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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23:1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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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往事，让人想起很多所谓“起义”的故事......
民间野史：
这件事对中国上层震动很大。当时刘亚楼（空军司令员）正在杭州制定空军条令，中央军委紧急命令他调查上海的叛逃事件。刘亚楼让也在杭州制定条令的王飞（时任空军党办主任）去上海。
王飞说，最好再叫上政治部的一个人。于是，刘亚楼让同在搞条令的空军干部部的一位处长和王飞一起去。
第二天一大早，他们两个人到了上海。
刘亚楼是个急性子，当天晚上就要听汇报。而王飞却迟迟没有回来，刘亚楼就让秘书打电话查问。听说王飞正在公园里，刘亚楼火了，这么急的事，怎么还去逛公园？其实王飞在电话里没有说清楚。
当时，吴法宪（空军政委）正在上海华东医院牵引颈椎，刘亚楼让他们先向吴法宪汇报。王飞到华东医院时，吴法宪偏偏逛公园去了，王飞只得追到公园。
刘亚楼一直在招待所的楼顶上望着大门口。王飞他们回来，天已经黑了，刘亚楼把他们喊到楼顶，要他们在月光下汇报。王飞看不见笔记本，只好讲事故本身。
这个飞行员有叛逃苗头，写了几个大字“立志东飞”，上海民航局就停了他的飞。
总政治部去了个保卫处长调查，这个飞行员喊冤枉，说他没想叛逃，还说他的飞行事业心如何强。保卫处长动了心，说写几个字有什么要紧。于是这个飞行员被恢复飞行，从上海到山东执行撒农药的任务。但他从上海飞到济南，和老婆告别，换上新衣服，再起飞不久，就降低高度，躲开雷达，直接越海飞到南朝鲜，第二天飞到台湾。
刘亚楼叫王飞把调查的情况用电话向张廷发（空军参谋长）报告。飞行员叛逃其实与空军和上海民航局没有关系。刘亚楼让张廷发直接报告罗荣桓（总政治部主任）。 此后，中央军委就要求空军把中国民航管起来，尤其是要管安全。刘亚楼说，空军管民航可以，但财务不能管，一管就乱了。
既然管民航，就要调整民航局的一些干部。刘亚楼决定：民航局长邝任农改任民航政委，民航局长由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吴富善担任。
吴富善，江西吉安县人，１９１１年生，和刘亚楼同年。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他参加红军和入党都比上将刘亚楼晚一年，但参加革命的时间比刘亚楼早，打天津时他就是军长，因此很有资格“调皮”。
吴富善知道刘亚楼调动干部一定要先征求本人意见，脱军装？坚决不干。于是刘亚楼召集空军常委开会，集体与吴富善谈话。在空军常委会上吴富善不敢“调皮”，憋得这位驰骋沙场的战将直哭鼻子，连连检讨党性不强，无组织无纪律，行了吧，反正我就是不脱军装。其实，中国民航比一个军区空军大得多，到了民航可以升任空军副司令员。但不管怎么说，吴富善就是不去，他知道民航不好管，都是老百姓，不像军队好管理，政策也不一样。我能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不去民航。
吴富善坚决不去民航，刘亚楼也无可奈何。只好还是让邝任农当民航局长，调广州军区空军政委刘锦平到民航任政治委员。刘锦平没有吴富善的“资本”，他１９３２年参加红军，１９３３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少将。再加上刘锦平是政工干部，非常听上级的话，就服从了。１９６２年６月１６日，空军任命邝任农为空军副司令员兼中国民用航空局局长，任命原广州军区空军政治委员刘锦平为中国民用航空局政治委员。吴富善当然没想到，他由此躲过了“九一三事件”，而刘锦平却栽进去了，这是后话。
１９６３年４月１３日，中央军委办公厅通知空军常委，同意调整民航的各级机构设置。空军开始对民航除财务外的全面管理。
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民航机关受冲击不轻，造反派甚至占据了办公大楼。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６日，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军管的命令》，空军马上派代表进驻民航机关，保证了国内外航班的正常运行。
这件事对中国上层震动很大。当时刘亚楼（空军司令员）正在杭州制定空军条令，中央军委紧急命令他调查上海的叛逃事件。刘亚楼让也在杭州制定条令的王飞（时任空军党办主任）去上海。
王飞说，最好再叫上政治部的一个人。于是，刘亚楼让同在搞条令的空军干部部的一位处长和王飞一起去。
第二天一大早，他们两个人到了上海。
刘亚楼是个急性子，当天晚上就要听汇报。而王飞却迟迟没有回来，刘亚楼就让秘书打电话查问。听说王飞正在公园里，刘亚楼火了，这么急的事，怎么还去逛公园？其实王飞在电话里没有说清楚。
当时，吴法宪（空军政委）正在上海华东医院牵引颈椎，刘亚楼让他们先向吴法宪汇报。王飞到华东医院时，吴法宪偏偏逛公园去了，王飞只得追到公园。
刘亚楼一直在招待所的楼顶上望着大门口。王飞他们回来，天已经黑了，刘亚楼把他们喊到楼顶，要他们在月光下汇报。王飞看不见笔记本，只好讲事故本身。
这个飞行员有叛逃苗头，写了几个大字“立志东飞”，上海民航局就停了他的飞。
总政治部去了个保卫处长调查，这个飞行员喊冤枉，说他没想叛逃，还说他的飞行事业心如何强。保卫处长动了心，说写几个字有什么要紧。于是这个飞行员被恢复飞行，从上海到山东执行撒农药的任务。但他从上海飞到济南，和老婆告别，换上新衣服，再起飞不久，就降低高度，躲开雷达，直接越海飞到南朝鲜，第二天飞到台湾。
刘亚楼叫王飞把调查的情况用电话向张廷发（空军参谋长）报告。飞行员叛逃其实与空军和上海民航局没有关系。刘亚楼让张廷发直接报告罗荣桓（总政治部主任）。 此后，中央军委就要求空军把中国民航管起来，尤其是要管安全。刘亚楼说，空军管民航可以，但财务不能管，一管就乱了。
既然管民航，就要调整民航局的一些干部。刘亚楼决定：民航局长邝任农改任民航政委，民航局长由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吴富善担任。
吴富善，江西吉安县人，１９１１年生，和刘亚楼同年。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他参加红军和入党都比上将刘亚楼晚一年，但参加革命的时间比刘亚楼早，打天津时他就是军长，因此很有资格“调皮”。
吴富善知道刘亚楼调动干部一定要先征求本人意见，脱军装？坚决不干。于是刘亚楼召集空军常委开会，集体与吴富善谈话。在空军常委会上吴富善不敢“调皮”，憋得这位驰骋沙场的战将直哭鼻子，连连检讨党性不强，无组织无纪律，行了吧，反正我就是不脱军装。其实，中国民航比一个军区空军大得多，到了民航可以升任空军副司令员。但不管怎么说，吴富善就是不去，他知道民航不好管，都是老百姓，不像军队好管理，政策也不一样。我能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不去民航。
吴富善坚决不去民航，刘亚楼也无可奈何。只好还是让邝任农当民航局长，调广州军区空军政委刘锦平到民航任政治委员。刘锦平没有吴富善的“资本”，他１９３２年参加红军，１９３３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少将。再加上刘锦平是政工干部，非常听上级的话，就服从了。１９６２年６月１６日，空军任命邝任农为空军副司令员兼中国民用航空局局长，任命原广州军区空军政治委员刘锦平为中国民用航空局政治委员。吴富善当然没想到，他由此躲过了“九一三事件”，而刘锦平却栽进去了，这是后话。
１９６３年４月１３日，中央军委办公厅通知空军常委，同意调整民航的各级机构设置。空军开始对民航除财务外的全面管理。
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民航机关受冲击不轻，造反派甚至占据了办公大楼。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６日，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军管的命令》，空军马上派代表进驻民航机关，保证了国内外航班的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