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新加坡股市“金手指”黄鸿年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5:57:12
他是中国经济改革史上最具里程碑意义和示范效应的民间人物之一，也是中国企业界“资本运作”的开山导师之一；他开创了外商大规模收购改造中国国企的先河，也是带领中国企业登陆国际资本市场的先驱……
他在中国念书、插队、经历“文化大革命”；在实业界赢得“过江猛龙”荣誉；在投资界“点石成金”；在中国以“中策”现象火遍神州大地；在事业鼎盛时激流勇退；在宁静淡泊中回馈社会；他没读过大学，却在著名大学做过教授，领过薪水；许多人认为，他对中国资本家的启迪作用“超过100本教科书”。
他抓大放小，举重若轻；坦诚潇洒，拿得起放得下；上半生，在商界长袖善舞，创造奇迹；下半生，大隐于世，书写从实业家到金融家再到慈善家的圆满人生；他熟谙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融会贯通，活学活用；也经常用毛泽东的话鞭策自己：“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他对生活充满激情，喜欢吟诵歌德的“生活啊，让激情占有您吧”！
“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
——新加坡股市“金手指”、前中策集团主席黄鸿年
崔东红 毕亚军/文
“现在，众多投资者认为北京奥运前中国股市不会有大的调整，以北京奥运作为投资安全的后盾。这是个严重错误的认识。中国A股已经严重脱离基本面，目前将近6000点的指数已绝对不堪重负，一定会在短暂的疯狂之后，迎来史无前例的大调整。这个调整不等奥运会，甚至不等明年‘两会’政府领导换届就会到来。照我的经验和判断，A股在十七大闭幕后即将展开下跌走势，上证指数可能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被砍掉一半，甚至更低。中国投资者将会为这场盲目的疯长付出惨痛的代价，我们迎来的将是一个无比寒冷的冬天。”
——黄鸿年2007年10月答华人金融家编委会有关中国A股走势的提问
小小少年行远方 红旗飘飘中成长
祖籍福建泉州的黄鸿年(Oei Hong Leong)，1948年生于印尼苏拉威西岛望加锡一个显赫家庭，他的父亲黄奕聪是印尼首屈一指的，与林绍良齐名的财团领袖。
父亲给黄鸿年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一个倾家荡产也要说话算数，履行承诺的人。”创业初期黄奕聪生意失败，为了还债，他几乎卖尽家产，包括给妻子的定情首饰。
这也是父亲给黄鸿年上的最有意义的一堂人生课，依靠这一课，黄鸿年拥有了在商界发展的最大资本——诚信。“他对我们最大的影响就是诚信。我们做生意，他第一要教的就是做人要诚信。诚，是要有诚心；信，就是讲信用。他说，凭这两点，你无论接触什么人，做什么事情，都会成功。”黄鸿年说。
望加锡是个小城市，黄鸿年却天生是个要登大舞台的人。他很小就想到外面的世界闯荡，而且还性格反叛、爱憎分明、人小主意大，喜欢交朋友，稍微有些力气就开始“行侠仗义”，“不畏强势”。难免回家时，脸上、身上常挂着“彩”，令父母很头痛。
7岁便离开家乡前往印尼谋生的黄奕聪，没有受过正统华文教育，却是个热爱华人传统文化，推崇儒家思想的家长。1955年4月亚非万隆会议期间，他拜会了出席会议的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在对黄奕聪少小离家，却华文根基很好大加赞赏的同时，也对黄家小孩的教育深表关注：黄先生，你一定要设法让孩子多接触中华文化，尽量让他们多接受中文教育，别让孩子长大后变成无根的人。
周总理的好言，让本来就有此想法的黄奕聪深受感动。1960年，原本计划送16岁的大儿子黄志源到北京求学的黄奕聪，临时做出了决定让黄鸿年也跟着一起到北京。“既然他不听父母的话，就送到中国让毛主席管教他。”这个决定却让12岁的黄鸿年很开心，甚至十分期盼。“当时我一心只想到外面看看外面的世界，远离父亲的‘管制’，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气。”
他回忆说。
1960年10月18日，黄鸿年和黄志源一起登上远洋巨轮，颠簸一星期后才在广州上岸，于11月初到北京。一路上，黄鸿年知道了自由的代价就是什么都要依靠自己，但他依然很喜欢这种“离家出走”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感觉。
到北京后，黄志源被安排到北京35中上高一，之后考上北大数学力学系。如今，他也早已是成功企业家——APP集团总裁。黄鸿年因为年纪太小，先到崇文小学念六年级(现任中国驻新加坡大使张小康的母校),然后考上北京汇文中学(原北京重点学校26中)。
大城市北京，十分符合黄鸿年的味口，如鱼得水，他很快融入到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氛围中。而且，他也没有得到任何特殊照顾。吃、住都在学校。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物质生活十分匮乏。按常理，这段艰苦岁月留给黄鸿年的应该是痛苦的记忆，但黄鸿年却说，当时的心情特别愉快，因为精神文化生活特别丰富，“是一生中最无忧无虑，无牵无挂，最幸福快乐的年代。”
黄鸿年是喜欢读书却不喜欢“读死书”的学生。但也许是天分，他读书时，只要考试前两天抱抱佛脚，都可以考试过关。所以，黄鸿年“从来都没留级，也从来没有得过第一。”
不爱“读死书”的黄鸿年爱读社会，读大千世界，读国家时事！他还似乎有天生的政治细胞，虽然来自海外，却比绝大多数国内学生更加熟读毛泽东著作，更加对社会主义建设充满激情。这也对他的人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这种超常的社会情怀，让黄鸿年积极主动、满腔热血地融入到“建设新中国”的伟大时代，而且比一般同龄人更能接受时代的熏陶和感染。除了熟读毛泽东的有关著作或语录，才十四、五岁的黄鸿年还特别订了五报一刊：《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北京晚报》、《体育报》和《红旗》杂志。他通过这些来充实自己，并立志做一个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接班人。报纸杂志看多了，黄鸿年当时还萌生了一个职业理想——做新闻记者。
物质贫乏的时代，精神是支撑和指引人们前进的重要力量，黄鸿年也是这样。为了满足飞速增长的阅读层次和兴趣，他在五报一刊之外读了大量书籍。他把《资本论》的“剩余价值理论”深深印在脑海中，他还用精心收藏的体育徽章和一些进口礼品向一位父亲是报社编辑的同班同学，换了几十本其实是中外古典名著的“禁书”，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复活》、《安娜卡列尼娜》、雨果的《悲惨世界》、佐拉的《金钱》等等。
“《资本论》奠定了我的思想基础，《红楼梦》为我上了一堂生动的人情世故课，而对我成长过程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回忆说。
黄鸿年在红旗之下热血沸腾地成长，充满了远大理想。虽早已时过境迁，遥想当年时，黄鸿年依然感慨万千：“那时，我们朝气蓬勃，意气风发，人人都很有理想、很有斗志。虽然日子过得穷，穿着烂衣烂裤，但大家都在探讨怎样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怎样为人民服务，怎样为社会做贡献。没有人考虑什么个人利益，更没有人想过要发财。”
岁月蹉跎志未酬 满腔热情全成空
不久，“文革”爆发了，黄鸿年也有了新身份——“黑五类”，成为不受欢迎的人。这让他受到很大的打击，但他把这当成是党和人民对自己的考验。
最初，他想做一个敢想敢闯的“红卫兵”。但未如愿，他随学生大队到各地串联但在中途被“清除”出了队伍。
当不了红卫兵，黄鸿年积极地争取加入党组织，也没有成功。他还是不放弃。为此，原本是华侨子弟，不需要下乡的他，主动背着背包和几本书，同北京一批知青一起到了山西一个小山村。多年后，谈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和浑身都是伟大理想的经历，黄鸿年并不觉得自己是年少痴狂。他引用英国一句俗话为那段日子做了个总结：“年轻时不左没良心，年老后还左是没头脑”。
初到山西乡村，黄鸿年就感觉到巨大落差。社会主义农村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当时已是冬天，他每天的主要任务是整理庄稼、掏大粪、扫雪，为开春种小麦做准备。白天辛苦劳动，晚上则和8位热血青年挤在一个炕上睡觉。唯一的露天公厕设在屋外，上厕所时直透骨缝的寒冷至今让他难忘。水，要从100多公尺深的老井往上打，一桶水要花5分钟，还要“一水三用”：先洗脸，后洗头，再洗脚。最初有一年多时间，他几乎没有洗澡，只能用水抹抹身子。电，干脆没有。夜晚降临，只有一盏昏黄的煤油灯，和远处传来的几声狗叫。
虽然条件艰苦，但黄鸿年认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报效国家的新道路，干得辛苦，累得塌实，内心充满对美好未来的无限希望，常勉励自己“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不久，快乐和希望开始湮灭，本着接受再教育目标而来的黄鸿年，到了农村才发现，农民可能教育不了自己。一次，他问一位农民大叔：“你小孩上学了吗？”这位大叔说：“上什么学啊，会数人民币就行了。”爱读书的黄鸿年愣了一下，开始怀疑自己到底可以向贫下中农学些什么？当地一些农民也并不欢迎他们的加入，觉得城里来的学生是要和自己争土地，抢工分，因此态度并不十分友善。“北京学生和山西农民，背景的差异让彼此一直都不能完全互相接受。”
黄鸿年回忆说。
远远出乎预想的现实，让黄鸿年深受震撼，对前途开始感到迷茫，但他依然觉得这是一种难得的磨练。他坚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年轻人只要有理想有奔头，物质条件的贫乏很快便能适应，甚至乐在其中，但没有报纸，没有广播，和老乡又没有共同语言的日子，使得我们精神上的空虚日渐强烈，让我一点一点地陷入到绝望中。”他回忆说。
不久，更加绝望的事降临到他身上。一次，他遇上了山西体操队一位聪慧漂亮、充满灵气的女孩
。“我一看，整个人都呆住了，心想这不就是我梦中的小仙女吗?”经过朋友介绍，他们开始往来，这也成为黄鸿年在艰苦生活中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幸福源泉。
幸福太过短暂。因为“黑五类”加“海外关系”的背景配不上对方的革命家庭出身，女方的父母坚决反对，紧接着女方单位的军代表也介入了……
“这段恋情前后只有3个月，过后却搞得我3个月不能吃不能睡。”虽然现在可以笑着回忆过去，但当时，黄鸿年只有绝望的份。
不久，他们俩被强制隔离了，介绍他们认识的朋友也被整得很惨。一段刚刚萌芽的纯洁恋情被严酷扼杀。百般无奈之下，黄鸿年不得不割舍掉这段感情，这让他痛苦之极。一个富裕家庭长大的年青人，满怀报国之心到农村插队，他可以忍受粗茶淡饭，可以忍受不被认同的歧视，但是，他不能眼见心爱的人受到折磨。
痛苦之中，黄鸿年也开始反思。他回忆说：“我觉得我是在浪费时间、浪费青春，我们这群‘早晨八、九点的太阳’，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不久，黄鸿年的中学校长高万春先生也自杀身亡，给他很大的打击。高万春是黄鸿年非常敬重的老师，改革开放后，黄鸿年特意在母校捐出250万人民币成立了高万春奖学金，以此缅怀。
恋情被强制拆散，校长被迫自杀，这些事让黄鸿年彻底失望。他下定决心要回到印尼去。
1970年，已经22岁的黄鸿年背着一个小书包，带着证件和两本书，义无反顾地坐上了北京到广州的飞机，然后转道深圳，离开了中国。那一刻，他百感交集，心中重复着普希金的著名诗句：“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黄鸿年的10年青春都在中国度过，而且大部分时间是在“社会大学”中度过，这对他的人生有非常大的影响，留下了深刻的阶级烙印。至今，他的很多人生哲学和许多做事方法也都是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辩证法中领悟出来的。为了纪念这段日子，他在香港《广角镜》杂志发表文章时，特意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两报一刊”。
插队的艰苦日子，让黄鸿年深刻体会到什么是小农意识、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等中国人心态。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意识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国民意识。正是有了这段与农民朝夕相处的经历，当他重返中国，与各地政府和企业合作时，他才颇能准确地了解对方的动机和心态，进而切合地建立起稳固的合作关系。
那段初恋也让黄鸿年难以忘怀。机缘巧合，他后来娶了国民党高官的女儿做太太，太太的祖籍是山东。为此，他风趣地形容自己：“我没娶到山西老婆却娶到了山东老婆。”
他感叹这是命运的安排，然后话锋一转，说：“我是相信命运的。相信，但不要迷信。”
当黄鸿年在中国展开投资计划时，他特意把第一个项目选在了山西。一位朋友专门给他安排了一次和初恋情人的聚会。
在太原迎泽宾馆总统套房，大门打开，一位略显苍老的中年妇女站在他的面前，生活的压力和岁月的磋砣明显地写在她的脸上。黄鸿年楞住了，脑子一片空白，以致对方削了一个苹果递给他时，愣在那的黄鸿年竟然忘了去接，十多年来，他一直珍藏着一张照片，雪地上，松树前，一个青春少女站在银装素裹的世界里，那么纯净，那么美好……回忆过去，黄鸿年仍然被自己当时笨拙的举动会伤害到对方而耿耿于怀。他是中国经济改革史上最具里程碑意义和示范效应的民间人物之一，也是中国企业界“资本运作”的开山导师之一；他开创了外商大规模收购改造中国国企的先河，也是带领中国企业登陆国际资本市场的先驱……
他在中国念书、插队、经历“文化大革命”；在实业界赢得“过江猛龙”荣誉；在投资界“点石成金”；在中国以“中策”现象火遍神州大地；在事业鼎盛时激流勇退；在宁静淡泊中回馈社会；他没读过大学，却在著名大学做过教授，领过薪水；许多人认为，他对中国资本家的启迪作用“超过100本教科书”。
他抓大放小，举重若轻；坦诚潇洒，拿得起放得下；上半生，在商界长袖善舞，创造奇迹；下半生，大隐于世，书写从实业家到金融家再到慈善家的圆满人生；他熟谙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融会贯通，活学活用；也经常用毛泽东的话鞭策自己：“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他对生活充满激情，喜欢吟诵歌德的“生活啊，让激情占有您吧”！
“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
——新加坡股市“金手指”、前中策集团主席黄鸿年
崔东红 毕亚军/文
“现在，众多投资者认为北京奥运前中国股市不会有大的调整，以北京奥运作为投资安全的后盾。这是个严重错误的认识。中国A股已经严重脱离基本面，目前将近6000点的指数已绝对不堪重负，一定会在短暂的疯狂之后，迎来史无前例的大调整。这个调整不等奥运会，甚至不等明年‘两会’政府领导换届就会到来。照我的经验和判断，A股在十七大闭幕后即将展开下跌走势，上证指数可能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被砍掉一半，甚至更低。中国投资者将会为这场盲目的疯长付出惨痛的代价，我们迎来的将是一个无比寒冷的冬天。”
——黄鸿年2007年10月答华人金融家编委会有关中国A股走势的提问
小小少年行远方 红旗飘飘中成长
祖籍福建泉州的黄鸿年(Oei Hong Leong)，1948年生于印尼苏拉威西岛望加锡一个显赫家庭，他的父亲黄奕聪是印尼首屈一指的，与林绍良齐名的财团领袖。
父亲给黄鸿年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一个倾家荡产也要说话算数，履行承诺的人。”创业初期黄奕聪生意失败，为了还债，他几乎卖尽家产，包括给妻子的定情首饰。
这也是父亲给黄鸿年上的最有意义的一堂人生课，依靠这一课，黄鸿年拥有了在商界发展的最大资本——诚信。“他对我们最大的影响就是诚信。我们做生意，他第一要教的就是做人要诚信。诚，是要有诚心；信，就是讲信用。他说，凭这两点，你无论接触什么人，做什么事情，都会成功。”黄鸿年说。
望加锡是个小城市，黄鸿年却天生是个要登大舞台的人。他很小就想到外面的世界闯荡，而且还性格反叛、爱憎分明、人小主意大，喜欢交朋友，稍微有些力气就开始“行侠仗义”，“不畏强势”。难免回家时，脸上、身上常挂着“彩”，令父母很头痛。
7岁便离开家乡前往印尼谋生的黄奕聪，没有受过正统华文教育，却是个热爱华人传统文化，推崇儒家思想的家长。1955年4月亚非万隆会议期间，他拜会了出席会议的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在对黄奕聪少小离家，却华文根基很好大加赞赏的同时，也对黄家小孩的教育深表关注：黄先生，你一定要设法让孩子多接触中华文化，尽量让他们多接受中文教育，别让孩子长大后变成无根的人。
周总理的好言，让本来就有此想法的黄奕聪深受感动。1960年，原本计划送16岁的大儿子黄志源到北京求学的黄奕聪，临时做出了决定让黄鸿年也跟着一起到北京。“既然他不听父母的话，就送到中国让毛主席管教他。”这个决定却让12岁的黄鸿年很开心，甚至十分期盼。“当时我一心只想到外面看看外面的世界，远离父亲的‘管制’，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气。”
他回忆说。
1960年10月18日，黄鸿年和黄志源一起登上远洋巨轮，颠簸一星期后才在广州上岸，于11月初到北京。一路上，黄鸿年知道了自由的代价就是什么都要依靠自己，但他依然很喜欢这种“离家出走”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感觉。
到北京后，黄志源被安排到北京35中上高一，之后考上北大数学力学系。如今，他也早已是成功企业家——APP集团总裁。黄鸿年因为年纪太小，先到崇文小学念六年级(现任中国驻新加坡大使张小康的母校),然后考上北京汇文中学(原北京重点学校26中)。
大城市北京，十分符合黄鸿年的味口，如鱼得水，他很快融入到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氛围中。而且，他也没有得到任何特殊照顾。吃、住都在学校。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物质生活十分匮乏。按常理，这段艰苦岁月留给黄鸿年的应该是痛苦的记忆，但黄鸿年却说，当时的心情特别愉快，因为精神文化生活特别丰富，“是一生中最无忧无虑，无牵无挂，最幸福快乐的年代。”
黄鸿年是喜欢读书却不喜欢“读死书”的学生。但也许是天分，他读书时，只要考试前两天抱抱佛脚，都可以考试过关。所以，黄鸿年“从来都没留级，也从来没有得过第一。”
不爱“读死书”的黄鸿年爱读社会，读大千世界，读国家时事！他还似乎有天生的政治细胞，虽然来自海外，却比绝大多数国内学生更加熟读毛泽东著作，更加对社会主义建设充满激情。这也对他的人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这种超常的社会情怀，让黄鸿年积极主动、满腔热血地融入到“建设新中国”的伟大时代，而且比一般同龄人更能接受时代的熏陶和感染。除了熟读毛泽东的有关著作或语录，才十四、五岁的黄鸿年还特别订了五报一刊：《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北京晚报》、《体育报》和《红旗》杂志。他通过这些来充实自己，并立志做一个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接班人。报纸杂志看多了，黄鸿年当时还萌生了一个职业理想——做新闻记者。
物质贫乏的时代，精神是支撑和指引人们前进的重要力量，黄鸿年也是这样。为了满足飞速增长的阅读层次和兴趣，他在五报一刊之外读了大量书籍。他把《资本论》的“剩余价值理论”深深印在脑海中，他还用精心收藏的体育徽章和一些进口礼品向一位父亲是报社编辑的同班同学，换了几十本其实是中外古典名著的“禁书”，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复活》、《安娜卡列尼娜》、雨果的《悲惨世界》、佐拉的《金钱》等等。
“《资本论》奠定了我的思想基础，《红楼梦》为我上了一堂生动的人情世故课，而对我成长过程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回忆说。
黄鸿年在红旗之下热血沸腾地成长，充满了远大理想。虽早已时过境迁，遥想当年时，黄鸿年依然感慨万千：“那时，我们朝气蓬勃，意气风发，人人都很有理想、很有斗志。虽然日子过得穷，穿着烂衣烂裤，但大家都在探讨怎样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怎样为人民服务，怎样为社会做贡献。没有人考虑什么个人利益，更没有人想过要发财。”
岁月蹉跎志未酬 满腔热情全成空
不久，“文革”爆发了，黄鸿年也有了新身份——“黑五类”，成为不受欢迎的人。这让他受到很大的打击，但他把这当成是党和人民对自己的考验。
最初，他想做一个敢想敢闯的“红卫兵”。但未如愿，他随学生大队到各地串联但在中途被“清除”出了队伍。
当不了红卫兵，黄鸿年积极地争取加入党组织，也没有成功。他还是不放弃。为此，原本是华侨子弟，不需要下乡的他，主动背着背包和几本书，同北京一批知青一起到了山西一个小山村。多年后，谈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和浑身都是伟大理想的经历，黄鸿年并不觉得自己是年少痴狂。他引用英国一句俗话为那段日子做了个总结：“年轻时不左没良心，年老后还左是没头脑”。
初到山西乡村，黄鸿年就感觉到巨大落差。社会主义农村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当时已是冬天，他每天的主要任务是整理庄稼、掏大粪、扫雪，为开春种小麦做准备。白天辛苦劳动，晚上则和8位热血青年挤在一个炕上睡觉。唯一的露天公厕设在屋外，上厕所时直透骨缝的寒冷至今让他难忘。水，要从100多公尺深的老井往上打，一桶水要花5分钟，还要“一水三用”：先洗脸，后洗头，再洗脚。最初有一年多时间，他几乎没有洗澡，只能用水抹抹身子。电，干脆没有。夜晚降临，只有一盏昏黄的煤油灯，和远处传来的几声狗叫。
虽然条件艰苦，但黄鸿年认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报效国家的新道路，干得辛苦，累得塌实，内心充满对美好未来的无限希望，常勉励自己“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不久，快乐和希望开始湮灭，本着接受再教育目标而来的黄鸿年，到了农村才发现，农民可能教育不了自己。一次，他问一位农民大叔：“你小孩上学了吗？”这位大叔说：“上什么学啊，会数人民币就行了。”爱读书的黄鸿年愣了一下，开始怀疑自己到底可以向贫下中农学些什么？当地一些农民也并不欢迎他们的加入，觉得城里来的学生是要和自己争土地，抢工分，因此态度并不十分友善。“北京学生和山西农民，背景的差异让彼此一直都不能完全互相接受。”
黄鸿年回忆说。
远远出乎预想的现实，让黄鸿年深受震撼，对前途开始感到迷茫，但他依然觉得这是一种难得的磨练。他坚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年轻人只要有理想有奔头，物质条件的贫乏很快便能适应，甚至乐在其中，但没有报纸，没有广播，和老乡又没有共同语言的日子，使得我们精神上的空虚日渐强烈，让我一点一点地陷入到绝望中。”他回忆说。
不久，更加绝望的事降临到他身上。一次，他遇上了山西体操队一位聪慧漂亮、充满灵气的女孩
。“我一看，整个人都呆住了，心想这不就是我梦中的小仙女吗?”经过朋友介绍，他们开始往来，这也成为黄鸿年在艰苦生活中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幸福源泉。
幸福太过短暂。因为“黑五类”加“海外关系”的背景配不上对方的革命家庭出身，女方的父母坚决反对，紧接着女方单位的军代表也介入了……
“这段恋情前后只有3个月，过后却搞得我3个月不能吃不能睡。”虽然现在可以笑着回忆过去，但当时，黄鸿年只有绝望的份。
不久，他们俩被强制隔离了，介绍他们认识的朋友也被整得很惨。一段刚刚萌芽的纯洁恋情被严酷扼杀。百般无奈之下，黄鸿年不得不割舍掉这段感情，这让他痛苦之极。一个富裕家庭长大的年青人，满怀报国之心到农村插队，他可以忍受粗茶淡饭，可以忍受不被认同的歧视，但是，他不能眼见心爱的人受到折磨。
痛苦之中，黄鸿年也开始反思。他回忆说：“我觉得我是在浪费时间、浪费青春，我们这群‘早晨八、九点的太阳’，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不久，黄鸿年的中学校长高万春先生也自杀身亡，给他很大的打击。高万春是黄鸿年非常敬重的老师，改革开放后，黄鸿年特意在母校捐出250万人民币成立了高万春奖学金，以此缅怀。
恋情被强制拆散，校长被迫自杀，这些事让黄鸿年彻底失望。他下定决心要回到印尼去。
1970年，已经22岁的黄鸿年背着一个小书包，带着证件和两本书，义无反顾地坐上了北京到广州的飞机，然后转道深圳，离开了中国。那一刻，他百感交集，心中重复着普希金的著名诗句：“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黄鸿年的10年青春都在中国度过，而且大部分时间是在“社会大学”中度过，这对他的人生有非常大的影响，留下了深刻的阶级烙印。至今，他的很多人生哲学和许多做事方法也都是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辩证法中领悟出来的。为了纪念这段日子，他在香港《广角镜》杂志发表文章时，特意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两报一刊”。
插队的艰苦日子，让黄鸿年深刻体会到什么是小农意识、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等中国人心态。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意识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国民意识。正是有了这段与农民朝夕相处的经历，当他重返中国，与各地政府和企业合作时，他才颇能准确地了解对方的动机和心态，进而切合地建立起稳固的合作关系。
那段初恋也让黄鸿年难以忘怀。机缘巧合，他后来娶了国民党高官的女儿做太太，太太的祖籍是山东。为此，他风趣地形容自己：“我没娶到山西老婆却娶到了山东老婆。”
他感叹这是命运的安排，然后话锋一转，说：“我是相信命运的。相信，但不要迷信。”
当黄鸿年在中国展开投资计划时，他特意把第一个项目选在了山西。一位朋友专门给他安排了一次和初恋情人的聚会。
在太原迎泽宾馆总统套房，大门打开，一位略显苍老的中年妇女站在他的面前，生活的压力和岁月的磋砣明显地写在她的脸上。黄鸿年楞住了，脑子一片空白，以致对方削了一个苹果递给他时，愣在那的黄鸿年竟然忘了去接，十多年来，他一直珍藏着一张照片，雪地上，松树前，一个青春少女站在银装素裹的世界里，那么纯净，那么美好……回忆过去，黄鸿年仍然被自己当时笨拙的举动会伤害到对方而耿耿于怀。
他在中国念书、插队、经历“文化大革命”；在实业界赢得“过江猛龙”荣誉；在投资界“点石成金”；在中国以“中策”现象火遍神州大地；在事业鼎盛时激流勇退；在宁静淡泊中回馈社会；他没读过大学，却在著名大学做过教授，领过薪水；许多人认为，他对中国资本家的启迪作用“超过100本教科书”。
他抓大放小，举重若轻；坦诚潇洒，拿得起放得下；上半生，在商界长袖善舞，创造奇迹；下半生，大隐于世，书写从实业家到金融家再到慈善家的圆满人生；他熟谙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融会贯通，活学活用；也经常用毛泽东的话鞭策自己：“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他对生活充满激情，喜欢吟诵歌德的“生活啊，让激情占有您吧”！
“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
——新加坡股市“金手指”、前中策集团主席黄鸿年
崔东红 毕亚军/文
“现在，众多投资者认为北京奥运前中国股市不会有大的调整，以北京奥运作为投资安全的后盾。这是个严重错误的认识。中国A股已经严重脱离基本面，目前将近6000点的指数已绝对不堪重负，一定会在短暂的疯狂之后，迎来史无前例的大调整。这个调整不等奥运会，甚至不等明年‘两会’政府领导换届就会到来。照我的经验和判断，A股在十七大闭幕后即将展开下跌走势，上证指数可能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被砍掉一半，甚至更低。中国投资者将会为这场盲目的疯长付出惨痛的代价，我们迎来的将是一个无比寒冷的冬天。”
——黄鸿年2007年10月答华人金融家编委会有关中国A股走势的提问
小小少年行远方 红旗飘飘中成长
祖籍福建泉州的黄鸿年(Oei Hong Leong)，1948年生于印尼苏拉威西岛望加锡一个显赫家庭，他的父亲黄奕聪是印尼首屈一指的，与林绍良齐名的财团领袖。
父亲给黄鸿年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一个倾家荡产也要说话算数，履行承诺的人。”创业初期黄奕聪生意失败，为了还债，他几乎卖尽家产，包括给妻子的定情首饰。
这也是父亲给黄鸿年上的最有意义的一堂人生课，依靠这一课，黄鸿年拥有了在商界发展的最大资本——诚信。“他对我们最大的影响就是诚信。我们做生意，他第一要教的就是做人要诚信。诚，是要有诚心；信，就是讲信用。他说，凭这两点，你无论接触什么人，做什么事情，都会成功。”黄鸿年说。
望加锡是个小城市，黄鸿年却天生是个要登大舞台的人。他很小就想到外面的世界闯荡，而且还性格反叛、爱憎分明、人小主意大，喜欢交朋友，稍微有些力气就开始“行侠仗义”，“不畏强势”。难免回家时，脸上、身上常挂着“彩”，令父母很头痛。
7岁便离开家乡前往印尼谋生的黄奕聪，没有受过正统华文教育，却是个热爱华人传统文化，推崇儒家思想的家长。1955年4月亚非万隆会议期间，他拜会了出席会议的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在对黄奕聪少小离家，却华文根基很好大加赞赏的同时，也对黄家小孩的教育深表关注：黄先生，你一定要设法让孩子多接触中华文化，尽量让他们多接受中文教育，别让孩子长大后变成无根的人。
周总理的好言，让本来就有此想法的黄奕聪深受感动。1960年，原本计划送16岁的大儿子黄志源到北京求学的黄奕聪，临时做出了决定让黄鸿年也跟着一起到北京。“既然他不听父母的话，就送到中国让毛主席管教他。”这个决定却让12岁的黄鸿年很开心，甚至十分期盼。“当时我一心只想到外面看看外面的世界，远离父亲的‘管制’，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气。”
他回忆说。
1960年10月18日，黄鸿年和黄志源一起登上远洋巨轮，颠簸一星期后才在广州上岸，于11月初到北京。一路上，黄鸿年知道了自由的代价就是什么都要依靠自己，但他依然很喜欢这种“离家出走”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感觉。
到北京后，黄志源被安排到北京35中上高一，之后考上北大数学力学系。如今，他也早已是成功企业家——APP集团总裁。黄鸿年因为年纪太小，先到崇文小学念六年级(现任中国驻新加坡大使张小康的母校),然后考上北京汇文中学(原北京重点学校26中)。
大城市北京，十分符合黄鸿年的味口，如鱼得水，他很快融入到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氛围中。而且，他也没有得到任何特殊照顾。吃、住都在学校。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物质生活十分匮乏。按常理，这段艰苦岁月留给黄鸿年的应该是痛苦的记忆，但黄鸿年却说，当时的心情特别愉快，因为精神文化生活特别丰富，“是一生中最无忧无虑，无牵无挂，最幸福快乐的年代。”
黄鸿年是喜欢读书却不喜欢“读死书”的学生。但也许是天分，他读书时，只要考试前两天抱抱佛脚，都可以考试过关。所以，黄鸿年“从来都没留级，也从来没有得过第一。”
不爱“读死书”的黄鸿年爱读社会，读大千世界，读国家时事！他还似乎有天生的政治细胞，虽然来自海外，却比绝大多数国内学生更加熟读毛泽东著作，更加对社会主义建设充满激情。这也对他的人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这种超常的社会情怀，让黄鸿年积极主动、满腔热血地融入到“建设新中国”的伟大时代，而且比一般同龄人更能接受时代的熏陶和感染。除了熟读毛泽东的有关著作或语录，才十四、五岁的黄鸿年还特别订了五报一刊：《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北京晚报》、《体育报》和《红旗》杂志。他通过这些来充实自己，并立志做一个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接班人。报纸杂志看多了，黄鸿年当时还萌生了一个职业理想——做新闻记者。
物质贫乏的时代，精神是支撑和指引人们前进的重要力量，黄鸿年也是这样。为了满足飞速增长的阅读层次和兴趣，他在五报一刊之外读了大量书籍。他把《资本论》的“剩余价值理论”深深印在脑海中，他还用精心收藏的体育徽章和一些进口礼品向一位父亲是报社编辑的同班同学，换了几十本其实是中外古典名著的“禁书”，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复活》、《安娜卡列尼娜》、雨果的《悲惨世界》、佐拉的《金钱》等等。
“《资本论》奠定了我的思想基础，《红楼梦》为我上了一堂生动的人情世故课，而对我成长过程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回忆说。
黄鸿年在红旗之下热血沸腾地成长，充满了远大理想。虽早已时过境迁，遥想当年时，黄鸿年依然感慨万千：“那时，我们朝气蓬勃，意气风发，人人都很有理想、很有斗志。虽然日子过得穷，穿着烂衣烂裤，但大家都在探讨怎样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怎样为人民服务，怎样为社会做贡献。没有人考虑什么个人利益，更没有人想过要发财。”
岁月蹉跎志未酬 满腔热情全成空
不久，“文革”爆发了，黄鸿年也有了新身份——“黑五类”，成为不受欢迎的人。这让他受到很大的打击，但他把这当成是党和人民对自己的考验。
最初，他想做一个敢想敢闯的“红卫兵”。但未如愿，他随学生大队到各地串联但在中途被“清除”出了队伍。
当不了红卫兵，黄鸿年积极地争取加入党组织，也没有成功。他还是不放弃。为此，原本是华侨子弟，不需要下乡的他，主动背着背包和几本书，同北京一批知青一起到了山西一个小山村。多年后，谈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和浑身都是伟大理想的经历，黄鸿年并不觉得自己是年少痴狂。他引用英国一句俗话为那段日子做了个总结：“年轻时不左没良心，年老后还左是没头脑”。
初到山西乡村，黄鸿年就感觉到巨大落差。社会主义农村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当时已是冬天，他每天的主要任务是整理庄稼、掏大粪、扫雪，为开春种小麦做准备。白天辛苦劳动，晚上则和8位热血青年挤在一个炕上睡觉。唯一的露天公厕设在屋外，上厕所时直透骨缝的寒冷至今让他难忘。水，要从100多公尺深的老井往上打，一桶水要花5分钟，还要“一水三用”：先洗脸，后洗头，再洗脚。最初有一年多时间，他几乎没有洗澡，只能用水抹抹身子。电，干脆没有。夜晚降临，只有一盏昏黄的煤油灯，和远处传来的几声狗叫。
虽然条件艰苦，但黄鸿年认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报效国家的新道路，干得辛苦，累得塌实，内心充满对美好未来的无限希望，常勉励自己“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不久，快乐和希望开始湮灭，本着接受再教育目标而来的黄鸿年，到了农村才发现，农民可能教育不了自己。一次，他问一位农民大叔：“你小孩上学了吗？”这位大叔说：“上什么学啊，会数人民币就行了。”爱读书的黄鸿年愣了一下，开始怀疑自己到底可以向贫下中农学些什么？当地一些农民也并不欢迎他们的加入，觉得城里来的学生是要和自己争土地，抢工分，因此态度并不十分友善。“北京学生和山西农民，背景的差异让彼此一直都不能完全互相接受。”
黄鸿年回忆说。
远远出乎预想的现实，让黄鸿年深受震撼，对前途开始感到迷茫，但他依然觉得这是一种难得的磨练。他坚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年轻人只要有理想有奔头，物质条件的贫乏很快便能适应，甚至乐在其中，但没有报纸，没有广播，和老乡又没有共同语言的日子，使得我们精神上的空虚日渐强烈，让我一点一点地陷入到绝望中。”他回忆说。
不久，更加绝望的事降临到他身上。一次，他遇上了山西体操队一位聪慧漂亮、充满灵气的女孩
。“我一看，整个人都呆住了，心想这不就是我梦中的小仙女吗?”经过朋友介绍，他们开始往来，这也成为黄鸿年在艰苦生活中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幸福源泉。
幸福太过短暂。因为“黑五类”加“海外关系”的背景配不上对方的革命家庭出身，女方的父母坚决反对，紧接着女方单位的军代表也介入了……
“这段恋情前后只有3个月，过后却搞得我3个月不能吃不能睡。”虽然现在可以笑着回忆过去，但当时，黄鸿年只有绝望的份。
不久，他们俩被强制隔离了，介绍他们认识的朋友也被整得很惨。一段刚刚萌芽的纯洁恋情被严酷扼杀。百般无奈之下，黄鸿年不得不割舍掉这段感情，这让他痛苦之极。一个富裕家庭长大的年青人，满怀报国之心到农村插队，他可以忍受粗茶淡饭，可以忍受不被认同的歧视，但是，他不能眼见心爱的人受到折磨。
痛苦之中，黄鸿年也开始反思。他回忆说：“我觉得我是在浪费时间、浪费青春，我们这群‘早晨八、九点的太阳’，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不久，黄鸿年的中学校长高万春先生也自杀身亡，给他很大的打击。高万春是黄鸿年非常敬重的老师，改革开放后，黄鸿年特意在母校捐出250万人民币成立了高万春奖学金，以此缅怀。
恋情被强制拆散，校长被迫自杀，这些事让黄鸿年彻底失望。他下定决心要回到印尼去。
1970年，已经22岁的黄鸿年背着一个小书包，带着证件和两本书，义无反顾地坐上了北京到广州的飞机，然后转道深圳，离开了中国。那一刻，他百感交集，心中重复着普希金的著名诗句：“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黄鸿年的10年青春都在中国度过，而且大部分时间是在“社会大学”中度过，这对他的人生有非常大的影响，留下了深刻的阶级烙印。至今，他的很多人生哲学和许多做事方法也都是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辩证法中领悟出来的。为了纪念这段日子，他在香港《广角镜》杂志发表文章时，特意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两报一刊”。
插队的艰苦日子，让黄鸿年深刻体会到什么是小农意识、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等中国人心态。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意识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国民意识。正是有了这段与农民朝夕相处的经历，当他重返中国，与各地政府和企业合作时，他才颇能准确地了解对方的动机和心态，进而切合地建立起稳固的合作关系。
那段初恋也让黄鸿年难以忘怀。机缘巧合，他后来娶了国民党高官的女儿做太太，太太的祖籍是山东。为此，他风趣地形容自己：“我没娶到山西老婆却娶到了山东老婆。”
他感叹这是命运的安排，然后话锋一转，说：“我是相信命运的。相信，但不要迷信。”
当黄鸿年在中国展开投资计划时，他特意把第一个项目选在了山西。一位朋友专门给他安排了一次和初恋情人的聚会。
在太原迎泽宾馆总统套房，大门打开，一位略显苍老的中年妇女站在他的面前，生活的压力和岁月的磋砣明显地写在她的脸上。黄鸿年楞住了，脑子一片空白，以致对方削了一个苹果递给他时，愣在那的黄鸿年竟然忘了去接，十多年来，他一直珍藏着一张照片，雪地上，松树前，一个青春少女站在银装素裹的世界里，那么纯净，那么美好……回忆过去，黄鸿年仍然被自己当时笨拙的举动会伤害到对方而耿耿于怀。他是中国经济改革史上最具里程碑意义和示范效应的民间人物之一，也是中国企业界“资本运作”的开山导师之一；他开创了外商大规模收购改造中国国企的先河，也是带领中国企业登陆国际资本市场的先驱……
他在中国念书、插队、经历“文化大革命”；在实业界赢得“过江猛龙”荣誉；在投资界“点石成金”；在中国以“中策”现象火遍神州大地；在事业鼎盛时激流勇退；在宁静淡泊中回馈社会；他没读过大学，却在著名大学做过教授，领过薪水；许多人认为，他对中国资本家的启迪作用“超过100本教科书”。
他抓大放小，举重若轻；坦诚潇洒，拿得起放得下；上半生，在商界长袖善舞，创造奇迹；下半生，大隐于世，书写从实业家到金融家再到慈善家的圆满人生；他熟谙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融会贯通，活学活用；也经常用毛泽东的话鞭策自己：“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他对生活充满激情，喜欢吟诵歌德的“生活啊，让激情占有您吧”！
“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
——新加坡股市“金手指”、前中策集团主席黄鸿年
崔东红 毕亚军/文
“现在，众多投资者认为北京奥运前中国股市不会有大的调整，以北京奥运作为投资安全的后盾。这是个严重错误的认识。中国A股已经严重脱离基本面，目前将近6000点的指数已绝对不堪重负，一定会在短暂的疯狂之后，迎来史无前例的大调整。这个调整不等奥运会，甚至不等明年‘两会’政府领导换届就会到来。照我的经验和判断，A股在十七大闭幕后即将展开下跌走势，上证指数可能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被砍掉一半，甚至更低。中国投资者将会为这场盲目的疯长付出惨痛的代价，我们迎来的将是一个无比寒冷的冬天。”
——黄鸿年2007年10月答华人金融家编委会有关中国A股走势的提问
小小少年行远方 红旗飘飘中成长
祖籍福建泉州的黄鸿年(Oei Hong Leong)，1948年生于印尼苏拉威西岛望加锡一个显赫家庭，他的父亲黄奕聪是印尼首屈一指的，与林绍良齐名的财团领袖。
父亲给黄鸿年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一个倾家荡产也要说话算数，履行承诺的人。”创业初期黄奕聪生意失败，为了还债，他几乎卖尽家产，包括给妻子的定情首饰。
这也是父亲给黄鸿年上的最有意义的一堂人生课，依靠这一课，黄鸿年拥有了在商界发展的最大资本——诚信。“他对我们最大的影响就是诚信。我们做生意，他第一要教的就是做人要诚信。诚，是要有诚心；信，就是讲信用。他说，凭这两点，你无论接触什么人，做什么事情，都会成功。”黄鸿年说。
望加锡是个小城市，黄鸿年却天生是个要登大舞台的人。他很小就想到外面的世界闯荡，而且还性格反叛、爱憎分明、人小主意大，喜欢交朋友，稍微有些力气就开始“行侠仗义”，“不畏强势”。难免回家时，脸上、身上常挂着“彩”，令父母很头痛。
7岁便离开家乡前往印尼谋生的黄奕聪，没有受过正统华文教育，却是个热爱华人传统文化，推崇儒家思想的家长。1955年4月亚非万隆会议期间，他拜会了出席会议的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在对黄奕聪少小离家，却华文根基很好大加赞赏的同时，也对黄家小孩的教育深表关注：黄先生，你一定要设法让孩子多接触中华文化，尽量让他们多接受中文教育，别让孩子长大后变成无根的人。
周总理的好言，让本来就有此想法的黄奕聪深受感动。1960年，原本计划送16岁的大儿子黄志源到北京求学的黄奕聪，临时做出了决定让黄鸿年也跟着一起到北京。“既然他不听父母的话，就送到中国让毛主席管教他。”这个决定却让12岁的黄鸿年很开心，甚至十分期盼。“当时我一心只想到外面看看外面的世界，远离父亲的‘管制’，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气。”
他回忆说。
1960年10月18日，黄鸿年和黄志源一起登上远洋巨轮，颠簸一星期后才在广州上岸，于11月初到北京。一路上，黄鸿年知道了自由的代价就是什么都要依靠自己，但他依然很喜欢这种“离家出走”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感觉。
到北京后，黄志源被安排到北京35中上高一，之后考上北大数学力学系。如今，他也早已是成功企业家——APP集团总裁。黄鸿年因为年纪太小，先到崇文小学念六年级(现任中国驻新加坡大使张小康的母校),然后考上北京汇文中学(原北京重点学校26中)。
大城市北京，十分符合黄鸿年的味口，如鱼得水，他很快融入到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氛围中。而且，他也没有得到任何特殊照顾。吃、住都在学校。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物质生活十分匮乏。按常理，这段艰苦岁月留给黄鸿年的应该是痛苦的记忆，但黄鸿年却说，当时的心情特别愉快，因为精神文化生活特别丰富，“是一生中最无忧无虑，无牵无挂，最幸福快乐的年代。”
黄鸿年是喜欢读书却不喜欢“读死书”的学生。但也许是天分，他读书时，只要考试前两天抱抱佛脚，都可以考试过关。所以，黄鸿年“从来都没留级，也从来没有得过第一。”
不爱“读死书”的黄鸿年爱读社会，读大千世界，读国家时事！他还似乎有天生的政治细胞，虽然来自海外，却比绝大多数国内学生更加熟读毛泽东著作，更加对社会主义建设充满激情。这也对他的人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这种超常的社会情怀，让黄鸿年积极主动、满腔热血地融入到“建设新中国”的伟大时代，而且比一般同龄人更能接受时代的熏陶和感染。除了熟读毛泽东的有关著作或语录，才十四、五岁的黄鸿年还特别订了五报一刊：《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北京晚报》、《体育报》和《红旗》杂志。他通过这些来充实自己，并立志做一个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接班人。报纸杂志看多了，黄鸿年当时还萌生了一个职业理想——做新闻记者。
物质贫乏的时代，精神是支撑和指引人们前进的重要力量，黄鸿年也是这样。为了满足飞速增长的阅读层次和兴趣，他在五报一刊之外读了大量书籍。他把《资本论》的“剩余价值理论”深深印在脑海中，他还用精心收藏的体育徽章和一些进口礼品向一位父亲是报社编辑的同班同学，换了几十本其实是中外古典名著的“禁书”，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复活》、《安娜卡列尼娜》、雨果的《悲惨世界》、佐拉的《金钱》等等。
“《资本论》奠定了我的思想基础，《红楼梦》为我上了一堂生动的人情世故课，而对我成长过程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回忆说。
黄鸿年在红旗之下热血沸腾地成长，充满了远大理想。虽早已时过境迁，遥想当年时，黄鸿年依然感慨万千：“那时，我们朝气蓬勃，意气风发，人人都很有理想、很有斗志。虽然日子过得穷，穿着烂衣烂裤，但大家都在探讨怎样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怎样为人民服务，怎样为社会做贡献。没有人考虑什么个人利益，更没有人想过要发财。”
岁月蹉跎志未酬 满腔热情全成空
不久，“文革”爆发了，黄鸿年也有了新身份——“黑五类”，成为不受欢迎的人。这让他受到很大的打击，但他把这当成是党和人民对自己的考验。
最初，他想做一个敢想敢闯的“红卫兵”。但未如愿，他随学生大队到各地串联但在中途被“清除”出了队伍。
当不了红卫兵，黄鸿年积极地争取加入党组织，也没有成功。他还是不放弃。为此，原本是华侨子弟，不需要下乡的他，主动背着背包和几本书，同北京一批知青一起到了山西一个小山村。多年后，谈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和浑身都是伟大理想的经历，黄鸿年并不觉得自己是年少痴狂。他引用英国一句俗话为那段日子做了个总结：“年轻时不左没良心，年老后还左是没头脑”。
初到山西乡村，黄鸿年就感觉到巨大落差。社会主义农村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当时已是冬天，他每天的主要任务是整理庄稼、掏大粪、扫雪，为开春种小麦做准备。白天辛苦劳动，晚上则和8位热血青年挤在一个炕上睡觉。唯一的露天公厕设在屋外，上厕所时直透骨缝的寒冷至今让他难忘。水，要从100多公尺深的老井往上打，一桶水要花5分钟，还要“一水三用”：先洗脸，后洗头，再洗脚。最初有一年多时间，他几乎没有洗澡，只能用水抹抹身子。电，干脆没有。夜晚降临，只有一盏昏黄的煤油灯，和远处传来的几声狗叫。
虽然条件艰苦，但黄鸿年认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报效国家的新道路，干得辛苦，累得塌实，内心充满对美好未来的无限希望，常勉励自己“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不久，快乐和希望开始湮灭，本着接受再教育目标而来的黄鸿年，到了农村才发现，农民可能教育不了自己。一次，他问一位农民大叔：“你小孩上学了吗？”这位大叔说：“上什么学啊，会数人民币就行了。”爱读书的黄鸿年愣了一下，开始怀疑自己到底可以向贫下中农学些什么？当地一些农民也并不欢迎他们的加入，觉得城里来的学生是要和自己争土地，抢工分，因此态度并不十分友善。“北京学生和山西农民，背景的差异让彼此一直都不能完全互相接受。”
黄鸿年回忆说。
远远出乎预想的现实，让黄鸿年深受震撼，对前途开始感到迷茫，但他依然觉得这是一种难得的磨练。他坚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年轻人只要有理想有奔头，物质条件的贫乏很快便能适应，甚至乐在其中，但没有报纸，没有广播，和老乡又没有共同语言的日子，使得我们精神上的空虚日渐强烈，让我一点一点地陷入到绝望中。”他回忆说。
不久，更加绝望的事降临到他身上。一次，他遇上了山西体操队一位聪慧漂亮、充满灵气的女孩
。“我一看，整个人都呆住了，心想这不就是我梦中的小仙女吗?”经过朋友介绍，他们开始往来，这也成为黄鸿年在艰苦生活中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幸福源泉。
幸福太过短暂。因为“黑五类”加“海外关系”的背景配不上对方的革命家庭出身，女方的父母坚决反对，紧接着女方单位的军代表也介入了……
“这段恋情前后只有3个月，过后却搞得我3个月不能吃不能睡。”虽然现在可以笑着回忆过去，但当时，黄鸿年只有绝望的份。
不久，他们俩被强制隔离了，介绍他们认识的朋友也被整得很惨。一段刚刚萌芽的纯洁恋情被严酷扼杀。百般无奈之下，黄鸿年不得不割舍掉这段感情，这让他痛苦之极。一个富裕家庭长大的年青人，满怀报国之心到农村插队，他可以忍受粗茶淡饭，可以忍受不被认同的歧视，但是，他不能眼见心爱的人受到折磨。
痛苦之中，黄鸿年也开始反思。他回忆说：“我觉得我是在浪费时间、浪费青春，我们这群‘早晨八、九点的太阳’，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不久，黄鸿年的中学校长高万春先生也自杀身亡，给他很大的打击。高万春是黄鸿年非常敬重的老师，改革开放后，黄鸿年特意在母校捐出250万人民币成立了高万春奖学金，以此缅怀。
恋情被强制拆散，校长被迫自杀，这些事让黄鸿年彻底失望。他下定决心要回到印尼去。
1970年，已经22岁的黄鸿年背着一个小书包，带着证件和两本书，义无反顾地坐上了北京到广州的飞机，然后转道深圳，离开了中国。那一刻，他百感交集，心中重复着普希金的著名诗句：“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黄鸿年的10年青春都在中国度过，而且大部分时间是在“社会大学”中度过，这对他的人生有非常大的影响，留下了深刻的阶级烙印。至今，他的很多人生哲学和许多做事方法也都是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辩证法中领悟出来的。为了纪念这段日子，他在香港《广角镜》杂志发表文章时，特意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两报一刊”。
插队的艰苦日子，让黄鸿年深刻体会到什么是小农意识、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等中国人心态。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意识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国民意识。正是有了这段与农民朝夕相处的经历，当他重返中国，与各地政府和企业合作时，他才颇能准确地了解对方的动机和心态，进而切合地建立起稳固的合作关系。
那段初恋也让黄鸿年难以忘怀。机缘巧合，他后来娶了国民党高官的女儿做太太，太太的祖籍是山东。为此，他风趣地形容自己：“我没娶到山西老婆却娶到了山东老婆。”
他感叹这是命运的安排，然后话锋一转，说：“我是相信命运的。相信，但不要迷信。”
当黄鸿年在中国展开投资计划时，他特意把第一个项目选在了山西。一位朋友专门给他安排了一次和初恋情人的聚会。
在太原迎泽宾馆总统套房，大门打开，一位略显苍老的中年妇女站在他的面前，生活的压力和岁月的磋砣明显地写在她的脸上。黄鸿年楞住了，脑子一片空白，以致对方削了一个苹果递给他时，愣在那的黄鸿年竟然忘了去接，十多年来，他一直珍藏着一张照片，雪地上，松树前，一个青春少女站在银装素裹的世界里，那么纯净，那么美好……回忆过去，黄鸿年仍然被自己当时笨拙的举动会伤害到对方而耿耿于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