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勿忘国耻！纪念9.18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5:51:56
今天国耻日，貌似没看到有相关的帖子啊，我发个吧，大家顶起来吧
万里长城万里兵 国耻岂待儿孙平 愿提十万虎狼旅 跃马扬刀入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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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77年前沈阳北大营中的枪声炮响已经离我们很远，同胞们握刀持枪抵抗外侮的记忆也渐模糊，但每到这一天，9月18日，我们都不得不想起那个因“不抵抗”而屈辱的日子，因为那一天，我们曾经束手失土百万里，泱泱大国开始在铁蹄下挣扎。
然而，对于所有炎黄子孙来说，只是记住这一天并不够，我们必须知道，那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屈辱又从何而来。
然而，对于所有炎黄子孙来说，只是记住这一天并不够，我们必须知道，那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屈辱又从何而来。
2008年09月17日 17:17凤凰历史综合【大 中 小】 【打印】我们必须全面地了解一下“9.18事变”的全过程。我们应当知道一个完整的”9.18事变”。
许多人现在对“9.18事变”的概念是:日本政府命令日本关东军在1931年9月18日夜里向中国东北发起进攻，由于蒋介石下令、张学良奉令东北军不准抵抗，几天后，整个东北便被日军全部占领了。
但是，真正的“9.18事变”不是这么回事。
一．狭义的“9.18事变”和广义的“9.18事变”
狭义的”9.18事变”是指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炸坏柳条湖（沟）南满铁路，继而向沈阳东北军北大营发起进攻，由于东北军奉命不抵抗，日军第二天便占领了沈阳。继而一周内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的抚顺、四平、长春、营口等30个主要城市和12条铁路线，基本上完成了对辽宁、吉林两省的占领。
广义的”9.18事变”是从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爆炸柳条湖铁路、向沈阳北大营发起进攻开始，到1932年1月3日日军占领辽宁锦州、2月5日占领黑龙江省哈尔滨为止。
本文采用广义的”9.18事变”概念，因为它反映了日军占领东三省的全过程。据此，可以把”9.18事变”分为三个阶段:
从1931年9月18日晚22时20分关东军爆炸柳条湖南满铁路，继而进攻北大营，到第二天上午完全占领沈阳城，是第一阶段；
从9月19日到9月25日，日军基本控制辽宁、吉林两省，是第二阶段；
1931年9月25日以后到1932年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是第三阶段。
二．东三省概况
“9.18事变”时丢掉的东三省是指我国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清朝被推翻后，奉系军阀张作霖成了东三省的土皇帝。1928年6月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后，其子张学良接管了东三省。
1．辽宁
在”9.18事变”前，辽宁省是东三省中开发最早、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省。全东北四分之三的工业都集中在辽宁。辽宁的矿藏也很丰富，如:鞍山的铁矿、抚顺的煤矿等。东北军的大部分军力也都布署在辽宁。沈阳（奉天）是满清入关前的帝都，也是”9.18事变”前东北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沈阳兵工厂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兵工厂，不仅能够生产步枪、轻重机枪，还能生产迫击炮、大炮，以及相应弹药。
著名的军事重镇锦州也在辽宁。从山海关沿京哈铁路进入东北，沿途第一个重要城市就是锦州，锦州之后是沈阳。沈阳之后经铁岭便到了吉林省的四平。（参见图一）
日本人租借的关东州（旅顺、大连）和大部分南满铁路（长春至旅顺）也在辽宁省内。
2．吉林
吉林省的主要城市有长春、四平、吉林等。长春是”9.18事变”后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的帝都。吉林省当时没有什么工业，长春一汽、吉林石化等企业是解放后才建的。
长春在“9.18事变”前是苏联和日本划分原中东铁路的分界点。当时，中东铁路长春以北由中苏共管；长春以南到旅顺口的铁路，在1905年日俄战争后，根据《朴茨茅斯条约》，俄国将其让给日本，称“南满铁路”。吉林省由于有南满铁路和延边（间岛）的大量朝鲜族移民，因而也是日本的势力范围。1931年7月初日本人制造的“万宝山事件”就发生在长春以北30公里现属德惠市的万宝山镇。
沿京哈铁路经长春再往北，就是黑龙江省的著名城市哈尔滨。
3．黑龙江
黑龙江省是东三省中最北边的一个省，当时地广人稀，省会在齐齐哈尔。主要城市哈尔滨原来只是松花江边的一个小村子。1898年俄国人为修建中东铁路，将哈尔滨迅速扩建成一个较大规模的城镇。1903年2月，中东铁路全线竣工通车，负责铁路管理和运营的中东铁路管理局就设在哈尔滨。所以，哈尔滨是一个带有浓郁俄式风格的城市。时至今日，秋林百货公司的大列巴、哈尔滨红肠，中央大街的俄式建筑，宏伟的索非亚大教堂，仍能使人想起哈尔滨昔日的俄罗斯风情。
解放后，以五十年代开发北大荒和六十年代开发大庆油田为标志，黑龙江才逐渐成为东三省中经济比较发达的一个省。
由俄国人修建的中东铁路，西起满洲里、经齐齐哈尔、哈尔滨、东到绥芬河，横贯黑龙江全省。黑龙江省在“9.18事变”前是苏联的势力范围。（参见图二）
4．热河
当时张学良父子管辖的东北地区，除上述三省外，还有一个现在早已撤消，但当时属于东北的热河省，主要包括现今河北承德和内蒙古赤峰两个地区。也就是说当时东北是四个省，辽宁、吉林、黑龙江和热河。
但“9.18事变”时，日本人没有占领热河省。热河是在1933年2、3月间日本关东军发动新一轮对华侵略战争时被日军占领的，后来划入伪满洲国境内。
三．“9.18事变”前的东北军
1928年6月，日本关东军在沈阳附近的皇姑屯炸死了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原想趁张作霖刚死、东北群龙无首之机夺取东北。但张作霖的长子张学良化装成士兵由华北迅速返回沈阳，接管了政权。使日本关东军的阴谋破产。
1928年底，集国恨家仇于一身的张学良毅然宣布东北易帜，服从以蒋介石为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以此为标志，蒋介石实现了对全中国名义上的统一。
1930年，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展开中原大战。蒋介石兵精粮足，冯玉祥军风彪悍，双方杀得难解难分。张学良先是坐山观虎斗，后来明确支持蒋介石，率军入关，占领华北，抄了冯玉祥的后路。冯阎两军溃败后，蒋介石把河北、察哈尔、北平、天津等地给了张学良，张学良还收编了冯玉祥手下大将宋哲元的部队，给了这支部队一个29军的番号。
“9.18事变”前，东北军在华北地区驻扎11万人，在东北地区驻兵20万人。如果再加上象29军这样的收编部队，人数就更多了。
当时的东北军经过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两代经营，坐镇中国北方六省两市，在全国各路诸侯部队中，是仅次于蒋介石军队的人数最为众多，装备最为精良的军队。不仅有陆军，还有空军和海军。陆军中还有装甲部队。”9.18事变”爆发后，日军仅在沈阳缴获的东北军武器装备就有步枪九万五千余支，机枪二千五百挺，大炮六百五十门，各式迫击炮二千三百门，飞机二百六十架等。可见张学良东北军的家底有多厚！
正是由于张学良有这样的家底以及他对蒋介石的支持，年纪轻轻，便当上了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
但是，客观地讲，张学良东北军的战斗力在各路军阀中，不能算强。只能排在蒋介石中央军、两广部队、冯玉祥西北军之后。这与东北军是土匪出身有很大关系。
张学良东北军当时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少能独当一面的大将之才。张学良本人不是李宗仁、白崇僖，他手下既没有何应钦、顾祝同、陈诚那样的大将，也没有宋哲元、吉鸿昌、孙连仲那样的战将。原来有个郭松龄，还因造反给杀了。东北军担任高官的人，不是北洋的老官僚，就是和张作霖一起占山为王的老土匪。这些人，大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张学良当时还没完成对东北军上层的新老交替。
张学良并不是从枪林弹雨、尔虞我诈中摸爬滚打出来的，虽然不算纨绔子弟，但也是个公子哥式的人物，并不具有坐镇一方的能力。
四．关东州和关东军
1898年，沙俄强迫清政府将旅顺口、大连湾租借给俄国，并将此地取名为关东州。1905年日俄战争后，根据日俄两国签订的《朴茨茅斯条约》，俄国将关东州及长春至旅顺口的铁路（后改名为南满铁路）以及相应的一切特权转交给了日本。日本随后便成立了相应的殖民机构，并派军队驻守，这支军队就叫关东军。
所以，简单地说，“9.18事变”之前，关东州，即旅顺口、大连湾一带3200多平方公里土地，南满铁路及铁路两侧数公里之内的区域，是日本的租界地。关东军就是驻扎在关东州及南满铁路的日军部队。关东军司令部设在旅顺。
“9.18事变”之前，关东军部队有一个师团（第2师团的两个旅团）和六个铁道守备大队，共1.04万人。另外，其他可动员的军事力量还有侨民中的在乡军人(退伍军人)1万人，警察3000人。共2.34万人。
五．“9.18事变”是日本政府策划的吗？
“9.18事变”不是日本政府策划的。当时日本军队中的军国主义势力还没有控制日本政府。“9.18事变”是日本关东军中以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为代表的军国主义分子在日本军部和关东军上层的默许、纵容和支持下，一手策划并实施的，在实施过程中，得到了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等军国主义分子的协助。
但日本天皇、政府和军部一贯实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著名的田中奏折和1931年6月日本军部制定的《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都把中国东北作为日本侵略扩张的首选目标。当“9.18事变”大获成功后，胜利者不受惩罚，他们最终还是为关东军买了单。
六．“9.18事变”的策划者及策划过程
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当时都是关东军的高级参谋，石原是中佐（中校），其他两人是大佐（上校）军衔。
石原莞尔被称为关东军的“大脑”，是他提出“满蒙生命线”的理论。1928年10月，石原调任关东军作战参谋。坂垣征四郎被称为关东军的“大刀”，1929年任关东军高级参谋。1930年6月，坂垣征四郎在与石原莞尔进行了多次密谋后，组织了横跨中国东北三省的“参谋旅行”。这次“参谋旅行”是他们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开始。其后，经过一系列的谋划、演习，最终形成“9.18事变”的完整计划并得以实施。日本人说石原的谋划和坂垣的实干，成就了”9.18事变”。
土肥原贤二在“9.18事变”前30天调任日军沈阳特务机关长，他没有直接参与策划、实施”9.18事变”中的军事行动，但他为”9.18事变”做了3件重要的事情:一是在事变前查清了日本中村大尉被杀事件，即所谓“中村事件”，为关东军以所谓“自卫”名义发动“9.18事变”提供了一个借口；二是他主持的土肥原特务机关是发动“9.18事变”的中心。三是土肥原于1931年11月3日前往天津，成功说服了一心想复辟大清王朝的满清逊帝溥仪前往东北，为关东军第二年建立伪满洲国铺平了道路。
为什么日本关东军的两、三个中级军官就能策划这么大的阴谋，完成占领中国东北这么大的事情？日本军队为什么会有这种“下克上”的传统，这不是本文所讨论的问题。
八．“9.18事变”的第一阶段
1931年9月18日夜22点20分，关东军炸毁奉天东北军北大营附近柳条湖的一段南满铁路，并扔下3具穿中国军服的尸体，诬称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日军守备队。
在奉天城土肥原特务机关等待消息的“9.18事变”策划者坂垣征四郎接到柳条湖计划完成的报告后，立即下令参加夜间“演习”的关东军各部队向奉天城东北军各预定目标发起攻击。当时在奉天的日本关东军只有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和第2师团的第29联队共几千人。他们的分工是: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进攻东北军北大营，第29联队进攻奉天城。
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旅长王以哲）1万余人，装备精良，是东北军的模范旅。当918夜晚日军独立守备第2大队500余人向北大营进攻时，留在军营的旅参谋长赵镇藩向在奉天主持东北军政事务的东北军参谋长荣臻请示对策时，接到的竟是“不准开枪，挺着死！”的命令。于是，1万余人驻守的北大营竟听凭500日军攻击，不敢做任何有效抵抗。
23时46分，奉天关东军以土肥原的名义（土肥原当时不在奉天）给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第一份电报，谎称中国军队在沈阳北大营西侧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日中两军在冲突中。接到电报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经与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石原莞尔等人商议后决定，迅速将主力集中到沈阳，先发制人，“惩罚”中国军队，占领东北各地。同时，还向驻朝鲜日军求援。最后，本庄繁将他的命令及战况正式报告给日本军部。为了便于指挥，19日凌晨3时30分，本庄繁率领关东军司令部火速赶往沈阳。
9月19日晨4时许，日军独立守备队第5大队由铁岭到达北大营加入战斗。5时半，东北军第7旅退到沈阳东山嘴子，日军占领北大营。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余人，日军伤亡24人。
9月19日上午8时，得到增援的日军几乎未受到抵抗便将沈阳全城占领。所有驻省城的中国军警均被缴械。东北军撤向锦州。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和制炮厂连同9.5万余支步枪，2500挺机关枪，650余门大炮，2300余门迫击炮，东北航空处的260余架飞机，以及大批弹药、器械、物资等，全部落入日军之手。唯一的金库所存现金7000万元，亦被洗劫一空。据统计，仅9月18日一夜之间，沈阳损失即达18亿元之多。
九．“9.18事变”当夜，是谁下令“不抵抗”？
“9.18事变”爆发的当夜（即9月18日22点20分到19日凌晨），在奉天的东北军代司令、参谋长荣臻是通过电话直接向在北平的张学良报告情况、请求指示的，当时张学良外出，荣臻没与张学良联络上，因而只能按照蒋介石8月16日“铣电”的指示，命令东北军“不抵抗”。所以，9.18当夜最早下令“不抵抗”的是荣臻。
后来张学良接到了报告，由于没做准备、缺乏经验、误判情况，也仍然下令不抵抗。
蒋介石在“9.18事变”爆发的那个夜晚，是不可能了解、掌握奉天当地的第一手情况的。因而没有给张学良下过不抵抗命令。当然，也没有命令张学良率军抵抗。
所以，在“9.18事变”当夜，命令东北军不抵抗的先是荣臻、后是张学良，不是蒋介石。这一点，张学良在晚年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也是承认的:“(对于日本军队的进攻)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么做，我想绝对不会的，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了。”
不过，荣臻为什么下令“不抵抗”？其依据还是蒋介石在8月16日和9月12日两次做出的“不抵抗”的指示。所以，“不抵抗”的罪魁祸首还是蒋介石。
但是，鉴于东北当时处于半独立状态，有很大的自主性，所以，张学良也要为不抵抗承担很大责任。
十．“9.18事变”的第二阶段
9月19日，日军攻占南满、安奉两铁路沿线的重要城镇长春、营口、田庄台、盖平、复县、大石桥、海城、辽阳、鞍山、铁岭、开原、昌图、四平街、公主岭、安东、凤凰城、本溪、抚顺、沟邦子等地。
21日，驻吉林省的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投敌，所部大多归降，日军第2师团主力进占吉林。同日，日本朝鲜军增派的混成第39旅和两个飞行中队进抵奉天，支援关东军作战。
至9月25日，在一周时间内，日军便迅速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的30余个城市和12条铁路线。基本控制了辽宁、吉林两省。
十一. “9.18事变”第二阶段，“不抵抗”成为蒋介石、国民党公开的国策
9月19日，奉天事变情况被报告到南京，留守南京的国民党大员们慌作一团，急电给在江西“剿共”的蒋介石回宁主持一切。9月21日，蒋介石从“剿共”前方回到南京。面对日寇赤裸裸的侵略行径，依然采取不抵抗政策。
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除了决定9月18日为中国国耻日，23日全国下半旗哀悼奉天陷落外，没有采取任何军事措施去抵抗日军的侵略、收复失地。
从9月19日到25日，日军继续侵占辽宁、吉林各地时，蒋介石、张学良仍然没有组织任何抵抗、反击，而且居然连表面文章、文字游戏都不肯做一下。
有些为蒋介石辩护的人说，蒋介石在“9.18事变”发生后没有给张学良下过“不抵抗”的手令，是张学良自己不抵抗的。但这些人忘了一个基本事实:在9月19日奉天陷落之后，日本关东军侵占东北的意图已大白于天下。蒋介石作为国家领导人（尽管是名义上的），守土有责，天经地义要组织抵抗。抵抗后战败撤退，与不抵抗白丢国土，对于一个国家政权、军队和领导人来讲，绝对是两个不同概念。
如果蒋介石下令抵抗而张学良没有执行，那是张学良不抵抗。但是，从9月19日到25日，蒋介石给张学良下过坚决抵抗、不许后退、反攻收复失地的命令吗？没有！蒋介石给张学良下过酌情抵抗、相机行事的命令吗？也没有！
那么，蒋介石下过什么命令呢？9月23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告全国同胞书》中是这样声明的:“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诰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然为维持吾国家之独立，政府已有最后之决心，为自卫之准备，决不辜负国民之期望。”
既然已经“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那东北军还怎么抵抗，抵抗就得有冲突。你给东北军下了一个“对日军避免冲突”的“严格”命令，然后又说我没命令他们“不抵抗”，这不是胡说八道是什么？
对于日军武力侵占中国东北，蒋介石政府的解决方法是“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
在“9.18事变”前，“不抵抗”只是内部指示，但在“9.18事变”爆发后，“不抵抗”竟然成了国民党蒋介石公开的国策（尽管换了个名词叫“避免冲突”）！
十二. “9.18事变”发生后，日本政府的态度
日本军部在1931年6月制定的《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是打算在1932年，经过准备之后，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关东军发动“9.18事变”事先并没有向军部报告。
日本当时的若榇内阁对于关东军发动的“9.18事变”基本持反对态度，9月19日，日本内阁制定了“不扩大事态”的处理方针。要求事变不得扩大，禁止关东厅（日本驻关东州的政务机构）和满铁公司参与事变。在辽宁的关东军部队集中到奉天，在吉林的关东军部队集中到长春。陆军大臣南次郎、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向驻朝鲜军司令林铣一郎下令按兵待命，不许增援关东军。9月25日，日本代表在“国际联盟”宣布了日本政府的方针:1）日本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2）日本的军事行动是为了保护当地的日本居民；3）日本军队将立刻开始撤退。
但关东军的军官们根本不理会上面的指示，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林铣一郎也是狂热的军国主义者，违令派出3万驻朝军队增援关东军（日本驻朝鲜军只有两个师团，3万人）。
由此可见，由于关东军是自行策划、发动的“9.18事变”，事变后遭到了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反对，处境很孤立。但由于蒋介石政府在“9.18事变”发生后竟然公开采取“不抵抗”政策，使关东军得以迅速控制辽、吉两省，并且在毫无危胁的情况下，从容地在东北各地招降纳叛，巩固占领成果，并策划进一步侵占黑龙江省。
十三.“9.18事变”的第三阶段
1．关东军暂停军事进攻
到1931年9月25日，日军攻占了辽宁、吉林两省的三十座城市，并完全控制了十二条铁路。基本完成了对辽宁、吉林两省的控制。这样的战果连关东军自己都难以相信。但这时，两个难题摆在了关东军面前:
其一.在辽宁的东北军大都撤到了沈阳以南的军事重镇锦州，聚集在锦州的东北军达十几万之众，继续进攻锦州，关东军兵力不足。
其二.吉林以北的黑龙江省是苏联的势力范围，贸然进攻黑龙江，怕导致苏联出兵。
所以，关东军就此暂时停止了进一步进攻，一方面巩固取得的战果，同时对东北军政官员开始招降纳叛。
2．马占山江桥抗战
1931年10月1日，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投敌，关东军采取以华制华的方针，命张海鹏所部3个团向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进犯。10月中旬张海鹏部进至嫩江桥时，被当地守桥部队击退。守军为阻止日伪军进犯，将嫩江铁路桥的第1、第2、第5号桥炸毁。
11月4日，关东军第2师团等部队4000余人和伪军张海鹏部以掩护修桥为借口，向嫩江桥北守军发动攻击。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代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副司令长官马占山，不顾蒋介石政府“对日军避免冲突”的命令，指挥3个旅又5个团共1.6万余人进行了江桥抗战，在江桥、大兴、三间房、昂昂溪等地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战至11月18日晚，终因伤亡惨重而弃守省城，撤往克山、海伦，并在海伦组建黑龙江省政府，继续组织抗日。11月19日，日军攻陷齐齐哈尔。
江桥抗战,胡子出身的马占山也因此名垂青史。
3．张学良弃守锦州
“9.18事变”后，张学良把东北军政机关搬到锦州，聚集在锦州的东北军达十几万人。10月18日，关东军试图进攻锦州，驱逐张学良。但日军参谋本部连续下达4次命令，严令关东军回军。这以后一直到1931年12月底，日军没有对锦州采取军事行动。
日军攻占黑龙江省主要城镇后，随即回师奉天，准备进攻辽西地区。此时，蒋介石已经下野，当政的孙科等国民党大员致电要求张学良抵抗。但张学良顾虑重重，最终选择了不战撤出锦州。1931年12月28日，关东军第2师团主力由田庄台、营口之间渡过辽河向锦州进犯，1932年1月2日，张学良部队完成从锦州的撤军。1月3日，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
张学良率十几万之众，不战放弃锦州，等于公开宣布东北军政当局放弃了东三省。此举极大打击了东北各地抗日军民的士气，使日军可以集中力量北上打击在黑龙江抗日的马占山等人。这是张学良在“9.18事变”中最大的失误。而且这个失误与蒋介石无关！
4．哈尔滨陷落
1932年1月28日，关东军命第3旅由长春向哈尔滨进攻,随即又从辽西调第2师团北上增援（关东军就那么一点人马，第2师团从南调到北，从北调到南，再从南调到北）。31日，以原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李杜为总司令的吉林自卫军奋起进行哈尔滨保卫战。经五天激战，自卫军伤亡惨重，被迫撤往宾县。1932年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
随后,日军分兵向退守海伦的黑龙江省政府和退守宾县的吉林省政府继续进攻。
以哈尔滨陷落为标志，日本关东军完成了对东三省的军事占领。
十四. 伪满洲国粉墨登场
1932年3月1日，关东军扶植的傀儡、清废帝溥仪出任"执政"的伪满洲国发表"诞生"通电。至此，东三省沦为日本殖民地。“9.18事变”以关东军在军事、政治方面的双胜利而告终。
许多人现在对“9.18事变”的概念是:日本政府命令日本关东军在1931年9月18日夜里向中国东北发起进攻，由于蒋介石下令、张学良奉令东北军不准抵抗，几天后，整个东北便被日军全部占领了。
但是，真正的“9.18事变”不是这么回事。
一．狭义的“9.18事变”和广义的“9.18事变”
狭义的”9.18事变”是指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炸坏柳条湖（沟）南满铁路，继而向沈阳东北军北大营发起进攻，由于东北军奉命不抵抗，日军第二天便占领了沈阳。继而一周内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的抚顺、四平、长春、营口等30个主要城市和12条铁路线，基本上完成了对辽宁、吉林两省的占领。
广义的”9.18事变”是从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爆炸柳条湖铁路、向沈阳北大营发起进攻开始，到1932年1月3日日军占领辽宁锦州、2月5日占领黑龙江省哈尔滨为止。
本文采用广义的”9.18事变”概念，因为它反映了日军占领东三省的全过程。据此，可以把”9.18事变”分为三个阶段:
从1931年9月18日晚22时20分关东军爆炸柳条湖南满铁路，继而进攻北大营，到第二天上午完全占领沈阳城，是第一阶段；
从9月19日到9月25日，日军基本控制辽宁、吉林两省，是第二阶段；
1931年9月25日以后到1932年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是第三阶段。
二．东三省概况
“9.18事变”时丢掉的东三省是指我国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清朝被推翻后，奉系军阀张作霖成了东三省的土皇帝。1928年6月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后，其子张学良接管了东三省。
1．辽宁
在”9.18事变”前，辽宁省是东三省中开发最早、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省。全东北四分之三的工业都集中在辽宁。辽宁的矿藏也很丰富，如:鞍山的铁矿、抚顺的煤矿等。东北军的大部分军力也都布署在辽宁。沈阳（奉天）是满清入关前的帝都，也是”9.18事变”前东北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沈阳兵工厂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兵工厂，不仅能够生产步枪、轻重机枪，还能生产迫击炮、大炮，以及相应弹药。
著名的军事重镇锦州也在辽宁。从山海关沿京哈铁路进入东北，沿途第一个重要城市就是锦州，锦州之后是沈阳。沈阳之后经铁岭便到了吉林省的四平。（参见图一）
日本人租借的关东州（旅顺、大连）和大部分南满铁路（长春至旅顺）也在辽宁省内。
2．吉林
吉林省的主要城市有长春、四平、吉林等。长春是”9.18事变”后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的帝都。吉林省当时没有什么工业，长春一汽、吉林石化等企业是解放后才建的。
长春在“9.18事变”前是苏联和日本划分原中东铁路的分界点。当时，中东铁路长春以北由中苏共管；长春以南到旅顺口的铁路，在1905年日俄战争后，根据《朴茨茅斯条约》，俄国将其让给日本，称“南满铁路”。吉林省由于有南满铁路和延边（间岛）的大量朝鲜族移民，因而也是日本的势力范围。1931年7月初日本人制造的“万宝山事件”就发生在长春以北30公里现属德惠市的万宝山镇。
沿京哈铁路经长春再往北，就是黑龙江省的著名城市哈尔滨。
3．黑龙江
黑龙江省是东三省中最北边的一个省，当时地广人稀，省会在齐齐哈尔。主要城市哈尔滨原来只是松花江边的一个小村子。1898年俄国人为修建中东铁路，将哈尔滨迅速扩建成一个较大规模的城镇。1903年2月，中东铁路全线竣工通车，负责铁路管理和运营的中东铁路管理局就设在哈尔滨。所以，哈尔滨是一个带有浓郁俄式风格的城市。时至今日，秋林百货公司的大列巴、哈尔滨红肠，中央大街的俄式建筑，宏伟的索非亚大教堂，仍能使人想起哈尔滨昔日的俄罗斯风情。
解放后，以五十年代开发北大荒和六十年代开发大庆油田为标志，黑龙江才逐渐成为东三省中经济比较发达的一个省。
由俄国人修建的中东铁路，西起满洲里、经齐齐哈尔、哈尔滨、东到绥芬河，横贯黑龙江全省。黑龙江省在“9.18事变”前是苏联的势力范围。（参见图二）
4．热河
当时张学良父子管辖的东北地区，除上述三省外，还有一个现在早已撤消，但当时属于东北的热河省，主要包括现今河北承德和内蒙古赤峰两个地区。也就是说当时东北是四个省，辽宁、吉林、黑龙江和热河。
但“9.18事变”时，日本人没有占领热河省。热河是在1933年2、3月间日本关东军发动新一轮对华侵略战争时被日军占领的，后来划入伪满洲国境内。
三．“9.18事变”前的东北军
1928年6月，日本关东军在沈阳附近的皇姑屯炸死了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原想趁张作霖刚死、东北群龙无首之机夺取东北。但张作霖的长子张学良化装成士兵由华北迅速返回沈阳，接管了政权。使日本关东军的阴谋破产。
1928年底，集国恨家仇于一身的张学良毅然宣布东北易帜，服从以蒋介石为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以此为标志，蒋介石实现了对全中国名义上的统一。
1930年，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展开中原大战。蒋介石兵精粮足，冯玉祥军风彪悍，双方杀得难解难分。张学良先是坐山观虎斗，后来明确支持蒋介石，率军入关，占领华北，抄了冯玉祥的后路。冯阎两军溃败后，蒋介石把河北、察哈尔、北平、天津等地给了张学良，张学良还收编了冯玉祥手下大将宋哲元的部队，给了这支部队一个29军的番号。
“9.18事变”前，东北军在华北地区驻扎11万人，在东北地区驻兵20万人。如果再加上象29军这样的收编部队，人数就更多了。
当时的东北军经过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两代经营，坐镇中国北方六省两市，在全国各路诸侯部队中，是仅次于蒋介石军队的人数最为众多，装备最为精良的军队。不仅有陆军，还有空军和海军。陆军中还有装甲部队。”9.18事变”爆发后，日军仅在沈阳缴获的东北军武器装备就有步枪九万五千余支，机枪二千五百挺，大炮六百五十门，各式迫击炮二千三百门，飞机二百六十架等。可见张学良东北军的家底有多厚！
正是由于张学良有这样的家底以及他对蒋介石的支持，年纪轻轻，便当上了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
但是，客观地讲，张学良东北军的战斗力在各路军阀中，不能算强。只能排在蒋介石中央军、两广部队、冯玉祥西北军之后。这与东北军是土匪出身有很大关系。
张学良东北军当时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少能独当一面的大将之才。张学良本人不是李宗仁、白崇僖，他手下既没有何应钦、顾祝同、陈诚那样的大将，也没有宋哲元、吉鸿昌、孙连仲那样的战将。原来有个郭松龄，还因造反给杀了。东北军担任高官的人，不是北洋的老官僚，就是和张作霖一起占山为王的老土匪。这些人，大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张学良当时还没完成对东北军上层的新老交替。
张学良并不是从枪林弹雨、尔虞我诈中摸爬滚打出来的，虽然不算纨绔子弟，但也是个公子哥式的人物，并不具有坐镇一方的能力。
四．关东州和关东军
1898年，沙俄强迫清政府将旅顺口、大连湾租借给俄国，并将此地取名为关东州。1905年日俄战争后，根据日俄两国签订的《朴茨茅斯条约》，俄国将关东州及长春至旅顺口的铁路（后改名为南满铁路）以及相应的一切特权转交给了日本。日本随后便成立了相应的殖民机构，并派军队驻守，这支军队就叫关东军。
所以，简单地说，“9.18事变”之前，关东州，即旅顺口、大连湾一带3200多平方公里土地，南满铁路及铁路两侧数公里之内的区域，是日本的租界地。关东军就是驻扎在关东州及南满铁路的日军部队。关东军司令部设在旅顺。
“9.18事变”之前，关东军部队有一个师团（第2师团的两个旅团）和六个铁道守备大队，共1.04万人。另外，其他可动员的军事力量还有侨民中的在乡军人(退伍军人)1万人，警察3000人。共2.34万人。
五．“9.18事变”是日本政府策划的吗？
“9.18事变”不是日本政府策划的。当时日本军队中的军国主义势力还没有控制日本政府。“9.18事变”是日本关东军中以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为代表的军国主义分子在日本军部和关东军上层的默许、纵容和支持下，一手策划并实施的，在实施过程中，得到了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等军国主义分子的协助。
但日本天皇、政府和军部一贯实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著名的田中奏折和1931年6月日本军部制定的《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都把中国东北作为日本侵略扩张的首选目标。当“9.18事变”大获成功后，胜利者不受惩罚，他们最终还是为关东军买了单。
六．“9.18事变”的策划者及策划过程
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当时都是关东军的高级参谋，石原是中佐（中校），其他两人是大佐（上校）军衔。
石原莞尔被称为关东军的“大脑”，是他提出“满蒙生命线”的理论。1928年10月，石原调任关东军作战参谋。坂垣征四郎被称为关东军的“大刀”，1929年任关东军高级参谋。1930年6月，坂垣征四郎在与石原莞尔进行了多次密谋后，组织了横跨中国东北三省的“参谋旅行”。这次“参谋旅行”是他们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开始。其后，经过一系列的谋划、演习，最终形成“9.18事变”的完整计划并得以实施。日本人说石原的谋划和坂垣的实干，成就了”9.18事变”。
土肥原贤二在“9.18事变”前30天调任日军沈阳特务机关长，他没有直接参与策划、实施”9.18事变”中的军事行动，但他为”9.18事变”做了3件重要的事情:一是在事变前查清了日本中村大尉被杀事件，即所谓“中村事件”，为关东军以所谓“自卫”名义发动“9.18事变”提供了一个借口；二是他主持的土肥原特务机关是发动“9.18事变”的中心。三是土肥原于1931年11月3日前往天津，成功说服了一心想复辟大清王朝的满清逊帝溥仪前往东北，为关东军第二年建立伪满洲国铺平了道路。
为什么日本关东军的两、三个中级军官就能策划这么大的阴谋，完成占领中国东北这么大的事情？日本军队为什么会有这种“下克上”的传统，这不是本文所讨论的问题。
八．“9.18事变”的第一阶段
1931年9月18日夜22点20分，关东军炸毁奉天东北军北大营附近柳条湖的一段南满铁路，并扔下3具穿中国军服的尸体，诬称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日军守备队。
在奉天城土肥原特务机关等待消息的“9.18事变”策划者坂垣征四郎接到柳条湖计划完成的报告后，立即下令参加夜间“演习”的关东军各部队向奉天城东北军各预定目标发起攻击。当时在奉天的日本关东军只有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和第2师团的第29联队共几千人。他们的分工是: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进攻东北军北大营，第29联队进攻奉天城。
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旅长王以哲）1万余人，装备精良，是东北军的模范旅。当918夜晚日军独立守备第2大队500余人向北大营进攻时，留在军营的旅参谋长赵镇藩向在奉天主持东北军政事务的东北军参谋长荣臻请示对策时，接到的竟是“不准开枪，挺着死！”的命令。于是，1万余人驻守的北大营竟听凭500日军攻击，不敢做任何有效抵抗。
23时46分，奉天关东军以土肥原的名义（土肥原当时不在奉天）给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第一份电报，谎称中国军队在沈阳北大营西侧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日中两军在冲突中。接到电报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经与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石原莞尔等人商议后决定，迅速将主力集中到沈阳，先发制人，“惩罚”中国军队，占领东北各地。同时，还向驻朝鲜日军求援。最后，本庄繁将他的命令及战况正式报告给日本军部。为了便于指挥，19日凌晨3时30分，本庄繁率领关东军司令部火速赶往沈阳。
9月19日晨4时许，日军独立守备队第5大队由铁岭到达北大营加入战斗。5时半，东北军第7旅退到沈阳东山嘴子，日军占领北大营。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余人，日军伤亡24人。
9月19日上午8时，得到增援的日军几乎未受到抵抗便将沈阳全城占领。所有驻省城的中国军警均被缴械。东北军撤向锦州。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和制炮厂连同9.5万余支步枪，2500挺机关枪，650余门大炮，2300余门迫击炮，东北航空处的260余架飞机，以及大批弹药、器械、物资等，全部落入日军之手。唯一的金库所存现金7000万元，亦被洗劫一空。据统计，仅9月18日一夜之间，沈阳损失即达18亿元之多。
九．“9.18事变”当夜，是谁下令“不抵抗”？
“9.18事变”爆发的当夜（即9月18日22点20分到19日凌晨），在奉天的东北军代司令、参谋长荣臻是通过电话直接向在北平的张学良报告情况、请求指示的，当时张学良外出，荣臻没与张学良联络上，因而只能按照蒋介石8月16日“铣电”的指示，命令东北军“不抵抗”。所以，9.18当夜最早下令“不抵抗”的是荣臻。
后来张学良接到了报告，由于没做准备、缺乏经验、误判情况，也仍然下令不抵抗。
蒋介石在“9.18事变”爆发的那个夜晚，是不可能了解、掌握奉天当地的第一手情况的。因而没有给张学良下过不抵抗命令。当然，也没有命令张学良率军抵抗。
所以，在“9.18事变”当夜，命令东北军不抵抗的先是荣臻、后是张学良，不是蒋介石。这一点，张学良在晚年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也是承认的:“(对于日本军队的进攻)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么做，我想绝对不会的，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了。”
不过，荣臻为什么下令“不抵抗”？其依据还是蒋介石在8月16日和9月12日两次做出的“不抵抗”的指示。所以，“不抵抗”的罪魁祸首还是蒋介石。
但是，鉴于东北当时处于半独立状态，有很大的自主性，所以，张学良也要为不抵抗承担很大责任。
十．“9.18事变”的第二阶段
9月19日，日军攻占南满、安奉两铁路沿线的重要城镇长春、营口、田庄台、盖平、复县、大石桥、海城、辽阳、鞍山、铁岭、开原、昌图、四平街、公主岭、安东、凤凰城、本溪、抚顺、沟邦子等地。
21日，驻吉林省的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投敌，所部大多归降，日军第2师团主力进占吉林。同日，日本朝鲜军增派的混成第39旅和两个飞行中队进抵奉天，支援关东军作战。
至9月25日，在一周时间内，日军便迅速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的30余个城市和12条铁路线。基本控制了辽宁、吉林两省。
十一. “9.18事变”第二阶段，“不抵抗”成为蒋介石、国民党公开的国策
9月19日，奉天事变情况被报告到南京，留守南京的国民党大员们慌作一团，急电给在江西“剿共”的蒋介石回宁主持一切。9月21日，蒋介石从“剿共”前方回到南京。面对日寇赤裸裸的侵略行径，依然采取不抵抗政策。
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除了决定9月18日为中国国耻日，23日全国下半旗哀悼奉天陷落外，没有采取任何军事措施去抵抗日军的侵略、收复失地。
从9月19日到25日，日军继续侵占辽宁、吉林各地时，蒋介石、张学良仍然没有组织任何抵抗、反击，而且居然连表面文章、文字游戏都不肯做一下。
有些为蒋介石辩护的人说，蒋介石在“9.18事变”发生后没有给张学良下过“不抵抗”的手令，是张学良自己不抵抗的。但这些人忘了一个基本事实:在9月19日奉天陷落之后，日本关东军侵占东北的意图已大白于天下。蒋介石作为国家领导人（尽管是名义上的），守土有责，天经地义要组织抵抗。抵抗后战败撤退，与不抵抗白丢国土，对于一个国家政权、军队和领导人来讲，绝对是两个不同概念。
如果蒋介石下令抵抗而张学良没有执行，那是张学良不抵抗。但是，从9月19日到25日，蒋介石给张学良下过坚决抵抗、不许后退、反攻收复失地的命令吗？没有！蒋介石给张学良下过酌情抵抗、相机行事的命令吗？也没有！
那么，蒋介石下过什么命令呢？9月23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告全国同胞书》中是这样声明的:“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诰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然为维持吾国家之独立，政府已有最后之决心，为自卫之准备，决不辜负国民之期望。”
既然已经“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那东北军还怎么抵抗，抵抗就得有冲突。你给东北军下了一个“对日军避免冲突”的“严格”命令，然后又说我没命令他们“不抵抗”，这不是胡说八道是什么？
对于日军武力侵占中国东北，蒋介石政府的解决方法是“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
在“9.18事变”前，“不抵抗”只是内部指示，但在“9.18事变”爆发后，“不抵抗”竟然成了国民党蒋介石公开的国策（尽管换了个名词叫“避免冲突”）！
十二. “9.18事变”发生后，日本政府的态度
日本军部在1931年6月制定的《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是打算在1932年，经过准备之后，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关东军发动“9.18事变”事先并没有向军部报告。
日本当时的若榇内阁对于关东军发动的“9.18事变”基本持反对态度，9月19日，日本内阁制定了“不扩大事态”的处理方针。要求事变不得扩大，禁止关东厅（日本驻关东州的政务机构）和满铁公司参与事变。在辽宁的关东军部队集中到奉天，在吉林的关东军部队集中到长春。陆军大臣南次郎、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向驻朝鲜军司令林铣一郎下令按兵待命，不许增援关东军。9月25日，日本代表在“国际联盟”宣布了日本政府的方针:1）日本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2）日本的军事行动是为了保护当地的日本居民；3）日本军队将立刻开始撤退。
但关东军的军官们根本不理会上面的指示，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林铣一郎也是狂热的军国主义者，违令派出3万驻朝军队增援关东军（日本驻朝鲜军只有两个师团，3万人）。
由此可见，由于关东军是自行策划、发动的“9.18事变”，事变后遭到了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反对，处境很孤立。但由于蒋介石政府在“9.18事变”发生后竟然公开采取“不抵抗”政策，使关东军得以迅速控制辽、吉两省，并且在毫无危胁的情况下，从容地在东北各地招降纳叛，巩固占领成果，并策划进一步侵占黑龙江省。
十三.“9.18事变”的第三阶段
1．关东军暂停军事进攻
到1931年9月25日，日军攻占了辽宁、吉林两省的三十座城市，并完全控制了十二条铁路。基本完成了对辽宁、吉林两省的控制。这样的战果连关东军自己都难以相信。但这时，两个难题摆在了关东军面前:
其一.在辽宁的东北军大都撤到了沈阳以南的军事重镇锦州，聚集在锦州的东北军达十几万之众，继续进攻锦州，关东军兵力不足。
其二.吉林以北的黑龙江省是苏联的势力范围，贸然进攻黑龙江，怕导致苏联出兵。
所以，关东军就此暂时停止了进一步进攻，一方面巩固取得的战果，同时对东北军政官员开始招降纳叛。
2．马占山江桥抗战
1931年10月1日，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投敌，关东军采取以华制华的方针，命张海鹏所部3个团向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进犯。10月中旬张海鹏部进至嫩江桥时，被当地守桥部队击退。守军为阻止日伪军进犯，将嫩江铁路桥的第1、第2、第5号桥炸毁。
11月4日，关东军第2师团等部队4000余人和伪军张海鹏部以掩护修桥为借口，向嫩江桥北守军发动攻击。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代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副司令长官马占山，不顾蒋介石政府“对日军避免冲突”的命令，指挥3个旅又5个团共1.6万余人进行了江桥抗战，在江桥、大兴、三间房、昂昂溪等地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战至11月18日晚，终因伤亡惨重而弃守省城，撤往克山、海伦，并在海伦组建黑龙江省政府，继续组织抗日。11月19日，日军攻陷齐齐哈尔。
江桥抗战,胡子出身的马占山也因此名垂青史。
3．张学良弃守锦州
“9.18事变”后，张学良把东北军政机关搬到锦州，聚集在锦州的东北军达十几万人。10月18日，关东军试图进攻锦州，驱逐张学良。但日军参谋本部连续下达4次命令，严令关东军回军。这以后一直到1931年12月底，日军没有对锦州采取军事行动。
日军攻占黑龙江省主要城镇后，随即回师奉天，准备进攻辽西地区。此时，蒋介石已经下野，当政的孙科等国民党大员致电要求张学良抵抗。但张学良顾虑重重，最终选择了不战撤出锦州。1931年12月28日，关东军第2师团主力由田庄台、营口之间渡过辽河向锦州进犯，1932年1月2日，张学良部队完成从锦州的撤军。1月3日，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
张学良率十几万之众，不战放弃锦州，等于公开宣布东北军政当局放弃了东三省。此举极大打击了东北各地抗日军民的士气，使日军可以集中力量北上打击在黑龙江抗日的马占山等人。这是张学良在“9.18事变”中最大的失误。而且这个失误与蒋介石无关！
4．哈尔滨陷落
1932年1月28日，关东军命第3旅由长春向哈尔滨进攻,随即又从辽西调第2师团北上增援（关东军就那么一点人马，第2师团从南调到北，从北调到南，再从南调到北）。31日，以原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李杜为总司令的吉林自卫军奋起进行哈尔滨保卫战。经五天激战，自卫军伤亡惨重，被迫撤往宾县。1932年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
随后,日军分兵向退守海伦的黑龙江省政府和退守宾县的吉林省政府继续进攻。
以哈尔滨陷落为标志，日本关东军完成了对东三省的军事占领。
十四. 伪满洲国粉墨登场
1932年3月1日，关东军扶植的傀儡、清废帝溥仪出任"执政"的伪满洲国发表"诞生"通电。至此，东三省沦为日本殖民地。“9.18事变”以关东军在军事、政治方面的双胜利而告终。
2008年09月17日 16:49文摘
有关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政策，多年来都流传说：是蒋介石下令让张学良不抵抗的，但后来又把不抵抗的责任都归到张学良头上。张学良替蒋介石背了黑锅。现在史学界正在对此进行澄清。这里专门介绍张学良晚年对此问题的说法。
张学良晚年多次谈及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责任问题。他反复说明，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国民政府中央。他是在获得自由的情况下谈这一问题的。
1990年，日本广播协会采访张学良时，张学良说：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令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但日本广播协会的采访录认为：“关于不抵抗政策，张学良极力证明并非蒋介石的责任，考虑到他现在所处的立场，不得不做如是说。”意指张学良身居台湾，出于处境，不能不这样说，上述不能代表张的真实思想。
其实不然。张学良从来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性格。一般来说，他不会屈从于形势，言不由衷。特别是到了1990年，不仅蒋介石早已逝去，蒋经国亦已辞世，他已基本上获得自由。是年6月1日，台湾政要张群等人和张学良的亲友在台北圆山饭店公开为张九十岁生日庆寿，或可视作张学良获得自由的一个标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他是在这之后。没过多久，他即赴美访游。假如说，蒋氏父子，尤其是蒋介石在世时，他谈历史问题还有所顾忌的话，这时他应是可以直言了。也正因为如此，他这时才主动邀请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教授“为他的回忆录捉刀”。1991年张学良赴美纽约期间，他又主动要求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留学生座谈抗日战争历史，由此引发了哥大口述历史处与张学良合作，记录他口述历史的工作。
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曼哈顿中城贝公馆接受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老报人李勇等8人访谈时，有人提问：“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说：蒋介石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藉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张学良不止一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问题，他都是这样说的。他不仅公开答记者问如是说，即在私下对他所信任的人也同样是这样讲的。有文章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给张学良10余件电报函件，令其不抵抗。张学良的部下王卓如、阎宝航建议他将这些电报妥为保存。后来张氏夫人于凤至让张学良赴欧考察时，特地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因为有这些函电，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即以此威胁，使国民政府中央和蒋介石不敢加害张学良。但有的学者指出：阎宝航、王卓如晚年均在大陆，也写过有关张学良的文章，但均未提及将不抵抗命令原件存于汇丰银行这样的大事。据为张学良所信任，替张氏记录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张之宇记载：“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件，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推卸责任。外间传说我有蒋（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谕存在于凤至手中，是扯淡。于凤至不是那种人。”
著名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应张学良之邀，为他录载他的口述历史。唐记载了张学良回答他询问九一八事变不抵抗问题的一段谈话。张学良与唐德刚谈话记录中，对“不抵抗命令”有如下一段记述：“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绝对不是的。”张学良说：“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他解释当时他为什么下令不抵抗：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引者注），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张学良说明：“这就是我给你的解释。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
唐德刚教授笑着感慨道：“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都说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唐教授探询地问张学良。张学良回答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张学良自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下不抵抗命令者，是他自己，而非中央政府。这是对“不抵抗主义”责任最有力的澄清。
有关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政策，多年来都流传说：是蒋介石下令让张学良不抵抗的，但后来又把不抵抗的责任都归到张学良头上。张学良替蒋介石背了黑锅。现在史学界正在对此进行澄清。这里专门介绍张学良晚年对此问题的说法。
张学良晚年多次谈及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责任问题。他反复说明，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国民政府中央。他是在获得自由的情况下谈这一问题的。
1990年，日本广播协会采访张学良时，张学良说：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令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但日本广播协会的采访录认为：“关于不抵抗政策，张学良极力证明并非蒋介石的责任，考虑到他现在所处的立场，不得不做如是说。”意指张学良身居台湾，出于处境，不能不这样说，上述不能代表张的真实思想。
其实不然。张学良从来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性格。一般来说，他不会屈从于形势，言不由衷。特别是到了1990年，不仅蒋介石早已逝去，蒋经国亦已辞世，他已基本上获得自由。是年6月1日，台湾政要张群等人和张学良的亲友在台北圆山饭店公开为张九十岁生日庆寿，或可视作张学良获得自由的一个标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他是在这之后。没过多久，他即赴美访游。假如说，蒋氏父子，尤其是蒋介石在世时，他谈历史问题还有所顾忌的话，这时他应是可以直言了。也正因为如此，他这时才主动邀请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教授“为他的回忆录捉刀”。1991年张学良赴美纽约期间，他又主动要求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留学生座谈抗日战争历史，由此引发了哥大口述历史处与张学良合作，记录他口述历史的工作。
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曼哈顿中城贝公馆接受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老报人李勇等8人访谈时，有人提问：“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说：蒋介石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藉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张学良不止一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问题，他都是这样说的。他不仅公开答记者问如是说，即在私下对他所信任的人也同样是这样讲的。有文章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给张学良10余件电报函件，令其不抵抗。张学良的部下王卓如、阎宝航建议他将这些电报妥为保存。后来张氏夫人于凤至让张学良赴欧考察时，特地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因为有这些函电，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即以此威胁，使国民政府中央和蒋介石不敢加害张学良。但有的学者指出：阎宝航、王卓如晚年均在大陆，也写过有关张学良的文章，但均未提及将不抵抗命令原件存于汇丰银行这样的大事。据为张学良所信任，替张氏记录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张之宇记载：“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件，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推卸责任。外间传说我有蒋（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谕存在于凤至手中，是扯淡。于凤至不是那种人。”
著名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应张学良之邀，为他录载他的口述历史。唐记载了张学良回答他询问九一八事变不抵抗问题的一段谈话。张学良与唐德刚谈话记录中，对“不抵抗命令”有如下一段记述：“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绝对不是的。”张学良说：“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他解释当时他为什么下令不抵抗：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引者注），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张学良说明：“这就是我给你的解释。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
唐德刚教授笑着感慨道：“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都说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唐教授探询地问张学良。张学良回答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张学良自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下不抵抗命令者，是他自己，而非中央政府。这是对“不抵抗主义”责任最有力的澄清。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悍然发动了震惊世界的“918事变”，占领了东北军的驻地北大营，不久又占领了整个东北。事变发生后，中国军队是否进行了抵抗？东北军是怎样撤出北大营驻地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到底从何时开始？这些半个世纪前的历史谜团始终困惑着人们。2006年11月12日上午，在沈阳市中山公园孙中山纪念馆举办的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图片展的开幕仪式后，记者采访了著名抗日将领王铁汉的女儿王翠凤及918战争史专家张一波教授。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王铁汉在北大营率军抵抗，打响抗日战争第一枪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关东军制定的一个蓄谋已久的侵略计划。据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德良考证：1931年6月末驻沈阳的关东军头目板垣、石原、花谷正等已制定出具体的侵略东北的计划，原定实施时间是9月28日。后来由于该计划在日本军队内部暴露，这伙关东军头目才决定提前10天实施。
1931年，31岁的王铁汉正在东北军陆军第7旅620团任团长。他的团与另外两个团驻扎在东北军的军事基地――北大营。 北大营始建于1907年，建成后一直是驻兵重地，成为保卫沈阳的北面藩篱。当时的第7旅是东北军的王牌旅，总兵力有9700多人。
9月18日22时20分，突然一声巨响，南满铁路柳条湖段附近一股浓烟腾空而起。这是事后查明日军自己炸坏南满铁路一段，诡称中国军队炸毁铁路的爆炸声。这是震惊中国的一响，也是震惊世界的一响！
当时王铁汉正在家中，他以为是地雷爆炸，这是近几天司空见惯的事，并没引起注意。22时25分左右，爆炸声刚过，又响起隆隆炮声，埋伏在北大营围墙外面的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的步兵在炮兵掩护下，以坦克开路，突然向北大营发起攻击。王铁汉得知消息觉得事态并不寻常，立即骑马赶到团部。他拿起电话呼叫旅部，始知旅长仍在城内。11时之后王铁汉得知，另两个团已经向东山嘴子撤退，但他始终没有接到上级的命令，只好留在兵营做战斗前的准备。到12时，旅长终于从沈阳城内打来电话，指示说：“不抵抗，等候交涉。”随后就失去联络。
“等候”不等于“挨打”。 王铁汉巡视了620团的防区，决心在日军向营房进攻时，进行还击。19日凌晨1时40分，日军步兵200余人和后续部队，向620团营地逼近并炮击营房。这时，东北军司令长官公署军事厅长荣臻来电话询问情况，并严令“不准抵抗”。王铁汉激愤地回答：“敌人侵吾国土，攻吾兵营，斯可忍，则国格、人格，全无法维持。而且现在官兵愤慨，都愿与北大营共存亡。敌人正在炮击本团营房，本团官兵不能持枪待毙。”
荣厅长当即指示：“将弹药缴库。”王铁汉斩钉截铁地说：“在敌人炮攻之下，实在无法遵命，我也不忍这样执行命令。”荣厅长又问：“你为什么不撤出？”王铁汉回答：“只奉到不抵抗、等候交涉的指示，并无撤出的命令。”荣厅长气哼哼地说：“那么你现在就撤出营房，否则，你要负一切责任！”电话也告中断。
正在王铁汉准备组织部队撤退的时候，日军的炮火更加猛烈，北大营上空火光冲天，炮弹呼啸，400余名日军在炮火掩护下已经向二营发起新的进攻。王铁汉眼见着许多战士倒在日军的枪弹下，北大营的东北军伤亡惨重……
“狗日的……！”王铁汉义愤填膺，从腰间拔出手枪，高声命令道：“打！”
打！这是爱国将士发自肺腑的声音！打！这是中华民族的愤怒呐喊！打！这是王铁汉为了保护更多的战士免于牺牲、为了捍卫中国军队的尊严，冒着违抗“将弹药缴库”的军命被迫选择的自卫还击战！
王铁汉的命令下达之后，东北军的子弹愤怒地射向敌人，日军当即死伤40余人，其余的日军龟缩回去。凌晨5时，就在日军攻击受挫之际，王铁汉在上级再一次催促撤退的命令下，率部队忍痛撤出了北大营。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军队抵抗了三个小时后，全部撤出北大营。王铁汉以他的“铁汉”雄风，在那个屈辱之夜，为捍卫民族尊严挺身而出、拔枪而起，率军给侵略者的迎头一击。他向世界昭示：中国人民不可辱！中华民族不可欺！中华民族坚苦卓绝的14年抗日战争开始了！
后来，王铁汉先后率部参加了长城抗战、淞沪抗战、长沙会战、南昌会战、浙赣战役等著名抗日战事，成为闻名世界的中国军队抗日将领。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他曾奉命赴杭州受降。
1948年，王铁汉两次重返北大营，曾经痛哭连呼：“惨不惨！……”
辽宁“九一八战争研究会”名誉会长，辽宁省党校78岁高龄的老教授张一波是中国抗日战争史的权威研究专家。他一直从事918战争的历史研究、资料整理、实地考证工作。记者就是应他的邀请前往沈阳进行这次采访的。他给记者讲述了下面的往事：
北大营，作为九一八事变的一个重要发生地，现已经不复存在。仅剩下一处面积不到300平方米的残缺掩体，一棵104岁老杨树。 见证历史的遗迹在逐渐消失，他一直在为“留住历史的记忆”奔走呼喊，为九一八事变寻找历史证人。
去年，张一波教授发出了一个特殊的“寻人启事”：寻找北大营邻居100人；寻找北大营将士遗属亲友100人；寻找北大营撤退战役知情者100人；他还寻找到下令打响抗日第一枪的王铁汉的贴身警卫兼司机李明德。
李明德是沈阳教学仪器厂的离休干部，有着传奇式的经历。他最早为国民党参谋总长、东北行营主任陈诚当司机，1947年初开始给国民党辽宁省政府主席兼沈阳防守区司令官王铁汉当贴身警卫兼司机? 。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前一天，又成为张学良四弟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张学思的司机，后又为全国政协副主席高崇民开车5年。
据李明德回忆：王铁汉在沈阳任职期间，曾带他去过两次北大营。第一次是1948年2月上旬的一天，在车里，王铁汉详细讲述了918夜里日军进攻北大营的情景。 王铁汉说，当时东北军并不是一点防备都没有，北大营里的树都是呈现三角形布局种下的，为的就是用来抵挡来自不同方向的子弹。日本军队打进来时，620团不少士兵都爬到了树上。后来，树上的战士暴露，我下令开枪，与敌人展开肉搏……
第二次是1948年4月的一天，王铁汉请马占山等抗日将领再次来到北大营。王铁汉当时很激动地对大家说，日本军队进攻北大营时，我们兵力将近8000人，敌方的兵力仅有不到700人。我们并不是不能战胜敌人，是上面“不抵抗”的命令逼迫我们撤退。正是因为这个“不抵抗”命令，日本人才打进了中国，14年间伤害了我们几千万同胞！……
王铁汉说着说着失声痛哭起来，连声说：“惨不惨？惨不惨？！”
马占山也跟着哭了，在场的人全都流下眼泪。
张一波教授告诉记者：王铁汉1999年在台湾去世前，曾委托回大陆的朋友谭维中寻找当年的司机李明德，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去年，李明德老人的出现了却了王铁汉未遂心愿，也为918提供了新的重要见证。
78岁的张一波教授将晚年全部精力都放在九一八事变的研究上，他卖掉自己惟一的房子换回资金创办“九一八战争研究会”和“九一八战争网站”；他几十年如一日，披肝沥胆，为还历史真相奔走呼号；他忠告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屈辱的历史。 今天，当年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见证九一八事变的人所剩无几，但是，那段历史和日本侵略者曾经给中华民族带来的苦难历史却不可以忘却。
正如张一波教授所说：“我们研究九一八事变，并不是纠缠历史，而是为了和平，记住战争；为了友好，研究历史；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我们的愿望是通过历史研究，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促进国际社会的和谐发展！”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王铁汉在北大营率军抵抗，打响抗日战争第一枪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关东军制定的一个蓄谋已久的侵略计划。据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德良考证：1931年6月末驻沈阳的关东军头目板垣、石原、花谷正等已制定出具体的侵略东北的计划，原定实施时间是9月28日。后来由于该计划在日本军队内部暴露，这伙关东军头目才决定提前10天实施。
1931年，31岁的王铁汉正在东北军陆军第7旅620团任团长。他的团与另外两个团驻扎在东北军的军事基地――北大营。 北大营始建于1907年，建成后一直是驻兵重地，成为保卫沈阳的北面藩篱。当时的第7旅是东北军的王牌旅，总兵力有9700多人。
9月18日22时20分，突然一声巨响，南满铁路柳条湖段附近一股浓烟腾空而起。这是事后查明日军自己炸坏南满铁路一段，诡称中国军队炸毁铁路的爆炸声。这是震惊中国的一响，也是震惊世界的一响！
当时王铁汉正在家中，他以为是地雷爆炸，这是近几天司空见惯的事，并没引起注意。22时25分左右，爆炸声刚过，又响起隆隆炮声，埋伏在北大营围墙外面的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的步兵在炮兵掩护下，以坦克开路，突然向北大营发起攻击。王铁汉得知消息觉得事态并不寻常，立即骑马赶到团部。他拿起电话呼叫旅部，始知旅长仍在城内。11时之后王铁汉得知，另两个团已经向东山嘴子撤退，但他始终没有接到上级的命令，只好留在兵营做战斗前的准备。到12时，旅长终于从沈阳城内打来电话，指示说：“不抵抗，等候交涉。”随后就失去联络。
“等候”不等于“挨打”。 王铁汉巡视了620团的防区，决心在日军向营房进攻时，进行还击。19日凌晨1时40分，日军步兵200余人和后续部队，向620团营地逼近并炮击营房。这时，东北军司令长官公署军事厅长荣臻来电话询问情况，并严令“不准抵抗”。王铁汉激愤地回答：“敌人侵吾国土，攻吾兵营，斯可忍，则国格、人格，全无法维持。而且现在官兵愤慨，都愿与北大营共存亡。敌人正在炮击本团营房，本团官兵不能持枪待毙。”
荣厅长当即指示：“将弹药缴库。”王铁汉斩钉截铁地说：“在敌人炮攻之下，实在无法遵命，我也不忍这样执行命令。”荣厅长又问：“你为什么不撤出？”王铁汉回答：“只奉到不抵抗、等候交涉的指示，并无撤出的命令。”荣厅长气哼哼地说：“那么你现在就撤出营房，否则，你要负一切责任！”电话也告中断。
正在王铁汉准备组织部队撤退的时候，日军的炮火更加猛烈，北大营上空火光冲天，炮弹呼啸，400余名日军在炮火掩护下已经向二营发起新的进攻。王铁汉眼见着许多战士倒在日军的枪弹下，北大营的东北军伤亡惨重……
“狗日的……！”王铁汉义愤填膺，从腰间拔出手枪，高声命令道：“打！”
打！这是爱国将士发自肺腑的声音！打！这是中华民族的愤怒呐喊！打！这是王铁汉为了保护更多的战士免于牺牲、为了捍卫中国军队的尊严，冒着违抗“将弹药缴库”的军命被迫选择的自卫还击战！
王铁汉的命令下达之后，东北军的子弹愤怒地射向敌人，日军当即死伤40余人，其余的日军龟缩回去。凌晨5时，就在日军攻击受挫之际，王铁汉在上级再一次催促撤退的命令下，率部队忍痛撤出了北大营。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军队抵抗了三个小时后，全部撤出北大营。王铁汉以他的“铁汉”雄风，在那个屈辱之夜，为捍卫民族尊严挺身而出、拔枪而起，率军给侵略者的迎头一击。他向世界昭示：中国人民不可辱！中华民族不可欺！中华民族坚苦卓绝的14年抗日战争开始了！
后来，王铁汉先后率部参加了长城抗战、淞沪抗战、长沙会战、南昌会战、浙赣战役等著名抗日战事，成为闻名世界的中国军队抗日将领。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他曾奉命赴杭州受降。
1948年，王铁汉两次重返北大营，曾经痛哭连呼：“惨不惨！……”
辽宁“九一八战争研究会”名誉会长，辽宁省党校78岁高龄的老教授张一波是中国抗日战争史的权威研究专家。他一直从事918战争的历史研究、资料整理、实地考证工作。记者就是应他的邀请前往沈阳进行这次采访的。他给记者讲述了下面的往事：
北大营，作为九一八事变的一个重要发生地，现已经不复存在。仅剩下一处面积不到300平方米的残缺掩体，一棵104岁老杨树。 见证历史的遗迹在逐渐消失，他一直在为“留住历史的记忆”奔走呼喊，为九一八事变寻找历史证人。
去年，张一波教授发出了一个特殊的“寻人启事”：寻找北大营邻居100人；寻找北大营将士遗属亲友100人；寻找北大营撤退战役知情者100人；他还寻找到下令打响抗日第一枪的王铁汉的贴身警卫兼司机李明德。
李明德是沈阳教学仪器厂的离休干部，有着传奇式的经历。他最早为国民党参谋总长、东北行营主任陈诚当司机，1947年初开始给国民党辽宁省政府主席兼沈阳防守区司令官王铁汉当贴身警卫兼司机? 。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前一天，又成为张学良四弟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张学思的司机，后又为全国政协副主席高崇民开车5年。
据李明德回忆：王铁汉在沈阳任职期间，曾带他去过两次北大营。第一次是1948年2月上旬的一天，在车里，王铁汉详细讲述了918夜里日军进攻北大营的情景。 王铁汉说，当时东北军并不是一点防备都没有，北大营里的树都是呈现三角形布局种下的，为的就是用来抵挡来自不同方向的子弹。日本军队打进来时，620团不少士兵都爬到了树上。后来，树上的战士暴露，我下令开枪，与敌人展开肉搏……
第二次是1948年4月的一天，王铁汉请马占山等抗日将领再次来到北大营。王铁汉当时很激动地对大家说，日本军队进攻北大营时，我们兵力将近8000人，敌方的兵力仅有不到700人。我们并不是不能战胜敌人，是上面“不抵抗”的命令逼迫我们撤退。正是因为这个“不抵抗”命令，日本人才打进了中国，14年间伤害了我们几千万同胞！……
王铁汉说着说着失声痛哭起来，连声说：“惨不惨？惨不惨？！”
马占山也跟着哭了，在场的人全都流下眼泪。
张一波教授告诉记者：王铁汉1999年在台湾去世前，曾委托回大陆的朋友谭维中寻找当年的司机李明德，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去年，李明德老人的出现了却了王铁汉未遂心愿，也为918提供了新的重要见证。
78岁的张一波教授将晚年全部精力都放在九一八事变的研究上，他卖掉自己惟一的房子换回资金创办“九一八战争研究会”和“九一八战争网站”；他几十年如一日，披肝沥胆，为还历史真相奔走呼号；他忠告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屈辱的历史。 今天，当年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见证九一八事变的人所剩无几，但是，那段历史和日本侵略者曾经给中华民族带来的苦难历史却不可以忘却。
正如张一波教授所说：“我们研究九一八事变，并不是纠缠历史，而是为了和平，记住战争；为了友好，研究历史；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我们的愿望是通过历史研究，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促进国际社会的和谐发展！”
2008年09月17日 16:43萨苏博客【大 中 小】 【打印】 日前回国见到我的一个长辈，他是师大历史系教授，曾作过张学良父子的研究，为此我把在日本收集的皇姑屯事变珍贵照片二十余张送给他。他很喜欢，说研究张作霖的时候，曾经采访过一个张学良的卫士，叫做郑景山。郑是东北讲武堂学生，辽宁朝阳人。张学良有一个骑兵卫队（郭松龄事变以后扩编为一个营），他一直在其中，西安事变后郑因为不满东北军上层妥协接受南京条件，辞官回家务农。他口中的张学良父子，颇有些特别的味道。
一． 我不怕日本子
郑景山说，张作霖和张学良性格不太一样，他虽然看来北人南相，但性格刚烈果断，特别是和日本的关系上，有一次张作霖父子的对话颇能反映这一点。
那是北伐战争时期，张学良从前线回来，因为战况不利，劝张作霖不要继续和南方打仗，老将（当时张学良背后叫张作霖“老将”）不听。张学良说日本人盼着我们打，不要我们向前打，日本人抄了我们的后路，我们打不过日本人，要吃苦头的。
张作霖大怒，拍桌子叫道：我有三十万东北军，我才不怕日本子！他撑死了在南满有一万三千人，要想收拾他我让藏式毅把辽宁各县的县长公安局长召集起来开个会，三天把他的铁路扒了。东北军先打重镇大连旅顺，他一万三千人怎么跟我打？我怕什么日本子？
当时，张氏父子说话，张学良的几个卫士，东北军的将领邢士廉都随侍在旁。这段话是我看到这位长辈记录在笔记上的，不敢说字字都对，但基本是原始材料了。
从这段话看，张作霖父子，对于日本在东北的实力，都是有警觉的，但是老帅打江山几十年，虽不读书却有经验，盛怒之下，瞬间判断双方力量对比依然相当准确，几条措施也颇有可行之处，方针更明确鲜明。相比之下看九一八少帅的对应，则显得不知己亦不知彼，心中无数，看来在阅历方面，确不如乃父远矣。
二．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在西安相当活跃，这时他的警卫骑兵队已经扩编为骑兵营，因为这些人都是军事人才，他出国期间这些人有的被东北军其他将领拉走，颇有流散，郑景山始终在营中不走，张学良对他颇为赞赏。
张学良平时说话并不粗俗，但也不是知识分子腔调，有点儿象老北京的旗人子弟。只是西安事变前张说话颇有些异常。有一天郑景山从早上陪他出去，见从北京来的教授，好像其中有顾颉刚，张入客厅后和教授们攀谈甚欢，话语激进，居然满口都是马克思主义，大谈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说的头头是道，并表示日内东北军就要和日军决一死战。几位教授本来是来劝说张进步抗日的，这时反而劝他不要着急，注意集中力量，谋定而后动。有位教授说：“我们要胜利的英雄张副司令，不要失败的英雄张副司令。”
这样到下午，张又见几个法国客人，一边放留声机，一边在沙发上用英语和这些人交谈。张的英语水平不错，可以直接和外国人交谈，不需要翻译。张学良通外语，能开飞机，马术出色，这就不是今天一些公子哥能比的了。到了晚上，张送走外国人，和军官训练团的一些高级将领谈话吃饭，席间又满口东北土话，一副老帅的粗犷形象。后来郑景山才知道，这些都是老帅时代的一些部队主官，张学良正在重整东北军，提拔少壮军官，这些老人渐渐失势，都有怨言。而张学良基本能够笼络住他们，直到西安事变以后张离开东北军，新旧将领之间的矛盾才激化起来，发生了二二事件。
郑景山晚上扈从张返回，张笑对他说：“今天太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看来，张并不是一个没有政治头脑和政治手腕的公子哥儿。
三． 皇姑屯
皇姑屯事件是日军炸死张作霖的行动，有些报道称张被救出以后不久死亡，之前说过自己的两条腿都没了，不成了一类的话，而他关于东北局面，留下了怎样的政治遗言，则若明若暗。
按照郑景山转达张作霖医官温守善（皇姑屯事件后，温抱着张坐车回府）的话，张作霖的交代是比较清晰的，他判断除了日本人，别人炸不了他。他嘱咐的话是：让小六子（即张学良）回来，不要让他坐火车回来，让他把东北军都带回来，打。。。
温说张说完“打”就昏迷过去，到帅府再醒来，即自知不豫了。
郑景山是随张学良一同返回沈阳的，为了避免被日军再次炸掉，他们是混在黄显声所部新编第一旅的士兵中悄悄出关的。那一次张学良为了和士兵形象接近，剃了光头穿士兵服装，可能也是他一生唯一一次剃光头。
黄显声是张的亲信，对这件事的判断很敏锐，说他们能炸老帅难保不能炸少帅。黄是东北军少壮派将领，能打仗，后来死在白公馆大屠杀，很可惜。
郑说张学良回到沈阳的时候张作霖还没有入殓，张学良是看过他父亲的遗容的，但他当时只是叹口气，没有落泪，郑觉得有些奇怪，现在想来是因为当时周围险象环生，日军随时可能动手，张学良还顾不上儿女私情吧。
有些文章认为张出关非常隐秘，被日军炸死说明日军的情报工作深入缜密云云。
其实从上述内容，比如两张说话的时候不避讳卫士在场，可以看出张氏东北军集团对于保密工作重视不够。东北军上下颇有旧绿林义气遗风，戴笠也表示对东北军的地下工作最好做（翻过来阎锡山最滑头）。张出关这事也是一样，他走之前，永定门火车站堆满张的家具细软，自己又不够策略的召集北京各国领事，交代今后北京政局，已经很清楚的暴露了即将出关的企图。事实上张作霖刚一出京，上海的报纸上就登出了消息，可见其保密性之差。记者都能够知道的消息，日本方面稍加留心自然也不难入手，这倒不是日本的特工有多高明了。
[完]
另,刚才翻笔记,张作霖原话比我的厉害多了
抄录郑景山原话于下:
老将训少帅,说:"我就不信你小子的话,你是胆小鬼...我们兵工厂里有二三十万支好枪,有一千多门迫击炮,天上有飞机下蛋,地上有四条腿的骑兵...我就是不怕日本子,日本子在南满铁路顶多有一万三,我要打日本子,先叫藏式毅召集南满路沿线各县县长,公安局长开个会,定个日期,一夜之间就把铁路都给扒了,给他埋在地下.咱东北军有三十万,重兵先占领旅顺大连,一万多日本子就交待了.咱怕日本子干啥呢?"
枭雄之形,溢于言表.兄弟这种没当过兵干过胡子的,复述都没有那个劲儿.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 ... 7_4667_789324.shtml
一． 我不怕日本子
郑景山说，张作霖和张学良性格不太一样，他虽然看来北人南相，但性格刚烈果断，特别是和日本的关系上，有一次张作霖父子的对话颇能反映这一点。
那是北伐战争时期，张学良从前线回来，因为战况不利，劝张作霖不要继续和南方打仗，老将（当时张学良背后叫张作霖“老将”）不听。张学良说日本人盼着我们打，不要我们向前打，日本人抄了我们的后路，我们打不过日本人，要吃苦头的。
张作霖大怒，拍桌子叫道：我有三十万东北军，我才不怕日本子！他撑死了在南满有一万三千人，要想收拾他我让藏式毅把辽宁各县的县长公安局长召集起来开个会，三天把他的铁路扒了。东北军先打重镇大连旅顺，他一万三千人怎么跟我打？我怕什么日本子？
当时，张氏父子说话，张学良的几个卫士，东北军的将领邢士廉都随侍在旁。这段话是我看到这位长辈记录在笔记上的，不敢说字字都对，但基本是原始材料了。
从这段话看，张作霖父子，对于日本在东北的实力，都是有警觉的，但是老帅打江山几十年，虽不读书却有经验，盛怒之下，瞬间判断双方力量对比依然相当准确，几条措施也颇有可行之处，方针更明确鲜明。相比之下看九一八少帅的对应，则显得不知己亦不知彼，心中无数，看来在阅历方面，确不如乃父远矣。
二．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在西安相当活跃，这时他的警卫骑兵队已经扩编为骑兵营，因为这些人都是军事人才，他出国期间这些人有的被东北军其他将领拉走，颇有流散，郑景山始终在营中不走，张学良对他颇为赞赏。
张学良平时说话并不粗俗，但也不是知识分子腔调，有点儿象老北京的旗人子弟。只是西安事变前张说话颇有些异常。有一天郑景山从早上陪他出去，见从北京来的教授，好像其中有顾颉刚，张入客厅后和教授们攀谈甚欢，话语激进，居然满口都是马克思主义，大谈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说的头头是道，并表示日内东北军就要和日军决一死战。几位教授本来是来劝说张进步抗日的，这时反而劝他不要着急，注意集中力量，谋定而后动。有位教授说：“我们要胜利的英雄张副司令，不要失败的英雄张副司令。”
这样到下午，张又见几个法国客人，一边放留声机，一边在沙发上用英语和这些人交谈。张的英语水平不错，可以直接和外国人交谈，不需要翻译。张学良通外语，能开飞机，马术出色，这就不是今天一些公子哥能比的了。到了晚上，张送走外国人，和军官训练团的一些高级将领谈话吃饭，席间又满口东北土话，一副老帅的粗犷形象。后来郑景山才知道，这些都是老帅时代的一些部队主官，张学良正在重整东北军，提拔少壮军官，这些老人渐渐失势，都有怨言。而张学良基本能够笼络住他们，直到西安事变以后张离开东北军，新旧将领之间的矛盾才激化起来，发生了二二事件。
郑景山晚上扈从张返回，张笑对他说：“今天太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看来，张并不是一个没有政治头脑和政治手腕的公子哥儿。
三． 皇姑屯
皇姑屯事件是日军炸死张作霖的行动，有些报道称张被救出以后不久死亡，之前说过自己的两条腿都没了，不成了一类的话，而他关于东北局面，留下了怎样的政治遗言，则若明若暗。
按照郑景山转达张作霖医官温守善（皇姑屯事件后，温抱着张坐车回府）的话，张作霖的交代是比较清晰的，他判断除了日本人，别人炸不了他。他嘱咐的话是：让小六子（即张学良）回来，不要让他坐火车回来，让他把东北军都带回来，打。。。
温说张说完“打”就昏迷过去，到帅府再醒来，即自知不豫了。
郑景山是随张学良一同返回沈阳的，为了避免被日军再次炸掉，他们是混在黄显声所部新编第一旅的士兵中悄悄出关的。那一次张学良为了和士兵形象接近，剃了光头穿士兵服装，可能也是他一生唯一一次剃光头。
黄显声是张的亲信，对这件事的判断很敏锐，说他们能炸老帅难保不能炸少帅。黄是东北军少壮派将领，能打仗，后来死在白公馆大屠杀，很可惜。
郑说张学良回到沈阳的时候张作霖还没有入殓，张学良是看过他父亲的遗容的，但他当时只是叹口气，没有落泪，郑觉得有些奇怪，现在想来是因为当时周围险象环生，日军随时可能动手，张学良还顾不上儿女私情吧。
有些文章认为张出关非常隐秘，被日军炸死说明日军的情报工作深入缜密云云。
其实从上述内容，比如两张说话的时候不避讳卫士在场，可以看出张氏东北军集团对于保密工作重视不够。东北军上下颇有旧绿林义气遗风，戴笠也表示对东北军的地下工作最好做（翻过来阎锡山最滑头）。张出关这事也是一样，他走之前，永定门火车站堆满张的家具细软，自己又不够策略的召集北京各国领事，交代今后北京政局，已经很清楚的暴露了即将出关的企图。事实上张作霖刚一出京，上海的报纸上就登出了消息，可见其保密性之差。记者都能够知道的消息，日本方面稍加留心自然也不难入手，这倒不是日本的特工有多高明了。
[完]
另,刚才翻笔记,张作霖原话比我的厉害多了
抄录郑景山原话于下:
老将训少帅,说:"我就不信你小子的话,你是胆小鬼...我们兵工厂里有二三十万支好枪,有一千多门迫击炮,天上有飞机下蛋,地上有四条腿的骑兵...我就是不怕日本子,日本子在南满铁路顶多有一万三,我要打日本子,先叫藏式毅召集南满路沿线各县县长,公安局长开个会,定个日期,一夜之间就把铁路都给扒了,给他埋在地下.咱东北军有三十万,重兵先占领旅顺大连,一万多日本子就交待了.咱怕日本子干啥呢?"
枭雄之形,溢于言表.兄弟这种没当过兵干过胡子的,复述都没有那个劲儿.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 ... 7_4667_789324.shtml
国别日本中国正规军事变爆发前，日军在东北的正规军仅有1.5万余人【查看详情】
事变前夕，在东北的正规军16.5万人【查看详情】
非正规军或辅助部队在乡军人和警察等辅助部队约1万余人。【查看详情】
非正规军4万人【查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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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罢“九·一八”事变的前因后果，不得不说，里面掩藏着无数个“如果”和“偶然”，几乎每一个偶然的机会，只要被当时拥兵数十万的东北军统帅捕捉到，日后长达十四年的抗日战争，都将是另一个结局。然而，历史没有如果，所有的一切都向着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当时中国军队中装备最精良的东北军，在十比一的数量优势下退缩了，将生养自己的黑土地丢弃，这不是历史的玩笑，而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77年后又到“九·一八”，我们不禁要问一句，此谁之过？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2008918/
77年后又到“九·一八”，我们不禁要问一句，此谁之过？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2008918/
多谢月冷大大，这么好的帖子顶起来！
2008年09月19日 08:56中国新闻网
9月18日，沈阳收藏家詹洪阁将在哈尔滨收集来的七件见证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炮轰北大营，占领沈阳城的真实历史的珍贵原版老照片捐赠给博物馆。据悉，这些是首次发现的当时事变的珍贵照片。
此组照片为日本人自己在第一时间拍摄的原版照片，根据照片画面及背后印章可以断定为，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所拍摄的(应该在9月19日——25日间)。是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沈阳的历史铁证。
照片中有两件为日本关东军为进攻北大营中所阵亡的步兵伍长新国六三木制灵位的照片，在以往的文字记载中，新国六三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阵亡的第一位将士。此照片为研究日本侵华史提供了坚实的历史依据。中新社发 文契 摄
9月18日，沈阳收藏家詹洪阁将在哈尔滨收集来的七件见证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炮轰北大营，占领沈阳城的真实历史的珍贵原版老照片捐赠给博物馆。据悉，这些是首次发现的当时事变的珍贵照片。
此组照片为日本人自己在第一时间拍摄的原版照片，根据照片画面及背后印章可以断定为，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所拍摄的(应该在9月19日——25日间)。是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沈阳的历史铁证。
照片中有两件为日本关东军为进攻北大营中所阵亡的步兵伍长新国六三木制灵位的照片，在以往的文字记载中，新国六三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阵亡的第一位将士。此照片为研究日本侵华史提供了坚实的历史依据。中新社发 文契 摄
纪念活动。(王议信)
张学良显然要负最大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