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国产导弹护卫舰的“忠義計畫”

艦名/使用國 PFG-1飛彈巡防艦/中華民國
承造國/承造廠 中華民國/中國造船公司高雄廠
尺寸（公尺） ─

排水量（ton) 標準2800
滿載超過3200

動力系統/軸馬力 CODOG

GE LM-2500燃氣渦輪機＊2

MTU柴油機＊2

雙軸CPP

航速（節） 30
續航力（海浬） ─

偵測/反制系統 Signaal DA-08 2D對空搜索雷達＊1
其餘不詳

射控/作戰系統 H-930MCS戰鬥系統
Sginnal STIR-180照明雷達＊1

Westhouse W-160射控雷達＊1

Signnal LIDO光電射控儀＊1

聲納 ─

乘員 ─

武器系統 OTO-Breda 76mm 62倍徑快砲＊1

MK-13單臂飛彈發射器＊1(裝填40枚標準SM-1MR防空飛彈)

MK-112八聯裝ASROC反潛火箭發射器＊1

雄風一型反艦飛彈發射器＊8(未來預計換裝為雄風二型反艦飛彈)

MK-32三聯裝324mm魚雷發射器＊2(使用MK-46魚雷)

Bofors 350PX 40mm 70倍徑快砲＊2

MK-15方陣近迫武器系統＊1

艦載機 S-70C反潛直昇機＊1
備註 最初預計建造24艘。1983年取消。

主要資料來源──李志德：失落的造艦夢忠義計畫

程嘉文：忠義計畫-30年來海軍建軍思想與實況概述(全球防衛雜誌223、224期))

──by captain Pi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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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從抗戰結束乃至於國府遷台以來，中華民國海軍以租借或軍事援助等名義，陸續自美國接收大批各型二次大戰時代建造、戰後裁汰的二手艦艇，種類包括驅逐艦、護航驅逐艦、巡邏艦、快速運輸艦、兩棲登陸艦等等，是亞洲地區接收最多美援艦艇的國家。這些帳面數量龐大的二手艦艇雖然一度使中華民國海軍擁有傲視台灣海峽乃至於南海的力量，然而她們畢竟都是二次大戰時代設計建造的艦艇，本身已有年紀，技術上也還停留在艦砲對轟的層次；而二戰之後飛彈與電子科技蓬勃發展，這些老舊美援艦艇很快便落於時代之後。1978年2月16日中美斷交，次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失效，中華民國遂面臨空前險惡的政治外交環境。由於中美不再是邦交國，想自美方獲得精良武器系統簡直是難上加難，而美軍不再協防台海也使我國必須自食其力來抵抗中共的龐大威脅。

自力造艦的雄心壯志

在中美斷交前夕，我國海軍認為隨著美國與中共越走越近，短期內很難自美國獲得更先進的新造或二手艦艇；而美國在二次大戰時期建造了太多船艦，戰爭結束後一段時間內根本沒有新造艦需求，因而留下一段造艦空窗期，所以在短時間內也沒有較新型的多餘船艦可以移交我國。我國海軍對此以兩種作為來因應，首先是對構成海軍主力的24艘陽字號驅逐艦進行「戰系化」、「飛彈化」等大規模改良，使其能跟上時代，這就是後來膾炙人口的武進一號到三號計畫；除了盡力維護提升現有艦艇外，我國海軍也開始打算從無到有建立國內的設計與造艦能量，自行建造所需的作戰艦艇，達成國防自主、不假他人的理想，這就是我國海軍第一個自力造艦方案──忠義計畫的由來。

忠義計畫的構想早在中美斷交的前一年(1978年)就被提出，當時海軍內部對於新一代艦艇取得有兩派意見：一種主張直接外購，或自國外取得成熟設計在國內建造，能降低風險與成本，但當時險惡的國際環境未必允許；而另一派則主張我國應從無到有建立自行設計與造艦的能力，如此可以完全針對自己的需求建造各式艦艇，真正達到不受制於人的國防自主，但是此舉的風險成本都高得多，而且需要厚實的相關產業基礎(包括電機、電子、鋼鐵等等)與當政者的支持。當時的參謀總長宋長志(海軍出身)、海軍總司令鄒堅以及海軍軍令副總司令林蟄生對於培養國內自力設計/造艦能力均十分執著，遂在1979年提出名為「忠義」的造艦計畫。在1979年第四十一次軍事會談中，蔣經國總統指示「利用中船設備發展海軍造艦能力」，這等於給自力造艦派強而有力的背書。值得一提的是，忠義計畫的經費來自於「國防工業基金」，這就是利用中美斷交之際全台人民與海外華僑踴躍捐獻的捐款，此基金較著名的用途包括購置空軍「自強中隊」以及陸軍「自強戰車連」。

忠義計畫由林蟄生一肩扛起，主要具體目標有三項：第一是派員赴美學習軍艦的設計建造，並且現學現賣，一面完成我國新一代主戰艦艇的研發。第二個目標是與美國官方交涉，以取得新型艦載武器、戰鬥系統與輪機裝備的輸出許可，以便用於我國各型新一代艦艇(除忠義計畫外，還包括當時先鋒計畫的飛彈快艇)。第三個任務是培養國內軍艦設計人才並取得新的技術資料，不僅學習設計軍艦、取得藍圖與技術資料，更重要的是學習艦艇設計的「know how」，也就是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根據我國海軍的需求，忠義計畫的目標為一種排水量在3000ton以內的巡防艦，代號為PFG-1(也就是巡邏巡防艦)，以反潛為主要任務，同時也要兼具防空與水面作戰能力，作戰半徑約500海里。當時我國海軍預計建造24艘這種PFG-1飛彈巡防艦，以一對一的方式汰換原有24艘陽字號驅逐艦。

選定承包商與訓練作業

忠義計畫於1980年起跑，首先對美國造船設計與武器系統廠商進行招標，負責為我國訓練設計/造艦人員，並協助其完成初始設計，再交由中船建造。海軍在美籍顧問──退役美國海軍少將杭辛格(Honsinger)的協助下完成邀標書，一共向12家美國廠商邀標，包括Gibbs ＆ Coxs、羅森拔(Rosenblatt ＆ Sons)、JJMA、西屋(Westinghouse)、聯合系統(Unisys)等等；其中Gibbs ＆ Coxs是美國著名的軍艦設計公司(先前該公司為美國設計了派里級巡防艦)，原本是我國海軍最心儀的對象，但由於冷戰時期國防工業生意興隆，該公司對忠義計畫這種「小點心」興趣不大；而JIMA同時也在協助南韓設計蔚山級巡防艦，該公司來投標忠義計畫的提案便以蔚山級類似。在1981年2月，海軍選擇西屋作為忠義計畫的主承包商，並負責艦上主要系統整合，而次承包商則為羅森拔，負責艦體的設計與建造。一般的造艦案通常由船艦設計者來擔任主承包商，但考量到台灣艱辛的政治狀況，我國遂以較具規模與知名度的西屋作為主承包商，在遊說美國相關部門對台出口相關科技、系統時較為有力，這也是杭辛格的建議。除了決定廠商外，杭辛格也安排張羅訓練事宜，由美國著名的麻省理工學院為我國海軍以及民間的聯合船舶設計中心、中國造船廠人員開辦兩個梯次的先期設計訓練。1981年7月，我國海軍與西屋、羅森拔簽約，成立「忠義計畫駐美設計督導室」，由當時的計畫署副署長雷學明擔任主任。1981年10月8日，我國的29名學員正式前往美國接受軍艦設計與建造的相關訓練。忠義計畫受訓人員兵分兩路，負責設計艦體、輪機的機艦系統組在華盛頓水晶城的羅森拔公司上課，武器系統組則在巴爾的摩的西屋公司學習。

第一批受訓人員抵達美國之後，首先是根據海軍的原始需求，在美國的資料庫挑選五十幾個船型設計，接著從其中選出10個成本、性能各有不同的設計，最後忠義小組從中選出五個。1982年4月忠義計畫小組回台向鄒堅總司令簡報時，確定此型艦排水量為2700ton，使用美國與中科院為武進三號研發的H-930MCS全分散式作戰系統。除了設計之外，由於忠義計畫的目標是讓受訓人員獲得設計/建造的能力，所以我國海軍一再要求兩家美國廠商務必重視教學工作，而不光是PFG-1的設計工作。一開始訓練這部分出了點問題，因為美國有些工程師本事雖高，但只會自己做而不太會教；後來學員的學習上了軌道，有時甚至會偷偷將一些美國本身設計/測試的資料帶回自己公司，例如某位學員就拿走當時仍在規劃的柏克級飛彈驅逐艦的船模測試資料。當然，美國對這些台灣來的學員也有所防備，例如羅森拔公司特別為忠義計畫小組限定一個工作區域，工作不能隨便進入其他區域，更不能帶走任何資料。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西屋公司聘請兩位美國海軍上將做為顧問，一位是小艾札克.紀德(Adm. Issac C. Kidd, Jr.)，他的父親就是1941年珍珠事件中於戰鬥艦亞利桑納號上陣亡的紀德少將，是美國海軍著名的將軍父子檔，父子兩人名字相同；而另一位顧問則是曾任太平洋艦隊司令的馬里歐.魏斯納( Maurice Weisner)。紀德上將的專長是水面作戰，而魏斯納則是海軍航空作戰專家。忠義計畫學員表示當年開設計會議時，兩位將軍常各各持己見，互不相讓，儼然是二戰之前「海航派」與「大艦巨砲派」論戰再現。例如當時美製艦砲有兩種選擇，一種是MK-45型5吋(127mm)艦砲，另一種則是OTO授權美國生產的MK-75 3吋(76mm)快砲。理論上76mm快砲的功能較為廣泛，不僅能射擊水面目標，防空能力也優於5吋砲；但「大艦巨砲」派的紀德上將顯然看不上76mm砲這種「小玩具」，堅持一定要使用比較雄壯威武的5吋砲；而「海航派」的魏斯納對什麼艦砲比較沒興趣，但要求艦上一定要有反潛直昇機，才符合未來的反潛作戰需求。

福島戰爭的教訓

當忠義計畫小組在美國設計時，正逢1982年4月2日英阿福島戰爭爆發。由於二戰結束之後大部分國家的軍隊都沒有作戰經驗，這段期間發展的武器也缺乏實戰機會，尤其是海戰方面；因此各國軍方莫不睜大眼睛仔細觀察這場戰役，看看英國海軍在1970年代發展出的短場起降航艦、飛彈驅逐艦以及核能潛艦在阿根廷較佔優勢的空軍力量，能擦出什麼樣的火花，並從中獲得寶貴的經驗與教訓。果然，該年5月4日便發生了一件大事──英國海軍引以為傲的Type-42飛彈驅逐艦首艦雪菲爾號(HMS Sheffield D-80)被阿根廷軍機發射的飛魚飛彈擊中，由於無法控制飛彈引發的大火，導致該艦最後以沈沒收場。雪菲爾號沉沒給英美乃至於全球造艦界極大的震撼，不僅在於雪菲爾號沒能有效偵測並抵抗飛魚這種掠海飛行的第二代反艦飛彈，更由於艦體與艦內的建材無法承受大火，加上損管區域配置不足以及損害系統無法有效發揮功能，導致火勢一發不可收拾，使一艘在當時堪稱先進的飛彈驅逐艦被一枚中小型反艦飛彈收拾掉。各國對此的因應除了更重視近迫武器系統以及防空偵測能力之外，更對艦體建材與損管設計投與極大的重視，具體措施包括：艦體上層結構捨棄以往慣用但易燃易融的輕質鋁合金，改用較沈重但燃點、融點高的鋼材，並以不易燃燒的材料作為艦內設施與裝潢；此外，艦體劃分更多損管區域，消防系統採取獨立與重複配置，使其蒙受戰損時不容易全面癱瘓，能將災害侷限在一定範圍內。許多1980年代規劃中的艦艇都充分吸收了雪菲爾號事件的教訓，在艦艇存活方面大幅著墨。由於美國與英國的友好，故能迅速掌握較多第一手的情報，透過這扇方便門，正在進行的忠義計畫遂成為西方世界首種納入福島戰爭經驗的艦艇。為了充分吸收福島戰役的教訓，當時忠義計畫的設計工作一度喊停，西屋和羅森拔公司特別舉辦了一個三天的研討會，根據美國蒐集的海戰資訊，對忠義計畫的艦艇存活性進行改善，尤其是損害管制和防火等方面。此外，當時有一艘在戰爭中受創的英國軍艦拖到美國巴爾的摩軍港維修，忠義計畫小組也特地登上該艦，實地考察受損情形。


在1983年中，忠義計畫小組於1983年完成PFG-1飛彈巡防艦的初始設計.。最早期的PFG-1的船型有點像台灣當時使用的佛萊契級驅逐艦，不過完全換用現代化的裝備與動力系統。艦砲方面，一開始PFG-1曾考量紀德上將大力堅持的MK-45 5吋艦砲(甚至一度有MK-45 5吋砲與MK-75 76mm砲一起裝的構想)，但是當時美國不願意出售此種具有一定岸轟能力的艦砲，怕我國拿來轟擊中國大陸海岸；此外，我國海軍也試圖向美國購買當時推出不久的魚叉反艦飛彈，但美國也以太先進、太具攻擊力為由拒絕。不過當時居中牽線的西屋公司仍然發揮了相當可觀的遊說能力，使美國政府同意出售MK-13防空飛彈發射器、標準SM-1區域防空飛彈、MK-15方陣近迫武器系統、LM-2500燃氣渦輪等等，這些在當時都是十分新穎的裝備，證實當初選擇西屋當主承包商的確是明智的決定。除了忠義計畫之外，這些新裝備也用於陽字號武進系列改良方案，乃至於日後的光華一號成功級二代艦上。

如同前述，PFG-1由於體型小、裝備多，故艦體設計力求緊致，艦上武裝安排緊密，幾乎沒有剩餘空間，而上層結構也儘量縮小，以節省重量並降低航行中搖晃的情況 。忠義計畫小組在設計中還考量到降低雷達截面積，例如首艛正面向後傾斜十幾度，格子桅也做成傾斜狀，觀念在當時堪稱前衛。武裝方面，PFG-1的艦首設有一門MK-75 76mm快砲，其後為一具搭載標準SM-1防空飛彈的MK-13單臂飛彈發射器，煙囪與後船艛之間設有一具MK-112八聯裝ASROC反潛火箭發射器，艦體兩側各有一座MK-32 324mm輕型魚雷發射器，直昇機庫上方裝有一門MK-15方陣近迫武器，機庫兩側則各有一門當時用於改良陽字號的波佛斯(Bofos) 350PX 40mm 70倍徑快砲；反艦飛彈方面，PFG-1先由八枚國造雄風一型墊檔，分置於機庫構造兩側，未來則打算換裝當時仍規劃中、性能與魚叉飛彈同級的雄風二型反艦飛彈。

偵測方面，PFG-1擁有一具荷蘭Signnal的DA-08 2D對空搜索雷達，近距離防空與火砲射控由一具西屋W-160 X波段射控雷達負責，艦橋上方與後桅杆上各裝一具Signnal STIR 180照明雷達來導引標準防空飛彈與OTO 76mm快砲，此外艦橋頂端還設有Signnal 的LIDO光電射控儀；反潛偵測方面，艦首下方可能裝設SQS-56之類的中頻艦體聲納。PFG-1的作戰中樞──H-930MCS是全世界第一種全分散式艦載戰鬥系統，不設立任何集中式大型電腦，而以9部AN/UYK-20中型電腦連接艦上各種偵測、射控與武器裝備，不僅速度較傳統集中或半分散式系統為快，萬一蒙受戰損時也比較不易發生戰鬥系統全面癱瘓的情況。H-930MCS另一個優點是設計模組化，欲增添新裝備時只需將負責控制該裝備的電路板與線路連上電腦即可，而不像當時美國海軍的封閉架構集中式作戰系統需對主電腦軟硬體大動手術，以重新分配電腦資源或增添所需的額外運算能力。

動力方面，PFG-1預計採用複合燃氣渦輪或柴油機(CODOG)配置，高速航行時仰賴兩具LM-2500燃氣渦輪，巡航主機則為兩具德國MTU柴油機，採雙軸螺旋槳推進，最大航速30節 ；據說為了防止LM-2500燃氣渦輪的出口許可生變，忠義計畫小組還在PFG-1的設計中預留了換裝蒸汽渦輪推進系統的餘裕。總而言之，PFG-1是一艘兼具反潛、防空與反艦能力的「萬能艦」。

最初PFG-1意屬的反潛直昇機種是格魯曼的SH-2F海妖型，其艦體、機庫設施也以此來設計；但在1983年2月，海軍總部卻決定以S-70C反潛直昇機作為爭取的目標，後者不僅性能較佳，且機體與空軍救護隊（後來的海鷗中隊）當時新購的S-70C救難直昇機相同，能簡化後勤與訓練體系。然而，S-70C是十噸級直昇機，比六噸的SH-2F大上不少，PFG-1的尺寸與噸位勢必得向上追加（對PFG-1艦體尺寸噸位斤斤計較的郝柏村，這絕對是重大禁忌），然而該艦的初步構型設計已經完成，如果要再修改，不僅許多設計工作得重來（根據美國海軍的經驗，艦體長度增加超過3.6m，就必須重做船模實驗），拖延原訂期程，成本也會水漲船高，這對每一個專案而言都是惡夢。當時忠義計畫小組有兩個選擇：加長艦體（羅森拔公司的工程師粗估艦體必須延長5m，排水量增加250至300ton之間）或者採用伸縮式機庫。當時忠義小組的工程師以及美國海軍均反對使用伸縮式機庫，因為艦體上層在烈日下曝曬，水線以下卻泡在冰冷海水中，熱漲冷縮會導致艦體形變，很可能連帶影響伸縮機庫的滑軌而造成卡死，讓直昇機在關鍵時刻無法使用。當然，其他外力因素，例如作戰時武器的爆震，也可能讓伸縮機庫的機械變形卡住。這個機庫問題當時在忠義計畫團隊中掀起一場大論戰，最後羅森拔提議將艦體增長3m，將增加的排水量控制在100ton內，其他所需的2m長度就靠著修改細部設計一點一點榨擠出來，這個方案被專案小組接受。

由此一帳面數據不難發現PFG-1的最大隱憂──打算在一個三千噸不到的艦體上，安裝比美國派里級飛彈巡防艦還要強大的武裝(PFG-1的艦體規模小於派里級，但卻打算囊括派里級所有的武器，再外加ASROC、反艦飛彈發射器與兩門Bofors 40mm快砲！)。在造艦史上，要勉強一艘艦艇搭載超量裝備往往都沒有好的結果，最典型的就是日本在二次大戰時代建造的許多巡洋艦與驅逐艦，不僅犧牲燃料裝載與人員適居性，甚至嚴重危及艦體穩定性與艦身強度，曾發生在風浪中翻覆的慘案 。PFG-1艦體容積飽和，預備浮力極低，意味著艦體幾乎沒有承受戰損進水或後續改裝提升的本錢。後來忠義小組的確發現很難在海軍總部規定的2750ton艦體上安裝所需的裝備，遂玩起數字遊戲鑽模糊地帶，將2750ton解釋為「標準排水量」(這個數字與早期型的派里級相近)，滿載排水量則超過3200ton。當劉和謙在忠義計畫小組的返台報告獲知此事後，還質疑小組成員超越授權額度。但實際上即便是3200ton的滿載排水量，要搭載前述武裝而成為十八般武藝樣樣能耍的艦艇，依舊顯得勉強。

計畫喊停

當忠義計畫小組在美國努力不懈時，國內的大環境卻逐漸險惡。在1981年忠義計畫派員赴美之時，原參謀總長宋長志轉為國防部長，其位置由陸軍的郝柏村上將接任 ；而根據郝柏村 日後出版的回憶錄「八年參謀總長日記」的記載，郝始終存在「反大艦主義」傾向。在郝柏村的建軍思維之中，由於海戰已經飛彈化，加上考量開戰後台灣空軍將無法掌握台灣海峽的絕對空優，此時大型艦艇只不過是浮在水面上的顯著活靶而已；再加上大量大型艦艇將耗費鉅資並吸收龐大人力，經過資源分配的通盤考量後，郝柏村的建軍構想主張優先以制空權的掌握來爭奪海權，其次以陸基兵力（如岸防飛彈）來捍衛領海，最後才是海軍艦艇來奪取制海權。因此，郝柏村優先以取得高性能戰鬥機、防空飛彈與反艦飛彈為優先（包括IDF戰機、天弓防空飛彈與雄風二型反艦飛彈等計畫），至於海軍則以「近海海軍」的格局來建設，以飛彈、快艇、潛艦與掃佈雷作戰為主，以上的建軍思想顯然深受1965年國共三大海戰中國軍大艦屢遭中共快艇擊沈，以及1973年以阿贖罪日戰爭與1982年英阿福島戰爭所影響。因此，對於 海軍忠義計畫打算大量建造滿載排水量三千噸以上的PFG-1，郝柏村自然不以為然，他認為海軍不該維持數量如此之多的大型艦艇。值得玩味的是，根據郝柏村的回憶錄記載，已轉任國防部長的宋長志對於郝柏村檢討「大艦主義」的思想表示認同，甚至在1983年1月10日向郝表示「比起第二代大型水面艦，寧可再建造兩艘潛艦」 （當時台灣向荷蘭採購的兩艘海龍級柴電攻擊潛艦正在建造，並準備追加訂購四艘），顯示不光是郝柏村，整個國防高層對於國防資源分配的思維可能都開始有了轉變。 雖然如此，靠著鄒堅與林蟄生的力挺，忠義計畫仍得以 持續。在1983年5月，一向力挺忠義計畫的海軍總司令鄒堅任期屆滿卸任（之後至韓國擔任大使），忠義計畫遂失去一個有力靠山。

1983年中，忠義計畫初步設計接近完成，接下來應該進行由中船參與的細部設計階段；但由於承包商評估PFG-1首艦將耗資超過200億新台幣，再來中船也從未進行過這類艦艇的細部設計、建造與測試，更何況這還是國人艦艇設計的處女作，決策高層遂對忠義計畫抱持相當大的懷疑。在1983年6月忠義小組回台簡報時，海軍總司令劉和謙雖沒有明確表達反對， 但也沒有展現昔日鄒堅般的無條件力挺，小組成員回憶當時「幾次簡報他都不願做決定」 。然而，劉和謙也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根據2002年監察院尹清楓命案和拉法葉艦軍購弊案調查報告附錄，專案小組約詢前參謀總長劉和
謙時，劉和謙在訪談中指出他原本非常支持忠義計畫，然而上級有更深層的考量，只好忍痛照辦，將忠義計畫取消。劉和謙表示在1983年就任海軍總司令後，參謀總長郝柏村旋即在該年下半指示：「忠義案停止執行，因為新設計之軍艦未經驗證，風險很大，耗資多又拖時間」。當時劉和謙曾為忠義計畫請命，表示忠義案進行了兩年，已從構想設計進入細部設計，如停止是否太可惜？但「郝總長說已報告蔣總統經國先生核準不做了」。此外，郝柏村同時進一步指示劉和謙，「即刻去找全世界已在服勤並適合我用之艦種，購買或仿造，新艦可造廿四艘，八大十六小，大者三千噸以上，比照陽字號為一級艦，小者二至一千噸為二級艦」，這就是後來光華一/二號二代艦計畫的肇始，從原本「自立設計建造」的層級降成「購買或仿照現成設計」。劉和謙表示：「我本有意見申述，但一想國家財力有限，不可能建造太多新軍艦，……，於是未再說話，遵照辦理」。在6月25日 ，國防部正式命令海總取消忠義計畫，海總也隨即在06月27日並成立光華小組，推動改弦易轍、風險較低的「光華」二代艦建軍案。

於是，我國第一個自製艦艇的計畫，便在新聞界毫無所悉的情況下草草喊卡。 令人難過的是，1981年10月8日忠義計畫小組啟程赴美之際，海軍副總司令林蟄生還在台北大直海軍總部對這29名學員做臨別講話，其中提到光緒三年清朝派員出洋學習造艦、最後卻未使中國由弱轉強的歷史，勉勵學員要確實發展自力造艦的能力，不要重蹈清末的覆轍；孰料他的臨別講話竟一語成讖，不幸言中忠義計畫的下場。林蟄生將軍在副參謀總長任內退伍，兩年後因病過世，留下「出師未捷身先死」的遺憾。

雖然忠義計畫並未成真，但凡努力必有收穫。首先，忠義計畫雖告取消，但海軍並未放棄新一代艦艇籌獲的努力，退求其次尋找能取得輸出許可的國外現有成熟設計，設法購買或轉移技術至中船建造，結果獲得美國的派里級飛彈巡防艦(即成功級)；此時忠義計畫小組赴美受訓的成果便派上用場，雖然不是自行設計，但還是能執行評估與監造等工作。當海軍光華一號(成功級)造艦計畫進行時，許多相關人員如駐美聯絡官、海軍武獲室主任、監造處執行官等都是當年忠義計畫的學員。此外，成功級的許多裝備如MK-13飛彈發射器、LM-2500燃氣渦輪等關鍵裝備在忠義計畫時代已經從美國國務院獲得出口許可，再申請時便容易得多。

有趣的是，陽字號武進三型的作戰系統與偵測裝備均與忠義計畫相同，包括H-930MCS戰系、DA-08雷達、W-160射控雷達、LIDO光電射控儀等，武器方面也有OTO 76mm快砲、標準SM-1區域防空飛彈、ASROC等，儼然是PFG-1的翻版。雖說忠義計畫獲致相當的間接成果，但畢竟沒有達成原始目標，這些學員日後各自升遷調職，就沒有機會實際運用所學；同樣地，民間的中船與聯合設計中心等參與忠義計畫的民間單位，在缺乏實作經驗下也很難保存所學的技術。

　

結語

直到今日，許多當年參與忠義計畫的人員還是對此計畫的夭折感到扼腕，認為海軍本身不堅持是忠義案胎死腹中的主要原因。他們認為當時就算因為預算因素而暫時延後，也得力謀克服做下去，因為相較於美國1960年代的諾克斯級巡防艦與1970年代推出的派里級飛彈巡防艦，1980年代設計的忠義計畫顯然比較新穎，例如融入福島戰爭帶來的教訓，這是派里級所無的。不過如同前述，如果硬要落實PFG-1的建造，以其不足的艦體規模欲容納超額裝備，只怕 就算造出來也會變成一艘「晴天戰艦」(除非在細部設計階段增加艦體尺寸規模，但這也意味成本將進一步攀升)，與日後同樣夭折的「先進戰系」案(小神盾艦)如出一轍。 何況台灣的資源經費有限，戰備需求卻倍力多分，既然要優先花費鉅資獲得高性能戰機來維繫空防，自然很難同時再去負擔所謂的「國艦國造」。

諷刺的是，大約在忠義計畫進行的同一時間，南韓也循類似的模式，派員前往美國JJMA船廠學習如何設計/建造軍艦，隨後便推出蔚山級、東海級、浦韓級等中小型水面作戰巡防艦。於是，台灣與南韓同時起跑，台灣在三年之後退回原點，南韓卻大步躍進，在1988年甚至一度打算將蔚山級銷售給台灣，看在忠義計畫成員眼裡真是情何以堪 。當時蔚山級猶被國人瞧不起，打為粗製濫造的韓國水貨，但到了1990年代，南韓日益茁壯的造艦產業 穩健地循序發展，先後推出精益求精的、209/214潛艦、KDX系列驅逐艦、新一代大型兩棲突擊艦甚至航空母艦等計畫，立志追趕日本；反觀台灣在退求其次、獲得美國授權在台裝配成功級飛彈巡防艦之後 ，自行造艦的政策反而煙消雲散，目前看來在中短期以內已無承造主戰艦艇的能力與機會，更遑論研發與整合。以南韓重工業背景、政治環境、技術來源與資源挹注等重要客觀條件都非 台灣可比，但如果當時台灣國艦國造政策能持之以恆，成就必不僅止於今日之萎糜狀況，更不會與南韓有如此天壤之別。如今台灣無論在財力、技術基礎、大環境等方面，似乎都已無重振造艦工業的契機，回顧當年忠義計畫的雄心壯志，今昔對照，怎能不令人心生感慨、對已成事實的歷史徒呼負負？艦名/使用國 PFG-1飛彈巡防艦/中華民國
承造國/承造廠 中華民國/中國造船公司高雄廠
尺寸（公尺） ─

排水量（ton) 標準2800
滿載超過3200

動力系統/軸馬力 CODOG

GE LM-2500燃氣渦輪機＊2

MTU柴油機＊2

雙軸CPP

航速（節） 30
續航力（海浬） ─

偵測/反制系統 Signaal DA-08 2D對空搜索雷達＊1
其餘不詳

射控/作戰系統 H-930MCS戰鬥系統
Sginnal STIR-180照明雷達＊1

Westhouse W-160射控雷達＊1

Signnal LIDO光電射控儀＊1

聲納 ─

乘員 ─

武器系統 OTO-Breda 76mm 62倍徑快砲＊1

MK-13單臂飛彈發射器＊1(裝填40枚標準SM-1MR防空飛彈)

MK-112八聯裝ASROC反潛火箭發射器＊1

雄風一型反艦飛彈發射器＊8(未來預計換裝為雄風二型反艦飛彈)

MK-32三聯裝324mm魚雷發射器＊2(使用MK-46魚雷)

Bofors 350PX 40mm 70倍徑快砲＊2

MK-15方陣近迫武器系統＊1

艦載機 S-70C反潛直昇機＊1
備註 最初預計建造24艘。1983年取消。

主要資料來源──李志德：失落的造艦夢忠義計畫

程嘉文：忠義計畫-30年來海軍建軍思想與實況概述(全球防衛雜誌223、224期))

──by captain Pi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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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從抗戰結束乃至於國府遷台以來，中華民國海軍以租借或軍事援助等名義，陸續自美國接收大批各型二次大戰時代建造、戰後裁汰的二手艦艇，種類包括驅逐艦、護航驅逐艦、巡邏艦、快速運輸艦、兩棲登陸艦等等，是亞洲地區接收最多美援艦艇的國家。這些帳面數量龐大的二手艦艇雖然一度使中華民國海軍擁有傲視台灣海峽乃至於南海的力量，然而她們畢竟都是二次大戰時代設計建造的艦艇，本身已有年紀，技術上也還停留在艦砲對轟的層次；而二戰之後飛彈與電子科技蓬勃發展，這些老舊美援艦艇很快便落於時代之後。1978年2月16日中美斷交，次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失效，中華民國遂面臨空前險惡的政治外交環境。由於中美不再是邦交國，想自美方獲得精良武器系統簡直是難上加難，而美軍不再協防台海也使我國必須自食其力來抵抗中共的龐大威脅。

自力造艦的雄心壯志

在中美斷交前夕，我國海軍認為隨著美國與中共越走越近，短期內很難自美國獲得更先進的新造或二手艦艇；而美國在二次大戰時期建造了太多船艦，戰爭結束後一段時間內根本沒有新造艦需求，因而留下一段造艦空窗期，所以在短時間內也沒有較新型的多餘船艦可以移交我國。我國海軍對此以兩種作為來因應，首先是對構成海軍主力的24艘陽字號驅逐艦進行「戰系化」、「飛彈化」等大規模改良，使其能跟上時代，這就是後來膾炙人口的武進一號到三號計畫；除了盡力維護提升現有艦艇外，我國海軍也開始打算從無到有建立國內的設計與造艦能量，自行建造所需的作戰艦艇，達成國防自主、不假他人的理想，這就是我國海軍第一個自力造艦方案──忠義計畫的由來。

忠義計畫的構想早在中美斷交的前一年(1978年)就被提出，當時海軍內部對於新一代艦艇取得有兩派意見：一種主張直接外購，或自國外取得成熟設計在國內建造，能降低風險與成本，但當時險惡的國際環境未必允許；而另一派則主張我國應從無到有建立自行設計與造艦的能力，如此可以完全針對自己的需求建造各式艦艇，真正達到不受制於人的國防自主，但是此舉的風險成本都高得多，而且需要厚實的相關產業基礎(包括電機、電子、鋼鐵等等)與當政者的支持。當時的參謀總長宋長志(海軍出身)、海軍總司令鄒堅以及海軍軍令副總司令林蟄生對於培養國內自力設計/造艦能力均十分執著，遂在1979年提出名為「忠義」的造艦計畫。在1979年第四十一次軍事會談中，蔣經國總統指示「利用中船設備發展海軍造艦能力」，這等於給自力造艦派強而有力的背書。值得一提的是，忠義計畫的經費來自於「國防工業基金」，這就是利用中美斷交之際全台人民與海外華僑踴躍捐獻的捐款，此基金較著名的用途包括購置空軍「自強中隊」以及陸軍「自強戰車連」。

忠義計畫由林蟄生一肩扛起，主要具體目標有三項：第一是派員赴美學習軍艦的設計建造，並且現學現賣，一面完成我國新一代主戰艦艇的研發。第二個目標是與美國官方交涉，以取得新型艦載武器、戰鬥系統與輪機裝備的輸出許可，以便用於我國各型新一代艦艇(除忠義計畫外，還包括當時先鋒計畫的飛彈快艇)。第三個任務是培養國內軍艦設計人才並取得新的技術資料，不僅學習設計軍艦、取得藍圖與技術資料，更重要的是學習艦艇設計的「know how」，也就是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根據我國海軍的需求，忠義計畫的目標為一種排水量在3000ton以內的巡防艦，代號為PFG-1(也就是巡邏巡防艦)，以反潛為主要任務，同時也要兼具防空與水面作戰能力，作戰半徑約500海里。當時我國海軍預計建造24艘這種PFG-1飛彈巡防艦，以一對一的方式汰換原有24艘陽字號驅逐艦。

選定承包商與訓練作業

忠義計畫於1980年起跑，首先對美國造船設計與武器系統廠商進行招標，負責為我國訓練設計/造艦人員，並協助其完成初始設計，再交由中船建造。海軍在美籍顧問──退役美國海軍少將杭辛格(Honsinger)的協助下完成邀標書，一共向12家美國廠商邀標，包括Gibbs ＆ Coxs、羅森拔(Rosenblatt ＆ Sons)、JJMA、西屋(Westinghouse)、聯合系統(Unisys)等等；其中Gibbs ＆ Coxs是美國著名的軍艦設計公司(先前該公司為美國設計了派里級巡防艦)，原本是我國海軍最心儀的對象，但由於冷戰時期國防工業生意興隆，該公司對忠義計畫這種「小點心」興趣不大；而JIMA同時也在協助南韓設計蔚山級巡防艦，該公司來投標忠義計畫的提案便以蔚山級類似。在1981年2月，海軍選擇西屋作為忠義計畫的主承包商，並負責艦上主要系統整合，而次承包商則為羅森拔，負責艦體的設計與建造。一般的造艦案通常由船艦設計者來擔任主承包商，但考量到台灣艱辛的政治狀況，我國遂以較具規模與知名度的西屋作為主承包商，在遊說美國相關部門對台出口相關科技、系統時較為有力，這也是杭辛格的建議。除了決定廠商外，杭辛格也安排張羅訓練事宜，由美國著名的麻省理工學院為我國海軍以及民間的聯合船舶設計中心、中國造船廠人員開辦兩個梯次的先期設計訓練。1981年7月，我國海軍與西屋、羅森拔簽約，成立「忠義計畫駐美設計督導室」，由當時的計畫署副署長雷學明擔任主任。1981年10月8日，我國的29名學員正式前往美國接受軍艦設計與建造的相關訓練。忠義計畫受訓人員兵分兩路，負責設計艦體、輪機的機艦系統組在華盛頓水晶城的羅森拔公司上課，武器系統組則在巴爾的摩的西屋公司學習。

第一批受訓人員抵達美國之後，首先是根據海軍的原始需求，在美國的資料庫挑選五十幾個船型設計，接著從其中選出10個成本、性能各有不同的設計，最後忠義小組從中選出五個。1982年4月忠義計畫小組回台向鄒堅總司令簡報時，確定此型艦排水量為2700ton，使用美國與中科院為武進三號研發的H-930MCS全分散式作戰系統。除了設計之外，由於忠義計畫的目標是讓受訓人員獲得設計/建造的能力，所以我國海軍一再要求兩家美國廠商務必重視教學工作，而不光是PFG-1的設計工作。一開始訓練這部分出了點問題，因為美國有些工程師本事雖高，但只會自己做而不太會教；後來學員的學習上了軌道，有時甚至會偷偷將一些美國本身設計/測試的資料帶回自己公司，例如某位學員就拿走當時仍在規劃的柏克級飛彈驅逐艦的船模測試資料。當然，美國對這些台灣來的學員也有所防備，例如羅森拔公司特別為忠義計畫小組限定一個工作區域，工作不能隨便進入其他區域，更不能帶走任何資料。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西屋公司聘請兩位美國海軍上將做為顧問，一位是小艾札克.紀德(Adm. Issac C. Kidd, Jr.)，他的父親就是1941年珍珠事件中於戰鬥艦亞利桑納號上陣亡的紀德少將，是美國海軍著名的將軍父子檔，父子兩人名字相同；而另一位顧問則是曾任太平洋艦隊司令的馬里歐.魏斯納( Maurice Weisner)。紀德上將的專長是水面作戰，而魏斯納則是海軍航空作戰專家。忠義計畫學員表示當年開設計會議時，兩位將軍常各各持己見，互不相讓，儼然是二戰之前「海航派」與「大艦巨砲派」論戰再現。例如當時美製艦砲有兩種選擇，一種是MK-45型5吋(127mm)艦砲，另一種則是OTO授權美國生產的MK-75 3吋(76mm)快砲。理論上76mm快砲的功能較為廣泛，不僅能射擊水面目標，防空能力也優於5吋砲；但「大艦巨砲」派的紀德上將顯然看不上76mm砲這種「小玩具」，堅持一定要使用比較雄壯威武的5吋砲；而「海航派」的魏斯納對什麼艦砲比較沒興趣，但要求艦上一定要有反潛直昇機，才符合未來的反潛作戰需求。

福島戰爭的教訓

當忠義計畫小組在美國設計時，正逢1982年4月2日英阿福島戰爭爆發。由於二戰結束之後大部分國家的軍隊都沒有作戰經驗，這段期間發展的武器也缺乏實戰機會，尤其是海戰方面；因此各國軍方莫不睜大眼睛仔細觀察這場戰役，看看英國海軍在1970年代發展出的短場起降航艦、飛彈驅逐艦以及核能潛艦在阿根廷較佔優勢的空軍力量，能擦出什麼樣的火花，並從中獲得寶貴的經驗與教訓。果然，該年5月4日便發生了一件大事──英國海軍引以為傲的Type-42飛彈驅逐艦首艦雪菲爾號(HMS Sheffield D-80)被阿根廷軍機發射的飛魚飛彈擊中，由於無法控制飛彈引發的大火，導致該艦最後以沈沒收場。雪菲爾號沉沒給英美乃至於全球造艦界極大的震撼，不僅在於雪菲爾號沒能有效偵測並抵抗飛魚這種掠海飛行的第二代反艦飛彈，更由於艦體與艦內的建材無法承受大火，加上損管區域配置不足以及損害系統無法有效發揮功能，導致火勢一發不可收拾，使一艘在當時堪稱先進的飛彈驅逐艦被一枚中小型反艦飛彈收拾掉。各國對此的因應除了更重視近迫武器系統以及防空偵測能力之外，更對艦體建材與損管設計投與極大的重視，具體措施包括：艦體上層結構捨棄以往慣用但易燃易融的輕質鋁合金，改用較沈重但燃點、融點高的鋼材，並以不易燃燒的材料作為艦內設施與裝潢；此外，艦體劃分更多損管區域，消防系統採取獨立與重複配置，使其蒙受戰損時不容易全面癱瘓，能將災害侷限在一定範圍內。許多1980年代規劃中的艦艇都充分吸收了雪菲爾號事件的教訓，在艦艇存活方面大幅著墨。由於美國與英國的友好，故能迅速掌握較多第一手的情報，透過這扇方便門，正在進行的忠義計畫遂成為西方世界首種納入福島戰爭經驗的艦艇。為了充分吸收福島戰役的教訓，當時忠義計畫的設計工作一度喊停，西屋和羅森拔公司特別舉辦了一個三天的研討會，根據美國蒐集的海戰資訊，對忠義計畫的艦艇存活性進行改善，尤其是損害管制和防火等方面。此外，當時有一艘在戰爭中受創的英國軍艦拖到美國巴爾的摩軍港維修，忠義計畫小組也特地登上該艦，實地考察受損情形。


在1983年中，忠義計畫小組於1983年完成PFG-1飛彈巡防艦的初始設計.。最早期的PFG-1的船型有點像台灣當時使用的佛萊契級驅逐艦，不過完全換用現代化的裝備與動力系統。艦砲方面，一開始PFG-1曾考量紀德上將大力堅持的MK-45 5吋艦砲(甚至一度有MK-45 5吋砲與MK-75 76mm砲一起裝的構想)，但是當時美國不願意出售此種具有一定岸轟能力的艦砲，怕我國拿來轟擊中國大陸海岸；此外，我國海軍也試圖向美國購買當時推出不久的魚叉反艦飛彈，但美國也以太先進、太具攻擊力為由拒絕。不過當時居中牽線的西屋公司仍然發揮了相當可觀的遊說能力，使美國政府同意出售MK-13防空飛彈發射器、標準SM-1區域防空飛彈、MK-15方陣近迫武器系統、LM-2500燃氣渦輪等等，這些在當時都是十分新穎的裝備，證實當初選擇西屋當主承包商的確是明智的決定。除了忠義計畫之外，這些新裝備也用於陽字號武進系列改良方案，乃至於日後的光華一號成功級二代艦上。

如同前述，PFG-1由於體型小、裝備多，故艦體設計力求緊致，艦上武裝安排緊密，幾乎沒有剩餘空間，而上層結構也儘量縮小，以節省重量並降低航行中搖晃的情況 。忠義計畫小組在設計中還考量到降低雷達截面積，例如首艛正面向後傾斜十幾度，格子桅也做成傾斜狀，觀念在當時堪稱前衛。武裝方面，PFG-1的艦首設有一門MK-75 76mm快砲，其後為一具搭載標準SM-1防空飛彈的MK-13單臂飛彈發射器，煙囪與後船艛之間設有一具MK-112八聯裝ASROC反潛火箭發射器，艦體兩側各有一座MK-32 324mm輕型魚雷發射器，直昇機庫上方裝有一門MK-15方陣近迫武器，機庫兩側則各有一門當時用於改良陽字號的波佛斯(Bofos) 350PX 40mm 70倍徑快砲；反艦飛彈方面，PFG-1先由八枚國造雄風一型墊檔，分置於機庫構造兩側，未來則打算換裝當時仍規劃中、性能與魚叉飛彈同級的雄風二型反艦飛彈。

偵測方面，PFG-1擁有一具荷蘭Signnal的DA-08 2D對空搜索雷達，近距離防空與火砲射控由一具西屋W-160 X波段射控雷達負責，艦橋上方與後桅杆上各裝一具Signnal STIR 180照明雷達來導引標準防空飛彈與OTO 76mm快砲，此外艦橋頂端還設有Signnal 的LIDO光電射控儀；反潛偵測方面，艦首下方可能裝設SQS-56之類的中頻艦體聲納。PFG-1的作戰中樞──H-930MCS是全世界第一種全分散式艦載戰鬥系統，不設立任何集中式大型電腦，而以9部AN/UYK-20中型電腦連接艦上各種偵測、射控與武器裝備，不僅速度較傳統集中或半分散式系統為快，萬一蒙受戰損時也比較不易發生戰鬥系統全面癱瘓的情況。H-930MCS另一個優點是設計模組化，欲增添新裝備時只需將負責控制該裝備的電路板與線路連上電腦即可，而不像當時美國海軍的封閉架構集中式作戰系統需對主電腦軟硬體大動手術，以重新分配電腦資源或增添所需的額外運算能力。

動力方面，PFG-1預計採用複合燃氣渦輪或柴油機(CODOG)配置，高速航行時仰賴兩具LM-2500燃氣渦輪，巡航主機則為兩具德國MTU柴油機，採雙軸螺旋槳推進，最大航速30節 ；據說為了防止LM-2500燃氣渦輪的出口許可生變，忠義計畫小組還在PFG-1的設計中預留了換裝蒸汽渦輪推進系統的餘裕。總而言之，PFG-1是一艘兼具反潛、防空與反艦能力的「萬能艦」。

最初PFG-1意屬的反潛直昇機種是格魯曼的SH-2F海妖型，其艦體、機庫設施也以此來設計；但在1983年2月，海軍總部卻決定以S-70C反潛直昇機作為爭取的目標，後者不僅性能較佳，且機體與空軍救護隊（後來的海鷗中隊）當時新購的S-70C救難直昇機相同，能簡化後勤與訓練體系。然而，S-70C是十噸級直昇機，比六噸的SH-2F大上不少，PFG-1的尺寸與噸位勢必得向上追加（對PFG-1艦體尺寸噸位斤斤計較的郝柏村，這絕對是重大禁忌），然而該艦的初步構型設計已經完成，如果要再修改，不僅許多設計工作得重來（根據美國海軍的經驗，艦體長度增加超過3.6m，就必須重做船模實驗），拖延原訂期程，成本也會水漲船高，這對每一個專案而言都是惡夢。當時忠義計畫小組有兩個選擇：加長艦體（羅森拔公司的工程師粗估艦體必須延長5m，排水量增加250至300ton之間）或者採用伸縮式機庫。當時忠義小組的工程師以及美國海軍均反對使用伸縮式機庫，因為艦體上層在烈日下曝曬，水線以下卻泡在冰冷海水中，熱漲冷縮會導致艦體形變，很可能連帶影響伸縮機庫的滑軌而造成卡死，讓直昇機在關鍵時刻無法使用。當然，其他外力因素，例如作戰時武器的爆震，也可能讓伸縮機庫的機械變形卡住。這個機庫問題當時在忠義計畫團隊中掀起一場大論戰，最後羅森拔提議將艦體增長3m，將增加的排水量控制在100ton內，其他所需的2m長度就靠著修改細部設計一點一點榨擠出來，這個方案被專案小組接受。

由此一帳面數據不難發現PFG-1的最大隱憂──打算在一個三千噸不到的艦體上，安裝比美國派里級飛彈巡防艦還要強大的武裝(PFG-1的艦體規模小於派里級，但卻打算囊括派里級所有的武器，再外加ASROC、反艦飛彈發射器與兩門Bofors 40mm快砲！)。在造艦史上，要勉強一艘艦艇搭載超量裝備往往都沒有好的結果，最典型的就是日本在二次大戰時代建造的許多巡洋艦與驅逐艦，不僅犧牲燃料裝載與人員適居性，甚至嚴重危及艦體穩定性與艦身強度，曾發生在風浪中翻覆的慘案 。PFG-1艦體容積飽和，預備浮力極低，意味著艦體幾乎沒有承受戰損進水或後續改裝提升的本錢。後來忠義小組的確發現很難在海軍總部規定的2750ton艦體上安裝所需的裝備，遂玩起數字遊戲鑽模糊地帶，將2750ton解釋為「標準排水量」(這個數字與早期型的派里級相近)，滿載排水量則超過3200ton。當劉和謙在忠義計畫小組的返台報告獲知此事後，還質疑小組成員超越授權額度。但實際上即便是3200ton的滿載排水量，要搭載前述武裝而成為十八般武藝樣樣能耍的艦艇，依舊顯得勉強。

計畫喊停

當忠義計畫小組在美國努力不懈時，國內的大環境卻逐漸險惡。在1981年忠義計畫派員赴美之時，原參謀總長宋長志轉為國防部長，其位置由陸軍的郝柏村上將接任 ；而根據郝柏村 日後出版的回憶錄「八年參謀總長日記」的記載，郝始終存在「反大艦主義」傾向。在郝柏村的建軍思維之中，由於海戰已經飛彈化，加上考量開戰後台灣空軍將無法掌握台灣海峽的絕對空優，此時大型艦艇只不過是浮在水面上的顯著活靶而已；再加上大量大型艦艇將耗費鉅資並吸收龐大人力，經過資源分配的通盤考量後，郝柏村的建軍構想主張優先以制空權的掌握來爭奪海權，其次以陸基兵力（如岸防飛彈）來捍衛領海，最後才是海軍艦艇來奪取制海權。因此，郝柏村優先以取得高性能戰鬥機、防空飛彈與反艦飛彈為優先（包括IDF戰機、天弓防空飛彈與雄風二型反艦飛彈等計畫），至於海軍則以「近海海軍」的格局來建設，以飛彈、快艇、潛艦與掃佈雷作戰為主，以上的建軍思想顯然深受1965年國共三大海戰中國軍大艦屢遭中共快艇擊沈，以及1973年以阿贖罪日戰爭與1982年英阿福島戰爭所影響。因此，對於 海軍忠義計畫打算大量建造滿載排水量三千噸以上的PFG-1，郝柏村自然不以為然，他認為海軍不該維持數量如此之多的大型艦艇。值得玩味的是，根據郝柏村的回憶錄記載，已轉任國防部長的宋長志對於郝柏村檢討「大艦主義」的思想表示認同，甚至在1983年1月10日向郝表示「比起第二代大型水面艦，寧可再建造兩艘潛艦」 （當時台灣向荷蘭採購的兩艘海龍級柴電攻擊潛艦正在建造，並準備追加訂購四艘），顯示不光是郝柏村，整個國防高層對於國防資源分配的思維可能都開始有了轉變。 雖然如此，靠著鄒堅與林蟄生的力挺，忠義計畫仍得以 持續。在1983年5月，一向力挺忠義計畫的海軍總司令鄒堅任期屆滿卸任（之後至韓國擔任大使），忠義計畫遂失去一個有力靠山。

1983年中，忠義計畫初步設計接近完成，接下來應該進行由中船參與的細部設計階段；但由於承包商評估PFG-1首艦將耗資超過200億新台幣，再來中船也從未進行過這類艦艇的細部設計、建造與測試，更何況這還是國人艦艇設計的處女作，決策高層遂對忠義計畫抱持相當大的懷疑。在1983年6月忠義小組回台簡報時，海軍總司令劉和謙雖沒有明確表達反對， 但也沒有展現昔日鄒堅般的無條件力挺，小組成員回憶當時「幾次簡報他都不願做決定」 。然而，劉和謙也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根據2002年監察院尹清楓命案和拉法葉艦軍購弊案調查報告附錄，專案小組約詢前參謀總長劉和
謙時，劉和謙在訪談中指出他原本非常支持忠義計畫，然而上級有更深層的考量，只好忍痛照辦，將忠義計畫取消。劉和謙表示在1983年就任海軍總司令後，參謀總長郝柏村旋即在該年下半指示：「忠義案停止執行，因為新設計之軍艦未經驗證，風險很大，耗資多又拖時間」。當時劉和謙曾為忠義計畫請命，表示忠義案進行了兩年，已從構想設計進入細部設計，如停止是否太可惜？但「郝總長說已報告蔣總統經國先生核準不做了」。此外，郝柏村同時進一步指示劉和謙，「即刻去找全世界已在服勤並適合我用之艦種，購買或仿造，新艦可造廿四艘，八大十六小，大者三千噸以上，比照陽字號為一級艦，小者二至一千噸為二級艦」，這就是後來光華一/二號二代艦計畫的肇始，從原本「自立設計建造」的層級降成「購買或仿照現成設計」。劉和謙表示：「我本有意見申述，但一想國家財力有限，不可能建造太多新軍艦，……，於是未再說話，遵照辦理」。在6月25日 ，國防部正式命令海總取消忠義計畫，海總也隨即在06月27日並成立光華小組，推動改弦易轍、風險較低的「光華」二代艦建軍案。

於是，我國第一個自製艦艇的計畫，便在新聞界毫無所悉的情況下草草喊卡。 令人難過的是，1981年10月8日忠義計畫小組啟程赴美之際，海軍副總司令林蟄生還在台北大直海軍總部對這29名學員做臨別講話，其中提到光緒三年清朝派員出洋學習造艦、最後卻未使中國由弱轉強的歷史，勉勵學員要確實發展自力造艦的能力，不要重蹈清末的覆轍；孰料他的臨別講話竟一語成讖，不幸言中忠義計畫的下場。林蟄生將軍在副參謀總長任內退伍，兩年後因病過世，留下「出師未捷身先死」的遺憾。

雖然忠義計畫並未成真，但凡努力必有收穫。首先，忠義計畫雖告取消，但海軍並未放棄新一代艦艇籌獲的努力，退求其次尋找能取得輸出許可的國外現有成熟設計，設法購買或轉移技術至中船建造，結果獲得美國的派里級飛彈巡防艦(即成功級)；此時忠義計畫小組赴美受訓的成果便派上用場，雖然不是自行設計，但還是能執行評估與監造等工作。當海軍光華一號(成功級)造艦計畫進行時，許多相關人員如駐美聯絡官、海軍武獲室主任、監造處執行官等都是當年忠義計畫的學員。此外，成功級的許多裝備如MK-13飛彈發射器、LM-2500燃氣渦輪等關鍵裝備在忠義計畫時代已經從美國國務院獲得出口許可，再申請時便容易得多。

有趣的是，陽字號武進三型的作戰系統與偵測裝備均與忠義計畫相同，包括H-930MCS戰系、DA-08雷達、W-160射控雷達、LIDO光電射控儀等，武器方面也有OTO 76mm快砲、標準SM-1區域防空飛彈、ASROC等，儼然是PFG-1的翻版。雖說忠義計畫獲致相當的間接成果，但畢竟沒有達成原始目標，這些學員日後各自升遷調職，就沒有機會實際運用所學；同樣地，民間的中船與聯合設計中心等參與忠義計畫的民間單位，在缺乏實作經驗下也很難保存所學的技術。

　

結語

直到今日，許多當年參與忠義計畫的人員還是對此計畫的夭折感到扼腕，認為海軍本身不堅持是忠義案胎死腹中的主要原因。他們認為當時就算因為預算因素而暫時延後，也得力謀克服做下去，因為相較於美國1960年代的諾克斯級巡防艦與1970年代推出的派里級飛彈巡防艦，1980年代設計的忠義計畫顯然比較新穎，例如融入福島戰爭帶來的教訓，這是派里級所無的。不過如同前述，如果硬要落實PFG-1的建造，以其不足的艦體規模欲容納超額裝備，只怕 就算造出來也會變成一艘「晴天戰艦」(除非在細部設計階段增加艦體尺寸規模，但這也意味成本將進一步攀升)，與日後同樣夭折的「先進戰系」案(小神盾艦)如出一轍。 何況台灣的資源經費有限，戰備需求卻倍力多分，既然要優先花費鉅資獲得高性能戰機來維繫空防，自然很難同時再去負擔所謂的「國艦國造」。

諷刺的是，大約在忠義計畫進行的同一時間，南韓也循類似的模式，派員前往美國JJMA船廠學習如何設計/建造軍艦，隨後便推出蔚山級、東海級、浦韓級等中小型水面作戰巡防艦。於是，台灣與南韓同時起跑，台灣在三年之後退回原點，南韓卻大步躍進，在1988年甚至一度打算將蔚山級銷售給台灣，看在忠義計畫成員眼裡真是情何以堪 。當時蔚山級猶被國人瞧不起，打為粗製濫造的韓國水貨，但到了1990年代，南韓日益茁壯的造艦產業 穩健地循序發展，先後推出精益求精的、209/214潛艦、KDX系列驅逐艦、新一代大型兩棲突擊艦甚至航空母艦等計畫，立志追趕日本；反觀台灣在退求其次、獲得美國授權在台裝配成功級飛彈巡防艦之後 ，自行造艦的政策反而煙消雲散，目前看來在中短期以內已無承造主戰艦艇的能力與機會，更遑論研發與整合。以南韓重工業背景、政治環境、技術來源與資源挹注等重要客觀條件都非 台灣可比，但如果當時台灣國艦國造政策能持之以恆，成就必不僅止於今日之萎糜狀況，更不會與南韓有如此天壤之別。如今台灣無論在財力、技術基礎、大環境等方面，似乎都已無重振造艦工業的契機，回顧當年忠義計畫的雄心壯志，今昔對照，怎能不令人心生感慨、對已成事實的歷史徒呼負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