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断工龄\"工人得到了什么？

"买断工龄"工人得到了什么？？？


“买断工龄”引起了工人的不满 工人买断了什么？
中国经济时报　杨继绳


　　近一两年来，一些工厂因“买断工龄”引起了工人的不满，有的甚至发生了群体性事件。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一个着火点。

　　所谓“买断工龄”，就是按工龄长短，一次性地补偿下岗工人一笔钱，从此以后，他和企业脱离关系，医疗、养老、教育、住房以及其它一切都与企业无关。每一年工龄补多少钱，与企业的现状和支付能力有关。效益好的企业多一些，效益差的企业少一些。一般情况下，有10年工龄的工人，可以拿到两万元左右。

　　长期以来，中国的国有企业的冗员高达三分之一以上，这是企业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以制造业为例，1998年全员劳动生产率为3064美元，只相当于美国（1995）的3．7％，日本（1994年）的3．5％，德国（1994年）的4．2％，韩国（1994年）的6．2％。也只有马来西亚的五分之一和印尼的三分之一。这样的企业，是无法参与国际竞争的。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是提高企业竞争力必不可少的措施。

　　从表面上看，买断工龄是减员增效的一个比较简单可行的办法。但实际情况相当复杂。“买断”的价格是多少？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工人得到的工资不是足额的。从理论上讲，工资是劳动力再生产的价值，也就是维持工人本人和其子女的物质文化生活的价值，应包括、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方面的费用。在统包统配的劳动制度下，本应属于工资的一部分的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费用都由国家扣下了，再由国家对他们进行终身保障。但是，由于国家经济效率太低，政府说是包下来，事实上又包不下来。因此，工人的居住条件十分恶劣，生活质量很差，多数人干了几十年连一间像样的住房也没有。现在要工人和企业脱离关系，就得把过去由国家集中起来的、用于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的那部分钱退还给工人。买断工龄，“买断”的价格就是在工人在职期间，理论工资和实际工资的差额的总和。这笔钱的数额巨大。由于多年国家投资效益差，国有企业经营效益低，这笔理论上集中起来的工资差额，实际是不存在的。国家只能从现有财政中拿钱，也就是用今天的财政偿还历史旧帐。今天的财政没有能力拿出这笔钱来补偿工人。通常的办法是划出一块国有资产变现作为补偿资金。但多数国有企业拿不出可以变现的资产。再加上在“买断”过程中，买卖双方不具平等地位，价格多少，工人没有发言权。所以在买断工龄中，工人能拿到的只能是他应得的一小部分。

　　企业效益不好，买断时工人所得甚少，会引起工人不满。企业效益好，减员以后企业效益更好，也会引起离开企业的工人不满。如果在岗工人一年的收入就超过了他一次“买断”时所得，他们会说：这企业是我们多年劳动的结晶，这么好的效益我们不能没有份！群体性事件相当多是在效益好的企业里发生的。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如果采取不当的管理办法，就会引发更大的乱子。

　　买断工龄，把多年来和他息息相关的企业一刀割断，感情上也难以承受。所以，有人将南唐后主李煜的词略改两字，表述买断工龄的情况：

　　买不断，管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看来，想通过买断工龄这类办法，让冗员一次性地脱离企业，并不是一个好办法。这种办法其所以不行，其要害是为企业的利益想得多，为工人的利益想得少。几十年来，工人和企业的命运已经联成一体。不把工人安置好，简单地将工人推向社会，非出乱子不行。中国的工人是有觉悟的，国家有困难，工人会通情达理地为国分忧。但是，改革的成本不能只让工人承担，企业、政府、社会各方面分担改革成本，社会才能安定。

　　减员增效，应当是企业行为。企业减员增效，政府尽可能多地为减下来的人创造就业机会。政府修渠，企业放水。企业在减员增效过程中，必须发扬民主。改革方案必须经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以后才能实施。不能由少数经营者来决定工人的命运。


工人买断了什么？




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分析东方社会主义企业产权关系问题时，十分正确地指出了一个事实：“那种不能解雇的工作岗位，应被视为近似的产权”。──中国现在有一大群靠拾人牙慧过日子的经济学家，但他们却不敢正视斯蒂格利茨的这个论断，更不敢向自己的人民说明这个事实。
是的，斯蒂格利茨说得完全正确。“不能解雇的工作岗位”实际就是一种产权，即从资本的统治之下获得解放的劳动者反过来统治资本的权利。它体现为联合起来的劳动者有权占有和支配社会生产资料，有权获得自己劳动的全部产品。社会主义国家宪法规定公民有不可剥夺的劳动权利不是一句空话，它正是以劳动者所有制以及全面就业为保证的。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劳动权利包含着产权。
今天的情形完全不同了。一个“买断工龄”的活动正在全国半公开地进行着──没有文件，没有统一标准，也没有规范的程序。对于那些工作多年的国企职工，按每年工龄开价一千到数千元不等，累计一次发给，从此解除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开始是少数频临破产的国有企业这样做，之后是所有的国有企业纷起效尤。如今的说法是因为国有企业要退出竞争性行业，这些行业的国有企业要改制成多元投资主体，因而原国企职工必须改变身份。“买断工龄”就是买断“身份”。
事情已经非常清楚：给你一笔钱，你的身份就由国有资本的所有者变为真正一无所有的 “自由劳动者”。劳动者对国有资本不再拥有任何权利，一切由我说了算。我需要你时，只买你的活劳动；我不需要你时，你立即给我走人。因此可以说，真正买断的是他们曾经拥有过的那一份资本所有权。这和四十年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赎买政策具有同样的性质，只不过关系倒过来了。
花一点小钱，打发一个庞大的阶级，夺得一笔巨额资产，世上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买卖了。
那么──“我”是谁呢？“我”是那些代表企业买断他人身份而自己无须改变身份的人。在大多数人都买断工龄之后，就剩下这为数不多的拥有国家资本的人们──如果还能称这种资本为国家资本的话"买断工龄"工人得到了什么？？？


“买断工龄”引起了工人的不满 工人买断了什么？
中国经济时报　杨继绳


　　近一两年来，一些工厂因“买断工龄”引起了工人的不满，有的甚至发生了群体性事件。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一个着火点。

　　所谓“买断工龄”，就是按工龄长短，一次性地补偿下岗工人一笔钱，从此以后，他和企业脱离关系，医疗、养老、教育、住房以及其它一切都与企业无关。每一年工龄补多少钱，与企业的现状和支付能力有关。效益好的企业多一些，效益差的企业少一些。一般情况下，有10年工龄的工人，可以拿到两万元左右。

　　长期以来，中国的国有企业的冗员高达三分之一以上，这是企业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以制造业为例，1998年全员劳动生产率为3064美元，只相当于美国（1995）的3．7％，日本（1994年）的3．5％，德国（1994年）的4．2％，韩国（1994年）的6．2％。也只有马来西亚的五分之一和印尼的三分之一。这样的企业，是无法参与国际竞争的。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是提高企业竞争力必不可少的措施。

　　从表面上看，买断工龄是减员增效的一个比较简单可行的办法。但实际情况相当复杂。“买断”的价格是多少？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工人得到的工资不是足额的。从理论上讲，工资是劳动力再生产的价值，也就是维持工人本人和其子女的物质文化生活的价值，应包括、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方面的费用。在统包统配的劳动制度下，本应属于工资的一部分的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费用都由国家扣下了，再由国家对他们进行终身保障。但是，由于国家经济效率太低，政府说是包下来，事实上又包不下来。因此，工人的居住条件十分恶劣，生活质量很差，多数人干了几十年连一间像样的住房也没有。现在要工人和企业脱离关系，就得把过去由国家集中起来的、用于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的那部分钱退还给工人。买断工龄，“买断”的价格就是在工人在职期间，理论工资和实际工资的差额的总和。这笔钱的数额巨大。由于多年国家投资效益差，国有企业经营效益低，这笔理论上集中起来的工资差额，实际是不存在的。国家只能从现有财政中拿钱，也就是用今天的财政偿还历史旧帐。今天的财政没有能力拿出这笔钱来补偿工人。通常的办法是划出一块国有资产变现作为补偿资金。但多数国有企业拿不出可以变现的资产。再加上在“买断”过程中，买卖双方不具平等地位，价格多少，工人没有发言权。所以在买断工龄中，工人能拿到的只能是他应得的一小部分。

　　企业效益不好，买断时工人所得甚少，会引起工人不满。企业效益好，减员以后企业效益更好，也会引起离开企业的工人不满。如果在岗工人一年的收入就超过了他一次“买断”时所得，他们会说：这企业是我们多年劳动的结晶，这么好的效益我们不能没有份！群体性事件相当多是在效益好的企业里发生的。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如果采取不当的管理办法，就会引发更大的乱子。

　　买断工龄，把多年来和他息息相关的企业一刀割断，感情上也难以承受。所以，有人将南唐后主李煜的词略改两字，表述买断工龄的情况：

　　买不断，管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看来，想通过买断工龄这类办法，让冗员一次性地脱离企业，并不是一个好办法。这种办法其所以不行，其要害是为企业的利益想得多，为工人的利益想得少。几十年来，工人和企业的命运已经联成一体。不把工人安置好，简单地将工人推向社会，非出乱子不行。中国的工人是有觉悟的，国家有困难，工人会通情达理地为国分忧。但是，改革的成本不能只让工人承担，企业、政府、社会各方面分担改革成本，社会才能安定。

　　减员增效，应当是企业行为。企业减员增效，政府尽可能多地为减下来的人创造就业机会。政府修渠，企业放水。企业在减员增效过程中，必须发扬民主。改革方案必须经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以后才能实施。不能由少数经营者来决定工人的命运。


工人买断了什么？




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分析东方社会主义企业产权关系问题时，十分正确地指出了一个事实：“那种不能解雇的工作岗位，应被视为近似的产权”。──中国现在有一大群靠拾人牙慧过日子的经济学家，但他们却不敢正视斯蒂格利茨的这个论断，更不敢向自己的人民说明这个事实。
是的，斯蒂格利茨说得完全正确。“不能解雇的工作岗位”实际就是一种产权，即从资本的统治之下获得解放的劳动者反过来统治资本的权利。它体现为联合起来的劳动者有权占有和支配社会生产资料，有权获得自己劳动的全部产品。社会主义国家宪法规定公民有不可剥夺的劳动权利不是一句空话，它正是以劳动者所有制以及全面就业为保证的。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劳动权利包含着产权。
今天的情形完全不同了。一个“买断工龄”的活动正在全国半公开地进行着──没有文件，没有统一标准，也没有规范的程序。对于那些工作多年的国企职工，按每年工龄开价一千到数千元不等，累计一次发给，从此解除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开始是少数频临破产的国有企业这样做，之后是所有的国有企业纷起效尤。如今的说法是因为国有企业要退出竞争性行业，这些行业的国有企业要改制成多元投资主体，因而原国企职工必须改变身份。“买断工龄”就是买断“身份”。
事情已经非常清楚：给你一笔钱，你的身份就由国有资本的所有者变为真正一无所有的 “自由劳动者”。劳动者对国有资本不再拥有任何权利，一切由我说了算。我需要你时，只买你的活劳动；我不需要你时，你立即给我走人。因此可以说，真正买断的是他们曾经拥有过的那一份资本所有权。这和四十年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赎买政策具有同样的性质，只不过关系倒过来了。
花一点小钱，打发一个庞大的阶级，夺得一笔巨额资产，世上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买卖了。
那么──“我”是谁呢？“我”是那些代表企业买断他人身份而自己无须改变身份的人。在大多数人都买断工龄之后，就剩下这为数不多的拥有国家资本的人们──如果还能称这种资本为国家资本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