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北京奥运使中国引来集中关注 外媒骂中国的类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1:23:21
新闻来源: 中国青年报
奥运期间，北京城迎来有史以来最庞大的记者群，从而也迎来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媒体曝光度。“北京”、“中国”、“奥运”这几个字像长了翅膀一样，四处传播。这里面，有赞扬和惊叹，更有批评甚至责骂。我多年来和外国记者们厮混，奥运期间更是天天泡在一起，发现笼统地说外电骂中国是不公平的，他们根据所在国家的不同、所在媒体的不同、个人政见的不同，对中国也有着不同的骂法。
第一种是“非骂不可”型。为什么非骂不可呢，因为有些媒体是在冷战时期设立的，是对共产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工具。比如说几家众所周知的美国广播电台，他们的任务是和平演变，手段就是找中国的“异议者”说话，把中国描述成黑的。中国越黑，他们得到的经费也就越多，属于典型的“我骂，故我在”。对他们来说，客观不客观无所谓，我们无论做什么他都不会承情，还不如索性做我们自己的事，由他们去。
第二种是“不得不骂”型。这一点德国媒体最为明显。前些日子，有报道说一个德国记者因为赞扬中国被开除，一位娶了中国太太的德国记者，也因为为中国说好话而受到警告。我就此向德国某电视台采访奥运会的女记者求证，这位和蔼的大姐很老实地说，我来之前，老板告诉我，无论看什么事情，都要以批评的眼光。而最近《德国之声》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是通晓汉语的运动员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内容还算基本客观，可标题莫名其妙地定为《奥运会完美得没有品位》。既然完美，怎么会没有品位，鸡蛋里挑骨头至此，也算天字号第一家。
第三种是“职业骂人”型。在西方媒体看来，媒体的天职就是监督，媒体的监督和信息公开是这个社会顺畅运行的必要条件。我认识一些媒体的记者，比如说《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有时深入中国基层，对地方发生的不平事进行详尽的调查性报道。他们在骂人，没错，但不是无的放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视之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加以引导和沟通，对说得不对的地方可以及时告知、解释，说得对的地方则吸取教训。
第四种是“小事大骂”型。把我们的失误或过失无限度放大，连篇累牍地批判，这一点是某些日本媒体的特长。比如说，在奥组委的新闻发布会上，日本记者就喜欢问些我们看来的“小事”，像媒体班车空调开得温度太低，环保措施不够之类。这是日本一些媒体的风格，他们抓住一件事，就不停地报道，对其责骂，不必看得过重。
第五种是“骂人拐弯”型，也可以说是“冷嘲热讽”型。比如说，有的媒体在不得不正面报道的时候，不失时机地配上环境污染、人权等话题，加以巧妙地平衡，把看似不相关的材料组合在一起，告诉读者，嘿，别看它有些方面不错，还差得远呢。对此，平常心看待就是。
第六种是“爱之则骂”型。有些批评中国的人，恰恰是热爱中国、喜欢中国的人。他们对中国出现的一些问题，有时候比中国人更着急。对他们，我们心存感激。
在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办奥运，中国迎来了海外媒体的集中关注。对于外电对中国的集中关注，甚至有位美国外交官也担心起来，私下问我，你觉得，过多的批评会不会造成中国政府和外媒的关系再度紧张，给中国的国际形象带来负面影响？我听后笑笑说，你多虑了，中国政府有信心理性对待各种外界的评论，奥运会虽然有骂声，但呈现给世界的，是一个丰富多彩、活力四射的中国，任何骂声都不会掩盖真相。新闻来源: 中国青年报
奥运期间，北京城迎来有史以来最庞大的记者群，从而也迎来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媒体曝光度。“北京”、“中国”、“奥运”这几个字像长了翅膀一样，四处传播。这里面，有赞扬和惊叹，更有批评甚至责骂。我多年来和外国记者们厮混，奥运期间更是天天泡在一起，发现笼统地说外电骂中国是不公平的，他们根据所在国家的不同、所在媒体的不同、个人政见的不同，对中国也有着不同的骂法。
第一种是“非骂不可”型。为什么非骂不可呢，因为有些媒体是在冷战时期设立的，是对共产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工具。比如说几家众所周知的美国广播电台，他们的任务是和平演变，手段就是找中国的“异议者”说话，把中国描述成黑的。中国越黑，他们得到的经费也就越多，属于典型的“我骂，故我在”。对他们来说，客观不客观无所谓，我们无论做什么他都不会承情，还不如索性做我们自己的事，由他们去。
第二种是“不得不骂”型。这一点德国媒体最为明显。前些日子，有报道说一个德国记者因为赞扬中国被开除，一位娶了中国太太的德国记者，也因为为中国说好话而受到警告。我就此向德国某电视台采访奥运会的女记者求证，这位和蔼的大姐很老实地说，我来之前，老板告诉我，无论看什么事情，都要以批评的眼光。而最近《德国之声》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是通晓汉语的运动员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内容还算基本客观，可标题莫名其妙地定为《奥运会完美得没有品位》。既然完美，怎么会没有品位，鸡蛋里挑骨头至此，也算天字号第一家。
第三种是“职业骂人”型。在西方媒体看来，媒体的天职就是监督，媒体的监督和信息公开是这个社会顺畅运行的必要条件。我认识一些媒体的记者，比如说《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有时深入中国基层，对地方发生的不平事进行详尽的调查性报道。他们在骂人，没错，但不是无的放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视之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加以引导和沟通，对说得不对的地方可以及时告知、解释，说得对的地方则吸取教训。
第四种是“小事大骂”型。把我们的失误或过失无限度放大，连篇累牍地批判，这一点是某些日本媒体的特长。比如说，在奥组委的新闻发布会上，日本记者就喜欢问些我们看来的“小事”，像媒体班车空调开得温度太低，环保措施不够之类。这是日本一些媒体的风格，他们抓住一件事，就不停地报道，对其责骂，不必看得过重。
第五种是“骂人拐弯”型，也可以说是“冷嘲热讽”型。比如说，有的媒体在不得不正面报道的时候，不失时机地配上环境污染、人权等话题，加以巧妙地平衡，把看似不相关的材料组合在一起，告诉读者，嘿，别看它有些方面不错，还差得远呢。对此，平常心看待就是。
第六种是“爱之则骂”型。有些批评中国的人，恰恰是热爱中国、喜欢中国的人。他们对中国出现的一些问题，有时候比中国人更着急。对他们，我们心存感激。
在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办奥运，中国迎来了海外媒体的集中关注。对于外电对中国的集中关注，甚至有位美国外交官也担心起来，私下问我，你觉得，过多的批评会不会造成中国政府和外媒的关系再度紧张，给中国的国际形象带来负面影响？我听后笑笑说，你多虑了，中国政府有信心理性对待各种外界的评论，奥运会虽然有骂声，但呈现给世界的，是一个丰富多彩、活力四射的中国，任何骂声都不会掩盖真相。
奥运期间，北京城迎来有史以来最庞大的记者群，从而也迎来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媒体曝光度。“北京”、“中国”、“奥运”这几个字像长了翅膀一样，四处传播。这里面，有赞扬和惊叹，更有批评甚至责骂。我多年来和外国记者们厮混，奥运期间更是天天泡在一起，发现笼统地说外电骂中国是不公平的，他们根据所在国家的不同、所在媒体的不同、个人政见的不同，对中国也有着不同的骂法。
第一种是“非骂不可”型。为什么非骂不可呢，因为有些媒体是在冷战时期设立的，是对共产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工具。比如说几家众所周知的美国广播电台，他们的任务是和平演变，手段就是找中国的“异议者”说话，把中国描述成黑的。中国越黑，他们得到的经费也就越多，属于典型的“我骂，故我在”。对他们来说，客观不客观无所谓，我们无论做什么他都不会承情，还不如索性做我们自己的事，由他们去。
第二种是“不得不骂”型。这一点德国媒体最为明显。前些日子，有报道说一个德国记者因为赞扬中国被开除，一位娶了中国太太的德国记者，也因为为中国说好话而受到警告。我就此向德国某电视台采访奥运会的女记者求证，这位和蔼的大姐很老实地说，我来之前，老板告诉我，无论看什么事情，都要以批评的眼光。而最近《德国之声》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是通晓汉语的运动员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内容还算基本客观，可标题莫名其妙地定为《奥运会完美得没有品位》。既然完美，怎么会没有品位，鸡蛋里挑骨头至此，也算天字号第一家。
第三种是“职业骂人”型。在西方媒体看来，媒体的天职就是监督，媒体的监督和信息公开是这个社会顺畅运行的必要条件。我认识一些媒体的记者，比如说《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有时深入中国基层，对地方发生的不平事进行详尽的调查性报道。他们在骂人，没错，但不是无的放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视之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加以引导和沟通，对说得不对的地方可以及时告知、解释，说得对的地方则吸取教训。
第四种是“小事大骂”型。把我们的失误或过失无限度放大，连篇累牍地批判，这一点是某些日本媒体的特长。比如说，在奥组委的新闻发布会上，日本记者就喜欢问些我们看来的“小事”，像媒体班车空调开得温度太低，环保措施不够之类。这是日本一些媒体的风格，他们抓住一件事，就不停地报道，对其责骂，不必看得过重。
第五种是“骂人拐弯”型，也可以说是“冷嘲热讽”型。比如说，有的媒体在不得不正面报道的时候，不失时机地配上环境污染、人权等话题，加以巧妙地平衡，把看似不相关的材料组合在一起，告诉读者，嘿，别看它有些方面不错，还差得远呢。对此，平常心看待就是。
第六种是“爱之则骂”型。有些批评中国的人，恰恰是热爱中国、喜欢中国的人。他们对中国出现的一些问题，有时候比中国人更着急。对他们，我们心存感激。
在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办奥运，中国迎来了海外媒体的集中关注。对于外电对中国的集中关注，甚至有位美国外交官也担心起来，私下问我，你觉得，过多的批评会不会造成中国政府和外媒的关系再度紧张，给中国的国际形象带来负面影响？我听后笑笑说，你多虑了，中国政府有信心理性对待各种外界的评论，奥运会虽然有骂声，但呈现给世界的，是一个丰富多彩、活力四射的中国，任何骂声都不会掩盖真相。新闻来源: 中国青年报
奥运期间，北京城迎来有史以来最庞大的记者群，从而也迎来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媒体曝光度。“北京”、“中国”、“奥运”这几个字像长了翅膀一样，四处传播。这里面，有赞扬和惊叹，更有批评甚至责骂。我多年来和外国记者们厮混，奥运期间更是天天泡在一起，发现笼统地说外电骂中国是不公平的，他们根据所在国家的不同、所在媒体的不同、个人政见的不同，对中国也有着不同的骂法。
第一种是“非骂不可”型。为什么非骂不可呢，因为有些媒体是在冷战时期设立的，是对共产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工具。比如说几家众所周知的美国广播电台，他们的任务是和平演变，手段就是找中国的“异议者”说话，把中国描述成黑的。中国越黑，他们得到的经费也就越多，属于典型的“我骂，故我在”。对他们来说，客观不客观无所谓，我们无论做什么他都不会承情，还不如索性做我们自己的事，由他们去。
第二种是“不得不骂”型。这一点德国媒体最为明显。前些日子，有报道说一个德国记者因为赞扬中国被开除，一位娶了中国太太的德国记者，也因为为中国说好话而受到警告。我就此向德国某电视台采访奥运会的女记者求证，这位和蔼的大姐很老实地说，我来之前，老板告诉我，无论看什么事情，都要以批评的眼光。而最近《德国之声》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是通晓汉语的运动员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内容还算基本客观，可标题莫名其妙地定为《奥运会完美得没有品位》。既然完美，怎么会没有品位，鸡蛋里挑骨头至此，也算天字号第一家。
第三种是“职业骂人”型。在西方媒体看来，媒体的天职就是监督，媒体的监督和信息公开是这个社会顺畅运行的必要条件。我认识一些媒体的记者，比如说《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有时深入中国基层，对地方发生的不平事进行详尽的调查性报道。他们在骂人，没错，但不是无的放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视之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加以引导和沟通，对说得不对的地方可以及时告知、解释，说得对的地方则吸取教训。
第四种是“小事大骂”型。把我们的失误或过失无限度放大，连篇累牍地批判，这一点是某些日本媒体的特长。比如说，在奥组委的新闻发布会上，日本记者就喜欢问些我们看来的“小事”，像媒体班车空调开得温度太低，环保措施不够之类。这是日本一些媒体的风格，他们抓住一件事，就不停地报道，对其责骂，不必看得过重。
第五种是“骂人拐弯”型，也可以说是“冷嘲热讽”型。比如说，有的媒体在不得不正面报道的时候，不失时机地配上环境污染、人权等话题，加以巧妙地平衡，把看似不相关的材料组合在一起，告诉读者，嘿，别看它有些方面不错，还差得远呢。对此，平常心看待就是。
第六种是“爱之则骂”型。有些批评中国的人，恰恰是热爱中国、喜欢中国的人。他们对中国出现的一些问题，有时候比中国人更着急。对他们，我们心存感激。
在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办奥运，中国迎来了海外媒体的集中关注。对于外电对中国的集中关注，甚至有位美国外交官也担心起来，私下问我，你觉得，过多的批评会不会造成中国政府和外媒的关系再度紧张，给中国的国际形象带来负面影响？我听后笑笑说，你多虑了，中国政府有信心理性对待各种外界的评论，奥运会虽然有骂声，但呈现给世界的，是一个丰富多彩、活力四射的中国，任何骂声都不会掩盖真相。
主要素蛮子们的“ 赛考累着斯特”挂号费太高．．．有病难医成顽疾．．．:D ｘｅ滴资本主义哇．．．
一句话：有病治病 闭嘴扇远 ．．．:[:a14:] ．．．
一句话：有病治病 闭嘴扇远 ．．．:[:a14:] ．．．
《米兰体育报》记者撰文：愚蠢的西方人不懂北京
吉纳尔多·博扎《米兰体育报》记者
当我知道意大利射箭队在男子团体赛上最后一轮遗憾的不敌强大的韩国队时，心情非常郁闷。那时候，我们意大利代表团才拿到1枚金牌，虽然晚上的比赛让人兴奋，花剑和柔道的年轻人们都非常争气，但是可以想象我在傍晚时的心情。我在奥运会之前曾经预测，这次意大利最多能拿7枚金牌，25枚奖牌。但是体育竞技很难预测，我只能说提供自己的意见，如果他们出乎我的预料，我当然要开香槟庆祝了！
不过，射箭队当时给我的糟糕情绪，还不如我在赶往MPC时那个笨蛋出租车司机让人恼火。北京太大了！和很多第一次来北京的西方记者不同，我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还要追溯到1994年在天津举办的世乒赛，从那以后，我来中国不计其数，我自己都数不清楚到底有多少次了。现在我已经能说一些简单的中文，比如和出租车司机交流的时候，能告诉他“左边”、“右边”。但是，我可以自信的说，有很多司机都不如我熟悉北京的交通！
我非常尊重北京市为了这届奥运会对城市做出的努力，付出是伟大的，但我觉得，很多西方人都非常愚蠢，他们根本不懂北京。他们以为北京是在 2001年申奥成功后，才开始加紧建设的，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具体来说，1993年，北京就开始了他们的新城市规划，因为那时侯中国已经确定了申奥的方针。从那时候开始,CCTV大楼也有了，这座建筑的外观实在太让人吃惊了。所以，在我看来，北京是个非常现代和美丽的城市！
当然，毫不讳言，我身边也有很多西方来的记者同行并不喜欢中国。他们在中国几乎看任何事情都不顺眼，总是嘟囔：“oh，丑闻，oh，丑闻！”我也懒得和他们争执，很简单，他们就是不喜欢中国。
但是我不一样，我认为这些愚蠢的西方人根本就不懂中国，不懂北京。这次的奥运开幕式，我就在鸟巢体育场内见证了伟大的时刻。要我怎么评价呢？我找不到恰当的词汇，所以我只能说：Wonderful!我很清楚整个开幕式的含义，这是张艺谋先生的又一个伟大的杰作。但是，唯一的缺点是，太慢了！我特指球员入场仪式，这不是北京的问题，每届奥运会都如此。我多么期待看到更多精彩的演出，但在这样令人振奋的高潮结束后，我只能和身边的记者朋友闲聊，等着之后的点火仪式。
我要向李宁先生致敬，但是很遗憾最后点火的只有一个人。因为中国优秀伟大的运动员太多了！比如李小双，邓亚萍，他们是中国奥运历史上标志性的人物，一直以来我都非常喜欢他们。我听说李宁先生为了点火仪式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这是多么神圣的时刻？不过，这一切都是非常值得的，如果给我这个机会，我都一定跑得动，而我都已经54岁了！
吉纳尔多·博扎《米兰体育报》记者
当我知道意大利射箭队在男子团体赛上最后一轮遗憾的不敌强大的韩国队时，心情非常郁闷。那时候，我们意大利代表团才拿到1枚金牌，虽然晚上的比赛让人兴奋，花剑和柔道的年轻人们都非常争气，但是可以想象我在傍晚时的心情。我在奥运会之前曾经预测，这次意大利最多能拿7枚金牌，25枚奖牌。但是体育竞技很难预测，我只能说提供自己的意见，如果他们出乎我的预料，我当然要开香槟庆祝了！
不过，射箭队当时给我的糟糕情绪，还不如我在赶往MPC时那个笨蛋出租车司机让人恼火。北京太大了！和很多第一次来北京的西方记者不同，我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还要追溯到1994年在天津举办的世乒赛，从那以后，我来中国不计其数，我自己都数不清楚到底有多少次了。现在我已经能说一些简单的中文，比如和出租车司机交流的时候，能告诉他“左边”、“右边”。但是，我可以自信的说，有很多司机都不如我熟悉北京的交通！
我非常尊重北京市为了这届奥运会对城市做出的努力，付出是伟大的，但我觉得，很多西方人都非常愚蠢，他们根本不懂北京。他们以为北京是在 2001年申奥成功后，才开始加紧建设的，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具体来说，1993年，北京就开始了他们的新城市规划，因为那时侯中国已经确定了申奥的方针。从那时候开始,CCTV大楼也有了，这座建筑的外观实在太让人吃惊了。所以，在我看来，北京是个非常现代和美丽的城市！
当然，毫不讳言，我身边也有很多西方来的记者同行并不喜欢中国。他们在中国几乎看任何事情都不顺眼，总是嘟囔：“oh，丑闻，oh，丑闻！”我也懒得和他们争执，很简单，他们就是不喜欢中国。
但是我不一样，我认为这些愚蠢的西方人根本就不懂中国，不懂北京。这次的奥运开幕式，我就在鸟巢体育场内见证了伟大的时刻。要我怎么评价呢？我找不到恰当的词汇，所以我只能说：Wonderful!我很清楚整个开幕式的含义，这是张艺谋先生的又一个伟大的杰作。但是，唯一的缺点是，太慢了！我特指球员入场仪式，这不是北京的问题，每届奥运会都如此。我多么期待看到更多精彩的演出，但在这样令人振奋的高潮结束后，我只能和身边的记者朋友闲聊，等着之后的点火仪式。
我要向李宁先生致敬，但是很遗憾最后点火的只有一个人。因为中国优秀伟大的运动员太多了！比如李小双，邓亚萍，他们是中国奥运历史上标志性的人物，一直以来我都非常喜欢他们。我听说李宁先生为了点火仪式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这是多么神圣的时刻？不过，这一切都是非常值得的，如果给我这个机会，我都一定跑得动，而我都已经54岁了！
美国《新闻周刊》8月18日(提前出版)文章，原题：海归的崛起——为什么西方化的中国人反而不喜欢西方
查尔斯·张可以说是新潮 21世纪中国的象征。这位企业家曾在麻省理工学院留学，创立和管理着中国两大门户网站之一。他认为，2008年春天在华爆发的反西方浪潮完全正当，“这是全体中国人第一次勇敢面对世界……”这样的看法在中国大陆很普遍。但像张这样的人本该是不同的：他在国外待过，属于中国人所说的“海归”。
他们的数量每年数以万计地增长，一旦回国就会带来巨大影响。长期以来，西方总以为这个群体会输入西方价值观。他们被设想为使中国更开放、更自由和更亲西方的桥梁。但今年春天奥运火炬传递期间，这个白日梦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戴维·茨威格教授目前正负责一个项目，研究对象是数千名曾在加拿大、日本和欧洲留学的归国人员。茨威格说，调查显示“他们的强硬丝毫不亚于那些没出过国的。正如‘无论对错，都是我的祖国’所说的。”
对一些海归来说，与西方的亲密接触只是强化了他们的防御心理。经常与海归打交道的作家兼商务顾问吉姆·麦格雷戈说：“最富的中国人往往最反西方。”即便他们在星巴克品尝咖啡或驾着新别克车兜风，他们却最不愿祖国换上西方面貌。他们追求的是更为雄心勃勃的目标：让中国成为他们心目中的伟大国家。海归中的先驱们不想成为“现代的”西方人。相反，成功的年轻海归希望突出自己是现代的中国人。
海归为什么会对西方表现出敌意，许多人有自己的看法。首先，他们受不了西方人的无知。“我们在国外时，经常有人问一些奇怪的问题，比如中国有没有现代化的高楼或汽车”，曾在加拿大和美国生活十多年的丹尼 ·黄说，“有时很难不让人认为他们有偏见”。对另一些人来说，对西方的愤怒可以缓解思乡之苦。曾在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学习过的舒浩仑(音)说，“反西方让他们感觉与自己的国家连在一起”。互联网的存在刺激而非稀释了海外中国人所表现出的某些民族主义。曾在澳大利亚生活过的小说家赵川(音)说：“只要一上网，他们就能完全沉浸于中国的环境当中……”
有人认为，驱动海归们的不全是民族主义，它反映了城市里的年轻中国人非凡的自信。曾在哈佛大学进修过一年的维克多·袁说：“中国年轻人感到他们有权对一切事情表达看法。”海归的权力也在显著增长。据统计，近100名副省长或更高级别的官员至少在国外学习过一年。不过研究表明，中国人在国外待过更多时间后，尽管怀抱爱国主义，思想会变得更加细腻和国际化。(作者邓肯·休伊特等，汪析译）
查尔斯·张可以说是新潮 21世纪中国的象征。这位企业家曾在麻省理工学院留学，创立和管理着中国两大门户网站之一。他认为，2008年春天在华爆发的反西方浪潮完全正当，“这是全体中国人第一次勇敢面对世界……”这样的看法在中国大陆很普遍。但像张这样的人本该是不同的：他在国外待过，属于中国人所说的“海归”。
他们的数量每年数以万计地增长，一旦回国就会带来巨大影响。长期以来，西方总以为这个群体会输入西方价值观。他们被设想为使中国更开放、更自由和更亲西方的桥梁。但今年春天奥运火炬传递期间，这个白日梦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戴维·茨威格教授目前正负责一个项目，研究对象是数千名曾在加拿大、日本和欧洲留学的归国人员。茨威格说，调查显示“他们的强硬丝毫不亚于那些没出过国的。正如‘无论对错，都是我的祖国’所说的。”
对一些海归来说，与西方的亲密接触只是强化了他们的防御心理。经常与海归打交道的作家兼商务顾问吉姆·麦格雷戈说：“最富的中国人往往最反西方。”即便他们在星巴克品尝咖啡或驾着新别克车兜风，他们却最不愿祖国换上西方面貌。他们追求的是更为雄心勃勃的目标：让中国成为他们心目中的伟大国家。海归中的先驱们不想成为“现代的”西方人。相反，成功的年轻海归希望突出自己是现代的中国人。
海归为什么会对西方表现出敌意，许多人有自己的看法。首先，他们受不了西方人的无知。“我们在国外时，经常有人问一些奇怪的问题，比如中国有没有现代化的高楼或汽车”，曾在加拿大和美国生活十多年的丹尼 ·黄说，“有时很难不让人认为他们有偏见”。对另一些人来说，对西方的愤怒可以缓解思乡之苦。曾在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学习过的舒浩仑(音)说，“反西方让他们感觉与自己的国家连在一起”。互联网的存在刺激而非稀释了海外中国人所表现出的某些民族主义。曾在澳大利亚生活过的小说家赵川(音)说：“只要一上网，他们就能完全沉浸于中国的环境当中……”
有人认为，驱动海归们的不全是民族主义，它反映了城市里的年轻中国人非凡的自信。曾在哈佛大学进修过一年的维克多·袁说：“中国年轻人感到他们有权对一切事情表达看法。”海归的权力也在显著增长。据统计，近100名副省长或更高级别的官员至少在国外学习过一年。不过研究表明，中国人在国外待过更多时间后，尽管怀抱爱国主义，思想会变得更加细腻和国际化。(作者邓肯·休伊特等，汪析译）
苍蝇无视就好，把自己做强才是王道，当然，还是要耐心地扩大交流和开放，增进外国对中国的了解，这不是空话，如果真的了解，垃圾小报哪来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