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的反左语录(zt)

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反“左” 妙语集粹




                              思 闻

    这些天我在读《毛泽东传（1949-1976）》。想把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反思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话辑录下来，一是觉得这对于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建设有指导意义，二是作为资料以后检索方便，三是也许有的网友也会对此感兴趣。每段话前标有毛泽东说话的日期，后面是在书中的页数。
    1959年2月28日：“去年九月起，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我们的手伸得太长了，我们有个很大的冒进主义。”“我现在是支持保守主义，我站在‘右派’这一方面，我反对平均主义同‘左傾冒险主义’。”（第917页）
    1959年3月5日：“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起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第922页）
    1959年3月36日：关于上半年的基本建设计划，“何必那么忙，急得要死，一定要搞一千多项，又搞不成。搞成我赞成，问题是你搞不成。”（第937页）
    1959年6月13日：“过去就是片面性，只注意高炉、平炉的生产设备能力，煤的帐不算，焦炭的帐不算，矿石的帐不算，容积也不算，运输也不算。真正一算，从前那么高的指标就不行。”（第949页）
    1959年6月24日：“决策错了，领导人要承担责任，不能片面地责备下面，领导者替被领导者承担责任，这是取得下级信任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第953页）
    1959年6月25日：“开始创建进岗山根据地的时候，政策很‘左’。我自己就亲手烧过一家地主的房子，以为农民会鼓掌欢迎。但是农民不但没有鼓掌，反而低头而散。”“去年刮‘共产风’，也是一种‘左’的错误。没有经验，会犯错误，碰钉子。不要碰得头破血流还不肯回头。”（第954页）
    1959年6月29日、7月2日：“共产主义风格有两种：一种是真正要搞共产主义；另一种，这种占多数，是事情归他办，权力都归他，他就说是‘共产主义’，归人家就是‘资本主义’。”“对那些摧残人民积极性的官僚主义就是要整一下。”（第963-964页）
    1959年7月20日：“有些气就是要泄，浮夸风、瞎指挥、贪多贪大，这些气就是要泄。”（第982页）
    1960年6月14日：“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二五’计划，总理作的报告，最好的部分，就是指标订得低的部分，现在谁说八大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八大有两条经验，第一，大多数项目，以钢为例，订得很低，以至给我们留了很大余地。第二，有些指标订高了，就是棉、油、糖。”（第1081页）
    1960年6月18日：国家计委的新方案，“后三年的指标，仍然存在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有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就是想得点自由，不然总是梱绑手脚，自己不得翻身。我当了这么多年解放军，结果自己又没有解放。”（第1082页）
    1960年12月30日：“不要怕公社没有东西，公社原来就没有东西，他不是白手起家，是黑手起家。只有退赔光了，才能白手起家。”（第1110页）
    1960年12月30日：“现在看来，建设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个世纪。”“刮‘共产风’，中央是有责任的，各省委把中央的责任担起来了。”“过去这些事情是专管部门搞的，可是有我们看过的，批准的，如大办水利、大办副食品基地、养猪等。我们有责任，这样才能总结经验。”（第1110页）
    1960年12月30日：“原来估计一九六○年会好一些，但没有估计对。一九六○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还厉害，突出的是大办水利，大办工业，从农业上调劳动力过多。”（第1111页）
    1961年1月3日：“这三年都是指标定高了，后来退下来。一九五八年北戴河会议后从九月开始大搞，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整风反右后，又大搞，一九六○年又大搞了一年。这三年大搞钢铁，挤了农业。”（第1113页）
    1961年1月9日：“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第1116页）
    1961年3月5日：“在庐山会议之前，我们对情况的了解还是比较清楚的，但在庐山会议之后就不大清楚了。因为庐山会议之后一反右，有人讲真话，讲困难，讲存在的问题，讲客观实际情况等等，都被认为是右的东西。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了。”（第1134页）
    1961年3月5日：“郑州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反‘左’。凡是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比较彻底的省，工作就比较实一些。从三月到六月，只反了三个月的‘左’，如果继续反下去，那就好了。”（第1134页）
    1961年3月13日：“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我们了解情况主要不靠报表，也不靠逐级的报告，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第1141页）
    1961年3月14日：“因为实行粮食供给制，劳动力少的户跟劳动力多的户吃粮都一样，他横直有的吃，所以就不积极。而劳动力多的户，他们想，反正吃粮都一样，我干也是白费了，所以他也不积极了。”（第1142页）
    1961年3月19日：“庐山会议本应继续解决郑州会议没有解决的问题，中间来了一个插曲，反右，其实应该反‘左’。”“农村问题，在一九五九年即已发生，庐山会议反右，使问题更加严重，一九六○年更严重。饿死人，到一九六○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第1145页）
    1961年3月23日：“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第1147页）
    1961年5月14日：“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第1161页）
    1961年6月12日：庐山会议后，应该“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第1164页）
    1961年6月12日：“现在同志们解放思想了，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入了。为什么有这个变化呢？一个客观原因，就是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这两年碰了钉子。”（第1165页）
    1961年8月23日：“现在刚搞了一个‘六十条’，不要认为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一套，没有把握。比如工业，我就不甚了了。计划工作怎么搞，现在总搞不好。”（第1169页）
    1961年12月20日：“对于过去走弯路的认识，应该首先由中央负责，然后是省委，然后才是地委、县委。我到下边一看，省委说错误主要由他们负责，也说到中央，但总是说中央总是正确英明的领导，这不符合事实嘛。这就不能真正得到教训。这几年的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和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场等，都是中央的。虽然材料是由你们来的，但是谁叫你相信呢？谁叫你购买呢？我们头脑这个加工厂，没有了解实情。四高，几个大办，供给制，食堂，这些都是错的，做了有损于人民利益的事，为人民服了不好的务。”（第1188页）
    1962年1月29日：“横直是有错误就要改，谁的错误谁就改。是我的错误我要改。”“你当主席嘛，谁叫人当主席？你怎么官僚主义？搞了这么多文件，煤炭部下了那么一个命令，直到这次少奇同志报告搞出来我才知道。可见我的官僚主义相当可观了。”（第1199页）
    1962年1月30日：“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第1200页）
    1962年1月30日：“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中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比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第1203页）
    1962年9月24日：“国际形势是很好的，国内形势过去几年是不好的。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这两年是低潮，因为我们办错了许多事，主要是高征购、瞎指挥这两件大错误。各种的瞎指挥，农业的瞎指挥，工业的瞎指挥，几个大办。”（第1251-1252页）



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反“左” 妙语集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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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天我在读《毛泽东传（1949-1976）》。想把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反思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话辑录下来，一是觉得这对于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建设有指导意义，二是作为资料以后检索方便，三是也许有的网友也会对此感兴趣。每段话前标有毛泽东说话的日期，后面是在书中的页数。
    1959年2月28日：“去年九月起，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我们的手伸得太长了，我们有个很大的冒进主义。”“我现在是支持保守主义，我站在‘右派’这一方面，我反对平均主义同‘左傾冒险主义’。”（第917页）
    1959年3月5日：“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起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第922页）
    1959年3月36日：关于上半年的基本建设计划，“何必那么忙，急得要死，一定要搞一千多项，又搞不成。搞成我赞成，问题是你搞不成。”（第937页）
    1959年6月13日：“过去就是片面性，只注意高炉、平炉的生产设备能力，煤的帐不算，焦炭的帐不算，矿石的帐不算，容积也不算，运输也不算。真正一算，从前那么高的指标就不行。”（第949页）
    1959年6月24日：“决策错了，领导人要承担责任，不能片面地责备下面，领导者替被领导者承担责任，这是取得下级信任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第953页）
    1959年6月25日：“开始创建进岗山根据地的时候，政策很‘左’。我自己就亲手烧过一家地主的房子，以为农民会鼓掌欢迎。但是农民不但没有鼓掌，反而低头而散。”“去年刮‘共产风’，也是一种‘左’的错误。没有经验，会犯错误，碰钉子。不要碰得头破血流还不肯回头。”（第954页）
    1959年6月29日、7月2日：“共产主义风格有两种：一种是真正要搞共产主义；另一种，这种占多数，是事情归他办，权力都归他，他就说是‘共产主义’，归人家就是‘资本主义’。”“对那些摧残人民积极性的官僚主义就是要整一下。”（第963-964页）
    1959年7月20日：“有些气就是要泄，浮夸风、瞎指挥、贪多贪大，这些气就是要泄。”（第982页）
    1960年6月14日：“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二五’计划，总理作的报告，最好的部分，就是指标订得低的部分，现在谁说八大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八大有两条经验，第一，大多数项目，以钢为例，订得很低，以至给我们留了很大余地。第二，有些指标订高了，就是棉、油、糖。”（第1081页）
    1960年6月18日：国家计委的新方案，“后三年的指标，仍然存在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有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就是想得点自由，不然总是梱绑手脚，自己不得翻身。我当了这么多年解放军，结果自己又没有解放。”（第1082页）
    1960年12月30日：“不要怕公社没有东西，公社原来就没有东西，他不是白手起家，是黑手起家。只有退赔光了，才能白手起家。”（第1110页）
    1960年12月30日：“现在看来，建设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个世纪。”“刮‘共产风’，中央是有责任的，各省委把中央的责任担起来了。”“过去这些事情是专管部门搞的，可是有我们看过的，批准的，如大办水利、大办副食品基地、养猪等。我们有责任，这样才能总结经验。”（第1110页）
    1960年12月30日：“原来估计一九六○年会好一些，但没有估计对。一九六○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还厉害，突出的是大办水利，大办工业，从农业上调劳动力过多。”（第1111页）
    1961年1月3日：“这三年都是指标定高了，后来退下来。一九五八年北戴河会议后从九月开始大搞，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整风反右后，又大搞，一九六○年又大搞了一年。这三年大搞钢铁，挤了农业。”（第1113页）
    1961年1月9日：“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第1116页）
    1961年3月5日：“在庐山会议之前，我们对情况的了解还是比较清楚的，但在庐山会议之后就不大清楚了。因为庐山会议之后一反右，有人讲真话，讲困难，讲存在的问题，讲客观实际情况等等，都被认为是右的东西。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了。”（第1134页）
    1961年3月5日：“郑州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反‘左’。凡是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比较彻底的省，工作就比较实一些。从三月到六月，只反了三个月的‘左’，如果继续反下去，那就好了。”（第1134页）
    1961年3月13日：“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我们了解情况主要不靠报表，也不靠逐级的报告，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第1141页）
    1961年3月14日：“因为实行粮食供给制，劳动力少的户跟劳动力多的户吃粮都一样，他横直有的吃，所以就不积极。而劳动力多的户，他们想，反正吃粮都一样，我干也是白费了，所以他也不积极了。”（第1142页）
    1961年3月19日：“庐山会议本应继续解决郑州会议没有解决的问题，中间来了一个插曲，反右，其实应该反‘左’。”“农村问题，在一九五九年即已发生，庐山会议反右，使问题更加严重，一九六○年更严重。饿死人，到一九六○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第1145页）
    1961年3月23日：“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第1147页）
    1961年5月14日：“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第1161页）
    1961年6月12日：庐山会议后，应该“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第1164页）
    1961年6月12日：“现在同志们解放思想了，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入了。为什么有这个变化呢？一个客观原因，就是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这两年碰了钉子。”（第1165页）
    1961年8月23日：“现在刚搞了一个‘六十条’，不要认为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一套，没有把握。比如工业，我就不甚了了。计划工作怎么搞，现在总搞不好。”（第1169页）
    1961年12月20日：“对于过去走弯路的认识，应该首先由中央负责，然后是省委，然后才是地委、县委。我到下边一看，省委说错误主要由他们负责，也说到中央，但总是说中央总是正确英明的领导，这不符合事实嘛。这就不能真正得到教训。这几年的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和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场等，都是中央的。虽然材料是由你们来的，但是谁叫你相信呢？谁叫你购买呢？我们头脑这个加工厂，没有了解实情。四高，几个大办，供给制，食堂，这些都是错的，做了有损于人民利益的事，为人民服了不好的务。”（第1188页）
    1962年1月29日：“横直是有错误就要改，谁的错误谁就改。是我的错误我要改。”“你当主席嘛，谁叫人当主席？你怎么官僚主义？搞了这么多文件，煤炭部下了那么一个命令，直到这次少奇同志报告搞出来我才知道。可见我的官僚主义相当可观了。”（第1199页）
    1962年1月30日：“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第1200页）
    1962年1月30日：“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中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比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第1203页）
    1962年9月24日：“国际形势是很好的，国内形势过去几年是不好的。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这两年是低潮，因为我们办错了许多事，主要是高征购、瞎指挥这两件大错误。各种的瞎指挥，农业的瞎指挥，工业的瞎指挥，几个大办。”（第1251-1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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