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为落后中国拍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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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的蘑菇云在西部升起，无数国人为之动容。

      法国落后 戴高乐总统发脾气
     如果说原子弹的成功部分借鉴了前苏联的经验，有前苏联专家帮助的成分，那么氢弹的成功则是在外界对我国绝对保密的情况下，白手起家创造出来的奇迹。

      “原子弹爆炸后，氢弹技术的研制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顾问、原核工业部办公厅主任李鹰翔回忆说，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中国拿到了核大国俱乐部的“入场券”。但氢弹的研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制造技术上都比原子弹更为复杂。“跟原子弹相比，氢弹绝不仅仅是量上的突破，而是质的变化，是原理的突破。”

        但是中国人还是以全世界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从原子弹到氢弹的突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周总理就提出要求：力争于1968年进行氢弹装置试验。而中国科学家却出人意料地将这一时间提前了。

      美国从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到爆炸第一颗氢弹用了7年零3个月，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苏联是6年零3个月，法国是8年零6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这一速度当时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

      中国是世界上第五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而氢弹却抢在了法国前面，成为世界第四。“当年中国爆炸第一颗氢弹的消息传到法国后，法国科学界和政界都感到十分惊诧。当时的戴高乐总统为此大发雷霆，他把原子能总署的官员和主要科学家叫到他的办公室，拍着桌子质问为什么法国的氢弹迟迟搞不出来，而让中国人抢在前面了。在场的人都无言以对，因为谁也解释不出中国这么快研制出氢弹的原因。”

          对此，李鹰翔有他的一套解释，他说首先有中央决策者的指示，毛主席特别要求“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另外有一点全世界都不得不承认，中国人真是聪明。”虽然当时我国的综合国力尚不强，但中国科学家的头脑却毫不逊色，当时的王淦昌、于敏等一批国家各领域的顶尖科学家都被汇聚到核武器研制中来。有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当时邓稼先，34岁；朱光亚，34岁；周光召，32岁；欧阳予，31岁……这些后来成为中国核工业栋梁的功臣，当初投身核工业时都不过30岁出头。“这些科学家当中，很多人后来都成了科技界的领导人才。”

        而氢弹研制前的“技术民主”更是把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变成了可能。李鹰翔说，“技术民主”是中国科技界的一个非常好的传统，类似于“头脑风暴”，大家坐在一起，有老科学家，有刚毕业的年轻大学生，有中层技术骨干，大家平等地进行讨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这里没有学术权威，只有科技工作者。不管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还是负责制造工作的技术工人，都可以到黑板上写出自己的想法，汇聚科学思想的火花。

      选定良辰吉日 驾驶员却忘记投弹
      其实早在1966年12月28日，中国就进行了氢弹的原理试验，不过当时只对外宣称“我国又成功进行了一次新的核试验。”

          氢弹爆炸的具体日期如何选择？李鹰翔说，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天气。因为高原的天气变化无常，一年当中找到适宜的“良辰吉日”并不容易。“因为是由飞机空投氢弹，所以首先要考虑天气是否适宜飞机飞行，另外高原风沙天气多，也不能因为风沙影响了投弹的视野。当时的气象设备虽说比不上现在的，但它还是能精确地推算出哪一天的天气最适宜。”

        1967年6月17日空投试验当日，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7时40分，执行空投任务的驾驶员徐克江机组已经起飞，按预定计划应于8时整进行氢弹空爆试验。8时左右，飞机的轰鸣声由远及近接近目标，人们都屏住呼吸翘首以盼。

      李鹰翔说，因为爆炸威力非常大，飞机投下氢弹后需要立即飞离该区域，否则有被氢弹的巨大冲击波冲击的危险。可8时整，空投氢弹的飞机到达预定空域，却没有投下氢弹，拐了个弯飞走了。“怎么回事？”亲临指挥中心的聂荣臻元帅问，空军指挥员报告说：“飞行员操作中少了一个动作，请求再飞一圈。”

          过了20分钟，轰-6飞机再次飞临预定空域，在预定高度，投下了中国第一颗全当量氢弹，氢弹爆炸产生的巨大火光俨然又一颗太阳。

      多年之后，这架飞机上负责投弹的第一领航员孙福长回忆说，少的这一个动作就是“忘了按自动投掷器”。他说，由于执行的任务万分重要，心情比较紧张，他在心中还一直默念毛主席语录，影响了注意力，所以飞临指定区域时忘了按下自动投掷器。

      李鹰翔说，对氢弹和原子弹的问题，所有参与者都知道它的绝密性，直到第一颗氢弹爆炸20年后的1987年，才出版了一本名叫《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的书，这才算是第一次“解密”，向社会公开披露了氢弹和原子弹的一些情况和细节。“这本书在国内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但是在国外大使馆和情报部门很多人都有这本书。”转载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的蘑菇云在西部升起，无数国人为之动容。

      法国落后 戴高乐总统发脾气
     如果说原子弹的成功部分借鉴了前苏联的经验，有前苏联专家帮助的成分，那么氢弹的成功则是在外界对我国绝对保密的情况下，白手起家创造出来的奇迹。

      “原子弹爆炸后，氢弹技术的研制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顾问、原核工业部办公厅主任李鹰翔回忆说，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中国拿到了核大国俱乐部的“入场券”。但氢弹的研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制造技术上都比原子弹更为复杂。“跟原子弹相比，氢弹绝不仅仅是量上的突破，而是质的变化，是原理的突破。”

        但是中国人还是以全世界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从原子弹到氢弹的突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周总理就提出要求：力争于1968年进行氢弹装置试验。而中国科学家却出人意料地将这一时间提前了。

      美国从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到爆炸第一颗氢弹用了7年零3个月，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苏联是6年零3个月，法国是8年零6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这一速度当时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

      中国是世界上第五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而氢弹却抢在了法国前面，成为世界第四。“当年中国爆炸第一颗氢弹的消息传到法国后，法国科学界和政界都感到十分惊诧。当时的戴高乐总统为此大发雷霆，他把原子能总署的官员和主要科学家叫到他的办公室，拍着桌子质问为什么法国的氢弹迟迟搞不出来，而让中国人抢在前面了。在场的人都无言以对，因为谁也解释不出中国这么快研制出氢弹的原因。”

          对此，李鹰翔有他的一套解释，他说首先有中央决策者的指示，毛主席特别要求“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另外有一点全世界都不得不承认，中国人真是聪明。”虽然当时我国的综合国力尚不强，但中国科学家的头脑却毫不逊色，当时的王淦昌、于敏等一批国家各领域的顶尖科学家都被汇聚到核武器研制中来。有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当时邓稼先，34岁；朱光亚，34岁；周光召，32岁；欧阳予，31岁……这些后来成为中国核工业栋梁的功臣，当初投身核工业时都不过30岁出头。“这些科学家当中，很多人后来都成了科技界的领导人才。”

        而氢弹研制前的“技术民主”更是把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变成了可能。李鹰翔说，“技术民主”是中国科技界的一个非常好的传统，类似于“头脑风暴”，大家坐在一起，有老科学家，有刚毕业的年轻大学生，有中层技术骨干，大家平等地进行讨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这里没有学术权威，只有科技工作者。不管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还是负责制造工作的技术工人，都可以到黑板上写出自己的想法，汇聚科学思想的火花。

      选定良辰吉日 驾驶员却忘记投弹
      其实早在1966年12月28日，中国就进行了氢弹的原理试验，不过当时只对外宣称“我国又成功进行了一次新的核试验。”

          氢弹爆炸的具体日期如何选择？李鹰翔说，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天气。因为高原的天气变化无常，一年当中找到适宜的“良辰吉日”并不容易。“因为是由飞机空投氢弹，所以首先要考虑天气是否适宜飞机飞行，另外高原风沙天气多，也不能因为风沙影响了投弹的视野。当时的气象设备虽说比不上现在的，但它还是能精确地推算出哪一天的天气最适宜。”

        1967年6月17日空投试验当日，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7时40分，执行空投任务的驾驶员徐克江机组已经起飞，按预定计划应于8时整进行氢弹空爆试验。8时左右，飞机的轰鸣声由远及近接近目标，人们都屏住呼吸翘首以盼。

      李鹰翔说，因为爆炸威力非常大，飞机投下氢弹后需要立即飞离该区域，否则有被氢弹的巨大冲击波冲击的危险。可8时整，空投氢弹的飞机到达预定空域，却没有投下氢弹，拐了个弯飞走了。“怎么回事？”亲临指挥中心的聂荣臻元帅问，空军指挥员报告说：“飞行员操作中少了一个动作，请求再飞一圈。”

          过了20分钟，轰-6飞机再次飞临预定空域，在预定高度，投下了中国第一颗全当量氢弹，氢弹爆炸产生的巨大火光俨然又一颗太阳。

      多年之后，这架飞机上负责投弹的第一领航员孙福长回忆说，少的这一个动作就是“忘了按自动投掷器”。他说，由于执行的任务万分重要，心情比较紧张，他在心中还一直默念毛主席语录，影响了注意力，所以飞临指定区域时忘了按下自动投掷器。

      李鹰翔说，对氢弹和原子弹的问题，所有参与者都知道它的绝密性，直到第一颗氢弹爆炸20年后的1987年，才出版了一本名叫《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的书，这才算是第一次“解密”，向社会公开披露了氢弹和原子弹的一些情况和细节。“这本书在国内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但是在国外大使馆和情报部门很多人都有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