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中国最牛最臭之狂士，当年主席给足了他一辈子的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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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6岁启蒙读书，但还不会穿裤子；上了四所小学，学的是ABCD；只有中学毕业文凭，却被蔡元培请到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在城市出生成长，然而长期从事乡村建设；一生致力于研究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是著名的新儒家学者，可是却念念不忘佛家生活……一生不断追求的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什么；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
大众眼中特立独行的梁漱溟，曾经有过怎样的挣扎、苦闷或是从容、豁达，曾经给过家人怎样的慈爱和要求?梁的两个儿子—梁培宽和梁培恕在退休后，用了20年的时间来重新研究父亲、“走近父亲”。面对父亲留给世人的大量著作文章和思想财富，兄弟俩称自己能做的就是搜集整理编辑先父留下来的各种文字资料，多出一些原著性的东西，给读者留作一个比较。
儿子眼中的梁漱溟
“父亲对我们完全是宽放的，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
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学界(术)泰斗’和‘国宝’的桂冠摘下来!”北大教授季羡林在新书中称要把自己头上的这几顶帽子退回去。
在季羡林之前，有更多的当代名人对加在他们头上的桂冠表示过异议。在否定者的行列中，梁漱溟先生是最彻底的一个，这位被称为是“中国脊梁”的人物在名声之外有着更多的争议。
大众眼中特立独行的梁漱溟，曾经有过怎样的挣扎、苦闷或是从容、豁达，曾经给过家人怎样的慈爱和要求。梁的两个儿子，梁培宽和梁培恕在退休后，用了20年的时间来重新研究父亲，在他们眼中，有着另外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梁漱溟。
“前生是一个和尚”
梁漱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学者、哲学家、思想家、活动家、政治家，诸多名号后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梁漱溟。一直以来这都是政学两界人士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在国家图书馆里，博硕士论文以梁漱溟为研究对象的专著超过了数十种。
但梁漱溟在晚年曾自言，“人有今生、前生、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这一说法梁漱溟从未和家人说过，也几乎不向朋友提及。
1912年他19岁时，参加了中国革命同盟会京津支部，成为了一个革命者，随后又当了《民国报》的编辑及外勤记者，专跑国会，研究西方政治体制在中国的应用。但是，同一段时间，他却因人生问题所困扰两度欲自杀，曾拒婚、茹素，入迷佛学，一度想出家当和尚。
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让他以后的人生经历充满了传奇。
1916年，在其时的内阁司法部任秘书期间，梁曾经杜门研佛三年。“父亲很早就开始考虑这些人生问题，后来他给我讲过一些佛教故事，释迦牟尼出家的故事让他心有所戚。他同样是看见别人穷苦就受不了的人，后来的信佛实际上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梁漱溟的次子梁培恕先生回忆说。梁漱溟终身不坐人力车，据他自己说是因为年轻时碰见一个老人拉着人力车，内心感到痛楚难忍。
其后一年因为研究印度哲学被蔡元培延请到北大，中学毕业而荣登大学教授坐席。在北大的七年时间他发表了诸多影响深远的专著，1919年《印度哲学概论》问世，其后两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此书一度再版八次。
信佛的梁漱溟却也有自己的规矩，“他没有礼佛行动，从来没有去寺庙烧香拜佛，他是在自我修养上下功夫。”长子梁培宽说，后来在抗战时梁漱溟曾带着学生深入前线，他写信给梁培宽称“时人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此行盖践之以。”
尽管对佛学钻研甚深，但1918年父亲梁济沉潭自尽后，梁漱溟开始折入儒学，而且同样欣喜万分。他曾对培恕先生说：“佛学只能让少数人受益，可孔子的学说是对大多数人说的，他肯定人要付出努力，下一番功夫是可以过得好的。”培恕说这“下功夫”其实也是修身，也就是他自己总结的人生第三种态度：郑重。
多年以后有人称梁漱溟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在他92岁的时候，海外有报纸称他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我把报纸念给他听。他听完后摇了摇头，大概是对这样的称呼并不赞成。” 梁培宽说，父亲梁漱溟对别人给他加上的学者、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的称号都不太认同。
梁濑溟曾对学生说“我与哲学无缘。我不懂什么叫哲学。我就是这样，误打误撞地进了哲学的门。”“他自己说他是一个问题中人，不断在问题中生活，佛学也好，儒学也好，西方的理论也好，都是为了解决他的问题。”梁培宽说，所以当山东孔子研究所的人给他寄来登记表，聘请他为研究所的专家时，他拒绝了，他说：“我不是专家，谁认为我是就让谁填去。”
让梁培宽记忆犹新的是，父亲曾这样表述自己“只有志业，没有职业”。就是说只有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选择自己的职业。在梁漱溟看来，由西方功利主义到佛学再到儒学这一切都只是要解决他自己思想上的问题和中国的问题。
最自由的教育
“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梁培恕先生笑着说，“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用两个“最”字来形容并不过分。梁培恕称自己小学、中学、大学都没毕业，因为每次都在中途就辍学了，有时因为搬家，有时却是因为梁培恕自己不想去上学了。让梁培恕奇怪的是，父亲梁漱溟对他采取了任其自然的态度，后来还是别人劝说才又去上的学。
梁培宽在回忆父亲时，常说：“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的……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力。他从不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儿童或少年人……先父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让我晓得他不同意而止，却从不干涉。”
梁漱溟这种教育方式贯穿始终，梁培宽亦记得父亲从未在学习或者成绩上要求过他们兄弟俩。一次梁培宽考试得59分，曾拿学校要求补考的通知给父亲看。“他只看了一眼，就又还给了我。”梁培宽说，父亲其实并非对自己要求不严，而是他认为这种事情你知道了好，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负责。梁漱溟甚至把他的这种教育方法用到了自己的政治试验上。
1917年梁漱溟出任北大讲师的时候完成了他的巨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在这一时期显露出入世济人的心怀，称“吾辈不出如苍生何”。他把解决中国问题的重点，落实在社会改造上，他想出的办法是“乡治”。
在成功说服军阀韩复榘后，梁漱溟得以在河南、山东开始他的“乡村自治”试验。
梁培恕说父亲的乡村运动，最先提法是乡村建设。父亲的理想是要教育全民，创造新文化，改造思想。梁漱溟认为，旧中国传下来很多弊病，比如政治上不上轨道，是因为旧思想作祟。改造中国，思想是阻碍，不是枪、不是政权。所以他把乡村建设运动的主旨定为八个字：“团体组织，科学技术”，是要把散漫的、只顾自家自身的农民组织起来搞生产，在生产中学习和运用科学技术。
在山东，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有很大“特权”，他的邹平研究院实际上代行了全县的行政管理功能。他在推行自己的试验时，将乡、村一级的行政机构全部去掉，在邹平只保留了一个县政府。实际上，在邹平的乡村试验更像是梁在教育孩子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无为而治”，更多的时候，他把功夫用在对农村人的精神教育上。作为当时的“特区”，邹平县是不向省里交税的，每年还要从省里拿一些补助，研究院的知识分子们的工资也都来自于行政。梁培恕认为，当时的“官办”色彩还是很浓。
梁漱溟发起的这一运动因为抗战被迫中断了。后来梁培恕又回到过邹平几次，那里的人们现在还记得梁漱溟当时办学校的情景，因为宣布穷人的孩子可以不交钱上学，当时有好多农民的孩子也都去上学了。但不收学费也造成了后来学校经费紧张的问题。然而老百姓经济上确实有了改变，比如会种蚕、种棉花，还开展了手工业，有了化工厂、医院。但当地人对当初让大人和老人去认字什么的，并没有更多的积极性。“他们其实并不理解我父亲在做什么”梁培恕说，父亲后来也和他谈过，可能再多几年时间效果也不会更好，当时的理想主义的成分更多一些。
拿着刷子画红太阳
持“只发言，不行动”的梁漱溟，在1953年因为总路线问题与毛泽东发生当面争执，他要求毛要有“雅量”。此后他成了历次运动的“老运动员”，“什么运动都会找父亲。‘文革’期间，当时他和政治上的朋友已经不大来往了，张申府还是经常来，父亲也经常到他那里去。” 梁培宽说。
有一次，培恕和哥哥到父亲那里，看到屋子里挂了一副裱好的对联，父亲在对联中写道：“情可无言喻，文期后世知。”上联是写给我们兄弟两个，意思是说他对我们两个的感情是不用说的，下联则是期望他的文章能为后世人所了解。
“文革”中梁漱溟没怎么受迫害，梁培恕说这全靠他自己的修养。其时梁培宽和梁培恕都已上班了。一天中午，梁培宽和梁培恕同时接到电话，称“我们是某某中学的红卫兵，到你家要抄家了，你们回来一趟。” 梁培恕匆忙往回赶。到了家，院子里一片狼藉，东西扔了一院子。一进门，就被红卫兵拉住了，上上下下打量了梁培恕一遍。梁培宽随后也赶回来了。两兄弟只能站到院子里，看着他们烧东西，搜查。
梁漱溟其实也吃过不少苦头，但在和美国学者艾恺教授谈到这一段时，他只是说当时“心里有点不愉快，几天我就过去了”。他的房子被占了的时候，他只能睡在水泥地上，那已经是夏末秋初，天气开始变凉，衣物被抄走，他只能把洗脸毛巾系在腰间，以免着凉。街道上也曾拉梁漱溟去陪斗，他也曾“坐飞机”，回来后一身汗水。
“他也挨过打。山东来人调查一个我父亲认识的人，让他揭发，我父亲据实回答，也说不出什么，人家说他不老实，一个巴掌就把他的眼镜打到了地上。”梁培恕说，关于这件事，他也没对艾恺教授讲。实际上，他把这事给淡忘了。
在梁培恕记忆中，还有一件事情令他有深刻记忆。那时革命群众流行画红太阳，街上到处是旭日、大海，前门大街上的铺子整个就是红彤彤的了。梁漱溟还上街买颜料，也跟着去在外面墙上画。集体挖防空洞的时候，梁漱溟也积极参与，有一次因为迟到还很自责地将此事写进他的日记里。这些事情，梁培恕分析，父亲是赞同的，因为他是想清楚了，认同了才去做的人，要是想不通，他是绝对不会去做这类事情的。
最大的乐趣是思考问题
一向颇为严肃的梁漱溟在家里亦不苟言笑，在梁氏兄弟的记忆中，父亲的确很少开怀大笑，但是他并不是一位古板的人。
他爱好和人讨论，也爱好书法。但他最大的爱好却是思考问题。
梁培宽对此印象颇深：“父亲当时做乡村工作的时候，大家一起谈到各自的爱好。有人说喜欢下棋，有人说喜欢旅游。问到他，他说，我的乐趣就是思考问题。我要有时间的话，就要思考问题。他常对别人说，你看我最闲的时候，其实是我最忙的时候。你看着我坐在那里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其实我的思想已经跑得很远很远了。”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有思想，而且本着自己的思想去行动的人。
因为思考问题，梁漱溟经常失眠。脑子一开动起来，很难刹住车。后来到北大教书，因为失眠，他还向学校提出过辞职。每隔一段时间，梁漱溟会躲起来安静思考、潜心推究。
梁漱溟耗时最长的志业，在于沟通中西文化鸿沟。“‘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这正是我一生的使命 。”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军的炮火下逃生之后给儿子写信说道：“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种种言论，也曾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人的讥评。但从后来者的角度回溯，梁漱溟先生一生著作等身，到今天，他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都不能轻易断言。
1955年7月，梁漱溟开始写《人心与人生》自序。梁培恕回忆，这年初夏，父子同游北海公园，先生说起他即要动手写的《人心与人生》，以平静而深沉的声音说，“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书完成以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
与毛泽东
梁漱溟与毛泽东同岁。1918年，两人在杨昌济（杨开慧的父亲）先生的家里初识，当时梁漱溟是北大哲学系讲师，毛泽东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20年后，梁漱溟到延安，在16天里与毛泽东有过多次交谈，有两次是通宵达旦，梁漱溟回忆说：“彼此交谈都很有兴趣。”
1950年1月，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再三邀请下，梁漱溟由重庆来到北京，毛泽东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还专门派车接他，招待吃饭，由于梁漱溟吃素，毛泽东大声嘱咐：“我们也统统吃素，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当毛泽东得知他还借住在亲戚家里时，马上派人安排，让他住进颐和园内的一处小院里。
在这段时间里，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十分融洽，经常来往，两人之间有时谈得兴高采烈，有时又不欢而散。也许正是不分上下的朋友关系，使梁漱溟一时忘乎所以，才惹出1953年的那段公案。
在1953年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后来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在小组讨论的时候，梁漱溟的发言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
梁漱溟说道：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
对于梁漱溟的发言，毛泽东很不以为然，他在讲话中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以仁政的意思吧？但须知仁政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GCD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此后几天，会议对梁漱溟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梁漱溟震惊不已。他的牛脾气又犯了，不顾一切地要求发言，并与毛泽东激烈争吵，直到有人在会场上大喊“梁漱溟滚下台来！”这场惊心动魄的争吵才匆匆结束。
随后，毛泽东给梁漱溟的问题定下了基调：虽“反动”，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给“出路”。
30年后，90岁高龄的梁漱溟谈及此事，意味深长地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直言“文革”搞糟了
与毛泽东争吵之后，梁漱溟开始深居简出，很少开口。1956年11月，在“大鸣大放”的高潮中，许多朋友认为梁漱溟应当出来说说话，出出气，但梁漱溟沉住气，决定旁观一段时间，结果，在随之而来的“反右”斗争中，那些朋友当中的许多人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而梁漱溟却侥幸躲过一劫。
1966年，“文革”浪潮席卷全国，梁漱溟也在劫难逃，他的家被抄，不得不栖身于北京鼓楼铸钟厂两间小破屋中，政治上更是莫名其妙地被补戴了一顶“右派”帽子。
1972年底，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梁漱溟参加政协学习组织学习近一个月，却一言不发。于是，有人说梁漱溟与孔子有着割不断的“阶级感情”。梁漱溟终于开口了，他花了两个半天时间，讲自己对“批林批孔”的意见。他说，我只批林，不批孔。批孔是从批林引起的，我看不出林彪与孔子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不批孔，至于批林，我认为林彪谈不上有什么政治路线，不过一心要搞政变夺权而已。
梁漱溟这番话一出口，政协学习组立即开始批判梁漱溟。从1974年2月到9月，先后6个月地分小组批判，然后是两个月的批判大会。然而，当组织者询问梁漱溟有何感想时，他却一字一句地回答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1976年，“四人帮”垮台，在“两个凡是”笼罩的气氛中，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一针见血地说：“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而靠人治。此时，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没有开始，梁漱溟的话可谓先声夺人。
1979年初，全国第五届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当选全国政协主席，梁漱溟当选为政协常委。升了“官”的梁漱溟在这次会议上再次向“文革”开了火，时年他已85岁。
当时，尽管一批老干部在私下场合对“文革”已经开始否定，对“两个凡是”也表示了不同意见，但公开讲话否定“文革”的还没有，梁漱溟是第一个。
10个月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梁漱溟担任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1988年6月23日，95岁高龄的梁先生坦然告别人世。有人慨叹，一个入世的知识分子是很难保持自己的心境平和的，他会呐喊、激愤、忧伤、痛苦，而这常常不免伤及他们的身心，影响他们的个人生活，甚至使他们短寿。像梁漱溟这样，一辈子都直道而行，却又能活到95岁的高龄，不能不说是一个生存的奇迹。
附：梁老先生“文革”打油诗
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知识有。
倘若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满街走。
大事年表
[编辑本段]
1893年 1岁 夏历癸巳年九月初九出生于北1898年 5岁 由孟老师讲授《三字经》、《地球韵言》。
1899年 6岁 入中 西小学堂读书。
1901年 8岁 入南横街公立小学堂读书。
1902年 9岁 入蒙养学堂读书。
1903年 10岁 在家随刘讷读书。
1905年 12岁 入江苏小学堂读书。
1906年 13岁 入顺天中学堂读书。
1907年 14岁 本年开始读梁启超主编之《新民丛报》和《新小说》等出版物。自称此 时开始思考苦乐问题。
1910年 17岁 甄元熙来顺天中学读书，梁漱溟与其讨论中国政治改造问题。本年开始 阅读立宪派之《国风报》、革命派之《民立报》。
1911年 18岁 中学毕业。毕业前参加了京津同盟会。
1912年 19岁 任《民国报》编辑兼外勤记者。总编辑孙炳文为其拟“漱溟”作笔名。 本年开始读佛典。
1913年 20岁 正月赴西安期间开始素食。年初，读幸得秋水《社会主义之神髓》，年 末写出《社会主义粹言》。7月，向父兄表示志愿出家为沙门。
1914年 21岁 2月，在《正谊》发表《谈佛》。
1916年 23岁 9月，在《东方杂志》发表《究元决疑论》。蔡元培聘请先生到北京大学 任教。
1917年 24岁 欲往衡山出家为僧，未能成志。12月5日到北京大学任教，为哲学门三年 级讲授印度哲学概论。
1918年 25岁 3月，在北大哲学门研究所开始讲授佛教哲学。10月，在研究所开设孔子研究。11月，在北大出版部出版《印度哲学概论》。
1919年 26岁 1月，与陈大齐等人在北大发起组织哲学研究会。5月，北京爆发学生运动，先生在《国民公报》发表《论学生事件》。6月，开始写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欲以此书为《孔家哲学》、《唯识述义》两书 之“引子”。
1920年 27岁 1月，《唯识述义》第一册出版。本年春，阅读《东崖语录》有感，遂放弃出家之念。暑假，访问金陵刻经处研究部，向欧阳竟无介绍熊十力。秋，在北京大学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演记录自10月始刊于《北京大学日刊》 。
1921年 28岁 暑假间应山东省教育厅邀请赴济南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0月， 该讲演由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初版。本年四、五月间决定做孔家生活，年末与黄靖贤女士结婚。
1922年 29岁 年初访太原，结识卫中并参观其所办学校。12月，发表《曲阜大学发起和进行的情形并我所怀意见之略述》。
1923年 30岁 9月，在北京大学开设“孔家思想史”课程。
1924年 31岁 8月，发表《重华书院简章》。秋，应邀前往山东菏泽任省立第六中学高中部主任。熊十力偕往。
1925年 32岁 春，返回北京。后与熊十力及山东六中部分学生住什刹海讲学。
1926年 33岁 1月，与师友迁居万寿山北大有庄同住共学。讲《人心与人生》。
1927年 34岁 1月，应邀为北京高校讲演《人心与人生》、《我对于心理学上见解的变 迁》等。
1928年 35岁 春，访南京陶行知所办晓庄师范学校。7月，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在广州期间，代李济深任广东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提出请办乡治讲习所建议案及 试办计划大纲。9月，发表《请办乡治讲习所建议书》，并为广东地方警卫队编练委员 会讲演乡治问题。
1929年 36岁 2月，北大考察江苏、河北、山西等处的村政实验。秋，赴河南辉县参与筹办村治学院。11月，发表《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
1930年 37岁 1月，河南村治学院开学，任教务长。6月，主编《村治》，于该刊发表《主编本刊之自白》、《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 悟》等文。11月，发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
1931年 38岁 1月，赴山东邹平筹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6月，该院成立，任研究部 主任。
1933年 40岁 2月，教育部召开民众教育家会议，推选先生等五人起草民众教育在教育 系统中的地位的草案，先生负责执笔，写成《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同时，被教 育部聘为民众教育委员会委员。10月，接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
1937年 44岁 3月，《乡村建设理论》出版。8月，作为国防参议员出席参议会。
1939年 46岁 11月，与黄炎培等人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
1940年 47岁 夏，在四川璧山来凤驿创办勉仁中学。
1941年 48岁 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任常务委员，并代表民盟前往香港创办《 光明报》，途经桂林时在广西大学讲学两个月。
1942年 49岁 2月，赴桂林，开始写作《中国文化要义》。
1946年 53岁 5月，任民盟秘书长，参与国共和谈。9月，勉仁国学专科学校在重庆北碚成立，1948年改为勉仁文学院。11月，国共和谈破裂。先生回北碚，重新写作《中国文化要义》。
1949年 56岁 夏秋间，晋谒贡嗄上师，领取无上大手印，接受灌顶。自8月初至9月初 ，与罗庸、谢无量等在北碚缙云山上修习藏密功法。11月，《中国文化要义》出版。
1950年 57岁 9月，向中共建议设置中国文化研究所。10月，写作《中国建国之路》。
1952年 59岁 8月，向毛泽东提出去苏联作学术研究，未果。
1956年 63岁 8月，居京西八大处习静。
1960年 67岁 开始写作《人心与人生》。
1966年 73岁 “文化大革命”开始。8月，先生被赶出居室，暂住小屋内。9月至11月 写出《儒佛异同论》。
1974年 81岁 1月，写作《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并在政协学习会上讲演。
1975年 82岁 7月，完成《人心与人生》。重新写作《东方学术概观》。
1984年 91岁 《人心与人生》出版。中国文化书院于北京成立，先生任院务委员会主席。
1985年 92岁 3月，在中国文化书院第一届讲习班上讲演。
1986年 93岁 11月，《东方学概观》出版。
1988年 95岁 6月23日，先生在北京逝世。 墓地在桂林市穿山公园。梁漱溟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6岁启蒙读书，但还不会穿裤子；上了四所小学，学的是ABCD；只有中学毕业文凭，却被蔡元培请到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在城市出生成长，然而长期从事乡村建设；一生致力于研究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是著名的新儒家学者，可是却念念不忘佛家生活……一生不断追求的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什么；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
大众眼中特立独行的梁漱溟，曾经有过怎样的挣扎、苦闷或是从容、豁达，曾经给过家人怎样的慈爱和要求?梁的两个儿子—梁培宽和梁培恕在退休后，用了20年的时间来重新研究父亲、“走近父亲”。面对父亲留给世人的大量著作文章和思想财富，兄弟俩称自己能做的就是搜集整理编辑先父留下来的各种文字资料，多出一些原著性的东西，给读者留作一个比较。
儿子眼中的梁漱溟
“父亲对我们完全是宽放的，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
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学界(术)泰斗’和‘国宝’的桂冠摘下来!”北大教授季羡林在新书中称要把自己头上的这几顶帽子退回去。
在季羡林之前，有更多的当代名人对加在他们头上的桂冠表示过异议。在否定者的行列中，梁漱溟先生是最彻底的一个，这位被称为是“中国脊梁”的人物在名声之外有着更多的争议。
大众眼中特立独行的梁漱溟，曾经有过怎样的挣扎、苦闷或是从容、豁达，曾经给过家人怎样的慈爱和要求。梁的两个儿子，梁培宽和梁培恕在退休后，用了20年的时间来重新研究父亲，在他们眼中，有着另外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梁漱溟。
“前生是一个和尚”
梁漱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学者、哲学家、思想家、活动家、政治家，诸多名号后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梁漱溟。一直以来这都是政学两界人士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在国家图书馆里，博硕士论文以梁漱溟为研究对象的专著超过了数十种。
但梁漱溟在晚年曾自言，“人有今生、前生、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这一说法梁漱溟从未和家人说过，也几乎不向朋友提及。
1912年他19岁时，参加了中国革命同盟会京津支部，成为了一个革命者，随后又当了《民国报》的编辑及外勤记者，专跑国会，研究西方政治体制在中国的应用。但是，同一段时间，他却因人生问题所困扰两度欲自杀，曾拒婚、茹素，入迷佛学，一度想出家当和尚。
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让他以后的人生经历充满了传奇。
1916年，在其时的内阁司法部任秘书期间，梁曾经杜门研佛三年。“父亲很早就开始考虑这些人生问题，后来他给我讲过一些佛教故事，释迦牟尼出家的故事让他心有所戚。他同样是看见别人穷苦就受不了的人，后来的信佛实际上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梁漱溟的次子梁培恕先生回忆说。梁漱溟终身不坐人力车，据他自己说是因为年轻时碰见一个老人拉着人力车，内心感到痛楚难忍。
其后一年因为研究印度哲学被蔡元培延请到北大，中学毕业而荣登大学教授坐席。在北大的七年时间他发表了诸多影响深远的专著，1919年《印度哲学概论》问世，其后两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此书一度再版八次。
信佛的梁漱溟却也有自己的规矩，“他没有礼佛行动，从来没有去寺庙烧香拜佛，他是在自我修养上下功夫。”长子梁培宽说，后来在抗战时梁漱溟曾带着学生深入前线，他写信给梁培宽称“时人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此行盖践之以。”
尽管对佛学钻研甚深，但1918年父亲梁济沉潭自尽后，梁漱溟开始折入儒学，而且同样欣喜万分。他曾对培恕先生说：“佛学只能让少数人受益，可孔子的学说是对大多数人说的，他肯定人要付出努力，下一番功夫是可以过得好的。”培恕说这“下功夫”其实也是修身，也就是他自己总结的人生第三种态度：郑重。
多年以后有人称梁漱溟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在他92岁的时候，海外有报纸称他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我把报纸念给他听。他听完后摇了摇头，大概是对这样的称呼并不赞成。” 梁培宽说，父亲梁漱溟对别人给他加上的学者、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的称号都不太认同。
梁濑溟曾对学生说“我与哲学无缘。我不懂什么叫哲学。我就是这样，误打误撞地进了哲学的门。”“他自己说他是一个问题中人，不断在问题中生活，佛学也好，儒学也好，西方的理论也好，都是为了解决他的问题。”梁培宽说，所以当山东孔子研究所的人给他寄来登记表，聘请他为研究所的专家时，他拒绝了，他说：“我不是专家，谁认为我是就让谁填去。”
让梁培宽记忆犹新的是，父亲曾这样表述自己“只有志业，没有职业”。就是说只有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选择自己的职业。在梁漱溟看来，由西方功利主义到佛学再到儒学这一切都只是要解决他自己思想上的问题和中国的问题。
最自由的教育
“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梁培恕先生笑着说，“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用两个“最”字来形容并不过分。梁培恕称自己小学、中学、大学都没毕业，因为每次都在中途就辍学了，有时因为搬家，有时却是因为梁培恕自己不想去上学了。让梁培恕奇怪的是，父亲梁漱溟对他采取了任其自然的态度，后来还是别人劝说才又去上的学。
梁培宽在回忆父亲时，常说：“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的……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力。他从不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儿童或少年人……先父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让我晓得他不同意而止，却从不干涉。”
梁漱溟这种教育方式贯穿始终，梁培宽亦记得父亲从未在学习或者成绩上要求过他们兄弟俩。一次梁培宽考试得59分，曾拿学校要求补考的通知给父亲看。“他只看了一眼，就又还给了我。”梁培宽说，父亲其实并非对自己要求不严，而是他认为这种事情你知道了好，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负责。梁漱溟甚至把他的这种教育方法用到了自己的政治试验上。
1917年梁漱溟出任北大讲师的时候完成了他的巨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在这一时期显露出入世济人的心怀，称“吾辈不出如苍生何”。他把解决中国问题的重点，落实在社会改造上，他想出的办法是“乡治”。
在成功说服军阀韩复榘后，梁漱溟得以在河南、山东开始他的“乡村自治”试验。
梁培恕说父亲的乡村运动，最先提法是乡村建设。父亲的理想是要教育全民，创造新文化，改造思想。梁漱溟认为，旧中国传下来很多弊病，比如政治上不上轨道，是因为旧思想作祟。改造中国，思想是阻碍，不是枪、不是政权。所以他把乡村建设运动的主旨定为八个字：“团体组织，科学技术”，是要把散漫的、只顾自家自身的农民组织起来搞生产，在生产中学习和运用科学技术。
在山东，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有很大“特权”，他的邹平研究院实际上代行了全县的行政管理功能。他在推行自己的试验时，将乡、村一级的行政机构全部去掉，在邹平只保留了一个县政府。实际上，在邹平的乡村试验更像是梁在教育孩子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无为而治”，更多的时候，他把功夫用在对农村人的精神教育上。作为当时的“特区”，邹平县是不向省里交税的，每年还要从省里拿一些补助，研究院的知识分子们的工资也都来自于行政。梁培恕认为，当时的“官办”色彩还是很浓。
梁漱溟发起的这一运动因为抗战被迫中断了。后来梁培恕又回到过邹平几次，那里的人们现在还记得梁漱溟当时办学校的情景，因为宣布穷人的孩子可以不交钱上学，当时有好多农民的孩子也都去上学了。但不收学费也造成了后来学校经费紧张的问题。然而老百姓经济上确实有了改变，比如会种蚕、种棉花，还开展了手工业，有了化工厂、医院。但当地人对当初让大人和老人去认字什么的，并没有更多的积极性。“他们其实并不理解我父亲在做什么”梁培恕说，父亲后来也和他谈过，可能再多几年时间效果也不会更好，当时的理想主义的成分更多一些。
拿着刷子画红太阳
持“只发言，不行动”的梁漱溟，在1953年因为总路线问题与毛泽东发生当面争执，他要求毛要有“雅量”。此后他成了历次运动的“老运动员”，“什么运动都会找父亲。‘文革’期间，当时他和政治上的朋友已经不大来往了，张申府还是经常来，父亲也经常到他那里去。” 梁培宽说。
有一次，培恕和哥哥到父亲那里，看到屋子里挂了一副裱好的对联，父亲在对联中写道：“情可无言喻，文期后世知。”上联是写给我们兄弟两个，意思是说他对我们两个的感情是不用说的，下联则是期望他的文章能为后世人所了解。
“文革”中梁漱溟没怎么受迫害，梁培恕说这全靠他自己的修养。其时梁培宽和梁培恕都已上班了。一天中午，梁培宽和梁培恕同时接到电话，称“我们是某某中学的红卫兵，到你家要抄家了，你们回来一趟。” 梁培恕匆忙往回赶。到了家，院子里一片狼藉，东西扔了一院子。一进门，就被红卫兵拉住了，上上下下打量了梁培恕一遍。梁培宽随后也赶回来了。两兄弟只能站到院子里，看着他们烧东西，搜查。
梁漱溟其实也吃过不少苦头，但在和美国学者艾恺教授谈到这一段时，他只是说当时“心里有点不愉快，几天我就过去了”。他的房子被占了的时候，他只能睡在水泥地上，那已经是夏末秋初，天气开始变凉，衣物被抄走，他只能把洗脸毛巾系在腰间，以免着凉。街道上也曾拉梁漱溟去陪斗，他也曾“坐飞机”，回来后一身汗水。
“他也挨过打。山东来人调查一个我父亲认识的人，让他揭发，我父亲据实回答，也说不出什么，人家说他不老实，一个巴掌就把他的眼镜打到了地上。”梁培恕说，关于这件事，他也没对艾恺教授讲。实际上，他把这事给淡忘了。
在梁培恕记忆中，还有一件事情令他有深刻记忆。那时革命群众流行画红太阳，街上到处是旭日、大海，前门大街上的铺子整个就是红彤彤的了。梁漱溟还上街买颜料，也跟着去在外面墙上画。集体挖防空洞的时候，梁漱溟也积极参与，有一次因为迟到还很自责地将此事写进他的日记里。这些事情，梁培恕分析，父亲是赞同的，因为他是想清楚了，认同了才去做的人，要是想不通，他是绝对不会去做这类事情的。
最大的乐趣是思考问题
一向颇为严肃的梁漱溟在家里亦不苟言笑，在梁氏兄弟的记忆中，父亲的确很少开怀大笑，但是他并不是一位古板的人。
他爱好和人讨论，也爱好书法。但他最大的爱好却是思考问题。
梁培宽对此印象颇深：“父亲当时做乡村工作的时候，大家一起谈到各自的爱好。有人说喜欢下棋，有人说喜欢旅游。问到他，他说，我的乐趣就是思考问题。我要有时间的话，就要思考问题。他常对别人说，你看我最闲的时候，其实是我最忙的时候。你看着我坐在那里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其实我的思想已经跑得很远很远了。”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有思想，而且本着自己的思想去行动的人。
因为思考问题，梁漱溟经常失眠。脑子一开动起来，很难刹住车。后来到北大教书，因为失眠，他还向学校提出过辞职。每隔一段时间，梁漱溟会躲起来安静思考、潜心推究。
梁漱溟耗时最长的志业，在于沟通中西文化鸿沟。“‘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这正是我一生的使命 。”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军的炮火下逃生之后给儿子写信说道：“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种种言论，也曾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人的讥评。但从后来者的角度回溯，梁漱溟先生一生著作等身，到今天，他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都不能轻易断言。
1955年7月，梁漱溟开始写《人心与人生》自序。梁培恕回忆，这年初夏，父子同游北海公园，先生说起他即要动手写的《人心与人生》，以平静而深沉的声音说，“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书完成以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
与毛泽东
梁漱溟与毛泽东同岁。1918年，两人在杨昌济（杨开慧的父亲）先生的家里初识，当时梁漱溟是北大哲学系讲师，毛泽东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20年后，梁漱溟到延安，在16天里与毛泽东有过多次交谈，有两次是通宵达旦，梁漱溟回忆说：“彼此交谈都很有兴趣。”
1950年1月，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再三邀请下，梁漱溟由重庆来到北京，毛泽东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还专门派车接他，招待吃饭，由于梁漱溟吃素，毛泽东大声嘱咐：“我们也统统吃素，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当毛泽东得知他还借住在亲戚家里时，马上派人安排，让他住进颐和园内的一处小院里。
在这段时间里，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十分融洽，经常来往，两人之间有时谈得兴高采烈，有时又不欢而散。也许正是不分上下的朋友关系，使梁漱溟一时忘乎所以，才惹出1953年的那段公案。
在1953年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后来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在小组讨论的时候，梁漱溟的发言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
梁漱溟说道：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
对于梁漱溟的发言，毛泽东很不以为然，他在讲话中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以仁政的意思吧？但须知仁政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GCD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此后几天，会议对梁漱溟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梁漱溟震惊不已。他的牛脾气又犯了，不顾一切地要求发言，并与毛泽东激烈争吵，直到有人在会场上大喊“梁漱溟滚下台来！”这场惊心动魄的争吵才匆匆结束。
随后，毛泽东给梁漱溟的问题定下了基调：虽“反动”，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给“出路”。
30年后，90岁高龄的梁漱溟谈及此事，意味深长地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直言“文革”搞糟了
与毛泽东争吵之后，梁漱溟开始深居简出，很少开口。1956年11月，在“大鸣大放”的高潮中，许多朋友认为梁漱溟应当出来说说话，出出气，但梁漱溟沉住气，决定旁观一段时间，结果，在随之而来的“反右”斗争中，那些朋友当中的许多人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而梁漱溟却侥幸躲过一劫。
1966年，“文革”浪潮席卷全国，梁漱溟也在劫难逃，他的家被抄，不得不栖身于北京鼓楼铸钟厂两间小破屋中，政治上更是莫名其妙地被补戴了一顶“右派”帽子。
1972年底，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梁漱溟参加政协学习组织学习近一个月，却一言不发。于是，有人说梁漱溟与孔子有着割不断的“阶级感情”。梁漱溟终于开口了，他花了两个半天时间，讲自己对“批林批孔”的意见。他说，我只批林，不批孔。批孔是从批林引起的，我看不出林彪与孔子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不批孔，至于批林，我认为林彪谈不上有什么政治路线，不过一心要搞政变夺权而已。
梁漱溟这番话一出口，政协学习组立即开始批判梁漱溟。从1974年2月到9月，先后6个月地分小组批判，然后是两个月的批判大会。然而，当组织者询问梁漱溟有何感想时，他却一字一句地回答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1976年，“四人帮”垮台，在“两个凡是”笼罩的气氛中，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一针见血地说：“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而靠人治。此时，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没有开始，梁漱溟的话可谓先声夺人。
1979年初，全国第五届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当选全国政协主席，梁漱溟当选为政协常委。升了“官”的梁漱溟在这次会议上再次向“文革”开了火，时年他已85岁。
当时，尽管一批老干部在私下场合对“文革”已经开始否定，对“两个凡是”也表示了不同意见，但公开讲话否定“文革”的还没有，梁漱溟是第一个。
10个月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梁漱溟担任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1988年6月23日，95岁高龄的梁先生坦然告别人世。有人慨叹，一个入世的知识分子是很难保持自己的心境平和的，他会呐喊、激愤、忧伤、痛苦，而这常常不免伤及他们的身心，影响他们的个人生活，甚至使他们短寿。像梁漱溟这样，一辈子都直道而行，却又能活到95岁的高龄，不能不说是一个生存的奇迹。
附：梁老先生“文革”打油诗
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知识有。
倘若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满街走。
大事年表
[编辑本段]
1893年 1岁 夏历癸巳年九月初九出生于北1898年 5岁 由孟老师讲授《三字经》、《地球韵言》。
1899年 6岁 入中 西小学堂读书。
1901年 8岁 入南横街公立小学堂读书。
1902年 9岁 入蒙养学堂读书。
1903年 10岁 在家随刘讷读书。
1905年 12岁 入江苏小学堂读书。
1906年 13岁 入顺天中学堂读书。
1907年 14岁 本年开始读梁启超主编之《新民丛报》和《新小说》等出版物。自称此 时开始思考苦乐问题。
1910年 17岁 甄元熙来顺天中学读书，梁漱溟与其讨论中国政治改造问题。本年开始 阅读立宪派之《国风报》、革命派之《民立报》。
1911年 18岁 中学毕业。毕业前参加了京津同盟会。
1912年 19岁 任《民国报》编辑兼外勤记者。总编辑孙炳文为其拟“漱溟”作笔名。 本年开始读佛典。
1913年 20岁 正月赴西安期间开始素食。年初，读幸得秋水《社会主义之神髓》，年 末写出《社会主义粹言》。7月，向父兄表示志愿出家为沙门。
1914年 21岁 2月，在《正谊》发表《谈佛》。
1916年 23岁 9月，在《东方杂志》发表《究元决疑论》。蔡元培聘请先生到北京大学 任教。
1917年 24岁 欲往衡山出家为僧，未能成志。12月5日到北京大学任教，为哲学门三年 级讲授印度哲学概论。
1918年 25岁 3月，在北大哲学门研究所开始讲授佛教哲学。10月，在研究所开设孔子研究。11月，在北大出版部出版《印度哲学概论》。
1919年 26岁 1月，与陈大齐等人在北大发起组织哲学研究会。5月，北京爆发学生运动，先生在《国民公报》发表《论学生事件》。6月，开始写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欲以此书为《孔家哲学》、《唯识述义》两书 之“引子”。
1920年 27岁 1月，《唯识述义》第一册出版。本年春，阅读《东崖语录》有感，遂放弃出家之念。暑假，访问金陵刻经处研究部，向欧阳竟无介绍熊十力。秋，在北京大学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演记录自10月始刊于《北京大学日刊》 。
1921年 28岁 暑假间应山东省教育厅邀请赴济南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0月， 该讲演由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初版。本年四、五月间决定做孔家生活，年末与黄靖贤女士结婚。
1922年 29岁 年初访太原，结识卫中并参观其所办学校。12月，发表《曲阜大学发起和进行的情形并我所怀意见之略述》。
1923年 30岁 9月，在北京大学开设“孔家思想史”课程。
1924年 31岁 8月，发表《重华书院简章》。秋，应邀前往山东菏泽任省立第六中学高中部主任。熊十力偕往。
1925年 32岁 春，返回北京。后与熊十力及山东六中部分学生住什刹海讲学。
1926年 33岁 1月，与师友迁居万寿山北大有庄同住共学。讲《人心与人生》。
1927年 34岁 1月，应邀为北京高校讲演《人心与人生》、《我对于心理学上见解的变 迁》等。
1928年 35岁 春，访南京陶行知所办晓庄师范学校。7月，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在广州期间，代李济深任广东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提出请办乡治讲习所建议案及 试办计划大纲。9月，发表《请办乡治讲习所建议书》，并为广东地方警卫队编练委员 会讲演乡治问题。
1929年 36岁 2月，北大考察江苏、河北、山西等处的村政实验。秋，赴河南辉县参与筹办村治学院。11月，发表《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
1930年 37岁 1月，河南村治学院开学，任教务长。6月，主编《村治》，于该刊发表《主编本刊之自白》、《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 悟》等文。11月，发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
1931年 38岁 1月，赴山东邹平筹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6月，该院成立，任研究部 主任。
1933年 40岁 2月，教育部召开民众教育家会议，推选先生等五人起草民众教育在教育 系统中的地位的草案，先生负责执笔，写成《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同时，被教 育部聘为民众教育委员会委员。10月，接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
1937年 44岁 3月，《乡村建设理论》出版。8月，作为国防参议员出席参议会。
1939年 46岁 11月，与黄炎培等人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
1940年 47岁 夏，在四川璧山来凤驿创办勉仁中学。
1941年 48岁 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任常务委员，并代表民盟前往香港创办《 光明报》，途经桂林时在广西大学讲学两个月。
1942年 49岁 2月，赴桂林，开始写作《中国文化要义》。
1946年 53岁 5月，任民盟秘书长，参与国共和谈。9月，勉仁国学专科学校在重庆北碚成立，1948年改为勉仁文学院。11月，国共和谈破裂。先生回北碚，重新写作《中国文化要义》。
1949年 56岁 夏秋间，晋谒贡嗄上师，领取无上大手印，接受灌顶。自8月初至9月初 ，与罗庸、谢无量等在北碚缙云山上修习藏密功法。11月，《中国文化要义》出版。
1950年 57岁 9月，向中共建议设置中国文化研究所。10月，写作《中国建国之路》。
1952年 59岁 8月，向毛泽东提出去苏联作学术研究，未果。
1956年 63岁 8月，居京西八大处习静。
1960年 67岁 开始写作《人心与人生》。
1966年 73岁 “文化大革命”开始。8月，先生被赶出居室，暂住小屋内。9月至11月 写出《儒佛异同论》。
1974年 81岁 1月，写作《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并在政协学习会上讲演。
1975年 82岁 7月，完成《人心与人生》。重新写作《东方学术概观》。
1984年 91岁 《人心与人生》出版。中国文化书院于北京成立，先生任院务委员会主席。
1985年 92岁 3月，在中国文化书院第一届讲习班上讲演。
1986年 93岁 11月，《东方学概观》出版。
1988年 95岁 6月23日，先生在北京逝世。 墓地在桂林市穿山公园。
大众眼中特立独行的梁漱溟，曾经有过怎样的挣扎、苦闷或是从容、豁达，曾经给过家人怎样的慈爱和要求?梁的两个儿子—梁培宽和梁培恕在退休后，用了20年的时间来重新研究父亲、“走近父亲”。面对父亲留给世人的大量著作文章和思想财富，兄弟俩称自己能做的就是搜集整理编辑先父留下来的各种文字资料，多出一些原著性的东西，给读者留作一个比较。
儿子眼中的梁漱溟
“父亲对我们完全是宽放的，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
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学界(术)泰斗’和‘国宝’的桂冠摘下来!”北大教授季羡林在新书中称要把自己头上的这几顶帽子退回去。
在季羡林之前，有更多的当代名人对加在他们头上的桂冠表示过异议。在否定者的行列中，梁漱溟先生是最彻底的一个，这位被称为是“中国脊梁”的人物在名声之外有着更多的争议。
大众眼中特立独行的梁漱溟，曾经有过怎样的挣扎、苦闷或是从容、豁达，曾经给过家人怎样的慈爱和要求。梁的两个儿子，梁培宽和梁培恕在退休后，用了20年的时间来重新研究父亲，在他们眼中，有着另外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梁漱溟。
“前生是一个和尚”
梁漱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学者、哲学家、思想家、活动家、政治家，诸多名号后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梁漱溟。一直以来这都是政学两界人士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在国家图书馆里，博硕士论文以梁漱溟为研究对象的专著超过了数十种。
但梁漱溟在晚年曾自言，“人有今生、前生、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这一说法梁漱溟从未和家人说过，也几乎不向朋友提及。
1912年他19岁时，参加了中国革命同盟会京津支部，成为了一个革命者，随后又当了《民国报》的编辑及外勤记者，专跑国会，研究西方政治体制在中国的应用。但是，同一段时间，他却因人生问题所困扰两度欲自杀，曾拒婚、茹素，入迷佛学，一度想出家当和尚。
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让他以后的人生经历充满了传奇。
1916年，在其时的内阁司法部任秘书期间，梁曾经杜门研佛三年。“父亲很早就开始考虑这些人生问题，后来他给我讲过一些佛教故事，释迦牟尼出家的故事让他心有所戚。他同样是看见别人穷苦就受不了的人，后来的信佛实际上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梁漱溟的次子梁培恕先生回忆说。梁漱溟终身不坐人力车，据他自己说是因为年轻时碰见一个老人拉着人力车，内心感到痛楚难忍。
其后一年因为研究印度哲学被蔡元培延请到北大，中学毕业而荣登大学教授坐席。在北大的七年时间他发表了诸多影响深远的专著，1919年《印度哲学概论》问世，其后两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此书一度再版八次。
信佛的梁漱溟却也有自己的规矩，“他没有礼佛行动，从来没有去寺庙烧香拜佛，他是在自我修养上下功夫。”长子梁培宽说，后来在抗战时梁漱溟曾带着学生深入前线，他写信给梁培宽称“时人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此行盖践之以。”
尽管对佛学钻研甚深，但1918年父亲梁济沉潭自尽后，梁漱溟开始折入儒学，而且同样欣喜万分。他曾对培恕先生说：“佛学只能让少数人受益，可孔子的学说是对大多数人说的，他肯定人要付出努力，下一番功夫是可以过得好的。”培恕说这“下功夫”其实也是修身，也就是他自己总结的人生第三种态度：郑重。
多年以后有人称梁漱溟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在他92岁的时候，海外有报纸称他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我把报纸念给他听。他听完后摇了摇头，大概是对这样的称呼并不赞成。” 梁培宽说，父亲梁漱溟对别人给他加上的学者、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的称号都不太认同。
梁濑溟曾对学生说“我与哲学无缘。我不懂什么叫哲学。我就是这样，误打误撞地进了哲学的门。”“他自己说他是一个问题中人，不断在问题中生活，佛学也好，儒学也好，西方的理论也好，都是为了解决他的问题。”梁培宽说，所以当山东孔子研究所的人给他寄来登记表，聘请他为研究所的专家时，他拒绝了，他说：“我不是专家，谁认为我是就让谁填去。”
让梁培宽记忆犹新的是，父亲曾这样表述自己“只有志业，没有职业”。就是说只有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选择自己的职业。在梁漱溟看来，由西方功利主义到佛学再到儒学这一切都只是要解决他自己思想上的问题和中国的问题。
最自由的教育
“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梁培恕先生笑着说，“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用两个“最”字来形容并不过分。梁培恕称自己小学、中学、大学都没毕业，因为每次都在中途就辍学了，有时因为搬家，有时却是因为梁培恕自己不想去上学了。让梁培恕奇怪的是，父亲梁漱溟对他采取了任其自然的态度，后来还是别人劝说才又去上的学。
梁培宽在回忆父亲时，常说：“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的……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力。他从不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儿童或少年人……先父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让我晓得他不同意而止，却从不干涉。”
梁漱溟这种教育方式贯穿始终，梁培宽亦记得父亲从未在学习或者成绩上要求过他们兄弟俩。一次梁培宽考试得59分，曾拿学校要求补考的通知给父亲看。“他只看了一眼，就又还给了我。”梁培宽说，父亲其实并非对自己要求不严，而是他认为这种事情你知道了好，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负责。梁漱溟甚至把他的这种教育方法用到了自己的政治试验上。
1917年梁漱溟出任北大讲师的时候完成了他的巨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在这一时期显露出入世济人的心怀，称“吾辈不出如苍生何”。他把解决中国问题的重点，落实在社会改造上，他想出的办法是“乡治”。
在成功说服军阀韩复榘后，梁漱溟得以在河南、山东开始他的“乡村自治”试验。
梁培恕说父亲的乡村运动，最先提法是乡村建设。父亲的理想是要教育全民，创造新文化，改造思想。梁漱溟认为，旧中国传下来很多弊病，比如政治上不上轨道，是因为旧思想作祟。改造中国，思想是阻碍，不是枪、不是政权。所以他把乡村建设运动的主旨定为八个字：“团体组织，科学技术”，是要把散漫的、只顾自家自身的农民组织起来搞生产，在生产中学习和运用科学技术。
在山东，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有很大“特权”，他的邹平研究院实际上代行了全县的行政管理功能。他在推行自己的试验时，将乡、村一级的行政机构全部去掉，在邹平只保留了一个县政府。实际上，在邹平的乡村试验更像是梁在教育孩子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无为而治”，更多的时候，他把功夫用在对农村人的精神教育上。作为当时的“特区”，邹平县是不向省里交税的，每年还要从省里拿一些补助，研究院的知识分子们的工资也都来自于行政。梁培恕认为，当时的“官办”色彩还是很浓。
梁漱溟发起的这一运动因为抗战被迫中断了。后来梁培恕又回到过邹平几次，那里的人们现在还记得梁漱溟当时办学校的情景，因为宣布穷人的孩子可以不交钱上学，当时有好多农民的孩子也都去上学了。但不收学费也造成了后来学校经费紧张的问题。然而老百姓经济上确实有了改变，比如会种蚕、种棉花，还开展了手工业，有了化工厂、医院。但当地人对当初让大人和老人去认字什么的，并没有更多的积极性。“他们其实并不理解我父亲在做什么”梁培恕说，父亲后来也和他谈过，可能再多几年时间效果也不会更好，当时的理想主义的成分更多一些。
拿着刷子画红太阳
持“只发言，不行动”的梁漱溟，在1953年因为总路线问题与毛泽东发生当面争执，他要求毛要有“雅量”。此后他成了历次运动的“老运动员”，“什么运动都会找父亲。‘文革’期间，当时他和政治上的朋友已经不大来往了，张申府还是经常来，父亲也经常到他那里去。” 梁培宽说。
有一次，培恕和哥哥到父亲那里，看到屋子里挂了一副裱好的对联，父亲在对联中写道：“情可无言喻，文期后世知。”上联是写给我们兄弟两个，意思是说他对我们两个的感情是不用说的，下联则是期望他的文章能为后世人所了解。
“文革”中梁漱溟没怎么受迫害，梁培恕说这全靠他自己的修养。其时梁培宽和梁培恕都已上班了。一天中午，梁培宽和梁培恕同时接到电话，称“我们是某某中学的红卫兵，到你家要抄家了，你们回来一趟。” 梁培恕匆忙往回赶。到了家，院子里一片狼藉，东西扔了一院子。一进门，就被红卫兵拉住了，上上下下打量了梁培恕一遍。梁培宽随后也赶回来了。两兄弟只能站到院子里，看着他们烧东西，搜查。
梁漱溟其实也吃过不少苦头，但在和美国学者艾恺教授谈到这一段时，他只是说当时“心里有点不愉快，几天我就过去了”。他的房子被占了的时候，他只能睡在水泥地上，那已经是夏末秋初，天气开始变凉，衣物被抄走，他只能把洗脸毛巾系在腰间，以免着凉。街道上也曾拉梁漱溟去陪斗，他也曾“坐飞机”，回来后一身汗水。
“他也挨过打。山东来人调查一个我父亲认识的人，让他揭发，我父亲据实回答，也说不出什么，人家说他不老实，一个巴掌就把他的眼镜打到了地上。”梁培恕说，关于这件事，他也没对艾恺教授讲。实际上，他把这事给淡忘了。
在梁培恕记忆中，还有一件事情令他有深刻记忆。那时革命群众流行画红太阳，街上到处是旭日、大海，前门大街上的铺子整个就是红彤彤的了。梁漱溟还上街买颜料，也跟着去在外面墙上画。集体挖防空洞的时候，梁漱溟也积极参与，有一次因为迟到还很自责地将此事写进他的日记里。这些事情，梁培恕分析，父亲是赞同的，因为他是想清楚了，认同了才去做的人，要是想不通，他是绝对不会去做这类事情的。
最大的乐趣是思考问题
一向颇为严肃的梁漱溟在家里亦不苟言笑，在梁氏兄弟的记忆中，父亲的确很少开怀大笑，但是他并不是一位古板的人。
他爱好和人讨论，也爱好书法。但他最大的爱好却是思考问题。
梁培宽对此印象颇深：“父亲当时做乡村工作的时候，大家一起谈到各自的爱好。有人说喜欢下棋，有人说喜欢旅游。问到他，他说，我的乐趣就是思考问题。我要有时间的话，就要思考问题。他常对别人说，你看我最闲的时候，其实是我最忙的时候。你看着我坐在那里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其实我的思想已经跑得很远很远了。”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有思想，而且本着自己的思想去行动的人。
因为思考问题，梁漱溟经常失眠。脑子一开动起来，很难刹住车。后来到北大教书，因为失眠，他还向学校提出过辞职。每隔一段时间，梁漱溟会躲起来安静思考、潜心推究。
梁漱溟耗时最长的志业，在于沟通中西文化鸿沟。“‘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这正是我一生的使命 。”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军的炮火下逃生之后给儿子写信说道：“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种种言论，也曾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人的讥评。但从后来者的角度回溯，梁漱溟先生一生著作等身，到今天，他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都不能轻易断言。
1955年7月，梁漱溟开始写《人心与人生》自序。梁培恕回忆，这年初夏，父子同游北海公园，先生说起他即要动手写的《人心与人生》，以平静而深沉的声音说，“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书完成以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
与毛泽东
梁漱溟与毛泽东同岁。1918年，两人在杨昌济（杨开慧的父亲）先生的家里初识，当时梁漱溟是北大哲学系讲师，毛泽东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20年后，梁漱溟到延安，在16天里与毛泽东有过多次交谈，有两次是通宵达旦，梁漱溟回忆说：“彼此交谈都很有兴趣。”
1950年1月，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再三邀请下，梁漱溟由重庆来到北京，毛泽东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还专门派车接他，招待吃饭，由于梁漱溟吃素，毛泽东大声嘱咐：“我们也统统吃素，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当毛泽东得知他还借住在亲戚家里时，马上派人安排，让他住进颐和园内的一处小院里。
在这段时间里，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十分融洽，经常来往，两人之间有时谈得兴高采烈，有时又不欢而散。也许正是不分上下的朋友关系，使梁漱溟一时忘乎所以，才惹出1953年的那段公案。
在1953年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后来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在小组讨论的时候，梁漱溟的发言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
梁漱溟说道：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
对于梁漱溟的发言，毛泽东很不以为然，他在讲话中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以仁政的意思吧？但须知仁政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GCD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此后几天，会议对梁漱溟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梁漱溟震惊不已。他的牛脾气又犯了，不顾一切地要求发言，并与毛泽东激烈争吵，直到有人在会场上大喊“梁漱溟滚下台来！”这场惊心动魄的争吵才匆匆结束。
随后，毛泽东给梁漱溟的问题定下了基调：虽“反动”，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给“出路”。
30年后，90岁高龄的梁漱溟谈及此事，意味深长地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直言“文革”搞糟了
与毛泽东争吵之后，梁漱溟开始深居简出，很少开口。1956年11月，在“大鸣大放”的高潮中，许多朋友认为梁漱溟应当出来说说话，出出气，但梁漱溟沉住气，决定旁观一段时间，结果，在随之而来的“反右”斗争中，那些朋友当中的许多人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而梁漱溟却侥幸躲过一劫。
1966年，“文革”浪潮席卷全国，梁漱溟也在劫难逃，他的家被抄，不得不栖身于北京鼓楼铸钟厂两间小破屋中，政治上更是莫名其妙地被补戴了一顶“右派”帽子。
1972年底，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梁漱溟参加政协学习组织学习近一个月，却一言不发。于是，有人说梁漱溟与孔子有着割不断的“阶级感情”。梁漱溟终于开口了，他花了两个半天时间，讲自己对“批林批孔”的意见。他说，我只批林，不批孔。批孔是从批林引起的，我看不出林彪与孔子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不批孔，至于批林，我认为林彪谈不上有什么政治路线，不过一心要搞政变夺权而已。
梁漱溟这番话一出口，政协学习组立即开始批判梁漱溟。从1974年2月到9月，先后6个月地分小组批判，然后是两个月的批判大会。然而，当组织者询问梁漱溟有何感想时，他却一字一句地回答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1976年，“四人帮”垮台，在“两个凡是”笼罩的气氛中，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一针见血地说：“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而靠人治。此时，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没有开始，梁漱溟的话可谓先声夺人。
1979年初，全国第五届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当选全国政协主席，梁漱溟当选为政协常委。升了“官”的梁漱溟在这次会议上再次向“文革”开了火，时年他已85岁。
当时，尽管一批老干部在私下场合对“文革”已经开始否定，对“两个凡是”也表示了不同意见，但公开讲话否定“文革”的还没有，梁漱溟是第一个。
10个月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梁漱溟担任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1988年6月23日，95岁高龄的梁先生坦然告别人世。有人慨叹，一个入世的知识分子是很难保持自己的心境平和的，他会呐喊、激愤、忧伤、痛苦，而这常常不免伤及他们的身心，影响他们的个人生活，甚至使他们短寿。像梁漱溟这样，一辈子都直道而行，却又能活到95岁的高龄，不能不说是一个生存的奇迹。
附：梁老先生“文革”打油诗
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知识有。
倘若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满街走。
大事年表
[编辑本段]
1893年 1岁 夏历癸巳年九月初九出生于北1898年 5岁 由孟老师讲授《三字经》、《地球韵言》。
1899年 6岁 入中 西小学堂读书。
1901年 8岁 入南横街公立小学堂读书。
1902年 9岁 入蒙养学堂读书。
1903年 10岁 在家随刘讷读书。
1905年 12岁 入江苏小学堂读书。
1906年 13岁 入顺天中学堂读书。
1907年 14岁 本年开始读梁启超主编之《新民丛报》和《新小说》等出版物。自称此 时开始思考苦乐问题。
1910年 17岁 甄元熙来顺天中学读书，梁漱溟与其讨论中国政治改造问题。本年开始 阅读立宪派之《国风报》、革命派之《民立报》。
1911年 18岁 中学毕业。毕业前参加了京津同盟会。
1912年 19岁 任《民国报》编辑兼外勤记者。总编辑孙炳文为其拟“漱溟”作笔名。 本年开始读佛典。
1913年 20岁 正月赴西安期间开始素食。年初，读幸得秋水《社会主义之神髓》，年 末写出《社会主义粹言》。7月，向父兄表示志愿出家为沙门。
1914年 21岁 2月，在《正谊》发表《谈佛》。
1916年 23岁 9月，在《东方杂志》发表《究元决疑论》。蔡元培聘请先生到北京大学 任教。
1917年 24岁 欲往衡山出家为僧，未能成志。12月5日到北京大学任教，为哲学门三年 级讲授印度哲学概论。
1918年 25岁 3月，在北大哲学门研究所开始讲授佛教哲学。10月，在研究所开设孔子研究。11月，在北大出版部出版《印度哲学概论》。
1919年 26岁 1月，与陈大齐等人在北大发起组织哲学研究会。5月，北京爆发学生运动，先生在《国民公报》发表《论学生事件》。6月，开始写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欲以此书为《孔家哲学》、《唯识述义》两书 之“引子”。
1920年 27岁 1月，《唯识述义》第一册出版。本年春，阅读《东崖语录》有感，遂放弃出家之念。暑假，访问金陵刻经处研究部，向欧阳竟无介绍熊十力。秋，在北京大学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演记录自10月始刊于《北京大学日刊》 。
1921年 28岁 暑假间应山东省教育厅邀请赴济南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0月， 该讲演由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初版。本年四、五月间决定做孔家生活，年末与黄靖贤女士结婚。
1922年 29岁 年初访太原，结识卫中并参观其所办学校。12月，发表《曲阜大学发起和进行的情形并我所怀意见之略述》。
1923年 30岁 9月，在北京大学开设“孔家思想史”课程。
1924年 31岁 8月，发表《重华书院简章》。秋，应邀前往山东菏泽任省立第六中学高中部主任。熊十力偕往。
1925年 32岁 春，返回北京。后与熊十力及山东六中部分学生住什刹海讲学。
1926年 33岁 1月，与师友迁居万寿山北大有庄同住共学。讲《人心与人生》。
1927年 34岁 1月，应邀为北京高校讲演《人心与人生》、《我对于心理学上见解的变 迁》等。
1928年 35岁 春，访南京陶行知所办晓庄师范学校。7月，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在广州期间，代李济深任广东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提出请办乡治讲习所建议案及 试办计划大纲。9月，发表《请办乡治讲习所建议书》，并为广东地方警卫队编练委员 会讲演乡治问题。
1929年 36岁 2月，北大考察江苏、河北、山西等处的村政实验。秋，赴河南辉县参与筹办村治学院。11月，发表《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
1930年 37岁 1月，河南村治学院开学，任教务长。6月，主编《村治》，于该刊发表《主编本刊之自白》、《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 悟》等文。11月，发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
1931年 38岁 1月，赴山东邹平筹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6月，该院成立，任研究部 主任。
1933年 40岁 2月，教育部召开民众教育家会议，推选先生等五人起草民众教育在教育 系统中的地位的草案，先生负责执笔，写成《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同时，被教 育部聘为民众教育委员会委员。10月，接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
1937年 44岁 3月，《乡村建设理论》出版。8月，作为国防参议员出席参议会。
1939年 46岁 11月，与黄炎培等人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
1940年 47岁 夏，在四川璧山来凤驿创办勉仁中学。
1941年 48岁 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任常务委员，并代表民盟前往香港创办《 光明报》，途经桂林时在广西大学讲学两个月。
1942年 49岁 2月，赴桂林，开始写作《中国文化要义》。
1946年 53岁 5月，任民盟秘书长，参与国共和谈。9月，勉仁国学专科学校在重庆北碚成立，1948年改为勉仁文学院。11月，国共和谈破裂。先生回北碚，重新写作《中国文化要义》。
1949年 56岁 夏秋间，晋谒贡嗄上师，领取无上大手印，接受灌顶。自8月初至9月初 ，与罗庸、谢无量等在北碚缙云山上修习藏密功法。11月，《中国文化要义》出版。
1950年 57岁 9月，向中共建议设置中国文化研究所。10月，写作《中国建国之路》。
1952年 59岁 8月，向毛泽东提出去苏联作学术研究，未果。
1956年 63岁 8月，居京西八大处习静。
1960年 67岁 开始写作《人心与人生》。
1966年 73岁 “文化大革命”开始。8月，先生被赶出居室，暂住小屋内。9月至11月 写出《儒佛异同论》。
1974年 81岁 1月，写作《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并在政协学习会上讲演。
1975年 82岁 7月，完成《人心与人生》。重新写作《东方学术概观》。
1984年 91岁 《人心与人生》出版。中国文化书院于北京成立，先生任院务委员会主席。
1985年 92岁 3月，在中国文化书院第一届讲习班上讲演。
1986年 93岁 11月，《东方学概观》出版。
1988年 95岁 6月23日，先生在北京逝世。 墓地在桂林市穿山公园。梁漱溟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6岁启蒙读书，但还不会穿裤子；上了四所小学，学的是ABCD；只有中学毕业文凭，却被蔡元培请到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在城市出生成长，然而长期从事乡村建设；一生致力于研究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是著名的新儒家学者，可是却念念不忘佛家生活……一生不断追求的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什么；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
大众眼中特立独行的梁漱溟，曾经有过怎样的挣扎、苦闷或是从容、豁达，曾经给过家人怎样的慈爱和要求?梁的两个儿子—梁培宽和梁培恕在退休后，用了20年的时间来重新研究父亲、“走近父亲”。面对父亲留给世人的大量著作文章和思想财富，兄弟俩称自己能做的就是搜集整理编辑先父留下来的各种文字资料，多出一些原著性的东西，给读者留作一个比较。
儿子眼中的梁漱溟
“父亲对我们完全是宽放的，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
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学界(术)泰斗’和‘国宝’的桂冠摘下来!”北大教授季羡林在新书中称要把自己头上的这几顶帽子退回去。
在季羡林之前，有更多的当代名人对加在他们头上的桂冠表示过异议。在否定者的行列中，梁漱溟先生是最彻底的一个，这位被称为是“中国脊梁”的人物在名声之外有着更多的争议。
大众眼中特立独行的梁漱溟，曾经有过怎样的挣扎、苦闷或是从容、豁达，曾经给过家人怎样的慈爱和要求。梁的两个儿子，梁培宽和梁培恕在退休后，用了20年的时间来重新研究父亲，在他们眼中，有着另外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梁漱溟。
“前生是一个和尚”
梁漱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学者、哲学家、思想家、活动家、政治家，诸多名号后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梁漱溟。一直以来这都是政学两界人士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在国家图书馆里，博硕士论文以梁漱溟为研究对象的专著超过了数十种。
但梁漱溟在晚年曾自言，“人有今生、前生、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这一说法梁漱溟从未和家人说过，也几乎不向朋友提及。
1912年他19岁时，参加了中国革命同盟会京津支部，成为了一个革命者，随后又当了《民国报》的编辑及外勤记者，专跑国会，研究西方政治体制在中国的应用。但是，同一段时间，他却因人生问题所困扰两度欲自杀，曾拒婚、茹素，入迷佛学，一度想出家当和尚。
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让他以后的人生经历充满了传奇。
1916年，在其时的内阁司法部任秘书期间，梁曾经杜门研佛三年。“父亲很早就开始考虑这些人生问题，后来他给我讲过一些佛教故事，释迦牟尼出家的故事让他心有所戚。他同样是看见别人穷苦就受不了的人，后来的信佛实际上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梁漱溟的次子梁培恕先生回忆说。梁漱溟终身不坐人力车，据他自己说是因为年轻时碰见一个老人拉着人力车，内心感到痛楚难忍。
其后一年因为研究印度哲学被蔡元培延请到北大，中学毕业而荣登大学教授坐席。在北大的七年时间他发表了诸多影响深远的专著，1919年《印度哲学概论》问世，其后两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此书一度再版八次。
信佛的梁漱溟却也有自己的规矩，“他没有礼佛行动，从来没有去寺庙烧香拜佛，他是在自我修养上下功夫。”长子梁培宽说，后来在抗战时梁漱溟曾带着学生深入前线，他写信给梁培宽称“时人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此行盖践之以。”
尽管对佛学钻研甚深，但1918年父亲梁济沉潭自尽后，梁漱溟开始折入儒学，而且同样欣喜万分。他曾对培恕先生说：“佛学只能让少数人受益，可孔子的学说是对大多数人说的，他肯定人要付出努力，下一番功夫是可以过得好的。”培恕说这“下功夫”其实也是修身，也就是他自己总结的人生第三种态度：郑重。
多年以后有人称梁漱溟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在他92岁的时候，海外有报纸称他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我把报纸念给他听。他听完后摇了摇头，大概是对这样的称呼并不赞成。” 梁培宽说，父亲梁漱溟对别人给他加上的学者、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的称号都不太认同。
梁濑溟曾对学生说“我与哲学无缘。我不懂什么叫哲学。我就是这样，误打误撞地进了哲学的门。”“他自己说他是一个问题中人，不断在问题中生活，佛学也好，儒学也好，西方的理论也好，都是为了解决他的问题。”梁培宽说，所以当山东孔子研究所的人给他寄来登记表，聘请他为研究所的专家时，他拒绝了，他说：“我不是专家，谁认为我是就让谁填去。”
让梁培宽记忆犹新的是，父亲曾这样表述自己“只有志业，没有职业”。就是说只有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选择自己的职业。在梁漱溟看来，由西方功利主义到佛学再到儒学这一切都只是要解决他自己思想上的问题和中国的问题。
最自由的教育
“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梁培恕先生笑着说，“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用两个“最”字来形容并不过分。梁培恕称自己小学、中学、大学都没毕业，因为每次都在中途就辍学了，有时因为搬家，有时却是因为梁培恕自己不想去上学了。让梁培恕奇怪的是，父亲梁漱溟对他采取了任其自然的态度，后来还是别人劝说才又去上的学。
梁培宽在回忆父亲时，常说：“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的……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力。他从不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儿童或少年人……先父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让我晓得他不同意而止，却从不干涉。”
梁漱溟这种教育方式贯穿始终，梁培宽亦记得父亲从未在学习或者成绩上要求过他们兄弟俩。一次梁培宽考试得59分，曾拿学校要求补考的通知给父亲看。“他只看了一眼，就又还给了我。”梁培宽说，父亲其实并非对自己要求不严，而是他认为这种事情你知道了好，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负责。梁漱溟甚至把他的这种教育方法用到了自己的政治试验上。
1917年梁漱溟出任北大讲师的时候完成了他的巨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在这一时期显露出入世济人的心怀，称“吾辈不出如苍生何”。他把解决中国问题的重点，落实在社会改造上，他想出的办法是“乡治”。
在成功说服军阀韩复榘后，梁漱溟得以在河南、山东开始他的“乡村自治”试验。
梁培恕说父亲的乡村运动，最先提法是乡村建设。父亲的理想是要教育全民，创造新文化，改造思想。梁漱溟认为，旧中国传下来很多弊病，比如政治上不上轨道，是因为旧思想作祟。改造中国，思想是阻碍，不是枪、不是政权。所以他把乡村建设运动的主旨定为八个字：“团体组织，科学技术”，是要把散漫的、只顾自家自身的农民组织起来搞生产，在生产中学习和运用科学技术。
在山东，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有很大“特权”，他的邹平研究院实际上代行了全县的行政管理功能。他在推行自己的试验时，将乡、村一级的行政机构全部去掉，在邹平只保留了一个县政府。实际上，在邹平的乡村试验更像是梁在教育孩子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无为而治”，更多的时候，他把功夫用在对农村人的精神教育上。作为当时的“特区”，邹平县是不向省里交税的，每年还要从省里拿一些补助，研究院的知识分子们的工资也都来自于行政。梁培恕认为，当时的“官办”色彩还是很浓。
梁漱溟发起的这一运动因为抗战被迫中断了。后来梁培恕又回到过邹平几次，那里的人们现在还记得梁漱溟当时办学校的情景，因为宣布穷人的孩子可以不交钱上学，当时有好多农民的孩子也都去上学了。但不收学费也造成了后来学校经费紧张的问题。然而老百姓经济上确实有了改变，比如会种蚕、种棉花，还开展了手工业，有了化工厂、医院。但当地人对当初让大人和老人去认字什么的，并没有更多的积极性。“他们其实并不理解我父亲在做什么”梁培恕说，父亲后来也和他谈过，可能再多几年时间效果也不会更好，当时的理想主义的成分更多一些。
拿着刷子画红太阳
持“只发言，不行动”的梁漱溟，在1953年因为总路线问题与毛泽东发生当面争执，他要求毛要有“雅量”。此后他成了历次运动的“老运动员”，“什么运动都会找父亲。‘文革’期间，当时他和政治上的朋友已经不大来往了，张申府还是经常来，父亲也经常到他那里去。” 梁培宽说。
有一次，培恕和哥哥到父亲那里，看到屋子里挂了一副裱好的对联，父亲在对联中写道：“情可无言喻，文期后世知。”上联是写给我们兄弟两个，意思是说他对我们两个的感情是不用说的，下联则是期望他的文章能为后世人所了解。
“文革”中梁漱溟没怎么受迫害，梁培恕说这全靠他自己的修养。其时梁培宽和梁培恕都已上班了。一天中午，梁培宽和梁培恕同时接到电话，称“我们是某某中学的红卫兵，到你家要抄家了，你们回来一趟。” 梁培恕匆忙往回赶。到了家，院子里一片狼藉，东西扔了一院子。一进门，就被红卫兵拉住了，上上下下打量了梁培恕一遍。梁培宽随后也赶回来了。两兄弟只能站到院子里，看着他们烧东西，搜查。
梁漱溟其实也吃过不少苦头，但在和美国学者艾恺教授谈到这一段时，他只是说当时“心里有点不愉快，几天我就过去了”。他的房子被占了的时候，他只能睡在水泥地上，那已经是夏末秋初，天气开始变凉，衣物被抄走，他只能把洗脸毛巾系在腰间，以免着凉。街道上也曾拉梁漱溟去陪斗，他也曾“坐飞机”，回来后一身汗水。
“他也挨过打。山东来人调查一个我父亲认识的人，让他揭发，我父亲据实回答，也说不出什么，人家说他不老实，一个巴掌就把他的眼镜打到了地上。”梁培恕说，关于这件事，他也没对艾恺教授讲。实际上，他把这事给淡忘了。
在梁培恕记忆中，还有一件事情令他有深刻记忆。那时革命群众流行画红太阳，街上到处是旭日、大海，前门大街上的铺子整个就是红彤彤的了。梁漱溟还上街买颜料，也跟着去在外面墙上画。集体挖防空洞的时候，梁漱溟也积极参与，有一次因为迟到还很自责地将此事写进他的日记里。这些事情，梁培恕分析，父亲是赞同的，因为他是想清楚了，认同了才去做的人，要是想不通，他是绝对不会去做这类事情的。
最大的乐趣是思考问题
一向颇为严肃的梁漱溟在家里亦不苟言笑，在梁氏兄弟的记忆中，父亲的确很少开怀大笑，但是他并不是一位古板的人。
他爱好和人讨论，也爱好书法。但他最大的爱好却是思考问题。
梁培宽对此印象颇深：“父亲当时做乡村工作的时候，大家一起谈到各自的爱好。有人说喜欢下棋，有人说喜欢旅游。问到他，他说，我的乐趣就是思考问题。我要有时间的话，就要思考问题。他常对别人说，你看我最闲的时候，其实是我最忙的时候。你看着我坐在那里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其实我的思想已经跑得很远很远了。”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有思想，而且本着自己的思想去行动的人。
因为思考问题，梁漱溟经常失眠。脑子一开动起来，很难刹住车。后来到北大教书，因为失眠，他还向学校提出过辞职。每隔一段时间，梁漱溟会躲起来安静思考、潜心推究。
梁漱溟耗时最长的志业，在于沟通中西文化鸿沟。“‘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这正是我一生的使命 。”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军的炮火下逃生之后给儿子写信说道：“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种种言论，也曾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人的讥评。但从后来者的角度回溯，梁漱溟先生一生著作等身，到今天，他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都不能轻易断言。
1955年7月，梁漱溟开始写《人心与人生》自序。梁培恕回忆，这年初夏，父子同游北海公园，先生说起他即要动手写的《人心与人生》，以平静而深沉的声音说，“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书完成以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
与毛泽东
梁漱溟与毛泽东同岁。1918年，两人在杨昌济（杨开慧的父亲）先生的家里初识，当时梁漱溟是北大哲学系讲师，毛泽东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20年后，梁漱溟到延安，在16天里与毛泽东有过多次交谈，有两次是通宵达旦，梁漱溟回忆说：“彼此交谈都很有兴趣。”
1950年1月，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再三邀请下，梁漱溟由重庆来到北京，毛泽东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还专门派车接他，招待吃饭，由于梁漱溟吃素，毛泽东大声嘱咐：“我们也统统吃素，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当毛泽东得知他还借住在亲戚家里时，马上派人安排，让他住进颐和园内的一处小院里。
在这段时间里，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十分融洽，经常来往，两人之间有时谈得兴高采烈，有时又不欢而散。也许正是不分上下的朋友关系，使梁漱溟一时忘乎所以，才惹出1953年的那段公案。
在1953年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后来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在小组讨论的时候，梁漱溟的发言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
梁漱溟说道：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
对于梁漱溟的发言，毛泽东很不以为然，他在讲话中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以仁政的意思吧？但须知仁政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GCD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此后几天，会议对梁漱溟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梁漱溟震惊不已。他的牛脾气又犯了，不顾一切地要求发言，并与毛泽东激烈争吵，直到有人在会场上大喊“梁漱溟滚下台来！”这场惊心动魄的争吵才匆匆结束。
随后，毛泽东给梁漱溟的问题定下了基调：虽“反动”，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给“出路”。
30年后，90岁高龄的梁漱溟谈及此事，意味深长地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直言“文革”搞糟了
与毛泽东争吵之后，梁漱溟开始深居简出，很少开口。1956年11月，在“大鸣大放”的高潮中，许多朋友认为梁漱溟应当出来说说话，出出气，但梁漱溟沉住气，决定旁观一段时间，结果，在随之而来的“反右”斗争中，那些朋友当中的许多人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而梁漱溟却侥幸躲过一劫。
1966年，“文革”浪潮席卷全国，梁漱溟也在劫难逃，他的家被抄，不得不栖身于北京鼓楼铸钟厂两间小破屋中，政治上更是莫名其妙地被补戴了一顶“右派”帽子。
1972年底，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梁漱溟参加政协学习组织学习近一个月，却一言不发。于是，有人说梁漱溟与孔子有着割不断的“阶级感情”。梁漱溟终于开口了，他花了两个半天时间，讲自己对“批林批孔”的意见。他说，我只批林，不批孔。批孔是从批林引起的，我看不出林彪与孔子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不批孔，至于批林，我认为林彪谈不上有什么政治路线，不过一心要搞政变夺权而已。
梁漱溟这番话一出口，政协学习组立即开始批判梁漱溟。从1974年2月到9月，先后6个月地分小组批判，然后是两个月的批判大会。然而，当组织者询问梁漱溟有何感想时，他却一字一句地回答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1976年，“四人帮”垮台，在“两个凡是”笼罩的气氛中，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一针见血地说：“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而靠人治。此时，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没有开始，梁漱溟的话可谓先声夺人。
1979年初，全国第五届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当选全国政协主席，梁漱溟当选为政协常委。升了“官”的梁漱溟在这次会议上再次向“文革”开了火，时年他已85岁。
当时，尽管一批老干部在私下场合对“文革”已经开始否定，对“两个凡是”也表示了不同意见，但公开讲话否定“文革”的还没有，梁漱溟是第一个。
10个月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梁漱溟担任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1988年6月23日，95岁高龄的梁先生坦然告别人世。有人慨叹，一个入世的知识分子是很难保持自己的心境平和的，他会呐喊、激愤、忧伤、痛苦，而这常常不免伤及他们的身心，影响他们的个人生活，甚至使他们短寿。像梁漱溟这样，一辈子都直道而行，却又能活到95岁的高龄，不能不说是一个生存的奇迹。
附：梁老先生“文革”打油诗
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知识有。
倘若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满街走。
大事年表
[编辑本段]
1893年 1岁 夏历癸巳年九月初九出生于北1898年 5岁 由孟老师讲授《三字经》、《地球韵言》。
1899年 6岁 入中 西小学堂读书。
1901年 8岁 入南横街公立小学堂读书。
1902年 9岁 入蒙养学堂读书。
1903年 10岁 在家随刘讷读书。
1905年 12岁 入江苏小学堂读书。
1906年 13岁 入顺天中学堂读书。
1907年 14岁 本年开始读梁启超主编之《新民丛报》和《新小说》等出版物。自称此 时开始思考苦乐问题。
1910年 17岁 甄元熙来顺天中学读书，梁漱溟与其讨论中国政治改造问题。本年开始 阅读立宪派之《国风报》、革命派之《民立报》。
1911年 18岁 中学毕业。毕业前参加了京津同盟会。
1912年 19岁 任《民国报》编辑兼外勤记者。总编辑孙炳文为其拟“漱溟”作笔名。 本年开始读佛典。
1913年 20岁 正月赴西安期间开始素食。年初，读幸得秋水《社会主义之神髓》，年 末写出《社会主义粹言》。7月，向父兄表示志愿出家为沙门。
1914年 21岁 2月，在《正谊》发表《谈佛》。
1916年 23岁 9月，在《东方杂志》发表《究元决疑论》。蔡元培聘请先生到北京大学 任教。
1917年 24岁 欲往衡山出家为僧，未能成志。12月5日到北京大学任教，为哲学门三年 级讲授印度哲学概论。
1918年 25岁 3月，在北大哲学门研究所开始讲授佛教哲学。10月，在研究所开设孔子研究。11月，在北大出版部出版《印度哲学概论》。
1919年 26岁 1月，与陈大齐等人在北大发起组织哲学研究会。5月，北京爆发学生运动，先生在《国民公报》发表《论学生事件》。6月，开始写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欲以此书为《孔家哲学》、《唯识述义》两书 之“引子”。
1920年 27岁 1月，《唯识述义》第一册出版。本年春，阅读《东崖语录》有感，遂放弃出家之念。暑假，访问金陵刻经处研究部，向欧阳竟无介绍熊十力。秋，在北京大学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演记录自10月始刊于《北京大学日刊》 。
1921年 28岁 暑假间应山东省教育厅邀请赴济南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0月， 该讲演由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初版。本年四、五月间决定做孔家生活，年末与黄靖贤女士结婚。
1922年 29岁 年初访太原，结识卫中并参观其所办学校。12月，发表《曲阜大学发起和进行的情形并我所怀意见之略述》。
1923年 30岁 9月，在北京大学开设“孔家思想史”课程。
1924年 31岁 8月，发表《重华书院简章》。秋，应邀前往山东菏泽任省立第六中学高中部主任。熊十力偕往。
1925年 32岁 春，返回北京。后与熊十力及山东六中部分学生住什刹海讲学。
1926年 33岁 1月，与师友迁居万寿山北大有庄同住共学。讲《人心与人生》。
1927年 34岁 1月，应邀为北京高校讲演《人心与人生》、《我对于心理学上见解的变 迁》等。
1928年 35岁 春，访南京陶行知所办晓庄师范学校。7月，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在广州期间，代李济深任广东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提出请办乡治讲习所建议案及 试办计划大纲。9月，发表《请办乡治讲习所建议书》，并为广东地方警卫队编练委员 会讲演乡治问题。
1929年 36岁 2月，北大考察江苏、河北、山西等处的村政实验。秋，赴河南辉县参与筹办村治学院。11月，发表《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
1930年 37岁 1月，河南村治学院开学，任教务长。6月，主编《村治》，于该刊发表《主编本刊之自白》、《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 悟》等文。11月，发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
1931年 38岁 1月，赴山东邹平筹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6月，该院成立，任研究部 主任。
1933年 40岁 2月，教育部召开民众教育家会议，推选先生等五人起草民众教育在教育 系统中的地位的草案，先生负责执笔，写成《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同时，被教 育部聘为民众教育委员会委员。10月，接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
1937年 44岁 3月，《乡村建设理论》出版。8月，作为国防参议员出席参议会。
1939年 46岁 11月，与黄炎培等人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
1940年 47岁 夏，在四川璧山来凤驿创办勉仁中学。
1941年 48岁 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任常务委员，并代表民盟前往香港创办《 光明报》，途经桂林时在广西大学讲学两个月。
1942年 49岁 2月，赴桂林，开始写作《中国文化要义》。
1946年 53岁 5月，任民盟秘书长，参与国共和谈。9月，勉仁国学专科学校在重庆北碚成立，1948年改为勉仁文学院。11月，国共和谈破裂。先生回北碚，重新写作《中国文化要义》。
1949年 56岁 夏秋间，晋谒贡嗄上师，领取无上大手印，接受灌顶。自8月初至9月初 ，与罗庸、谢无量等在北碚缙云山上修习藏密功法。11月，《中国文化要义》出版。
1950年 57岁 9月，向中共建议设置中国文化研究所。10月，写作《中国建国之路》。
1952年 59岁 8月，向毛泽东提出去苏联作学术研究，未果。
1956年 63岁 8月，居京西八大处习静。
1960年 67岁 开始写作《人心与人生》。
1966年 73岁 “文化大革命”开始。8月，先生被赶出居室，暂住小屋内。9月至11月 写出《儒佛异同论》。
1974年 81岁 1月，写作《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并在政协学习会上讲演。
1975年 82岁 7月，完成《人心与人生》。重新写作《东方学术概观》。
1984年 91岁 《人心与人生》出版。中国文化书院于北京成立，先生任院务委员会主席。
1985年 92岁 3月，在中国文化书院第一届讲习班上讲演。
1986年 93岁 11月，《东方学概观》出版。
1988年 95岁 6月23日，先生在北京逝世。 墓地在桂林市穿山公园。
毛泽东：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六日——十八日）
毛泽东
（一）梁漱溟先生是不是“有骨气的人”？他在和平谈判中演了什么角色？
梁先生自称是“有骨气的人”，香港的反动报纸也说梁先生是大陆上“最有骨气的人”，台湾的广播也对你大捧。你究竟有没有“骨气”？如果你是一个有“骨气”的人，那就把你的历史，去过怎样反共反人民，怎样用笔杆子杀人，跟韩复榘、张东荪、陈立夫、张群究竟是什么关系，向大家交代嘛！他们都是你的密切朋友，我就没有这么多朋友，他们那样高兴你，骂我是“土匪”，称你是先生！我就怀疑。你这个人是那一党那一派！不仅我怀疑，还有许多人怀疑。
从周总理刚才的发言中，大家可以看出，在我们同国民党两次和平谈判的紧要关头，梁先生的立场是完全帮助蒋介石的。蒋介石同意和平谈判是假的。今天在座的还有来北京和谈的代表，他们都知道蒋介石的“和平”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美得很。他跟傅作义先生不同。傅先生公开承认自己反动透顶，但是傅先生在和平解放北京时为人民立了功。你梁漱溟的功在哪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
（二）梁漱溟提出所谓“九天九地”，“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工人有工会可靠，农会却靠不住，党、团、妇联也靠不住，质、量都不行，比工商联也差，因此无信心”。这是“赞成总路线”吗？否！完全的彻底的反动思想，这是反动化的建议，不是合理化建议，人民政府是否能采纳这种建设呢？我认为是不能的。
（三）梁先生“要求知道一些计划的内容”。我也不赞成。相反，对于梁先生这种人，应当使他少知道一些机密，越少越好。
梁漱溟这个人是不可信任的。可以让别人知道多一点机密，对你就不行。召集比较小型的民主党派的会议，也用不到你梁漱溟参加。
（四）梁先生又要求我们不要把他划入不进步的一类，相反，他是属于进步一类的人。对于这一点怎么办呢？我以为应当谨慎，不可轻易答应。否则要上当。
（五）梁先生把他自己的像画得很美，他是几十年前就有计划建国的伟大梦想，据他自己说，很接近于新民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
果然这样美吗？不见得。我同他比较熟，没有一次见面我不批评他的错误思想。什么“中国没有阶级”，什么“中国的问题是一个文化失调的问题”，什么“无色透明政府”，什么“中国革命只有外来原因没有内在原因”，这回又听见什么“九天九地”的高论，什么“GCD丢了农民”，“ GCD不如工商联可靠”等等高论，这一切能使我相信吗？不能。我对他说过：中国的特点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你不承认这点，你就是帮助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所以，什么人也不相信你那一套，人民都相信了GCD，你的书没有人看，你的话没有人听，除非反动分子，或者一些头脑糊涂的人们。他好象也不反蒋，究竟梁先生有没有公开表明过反对蒋介石及其反动的国民党，我没有看过或听过他的所有文章和谈话，请大家研究。
对于这样的人，有资格要求人民的国家让他与闻更多的计划和机密吗？我看是没有这种资格的。我们应当允许他的这个要求吗？我看是不应当允许的。
（六）梁先生又提出要求，要我们把他划入进步派或革命派一类，而不要把他划入不进步派，或者反动派一类。这是一个“划成分”的问题，怎么处理呢？在上述那种情形之下，我们能够把他划入进步或革命类型吗？他的进步在那里？他那一年参加过革命？因此，这个要求也不宜轻易答应，看一看再讲。
（七）几年来，我接到一些人民来信，也听到一些谈论，提出了一个问题：GCD为什么和反动分子合作呢？他们所谓反动分子，是指那些从来不愿意在报纸上和公开场所表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蒋介石及其反动国民党，没有当一个国家工作人员的起码的立场的人。这些人特别不愿意反对蒋介石，所以台湾的广播和香港的报纸对于这些人特别表示好感，从来不骂，而且说是在大陆上“最有骨气的人”，其中就有梁漱溟。而对有些朋友则放肆地污蔑谩骂。被台湾不骂，或者吹捧的人，当然是少数，但是很值得注意。
有一些人，直到现在，反对帝国主义的话他还可以说，反对蒋介石的话，死也不肯说出来。在报纸上，在公开的言论中，他就不敢讲过去，对于过去还有一面之情。这样的人，我看相当有几个。
爱国主义有三种：一种是真爱国主义，一种是假爱国主义，一种是半真半假、动摇的爱国主义。各人心中有数，梁漱溟的心中也是有数的。真正同帝国主义和台湾方面断绝关系的，不管他怎样落后，我们也欢迎。这一类是真爱国主义。假爱国主义，外面装得那么隐蔽，里头是另一套。还有一种，是动摇分子，半真半假，看势办事。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打，蒋介石不来，那末，就跟GCD走下去。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他就另打主意。多数人是那一种呢？多数人是真爱国主义。几年来，真爱国主义多了起来；半真半假的，有一小部分；假爱国主义是很少的，但是有。这个分析究竟恰当不恰当，大家可以研究。
（八）我认为梁漱溟应当做一件工作。这件工作不是由他“代表农民”向人民政府“呼吁解放”，而是由他交代清楚他的反人民的反动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他过去是怎样代表地主反共反人民的，现在又如何由代表地主的立场转到“代表农民”的立场上来了，他能说明这个变化过程，并使人们信服，那时方能确定究竟应当把他归入那一类。他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从来不考虑他的反动立场的。但我建议，为着治病救人，应当给他一个反省的时间，并把这件事交给政协去做，此次不做结论。
（九）“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人不害羞，事情就难办了。说梁先生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GCD还高明，有谁相信呢？班门弄斧。比如说，“毛/泽/东比梅兰芳还会做戏，比志愿军还会挖坑道，或者说比空军英雄赵宝桐还会驾飞机”，这岂不是不识羞耻到了极点吗？所以梁先生提出的问题，是一个正经的问题，又是一个不正经的问题，很有些滑稽意味。他说他比GCD更能代表农民，难道还不滑稽吗？
出了这么多的“农民代表”，究竟是代表谁呢？是不是代表农民的呢？我看不像，农民看也不像。他们是代表地主阶级的，是帮地主阶级忙的。其中最突出的，花言巧语的，实际上帮助敌人的，是梁漱溟。其他有些人是思想糊涂，说了一些糊涂话，但他们还是爱国主义者，他们的心还是为了中国，这是一类。梁漱溟是另一类。还有跟梁漱溟差不多的人，冒充“农民代表”。冒充的事，实际上是有的，现在就碰到了。那些人有狐狸尾巴，大家会看得出来的。孙猴子七十二变，有一个困难，就是尾巴不好变。他变成一座庙，把尾巴变作旗杆，结果被杨二郎看出来了。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就是从那个尾巴上看出来的。实际上有这样一类人，不管他怎样伪装，他的尾巴是藏不住的。
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他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他搞所谓“乡村建设”，有什么“乡村建设”呀？是地主建设，是乡村破坏，是国家灭亡！
（十）和他这个人打交道，是不能认真的。和他是永远谈不清任何一个问题的，他没有逻辑，只会胡扯。因此，我提议移交政协双周座谈会去讨论这个问题，同时我又要警告诸位，切记不可以认为真正有解决问题的希望。决不可能的，结果还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无结果而散”。虽然如此，我还是劝大家举行双周座谈会试一试看，这比“派两个人”去听他说教要强。
（十一）我们是不是要借此机会和他绝交，从此不和他来往了呢？也不。只要他自己愿意同我们来往，我们还是准备和他来往。在第二届政协全会上，我还希望他当选为委员。其原因是：因为还有一些人愿意受他的欺骗，还不了解他，他还有充分当活教材的作用，所以他还有资格当选为委员，除非他自己不愿意借政协的讲坛散布他的反动思想了。
前面我讲了，梁漱溟没有一点功劳，没有一点好处。你说他有没有工商界那样的供给产品、纳所得税的好处呢？没有。他没有有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好处呢？没有。他起过义没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反过蒋介石，反过帝国主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跟GCD配合，打倒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呢？没有。所以，他是没有功劳的。他这人对抗美援朝这样的伟大斗争都不是点头，而是摇头。为什么他又能当上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呢？中共为什么提他做这个委员呢？就是因为他还能欺骗一部分人，还有一点欺骗的作用。他就是凭这个骗人的资格，他就是有这个骗人的资格。
在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但是，我们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协委员还可以继续当下去。
（十二）关于孔夫子的缺点，我认为就是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有点像梁先生。“吾自得子路而恶声不入于耳”，“三盈三虚”，“三月而诛省正卯”，很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我的朋友们，尤其是梁先生，不要学孔夫子这一套，则幸甚。
（十三）照梁先生提高的纲，中国不但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而且要亡党（GCD及其他）亡国。他的路线是资产阶级路线。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的反映。但薄一波比梁漱溟好。
梁漱溟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天之下”。事实如何呢？差别是有，工人的收入是比农民多一些，但是土地改革后，农民有地，有房子，生活正一天一天地好起来。有些农民比工人的生活还要好些。有些工人的生活也还困难。用什么办法来让农民多得一些呢？你梁漱溟有办法吗？你的意思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照你的办法去做，不是依靠农民自己劳动生产来增加他的收入，而是把工人的工资同农民的收入平均一下，拿一部分给农民，那不是要毁灭中国的工业吗？这样一拿，就要亡国亡党。这个亡党，你们不要以为仅仅是亡GCD，民主党派也有份。
你说工人在“九天之上”，那你梁漱溟在那一天之上呢？你在十天之上、十一天之上、十二天、十三天之上，因为你的薪水比工人的工资多得多嘛！你不是提议首先降低你的薪水，而是提议首先降低工人的工资，我看这是不公道的。要是讲公道，那要首先降低你的薪水，因为你不只是在“九天之上”嘛！
我们党讲了三十几年工农联盟。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讲工农联盟，工农合作。中国现在有两种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跟农民阶级的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跟资本家、大学教授、高级技术人员、起义将军、宗教首领、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联盟。这两种联盟都是需要的，而且要继续下去。那一种联盟是基础，是最重要的呢？工人阶级跟农民阶级的联盟是基础，是最重要的。梁漱溟说，工农联盟破坏了，国家建设没希望了。就是说，如果不采纳梁漱溟的意见，就没有希望搞好工农联盟，就办不好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也就没有希望了！梁漱溟所说的那种“工农联盟”，确是没有希望的。你的路线是资产阶级路线。实行你的，结果就要亡国，中国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北京就要开会欢迎蒋介石、艾森豪威尔。我再说一遍，我们绝不采纳你的路线！
梁漱溟说，我们进了城市，“忘掉”了农村，农村“空虚”了。这是挑拨。过去三年，我们的主要力量是放在农村工作方面。今年，大批的主要干部才开始转到城市工作方面来，但是，大多数干部还是在县、区、乡工作。怎么能说我们忘掉了农村呢！
梁漱溟攻击我们的农村工作“落后”，下级干部“违法乱纪”。现在乡村里面，所谓落后乡确是有的。有多少呢？只有百分之十。为什么落后呢？主要是因为反动分子、宪兵特务、会道门头子、流氓地痞、地主富农混进来当了干部，把持了乡村政权，有些人还钻到GCD里来了。在严重违法乱纪的干部当中，这些人占了百分之八十到九十，其他还有些是蜕化变质的干部。所以，在落后乡，主要是打击反革命分子的问题，对于蜕化变质的干部也要清理。在全国，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多少呢？是百分之九十。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要心中有数，不要上梁漱溟的当。
（十四）是不是拒谏饰非呢？如果梁先生的这类意见也可以称作“谏”，我声明，确是“拒谏”。饰非则不是。我们是坚持无产阶级对于一切问题的领导权（工人，农民，工商业者，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民众团体，工业，农业，政治，军事，总之一切），又团结，又斗争。如果想摸底，这又是一个底，这是一个带根本性质的底。是一件小事吗？
（十五）他的问题带全国性，应照薄一波的问题一样，在全党和全国去讨论。找典型，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全国讨论总路线。批评有两条，一条是自我批评，一条是批评。对于你梁漱溟，我们实行那一条呢？是实行自我批评吗？不是，是批评。
批评梁漱溟，不是对他这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他代表的这种反动思想。梁漱溟是反动的，但我们还是把他的问题放在思想改造的范畴里头。他能不能改造是另外一个问题。很可能他是不能改造的。不能改造也不要紧，就是这么一个人嘛。但是同他辩论是有益处的，不要以为是小题大做，不值得辩论。跟他辩论可以把问题搞清楚。要说他有什么好处，就是有这么一个好处。现在辩论的是什么呢？不就是总路线的问题吗？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对我们大家是有益处的。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六日——十八日）
毛泽东
（一）梁漱溟先生是不是“有骨气的人”？他在和平谈判中演了什么角色？
梁先生自称是“有骨气的人”，香港的反动报纸也说梁先生是大陆上“最有骨气的人”，台湾的广播也对你大捧。你究竟有没有“骨气”？如果你是一个有“骨气”的人，那就把你的历史，去过怎样反共反人民，怎样用笔杆子杀人，跟韩复榘、张东荪、陈立夫、张群究竟是什么关系，向大家交代嘛！他们都是你的密切朋友，我就没有这么多朋友，他们那样高兴你，骂我是“土匪”，称你是先生！我就怀疑。你这个人是那一党那一派！不仅我怀疑，还有许多人怀疑。
从周总理刚才的发言中，大家可以看出，在我们同国民党两次和平谈判的紧要关头，梁先生的立场是完全帮助蒋介石的。蒋介石同意和平谈判是假的。今天在座的还有来北京和谈的代表，他们都知道蒋介石的“和平”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美得很。他跟傅作义先生不同。傅先生公开承认自己反动透顶，但是傅先生在和平解放北京时为人民立了功。你梁漱溟的功在哪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
（二）梁漱溟提出所谓“九天九地”，“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工人有工会可靠，农会却靠不住，党、团、妇联也靠不住，质、量都不行，比工商联也差，因此无信心”。这是“赞成总路线”吗？否！完全的彻底的反动思想，这是反动化的建议，不是合理化建议，人民政府是否能采纳这种建设呢？我认为是不能的。
（三）梁先生“要求知道一些计划的内容”。我也不赞成。相反，对于梁先生这种人，应当使他少知道一些机密，越少越好。
梁漱溟这个人是不可信任的。可以让别人知道多一点机密，对你就不行。召集比较小型的民主党派的会议，也用不到你梁漱溟参加。
（四）梁先生又要求我们不要把他划入不进步的一类，相反，他是属于进步一类的人。对于这一点怎么办呢？我以为应当谨慎，不可轻易答应。否则要上当。
（五）梁先生把他自己的像画得很美，他是几十年前就有计划建国的伟大梦想，据他自己说，很接近于新民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
果然这样美吗？不见得。我同他比较熟，没有一次见面我不批评他的错误思想。什么“中国没有阶级”，什么“中国的问题是一个文化失调的问题”，什么“无色透明政府”，什么“中国革命只有外来原因没有内在原因”，这回又听见什么“九天九地”的高论，什么“GCD丢了农民”，“ GCD不如工商联可靠”等等高论，这一切能使我相信吗？不能。我对他说过：中国的特点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你不承认这点，你就是帮助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所以，什么人也不相信你那一套，人民都相信了GCD，你的书没有人看，你的话没有人听，除非反动分子，或者一些头脑糊涂的人们。他好象也不反蒋，究竟梁先生有没有公开表明过反对蒋介石及其反动的国民党，我没有看过或听过他的所有文章和谈话，请大家研究。
对于这样的人，有资格要求人民的国家让他与闻更多的计划和机密吗？我看是没有这种资格的。我们应当允许他的这个要求吗？我看是不应当允许的。
（六）梁先生又提出要求，要我们把他划入进步派或革命派一类，而不要把他划入不进步派，或者反动派一类。这是一个“划成分”的问题，怎么处理呢？在上述那种情形之下，我们能够把他划入进步或革命类型吗？他的进步在那里？他那一年参加过革命？因此，这个要求也不宜轻易答应，看一看再讲。
（七）几年来，我接到一些人民来信，也听到一些谈论，提出了一个问题：GCD为什么和反动分子合作呢？他们所谓反动分子，是指那些从来不愿意在报纸上和公开场所表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蒋介石及其反动国民党，没有当一个国家工作人员的起码的立场的人。这些人特别不愿意反对蒋介石，所以台湾的广播和香港的报纸对于这些人特别表示好感，从来不骂，而且说是在大陆上“最有骨气的人”，其中就有梁漱溟。而对有些朋友则放肆地污蔑谩骂。被台湾不骂，或者吹捧的人，当然是少数，但是很值得注意。
有一些人，直到现在，反对帝国主义的话他还可以说，反对蒋介石的话，死也不肯说出来。在报纸上，在公开的言论中，他就不敢讲过去，对于过去还有一面之情。这样的人，我看相当有几个。
爱国主义有三种：一种是真爱国主义，一种是假爱国主义，一种是半真半假、动摇的爱国主义。各人心中有数，梁漱溟的心中也是有数的。真正同帝国主义和台湾方面断绝关系的，不管他怎样落后，我们也欢迎。这一类是真爱国主义。假爱国主义，外面装得那么隐蔽，里头是另一套。还有一种，是动摇分子，半真半假，看势办事。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打，蒋介石不来，那末，就跟GCD走下去。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他就另打主意。多数人是那一种呢？多数人是真爱国主义。几年来，真爱国主义多了起来；半真半假的，有一小部分；假爱国主义是很少的，但是有。这个分析究竟恰当不恰当，大家可以研究。
（八）我认为梁漱溟应当做一件工作。这件工作不是由他“代表农民”向人民政府“呼吁解放”，而是由他交代清楚他的反人民的反动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他过去是怎样代表地主反共反人民的，现在又如何由代表地主的立场转到“代表农民”的立场上来了，他能说明这个变化过程，并使人们信服，那时方能确定究竟应当把他归入那一类。他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从来不考虑他的反动立场的。但我建议，为着治病救人，应当给他一个反省的时间，并把这件事交给政协去做，此次不做结论。
（九）“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人不害羞，事情就难办了。说梁先生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GCD还高明，有谁相信呢？班门弄斧。比如说，“毛/泽/东比梅兰芳还会做戏，比志愿军还会挖坑道，或者说比空军英雄赵宝桐还会驾飞机”，这岂不是不识羞耻到了极点吗？所以梁先生提出的问题，是一个正经的问题，又是一个不正经的问题，很有些滑稽意味。他说他比GCD更能代表农民，难道还不滑稽吗？
出了这么多的“农民代表”，究竟是代表谁呢？是不是代表农民的呢？我看不像，农民看也不像。他们是代表地主阶级的，是帮地主阶级忙的。其中最突出的，花言巧语的，实际上帮助敌人的，是梁漱溟。其他有些人是思想糊涂，说了一些糊涂话，但他们还是爱国主义者，他们的心还是为了中国，这是一类。梁漱溟是另一类。还有跟梁漱溟差不多的人，冒充“农民代表”。冒充的事，实际上是有的，现在就碰到了。那些人有狐狸尾巴，大家会看得出来的。孙猴子七十二变，有一个困难，就是尾巴不好变。他变成一座庙，把尾巴变作旗杆，结果被杨二郎看出来了。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就是从那个尾巴上看出来的。实际上有这样一类人，不管他怎样伪装，他的尾巴是藏不住的。
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他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他搞所谓“乡村建设”，有什么“乡村建设”呀？是地主建设，是乡村破坏，是国家灭亡！
（十）和他这个人打交道，是不能认真的。和他是永远谈不清任何一个问题的，他没有逻辑，只会胡扯。因此，我提议移交政协双周座谈会去讨论这个问题，同时我又要警告诸位，切记不可以认为真正有解决问题的希望。决不可能的，结果还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无结果而散”。虽然如此，我还是劝大家举行双周座谈会试一试看，这比“派两个人”去听他说教要强。
（十一）我们是不是要借此机会和他绝交，从此不和他来往了呢？也不。只要他自己愿意同我们来往，我们还是准备和他来往。在第二届政协全会上，我还希望他当选为委员。其原因是：因为还有一些人愿意受他的欺骗，还不了解他，他还有充分当活教材的作用，所以他还有资格当选为委员，除非他自己不愿意借政协的讲坛散布他的反动思想了。
前面我讲了，梁漱溟没有一点功劳，没有一点好处。你说他有没有工商界那样的供给产品、纳所得税的好处呢？没有。他没有有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好处呢？没有。他起过义没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反过蒋介石，反过帝国主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跟GCD配合，打倒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呢？没有。所以，他是没有功劳的。他这人对抗美援朝这样的伟大斗争都不是点头，而是摇头。为什么他又能当上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呢？中共为什么提他做这个委员呢？就是因为他还能欺骗一部分人，还有一点欺骗的作用。他就是凭这个骗人的资格，他就是有这个骗人的资格。
在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但是，我们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协委员还可以继续当下去。
（十二）关于孔夫子的缺点，我认为就是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有点像梁先生。“吾自得子路而恶声不入于耳”，“三盈三虚”，“三月而诛省正卯”，很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我的朋友们，尤其是梁先生，不要学孔夫子这一套，则幸甚。
（十三）照梁先生提高的纲，中国不但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而且要亡党（GCD及其他）亡国。他的路线是资产阶级路线。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的反映。但薄一波比梁漱溟好。
梁漱溟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天之下”。事实如何呢？差别是有，工人的收入是比农民多一些，但是土地改革后，农民有地，有房子，生活正一天一天地好起来。有些农民比工人的生活还要好些。有些工人的生活也还困难。用什么办法来让农民多得一些呢？你梁漱溟有办法吗？你的意思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照你的办法去做，不是依靠农民自己劳动生产来增加他的收入，而是把工人的工资同农民的收入平均一下，拿一部分给农民，那不是要毁灭中国的工业吗？这样一拿，就要亡国亡党。这个亡党，你们不要以为仅仅是亡GCD，民主党派也有份。
你说工人在“九天之上”，那你梁漱溟在那一天之上呢？你在十天之上、十一天之上、十二天、十三天之上，因为你的薪水比工人的工资多得多嘛！你不是提议首先降低你的薪水，而是提议首先降低工人的工资，我看这是不公道的。要是讲公道，那要首先降低你的薪水，因为你不只是在“九天之上”嘛！
我们党讲了三十几年工农联盟。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讲工农联盟，工农合作。中国现在有两种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跟农民阶级的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跟资本家、大学教授、高级技术人员、起义将军、宗教首领、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联盟。这两种联盟都是需要的，而且要继续下去。那一种联盟是基础，是最重要的呢？工人阶级跟农民阶级的联盟是基础，是最重要的。梁漱溟说，工农联盟破坏了，国家建设没希望了。就是说，如果不采纳梁漱溟的意见，就没有希望搞好工农联盟，就办不好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也就没有希望了！梁漱溟所说的那种“工农联盟”，确是没有希望的。你的路线是资产阶级路线。实行你的，结果就要亡国，中国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北京就要开会欢迎蒋介石、艾森豪威尔。我再说一遍，我们绝不采纳你的路线！
梁漱溟说，我们进了城市，“忘掉”了农村，农村“空虚”了。这是挑拨。过去三年，我们的主要力量是放在农村工作方面。今年，大批的主要干部才开始转到城市工作方面来，但是，大多数干部还是在县、区、乡工作。怎么能说我们忘掉了农村呢！
梁漱溟攻击我们的农村工作“落后”，下级干部“违法乱纪”。现在乡村里面，所谓落后乡确是有的。有多少呢？只有百分之十。为什么落后呢？主要是因为反动分子、宪兵特务、会道门头子、流氓地痞、地主富农混进来当了干部，把持了乡村政权，有些人还钻到GCD里来了。在严重违法乱纪的干部当中，这些人占了百分之八十到九十，其他还有些是蜕化变质的干部。所以，在落后乡，主要是打击反革命分子的问题，对于蜕化变质的干部也要清理。在全国，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多少呢？是百分之九十。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要心中有数，不要上梁漱溟的当。
（十四）是不是拒谏饰非呢？如果梁先生的这类意见也可以称作“谏”，我声明，确是“拒谏”。饰非则不是。我们是坚持无产阶级对于一切问题的领导权（工人，农民，工商业者，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民众团体，工业，农业，政治，军事，总之一切），又团结，又斗争。如果想摸底，这又是一个底，这是一个带根本性质的底。是一件小事吗？
（十五）他的问题带全国性，应照薄一波的问题一样，在全党和全国去讨论。找典型，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全国讨论总路线。批评有两条，一条是自我批评，一条是批评。对于你梁漱溟，我们实行那一条呢？是实行自我批评吗？不是，是批评。
批评梁漱溟，不是对他这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他代表的这种反动思想。梁漱溟是反动的，但我们还是把他的问题放在思想改造的范畴里头。他能不能改造是另外一个问题。很可能他是不能改造的。不能改造也不要紧，就是这么一个人嘛。但是同他辩论是有益处的，不要以为是小题大做，不值得辩论。跟他辩论可以把问题搞清楚。要说他有什么好处，就是有这么一个好处。现在辩论的是什么呢？不就是总路线的问题吗？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对我们大家是有益处的。
被人们认为是最为粗鲁，乃至“丑态百出”的军阀韩复榘对梁漱溟毕恭毕敬，两人一见如故。韩复榘大力支持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把他管辖的山东邹平县交给梁做实验区。艾恺提到有关韩复榘的种种传闻、笑料，梁漱溟说，那都是笑话，不真实。
李宗仁与梁漱溟算是同乡，都是广西桂林人。李宗仁在广西搞“自治”，与蒋介石分庭抗礼，便招揽一些文人做顾问。1935年李宗仁请梁漱溟回广西，让他讲演、出谋划策。抗战时期，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徐州，又请梁漱溟去徐州。梁漱溟在徐州逗留一个月，每天都由李宗仁招待吃午饭，每次都交谈，关系极为密切。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下野后，李宗仁任代总统，请梁漱溟出面为他做事，被梁漱溟拒绝。
阎锡山也曾请梁漱溟去山西作讲演，讲了一个月。1930年，阎锡山聘请梁漱溟为高级顾问，月薪500元。因阎锡山未采纳其关于裁军和停止内战的建议，梁漱溟辞去顾问的职务。
《口述》中有不少对学界名人的评价。梁漱溟看重人品和道德，极力称赞好人品，讽刺和批评坏人品。
20世纪初期“康梁”并称。在《口述》中，梁漱溟多次说他佩服梁启超，喜欢梁启超。梁漱溟说，梁启超作为一个老前辈，一位名人，却毫无架子，十分虚心。梁启超年长于梁漱溟20岁，因对佛学感兴趣，知道梁漱溟对佛学有研究，居然亲自到梁漱溟家中去讨论。后来两人经常往来。
梁漱溟在盛赞梁启超的同时，又多次说他很不喜欢康有为。梁漱溟披露了两件事：一件是，康有为在陕西西安的卧龙寺参观时，将寺中多卷珍贵的古版佛经装到他的骡车上试图盗走，后被人发现并追回。还有一次，康有为向一个银行家余凡澄“借”一幅十分名贵的字画，试图据为己有；余凡澄多次讨要不得，便不得不派许多人到康家强行索回。
梁漱溟曾经一度很佩服章士钊，说他对章写的讨论中国如何学习外国政治的文章都很爱读。可是在结识章士钊后，即对他感到十分失望，因为发现章“生活很腐烂——吃鸦片、赌博、赌钱、嫖妓女，娶姨太、娶妾，一个、两个、三个，我很失望，我很不喜欢”。
梁漱溟盛赞教育家陶行知的人品，说：“陶先生这个人好得很啊，好得很，了不起。”梁漱溟说，一般留洋的学生都是西装革履，而陶行知却穿农民的衣服，穿草鞋，在农村带领一帮人，自己盖房子，创办学校，实行平民教育，“在留洋学生中没有看见那样的人”。
艾恺说，梁漱溟最伟大之处是有着“表里如一的人格”。从梁漱溟对他人的评论就可充分证实这一点。
黄敏兰/文
本文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06年1月18日
李宗仁与梁漱溟算是同乡，都是广西桂林人。李宗仁在广西搞“自治”，与蒋介石分庭抗礼，便招揽一些文人做顾问。1935年李宗仁请梁漱溟回广西，让他讲演、出谋划策。抗战时期，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徐州，又请梁漱溟去徐州。梁漱溟在徐州逗留一个月，每天都由李宗仁招待吃午饭，每次都交谈，关系极为密切。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下野后，李宗仁任代总统，请梁漱溟出面为他做事，被梁漱溟拒绝。
阎锡山也曾请梁漱溟去山西作讲演，讲了一个月。1930年，阎锡山聘请梁漱溟为高级顾问，月薪500元。因阎锡山未采纳其关于裁军和停止内战的建议，梁漱溟辞去顾问的职务。
《口述》中有不少对学界名人的评价。梁漱溟看重人品和道德，极力称赞好人品，讽刺和批评坏人品。
20世纪初期“康梁”并称。在《口述》中，梁漱溟多次说他佩服梁启超，喜欢梁启超。梁漱溟说，梁启超作为一个老前辈，一位名人，却毫无架子，十分虚心。梁启超年长于梁漱溟20岁，因对佛学感兴趣，知道梁漱溟对佛学有研究，居然亲自到梁漱溟家中去讨论。后来两人经常往来。
梁漱溟在盛赞梁启超的同时，又多次说他很不喜欢康有为。梁漱溟披露了两件事：一件是，康有为在陕西西安的卧龙寺参观时，将寺中多卷珍贵的古版佛经装到他的骡车上试图盗走，后被人发现并追回。还有一次，康有为向一个银行家余凡澄“借”一幅十分名贵的字画，试图据为己有；余凡澄多次讨要不得，便不得不派许多人到康家强行索回。
梁漱溟曾经一度很佩服章士钊，说他对章写的讨论中国如何学习外国政治的文章都很爱读。可是在结识章士钊后，即对他感到十分失望，因为发现章“生活很腐烂——吃鸦片、赌博、赌钱、嫖妓女，娶姨太、娶妾，一个、两个、三个，我很失望，我很不喜欢”。
梁漱溟盛赞教育家陶行知的人品，说：“陶先生这个人好得很啊，好得很，了不起。”梁漱溟说，一般留洋的学生都是西装革履，而陶行知却穿农民的衣服，穿草鞋，在农村带领一帮人，自己盖房子，创办学校，实行平民教育，“在留洋学生中没有看见那样的人”。
艾恺说，梁漱溟最伟大之处是有着“表里如一的人格”。从梁漱溟对他人的评论就可充分证实这一点。
黄敏兰/文
本文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06年1月18日
一般对于“最”什么之类的，都是网开一面（罪大恶极除外）。可以作为活化石嘛，也能显出本朝的气度。
梁漱溟不是狂士能形容的，他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大儒。貌似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儒……
很佩服这个人，太祖恐怕对其也是惺惺相惜吧，可惜两人的立场、观点差异太大了。对于1953年的争论，还真不好说谁对谁错，太祖的工业化毕竟打下了我国的经济骨架，我们到现在还在受用。而当时的城乡二元经济形成的剪刀差，也确实对农村有很多不利影响。
好啊,毛主席说话厉害啊,难怪都有自杀的哦
47年国共最终分手，我D代表周恩来在离开南京之前曾严厉批评某些人在我D背后捅刀子，说的就是梁漱溟为代表的那帮人。
原帖由 关隐达 于 2008-7-16 18:38 发表
好啊,毛主席说话厉害啊,难怪都有自杀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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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算什么？我看到一篇未经证实的文章，经过一位妙龄少女的开导，一个企图对她图谋不轨的家伙羞愧难当、泪流满面，自己就跑到公安局自首去了。哈哈！
这些家伙蒋介石不喜欢，本朝太祖也不喜欢，只能是他们自己的原因了
这帮人不好惹，人家是民主人士，你整他，那你就是独裁；跟他扯淡，你又没有那个精力，大家都有正经事要做，人家可是职业批评家。
这帮人不好惹，人家是民主人士，你整他，那你就是独裁；跟他扯淡，你又没有那个精力，大家都有正经事要做，人家可是职业批评家。
原帖由 巡阅使 于 2008-7-16 19:40 发表
这帮人不好惹，人家是民主人士，你整他，那你就是独裁；跟他扯淡，你又没有那个精力，大家都有正经事要做，人家可是职业批评家。
于是就定期杀一批以正社会风气;P历朝历代的很多当权者都是这么干。
当然，本朝太祖手段比较温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死亡的都是自杀;P
原帖由 永远爱海军 于 2008-7-16 19:19 发表
这些家伙蒋介石不喜欢，本朝太祖也不喜欢，只能是他们自己的原因了
当权的当然不会喜欢他们，这些知识分子比较理想化，又追求啥“风骨”、“气节”、“民主”、“自由”，说起话来自然不那么动听。
平时他们叽叽喳喳时固然讨厌，可是等到他们都鸦雀无声时，这个社会也就差不多了。
这个人跟邓超麟比起来也不见得强到哪里............................不过现代捧这一系的人多起来了罢了...............................
梁漱溟先生这个“大儒”的帽子是绝对担当的起的，但是对于所有“大儒”都通用的在政治上的幼稚和过分的理想主义成分也是很重的，因此梁这辈子只能是个儒，他的政治观点基本可以忽略－－民粹主义不过是个空中楼阁而已。
倘若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满街走。
梁漱溟不是狂士能形容的，太祖治下都是自杀的。
主席不是专门有文章 谈了象梁这样的人 不能杀 还要让他说话么?
自杀 自杀都是自己的原因了
自杀 自杀都是自己的原因了
原帖由 找相机的熊 于 2008-7-18 10:36 发表
主席不是专门有文章 谈了象梁这样的人 不能杀 还要让他说话么?
自杀 自杀都是自己的原因了
殴打、侮辱、批斗、摧残，然后别人自杀了，都是别人自己的原因。文革逻辑很强大。
原帖由 840206 于 2008-7-20 19:39 发表
殴打、侮辱、批斗、摧残，然后别人自杀了，都是别人自己的原因。文革逻辑很强大。
据陈昌浩的儿子回忆，文革中所谓的自杀九成九都是他杀。
原帖由 成都乱 于 2008-7-21 12:29 发表
据陈昌浩的儿子回忆，文革中所谓的自杀九成九都是他杀。
扯淡！陈昌浩的自杀是他杀吗？
文革中的自杀九成都是畏罪自杀。只有一成自杀是他杀。
原帖由 ytgk9999 于 2008-7-17 08:14 发表
梁漱溟先生这个“大儒”的帽子是绝对担当的起的，但是对于所有“大儒”都通用的在政治上的幼稚和过分的理想主义成分也是很重的，因此梁这辈子只能是个儒，他的政治观点基本可以忽略－－民粹主义不过是个空中楼阁 ...
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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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ls5212 于 2008-7-21 17:04 发表
扯淡！陈昌浩的自杀是他杀吗？
文革中的自杀九成都是畏罪自杀。只有一成自杀是他杀。
;P那种“畏罪自杀”跟他杀也差不多了 。
另，人家说的是被开死亡证明“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那帮自人，所谓的自杀九成以上都是他杀，干死之后开张证明其自杀的死亡证明了之;P
原帖由 猪不戒 于 2008-7-16 15:56 发表
梁漱溟不是狂士能形容的，他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大儒。貌似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儒……
钱钟书是最后一个。。。。
季羡林是最后一个。。。。
F22是最后一个。。。
原帖由 ls5212 于 2008-7-21 17:04 发表
扯淡！陈昌浩的自杀是他杀吗？
文革中的自杀九成都是畏罪自杀。只有一成自杀是他杀。
畏罪？什么罪？何罪之有？把人逼死了就给安上个“畏罪”，小将们果然一如既往地有“魄力”。
还有，何谓捅刀子？政见不同就是捅刀子？某党不是自称受全国人民拥护爱戴为劳动人民利益之代表吗？那又怕什么？如果人家说的不能代表老百姓的利益，自然会被人民所摒弃。用得着你出来跳大神，利用自己的威信给人戴帽子吗?
正式除掉了这些个“刀子”，才让先帝爷坐稳了龙床，才让他带着大家好好地发了一回疯，才让他的婆娘当了头号政治打手，折腾得中国鸡犬不宁。没有了这些胸前背后的刀子，就是“神仙”掌了权，一样要烂掉。
正式除掉了这些个“刀子”，才让先帝爷坐稳了龙床，才让他带着大家好好地发了一回疯，才让他的婆娘当了头号政治打手，折腾得中国鸡犬不宁。没有了这些胸前背后的刀子，就是“神仙”掌了权，一样要烂掉。
哪都有标榜的人啊……
原帖由 tulipe 于 2008-7-23 11:50 发表
畏罪？什么罪？何罪之有？把人逼死了就给安上个“畏罪”，小将们果然一如既往地有“魄力”。
你经历过文革吗？你对小将们的定义很盲目啊。
你们根本不理解那个罪是什么“罪”。
那种群众专政给你定个罪名很容易。但是被定罪的人很多，为什么有的人就“畏罪”，而大多数人没有“畏罪自杀”呢。自以为罪孽深重，过不去这一关了，所以寻了短见。但是更有很多人，受的“罪”要重的多却坚持过来了。所以被逼致死的重点还是在于自身。
所以被逼致死的重点还是在于自身。
说得好！老舍同志，请你在阴间好好反思自己的罪孽，反省自身存在的问题，不要妄图再用自杀这种伎俩来面对革命群众的怒火！
说得好！老舍同志，请你在阴间好好反思自己的罪孽，反省自身存在的问题，不要妄图再用自杀这种伎俩来面对革命群众的怒火！
所以被逼致死的重点还是在于自身。
说得好！老舍同志，请你在阴间好好反思自己的罪孽，反省自身存在的问题，不要妄图再用自杀这种伎俩来面对革命群众的怒火！
说得好！老舍同志，请你在阴间好好反思自己的罪孽，反省自身存在的问题，不要妄图再用自杀这种伎俩来面对革命群众的怒火！
季羡林先生回忆十年浩劫：《我去过的地狱》
季先生曾专门撰文说自己头上的一切头衔桂冠皆可抛去，认为自己只是一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即是古代的“士”。中国传统的“士可杀，不可辱”的观念早已深深印刻在每一个知识分子的灵魂深处。然而在“文革”那样一个黑暗的年代，知识分子成为受迫害受冲击的对象，无数人的尊严被他人肆意践踏在脚下。又有多少人因为不甘忍受这样的屈辱，而像老舍先生那样自投湖中结束一生。季先生也未能幸免，被抄家，被批斗，也一度因为不愿受屈辱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在他的笔下，他当时的思绪就那样一一铺展在我们眼前，那样平淡地述说着对每一种自杀方法的比较，甚至还自嘲地说并不是想要开设什么自杀比较学这样的边缘学科，仿佛要选择死亡的那个人并不是自己。但越是这样平直的述说加上间或愤怒的呐喊，无需任何的修饰，反而更让人体会到那场浩劫的残酷残忍，已经将人逼到了怎样的绝境。
所幸季先生顽强地挺过了第一次屈辱和残酷的批斗，便放弃了自杀的念头。“这样残酷的批斗原来也是可以忍受得住的呀！以后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于是，我便随着先生的笔，看着他经受一次又一次的批斗，甚至还有心力品评某次批斗只能得二三十分，离开及格还有一大截子；看着他为了能够坚持住喷气式批斗，每天自己还在阳台上自我锻炼，毫不妥协；看着他在牛棚劳改，目睹教授书记被那些泯灭良知的“小将”折磨取乐，依然会怒发冲冠，对那些在苦难中施手援助的人始终念念不忘……就在这样一点一滴的淡淡述说中，我们看见了季先生对于生的渴望，对卑劣残忍的愤怒，对善良的礼赞，对真理的坚持。
十年浩劫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国人也渐渐不再提及。今天甚至有未曾经历那场浩劫的年轻人将“文革”中那样纯粹的陷害攻击标榜为敢于打倒权威，或将那人间炼狱当作天方夜谭。但是季先生依然在用自己的血与泪的经历向我们呐喊：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他是不惮于说真话，所以这呐喊听来也愈发振聋发聩。
季先生曾专门撰文说自己头上的一切头衔桂冠皆可抛去，认为自己只是一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即是古代的“士”。中国传统的“士可杀，不可辱”的观念早已深深印刻在每一个知识分子的灵魂深处。然而在“文革”那样一个黑暗的年代，知识分子成为受迫害受冲击的对象，无数人的尊严被他人肆意践踏在脚下。又有多少人因为不甘忍受这样的屈辱，而像老舍先生那样自投湖中结束一生。季先生也未能幸免，被抄家，被批斗，也一度因为不愿受屈辱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在他的笔下，他当时的思绪就那样一一铺展在我们眼前，那样平淡地述说着对每一种自杀方法的比较，甚至还自嘲地说并不是想要开设什么自杀比较学这样的边缘学科，仿佛要选择死亡的那个人并不是自己。但越是这样平直的述说加上间或愤怒的呐喊，无需任何的修饰，反而更让人体会到那场浩劫的残酷残忍，已经将人逼到了怎样的绝境。
所幸季先生顽强地挺过了第一次屈辱和残酷的批斗，便放弃了自杀的念头。“这样残酷的批斗原来也是可以忍受得住的呀！以后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于是，我便随着先生的笔，看着他经受一次又一次的批斗，甚至还有心力品评某次批斗只能得二三十分，离开及格还有一大截子；看着他为了能够坚持住喷气式批斗，每天自己还在阳台上自我锻炼，毫不妥协；看着他在牛棚劳改，目睹教授书记被那些泯灭良知的“小将”折磨取乐，依然会怒发冲冠，对那些在苦难中施手援助的人始终念念不忘……就在这样一点一滴的淡淡述说中，我们看见了季先生对于生的渴望，对卑劣残忍的愤怒，对善良的礼赞，对真理的坚持。
十年浩劫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国人也渐渐不再提及。今天甚至有未曾经历那场浩劫的年轻人将“文革”中那样纯粹的陷害攻击标榜为敢于打倒权威，或将那人间炼狱当作天方夜谭。但是季先生依然在用自己的血与泪的经历向我们呐喊：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他是不惮于说真话，所以这呐喊听来也愈发振聋发聩。
原帖由 找相机的熊 于 2008-7-18 10:36 发表
自杀 自杀都是自己的原因了
这句话有太祖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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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孙大炮 于 2008-7-30 11:16 发表
今天甚至有未曾经历那场浩劫的年轻人将“文革”中那样纯粹的陷害攻击标榜为敢于打倒权威，或将那人间炼狱当作天方夜谭。
这才是文革真正的祸害之处——遗害后代
以亿计的斯德哥尔摩症患者也算基尼斯记录了吧
原帖由 ls5212 于 2008-7-26 19:01 发表
你经历过文革吗？你对小将们的定义很盲目啊。
你们根本不理解那个罪是什么“罪”。
那种群众专政给你定个罪名很容易。但是被定罪的人很多，为什么有的人就“畏罪”，而大多数人没有“畏罪自杀”呢。自以为罪孽 ...
本MM赞同这一观点.在大家给大家扣帽子的时代,中国依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怎么都没死绝呢?可见还是那些自杀的人心理承受能力差.
今天也有很多人自杀,怎么不去批判社会呢?好象说他们自身原因的多;P
达尔文说的对:适者生存.
原帖由 永远爱海军 于 2008-7-16 19:19 发表
这些家伙蒋介石不喜欢，本朝太祖也不喜欢，只能是他们自己的原因了
干嘛一定要当权者喜欢，不能被临幸就得殉葬？！
上面那个MM就是著名的教主吧？本来回个帖子的，发现是教主，立马撤了: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