁会认为这句话与东北解放战争是靠苏联援助才取得胜利的在语义学上是一个意思。
学术上有异议，提出来讨论，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我们对历史资料的判断和理解，对历史事实的认知，经常可能会有差别甚至不同。通过学术讨论，达到相互切磋，截长补短，深化研究的目的，是十分有益的。但许多年来，人们似乎习惯了简单的批判，对正常的学术讨论反倒有些陌生。笔者欢迎刘统先生真正从学术角度商榷问题，尤其希望能够直接接触到这一时期军史档案的刘统先生，本着尊重客观事实的精神，勇于面对苏联援助的这段历史。不是随意举出一个1947年4月和1946年5月底东北各野战军[5]武器数量之差，然后不加分析地告诉人们说苏军援助微乎其微，而是要依据中国方面自己的档案资料，全面地进行分析考证，具体地告诉读者：苏联当年究竟提供了多少援助，这些援助在解放战争期间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前苏联档案或俄国档案所举出的援助数字，哪些是可信的，哪些是还需要深入研究和查证的，哪些是不大可信的，需要订正。显然，如果刘统先生不相信前苏联提出的援助数字，就应该从事这样具体深入的研究工作，而不是轻率地断言说那些讲到苏联援助的资料和观点都是编造“秘闻”，坚持认为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装备的加强与苏联的帮助根本没有多少关系。其实，历史研究的常识是，肯定容易否定难。一条史料就可以言其有，上百条史料也不能轻信其无。何况，有关这一时期苏援的史料已经披露者就不止十件八件，怎么能轻率地罗列几条没有得到或很少得到苏援的资料，就断言当年苏军既没有留什么武器，也没有给予什么帮助呢？
二、关于刘文中的史料运用
在历史研究上，任何一种有说服力的论证，首先取决于对史料的掌握程度，其次则取决于对史料分析和运用的水平。由于无法接触到某些史料，以致对其他一些史料过于相信，造成偏听偏信的情况，这在历史研究中是一种可以允许的错误。但刘统先生以其特有的专任军史研究工作者的身份，在不少涉及苏援的档案文献已经公开，不少提及苏援的回忆录已经出版的情况下，不能说不了解相关的史料。一方面有条件接触和了解更多更全面的第一手文献资料，一方面却任由主观印象驱使，为我所用；一方面批评别人不该根据片面的材料提出“惊人”的论点，一方面自己却以偏概全，无视史料运用的完整性和连续性，这就是不应出现的错误了。
说刘文为我所用，以偏概全，有什么根据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把刘文所说的情况，与《恩怨》一书中的相关内容略加比照就可以看出一二。
同样是讲贝鲁罗索夫中校到延安与中共中央交涉，刘文只讲贝鲁罗索夫正式传达的关于在苏军退出之前，蒋军及八路军目前均不应开进满洲的原则要求，却不讲在当晚非正式谈话中，贝鲁罗索夫表示只要不用八路军、共产党的名义，不打旗号，不与苏军接触，一切好办的意见，和希望中共中央派负责同志前往满洲就近交涉，协调行动的建议。给人印象，不仅“苏军的态度相当恶劣”，而且刘少奇等匆匆决定成立以彭真为首的中共中央东北局随贝鲁罗索夫飞往沈阳，得出目前是“千载一时之机”的重大判断，进而制定十万大军开赴东北的重要战略部署等，都是在苏军明确反对的情况下，一厢情愿做出的，是受了陪同贝鲁罗索夫到延安的曾克林“非常乐观”的汇报的假像所蒙骗。
同样是讲彭真一行和各部队赶至东北，刘文只选用彭真9月21日电和黄克诚11月25日电，及彭真12月30日电，偏偏对《恩怨》一书中举出的东北局10月4日、5日、25日、28日致中共中央各电只字不提。给人印象，中共军队最终只得到七五山炮11门，迫击炮70门，步枪12000支，机枪300挺，六五子弹500万发，七九子弹40万发，三八子弹80万发，手榴弹15万个，97架日本飞机和皮鞋、帽子、大衣各万余。这点儿武器实在是“少得可怜”，“绝大部分日军武器库的装备都被苏军用火车运往苏联”。至于10月间东北局报告的苏军决定提供的那些武器弹药的情况，对刘文好象不存在一样。
同样是讲苏联援助问题，刘文所用电文资料只讲到1945年底便戛然而止，好像此前援助“少得可怜”，此后就更没有援助问题可谈了。一面否认苏方曾表示过援助，一面又承认苏军确曾许诺援助，只是落空。最后更是宣称：“东北野战军的炮兵，是靠‘拣破烂’建立起来的”，飞机、坦克是自己“搜集、缴获”的，军工生产也是自筹粮食、资金，招收当地工人，使用日本技术人员“白手起家”的。与苏联在武器问题上发生关系，只是“在1946年底到1947年初这个时期”，但也不过是用粮食换了些武器过来。这段时期真正援助过东北野战军的，只有北朝鲜，而且数量也不多，虽无确切统计，比较1947年4月和1946年5月两次部队装备统计可知，枪至多不过万余，机枪至多不过数千，炮至多不过数百，如此而已。刘文好像完全不曾想过，在苏军占领下，少量枪可以拾，个别一两门炮可以拣，如刘文自己所谈到的成百上千门炮、97架飞机，没有苏军帮助，自己怎么去“搜集、缴获”？至于《恩怨》一书中提到的1946年3月以后的苏援电报，和驻朝苏军随后大量向东北和关内输送武器弹药的情况，刘文就更是视若无睹了。
学术商榷，即是学术对话。对话首先就要有的放矢，也就是要针对被商榷者提出的问题、观点和论据进行讨论。就历史研究论文或论著的商榷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要直接针对被商榷者提出的史料说话。历史研究的观点，均产生于相当的史料之中。史料可靠，运用得法，观点自可成立；史料片面，利用不当，观点自会受到质疑。然而刘文的所谓商榷，却基本上是在自说自话。它把笔者以为依据的几个不同时期的具体史料放在一边不管，找出几件意思不同的史料，便批评笔者“无视这些事实，单纯依靠苏联的个别资料解释东北解放战争的进程”。问题是，《恩怨》一书此章45个注释，涉及与苏援有关的注释不止五分之一，除被刘文抓住不放的251页注释1以外，都是引述中国方面的文献资料。只讨论一个注释1，断言笔者的观点只出自此一则“苏联的个别资料”，然后就轻下断语加以批驳，这是不是有点太离谱了？
当然，说刘文全篇只讨论了《恩怨》一个注释，也不很准确。其实刘文还讨论了235页中东北局的一个报告，并且很“遗憾”笔者对此没有加注。该报告谈道，苏方已决定将抚顺一个军火库中的300万发炮弹交给东北局，并要中共赶快加紧组建炮兵。刘文因此批评笔者没有“军事常识”，说“300万发炮弹是什么概念？东北野战军在规模最大的锦州战役中，共使用了263门重型火炮，是我军解放战争中集中使用火炮最多的一次战役。战后统计，耗费榴弹炮、野战炮弹13469发（小炮、迫击炮弹未计算）。我军在整个解放战争中重炮炮弹消耗的总和也不到300万发。”对于此一批评，笔者实在深为感谢，因为笔者确实不知“炮弹”这一名词在“军事常识”中是指“重炮炮弹”，不算迫击炮、六0炮、步兵炮、机关炮、平射炮、钢炮、山炮、高射炮等其他各种大小炮的炮弹。[6]只是，第一，此300万发并非笔误或抄写错误，确为当年东北局所报之数。[7]第二，当年东北党政军领导人也和笔者一样缺少刘文所讲的“军事常识”，因为他们在电报中也经常把迫击炮弹等不该称为“炮弹”的炮弹叫做炮弹。[8]不知刘文对此当如何解说？而这类炮弹的消耗，从1946年开始就已经相当惊人了。据1946年2月沙子岭战斗详报，此次仅一天三夜的作战，七个团就消耗了各种非重炮的炮弹2074发。[9]照此计算下来，300万发是否还算是个离奇的数字呢？
刘文所以会无视商榷对象的论据，除了过于强烈的主观倾向左右其判断以外，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作者似乎并不完全掌握史学研究中的史料分析方法。研究历史，取得第一手资料至为关键。但并非有了几件第一手资料就可以不加分析地拿来建立自己的观点。因为任何史料所反映的情况都是有时间性的，一两份电报说明不了问题。比如刘文所举1945年9月21日彭真电，其中表示对得到的武器装备数量感到失望，甚至认为“将来能否取得武器，还是个谜”。但不过半天之后，他在另一份与陈云合署的电报中就有了另一种说法，称沈阳市政府和奉天省政府我日内即可接收，已获武器虽不多，资财弹药却稍多，且“尚有获得大批武器之可能”。[10]又如刘文花了很多文字来描述东北军工如何没有苏联帮助，“白手起家”，意思大概是想证明说东北解放战争所用的武器弹药多半都是自己生产出来的。刘文所用资料大部来自东北军工部的工作报告，也理当可信。问题是刘统先生是否读懂了报告中所包含的意思，是否有所分析？刘文再三提到大连军工生产的作用，但它却像对待97架日本飞机的问题一样，没有想过大连当时是在谁的控制之下，难道不是苏军在为中共在大连的军工生产提供便利并充当保护伞？[11]而且，如果刘统先生对历史能够有所联想，有足够的经验，他更应当想到，假如东北的军工生产真是像他描写的那样，很少机器，只是招几个当地工人，利用几个日本技术人员，赤手空拳一年多就能造子弹数千万、炮弹数百万，那么抗战八年，延安等根据地也用了不少日本技术人员，也搞了一些机器，八路军为什么连黄色炸药都生产不出来，还只能靠游击战对付日本人？事情很清楚，东北的军工生产从制造大批子弹、炮弹直至钢材和冲压设备，没有哪一样不是借助于日本留下来的兵工、化工和钢铁工厂的基础。这些工业设备，又都是在苏军的控制之下，必须要由苏军提供便利才能取得，怎么能说东北军工生产完全是“白手起家”，与苏援无关呢？刘统先生哪怕稍微细心一点，就更应该能够从军工部的报告当中看到，东北军区后勤部军事工业部之建立，主要目的就是负责从苏军手里接收沈阳及南满地区的工业企业，特别是兵工厂。[12]而军工部成立伊始，就接连从苏军手里接收了沈阳地区大东区兵工总厂、文官屯坦克修理厂和孤家子火药厂等多家重要的兵工厂。只是由于后来苏军受到国民党的外交压力，要求中共所有单位撤出沈阳，这些工厂才又交回到苏军手中，但苏军还是允许中共东北军工部拉走了30多部机器和200多吨物资。同样的情况，苏军也先后将抚顺、本溪、辑安、鞍山、辽阳、延边等地及其兵工厂、化学工厂交予中共接收，中共撤出时更运出了数百台机器和上千吨各种原料。中共1946年6月向北满撤退时，仅各种军工机器和原料就运了300多车皮。[13]中共后来能在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鸡西等地建立军工生产基地，能够大批生产并及时供应战争所需的大量弹药，也都与苏军提供便利甚至是提供帮助有关。讲东北解放战争，怎么能完全不考虑这一极大不同于延安时期的特殊背景呢？对于这一点，刘统先生只要在分析他所看到的史料时，稍加推敲，就应当可以想到。
在历史研究上，任何一种有说服力的论证，首先取决于对史料的掌握程度，其次则取决于对史料分析和运用的水平。由于无法接触到某些史料，以致对其他一些史料过于相信，造成偏听偏信的情况，这在历史研究中是一种可以允许的错误。但刘统先生以其特有的专任军史研究工作者的身份，在不少涉及苏援的档案文献已经公开，不少提及苏援的回忆录已经出版的情况下，不能说不了解相关的史料。一方面有条件接触和了解更多更全面的第一手文献资料，一方面却任由主观印象驱使，为我所用；一方面批评别人不该根据片面的材料提出“惊人”的论点，一方面自己却以偏概全，无视史料运用的完整性和连续性，这就是不应出现的错误了。
说刘文为我所用，以偏概全，有什么根据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把刘文所说的情况，与《恩怨》一书中的相关内容略加比照就可以看出一二。
同样是讲贝鲁罗索夫中校到延安与中共中央交涉，刘文只讲贝鲁罗索夫正式传达的关于在苏军退出之前，蒋军及八路军目前均不应开进满洲的原则要求，却不讲在当晚非正式谈话中，贝鲁罗索夫表示只要不用八路军、共产党的名义，不打旗号，不与苏军接触，一切好办的意见，和希望中共中央派负责同志前往满洲就近交涉，协调行动的建议。给人印象，不仅“苏军的态度相当恶劣”，而且刘少奇等匆匆决定成立以彭真为首的中共中央东北局随贝鲁罗索夫飞往沈阳，得出目前是“千载一时之机”的重大判断，进而制定十万大军开赴东北的重要战略部署等，都是在苏军明确反对的情况下，一厢情愿做出的，是受了陪同贝鲁罗索夫到延安的曾克林“非常乐观”的汇报的假像所蒙骗。
同样是讲彭真一行和各部队赶至东北，刘文只选用彭真9月21日电和黄克诚11月25日电，及彭真12月30日电，偏偏对《恩怨》一书中举出的东北局10月4日、5日、25日、28日致中共中央各电只字不提。给人印象，中共军队最终只得到七五山炮11门，迫击炮70门，步枪12000支，机枪300挺，六五子弹500万发，七九子弹40万发，三八子弹80万发，手榴弹15万个，97架日本飞机和皮鞋、帽子、大衣各万余。这点儿武器实在是“少得可怜”，“绝大部分日军武器库的装备都被苏军用火车运往苏联”。至于10月间东北局报告的苏军决定提供的那些武器弹药的情况，对刘文好象不存在一样。
同样是讲苏联援助问题，刘文所用电文资料只讲到1945年底便戛然而止，好像此前援助“少得可怜”，此后就更没有援助问题可谈了。一面否认苏方曾表示过援助，一面又承认苏军确曾许诺援助，只是落空。最后更是宣称：“东北野战军的炮兵，是靠‘拣破烂’建立起来的”，飞机、坦克是自己“搜集、缴获”的，军工生产也是自筹粮食、资金，招收当地工人，使用日本技术人员“白手起家”的。与苏联在武器问题上发生关系，只是“在1946年底到1947年初这个时期”，但也不过是用粮食换了些武器过来。这段时期真正援助过东北野战军的，只有北朝鲜，而且数量也不多，虽无确切统计，比较1947年4月和1946年5月两次部队装备统计可知，枪至多不过万余，机枪至多不过数千，炮至多不过数百，如此而已。刘文好像完全不曾想过，在苏军占领下，少量枪可以拾，个别一两门炮可以拣，如刘文自己所谈到的成百上千门炮、97架飞机，没有苏军帮助，自己怎么去“搜集、缴获”？至于《恩怨》一书中提到的1946年3月以后的苏援电报，和驻朝苏军随后大量向东北和关内输送武器弹药的情况，刘文就更是视若无睹了。
学术商榷，即是学术对话。对话首先就要有的放矢，也就是要针对被商榷者提出的问题、观点和论据进行讨论。就历史研究论文或论著的商榷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要直接针对被商榷者提出的史料说话。历史研究的观点，均产生于相当的史料之中。史料可靠，运用得法，观点自可成立；史料片面，利用不当，观点自会受到质疑。然而刘文的所谓商榷，却基本上是在自说自话。它把笔者以为依据的几个不同时期的具体史料放在一边不管，找出几件意思不同的史料，便批评笔者“无视这些事实，单纯依靠苏联的个别资料解释东北解放战争的进程”。问题是，《恩怨》一书此章45个注释，涉及与苏援有关的注释不止五分之一，除被刘文抓住不放的251页注释1以外，都是引述中国方面的文献资料。只讨论一个注释1，断言笔者的观点只出自此一则“苏联的个别资料”，然后就轻下断语加以批驳，这是不是有点太离谱了？
当然，说刘文全篇只讨论了《恩怨》一个注释，也不很准确。其实刘文还讨论了235页中东北局的一个报告，并且很“遗憾”笔者对此没有加注。该报告谈道，苏方已决定将抚顺一个军火库中的300万发炮弹交给东北局，并要中共赶快加紧组建炮兵。刘文因此批评笔者没有“军事常识”，说“300万发炮弹是什么概念？东北野战军在规模最大的锦州战役中，共使用了263门重型火炮，是我军解放战争中集中使用火炮最多的一次战役。战后统计，耗费榴弹炮、野战炮弹13469发（小炮、迫击炮弹未计算）。我军在整个解放战争中重炮炮弹消耗的总和也不到300万发。”对于此一批评，笔者实在深为感谢，因为笔者确实不知“炮弹”这一名词在“军事常识”中是指“重炮炮弹”，不算迫击炮、六0炮、步兵炮、机关炮、平射炮、钢炮、山炮、高射炮等其他各种大小炮的炮弹。[6]只是，第一，此300万发并非笔误或抄写错误，确为当年东北局所报之数。[7]第二，当年东北党政军领导人也和笔者一样缺少刘文所讲的“军事常识”，因为他们在电报中也经常把迫击炮弹等不该称为“炮弹”的炮弹叫做炮弹。[8]不知刘文对此当如何解说？而这类炮弹的消耗，从1946年开始就已经相当惊人了。据1946年2月沙子岭战斗详报，此次仅一天三夜的作战，七个团就消耗了各种非重炮的炮弹2074发。[9]照此计算下来，300万发是否还算是个离奇的数字呢？
刘文所以会无视商榷对象的论据，除了过于强烈的主观倾向左右其判断以外，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作者似乎并不完全掌握史学研究中的史料分析方法。研究历史，取得第一手资料至为关键。但并非有了几件第一手资料就可以不加分析地拿来建立自己的观点。因为任何史料所反映的情况都是有时间性的，一两份电报说明不了问题。比如刘文所举1945年9月21日彭真电，其中表示对得到的武器装备数量感到失望，甚至认为“将来能否取得武器，还是个谜”。但不过半天之后，他在另一份与陈云合署的电报中就有了另一种说法，称沈阳市政府和奉天省政府我日内即可接收，已获武器虽不多，资财弹药却稍多，且“尚有获得大批武器之可能”。[10]又如刘文花了很多文字来描述东北军工如何没有苏联帮助，“白手起家”，意思大概是想证明说东北解放战争所用的武器弹药多半都是自己生产出来的。刘文所用资料大部来自东北军工部的工作报告，也理当可信。问题是刘统先生是否读懂了报告中所包含的意思，是否有所分析？刘文再三提到大连军工生产的作用，但它却像对待97架日本飞机的问题一样，没有想过大连当时是在谁的控制之下，难道不是苏军在为中共在大连的军工生产提供便利并充当保护伞？[11]而且，如果刘统先生对历史能够有所联想，有足够的经验，他更应当想到，假如东北的军工生产真是像他描写的那样，很少机器，只是招几个当地工人，利用几个日本技术人员，赤手空拳一年多就能造子弹数千万、炮弹数百万，那么抗战八年，延安等根据地也用了不少日本技术人员，也搞了一些机器，八路军为什么连黄色炸药都生产不出来，还只能靠游击战对付日本人？事情很清楚，东北的军工生产从制造大批子弹、炮弹直至钢材和冲压设备，没有哪一样不是借助于日本留下来的兵工、化工和钢铁工厂的基础。这些工业设备，又都是在苏军的控制之下，必须要由苏军提供便利才能取得，怎么能说东北军工生产完全是“白手起家”，与苏援无关呢？刘统先生哪怕稍微细心一点，就更应该能够从军工部的报告当中看到，东北军区后勤部军事工业部之建立，主要目的就是负责从苏军手里接收沈阳及南满地区的工业企业，特别是兵工厂。[12]而军工部成立伊始，就接连从苏军手里接收了沈阳地区大东区兵工总厂、文官屯坦克修理厂和孤家子火药厂等多家重要的兵工厂。只是由于后来苏军受到国民党的外交压力，要求中共所有单位撤出沈阳，这些工厂才又交回到苏军手中，但苏军还是允许中共东北军工部拉走了30多部机器和200多吨物资。同样的情况，苏军也先后将抚顺、本溪、辑安、鞍山、辽阳、延边等地及其兵工厂、化学工厂交予中共接收，中共撤出时更运出了数百台机器和上千吨各种原料。中共1946年6月向北满撤退时，仅各种军工机器和原料就运了300多车皮。[13]中共后来能在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鸡西等地建立军工生产基地，能够大批生产并及时供应战争所需的大量弹药，也都与苏军提供便利甚至是提供帮助有关。讲东北解放战争，怎么能完全不考虑这一极大不同于延安时期的特殊背景呢？对于这一点，刘统先生只要在分析他所看到的史料时，稍加推敲，就应当可以想到。
三、关于苏援及其转交武器数字的简略分析
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不能深入讨论解放战争期间苏联在东北提供援助的各项具体例证。[14]但针对刘文武断否定苏援的态度，在此仍有必要简略地讨论一下有关苏援的基本史实问题。
必须承认，目前无论是根据俄国解密的档案资料，还是根据中国公开的档案资料，我们这些外围的研究者，都还难以将当年苏方提供军事援助或帮助的详细经过描述出来。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不能根据已有的中俄两方面的档案文献及回忆史料，肯定解放战争期间苏方提供过相当程度的军事援助。问题是，我们究竟应当怎么看当年部队领导人表示不满的个别电报呢？
当年部队领导人确实有过对苏援不满的电报。但既然是研究历史，就要注意分析：第一，是哪些部队不满？第二，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不满？就第一点而言，曾克林部“非常乐观”的看法就与黄克诚部十分悲观的看法有所区别。[15]之所以会产生区别，就是因为两支部队进入东北的时间不同，他们所体会到的苏军态度和得到援助的及时程度也不相同的缘故。换言之，我们应当可以看出，苏军并非所有时候的态度都“相当恶劣”。就第二点而言，刘文所引彭真和黄克诚表示不满的电报的时间，一是在9月21日，一是在11月25日，而《恩怨》一书所举的彭真等高度兴奋地准备接收大批武器并与苏军合作的电报，一是在10月间，一是在1946年3月以后。这更进一步说明，苏军的态度是有变化的。在有的时候“相当恶劣”，在有的时候相当友善。对苏军态度及援助问题，不能仅以一时一地的资料一概而论。刘文显然忘记了对问题应当做这样的具体分析。
那么，苏军的态度何时好，何时不好呢？刘文说：彭真到达沈阳后，就“发现苏军的态度相当恶劣”。刘文对这句话既没有加引号，也没有注出处。以当时苏军最高司令官刚刚派联络官前往延安，并将彭真等人接来沈阳，此前对曾克林等八路军态度相当友好的情况判断，笔者对此点颇有些怀疑。当然，即使不看刘文，从曾克林、聂荣臻、伍修权等人的回忆录也可以看出，9月下旬这段时间苏军的态度，确和中旬以前的态度有了不小的区别。只是，真正让中共一些领导人感到“苏军的态度相当恶劣”的时间，还不在这时，而是在1945年11月17日以后。因为那时苏军真是蛮不讲理地把中共军队从城里往外驱赶，确让许多中共部队的干部深感寒心和愤慨。问题是，这毕竟只是个别时间的情况。即使专门研究这段历史的刘统先生，所能举出的当年部队领导人对苏援不满的文电，也委实寥寥。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刘文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不妨在下面简单地以苏军态度冷热做一时间的区分。
第一阶段是1945年8月下旬至9月中旬。这段时间苏军对中共部队的态度基本上是好的，双方不仅有过协同作战的情况，有过盛大联欢，而且中共军队还被接入沈阳等各大中城市，让其担负城市卫戍任务，准其接收政权和重要工厂及武器库等。
第二阶段是在1945年9月下旬前后。这十几天时间里苏军发现美军准备在中国华北登陆，为在外交上立于主动，避免因公开支持中共进入东北被国民政府和美国指责为违反中苏条约，因此将已经交予中共的多数工厂、武器库和部分政权重新收回，并劝说中共武装退出城外。
第三阶段是从10月上旬至11月中旬期间，这期间因发现美军不仅不打招呼，而且完全不顾苏联态度，在紧邻东北的华北地区大举登陆，因此怀疑美军有意在苏军撤退后进入东北地区，基于反对美国势力进入东北的战略考虑，苏军开始受命积极支持中共占据东北。中共大规模进入城市，接收政权和工厂、武器库，甚至直接接防苏军允诺国民党军登陆的沿海口岸，武装拒止美舰运载国民党军队在东北上岸，都是在这一时期。
第四阶段是1945年11月17日至1946年2月中旬前后。这时国民党发现中共军队已经开始先期进入中心城市并占据交通要道，进行接收，遂采取断然措施，撤退东北行营，并向美国政府提起控告。苏方撤军不成，迫于外交压力，不得不考虑与国民党进行外交和经济谈判，力图与蒋介石达成妥协。为此，因急于与中共撇清关系，苏军不顾中共方面的反对与不满，在一些地方采取了强行驱赶中共军队出城的做法。
第五阶段是1946年3月以后，由于美国坚持东北要门户开放，苏联与国民党谈判不成，苏军态度再度改变，全力推动中共抵抗国民党进入东北。故其撤军时处处让中共预先接收，抢占先机，并主动提供了许多积极的帮助。在此以后，苏联与美蒋交恶，与中共的合作关系逐渐趋向稳定。
由上述说明可以看出，在整个东北解放战争过程中，苏方态度“恶劣”只在个别时段。除了第二、四两个阶段大约三个多月的时间以外，其他三个阶段三年左右时间苏军对中共的态度基本上是好的。不论其利益着眼点是否与中共不同，但其放手让中共发展，甚或帮助获取武器的态度是明显的。否认中共有过不满固然不可，只根据上述两个阶段的一些言论就否定存在着苏援的事实，显然更不可取。
既然苏援是事实，那么当年苏军到底向中共转交了多少武器装备呢？严格地说，刘文也没有完全否认存在着苏援的事实，只不过它的看法是，即使有，苏方也是有条件的、不情愿的，并且“少得可怜”，对战争进程不起任何作用。苏军当年转交的武器真的像刘文所说的那么少吗？这是笔者要进一步稍做分析的问题。
首先，我们应当了解，前苏联档案所讲当年苏军转交的武器数，既包括给东北野战军的，也包括通过东北方面转交给华北、乃至西北等关内部队的，因此不能像刘文那样，只拿东北野战军自身的武器增长情况来判断苏方资料的可信与否。关于此点，《恩怨》一书中其实已有所说明，在此仅具体补充三点资料以引起重视。一是1945年9月21日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曾谈到晋察冀军区聂荣臻部来电，内称：苏蒙军本月底将从察哈尔撤完，军用品一部交我，并愿今后助我。[16]实际上，这时来自晋察冀和晋绥军区的这种电报还有不少，大都谈到与苏军合作及获取武器帮助的问题。二是曾克林回忆提到，9月及10月，他所在部队曾不止一次地将他们在沈阳、锦州等地接收的大批武器弹药，转运给了关内的部队和山东的部队。[17]三是1946年5月20日东北局曾致电中央，说明苏军坚决支持东北野战军死守四平，并已经指示驻朝苏军立即提供弹药应急，并劝中共在关内另辟战场以减轻东北压力，为此希望中共能够组织海上运输，从东北向山东运送武器弹药，说要多少给多少。随后驻朝苏军即向中共东北野战军提供了第一批武器弹药。5月28日，第一批82挺轻机枪，32挺重机枪，43万发子弹和一万箱炸药及大量电器材料等即由海路运往山东。至6月下旬初即已运送三批。以后运送则更为频繁，数量也更大。到8月间，步枪已达数万支，机枪达上千挺，最多一次朝鲜苏军即提供了上百车皮武器弹药。对此，刘统先生并非完全不了解，但却断言这些事情只发生在1946年底1947年初中共部队最困难的一个短暂时期，并且坚持说苏联和朝鲜的态度大相径庭，苏联不仅两度拒绝帮助，后来同意也是要求以粮食作为交换，而朝鲜方面却“无偿赠与和无代价帮助我们装运”。然而已有的资料却显示，至少在1946年，苏方提出希望能够得到粮食已经是10月下旬的事情了，此前除了中方发现苏军好饮酒故建议山东军区找些白兰地过来以联络感情之外，并未见任何以货易货的问题提出。与此同时，除开始两三个月以外，中方从朝鲜政府方面获得的，也主要是其炸药厂生产的炸药，并且是用朝币买的，虽然价格低廉，但说完全“无偿”，似乎也不尽然。以上情况都表明，计算苏方转交武器数，不能只拿东北野战军武器装备增长的数字来对照苏方数字，必须考虑到这些武器装备的相当部分已转运到关内去了。
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不能深入讨论解放战争期间苏联在东北提供援助的各项具体例证。[14]但针对刘文武断否定苏援的态度，在此仍有必要简略地讨论一下有关苏援的基本史实问题。
必须承认，目前无论是根据俄国解密的档案资料，还是根据中国公开的档案资料，我们这些外围的研究者，都还难以将当年苏方提供军事援助或帮助的详细经过描述出来。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不能根据已有的中俄两方面的档案文献及回忆史料，肯定解放战争期间苏方提供过相当程度的军事援助。问题是，我们究竟应当怎么看当年部队领导人表示不满的个别电报呢？
当年部队领导人确实有过对苏援不满的电报。但既然是研究历史，就要注意分析：第一，是哪些部队不满？第二，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不满？就第一点而言，曾克林部“非常乐观”的看法就与黄克诚部十分悲观的看法有所区别。[15]之所以会产生区别，就是因为两支部队进入东北的时间不同，他们所体会到的苏军态度和得到援助的及时程度也不相同的缘故。换言之，我们应当可以看出，苏军并非所有时候的态度都“相当恶劣”。就第二点而言，刘文所引彭真和黄克诚表示不满的电报的时间，一是在9月21日，一是在11月25日，而《恩怨》一书所举的彭真等高度兴奋地准备接收大批武器并与苏军合作的电报，一是在10月间，一是在1946年3月以后。这更进一步说明，苏军的态度是有变化的。在有的时候“相当恶劣”，在有的时候相当友善。对苏军态度及援助问题，不能仅以一时一地的资料一概而论。刘文显然忘记了对问题应当做这样的具体分析。
那么，苏军的态度何时好，何时不好呢？刘文说：彭真到达沈阳后，就“发现苏军的态度相当恶劣”。刘文对这句话既没有加引号，也没有注出处。以当时苏军最高司令官刚刚派联络官前往延安，并将彭真等人接来沈阳，此前对曾克林等八路军态度相当友好的情况判断，笔者对此点颇有些怀疑。当然，即使不看刘文，从曾克林、聂荣臻、伍修权等人的回忆录也可以看出，9月下旬这段时间苏军的态度，确和中旬以前的态度有了不小的区别。只是，真正让中共一些领导人感到“苏军的态度相当恶劣”的时间，还不在这时，而是在1945年11月17日以后。因为那时苏军真是蛮不讲理地把中共军队从城里往外驱赶，确让许多中共部队的干部深感寒心和愤慨。问题是，这毕竟只是个别时间的情况。即使专门研究这段历史的刘统先生，所能举出的当年部队领导人对苏援不满的文电，也委实寥寥。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刘文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不妨在下面简单地以苏军态度冷热做一时间的区分。
第一阶段是1945年8月下旬至9月中旬。这段时间苏军对中共部队的态度基本上是好的，双方不仅有过协同作战的情况，有过盛大联欢，而且中共军队还被接入沈阳等各大中城市，让其担负城市卫戍任务，准其接收政权和重要工厂及武器库等。
第二阶段是在1945年9月下旬前后。这十几天时间里苏军发现美军准备在中国华北登陆，为在外交上立于主动，避免因公开支持中共进入东北被国民政府和美国指责为违反中苏条约，因此将已经交予中共的多数工厂、武器库和部分政权重新收回，并劝说中共武装退出城外。
第三阶段是从10月上旬至11月中旬期间，这期间因发现美军不仅不打招呼，而且完全不顾苏联态度，在紧邻东北的华北地区大举登陆，因此怀疑美军有意在苏军撤退后进入东北地区，基于反对美国势力进入东北的战略考虑，苏军开始受命积极支持中共占据东北。中共大规模进入城市，接收政权和工厂、武器库，甚至直接接防苏军允诺国民党军登陆的沿海口岸，武装拒止美舰运载国民党军队在东北上岸，都是在这一时期。
第四阶段是1945年11月17日至1946年2月中旬前后。这时国民党发现中共军队已经开始先期进入中心城市并占据交通要道，进行接收，遂采取断然措施，撤退东北行营，并向美国政府提起控告。苏方撤军不成，迫于外交压力，不得不考虑与国民党进行外交和经济谈判，力图与蒋介石达成妥协。为此，因急于与中共撇清关系，苏军不顾中共方面的反对与不满，在一些地方采取了强行驱赶中共军队出城的做法。
第五阶段是1946年3月以后，由于美国坚持东北要门户开放，苏联与国民党谈判不成，苏军态度再度改变，全力推动中共抵抗国民党进入东北。故其撤军时处处让中共预先接收，抢占先机，并主动提供了许多积极的帮助。在此以后，苏联与美蒋交恶，与中共的合作关系逐渐趋向稳定。
由上述说明可以看出，在整个东北解放战争过程中，苏方态度“恶劣”只在个别时段。除了第二、四两个阶段大约三个多月的时间以外，其他三个阶段三年左右时间苏军对中共的态度基本上是好的。不论其利益着眼点是否与中共不同，但其放手让中共发展，甚或帮助获取武器的态度是明显的。否认中共有过不满固然不可，只根据上述两个阶段的一些言论就否定存在着苏援的事实，显然更不可取。
既然苏援是事实，那么当年苏军到底向中共转交了多少武器装备呢？严格地说，刘文也没有完全否认存在着苏援的事实，只不过它的看法是，即使有，苏方也是有条件的、不情愿的，并且“少得可怜”，对战争进程不起任何作用。苏军当年转交的武器真的像刘文所说的那么少吗？这是笔者要进一步稍做分析的问题。
首先，我们应当了解，前苏联档案所讲当年苏军转交的武器数，既包括给东北野战军的，也包括通过东北方面转交给华北、乃至西北等关内部队的，因此不能像刘文那样，只拿东北野战军自身的武器增长情况来判断苏方资料的可信与否。关于此点，《恩怨》一书中其实已有所说明，在此仅具体补充三点资料以引起重视。一是1945年9月21日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曾谈到晋察冀军区聂荣臻部来电，内称：苏蒙军本月底将从察哈尔撤完，军用品一部交我，并愿今后助我。[16]实际上，这时来自晋察冀和晋绥军区的这种电报还有不少，大都谈到与苏军合作及获取武器帮助的问题。二是曾克林回忆提到，9月及10月，他所在部队曾不止一次地将他们在沈阳、锦州等地接收的大批武器弹药，转运给了关内的部队和山东的部队。[17]三是1946年5月20日东北局曾致电中央，说明苏军坚决支持东北野战军死守四平，并已经指示驻朝苏军立即提供弹药应急，并劝中共在关内另辟战场以减轻东北压力，为此希望中共能够组织海上运输，从东北向山东运送武器弹药，说要多少给多少。随后驻朝苏军即向中共东北野战军提供了第一批武器弹药。5月28日，第一批82挺轻机枪，32挺重机枪，43万发子弹和一万箱炸药及大量电器材料等即由海路运往山东。至6月下旬初即已运送三批。以后运送则更为频繁，数量也更大。到8月间，步枪已达数万支，机枪达上千挺，最多一次朝鲜苏军即提供了上百车皮武器弹药。对此，刘统先生并非完全不了解，但却断言这些事情只发生在1946年底1947年初中共部队最困难的一个短暂时期，并且坚持说苏联和朝鲜的态度大相径庭，苏联不仅两度拒绝帮助，后来同意也是要求以粮食作为交换，而朝鲜方面却“无偿赠与和无代价帮助我们装运”。然而已有的资料却显示，至少在1946年，苏方提出希望能够得到粮食已经是10月下旬的事情了，此前除了中方发现苏军好饮酒故建议山东军区找些白兰地过来以联络感情之外，并未见任何以货易货的问题提出。与此同时，除开始两三个月以外，中方从朝鲜政府方面获得的，也主要是其炸药厂生产的炸药，并且是用朝币买的，虽然价格低廉，但说完全“无偿”，似乎也不尽然。以上情况都表明，计算苏方转交武器数，不能只拿东北野战军武器装备增长的数字来对照苏方数字，必须考虑到这些武器装备的相当部分已转运到关内去了。
其次，计算苏军当年转交中共武器数，不能只拿1945年底以前的个别数字做论据，也不能只计算1946年5月至1947年4月之间的差数，甚至不能简单地拿不同时期东北野战军实有武器数相加减，还应考虑到因种种原因受到损失的数字。事实上，刘文提到李运昌部从叶柏寿及马三家向锦州那次运送枪弹物资，路途上被截留、偷盗和私拿就相当多，“大部武器在运送过程中遗失”。我们不能因为黄克诚部仅得1200支枪，就无视苏军当时曾转交12000支枪的事实。[18]类似的情况在中共军队出关最初的一年里发生得相当多。不考虑这些情况，仅以1945年底以前的两个电报中的数字作为根据，断言苏军转给中共的武器“少得可怜”，显然是过于轻率的。况且，只举出9月21日和12月30日两封电报中提到的武器数，也并不能据此就断言说1945年底以前中共所得武器只有这么多。注意一下刘文所引彭真12月30日的通报文字：“运赴锦州方面的各种弹药物资（七九子弹40万发在内），三八子弹达80万发，手榴弹15万个”，可以清楚地看出，其所以把“七九子弹40万发”括起来，显然是因为在前面已有过通报。这至少说明，在1945年9月21日至12月30日之间，绝非只有这两封电报谈到过苏方转交武器弹药问题。事实上，刘文随后所举李运昌之报告也能够说明，彭真12月30日电报所提到的李运昌部运送的那批武器弹药，也并非就是当时苏军在东北转交中共武器之全部，因为它不过只是总部离沈阳后，将原存沈阳总部的物资西运至“叶柏寿及马三家”的那一部分而已。再仔细注意一下刘文所举李运昌报告黄克诚师得到的武器当中，我们也能够发现，有些武器就不是刘文所举9月21日和12月30日那两份电报中所列的东西。[19]很明显，仅仅依据9月21日和12月30日两封电报，要证明苏军转交的武器“少得可怜”，是无法成立的。要说明1945年底以前到底有过多少苏援，不说明1945年9月下旬以前中共出关部队得到武器的情况，和1945年9月下旬至总部离沈，即至11月下旬之间所得武器的情况，是不行的。
1945年9月下旬以前出关部队得到过多少武器呢？仅据曾克林回忆，当该部被苏军迎入沈阳后，苏军就已将沈阳兵工厂，及沈阳、抚顺、辽阳、本溪等地的军火库、军需被服仓库等交给了该部，甚至把日本关东军最大的苏家屯仓库也交给了该部。当然，9月下旬苏军态度转变，又将这些仓库大部收回。但该部还是运出步枪20000支，轻重机枪1000挺，和156门各种炮，不仅装备了出关部队，“还将一部武器支援了后续部队和原抗日联军以及关内其他解放区部队”。此后，该部仍陆续利用没有交回的仓库取运武器，包括拉出一批军火于10月前后“发给三五九旅和山东鲁中部队、胶东部队和延安来的教一旅等部队”和“用船向山东龙口送去一批武器、弹药，其中有500万发子弹、炮弹”。[20]该部甚至还完整接收了一个日本航空大队。[21]与此同时，进入承德、滦平、叶柏寿、朝阳和山海关、绥中、兴城、锦西、锦州、锦县、北镇、黑山、新民等地的中共军队也得到了大量武器。仅进驻锦州担任卫戍任务的周家美部500余人，就在苏军的协助下，通过解除锦州伪满军队一个旅5000余人的武装，获得火炮28门，轻重机枪216挺，步枪3200余支，手枪150余支，炮弹100余箱，子弹500多万发，汽车20辆。另外，“苏军还从缴获的日伪武器仓库中，交给卫戍司令部大批武器弹药，计有各种火炮50余门，轻重机枪480余挺，步枪1万支，手枪200余支，各种子弹500多万发，以实际行动援助中共军队。”[22]曾克林一部原仅4000人，一举发展到数万人，并仍能以大量武器装备运送给其他出关及关内部队，可见中共这一时期所获得的武器数量绝非“少得可怜”。
同样，彭真等到沈阳后，也仍旧陆续得到大批武器。除9月21日电所报告之数字外，其9月30日又告“用各种方法得枪万余支”，次日再告发现新的武器库，“搜得山炮八十门，迫击炮百余门，子弹稍多”。特别是10月3日与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苏共中央军委委员会见后，整个情况更加乐观。正如东北局4日致中共中央电称：“苏军已下最后决心，大开前门，此间家务全部交我，因我力量微小，现只能接受一部分，允许在一月内替我保存。”[23]这里的所谓“此间家务”，指的就是在东北的全部日军武器。所谓现在只能接受一部分，是因为这个时候在东北的中共部队还不够多，几十万装备拿不了。即便如此，也还是拿了一部分，这就是《恩怨》书中所讲会谈后一次得到的步枪30000支，机枪100挺，大炮15门。也正是基于这种情况，考虑到苏军即将撤退，只能代为保存一月，东北局因此明确电告中共中央，说这里的武器数量极大，全部交给我们确系远方（指苏共中央）决定，要求中央下最大决心抽调30万主力于一个月内赶到东北，以便接收“大批武器”。到25日，东北局更进一步致电中共中央，说明苏军要求中共速派人接收东北工业中心城市及其各工厂，苏军除已搬走者外，都交中共，除已交中共的飞机和有一个日本航空大队全部人员可以使用外，仅抚顺一处便有300万发炮弹可供使用。苏方建议中共赶快接收，同时抓紧编练炮兵和生产大炮。而兵工厂及武器库也最好保留一部分，分散一部分，以免遭到轰炸。在此期间，中共陆续运出了一些武器弹药，但因各地出关部队还在路上，大量的武器库也只是派兵看管而已。随后因11月17日国民政府撤退东北行营，苏军态度改变，致使许多已经接收到手的武器库和兵工厂等，又重新被苏军收了回去。因此才会有黄克诚等部虽赶来东北，却未能很快获得想象中的大批武器的情况。
但此后自1946年3月初起，苏军态度再度转变，并且十分强硬，坚持中共应该全力阻止国民党进入东北，为此特将沈阳以北地区全部交给中共接收，不向国民政府办交待。中共因此再度得到大量武器装备。只要比较一下刘文所举1945年底与1946年5月这两个时期东北部队的武器装备增长情况，就不难了解在此期间中共得到了多少武器。据刘文称，1945年底中共出关部队的武器数为：步枪39641支，轻机枪1139挺，重机枪105支，掷弹筒59支，迫击炮64门，其他“能够用于战斗的重武器如榴弹炮、坦克、飞机，更是一无所有”。[24]几个月后，部队有长枪160881支，轻机枪4033挺，重机枪749挺，各种炮556门。[25]两相对照，在此前后各部队得步枪超过12万支，得轻重机枪3500余挺，得掷弹筒近千支，并得各种炮492门。而尤其需要了解的是，1946年5月底这一统计数字，是在东北部队几乎全部主力在四平及本溪作战遭受严重失利之后的数字，必须把战争中损失的装备数加上去。而此次作战，仅人员损失就将近20000人[26]，不少部队甚至丧失了战斗力[27]，再加上撤出战斗时极其艰难紧张，北撤时又遭受追击，以致“散的散，叛变的叛变”，逃亡现象十分严重[28]，武器装备的损失自然很大。如果把战争损失的武器，和林彪等战役发生前所报尚未装备部队的库存武器数加上去[29]，1946年初的几个月里中共得到的武器数显然是颇为可观的。如果在此基础上，把刘文所列1947年4月部队装备增长的各项数字加上去，再把1946年以后陆续运往关内的武器数，和1947年以后我们还不十分了解，但明显存在的其他可能的武器数加上去[30]，说苏联在解放战争期间为进入东北的和在华北的中共军队提供了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弹药，似乎并不为过。[31]<A title="
1945年9月下旬以前出关部队得到过多少武器呢？仅据曾克林回忆，当该部被苏军迎入沈阳后，苏军就已将沈阳兵工厂，及沈阳、抚顺、辽阳、本溪等地的军火库、军需被服仓库等交给了该部，甚至把日本关东军最大的苏家屯仓库也交给了该部。当然，9月下旬苏军态度转变，又将这些仓库大部收回。但该部还是运出步枪20000支，轻重机枪1000挺，和156门各种炮，不仅装备了出关部队，“还将一部武器支援了后续部队和原抗日联军以及关内其他解放区部队”。此后，该部仍陆续利用没有交回的仓库取运武器，包括拉出一批军火于10月前后“发给三五九旅和山东鲁中部队、胶东部队和延安来的教一旅等部队”和“用船向山东龙口送去一批武器、弹药，其中有500万发子弹、炮弹”。[20]该部甚至还完整接收了一个日本航空大队。[21]与此同时，进入承德、滦平、叶柏寿、朝阳和山海关、绥中、兴城、锦西、锦州、锦县、北镇、黑山、新民等地的中共军队也得到了大量武器。仅进驻锦州担任卫戍任务的周家美部500余人，就在苏军的协助下，通过解除锦州伪满军队一个旅5000余人的武装，获得火炮28门，轻重机枪216挺，步枪3200余支，手枪150余支，炮弹100余箱，子弹500多万发，汽车20辆。另外，“苏军还从缴获的日伪武器仓库中，交给卫戍司令部大批武器弹药，计有各种火炮50余门，轻重机枪480余挺，步枪1万支，手枪200余支，各种子弹500多万发，以实际行动援助中共军队。”[22]曾克林一部原仅4000人，一举发展到数万人，并仍能以大量武器装备运送给其他出关及关内部队，可见中共这一时期所获得的武器数量绝非“少得可怜”。
同样，彭真等到沈阳后，也仍旧陆续得到大批武器。除9月21日电所报告之数字外，其9月30日又告“用各种方法得枪万余支”，次日再告发现新的武器库，“搜得山炮八十门，迫击炮百余门，子弹稍多”。特别是10月3日与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苏共中央军委委员会见后，整个情况更加乐观。正如东北局4日致中共中央电称：“苏军已下最后决心，大开前门，此间家务全部交我，因我力量微小，现只能接受一部分，允许在一月内替我保存。”[23]这里的所谓“此间家务”，指的就是在东北的全部日军武器。所谓现在只能接受一部分，是因为这个时候在东北的中共部队还不够多，几十万装备拿不了。即便如此，也还是拿了一部分，这就是《恩怨》书中所讲会谈后一次得到的步枪30000支，机枪100挺，大炮15门。也正是基于这种情况，考虑到苏军即将撤退，只能代为保存一月，东北局因此明确电告中共中央，说这里的武器数量极大，全部交给我们确系远方（指苏共中央）决定，要求中央下最大决心抽调30万主力于一个月内赶到东北，以便接收“大批武器”。到25日，东北局更进一步致电中共中央，说明苏军要求中共速派人接收东北工业中心城市及其各工厂，苏军除已搬走者外，都交中共，除已交中共的飞机和有一个日本航空大队全部人员可以使用外，仅抚顺一处便有300万发炮弹可供使用。苏方建议中共赶快接收，同时抓紧编练炮兵和生产大炮。而兵工厂及武器库也最好保留一部分，分散一部分，以免遭到轰炸。在此期间，中共陆续运出了一些武器弹药，但因各地出关部队还在路上，大量的武器库也只是派兵看管而已。随后因11月17日国民政府撤退东北行营，苏军态度改变，致使许多已经接收到手的武器库和兵工厂等，又重新被苏军收了回去。因此才会有黄克诚等部虽赶来东北，却未能很快获得想象中的大批武器的情况。
但此后自1946年3月初起，苏军态度再度转变，并且十分强硬，坚持中共应该全力阻止国民党进入东北，为此特将沈阳以北地区全部交给中共接收，不向国民政府办交待。中共因此再度得到大量武器装备。只要比较一下刘文所举1945年底与1946年5月这两个时期东北部队的武器装备增长情况，就不难了解在此期间中共得到了多少武器。据刘文称，1945年底中共出关部队的武器数为：步枪39641支，轻机枪1139挺，重机枪105支，掷弹筒59支，迫击炮64门，其他“能够用于战斗的重武器如榴弹炮、坦克、飞机，更是一无所有”。[24]几个月后，部队有长枪160881支，轻机枪4033挺，重机枪749挺，各种炮556门。[25]两相对照，在此前后各部队得步枪超过12万支，得轻重机枪3500余挺，得掷弹筒近千支，并得各种炮492门。而尤其需要了解的是，1946年5月底这一统计数字，是在东北部队几乎全部主力在四平及本溪作战遭受严重失利之后的数字，必须把战争中损失的装备数加上去。而此次作战，仅人员损失就将近20000人[26]，不少部队甚至丧失了战斗力[27]，再加上撤出战斗时极其艰难紧张，北撤时又遭受追击，以致“散的散，叛变的叛变”，逃亡现象十分严重[28]，武器装备的损失自然很大。如果把战争损失的武器，和林彪等战役发生前所报尚未装备部队的库存武器数加上去[29]，1946年初的几个月里中共得到的武器数显然是颇为可观的。如果在此基础上，把刘文所列1947年4月部队装备增长的各项数字加上去，再把1946年以后陆续运往关内的武器数，和1947年以后我们还不十分了解，但明显存在的其他可能的武器数加上去[30]，说苏联在解放战争期间为进入东北的和在华北的中共军队提供了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弹药，似乎并不为过。[31]<A title="
应该说明的是，笔者并不认为前苏联公布的数字一定就是中共接收到的数字。笔者之所以强调苏方提供（不论有偿还是无偿）的武器足够装备几十万人，就是对前苏联的数字有所保留。因为前苏联公布的数字，即70万步枪，12000挺机枪，4000余门各种炮及600辆坦克等，按当年中共东北野战军的配备，已足够装备上百万人的部队了。[32]但这并不等于说苏方的数字一定是编造的。在这里，真实是相对的。因为在当年那种千变万化的复杂情势下，苏军一会儿把一些武器库交给中共，一会儿又把一些武器库收回来；今天将一批武器交给中共，明天又将一批武器搬往北方；在察哈尔、热河这样做，在东北诸省那样做，在北朝鲜又是另一种做法，如此等等。再加上初时苏军纪律松弛，实际负责看管或上报的单位五花八门，一些人责任心不强，甚或有心邀功，上报数字与实际有较多出入并不奇怪。对后来的俄国人来说，他们只知道当年已经把统计表上的这些日本军火都交了出去，至于这个数字准确与否，每次交给了谁，何时何地怎么交的，是不是确实交给了中共，移交或搬运中是不是有所损失，其中多少已是废品，对他们来说都不重要。真正有必要关心和弄清这个问题的，首先应当是中国人自己。
然而，前苏联公布这些数字距今已经有30年了，海内外众多关心这段历史的读者相信它们也已经30年了。奇怪的是，身为受援方，又不同意这些数字的中国方面，迄今并无任何具体澄清的系统研究，甚至几十年来连一篇有关这个问题的论文都未见发表。既不便开放相关档案，提供人们进行研究对比，也不鼓励相关研究者做深入探讨，弄清史实，结果，在涉及到苏援问题的各种档案文献、回忆资料在国内外以各种方式被逐渐披露出来的今天，笔者试图略做尝试，自然也就会出现像刘文这种全盘否定式的回应。
其实，拒绝接受俄国档案并非自刘文始。自20世纪90年代俄国档案陆续开放以来，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些与我们过去的解释不同的文献史料。对此，多数学者的态度是欢迎的，他们会把任何新史料的披露都看成是深入研究的新的机遇和挑战。但总是有少数学者像刘统先生一样本能地采取一种排斥的态度。他们只相信自己过去的认识，因此坚称俄国档案“不可靠”。笔者在此想要介绍给这些学者的一个值得记取的例子是，我们九十年代初研究抗美援朝出兵问题时，常常会引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所公布的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以便说明毛泽东这一天已经表明了决心出兵的态度。但是，后来俄国学者在俄国总统档案馆中发现了10月3日由毛泽东口授，苏联罗申大使记录并发给斯大林的另一封内容完全相反的电报原件，并将其公之于众，于是毛泽东10月2日电报的真实性很快受到怀疑，甚至中国政府公布文献的可靠性也立即成为美俄等国报纸炒做的题目。面对这样一种情况，中国的档案保管及文献研究机关并没有采取简单的排斥态度，而是主动配合国际学术界查验并提供了毛泽东10月2日电报稿原件的复印件。经过将两份档案原件的复印件认真比对和研究，最后中外学者达成了共识，即两份文献都是真实的，不过中国方面公布的10月2日电报稿实际上并没有发出，发出的是3日罗申记录的那份电报。从这件事当中，我们似乎应当可以学会怎样去面对那些可能与我们过去说法不同的东西，不论它们是来自俄国，还是来自我们国内。
然而，前苏联公布这些数字距今已经有30年了，海内外众多关心这段历史的读者相信它们也已经30年了。奇怪的是，身为受援方，又不同意这些数字的中国方面，迄今并无任何具体澄清的系统研究，甚至几十年来连一篇有关这个问题的论文都未见发表。既不便开放相关档案，提供人们进行研究对比，也不鼓励相关研究者做深入探讨，弄清史实，结果，在涉及到苏援问题的各种档案文献、回忆资料在国内外以各种方式被逐渐披露出来的今天，笔者试图略做尝试，自然也就会出现像刘文这种全盘否定式的回应。
其实，拒绝接受俄国档案并非自刘文始。自20世纪90年代俄国档案陆续开放以来，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些与我们过去的解释不同的文献史料。对此，多数学者的态度是欢迎的，他们会把任何新史料的披露都看成是深入研究的新的机遇和挑战。但总是有少数学者像刘统先生一样本能地采取一种排斥的态度。他们只相信自己过去的认识，因此坚称俄国档案“不可靠”。笔者在此想要介绍给这些学者的一个值得记取的例子是，我们九十年代初研究抗美援朝出兵问题时，常常会引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所公布的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以便说明毛泽东这一天已经表明了决心出兵的态度。但是，后来俄国学者在俄国总统档案馆中发现了10月3日由毛泽东口授，苏联罗申大使记录并发给斯大林的另一封内容完全相反的电报原件，并将其公之于众，于是毛泽东10月2日电报的真实性很快受到怀疑，甚至中国政府公布文献的可靠性也立即成为美俄等国报纸炒做的题目。面对这样一种情况，中国的档案保管及文献研究机关并没有采取简单的排斥态度，而是主动配合国际学术界查验并提供了毛泽东10月2日电报稿原件的复印件。经过将两份档案原件的复印件认真比对和研究，最后中外学者达成了共识，即两份文献都是真实的，不过中国方面公布的10月2日电报稿实际上并没有发出，发出的是3日罗申记录的那份电报。从这件事当中，我们似乎应当可以学会怎样去面对那些可能与我们过去说法不同的东西，不论它们是来自俄国，还是来自我们国内。
以上是老夫转来的杨奎松教授驳斥刘统的原文。
原帖由 幽灵伯伯 于 2008-11-18 20:33 发表
以上是老夫转来的杨奎松教授驳斥刘统的原文。
杨奎松的特长就是用档案资料，以史实为依据。XXX和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绝对是部经典作品。
另外沈志华在毛子那买了一批档案，也足以作为证据了。
另外我认为杨奎松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绝对是迄今为止所有版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里最最具有学术价值的，可惜太港版TNND贵了，小的只好复印了一套:D :D :D
刘某人如果就这水平，我看还是回家抱孩子去吧。
消耗战。共产党消耗人力，国民党消耗国力。中国从不缺人，共产党又最善于组织人力，所以国民党“忍痛转进台湾”。还用得着讨论吗？
其实这是多因一果啊!
1)"土改"这招在40年代的中国是很有号召力的,毕竟对农民来说有地分是最好的了.
2)"苏援"
3)情报工作到位,雨农死的早啊!
4)老蒋反腐不力.
1)"土改"这招在40年代的中国是很有号召力的,毕竟对农民来说有地分是最好的了.
2)"苏援"
3)情报工作到位,雨农死的早啊!
4)老蒋反腐不力.
12000只抢成了1200只抢，幽灵是讽刺杨某人么？
原帖由 PYY804 于 2008-11-18 23:14 发表
消耗战。共产党消耗人力，国民党消耗国力。中国从不缺人，共产党又最善于组织人力，所以国民党“忍痛转进台湾”。还用得着讨论吗？
火力人数都比对手少的一方居然会跟对手比消耗人力？;funk
稀罕啊~~~~稀罕~~~~
幽灵您老人家开始讲逻辑了????
按您老自己的逻辑讲您老能活这么大吗???
:D :D :D
幽灵您老人家开始讲逻辑了????
按您老自己的逻辑讲您老能活这么大吗???
:D :D :D
国民党的拥趸都是幽灵这种人，党国不亡，是无天理呀。[:a5:]
教主花时间在这里不值当，这里的人都是榆木疙瘩，完全是浪费时间。教主可以写本史书，叫《真相：中国1946-1949》书里面顺带手就把TG给消灭了就完了，或者大仁大义到底给TG留个把海岛什么的，来个蒋委员长戡乱成伟业，朱毛共匪流窜台岛。多痛快。这书自产自销一定海内外大卖。
比消耗人力实质是比消耗后的补充恢复能力，比各自统治区的动员能力，不是比死多少人。
原帖由 DATIGER 于 2008-11-19 19:02 发表
教主花时间在这里不值当，这里的人都是榆木疙瘩，完全是浪费时间。教主可以写本史书，叫《真相：中国1946-1949》书里面顺带手就把TG给消灭了就完了，或者大仁大义到底给TG留个把海岛什么的，来个蒋委员长戡乱成伟业， ...
记得给我留一本:o
那消耗的国力又是什么呢？不比消耗后的恢复补充能力？不比各统治区的动员能力？
GMD连小地主小官僚小知识份子都狠狠的剥削，对农民刮的更狠。自己把自己逼到全国大部分人的对立面上去，不完蛋才是活见鬼了。
虽然TG在团结小地主小官僚小知识份子上，做的也不太好，但是比GMD好太多了。TG以前的政策太僵化，太教条。所以TG解放后干的也不好。
虽然TG在团结小地主小官僚小知识份子上，做的也不太好，但是比GMD好太多了。TG以前的政策太僵化，太教条。所以TG解放后干的也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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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看这是从什么角度来分析的。
我倒觉得刘文写的不错~
守土有则的说法，只能说是国民党自己的愚蠢解释，纯粹是为了自己的无能开脱。
国共战争说到底还是阶级斗争。
可以说，加入GMD的都是一些有身份地位或者一定财富的人，最不济也是有一定学识的知识青年等，这导致了GMD不接地气。几曾看到多少普通泥腿子穷棒子加入GMD的？
而GCD的广泛的底层基础是普通劳苦大众，再加上部分精英做骨干，这意味着组织结构会相当严密，动员能力非常强。
具体拿征兵来说，中上层社会地位的GMD只能以命令的形式来征兵，也就是一伙官僚如县长村长啥的上压下式的强征。而GCD完全不一样，你隔壁左边就住着一个泥腿子GCD，右边又住着个妇女主任，天天来讲政策画大饼做宣传，再加上带头作用，效果就大不一样。 这还真的和传销有点像，同样不好卖没啥作用的商品（当兵类似），你厂家搞一些县级镇级加盟店，天天街上发传单大喇叭喊，不见得能卖出去多少。而你身边和你一样的朋友同事来各种手段的推销，就会好卖很多。
GMD败就败在他的D组织结构上，没有真正的掌握基层，如果是和平时期那也无可厚非，但当时的战争环境，这就是个致命伤。怪就怪GMD没有老毛哪样的人物，细看毛选第一和第二篇文章，就可知道GCD必胜了。 老蒋唯一的机会是抗战刚胜利那会儿，那时老蒋有巨大的威望。如果那时老蒋和GCD先和平谈判，把军事放一边，把主要工作放在整D上面来，花两年时间加强基层，那即使期间GCD军事发展得再迅猛，打再多的胜仗，那最后也不会是老蒋的对手。
可以说，加入GMD的都是一些有身份地位或者一定财富的人，最不济也是有一定学识的知识青年等，这导致了GMD不接地气。几曾看到多少普通泥腿子穷棒子加入GMD的？
而GCD的广泛的底层基础是普通劳苦大众，再加上部分精英做骨干，这意味着组织结构会相当严密，动员能力非常强。
具体拿征兵来说，中上层社会地位的GMD只能以命令的形式来征兵，也就是一伙官僚如县长村长啥的上压下式的强征。而GCD完全不一样，你隔壁左边就住着一个泥腿子GCD，右边又住着个妇女主任，天天来讲政策画大饼做宣传，再加上带头作用，效果就大不一样。 这还真的和传销有点像，同样不好卖没啥作用的商品（当兵类似），你厂家搞一些县级镇级加盟店，天天街上发传单大喇叭喊，不见得能卖出去多少。而你身边和你一样的朋友同事来各种手段的推销，就会好卖很多。
GMD败就败在他的D组织结构上，没有真正的掌握基层，如果是和平时期那也无可厚非，但当时的战争环境，这就是个致命伤。怪就怪GMD没有老毛哪样的人物，细看毛选第一和第二篇文章，就可知道GCD必胜了。 老蒋唯一的机会是抗战刚胜利那会儿，那时老蒋有巨大的威望。如果那时老蒋和GCD先和平谈判，把军事放一边，把主要工作放在整D上面来，花两年时间加强基层，那即使期间GCD军事发展得再迅猛，打再多的胜仗，那最后也不会是老蒋的对手。
所谓民心向背都是扯淡，简单点说就是历史的必然，复杂点说就是理论基础，组织能力方面的巨大差距决定了胜负
6P14 发表于 2015-2-1 06:34
国共战争说到底还是阶级斗争。
可以说，加入GMD的都是一些有身份地位或者一定财富的人，最不济也是有一定 ...
蒋先生要是有能力加强基层 何必等到抗战后啊
清党以后 一切皆成注定
国共战争说到底还是阶级斗争。
可以说，加入GMD的都是一些有身份地位或者一定财富的人，最不济也是有一定 ...
蒋先生要是有能力加强基层 何必等到抗战后啊
清党以后 一切皆成注定
幽灵伯伯 发表于 2008-11-18 20:30
****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
即70万步枪，12000挺机枪，4000余门各种炮及600辆坦克
这应该是关东军全部的装备数量了
刨除战损 破坏 苏联人弄走的大件 国民党接收 才可能是共产党得到的
得到也不是一下得到 很多都是搜集散失的
****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
即70万步枪，12000挺机枪，4000余门各种炮及600辆坦克
这应该是关东军全部的装备数量了
刨除战损 破坏 苏联人弄走的大件 国民党接收 才可能是共产党得到的
得到也不是一下得到 很多都是搜集散失的
zhepro 发表于 2015-2-2 11:14
蒋先生要是有能力加强基层 何必等到抗战后啊
清党以后 一切皆成注定
抗战胜利时，老蒋在全国威望达到顶点，这时候整党，会有广泛的民众支持。
蒋先生要是有能力加强基层 何必等到抗战后啊
清党以后 一切皆成注定
抗战胜利时，老蒋在全国威望达到顶点，这时候整党，会有广泛的民众支持。
6P14 发表于 2015-2-1 06:34
国共战争说到底还是阶级斗争。
可以说，加入GMD的都是一些有身份地位或者一定财富的人，最不济也是有一定 ...
从大炮那时候起，KMT就更多的像是就是传统拜码头烧黄纸拍肩膀的义气纠集的帮派而不是个现代有明确政治诉求行动路线的政治党派，北伐事情因为党内左派和GCD双重身份人士的加盟还有不错的号召动员力，常公玩清党就把自己的基层中坚一锅勺了，抗战靠民族大义还能维持一下，到了解放战争内战对手是组织结构政治诉求都是现代政党，立马就显原形崩了
国共战争说到底还是阶级斗争。
可以说，加入GMD的都是一些有身份地位或者一定财富的人，最不济也是有一定 ...
从大炮那时候起，KMT就更多的像是就是传统拜码头烧黄纸拍肩膀的义气纠集的帮派而不是个现代有明确政治诉求行动路线的政治党派，北伐事情因为党内左派和GCD双重身份人士的加盟还有不错的号召动员力，常公玩清党就把自己的基层中坚一锅勺了，抗战靠民族大义还能维持一下，到了解放战争内战对手是组织结构政治诉求都是现代政党，立马就显原形崩了
zhepro 发表于 2015-2-2 11:21
即70万步枪，12000挺机枪，4000余门各种炮及600辆坦克
这应该是关东军全部的装备数量了
关东军才70万人，哪来的70万条枪？30万条还差不多。当初四野入关时，百万大军也不过装备30万条枪。
即70万步枪，12000挺机枪，4000余门各种炮及600辆坦克
这应该是关东军全部的装备数量了
关东军才70万人，哪来的70万条枪？30万条还差不多。当初四野入关时，百万大军也不过装备30万条枪。
zhepro 发表于 2015-2-2 11:21
即70万步枪，12000挺机枪，4000余门各种炮及600辆坦克
这应该是关东军全部的装备数量了
日军一个两万人的标准三联队师团，也不过装备9000条长短枪。而中国战场比较普遍存在的两旅团制师团，一般只有1.3万人，7000条长短枪。1945年关东军经紧急动员所组建的几个新师团，有些甚至连枪都没配齐，哪来的70万条枪？至于4000门炮和600辆坦克，更是天方夜谭。要知道，由于日本准备固守本土，把原驻东北的战车第一师团等装甲部队都调回国内，所留下的不过200辆破坦克而已，到哪里找这600辆坦克？
即70万步枪，12000挺机枪，4000余门各种炮及600辆坦克
这应该是关东军全部的装备数量了
日军一个两万人的标准三联队师团，也不过装备9000条长短枪。而中国战场比较普遍存在的两旅团制师团，一般只有1.3万人，7000条长短枪。1945年关东军经紧急动员所组建的几个新师团，有些甚至连枪都没配齐，哪来的70万条枪？至于4000门炮和600辆坦克，更是天方夜谭。要知道，由于日本准备固守本土，把原驻东北的战车第一师团等装甲部队都调回国内，所留下的不过200辆破坦克而已，到哪里找这600辆坦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