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揭密与达赖方面商谈"首席代表":记者出身的官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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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密与达赖方面商谈"首席代表":记者出身的官员
2008年10月31日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朱维群
从2003年开始，朱维群参加了之后所有与达赖方面的接触商谈。十几年记者生涯，在朱维群身上打下了深深的印记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吴林发自北京 2008年5月4日，深圳麒麟山庄大门敞开，但明显增加的警力却给周边笼罩上些许紧张气氛。自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以来，中央政府与达赖方面的首次接触，正在山庄内进行。
参加本次非正式接触的双方代表，自然成为来自香港、日本等数十家电视、报纸媒体的关注焦点，而目标之一，便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然而，众多媒体在门口苦候近10个小时，但并未见到相关车队和人员。
但令香港《文汇报》高级记者、该报北京新闻中心代总编辑彭凯雷感到幸运的是，早在2005年7月他就面对面采访过朱维群。
低调、原则性强
当时的朱维群，并不为媒体所熟知。去采访之前，彭凯雷也不了解其商谈代表的身份。但据媒体报道，拉萨“3·14”事件之前，中央政府与达赖方面共进行过6次接触商谈。从2003年的第二次商谈开始，朱维群就参加了之后的所有商谈。
彭凯雷回忆道：“当年的7月，在香港有个‘雪域明珠·中国西藏文化周’，我是在此之前去采访朱副部长的。”
朱维群留给彭凯雷的第一印象是低调。在香港采访西藏文化周时，彭凯雷看到，很多国外媒体一见西藏官员便蜂拥而上，询问关于西藏的问题。当时，朱维群就在现场，却被媒体忽略了过去。而在去年的十七大和今年的两会上，这一幕再次上演。
谈及记者与重要的采访对象擦身而过，彭凯雷不由笑了起来。
十七大中央委员选举结束后，彭凯雷曾第一时间采访了已经当选的朱维群。当时彭凯雷还没来得及获悉委员名单，而朱维群在回答他的问题时，也丝毫没有流露出任何当选的迹象，这让彭凯雷事后不禁感慨。
在今年的中国人民大学校友会上，朱维群的夫人作为代表讲话，提及其全家均为人民大学校友。当时在场的彭凯雷，同样是过后才了解到这名“师姐”的身份。
另一件事情，也给彭凯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05年采访完后，彭凯雷在写稿时用了一个约数，被朱维群纠正了过来，并提示数据就应当实事求是。“可见他的原则性非常强。”彭凯雷说。
与西藏的不解之缘
2005年7月，彭凯雷发表了题为《朱维群与西藏结下不解缘》的文章。当时，促使他写就这篇文章的，是采访结束时朱维群说的一句打动他的话：“能给人生留下最深刻记忆的不是高楼大厦，不是山珍海味，不是灯红酒绿，而是那些最艰苦、最边远、最需要人帮助的地方。西藏就是这样的地方！”
彭凯雷说：“朱副部长当时说这句话时，非常真诚和朴实。”
从1998年出任统战部副部长后，朱维群十几次进藏。不过，他对彭凯雷说，自己还没有去过阿里地区，而他的心愿是尽快走遍全藏。而在那次采访后不久，朱维群就实现了进入阿里地区的愿望。
朱维群第一次入藏时，还是《人民日报》的一名记者。纪念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期间为期40天的采访，让朱维群对西藏产生了深厚感情。彭凯雷在文中写道，当朱维群望着西藏的土坯房时，感到了一种责任，“那是对祖国统一、边疆巩固、百姓幸福的责任。”
记者出身的谈判代表
出生于1947年的朱维群，是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在《人民日报》工作，他跑边疆、驻海外、上夜班、做头版主编，一干就是十多年。
第一次进藏回来后，他奉调中共中央办公厅。没想到，他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与西藏有关，即参与中央致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贺电草稿的修改。
当时，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将大家召集至他的办公室，研究贺电起草事宜。朱维群对温家宝的政策水平和严谨精神印象深刻，也将这视为其从记者到官员角色转换的“第一课”。
朱维群曾表示，十几年记者生涯的阅历，对他的机关工作有非常大的帮助。如果再作选择，他还会愿意当记者。而彭凯雷说，记者生涯确实在朱维群身上打下了深深的印记，比如：喜欢挑战，爱跑到基层做实地调查，还有实事求事的精神。揭密与达赖方面商谈"首席代表":记者出身的官员
2008年10月31日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朱维群
从2003年开始，朱维群参加了之后所有与达赖方面的接触商谈。十几年记者生涯，在朱维群身上打下了深深的印记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吴林发自北京 2008年5月4日，深圳麒麟山庄大门敞开，但明显增加的警力却给周边笼罩上些许紧张气氛。自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以来，中央政府与达赖方面的首次接触，正在山庄内进行。
参加本次非正式接触的双方代表，自然成为来自香港、日本等数十家电视、报纸媒体的关注焦点，而目标之一，便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然而，众多媒体在门口苦候近10个小时，但并未见到相关车队和人员。
但令香港《文汇报》高级记者、该报北京新闻中心代总编辑彭凯雷感到幸运的是，早在2005年7月他就面对面采访过朱维群。
低调、原则性强
当时的朱维群，并不为媒体所熟知。去采访之前，彭凯雷也不了解其商谈代表的身份。但据媒体报道，拉萨“3·14”事件之前，中央政府与达赖方面共进行过6次接触商谈。从2003年的第二次商谈开始，朱维群就参加了之后的所有商谈。
彭凯雷回忆道：“当年的7月，在香港有个‘雪域明珠·中国西藏文化周’，我是在此之前去采访朱副部长的。”
朱维群留给彭凯雷的第一印象是低调。在香港采访西藏文化周时，彭凯雷看到，很多国外媒体一见西藏官员便蜂拥而上，询问关于西藏的问题。当时，朱维群就在现场，却被媒体忽略了过去。而在去年的十七大和今年的两会上，这一幕再次上演。
谈及记者与重要的采访对象擦身而过，彭凯雷不由笑了起来。
十七大中央委员选举结束后，彭凯雷曾第一时间采访了已经当选的朱维群。当时彭凯雷还没来得及获悉委员名单，而朱维群在回答他的问题时，也丝毫没有流露出任何当选的迹象，这让彭凯雷事后不禁感慨。
在今年的中国人民大学校友会上，朱维群的夫人作为代表讲话，提及其全家均为人民大学校友。当时在场的彭凯雷，同样是过后才了解到这名“师姐”的身份。
另一件事情，也给彭凯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05年采访完后，彭凯雷在写稿时用了一个约数，被朱维群纠正了过来，并提示数据就应当实事求是。“可见他的原则性非常强。”彭凯雷说。
与西藏的不解之缘
2005年7月，彭凯雷发表了题为《朱维群与西藏结下不解缘》的文章。当时，促使他写就这篇文章的，是采访结束时朱维群说的一句打动他的话：“能给人生留下最深刻记忆的不是高楼大厦，不是山珍海味，不是灯红酒绿，而是那些最艰苦、最边远、最需要人帮助的地方。西藏就是这样的地方！”
彭凯雷说：“朱副部长当时说这句话时，非常真诚和朴实。”
从1998年出任统战部副部长后，朱维群十几次进藏。不过，他对彭凯雷说，自己还没有去过阿里地区，而他的心愿是尽快走遍全藏。而在那次采访后不久，朱维群就实现了进入阿里地区的愿望。
朱维群第一次入藏时，还是《人民日报》的一名记者。纪念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期间为期40天的采访，让朱维群对西藏产生了深厚感情。彭凯雷在文中写道，当朱维群望着西藏的土坯房时，感到了一种责任，“那是对祖国统一、边疆巩固、百姓幸福的责任。”
记者出身的谈判代表
出生于1947年的朱维群，是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在《人民日报》工作，他跑边疆、驻海外、上夜班、做头版主编，一干就是十多年。
第一次进藏回来后，他奉调中共中央办公厅。没想到，他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与西藏有关，即参与中央致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贺电草稿的修改。
当时，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将大家召集至他的办公室，研究贺电起草事宜。朱维群对温家宝的政策水平和严谨精神印象深刻，也将这视为其从记者到官员角色转换的“第一课”。
朱维群曾表示，十几年记者生涯的阅历，对他的机关工作有非常大的帮助。如果再作选择，他还会愿意当记者。而彭凯雷说，记者生涯确实在朱维群身上打下了深深的印记，比如：喜欢挑战，爱跑到基层做实地调查，还有实事求事的精神。
2008年10月31日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朱维群
从2003年开始，朱维群参加了之后所有与达赖方面的接触商谈。十几年记者生涯，在朱维群身上打下了深深的印记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吴林发自北京 2008年5月4日，深圳麒麟山庄大门敞开，但明显增加的警力却给周边笼罩上些许紧张气氛。自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以来，中央政府与达赖方面的首次接触，正在山庄内进行。
参加本次非正式接触的双方代表，自然成为来自香港、日本等数十家电视、报纸媒体的关注焦点，而目标之一，便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然而，众多媒体在门口苦候近10个小时，但并未见到相关车队和人员。
但令香港《文汇报》高级记者、该报北京新闻中心代总编辑彭凯雷感到幸运的是，早在2005年7月他就面对面采访过朱维群。
低调、原则性强
当时的朱维群，并不为媒体所熟知。去采访之前，彭凯雷也不了解其商谈代表的身份。但据媒体报道，拉萨“3·14”事件之前，中央政府与达赖方面共进行过6次接触商谈。从2003年的第二次商谈开始，朱维群就参加了之后的所有商谈。
彭凯雷回忆道：“当年的7月，在香港有个‘雪域明珠·中国西藏文化周’，我是在此之前去采访朱副部长的。”
朱维群留给彭凯雷的第一印象是低调。在香港采访西藏文化周时，彭凯雷看到，很多国外媒体一见西藏官员便蜂拥而上，询问关于西藏的问题。当时，朱维群就在现场，却被媒体忽略了过去。而在去年的十七大和今年的两会上，这一幕再次上演。
谈及记者与重要的采访对象擦身而过，彭凯雷不由笑了起来。
十七大中央委员选举结束后，彭凯雷曾第一时间采访了已经当选的朱维群。当时彭凯雷还没来得及获悉委员名单，而朱维群在回答他的问题时，也丝毫没有流露出任何当选的迹象，这让彭凯雷事后不禁感慨。
在今年的中国人民大学校友会上，朱维群的夫人作为代表讲话，提及其全家均为人民大学校友。当时在场的彭凯雷，同样是过后才了解到这名“师姐”的身份。
另一件事情，也给彭凯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05年采访完后，彭凯雷在写稿时用了一个约数，被朱维群纠正了过来，并提示数据就应当实事求是。“可见他的原则性非常强。”彭凯雷说。
与西藏的不解之缘
2005年7月，彭凯雷发表了题为《朱维群与西藏结下不解缘》的文章。当时，促使他写就这篇文章的，是采访结束时朱维群说的一句打动他的话：“能给人生留下最深刻记忆的不是高楼大厦，不是山珍海味，不是灯红酒绿，而是那些最艰苦、最边远、最需要人帮助的地方。西藏就是这样的地方！”
彭凯雷说：“朱副部长当时说这句话时，非常真诚和朴实。”
从1998年出任统战部副部长后，朱维群十几次进藏。不过，他对彭凯雷说，自己还没有去过阿里地区，而他的心愿是尽快走遍全藏。而在那次采访后不久，朱维群就实现了进入阿里地区的愿望。
朱维群第一次入藏时，还是《人民日报》的一名记者。纪念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期间为期40天的采访，让朱维群对西藏产生了深厚感情。彭凯雷在文中写道，当朱维群望着西藏的土坯房时，感到了一种责任，“那是对祖国统一、边疆巩固、百姓幸福的责任。”
记者出身的谈判代表
出生于1947年的朱维群，是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在《人民日报》工作，他跑边疆、驻海外、上夜班、做头版主编，一干就是十多年。
第一次进藏回来后，他奉调中共中央办公厅。没想到，他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与西藏有关，即参与中央致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贺电草稿的修改。
当时，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将大家召集至他的办公室，研究贺电起草事宜。朱维群对温家宝的政策水平和严谨精神印象深刻，也将这视为其从记者到官员角色转换的“第一课”。
朱维群曾表示，十几年记者生涯的阅历，对他的机关工作有非常大的帮助。如果再作选择，他还会愿意当记者。而彭凯雷说，记者生涯确实在朱维群身上打下了深深的印记，比如：喜欢挑战，爱跑到基层做实地调查，还有实事求事的精神。揭密与达赖方面商谈"首席代表":记者出身的官员
2008年10月31日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朱维群
从2003年开始，朱维群参加了之后所有与达赖方面的接触商谈。十几年记者生涯，在朱维群身上打下了深深的印记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吴林发自北京 2008年5月4日，深圳麒麟山庄大门敞开，但明显增加的警力却给周边笼罩上些许紧张气氛。自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以来，中央政府与达赖方面的首次接触，正在山庄内进行。
参加本次非正式接触的双方代表，自然成为来自香港、日本等数十家电视、报纸媒体的关注焦点，而目标之一，便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然而，众多媒体在门口苦候近10个小时，但并未见到相关车队和人员。
但令香港《文汇报》高级记者、该报北京新闻中心代总编辑彭凯雷感到幸运的是，早在2005年7月他就面对面采访过朱维群。
低调、原则性强
当时的朱维群，并不为媒体所熟知。去采访之前，彭凯雷也不了解其商谈代表的身份。但据媒体报道，拉萨“3·14”事件之前，中央政府与达赖方面共进行过6次接触商谈。从2003年的第二次商谈开始，朱维群就参加了之后的所有商谈。
彭凯雷回忆道：“当年的7月，在香港有个‘雪域明珠·中国西藏文化周’，我是在此之前去采访朱副部长的。”
朱维群留给彭凯雷的第一印象是低调。在香港采访西藏文化周时，彭凯雷看到，很多国外媒体一见西藏官员便蜂拥而上，询问关于西藏的问题。当时，朱维群就在现场，却被媒体忽略了过去。而在去年的十七大和今年的两会上，这一幕再次上演。
谈及记者与重要的采访对象擦身而过，彭凯雷不由笑了起来。
十七大中央委员选举结束后，彭凯雷曾第一时间采访了已经当选的朱维群。当时彭凯雷还没来得及获悉委员名单，而朱维群在回答他的问题时，也丝毫没有流露出任何当选的迹象，这让彭凯雷事后不禁感慨。
在今年的中国人民大学校友会上，朱维群的夫人作为代表讲话，提及其全家均为人民大学校友。当时在场的彭凯雷，同样是过后才了解到这名“师姐”的身份。
另一件事情，也给彭凯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05年采访完后，彭凯雷在写稿时用了一个约数，被朱维群纠正了过来，并提示数据就应当实事求是。“可见他的原则性非常强。”彭凯雷说。
与西藏的不解之缘
2005年7月，彭凯雷发表了题为《朱维群与西藏结下不解缘》的文章。当时，促使他写就这篇文章的，是采访结束时朱维群说的一句打动他的话：“能给人生留下最深刻记忆的不是高楼大厦，不是山珍海味，不是灯红酒绿，而是那些最艰苦、最边远、最需要人帮助的地方。西藏就是这样的地方！”
彭凯雷说：“朱副部长当时说这句话时，非常真诚和朴实。”
从1998年出任统战部副部长后，朱维群十几次进藏。不过，他对彭凯雷说，自己还没有去过阿里地区，而他的心愿是尽快走遍全藏。而在那次采访后不久，朱维群就实现了进入阿里地区的愿望。
朱维群第一次入藏时，还是《人民日报》的一名记者。纪念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期间为期40天的采访，让朱维群对西藏产生了深厚感情。彭凯雷在文中写道，当朱维群望着西藏的土坯房时，感到了一种责任，“那是对祖国统一、边疆巩固、百姓幸福的责任。”
记者出身的谈判代表
出生于1947年的朱维群，是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在《人民日报》工作，他跑边疆、驻海外、上夜班、做头版主编，一干就是十多年。
第一次进藏回来后，他奉调中共中央办公厅。没想到，他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与西藏有关，即参与中央致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贺电草稿的修改。
当时，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将大家召集至他的办公室，研究贺电起草事宜。朱维群对温家宝的政策水平和严谨精神印象深刻，也将这视为其从记者到官员角色转换的“第一课”。
朱维群曾表示，十几年记者生涯的阅历，对他的机关工作有非常大的帮助。如果再作选择，他还会愿意当记者。而彭凯雷说，记者生涯确实在朱维群身上打下了深深的印记，比如：喜欢挑战，爱跑到基层做实地调查，还有实事求事的精神。
达赖与中央商谈前又玩把戏 声言放弃乃哀兵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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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31日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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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结石手术后首次露面 称“信心越来越淡薄”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廉海东 特约撰稿吴林发自新德里、北京 在中央有关部门与达赖方面即将进行第八轮接触商谈前，却再次向中央政府发难。美联社10月26日发出报道称，达赖喇嘛表示“已经放弃与中央政府的谈判”。美联社评论称，达赖这一公开发言的态度是“异乎寻常的”。
美联社这一报道的源头是，达赖喇嘛10月25日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出席西藏儿童村建校48周年纪念庆典时表示，“对中国政府的信心越来越淡薄”，因此“决定把属于全体藏人的问题交给民众来解决”。这是达赖喇嘛于10月10日在新德里医院成功接受胆结石手术后，第一次在流亡藏人前公开露面。但据达赖喇嘛的发言人后来解释，达赖的讲话“并不意味着放弃对话路线”。
10月2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表示，关于与达赖方面新一轮接触商谈的具体事宜，正在进一步沟通中。10月29日，本报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根据达赖喇嘛方面的请求，中央有关部门将于近期安排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回国进行接触商谈。
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尽管出现了拉萨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和“藏独”分子干扰破坏北京奥运会的严重事件，中央仍第三次安排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回国接触，希望达赖喇嘛方面珍惜机会，对中央提出的要求做出积极回应。
达赖放话的哀兵策略
在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胡岩看来，达赖喇嘛10月25日的放话无甚新意，“只不过是其惯用的哀兵战术而已。”
胡岩教授熟悉近代以来所谓“西藏独立”问题的来龙去脉，在今年拉萨“3·14”事件发生后，他发表了《所谓“西藏独立”问题的由来及其实质》等文章。今年7月，他还随中国藏学家代表团出访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介绍西藏的历史与现实。
基于自己的见闻，胡岩认为，越来越多的原先受达赖蒙蔽的西方人正在觉悟，国际大环境对达赖愈发不利。
此外，种种迹象表明，达赖集团内部的某些势力也在对他施以压力。本报记者在新德里获悉，反对达赖喇嘛所谓“中间道路”的声音再度浮出水面。
因此可以认为，达赖喇嘛在第八轮接触商谈前做出如上表态，无非是要为商谈可能的失败预先推卸责任，安抚其集团内部激进分子的情绪，并在国际社会面前摆出“哀兵”的姿态。
中央与达赖历次商谈始末
胡岩强调，达赖喇嘛“适时地”表达对新一轮商谈寄予的希望不大，实际上是和以前一样，试图将商谈可能无进展的责任推给中央政府，并向后者施加压力。“但中央政府已经表现出足够的真诚和耐心了。从历史来看，达赖逃亡国外以后，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职务一直保留到1964年。”胡岩回顾道。
自1979年以来，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曾多次与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接触，多次重申中央对达赖喇嘛的政策，即：达赖必须真正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等。在上月接受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专访时，温家宝总理也再次重申，中央政府对达赖的政策数十年来始终如一。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印度、美国等国家与中国关系改善，国际大环境对达赖不利。他不得不改变调门，主动向中央政府表示“愿意放弃西藏独立回国”，后来又提出所谓的“五点”、“七点”方案。“中间道路”则是达赖从1984年开始提出的。
所谓“中间道路”，取表面之义，常被误解为介于中央政府对西藏行使主权与达赖集团谋求“西藏独立”之间。但是在一次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达赖的弟弟丹增曲杰却直接解读了其本意：“我们先求自治，然后把中国人赶走。”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胡岩提到，数十年来达赖的态度可谓摇摆不定。20世纪90年代前后，苏联东欧剧变，达赖以为中国也将步苏东国家后尘，于是不仅拒绝商谈，就连1989年中国佛教协会特邀其回国参加第十世班禅大师追悼活动也加以拒绝。“后来，目睹中国国力的日益强大和国际声望的不断提高，他才要求重启商谈。”胡岩说。
从2002年至2007年，中央政府与达赖的接触商谈每年举行一次。在拉萨“3·14”事件之后，中央政府更在5月与达赖的私人代表接触，并于7月举行第七轮商谈。
中央统战部负责人7月6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透露说，今年7月1日、2日，我部负责人同达赖的私人代表甲日·洛迪、格桑坚赞一行5人在北京进行接触。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副部长斯塔同甲日·洛迪一行进行了谈话。
据悉，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当时向达赖喇嘛明确提出“四个不支持”的要求，即不支持干扰破坏北京奥运会的活动，不支持策划煽动暴力犯罪活动，不支持并切实约束“藏青会”的暴力恐怖活动，不支持一切谋求“西藏独立”、分裂祖国的主张和活动。达赖私人代表表示接受中央的要求。同时，根据达赖方面的要求，7月双方的接触中还商定了下次接触商谈的时间。
“但这些商谈可以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胡岩说，“如果达赖不彻底放弃西藏独立或变相独立的图谋，商谈怎么可能有进展？”
“还权于藏民”的背后
美联社10月26日还报道说，达赖声称自己将请“600万西藏人民”来决定西藏今后的道路。
胡岩认为，达赖声称的“请600万西藏人民来决定今后的道路”很可笑，“西藏人民早就决定了自己要走的道路，用不着达赖‘授权’给他们。”
至于达赖提出的在“大藏区”实现“高度自治”，胡岩认为根本不存在可操作性，而无论是“高度自治”还是所谓的“中间道路”，都只是其“西藏独立”立场的含蓄表达而已。
“除了西藏自治区藏族人口占92%以外，甘肃、青海、四川、云南等地的藏区还生活着很多其他民族的人民。这种民族分布的格局，是中国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达赖喇嘛把‘西藏’的概念扩大为中国所有的藏区，然后在这些地区实现‘高度自治’。那么世世代代生活在那里的其他民族呢？这岂不是在制造人权问题和民族问题？”胡岩反问道。
胡岩说：“虽然达赖最近多次暗示，如‘中间道路’无法实施的话，他将无法阻止暴力活动的发生。但他也知道，暴力活动与佛教的基本教义相抵触。那些公开支持暴力活动的人，在今日世界将会成为过街老鼠。”
“可以说，达赖现在看不到坚持自己的主张有任何希望。他或许想落叶归根，但是我们还需要听其言、观其行。如果他坚持其错误的立场，依然把自己的未来寄托在西方某些势力的支持上，那么，其代表与中央政府的商谈就很难有什么新的进展。”胡岩总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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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31日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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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结石手术后首次露面 称“信心越来越淡薄”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廉海东 特约撰稿吴林发自新德里、北京 在中央有关部门与达赖方面即将进行第八轮接触商谈前，却再次向中央政府发难。美联社10月26日发出报道称，达赖喇嘛表示“已经放弃与中央政府的谈判”。美联社评论称，达赖这一公开发言的态度是“异乎寻常的”。
美联社这一报道的源头是，达赖喇嘛10月25日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出席西藏儿童村建校48周年纪念庆典时表示，“对中国政府的信心越来越淡薄”，因此“决定把属于全体藏人的问题交给民众来解决”。这是达赖喇嘛于10月10日在新德里医院成功接受胆结石手术后，第一次在流亡藏人前公开露面。但据达赖喇嘛的发言人后来解释，达赖的讲话“并不意味着放弃对话路线”。
10月2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表示，关于与达赖方面新一轮接触商谈的具体事宜，正在进一步沟通中。10月29日，本报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根据达赖喇嘛方面的请求，中央有关部门将于近期安排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回国进行接触商谈。
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尽管出现了拉萨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和“藏独”分子干扰破坏北京奥运会的严重事件，中央仍第三次安排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回国接触，希望达赖喇嘛方面珍惜机会，对中央提出的要求做出积极回应。
达赖放话的哀兵策略
在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胡岩看来，达赖喇嘛10月25日的放话无甚新意，“只不过是其惯用的哀兵战术而已。”
胡岩教授熟悉近代以来所谓“西藏独立”问题的来龙去脉，在今年拉萨“3·14”事件发生后，他发表了《所谓“西藏独立”问题的由来及其实质》等文章。今年7月，他还随中国藏学家代表团出访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介绍西藏的历史与现实。
基于自己的见闻，胡岩认为，越来越多的原先受达赖蒙蔽的西方人正在觉悟，国际大环境对达赖愈发不利。
此外，种种迹象表明，达赖集团内部的某些势力也在对他施以压力。本报记者在新德里获悉，反对达赖喇嘛所谓“中间道路”的声音再度浮出水面。
因此可以认为，达赖喇嘛在第八轮接触商谈前做出如上表态，无非是要为商谈可能的失败预先推卸责任，安抚其集团内部激进分子的情绪，并在国际社会面前摆出“哀兵”的姿态。
中央与达赖历次商谈始末
胡岩强调，达赖喇嘛“适时地”表达对新一轮商谈寄予的希望不大，实际上是和以前一样，试图将商谈可能无进展的责任推给中央政府，并向后者施加压力。“但中央政府已经表现出足够的真诚和耐心了。从历史来看，达赖逃亡国外以后，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职务一直保留到1964年。”胡岩回顾道。
自1979年以来，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曾多次与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接触，多次重申中央对达赖喇嘛的政策，即：达赖必须真正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等。在上月接受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专访时，温家宝总理也再次重申，中央政府对达赖的政策数十年来始终如一。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印度、美国等国家与中国关系改善，国际大环境对达赖不利。他不得不改变调门，主动向中央政府表示“愿意放弃西藏独立回国”，后来又提出所谓的“五点”、“七点”方案。“中间道路”则是达赖从1984年开始提出的。
所谓“中间道路”，取表面之义，常被误解为介于中央政府对西藏行使主权与达赖集团谋求“西藏独立”之间。但是在一次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达赖的弟弟丹增曲杰却直接解读了其本意：“我们先求自治，然后把中国人赶走。”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胡岩提到，数十年来达赖的态度可谓摇摆不定。20世纪90年代前后，苏联东欧剧变，达赖以为中国也将步苏东国家后尘，于是不仅拒绝商谈，就连1989年中国佛教协会特邀其回国参加第十世班禅大师追悼活动也加以拒绝。“后来，目睹中国国力的日益强大和国际声望的不断提高，他才要求重启商谈。”胡岩说。
从2002年至2007年，中央政府与达赖的接触商谈每年举行一次。在拉萨“3·14”事件之后，中央政府更在5月与达赖的私人代表接触，并于7月举行第七轮商谈。
中央统战部负责人7月6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透露说，今年7月1日、2日，我部负责人同达赖的私人代表甲日·洛迪、格桑坚赞一行5人在北京进行接触。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副部长斯塔同甲日·洛迪一行进行了谈话。
据悉，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当时向达赖喇嘛明确提出“四个不支持”的要求，即不支持干扰破坏北京奥运会的活动，不支持策划煽动暴力犯罪活动，不支持并切实约束“藏青会”的暴力恐怖活动，不支持一切谋求“西藏独立”、分裂祖国的主张和活动。达赖私人代表表示接受中央的要求。同时，根据达赖方面的要求，7月双方的接触中还商定了下次接触商谈的时间。
“但这些商谈可以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胡岩说，“如果达赖不彻底放弃西藏独立或变相独立的图谋，商谈怎么可能有进展？”
“还权于藏民”的背后
美联社10月26日还报道说，达赖声称自己将请“600万西藏人民”来决定西藏今后的道路。
胡岩认为，达赖声称的“请600万西藏人民来决定今后的道路”很可笑，“西藏人民早就决定了自己要走的道路，用不着达赖‘授权’给他们。”
至于达赖提出的在“大藏区”实现“高度自治”，胡岩认为根本不存在可操作性，而无论是“高度自治”还是所谓的“中间道路”，都只是其“西藏独立”立场的含蓄表达而已。
“除了西藏自治区藏族人口占92%以外，甘肃、青海、四川、云南等地的藏区还生活着很多其他民族的人民。这种民族分布的格局，是中国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达赖喇嘛把‘西藏’的概念扩大为中国所有的藏区，然后在这些地区实现‘高度自治’。那么世世代代生活在那里的其他民族呢？这岂不是在制造人权问题和民族问题？”胡岩反问道。
胡岩说：“虽然达赖最近多次暗示，如‘中间道路’无法实施的话，他将无法阻止暴力活动的发生。但他也知道，暴力活动与佛教的基本教义相抵触。那些公开支持暴力活动的人，在今日世界将会成为过街老鼠。”
“可以说，达赖现在看不到坚持自己的主张有任何希望。他或许想落叶归根，但是我们还需要听其言、观其行。如果他坚持其错误的立场，依然把自己的未来寄托在西方某些势力的支持上，那么，其代表与中央政府的商谈就很难有什么新的进展。”胡岩总结说。
哀他老娘的头，让他见了佛祖慢慢哀去吧。
怕是连佛主都羞于见他
得坚持住原则,他不放弃简直等于独立的所谓高度自治就没什么好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