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军情报工作轶事

也不知道里面干货有多少

深夜党的兄弟握手!:handshake :D

正当总装部上上下下都在庆贺利用中美短暂蜜月，利用邓小平在国际国内无人能比的权威和威望，买到了世界上最先进的高原直升机的时候，装备部决定一鼓作气进口世界最先进的武装直升机。一九八五年，总装部正式下达文件，利用沙河机场为基地，在华北射击场举行三国武装直升机飞行实弹射击论证，温庆澄继续负责论证工作。令人意外的是，让我出场担任全程英语主翻，其他翻译负责外宾接送工作。
　　
　　这次法航继续派出小羚羊，贝尔公司带来另一种武装小型直升机，西德MBB公司带来中型导弹火炮直升机。我接到任务命令后，一直对总部没有起用原有参加黑鹰项目英语翻译一事感到“蹊跷”。后来我间接了解到，原来总部个别“太子”级人物自己会一些英语，对空军翻译不够“随和”，一旦出席类似的大型场面翻译总显得十分“拘束”，翻译内容经常受到指责。也是，接受这样一个大工程英语翻译确实需要各个方面的背景知识，空中的，地面的，机械的，电子的，导弹的，特种设备的，可以说包罗万象。还好，上安大前，我两进军区教导队学习航空电子技术，两进西安空军工程学院学习空空导弹技术，看样子这回知识老底全部要拿出来晒晒了。
　　
　　第一次飞行技术准备会议是在沙河机场举行，主持会议的空军少壮干部对此次组织飞行论证非常认真，因为这关系到今后是否能调到总部工作。空军翻译大队派出一个漂亮的法语女翻译，她的法语十分地道优美，我立刻感觉到，只要她一出场，很快就会被外国航空公司挖走。果然不出所料，半年后被法航公司北京办事处高薪嗅走。我俩都对会议的车轱辘话不感兴趣，坐在一个角落练起了法语，她还很认真，纠正我的发音错误。这时主持会议的处长谈起翻译安排，由她负责小羚羊的翻译，我负责贝尔公司的翻译和飞行计划翻译，处长想到西德MBB公司怎么办？他突然问我会不会德语，我说会一些，三个月前刚从德国回来。他说，那好，德国直升机的翻译也归你负责。
　　
　　后来的一两天，外国直升机陆续到货，全部是按整件集装箱包机空运过来的。贝尔直升机由美国陈纳德飞虎队运来，那天我第一次看到陈纳德飞虎队的虎头队标，也捎来了一些“礼物”，那年头所谓的“礼物”也就是一台录像机。我先忙着贝尔直升机组装，一旦外方工程人员有什么需要，我立即通知中方。组装很快，两个小时以后就可以试飞了。接着我开始关照西德MBB直升机组装。MBB直升机个头很大，能坐四人，贝尔机小的像个蜜蜂，只能坐两人。不过，德国人很不友好，不让我碰机上任何东西，我个人感觉，虽然人不友好，但直升机质量很好。
　　
　　第二天先布置飞行计划，接着开始预定计划试飞测试。贝尔机太小，只能上去一个中方飞行员，我上了MBB机，开始起飞悬停都感觉不错，随后急速拉升，我立刻开始大口呕吐起来，同在机上的飞行员是个付团长，向地面指挥报告翻译吐了，命令直升机立即返航。这次论证的重点是机载武器，我曾陪飞行员乘米八去过靶场，地面部队准备的靶板是六寸厚的钢板，验证火炮的穿甲和爆破能力，我对杀伤武器一直不感兴趣，可能是我人性的使然。
　　
　　那几天在沙河机场还有很多人情味儿。八十年代我国引进生菜种植技术，开始还不太普及，基地厨师把生菜沾上黄酱让外国飞行员吃，他们吃后开始拉肚子，厨师听说后很着急，找我商量。我说回去告诉后勤处长，在国外生菜就是生吃，昨天的菜我也吃了，今天大便还干燥呢。有一天贺鹏飞、罗宇、贺平也来了，我觉得贺平最随和，见了我第一句话就问，小潘，用的是什么相机？我说是美能达。我非常注意资料收集，利用工作方便，拍了不少照片。
　　
　　这次武装直升机论证以及后期购买受政治影响很大，主要是来自法国方面的压力。法国航空公司总经理的哥哥是当时的法国总统，一再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军方购买法国小羚羊直升机。而且法航已来中国两次飞行论证，花费已经不小，如果这次再没有购买意向，那位中国项目经理有可能会卷铺盖走人。在北京饭店的一次酒会上，我看出他已做出跪下求人之势。中国军方最后决定购买八架小羚羊装备陆航。前一段时间，中国人民看到法国人利用“人权”如此践踏中国人民的感情，今天，我再把中国花巨资购买小羚羊一事披露出来，必将一石激起千层浪。
　　
　　也就在同一时间，一架黑鹰载着空一所定购的机载飞行测试系统飞到了沙河机场，那次是我第一次看到黑鹰，个头很大，敦实。飞行员穿着陆军裤子，显然是陆航来的，空一所的专家也在上面，他们对我说，马上起飞，想飞来就上来。我马上拉住一位美国飞行测试专家，说要飞咱们一起飞，他一看是中国飞行员，坚决不上，我说要是这种情况，我也不上了。我自幼在空军大院长大，又在空军工作多年，早已耳闻目睹了数不清的飞行事故，飞机我是能不坐尽量不坐。
　　
　　几乎又在同一时间，我突然接到通知让我立刻返回空一所参加这套机载测试系统安装调试培训工作。通知是总部王参谋转达的，那次项目他负责为首长定购午餐，全部在北京饭店定购，每套五十元，那天他的车里还剩了好几盒，问我要不要？我打开一看是炸鸡腿和汉堡包，当时我就怀疑让北京饭店又倒了一手，是从肯特基买来的换上北京饭店包装。王参谋说，这次总装部上上下下对你的表现非常满意，只要你不想回去，他一个电话就可以打过去。我自己也明白，这次论证结束后很有可能调到总装部工作，要是这样又不知夺掉谁的饭碗，我还是离不开空一所，不能刚刚重视起来，自己又脱身跑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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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鹰直升机在空陆航最初的飞行岁月》
　　
　　　潘涌
　　
　　现在有了互联网，世界可变得真小，小得不论是谁，只要上心，都可认识见面交朋友传达新信息。大约一星期之前，我在网上搜索到一条给我的留言，是一位姓刘的网友写的，说他是西科斯基直升机制造公司的主体结构工程师，看到我写的《黑鹰，你在哪里？》一文，极感兴趣，提出是否可以到我的小酒荘看看。
　　
　　我按着他在网上留下的电话号码和E-mail地址立刻回电过去表示欢迎随时光顾小店。来我的小店是不用预约的，小到普通老百姓，大到大牌球星飞人乔丹、大歌星万.莫里森都是推门就进。这次刘工反复E-mail预约，最后约定公司来两人，时间定在星期四晚七点。美国人说我的小酒荘脏乱差在美国排第一，实际价值只剩下一张笑脸，我开始了清洁整理。星期四上午，我接到刘工电话，说准备三人前来，我忙说我的小店不是酒吧，是专门卖酒的，只能卖不能喝。下午不到七点，刘工匆匆跑来，说他们改变计划，这次只来一人探路接触，下次专门吃饭交流。刘工说，这次他带来了印有黑鹰图案公司体恤衫和一份记录当年黑鹰直升机在空陆航最初飞行阶段的文章。
　　
　　我最感兴趣的是刘工带来的那份文件，原文叫《飞向西藏的高高航路》，刘工走后我聚精会神地看了起来。来买酒的美国人非常好奇，问我在看什么，我说中国军方在二十五年前购买了二十四架黑鹰，我参加过这个项目，黑鹰公司得知我在美国开酒荘专门送来了体恤衫，美国人听说后都过来握手，看样子也觉得很骄傲。一个美国人说，怎么就一件体恤衫，我说还要一起吃饭交流，那位美国人说，到时候你点最大的纽约牛排。
　　
　　文章的作者叫厄尼贝斯，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朝鲜战争时是美军飞行员，飞过 USMC F4U 和 AD Skyraiders, 越战时作为非军人战俘被北越关押七年，一九七三年释放后改飞直升机，一九七八年加入西科斯基公司，一九八四年起任中国黑鹰项目经理。中国黑鹰项目结束后，厄尼贝斯写了这篇文章，一九XX年三月发表在《国防直升机世界》杂志上。这类密级杂志国内只有几个国家级的情报资料单位订阅，就是现在Gooogle也检索不到这篇文章，也是本人主要的情报信息来源。后来碰上了大家都知道的那个原因，这些资料不再有人过问了，没想到二十年后，会在美国补上这一课。
厄尼贝斯先生的文章开文综议，在西藏高原使用从西科斯基公司引进的黑鹰S-70C-2直升机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他们的陆军航空兵装备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在交给中国军方黑鹰直升机之前，西科斯基公司在自己的佛罗里达基地认真培训了八名有多年米－8飞行经验的中国空军飞行员，这八名飞行教官返回中国后由他们自己代培其他的曾飞过直五或米－8的飞行员。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第一批三架直升机采用整机飞上和飞离货船甲板的运输方式抵达天津新港。中国飞行员和地勤在甲板上安装好浆叶后按试飞方式自己将黑鹰飞离货船到达仓库区。一九八五年一月，另外九架黑鹰抵达中国，也由这八名飞行员在北京的沙河空军基地进行各种飞行训练，有一张黑鹰飞过八达岭长城的照片就是在那时拍照的。
　　
　　一九八四年六月中美正式签订购买二十四架黑鹰直升机协议书。中国黑鹰采用GE-T700-701新型发动机，其推力要大于美国陆军使用的T700-700型百分之十。根据中方要求，像海鹰一样加装了主齿轮箱罩。整套电子设备是当时最先进的，机上装有Bendix RDR1400B彩色雷达，HF/SSB收讯机，以及带有自动航向识别的AM/FM/VHF/UHF收讯系统。中国黑鹰安装了Litton LTN 3100 VLF 欧米加雷达，而美国陆军UH-60上装的是多普勒雷达。
　　
　　黑鹰抵达中国不久就开始了第一次远征，这里可以看出当时急需黑鹰直升机的程度。一九八五年一月，西科斯基公司的技术人员来到沙河机场，发现两架黑鹰被称作执行继续训练飞行早已离开沙河基地，后来公司技术人员发现，这两架黑鹰在没带任何工具，维修规程和备件的情况下飞到新疆乌鲁木齐附近一个叫Korla的地方，那里距北京两千英里以上。那个地区是高风沙地区，没有机库可停放，黑鹰发动机部分极易遭风沙侵蚀而损坏。
　　
　　黑鹰在Korla的头一个月没有反映说飞行有任何问题。不久，一份手写的报告传到北京，报告说，黑鹰在那里已停飞不能再继续飞行。想不到的是，这份报告是由中国普通邮寄到达北京的。原来试图用军事电话线路传递，要通过三个电话总机守机员记录后传递，到达北京后具体内容像读天书一样十分滑稽不可理解。当时的Korla是中国原子弹试验的物资中转站，外国人是不得进入的，美方多次要求前去排故均被婉言拒绝。到了一九八五年六月底，黑鹰需要改装，西科斯基和GE公司的工程人员才获准进入该地区。黑鹰在那里已经停放近四个月了。
　　
　　美方人员先乘中国民航苏联依留新62客机到达乌鲁木齐，然后乘了十一小时的面包车穿过沙漠到达该基地。第二天一早，美方工程人员开始了检查工作，他们意外地发现，中方人员不知道，那两架停飞了近四个月的黑鹰只有一点点故障，稍加排除即可飞行，排故时间不是几天，而是几个小时。中午时分，西科斯基公司的飞行员吉姆把两架黑鹰都飞起来试了试，没有问题。剩下的整周时间由他继续带飞当地的飞行机组。
　　
　　Korla地区是凹地，地貌相当于美国的死亡之谷，那里的风沙也是每年不断。维修人员打开已停放日晒四个月的黑鹰发动机舱盖，发现在空气压缩机部分已积有几英寸的细沙。维修人员在保养第一架黑鹰发动机的时候，发现许多密封圈已经失效，导管干裂，需要更换。维修规程要求地勤人员每星期都要做停放检查，可是中方那个时候可能是忽视，要不然根本就没有理解规程的要求。公司一再强调在流沙环境下用水定期冲洗发动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水需要从很远的地方的井里抽出，再用卡车运来，经过路上颠簸，水质已很不好，可能也很难找到高压水泵，中方再三保证今后一定按要求做。这里可以看到作者并不了解中国沙漠地区的情况，人畜用水都需要从很远的地方拉来。
　　
　　不知军方最后是如何解决黑鹰直升机在沙漠地区保养问题的，这可是非常实用的研究课题。两年以后，美方发现中方一直没有按要求定期冲洗发动机，这时的发动机损伤非常严重，到了一九八八年飞行小时高的发动机已经需要大修了。我个人现在猜测，那些报废的黑鹰很可能就是在新疆地区使用时得不到很好的保养，缩短了使用寿命。
一九八五年十月，空军的黑鹰还处于合同继续飞行训练阶段。这时接到命令要求黑鹰迅速飞到青海唐古拉山地区抢救那里遭突然雪暴袭击的牧民和牲畜，两架黑鹰当天到达灾区。军方在订货时已购买了氧气系统，但还没有来得及安装，因为这次飞行高度在5000米以上，飞行员带上氧气袋就出发了。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黑鹰不断飞向远方的牧民点，投下食品和饲料，再把生病的牧民和老人安置在安全的地方。加油是在山区的公路上进行的，油车直接开到公路上。这次救灾全体机组人员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赞扬，西科斯基公司也受到好评，这是黑鹰到达中国后的近一年时间内第一次在中国公众面前亮相。这两架黑鹰从离开沙河机场之日算起，每架飞行都在六十小时以上，没有出现明显的故障特征，飞行员和直升机都开始向成熟阶段发展。
　　
　　一九八五年夏天，空军开始在沙河机场改装一架运－8，准备空运黑鹰到西藏高原。那里开始研制起降工具，并把运－8的后舱盖加宽，运输时需要把桨叶取下。美国陆军黑鹰的空中运输是靠大力士C-130完成的。运－8与C-130不同，运－8只有飞行舱部分是密封减压舱，运输时还需将主副油箱盖打开，因为这次飞行高度要超过海拔六千米。四个副油箱盖是公司用密封胶带密封的，着陆后发现胶带已经绷裂。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在合同试用期即将期满的时候，空军司令部招集西科斯基公司前去开会，会议计划黑鹰从成都到西藏高原的第一次远征。会议要求成都基地司令尽快安排四架黑鹰前往西藏地区。在公司保障分队到达成都的时候，发现三架黑鹰已先期离开成都到达了西藏，基地通知他们，直升机这次带足了工具和备件，加油点已安置在通向西藏高原的各个山脚路口。
　　
　　第二天一早，公司保障分队看到了第四架黑鹰装进运－8的全过程，除摘浆叶需要点时间外，整个装进过程只需要几分钟。后来听说，运－8到西藏后，把黑鹰从货舱取出到可以飞行状态整个过程不到一个小时。军方只准许一名公司机务保障人员随北京来的官员一起乘坐这架运－8前往拉萨，运－8飞行舱里共坐有十二名官员。
　　
　　我个人猜测，美方随直升机到拉萨的那位保障人员带去了先进的卫星通讯设备，每天能把当时的飞行情况传递到北京，这时空军司令部官员也能及时分享信息。那时中方用的是无线通话和有线电话，一般情况下，日常报告到达北京已是几天以后的事了。
　　
　　这次考验黑鹰是选在最寒冷的冬季，一个月内这四架黑鹰飞行总时数超过320小时，是担任往各个边境哨所运给养的任务，中转站设在拉萨南部六十英里的贡嘎机场，在喜马拉雅山脉的高谷上，海拔11862英尺，这次直升机飞行高度要超过25000英尺，基地要求直升机装备氧气系统。这四架黑鹰给前方各个哨所运足了一年的给养物资，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而过去常年用卡车和牦牛运输相同的物资则需要一年的时间和人工。军委领导高度赞扬这次黑鹰运输给养，说它掀开了中国军队现代化后勤保障历史性的一页。
陆军航空兵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新的里程碑。一九八八年一月以前，所有黑鹰在中国的飞行运作全部由空军统筹安排。经美国国防部批准，西科斯基公司在北京西部香山饭店举行了为期五天的国防发展研讨会，研讨陆军航空兵的发展。主讲人和策划人是美国“陆航之父”哈里科纳德退休陆军将军。众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和民用航空技术研究所的资深专家出席了研讨会。会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交了经过三年研究的关于成立陆军航空兵的论证报告，同时宣布，陆军航空兵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北京东部的通县机场，所有空军现役直升机从此转入陆航。一九八八年的移交工作十分不寻常，不是成建制空军部队转入陆航，机场的公共设施仍由空军管理。
　　
　　黑鹰在中国军方手中的最初几年，每年在特定的时间内，都有三到四架黑鹰在西藏执行给养任务。这只由二十四架黑鹰组成的机队总飞行时间已超过11，000小时，他们仍在十分小心谨慎的情况下不断地扩展任务范围。这些黑鹰在陆航使用期间，每月的飞行时数很少，达不到设计时的要求飞行时数，很明显，他们想延长黑鹰的寿命，尽量延长送回美国翻修的使用时间。
　　
　　购买飞机时必须要全寿命费用概念，通常一架国产战斗机的维修费用是购买费用的六倍。看来黑鹰的全寿命费用是购买价格的六倍以上。西科斯基公司要求黑鹰的所有零部件都要返回美国修理更换，中方再三要求自己开展修理工作，公司一直没有同意。这些确实给军方在使用和经费上带来许多不便，但这些黑鹰给中国军队现代化带来了光辉的前景，用先进的设备，非常少的人力，同样保证了西藏哨所的全部后勤给养。
　　
　　不知网友注意到没有，新华网上有一张黑鹰排队的照片，其中一架黑鹰是涂成白色的，那是一架有十五个座位的首长专机，上次订货时一共订有两架，另一架已经失事，成都军区多名将军殉职。
　　
　　厄尼贝斯先生的文章上还附有多张照片，其中一张是一架黑鹰从新疆Korla飞到成都后他同机组的合影，把远处的一条大水牛也照了进去，可能意思是说，水牛你将来再牛也牛不过黑鹰了。机组一共五人，其中两人我怎么看怎么面熟，现在想来可能是七十年代在空工学习时的同学，不太可能是一个系，要么是当年同住一个宿舍楼，要么是在球场上一块踢过足球，真是，一晃好几十年了。
　　
　　都说岁月无情人有情，我也有同感。我想不光是美国人，还有全体中国人都想知道当年在美国西棕榈滩接受培训的八名空军优秀飞行员他们如今在干什么。还有总装备部陆航处的文处长，按美国这样排序，您应该算“中国陆航之父了”。我曾到过您的办公室，对我一直那样客气，不过那次不是谈直升机，而是推销我的“计算机英语教学系统”，您鼓励部下尹参谋尤参谋•••学英语，一次就买了五套，记得是一个参谋带着王建安的大奔来取货的。

继续继续[:a15:]
这么多年了，还是黑鹰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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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除总参之外，各大军区、海、空军也有技侦局的。

貌似我们这就有一个技侦局[:a3:] [:a3:] 在一个山上

这种文件不多见
先收藏了

好文章！[:a15:] :handshake

这个贴子很好啊，怎么没多少人顶

问一下LZ,总装是那年成立的？

是不是每个国家的情报机构都互相拆台呀[:a4:]

总装备部是98年成立的吧？那时邓已经不在了
莫非LZ说的不是四总部的那个总装？

总装=总参装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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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这个帖子会不会给超大惹麻烦？如有不妥情版主删除

刚才向玩无线电的"火腿"朋友请教了下:

压码是指耳朵听到信号和写下信号的时间差。举例来说就是你听到了4个字母，但是只能写下1个，在空隙的时候可以把剩下的3个补上。这是个过程，压3个码是指，当收到第N个码的时候，你写下第N-3个码，而且还能记住后面的3个码，当收到N+1个码的时候，你写下第N-2个码，新收到的N+1码你也记住了。

压码分语音和摩尔斯电码(一般称CW或电报)2种，主要是为了快速抄收信息。[潘涌]河友应该是指摩尔斯电码(CW)也叫发报，就是大家经常在电影中看到的那些发出的"嘀嘀嗒嗒"的声音。"嘀"的长度为"嗒"的1/3，持续长度没有固定的规定，对发报者来说，保持他发出的"嘀"总是"嗒"的1/3就可以，空格间隙是静默的一个"嘀"的时间。

发报的话，就算是只有“嘀嗒”2个声音也是有特征的，加上发射机的特征，接收的老手一下子就可以知道是谁在发报。如果收发双方都是老手的话就可能出现狂风暴雨的发射情况，发射方由于对着纸上文字，可以条件反射式的发出，对接收方要求就高了，对不熟悉的监听第3方要求就更高了。接收方由于熟悉发射方可以在一个字母的中途"感觉"出是什么字，监听的第3方则需要完全等发完才知道，这时候就需要压码来达到完整的抄收。好的监听者能很快与发射者有"感觉"。
btw:我问的火腿朋友对CW压5码就冠军很有疑问，业余的玩家稍加训练就能达到压3码，国内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现在参加比赛的一般都在压5码附近，参加79年对越侦听的那些人，压5码是很一般的水准。

NCIS、CIA、FBI拆台好玩呀，Gibbs、Fornell;P ;P

建议，建议啊，整合到一个帖子里，节省资源
文章早看过，不做评论。

呵呵，与萨苏的回忆有一拼啊
还有啥有意思的，贴上来啊

破落户发发酸吗，有啥麻烦。
老子当年也阔过，虽说现在比温饱线高点。
想想就知道能说些啥。

原帖由 zzaa119 于 2008-11-17 22:57 发表
刚才向玩无线电的"火腿"朋友请教了下:

压码是指耳朵听到信号和写下信号的时间差。举例来说就是你听到了4个字母，但是只能写下1个，在空隙的时候可以把剩下的3个补上。这是个过程，压3个码是指，当收到第N个码的时 ...

很详细。

不错顶一个

96年黑鹰还经常在库尔勒出现,那年的山区洪灾还靠它空投物资救灾,以后天上就剩下M17了. 另外有一点库尔勒机场是不缺水的估计还是地勤人员不知道怎么保养黑鹰的发动机所以干脆不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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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一下，回头仔细看看有啥料。

细看完了，空军在那个时代还真是可怜啊

难忘的一九七八

潘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起始和结束定义，最初来自于党中央的一个文件，从一九六六年“五一六通知”发布既文革开始，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主席去世粉碎“四人帮”为文革结束，开始称为“文革十年”，后来人们胆子越来越大，干脆称为“十年动乱”。
文革的时间定义，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太多的异议，大家都能接受。但从物理学角度说，任何事件不论是上升还是下降，都会有惯性，而这个惯性是上升无力，下降加速，特别是下降那一段，重量加速度，极具杀伤力。文革最后杀伤的是年轻的一代，特别是那既有“血色”而又“浪漫”的一代。
为什么把这一代人要称为“血色浪漫的一代”，而不用过去叫惯了的“干部子女”呢，我个人的理解是，他们的父辈百分之百都是经历过长期浴血奋战，而又活下来的幸存者，不仅如此，他们还是从众多的幸存者中层层选拔出来在各级军事首脑机关中任职的精英。他们的子女则在一种普通老百姓无法接触的环境里长大。我曾有过这样的感觉，文革中军队大院的干部子女要比地方干部子女还要高傲得多。
与地方干部不同的是，军队干部还经历过一个“二六八团”时代，既干部岁数到二十六岁，参军过八年，已到正团职才能谈恋爱结婚。研究这一代人的年龄有个有趣儿的现象，级别高资历老的干部结婚早，长子长女要比级别低的年龄大。换句话说，老红军的长子长女要老于抗日前期，抗日前期要老于抗日后期。那时军队经常有计划招一部分学生女兵，只有够资格的老干部才能在中间挑选，级别不够的只有在一旁看，稍有非分想法都会受到党组织的警告。空军一位科技干部同我关系很好，他一提起当年这桩事就气不打一处来。一九五零年他随一批女学生从四川成都入伍，其中一个女学生还是他的同班同学，他们想谈恋爱，结果受到严重警告，他无法，只有放弃。
还有一个有趣儿的现象，当年老干部多为多子女。子女同是一母所生，长相和聪明才智差别很大，漂亮的真漂亮，丑的还真丑，有人分析是漂亮的像母亲，丑的像父亲，还是有一定的道理。不过有不少人还是继承了父母的优点，我的记忆力极好，有可能是继承了父亲的侦听天分，他保持的七位压码技术不会有人打破。我的突然冒出的“写作天才”有可能来自母亲，因为我记得母亲年青的时候总喜欢写点什么。
如今人们对“血色浪漫”一代议论纷纷，多数人没有看到他们还有一种人世间少有的美德，就是为人正直忠厚老实，多数人心地极为善良。我认识的人很多，也有不少骗子，但我很少看到他们中有人靠坑蒙拐骗过日子。特别是一九七八年以前已成为共产党员的那批人，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精英，这样的人见着就放心交往，拉到家里做朋友，是不会算计你的。我个人敢断言，今后十年内中央量级人物还会从这些党员中产生。
有个朋友问我，如果时光倒退三十年，青年人最好的路是什么？在中央恢复高考制度之前，青年人最理想的路是参军入党提干保送上大学。文革初，不知道毛泽东动了哪根神经，突然率先穿起军衣，还好可能是太胖没有想起扎武装带，其他中央领导也不得不穿，毛泽东第七次接见红卫兵的时候，我看见刘少奇也是红帽徽一身绿。突然一夜之间解放军值了钱，解放军立刻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毛泽东的这一举动最先响应的是北京军队大院的孩子，他们近水楼台先得月，直接可以从父母那里找来军装。而胡同里的孩子，甚至地方干部的孩子一比立马逊色多了，所以我认为军队子弟高贵的起源应该是从军装开始的。毛泽东生前一直想把文革初期动乱的祸水往林彪身上泼，现在看来毛泽东穿军衣极有可能是这盆祸水的源头。
十几岁的孩子正是热血沸腾想入非非的年龄，毛泽东关闭学校，把这一代人过早地推进社会，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先是“破四旧”打砸抢，接着革命大串联，在他们身上早已养成了一种难以驯服的野性。我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要是放到现在，早该判刑了。大院里的老干部对当时文革乱世是非常反感的，只不过是没人敢怒，也没有人敢言。母亲常对我私下唠叨，还是北京好，大院好，安安全全，外地每天武斗都死人。
毛泽东喜欢一个人拨动全国，这点林彪没有看懂，自己发了个“一号号令”，后来翻了车。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毛泽东独自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全国立刻骚动起来。就在还有不少年青人在积极响应不知去农村插队是深是浅的时候，母亲对我说，插队我们坚决不去，一定要想办法当兵，就是将来提不了干部，复员也可以回到北京，在北京当个工人也很好。
军队大院开始了大规模的走后门，送自己的孩子当兵。空军有自己的规定，凡是文革初期没有问题干部的子女才能安排当兵，有问题干部的子女空军一律不管。这些子女要么参加学校统一安排去农村插队，要么随父母去农场五七干校。用现在的观点看，吴法宪将军这事做的太没有人情，以至后来对立面翻过身来一定要清退吴派干部在部队当兵的子女。与此相反，许世友将军就很会做人，他尽量安排照顾自己部下的子女，电视上看到他主动安排落难的聂凤智将军的女儿当兵。我在蚌埠当兵时听说陶勇将军的女儿在123医院当兵，陶勇将军文革初自杀，女儿当兵也是老战友不顾一切安排的。空军当年如果把文革初自杀的赵国锐副部长的子女安排当兵，那会多有人情味啊。
文革开始后第一次军队招兵是在一九六八年年初，那时安排当兵也很简单，主要主管干部当然是相当一级签字就行，有了签字，军务部门就给办理，开了介绍信就直接到部队报到。多数求情的人只往上看，不往下看，只有一个人想起了杨成武将军的保姆，想通过这个保姆同杨说上话。这个人就在菜场等杨的保姆出来买菜，凑上去说明情况递上信件，保姆回去后杨成武还真批了。不过没几天就发生了“杨余傅事件”。
用现在的眼光看，当兵与下乡没有太大的本质区别。只不过当兵大家都会觉得光荣，生活有基本保障，重要的是还有盼头，复员后可以直接回城。大家没有注意到的一点是当兵会有相当大的危险性。中国还好，当兵不打仗，美国正好相反，当兵就是要去打仗，几十年来，美国战争不断，美国老百姓送孩子当兵谁不提心吊胆，当然，一旦复员回来，美国政府都会优先安排工作。
军队里都是年青人，不是保险箱，稍有不慎就会发生重大事故。我在空军大院住在二号楼，二门三层有一家千方百计把独生子送到军队当兵，曾搞得其他干部意见很大，结果儿子到部队三个月后，坐别的战士的卡车，这个司机是个二球货，非要和火车比赛跑，结果卡车被火车撞出一百多米。四门我有个好朋友叫张加新，比我大几岁，小时候言谈就很有头脑。他当兵后入党提干当上了空中机械师，有一天他可能自己开起了飞机，结果发生重大事故，机上的人全部死去，他烧成重伤，还好母亲搞来进口抗菌素，当时活了过来，现在恐怕已经去世。
文革虽是乱世，但各地的党组织，不论是在军队，还是在农村，都在培养年青人。不少血色浪漫的一代在朝入党的方向努力着。入党父母是帮不了太多的忙的，只有靠自己的努力，同劳动人民的子女打成一片。所以说，那一段年华也是非常可贵的年华，是难得的接触社会的年华。我长期同农民的孩子同吃同劳动，可不像毛岸英当年做做样子，为了入党我曾打扫过好几年厕所。
不过还是有很多人过不了这一关，基层干部可不管是将军的儿子还是部长的儿子，入不了党照样安排复员。我在浙江时，兰空付司令方升普将军的儿子也在那当兵，群众关系不好没入党，回到西安。我去西安时，部队的老朋友特意让我去看望，我去的时候一家儿女全部从部队复员回来，正围着老父亲吃火锅呢。一九七四年我在杭州入了党，但基层干部因我自学英语不同意我提干，父亲找后来的空军司令王海帮忙，王海第一句话就问入了党没有，他听说已入党满口答应立刻帮忙。
在当时那样一个年代，还是涌现出一批完全靠自己的努力而成功的精英。我有个战友的妹妹叫王斯力，我们同年人，她没有当兵而去了内蒙插队，在那里她表现得非常优秀，很快就入了党。上世纪七十年代，全国开始招收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的时候，上上下下一致推举她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习。她有着特殊的语言天赋，学院又把她送到英国进修，半年后回来的时候已是一口纯正的英国口音了。她恐怕也是全国第一批在广播电台上教英语的老师。
走后门安排子女上大学可不是一般干部能做的事，地方的干部得是中央一级，在空军只能是司令政委才能随心所欲。吴法宪将军安排自己的女儿上洛阳外语学院，空军政委安排女儿上医学院。张廷发将军复出后，在清退吴派干部在部队的子女，坚决要求吴法宪的女儿复员退学的同时，也是一样想的是自己的儿子，七三年一个干部看准形势主动按排张鹏当兵，之后，张将军又让张鹏到北航读书。我大学毕业后去的那个空一所曾经是这批高干子女走后门上大学后的云集地，我到了以后他们开始逐步离开，很可惜，当时过于忙于工作，没有同他们做深层的交往。
我原来说过，我人生最得意的是前半生为中国空军服务，后半生在美国开小店，其实还有更得意的，前后与六个空军司令有过某种意义的联系，前四个刘亚楼吴法宪张廷发王海写文章时经常提到，是王海司令把我调到二十九师，提了干，最后两个空军司令则是来自二十九师。我住在府山时，乔清晨司令是独立大队政委，经常见到。毕司令我还没有对上号，不过，我喜欢到飞行团找飞行员玩，他们也经常给我糖吃。有个叫胡传海的对我最好，很可惜，他在一次飞行训练中出了一等事故。
一九七八年，二十九师发生了一件新鲜事，也就是这件事改变了我的后半生。二十九师党委根据上级指示选派十名二十五岁以下的军人参加地方高考。对于这么一个重要的指示有的师可能根本就没有执行，把文件放在一边，我现在看到有人写文抱怨，可见当年师领导的思维是相当靠前的。
当时我的技术职务是正连职，领导可能有意把我培养成政工干部，参加师里举办的政治学习班。报到时我听说军人可以参加高考，就马不停蹄地跑回中队，找中队长李淘书。李淘书说确有高考一事，但你的文化程度不够，中队已安排一个高中毕业的战士参加。李淘书同我关系很好，答应帮我努力争取一下，很快师干部科就同意了，我想当时还没有干部特别在意这件事。
这时离正式高考只剩二十四天，我决定报考英语专业，从尼克松访华到于今已经自学六年了，应该很有把握。那几天师领导还特别关照注意军容风纪让我喊队一二一带领其他九名战士前往衢县一中复习，可我的心早飞了，走在路上还一直看着复习提纲。这些动作当时不少干部战士看着好笑，因为文革十多年了，有谁还这么用功读书。
在后来的二十多天里，我几乎没有睡觉，把初中高中的课本反复看了好几遍，初中高中毕竟对我来说是一片空白。还好，该蒙的都让我蒙对了。再有，七七，七八级的出题重点是对社会上的人士，在校生答起来反而困难重重，从出题可以看出中央的用意。这时候，血色浪漫也好，胡同窜子也好，地富反怀右子女也好，大家都来到一个统一的起跑线上，从此，中国开始走向公平了。
不久，高考分数下来了，全师三个人超过录取分数线，不仅是高分，而且都是外语专业，立刻在二十九师，衢县，成了不胫而走的新闻，让人想象不到的神话，怎么一夜间出了这么多外语人才。我觉得还是衢县二十九师风水好，那里的水特别养人，后来全师往空军输送了多名将领，光空军司令就出了两名。不过，我真正上上大学还有惊心动魄的一战。
时间一天天过去，地方已经发榜发通知书了，盘算着我这三百六十多分上个好大学没问题。就在这个时候，中队通知我出趟美差去西安修仪器顺便看看父母，我感到奇怪，但还是高高兴兴去了。刚到西安没几天，就接到中队电报“见电速归”，我立刻感觉到被大学录取了，但为什么电报上又不明说，觉得其中有蹊跷。我利用西安方便的电话找到许师长夫人于干事，那时她一直负责部队高考工作，但电话上还是叫我抓紧时间回来，我再三问是不是大学已经录取，她还是说先回来。那时从西安用军线打电话到衢县还要等两个小时，话还听不清。
我回到中队，中队战士说这几天师里经常有保卫干事来调查你的情况，我立刻感到问题严重，叫人打了小报告了，我猜很有可能是指导员杨仲枢干的。他向师党委汇报，说我经常散布小道消息，最近传播罗瑞卿到西德安装假腿心脏病爆发死在手术台上，怀疑我偷听敌台广播。杨仲枢找我谈话，问从哪得来的消息。我回答说从朋友那里听到的，接着说现在重要的是给我大学录取通知书。杨说你不讲清楚不能让你去上大学，我说你不让我去，我就揪着你到北京见邓小平。
对付农村干部好说，诈一诈就慌了，我担心的是来自空军那边的暗算。因为父亲已在同年三月被张廷发将军给整到西安空军通校当了顾问，这件事在二十九师已成了公开的秘密，杨仲枢也曾经问起，听说你爸爸犯错误到了西安，我说父亲到西安不是降了，而是升了，现在小楼没盖好，住在招待所里。由于长期对上层内斗耳濡目染，担心父亲的事会连累自己。
现在来看，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张廷发将军领导下的空军党委确实在做手脚。从目前得到的材料看，一九七八年，吴法宪将军的女儿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林彪事件重要人物朱铁铮的女儿考上了北京医学院，空军反复派人到招生办阻绕录取，最后闹到中央胡耀邦那里，上了《光明日报》。她们的报到时间要比正常入学同学晚一个月。张廷发将军这么做是不是太小气了一点。但我的事是不是同空军有关系，现在无法找到佐证。
与此同时，母亲从西安打来电话，那个电话一样特别难打，是通过西安北京南京衢县四个接线员传递声音，意思是叫我拿到通知后尽快离开部队，看样子都是从深层意义上在考虑问题。我主动到师里找师长夫人于干事，发现那天于干事对我特别热情，说她和许师长的宝贝女儿考上了南京师范学院。我立刻明白了下面的话题，说这些都好办，先把录取通知书给我，到校后马上给你们来信。于干事略作思考，在没经过党委讨论的情况下，拉开抽屉，说了声好吧。最后说，许师长很快要调到南京任军区参谋长了。
我顾不了太多，恨不得一把把通知书抓过来，因为那是我多年的梦想。我打开信封一看是安徽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又是我梦寐以求的专业，像范进中举一样高兴得快疯了。其他两个，一个学俄语，一个学法语。
大约我入校六个月后，收到于干事的一封来信。信中说，许师长原准备在二十九师飞完最后一个飞行日到南京任职，可就在那天，发生了一等事故，时年四十九岁。

难忘的一九七八

潘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起始和结束定义，最初来自于党中央的一个文件，从一九六六年“五一六通知”发布既文革开始，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主席去世粉碎“四人帮”为文革结束，开始称为“文革十年”，后来人们胆子越来越大，干脆称为“十年动乱”。
文革的时间定义，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太多的异议，大家都能接受。但从物理学角度说，任何事件不论是上升还是下降，都会有惯性，而这个惯性是上升无力，下降加速，特别是下降那一段，重量加速度，极具杀伤力。文革最后杀伤的是年轻的一代，特别是那既有“血色”而又“浪漫”的一代。

为什么把这一代人要称为“血色浪漫的一代”，而不用过去叫惯了的“干部子女”呢，我个人的理解是，他们的父辈百分之百都是经历过长期浴血奋战，而又活下来的幸存者，不仅如此，他们还是从众多的幸存者中层层选拔出来在各级军事首脑机关中任职的精英。他们的子女则在一种普通老百姓无法接触的环境里长大。我曾有过这样的感觉，文革中军队大院的干部子女要比地方干部子女还要高傲得多。
与地方干部不同的是，军队干部还经历过一个“二六八团”时代，既干部岁数到二十六岁，参军过八年，已到正团职才能谈恋爱结婚。研究这一代人的年龄有个有趣儿的现象，级别高资历老的干部结婚早，长子长女要比级别低的年龄大。换句话说，老红军的长子长女要老于抗日前期，抗日前期要老于抗日后期。那时军队经常有计划招一部分学生女兵，只有够资格的老干部才能在中间挑选，级别不够的只有在一旁看，稍有非分想法都会受到党组织的警告。空军一位科技干部同我关系很好，他一提起当年这桩事就气不打一处来。一九五零年他随一批女学生从四川成都入伍，其中一个女学生还是他的同班同学，他们想谈恋爱，结果受到严重警告，他无法，只有放弃。
还有一个有趣儿的现象，当年老干部多为多子女。子女同是一母所生，长相和聪明才智差别很大，漂亮的真漂亮，丑的还真丑，有人分析是漂亮的像母亲，丑的像父亲，还是有一定的道理。不过有不少人还是继承了父母的优点，我的记忆力极好，有可能是继承了父亲的侦听天分，他保持的七位压码技术不会有人打破。我的突然冒出的“写作天才”有可能来自母亲，因为我记得母亲年青的时候总喜欢写点什么。
如今人们对“血色浪漫”一代议论纷纷，多数人没有看到他们还有一种人世间少有的美德，就是为人正直忠厚老实，多数人心地极为善良。我认识的人很多，也有不少骗子，但我很少看到他们中有人靠坑蒙拐骗过日子。特别是一九七八年以前已成为共产党员的那批人，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精英，这样的人见着就放心交往，拉到家里做朋友，是不会算计你的。我个人敢断言，今后十年内中央量级人物还会从这些党员中产生。
有个朋友问我，如果时光倒退三十年，青年人最好的路是什么？在中央恢复高考制度之前，青年人最理想的路是参军入党提干保送上大学。文革初，不知道毛泽东动了哪根神经，突然率先穿起军衣，还好可能是太胖没有想起扎武装带，其他中央领导也不得不穿，毛泽东第七次接见红卫兵的时候，我看见刘少奇也是红帽徽一身绿。突然一夜之间解放军值了钱，解放军立刻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毛泽东的这一举动最先响应的是北京军队大院的孩子，他们近水楼台先得月，直接可以从父母那里找来军装。而胡同里的孩子，甚至地方干部的孩子一比立马逊色多了，所以我认为军队子弟高贵的起源应该是从军装开始的。毛泽东生前一直想把文革初期动乱的祸水往林彪身上泼，现在看来毛泽东穿军衣极有可能是这盆祸水的源头。

十几岁的孩子正是热血沸腾想入非非的年龄，毛泽东关闭学校，把这一代人过早地推进社会，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先是“破四旧”打砸抢，接着革命大串联，在他们身上早已养成了一种难以驯服的野性。我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要是放到现在，早该判刑了。大院里的老干部对当时文革乱世是非常反感的，只不过是没人敢怒，也没有人敢言。母亲常对我私下唠叨，还是北京好，大院好，安安全全，外地每天武斗都死人。

毛泽东喜欢一个人拨动全国，这点林彪没有看懂，自己发了个“一号号令”，后来翻了车。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毛泽东独自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全国立刻骚动起来。就在还有不少年青人在积极响应不知去农村插队是深是浅的时候，母亲对我说，插队我们坚决不去，一定要想办法当兵，就是将来提不了干部，复员也可以回到北京，在北京当个工人也很好。

军队大院开始了大规模的走后门，送自己的孩子当兵。空军有自己的规定，凡是文革初期没有问题干部的子女才能安排当兵，有问题干部的子女空军一律不管。这些子女要么参加学校统一安排去农村插队，要么随父母去农场五七干校。用现在的观点看，吴法宪将军这事做的太没有人情，以至后来对立面翻过身来一定要清退吴派干部在部队当兵的子女。与此相反，许世友将军就很会做人，他尽量安排照顾自己部下的子女，电视上看到他主动安排落难的聂凤智将军的女儿当兵。我在蚌埠当兵时听说陶勇将军的女儿在123医院当兵，陶勇将军文革初自杀，女儿当兵也是老战友不顾一切安排的。空军当年如果把文革初自杀的赵国锐副部长的子女安排当兵，那会多有人情味啊。


文革开始后第一次军队招兵是在一九六八年年初，那时安排当兵也很简单，主要主管干部当然是相当一级签字就行，有了签字，军务部门就给办理，开了介绍信就直接到部队报到。多数求情的人只往上看，不往下看，只有一个人想起了杨成武将军的保姆，想通过这个保姆同杨说上话。这个人就在菜场等杨的保姆出来买菜，凑上去说明情况递上信件，保姆回去后杨成武还真批了。不过没几天就发生了“杨余傅事件”。

用现在的眼光看，当兵与下乡没有太大的本质区别。只不过当兵大家都会觉得光荣，生活有基本保障，重要的是还有盼头，复员后可以直接回城。大家没有注意到的一点是当兵会有相当大的危险性。中国还好，当兵不打仗，美国正好相反，当兵就是要去打仗，几十年来，美国战争不断，美国老百姓送孩子当兵谁不提心吊胆，当然，一旦复员回来，美国政府都会优先安排工作。

军队里都是年青人，不是保险箱，稍有不慎就会发生重大事故。我在空军大院住在二号楼，二门三层有一家千方百计把独生子送到军队当兵，曾搞得其他干部意见很大，结果儿子到部队三个月后，坐别的战士的卡车，这个司机是个二球货，非要和火车比赛跑，结果卡车被火车撞出一百多米。四门我有个好朋友叫张加新，比我大几岁，小时候言谈就很有头脑。他当兵后入党提干当上了空中机械师，有一天他可能自己开起了飞机，结果发生重大事故，机上的人全部死去，他烧成重伤，还好母亲搞来进口抗菌素，当时活了过来，现在恐怕已经去世。

文革虽是乱世，但各地的党组织，不论是在军队，还是在农村，都在培养年青人。不少血色浪漫的一代在朝入党的方向努力着。入党父母是帮不了太多的忙的，只有靠自己的努力，同劳动人民的子女打成一片。所以说，那一段年华也是非常可贵的年华，是难得的接触社会的年华。我长期同农民的孩子同吃同劳动，可不像毛岸英当年做做样子，为了入党我曾打扫过好几年厕所。

不过还是有很多人过不了这一关，基层干部可不管是将军的儿子还是部长的儿子，入不了党照样安排复员。我在浙江时，兰空付司令方升普将军的儿子也在那当兵，群众关系不好没入党，回到西安。我去西安时，部队的老朋友特意让我去看望，我去的时候一家儿女全部从部队复员回来，正围着老父亲吃火锅呢。一九七四年我在杭州入了党，但基层干部因我自学英语不同意我提干，父亲找后来的空军司令王海帮忙，王海第一句话就问入了党没有，他听说已入党满口答应立刻帮忙。

在当时那样一个年代，还是涌现出一批完全靠自己的努力而成功的精英。我有个战友的妹妹叫王斯力，我们同年人，她没有当兵而去了内蒙插队，在那里她表现得非常优秀，很快就入了党。上世纪七十年代，全国开始招收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的时候，上上下下一致推举她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习。她有着特殊的语言天赋，学院又把她送到英国进修，半年后回来的时候已是一口纯正的英国口音了。她恐怕也是全国第一批在广播电台上教英语的老师。

走后门安排子女上大学可不是一般干部能做的事，地方的干部得是中央一级，在空军只能是司令政委才能随心所欲。吴法宪将军安排自己的女儿上洛阳外语学院，空军政委安排女儿上医学院。张廷发将军复出后，在清退吴派干部在部队的子女，坚决要求吴法宪的女儿复员退学的同时，也是一样想的是自己的儿子，七三年一个干部看准形势主动按排张鹏当兵，之后，张将军又让张鹏到北航读书。我大学毕业后去的那个空一所曾经是这批高干子女走后门上大学后的云集地，我到了以后他们开始逐步离开，很可惜，当时过于忙于工作，没有同他们做深层的交往。

我原来说过，我人生最得意的是前半生为中国空军服务，后半生在美国开小店，其实还有更得意的，前后与六个空军司令有过某种意义的联系，前四个刘亚楼吴法宪张廷发王海写文章时经常提到，是王海司令把我调到二十九师，提了干，最后两个空军司令则是来自二十九师。我住在府山时，乔清晨司令是独立大队政委，经常见到。毕司令我还没有对上号，不过，我喜欢到飞行团找飞行员玩，他们也经常给我糖吃。有个叫胡传海的对我最好，很可惜，他在一次飞行训练中出了一等事故。

一九七八年，二十九师发生了一件新鲜事，也就是这件事改变了我的后半生。二十九师党委根据上级指示选派十名二十五岁以下的军人参加地方高考。对于这么一个重要的指示有的师可能根本就没有执行，把文件放在一边，我现在看到有人写文抱怨，可见当年师领导的思维是相当靠前的。

当时我的技术职务是正连职，领导可能有意把我培养成政工干部，参加师里举办的政治学习班。报到时我听说军人可以参加高考，就马不停蹄地跑回中队，找中队长李淘书。李淘书说确有高考一事，但你的文化程度不够，中队已安排一个高中毕业的战士参加。李淘书同我关系很好，答应帮我努力争取一下，很快师干部科就同意了，我想当时还没有干部特别在意这件事。

这时离正式高考只剩二十四天，我决定报考英语专业，从尼克松访华到于今已经自学六年了，应该很有把握。那几天师领导还特别关照注意军容风纪让我喊队一二一带领其他九名战士前往衢县一中复习，可我的心早飞了，走在路上还一直看着复习提纲。这些动作当时不少干部战士看着好笑，因为文革十多年了，有谁还这么用功读书。

在后来的二十多天里，我几乎没有睡觉，把初中高中的课本反复看了好几遍，初中高中毕竟对我来说是一片空白。还好，该蒙的都让我蒙对了。再有，七七，七八级的出题重点是对社会上的人士，在校生答起来反而困难重重，从出题可以看出中央的用意。这时候，血色浪漫也好，胡同窜子也好，地富反怀右子女也好，大家都来到一个统一的起跑线上，从此，中国开始走向公平了。

不久，高考分数下来了，全师三个人超过录取分数线，不仅是高分，而且都是外语专业，立刻在二十九师，衢县，成了不胫而走的新闻，让人想象不到的神话，怎么一夜间出了这么多外语人才。我觉得还是衢县二十九师风水好，那里的水特别养人，后来全师往空军输送了多名将领，光空军司令就出了两名。不过，我真正上上大学还有惊心动魄的一战。

时间一天天过去，地方已经发榜发通知书了，盘算着我这三百六十多分上个好大学没问题。就在这个时候，中队通知我出趟美差去西安修仪器顺便看看父母，我感到奇怪，但还是高高兴兴去了。刚到西安没几天，就接到中队电报“见电速归”，我立刻感觉到被大学录取了，但为什么电报上又不明说，觉得其中有蹊跷。我利用西安方便的电话找到许师长夫人于干事，那时她一直负责部队高考工作，但电话上还是叫我抓紧时间回来，我再三问是不是大学已经录取，她还是说先回来。那时从西安用军线打电话到衢县还要等两个小时，话还听不清。

我回到中队，中队战士说这几天师里经常有保卫干事来调查你的情况，我立刻感到问题严重，叫人打了小报告了，我猜很有可能是指导员杨仲枢干的。他向师党委汇报，说我经常散布小道消息，最近传播罗瑞卿到西德安装假腿心脏病爆发死在手术台上，怀疑我偷听敌台广播。杨仲枢找我谈话，问从哪得来的消息。我回答说从朋友那里听到的，接着说现在重要的是给我大学录取通知书。杨说你不讲清楚不能让你去上大学，我说你不让我去，我就揪着你到北京见邓小平。

对付农村干部好说，诈一诈就慌了，我担心的是来自空军那边的暗算。因为父亲已在同年三月被张廷发将军给整到西安空军通校当了顾问，这件事在二十九师已成了公开的秘密，杨仲枢也曾经问起，听说你爸爸犯错误到了西安，我说父亲到西安不是降了，而是升了，现在小楼没盖好，住在招待所里。由于长期对上层内斗耳濡目染，担心父亲的事会连累自己。

现在来看，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张廷发将军领导下的空军党委确实在做手脚。从目前得到的材料看，一九七八年，吴法宪将军的女儿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林彪事件重要人物朱铁铮的女儿考上了北京医学院，空军反复派人到招生办阻绕录取，最后闹到中央胡耀邦那里，上了《光明日报》。她们的报到时间要比正常入学同学晚一个月。张廷发将军这么做是不是太小气了一点。但我的事是不是同空军有关系，现在无法找到佐证。

与此同时，母亲从西安打来电话，那个电话一样特别难打，是通过西安北京南京衢县四个接线员传递声音，意思是叫我拿到通知后尽快离开部队，看样子都是从深层意义上在考虑问题。我主动到师里找师长夫人于干事，发现那天于干事对我特别热情，说她和许师长的宝贝女儿考上了南京师范学院。我立刻明白了下面的话题，说这些都好办，先把录取通知书给我，到校后马上给你们来信。于干事略作思考，在没经过党委讨论的情况下，拉开抽屉，说了声好吧。最后说，许师长很快要调到南京任军区参谋长了。

我顾不了太多，恨不得一把把通知书抓过来，因为那是我多年的梦想。我打开信封一看是安徽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又是我梦寐以求的专业，像范进中举一样高兴得快疯了。其他两个，一个学俄语，一个学法语。

大约我入校六个月后，收到于干事的一封来信。信中说，许师长原准备在二十九师飞完最后一个飞行日到南京任职，可就在那天，发生了一等事故，时年四十九岁。

情报部两位副部长的最后一面

潘涌
空军文革，不论是在台上的，还是在台下的，参加过的人提起它都觉得有些不光彩，都有难言之隐，这种感觉随着历史的车轮向前滚动会越来越明显。这事对我也是一样，想记录下真实的一笔，但又左右为难，因为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不是我的邻居就是我的朋友。

还得先写几句我的父亲潘斯福，他一九五九年调入空军任情报部副部长，他是我军在延安窑洞里培养出来的优秀侦听专家，调入空军的主要工作是组建空军的侦听部队，他的主要人脉关系仍在总参三部。他对中国革命的重要贡献一是在广州为大部队西南剿匪提供准确情报，二是在武汉成功截获国民党方面准备爆破克什米儿公主号飞机的密电，让一国总理免于一死。他也是三部各级干部公认的继老红军之后三部部长的最佳候选人。在Yale我曾遇到一位从武汉来的博士后，她说她的父亲是六十年代进入总参系统的，我说你打电话回去问问有没有潘斯福这个人，她很快回话说有，都认识。

与我父亲不同的是，情报部其他几位部长副部长已在空军工作多年，结成了厚实的人脉关系，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更重要的是，他们大多抗战统战时入伍，地主出身，学生成份，在中共讲究出身的年代，他们的这种背景文革时很容易让对立面抓住把柄，落井下石。

解读一个断代史，最怕的是众说纷纭，让人摸不着头绪。令人奇怪的是，空军文革动乱的起因却异常地清晰。至今为止，唯有吴法宪将军红杏出墙外，没有看到空军其他中上将常委们写出回忆录评述那段历史，而吴法宪将军的描述又与正版的《空军史》几乎一致，这里我们感谢吴法宪将军讲出了历史的真实。

不光彩地说，一九六六年文革初期，空军那次讨论文革的党委会，实际上开成了声讨“吴余首长”的控诉大会，根本问题是借着“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发泄对中央任命空军司令不满。最先出头的是空军付司令兼参谋长张廷发少将，但立刻遭到其他老中上将常委的封杀，这里可能有我们中将们还没发言呢，你这个少将倒先嚷嚷起来了之意。“吴余”党委即刻作出上报军委停止张廷发工作的决定。当时空军大院只有一辆耀眼的大红旗，可能是刘亚楼司令在世时分配给了张廷发，早引起众将们嫉妒。张被停职后，我看到有人往他的红旗车上用墨涂写“黑帮不准坐红旗”字样，汽车队随即给他换了华沙车，张坚决不坐，乘一路公共汽车前往东郊民巷继续开会。

本来一团和气潇洒英俊就连今天的帅哥和他们的女子都无法相比的空军中上将军们，放弃了安逸的生活，选择两军对垒，拼死相杀，等待中央军委最高决策人的裁决，也就是说，败的一方将成为阶下囚。不久，中央军委最高决策人毛泽东林彪毫不犹豫力挺吴法宪，维护原来司令员的任命，吴法宪对立面的这些将军们即刻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受尽人身屈辱，这些我都历历在目。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把吴法宪划成自己的对立面，给了这些将军们平反的机会，但他们中间没有人得到重新任命展露自己的才华，他们要么早逝，要么调出空军，空军这个舞台上再也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了。

空军常委们的这些表现给机关一二级部长们作出了榜样，有的也开始发泄对自己任命的不满。空军与防空军合并以前是两个独立平级的军种，合并以后，多数防空军的正职机关部长到了空军机关改为副部长，所以空军机关的许多大二级部在文革前出现了部长付部长同是大校的情况，情报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部长孙绪浩和付部长魏锦国同为大校，而到文革前定级的时候，孙定为九级，魏定为十级。

既然空军大多常委们都说出了对自己职务的不满，我们下面一二级部也有不满啊，本来是正的，到了空军变成付的，在这种心理支配下，表态发言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是否支持“吴余”首长，说得清楚一点，这种表态也是在下赌。这批对“吴余”稍有不满情绪的干部后来成了空军大院第一批落马者，最后被借口调查出身工作失误历史问题加以整治。不过多数不是关押状态，只是上班写材料交代问题，出公差勤务，属于“靠边站”状态。记得魏锦国下马后，他参加大院换暖气工作，我还和他一起干了几天。幸运的是这批最早落马的干部与张廷发将军的停职没有太大的时间差，反而给人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张廷发东山再起后首先重用的就是这批干部，个别人还成了整治其他干部的马前卒。

令人不幸的是，“吴余”空军党委把张廷发将军的专案工作交给了情报部，由情报部派干部负责审理监视，当时不少干部还当成了党和人民交给的光荣任务。父亲在这方面很冷静，不到万不得已不出面，但又不可能明确表示反对。这些早期参加专案的干部后来都成了张廷发当上空军司令后随意踩踏的蚂蚁，有的还引来了家难。看样子干什么都得有命。

张廷发将军的突然停职，也给了司令部大部一级干部发泄的机会，可能也在发泄对张廷发提拔过快不满。何庭一是一九三一年入伍的少将付参谋长，而张廷发是一九三四年入伍的少将付司令兼参谋长。有次在空司办公楼前批斗张廷发，我在一旁看热闹，这时只见何廷一将军从办公楼里出来，指着张廷发大骂假党员，黑帮，不是好人，张廷发也不示弱，反驳说，我不是黑帮。那时的斗争会还是相当文明，没有出现打骂现象，只是让张廷发站在一个方凳上，批斗完后还可回家。批斗会上出现打骂体罚现象是空军院校学员进驻大院以后才发生的。

后来，何廷一将军也成了被整对象，成了“空军刘成何集团”。这段空军两位将军在办公楼前对骂没有人提及，也没有写进空军史，反而写成了何廷一与张廷发关系很好，在开完批斗会后，何廷一看见张廷发上不了车，主动上前搀扶。实际上，张廷发与何廷一早已结怨，张廷发复出后，在安排何廷一工作问题上大做手脚，提请中央军委安排何廷一为空军军区付司令，报到叶帅那里，叶帅觉得这样安排实在不近情理，改为空军付司令。而空军史写成张廷发对对亲密战友何廷一的工作安排十分关心，主动提请中央军委任命何为空军付司令。这段史实在七十年代的空军大院早已不胫而走。

研究文革史，史学家最容易忽视的问题是毛岸英的意外去世改变了毛泽东的正常心态，我们看到的就是这种心态下产生的中国现实。其实研究空军文革史也一样，不能忽略张廷发将军的长子张小祥。张小祥自小格外聪明善良，是张廷发的掌上明珠，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他，但小祥在张廷发落难期间患病意外身亡。这里有一段史实可以说明张廷发当时的心情。

林彪事件发生后，张廷发将军得以回到北京，空军领导机关随即给他安排了接风宴。人员都到齐了，准备祝酒开饭庆祝张将军复出。这时张廷发问张小祥为什么没到，负责接待的周处长不顾张夫人的眼色，道出了小祥已经去世的实情。这时张廷发一句话不说，摔掉酒杯，拂袖而去。

从文革开始到我离开大院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同小祥一直玩得很好。北京有一段时间兴起拍婆子，也就是在大街上找女朋友，将军皮鞋突然时髦起来，在大街上穿上将军鞋闲逛，容易让女孩子认为是将军的儿子。我想起张小祥，问能不能把他父亲的将军鞋偷出来，小祥第二天就给我拿来了，我试了试实在太小，而且右鞋底已快磨穿，我卖给了大院一个叫裴胜的孩子。我曾问过小祥，你爸有可能解放吗，小祥一口咬定没问题，说父亲的老上级陈锡联现在正红，快进政治局了。

到底张小祥的不幸去世与吴法宪将军以及当时的空军领导机关有没有直接责任？强调这一点至关重要，有助于解读张廷发将军在林彪事件以后也就是空军的二次文革和后文革时疯狂整治众多机关干部时的病态心理。从一个材料上得知，吴法宪将军曾找张小祥谈过话，可以安排他当兵，但张小祥回答说，当兵要和女朋友一起当，吴说这样没法安排。张小祥后来和女朋友一起去了东北。在那里不幸患了鼠疫，当地驻军听说是空军领导的儿子，将小祥送进了空军公主岭医院。可惜的是，医院误诊为一般的发烧，延误了病情，最后不治而死。当然这个材料是否真实，还需要旁证。

空军文革一直在朝着人们意料不到的方向演绎。先是中央军委表态，宣布吴法宪余立金将军为革命领导干部，接着出现“杨余傅事件”，不久林彪开始插手空军，把自己的儿子林立果送到空军培养，开始从文革初期表现积极的干部中选拔一批领导干部，安排在各个重要部门。对被选中的大多数干部来说，是正常的工作提拔，了解上层核心机密的人很少，对林立果来说他们很多只是听说，根本没有见过。

提拔一批干部就要处理一批干部，按线排队，借着“五七指示”和“一号号令”，问题大的去农场，一般问题去干校，不受重用的去支左。我父亲就是在那时安排去北京市仪表局支左的。对于这样一个安排，我现在感到特别幸运，当时掌权的领导干部特别安排我当了兵，给了我一个平静的学习港湾。林彪事件以后，新的空军党委在部队清退林彪线上的干部子女的时候也没有涉及到我，让我顺利地度过了文革动乱。
有一点需要指明，吴法宪将军领导下的空军党委和领导机关根据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安排了众多的空军院校研究所知识分子去五七干校，是全国性的行为，不能说成是吴法宪将军在迫害知识分子。而且林立果已把此事写进《工程机要》，说“知识分子去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劳改”。即使在林彪事件以后，这些知识分子也没有得到太多的实惠，参加新的权力分配，大多继续从事科研教学工作。

对从空军机关去五七干校的各级干部来说，是实实在在地在受排挤和迫害，还包括他们的子女。被迫离开北京，又想回到北京，我们所有过来的人都非常理解。在当时只有当官一条路的背景下，失去了职务就等于失去了一切，总要等待机会再得回来，这事要是碰上我也是一样。最近，我从他们后代的对话中得知，他们把当年的干校集结地戏称为“新东京”，这里“新东京”的深层含义是指另外一套政治中心，权力中心的意思。空军的干校派就是从那时起源发展壮大的。

震惊中外的林彪“九一三事件”给狂热的中国人民浇了一大瓢冷水，聪明的人顿时清醒起来，原来让我们关心的那个“国家大事”就是最高权力的意思，中国的老百姓开始对政治反感起来。这时看着我长大的那个空军大院确是另外一幅景象，那里先是日夜抓人，像苏区抓反革命一样，接着搞背靠背，面对面揭发检举，整顿清查与林彪有牵连的人和事，具体涉及多少人，这里仅根据“两案”办公室的档案记载，正式立案的有千余人，最后是降职降级赶出大院。主持这些工作的人多为空军文革初期落马的干部，他们新仇旧恨一起算，使得空军二次文革异常壮观波澜壮阔。这里我没有篇幅展开，只谈谈我的父亲和情报部。

情报部的清查整顿工作主要由魏锦国和王林负责，这两位副部长文革初落马，文革中去了五七干校，后来都得到张廷发将军的重用。在清查完情报部众多的各级干部后，开始把目标朝向我的父亲，一直在积极地收集材料，但又找不到可靠的证据。一是我父亲的主要人脉在总参，二是文革中又在北京市支左，三是老实不树敌，看样子要拿掉我父亲很难。有一次我父亲同魏锦国在上班路上争执起来，父亲说你非要把我当反革命抓起来。我想这里父亲想和魏锦国私下通融一下，不要对我这样，你的子女可以通过总参和地方帮你安排。可魏在这事上错过良机，现在看到魏家子女的现状，又让我不忍下笔。

父亲在这种背景下，还是为空军办了一件好事，利用他熟悉的业务人脉关系，坚持在西安空军工程学院成立外语侦听系，而海军侦听系则是附属在海军通校，现在空工的外语系一直正式招收高考生。但这些身为空军司令的张廷发将军并不感兴趣，还是在想办法拿掉，不得已，只有亲自出马了。

一九七八年，张将军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出题考考这些搞不倒的老部长们，就像当年工人出题考教授一样，闭卷限时考试。父亲时年五十五岁，也就是我现在的年龄，要是换了我可能还会超水平发挥呢。当时的情况不行，想整你总会找到把柄的。最后终于得出“革命干劲不足”的结论。司令部党委安排工作时建议到西安空工任正师职顾问，最后张将军大笔一挥到西安通校任付师职顾问，限时一个月人走家搬离开北京。张将军这时可能还不解气，又多次到西安视察工作，要求校领导一个不能缺席，接受他的检阅，这里暗指我父亲必须得去。不过，没有经过上层内斗的人是感觉不出来的。

父亲调离北京的消息很快在空军总参传开，这时暗暗高兴的也是父亲当年在三部的竞争对手。我在安徽上大学期间，提出去看父亲的一个老战友，他后来一直在上。父亲说，到了他那，他会热情招待你吃饭的。我去了，他第一句话先说，听说你爸爸革命干劲不足，去了西安。我觉得那天有点话不投机，赶紧告辞，连杯水也没喝上。这事我一直没好意思对父亲说，怎么老干部为了那些级别职务，人心都变成这样。

父亲和魏锦国副部长最后一次见面颇有戏剧性。父亲离开北京前，魏已到空后任军职付政委，住在鼓楼的空后大院。父亲特别眷恋北京，到北京就住在鼓楼西大街一号一间六平米的小房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天，我父母正在地安门百货商场买东西，魏锦国也在那买东西。可能是干过情报工作的缘故，两位老副部长都仍然十分机警。魏锦国先看到父亲，然后赶快躲开了。走出商场的路上，父亲对母亲说，刚才碰到魏锦国了，母亲说，我怎么没见到。

最近，母亲把这段巧遇告诉了我，我连说，难得啊，难得啊，我写空军文革史正不知道如何开头和结尾呢。

原帖由 wlnkf1 于 2008-11-17 22:51 发表
总装=总参装备部

NO！那叫参装，不叫总装。

PUPU点评一下文中的内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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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蒙面侠客 于 2008-11-18 07:11 发表
PUPU点评一下文中的内容吧。

你认为偶有什么资格去评论人家的作品吗？[:a3:] 这里有空军大院的子弟没有，出来说一下吧[:a4:]

原帖由 远望8号 于 2008-11-18 09:26 发表
之后，又在一九五五年在武汉成功地截获国民党当局准备爆破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极为重要情报:o


那是不是说周总理没上飞机是收到了情报，虽然通知了英国方面加强防范，但是以防万一还是没有按预定计划上这架飞机 ...

据说得知情报之后，不知道对方到底如何下手。同时又不能让飞机不飞，否则就暴露了我们能获取台湾情报的能力。那一飞机的人就是去送死的。
不过情报战线就是这样。你要想保住情报来源不暴露，就的让大家认为你事先不知道有这种事情。
心肠软是干不了这一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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