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军队司令部沿革暨参谋长地位

一、初创时期
    尽管相当于司令部的幕僚机构古已有之，但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司令部在中国的出现，是自清末编练新军开始的。
    在这之前的军队，湘、淮军和八旗、绿营、巡防营等，都是以营为基本单位。营的幕僚一般有文案1员人，委员3人，医生1员人，马医1员人，外加护勇、号兵、长夫若干人组成。营之上的军队单位系临时编组，其幕僚更是临时性质，只是人数略多而已。可以说，直到这个时候的军队幕僚机构，仍旧没有摆脱以往的样式。一直到了1904年前后，一个全新的军队编制体制得以在旧的营垒中孵化诞生，具有现代意义的司令部，才与新的编制一起相伴而出。
    袁世凯所练新军与以往湘军淮军不同，它是完全仿照西方军队的编制体制，由步、骑、炮、工、辎等多个兵种协同作战的合成军队，和这之前的军队主要以营为基本单位、兵种单一以及作战方法简单的情况相比，军队编制增大了，合成程度提高了，兵器有了发展，战术有了变化，指挥难度也随之加大了，单靠指挥官一人加上少数幕僚用简单的方法实施有效的指挥已经不可能，因此，在指挥体制上，也有了一次大的飞跃，这就是在部队各级设置了专司指挥的业务机关——司令部门。
    于1903年组建的以袁世凯为核心的新军练兵机构——练兵处，无疑是中国军事史上最早的司令机关了。该处的编制与职能如下：
    练兵处——
  军政司——
     考功科——掌管新练军营文武员弁升隆、调补、差委、定俸、核奖、纪勋、拟赏银两、宝星功牌暨各项册籍等事。
     搜讨科——统辖所属各股掌管各省官兵总数暨军训、典礼、征募等事。
        制度股——分管编拟军制，考订军规、军仪、军礼、军服，遇有军事筹计应增官弁所需战备各件，核定名色数目，移知军需拨发，并行军应行雇凭民间车马房屋等事。凡学堂与本司关涉事件，亦归本股经理。
        步队股——分管各省军队步队数目暨关涉步队一切事务，并会议事件遇有战备筹计征募步队数目，事后分别遣散归入续备，兼管军乐队事务。
        炮队股——分管各省炮队数目暨关涉会议征募分遣等事。
        马队股——分管各省马队数目暨关涉会议，征募分遣等事，平时考查马匹，临事筹计挑选，或租赁民马，核定喂养卫生各法，兼管辎重队事务。
        工队股——分管各省工队数目暨关涉会议征募分遣等事。
    粮饷科——统辖所属各股，掌管会计出入，筹备军饷、军需、建造等事。
        支发股——分管核放各军薪饷，似定发饷章程，预计来年应支饷项总数，预储战备用款，复核各饷局报销兼管会计学堂等事。
        军需股——分管筹备粮草暨核发官兵服用衣履各项杂件。
        建造股——分管各军驻扎应用地址，考查建造营垒房舍，核发营队应用帐篷暨杂项器具等事。
     医务科——掌管拟定各军医学堂、卫生防疫、疗病治伤各办法暨升隆医官、选调兽医、筹备药料，凡关涉医务各事，随由本科随时考查。
    法律科——掌管拟定军律，考查各军执法处审办案件并军狱办法，记过注册等事。
    器械科——掌管考查得处制造局筹备军械等事。

军令司——
     运筹科——掌管筹备设防，参赞方略，遇有战备，筹计分配军队，救国调官弁兵丁暨各处各国紧要探报，并拟办维和各文牍等事。
     向导科——掌管陆路、水路、轮船、铁道、电线，平时详细考查行军相度指划凡关涉兵路运道事宜均归本科筹计。
     测绘科——掌管测绘地势，勘察各处要害，沿海沿江各炮台暨修改中外舆图并刊印等事。
     储材科——掌管高等学堂作养将领暨谋略人才，并撰译机密兵法战略等事。

军学司——
      编译科——管理编撰操典、兵法、战史暨翻译各国兵书、地志等事。
      训练科——掌管拟定各兵种，画一操法，考查各军兵马是否合格，器械是否适用，教练各法是否一律，并有无进益暨步炮马队各项战法、工辎队各项用法若干程度，随时核定分数，呈请分别惩办。
      教育科——掌管拟定各项武备学堂章程办法暨考查教育各法是否一律，有无进益，并选派学生出洋游学各事。
      水师科——掌管各省兵轮炮船数目，官兵名数，并考查兵轮情形，依次筹划，设法整顿，随时呈请酌量施行。
    如果我们将这一司令机关的机构设置放到一百年前去衡量的话，其超前性是没法不令人赞叹的。
    练兵处成立后的第二年，1904年，一个划时代的新编制在中国诞生。
    新军以镇（师）为基本战略单位，镇之上设军，系战时编组，平时不设。
    按1904年练兵处向清廷奏准的陆军章制，军的指挥官（称总统）之下设司令处。该处内设“总参谋官一员，赞佐号令，参画机宜，一等参谋官二员，二等参谋官二员，随同总参谋官分任计画各务，炮队协领官一员，参佐全军炮队事务，遇炮队聚战之时，由该员指挥督率，工程队参领官一员，参佐全军工程事务，遇工队聚用时，由该员指挥督率。此外设护军官、执事官、一等书记官、总执法官、总军需官、总军械官、总军医官、总马医官、书记长、稽查官各若干员”。
    进入民国后，军的司令部门进一步细化，如下表：
军总统官
   参谋处
      总参谋官 1员 协都统
      一等参谋官 1员 副参领
      二等参谋官 2员 协参领
      三等参谋官 4员 正（副协）军校
  副官处
     副官长 1员 正参领
    一等副官 1员 协参领
    二等副官 3员 正副协军校各1员员
    大接济官 1员 副军校
  炮队协领处
     炮队协领 1员 协都统
     炮队辅助员 2员 正副军校各1员员
  工队参领处
     工队参领 1员 正参领
     工队辅助员 1员 正（副协）军校
  军需处
     总军需官 1员 正参领
     军需长 1员 正军校
  军医处
     总军医官 1员 正参领
     军医长 2员 正副军校各1员
  执法处
     总执法官 1员 正参领
     军执法官 1员 正军校
    由此表可以看出，不久后盛行的“八大处”体制，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军的司令部门是如此，军以下的镇、协、标、营，也都编有类似机构，只是逐级减编而已。协以下的司令部门虽然不叫司令处，但执行的是同一种功能。
    辛亥革命中，南方各省纷纷独立，创建民军，由于各省起义骨干多由留学日本的士官生担任，而起义的主要武力又多由各省新军组成，受日本军队和新军的影响，民军中也普遍设立了司令部，如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军战时总司令部，参谋长之下，设有参谋处、副官处、秘书处、军法处等，在司令部内部分工和人员编配数量上较新军更进了一步。南京临时政府所属各军、师，也设有与上述机构差不多的司令部机关。至于司令部的首脑，有的称总参谋，有的称参谋正长，有的称参谋部长，也有的就叫参谋长。
    上面所说的新军中军司令处的总参谋官、师司令处的正参谋官以及民军中的参谋正长、总参谋等，就是各级部队的参谋长。到民国建成后的1912年11月，始将上述纷杂的称谓统一更名为参谋长。
    因北洋建军是仿照德日陆军的，而德军中认为参谋人材在学识、修养、业务乃至个人性格、气质等方面都应区别于指挥官而另有要求。如对指挥官来说，要求的是忠诚、承担全部责任的勇气、胆量、果敢、自信等。而对参谋来说，要求的则是博学、缜密、细心、慎重、协调等，故在参谋的遴选上走的是一条专门的渠道，即参谋的任命直属于参谋本部，参谋本部则直属德皇，而不是象一般军官那样属于内阁之下的陆军部或海军部。日本陆军的建军思想完全是向德军学来的，对参谋与对将帅也有着完全不同的要求。如在日军著名军事教义《统帅参考》中，便认为一个好的参谋长可能正好是一个不称职的指挥官，“机关工作会削弱做将帅所需要的性格”，所以战前的日军一直不主张参谋与指挥官的岗位是可以调换的。这一思想，对于从小站练兵开始便仿效德日建军经验的袁世凯造成了较大的影响。1915年，北洋政府统率办事处曾出台《任用参谋人员简章》。该《简章》承认，“参谋人材，现尚无多”，要求全军各部队积极发现并推荐“曾充参谋或实有参谋学识经验堪胜斯职者”，“呈请大元帅鉴核，批交参谋本部”，以便派任各级参谋长，基本上走的是德军对参谋人材培养的路子。这一思想和原则，一方面对于提高参谋队伍的修养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是有利于司令部建设的。另一方面也在较长时间内限制了参谋长转任指挥官的机会，使之多数成为终身的参谋长。
    由于参谋长的职责要求，这时的参谋长，均由毕业于正规军官学校的少壮军人担任，司令部中的其它参谋人员，也都是由受过专门军事教育的年轻军官组成。在清末开始建军时，虽然要求各级各类军官均必须经军官学校毕业，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这时的各级指挥官中仍有一定数量的行伍军人，只有组成各级司令部的参谋人员，才是全部由各类军校毕业的学生担任的，这是一个例外。
    清末新军创建之初，由于懂得现代军事的人才极缺，大量的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北洋军官学堂（陆军大学）的年轻军官被破格提拨到新建陆军中担任各级参谋长。在当时已经编成的新军14个镇的正参谋官中，就笔者所能查到的13人中，即陆锦、张绍曾、张世庸、蓝天蔚、刘邦骥、沈同午、王麒、程潜、姜登选、殷承献、唐继尧、杨集祥、刘一清等，全部是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不满三十岁的青年学生军官。这些少壮军人，或出于军事救国的热忱，或出于个人仕途方面的急功冒进，充分利用参谋长这一职务之便，发挥自己的才智和权威，为北洋建军效尽了犬马之劳。1906年，北洋陆军举行“彰德秋操”（既大演习），时任军总参谋官的年仅26岁的留日士官生张绍曾，在总结讲评时，曾当众诘问和指责第五镇统制官（师长）、北洋老将张怀芝，这也说明当时的参谋长，尽管没有指挥权，但气焰和声威还是不小的。
    尽管如此，和今天相比，这一时期的参谋长的衔级规定的还是比较低的。当时，军司令官的编制军衔是上将，师长为中将，旅长为少将，而军参谋长的军衔仅仅是少将，师参谋长的军衔仅仅是上校。军参谋长的军衔低于师长，师参谋长的军衔低于旅长。可见这一时期的参谋长所担负的主要是纯粹的军事业务工作，还远远没有进入部队的领导层，只是司令部的参谋长而不是部队的参谋长，这也是和德日两国当时的情况相一致的。
    从新军编练开始到民国建成初期，是中国旧军队司令部建设的初创时期。虽然用现在的眼光看起来，这一时期的司令部的组成还略嫌简单，但和这之前的军队各级幕僚机构中仅由文案、委员等少数几个人组成的情况相比，已经向前跨出了革命性的一大步。不仅人员增多了，人员的素质提高了，而且分工更细，职责更明，称谓上也已经完全区别于原有的幕僚，基本体现了当时的前沿意识。尽管比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司令部晚了差不多一百年，但在中国，却是一个了不起的开端。
       二、“八大处”时期
    1912年9月军队名称改革以后，军队司令部的建设进一步完善。大约在这前后出台的《禁卫军军师协（此时协已改称旅，但原文如此）司令处人员职掌规则附编制表》中，将禁卫军的军司令处依工作性质分作参谋、副官、秘书、军械、军法、军需、军医等七个处，并就各处职责进行了详细区分，共8条81款，是迄今为止看到的一个最早的最完备的司令部工作条例。后来，在相当于战区的军事机构巡阅使署的司令部中，又分作参谋、副官、秘书、政务、军务、军医、军需、军法等八个处。这就是民国时期经常说到的司令部组成的八大处。
    与此同时，作为地方军事机构的将军行署、镇守使署和北洋常备军各师和混成旅中也普遍采用了和禁卫军司令部大致相同的编制，并订有各级各类司令部编制与职责的法规章制。和现代不同的是，不管师也好，军也好，镇守使署也好，将军行署也好，各级司令部均由此八大处组成（也有变动和减编），只是处长的官职因所在部队的级别不同而有所不同，并没有象今天这样股、科，处、部的区分。
    在这之后，历经新旧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十年内战，一直到抗战中后期，中国军队中司令部的编制一直就是这么“八大处”。参谋长的设置也没有大的改变。只是在黄埔建军到北伐战争时期，因学习苏联的编制，在团一级设有司令部和参谋长，十年内战时期，也曾编到旅一级。不过这两种情况存在的时间都很短，也没能普及，一直到国民党军队从大陆溃败，都只在师（独立旅、整编旅）以上编有司令部和参谋长。
    下表是1932年陆军师司令部编制详表。
陆军师司令部编制表
师长  中将  1员
副师长  少将  1员
参谋长  上校（少将）  1员
参谋处
   处长  上校  1员
   参谋  中校  1员  
            少校  2
            上尉  2
   三等秘书  同上尉  1员
  一等书记  同中尉  1员
  二等司书  同准尉  1员
  电务员  同中尉  1员
              同少尉  1员
副官处
   主任  中校  1员
   副官  少校  1员
           上尉  1员
           中尉  1员
  二等书记  同中尉  1员
  二等司书  同准尉  2
  司号长  少尉  1员
军械处
   军械官  少校  1员
   军械员  上尉  2
军需处
   主任  上校  1员
   军需  中校  1员
            少校  2
            上尉  3
  二等书记  同中尉  1员
  二等司书  同准尉  4
  军医处
   主任  上校  1员
   军医  中校  1员
            少校  1员
            上（中尉） 1员
   司药  上尉（少校）  1员
           中尉  1员
  二等书记  同中尉  1员
  二等司书  同准尉  1员
军法处
   军法官  少校  1员
  二等书记  同中尉  1员
  二等司书  同准尉  1员
兽医  少校  1员
        上尉  1员
    这一司令部的编成，基本上代表了从民国建成到抗战后期这一阶段的司令部编制情况。
    这一时期参谋长的阶级，与前有小的变化，即北伐时期，受苏联的影响，参谋长的阶级地位空前绝后的高，高于下一级主官，已与中共军队中的参谋长无异。但这不过是昙花一现，很短就又恢复了原态。但从此后，师参谋长的阶级地位仍然有了提高，编遣时规定的师长为中将，旅长少将，团长上校，师参谋长少将（上校），后改为上校（少将）。可见此时的师参谋长的阶级介于旅长与团长之间，而不似北洋时期与团长等同，这是一个进步。到了抗战开始后不久，师的编制改变，旅一级撤销，师下辖团，此时的师参谋长规定的军衔仍然是上校（少将），参谋长的阶级已经高于下一级主官。这是参谋长阶级地位抬升的一个大的表现，但也仅限于师这一级，军以上单位的参谋长仍然与下两级主官等同。
    从民国建成到全面抗战开始这二十几年，正是中国由统一走向混战再走向统一的过渡时期。这期间，军队派系纷杂，干戈四起，给了许多在清末民初接受了正规军事教育的军人以广阔的施展才华的空间，有相当多的保定军校和陆军大学毕业的军官，就象春秋时期的吴起、秦汉之际的张良等人一样，北走胡，南走越，凭籍自身系统的军事学识和过硬的参谋业务功底，服务或者受雇于各路军阀，充当了不同级别的参谋长，并以此作为专门的职业。如近代兵学泰斗、原任保定军校校长的蒋方震，便曾先后受雇于护国军、护法军、吴佩孚的十四省讨贼联军、孙传芳的五省联军等旗帜完全不同的军队，充当参谋长及类似职务。再如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充任直军第一军参谋长的陆军大学毕业生、保定军校著名战术教官李藻麟，在直军战败后，很快便又受雇于奉军，先是被郭松龄看中，后又让张宗昌抢走，从此充任张的参谋长，直到张宗昌集团覆亡。
    军阀用人选将，对于带兵官，主要看重其历史渊源，对于参谋长，则更看重其军事学历。在当时，一个想谋事的职业军人，要是和这个部队的首领没有某种渊源，就是一个连长的位子也很难得到，但只要有着娴熟的参谋业务功底，即便毫无渊源，也很有可能出任某一个师旅的参谋长。比如原在西北军梁冠英部任参谋长的保定生李源惠，在梁部瓦解丢掉饭碗后，便曾经人介绍到与自己毫无渊源的孙殿英部拟任参谋长一职，虽后来双方没能谈妥，但也窥出其时的参谋长，确实有点象今天的经理一样，有雇佣的性质。当然，不同的军阀内部，又各有不同。这一时期的军阀，既有象唐生智、刘文辉、陈济棠、李宗仁、阎锡山那样接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也有象冯玉祥那样出身行伍的，还有象张宗昌那样起自草莽的。由于各派系首领的出身不同，用人方式的不同，各军队中参谋长所能发挥的作用和地位也是不同的。一般来说，在湘军、川军、粤军、桂军、东北军、晋绥军等部队中，参谋长的地位要高一些，作用发挥的要大一些，不少参谋长可以升任指挥官，上述军系中各主要将领均由保定生担任，也说明了这一点。而在如冯玉祥部队、张宗昌部队、刘镇华部队、孙殿英部队中，虽然也都雇有大量的保定生、陆大生为其充当各级参谋长，但这些部队中的参谋长在地位上是偏低的，在作用上是发挥的不够的。第一，这些任职于军阀部队中的参谋长，只是受雇于军队指挥官，代行作战、训练等业务计划并对指挥官定下决心提出建议而已，至于有关军队的旗帜问题、建军的方略问题和用兵选将问题等重大决策，他们是无权建议的，即使有的指挥官也会征询他们的意见，也只是出于个人的原因，而不是普遍的要求。第二，这些参谋长，差不多永远只能是参谋长，他们可能受到尊重，可能在物质上享受很高的待遇，甚至在指挥作战中代拆代行，却终究只被作为幕宾看待，很少有充任主官带兵的机会，如先后任过冯玉祥参谋长的刘骥、曹浩森等，先后任过张宗昌参谋长的金寿良、李藻麟等，都是出身国内外陆军大学的佼佼者，但一直到西北军、直鲁联军全部瓦解，却一直都是参谋长，始终没能独立掌握过一支部队。在这些部队中，学生出身担任参谋长后又转任指挥官的例子，极其罕见。需要说明的是，这些部队中，参谋长的地位和作用之所以不能得到很好的体现和发挥，主要并不是受袁世凯时期对指挥官与参谋长素质要求的不同所限制，而主要是冯玉祥、张宗昌们所养都是私兵而不肯交给外人，又因自身学识限制而对学生出身的军人一直抱有某种程度的不信任所导致的。
    三、美军参谋体制移植后的情况
    抗战后期，随着美国军援的滚滚而来，美军参谋工作体制也移植到国军中来。按照美军的定义，参谋被分为参谋长、副参谋长、“一般”、“特业”和“其他”等各类。不难看出，这里所说的参谋，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广义的参谋，系指组成司令部的所有人员，包括军医、工程师等技术人员，参谋长也包括在内。狭义的参谋，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参谋。
    作为当时中枢机关的国防部，采取的是“六厅八局”制。即作为一般参谋的第一厅（主管人事）、第二厅（主管情报）、第三厅（主管作战）、第四厅（主管补给）、第五厅（主管编制和训练）、第六厅（主管研究和发展）和作为特业参谋的副官局、兵役局、预备干部局、新闻局、预算局、战史局、军法局和宪兵司令部。国防部下面的陆军、海军、空军和联勤等四个司令部，也都编有与此基本一致的厅局。
    由此对应下来，各军、师司令部，也分别建立了与此相对应的司令部门，只是简易为四大部门，即属于一般参谋的第一科（负责人事）、第二科（负责情报）、第三科（负责作战）、第四科（负责补给）和属于特业参谋的预算、财务、军医等小组及属于专属参谋的副官小组。在工作关系上，规定特业参谋应接受一般参谋的指导。
    从这之后，作为一般参谋的“人事”、“情报”、“作战”和“补给”这四个部门另加特业参谋若干部门的司令部编制体制，便取代了从民初一直沿用下来的“八大处”体制，成为部队各级司令部编成的固定样式。
    下表是采取美军编制后的陆军军司令部编制详表。
陆军军司令部编制表
军长  中将  1员
副军长  少（中）将  1员
参谋长  少将  1员
副参谋长  上校（少将）  1员
第一科（主管人事）
科长  中校  1员
参谋  中校  1员
少校  1员
司书  军委四阶  1员
第二科（主管情报）
科长  中校  1员
参谋  中校  1员
          少校  2
          上尉  1员
绘图员  军委一阶  1员
司书  军委四阶  1员
第三科（主管作战）
科长  上校  1员
参谋  中校  2
         少校  3
绘图员  军委一阶  1员
司书  军委四阶  1员
第四科（主管补给）
科长  上校  1员
参谋  中校  1员
         少校  2
         上尉  1员
器材员  上尉（军委四阶）  1员
司书  军委四阶  1员
副官组
组长  少（中）校  1员
副官  上尉  2
司书  军委四阶  1员
预算组
组长  二等军需正  1员
预算员  二等军需正  1员
        三等军需正  1员
财务组
组长  二等军需正  1员
财务员  二等军需正  1员
        三等军需正  2
审计员  一等军需正  2
        三等军需正  1员
军医组
组长  二等军医正  1员
军医  二等军医正  1员
三等军医正  1员
一等军医佐  1员
司药  一等军医佐  1员
二等军医佐  1员
兽医组
组长  二等军医正  1员
兽医  三等军医正  1员
司药  一等军医佐  1员
    这一编制，已经完全区别于“八大处”的体制，是旧军队中司令部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一直到今天，台军各级司令部的编制体制，仍以此为蓝本，变动不大。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又借鉴了外军的经验，军队各级司令部的编成趋于完善和成熟，从总部机关到各军师及其它部队单位，司令部的职掌划分更加细化。以1948年颁布的《军（师）司令部职掌划分表》为例，该表将司令部的一般与特业部门各自职掌区分为99条，算是比较明确和详尽了，较好的体现了司令部建设的法制化程度。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新的体制并没有普遍落实。由于抗战后期开始的国军官本位思想逐渐牢固，一些长官据功自傲，使得改革新的体制遇到了比前更大的阻力，加之紧随其来的内战的影响，这一“一般加特业”的司令部体制只在少数中央军中得以实现，更多的部队，包括新七军这样的国军精锐，一直到其灭亡时为止，仍然还是“八大处”的司令部旧制。
    尽管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但一种全新的体制毕竟已经写入了军队的编制条例，步履艰难的改革又在进行了。在中央军中，因为部队指挥官与参谋人员的政治派别同出一脉，故早在抗战之前，其各级部队的参谋长的性质和地位便与地方派系军队中的参谋长有了较大的不同。抗战开始后，随着大量杂牌军被吞并和改造，中央军已经占了绝大多数，参谋长的职位进一步的发生了几个变化。其一，雇佣性质得以改变。除少数仍保持人事独立的军系外，整个旧军队中的参谋长，已不再由部队长官雇佣，而又恢复到北洋建军初期那样由参谋本部委派，改变了军阀部队中参谋长只是部队长幕宾的角色；其二，衔级有了提高。如军长（整编师师长）的军衔为中将，军(整编师)参谋长的军衔为少将，已经等同于下一级主官师长（整编旅旅长）的军衔，师（整编旅）参谋长的军衔也已经等同于下一级团长的军衔，和以前北洋军阀部队中军参谋长的军衔低于师长、师参谋长的军衔低于旅长的情况相比，其编制军衔明显提高。其三，地位有了提升。当时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曾明文规定，参谋长是指挥官的主要助手，指挥官下达命令，须与参谋长联署，如果参谋长认为某个命令与上峰意旨不符，有权拒绝签署，大大提高了参谋长的地位和权威；其四，转为队官成为必然。颁行了“经历调任”制度，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岗位轮换，规定队官（部队带兵主官）与参谋（广义的参谋）职务定期调换，以增加军官阅历。虽然此项制度落实的并不好，但参谋长升任带兵主官的可能已经从法规上得到了保证，也有了较多的实际的例子。这一时期曾担任军长等高级指挥官的符昭骞、赵秀昆、赵子立、郭汝瑰、盛文，罗列、吴鹤云等，便都是多年担任参谋长又转任指挥官的。和以往北方军阀部队中参谋长只能是参谋长的情况相比，又进了一步。
    从这个时期开始，一直到国民党军队逃台，旧军队中的各级参谋长绝大多数均经过陆军大学的深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公布陆军参谋任职规则令》中规定，“各部队参谋长、副参谋长、参谋处长（作战参谋），以选用陆军大学毕业学员为原则”。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曾先后在武汉、重庆两次召集全国军以上参谋长开会，到会的一百多个参谋长中，陆军大学毕业的学生占了绝大多数，几乎成了清一色。而且，这一时期的地方军系越来越少，越来越小，各级指挥官和参谋长出身黄埔的越来越多，政治派别渐趋一致。到三年内战时期，除少数顽固的军阀部队如西北军、马家军等外，国民政府军队中的司令部体制尽管多数仍然执行的“八大处”的旧制，但参谋长中的多数已不再具有旧时的特征，而与今天西方国家军队中的参谋长没有什么两样了。
    虽然有了更大的进步，这时的参谋长，和今天我军相比，仍有不同。虽然从表面上看，当时的参谋长，不仅可以指导与作战相关的二科三科，而且也可以指导一科（人事）与四科（后勤），似乎相当于今天我军司政后三大部门总的首长了，但这四个科却全都是直接对部队长负责的。这样的话问题就来了，举例说吧，如果今天某个军长甩开参谋长直接指挥作训处长，即为越权，不合理也不合法。而旧时军长甩开参谋长直接指挥二科三科，虽不合理却并不违法。因为这个原因，旧时参谋长职能的发挥受制于部队长的因素很大，因之变数亦很大。有的参谋长什么都管，不仅管作战，连今天属于政治部和后勤部管辖的部队人事、军需都管，可有的参谋长如果与主官关系不好，就只能长期坐冷板凳什么也管不了。一、初创时期
    尽管相当于司令部的幕僚机构古已有之，但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司令部在中国的出现，是自清末编练新军开始的。
    在这之前的军队，湘、淮军和八旗、绿营、巡防营等，都是以营为基本单位。营的幕僚一般有文案1员人，委员3人，医生1员人，马医1员人，外加护勇、号兵、长夫若干人组成。营之上的军队单位系临时编组，其幕僚更是临时性质，只是人数略多而已。可以说，直到这个时候的军队幕僚机构，仍旧没有摆脱以往的样式。一直到了1904年前后，一个全新的军队编制体制得以在旧的营垒中孵化诞生，具有现代意义的司令部，才与新的编制一起相伴而出。
    袁世凯所练新军与以往湘军淮军不同，它是完全仿照西方军队的编制体制，由步、骑、炮、工、辎等多个兵种协同作战的合成军队，和这之前的军队主要以营为基本单位、兵种单一以及作战方法简单的情况相比，军队编制增大了，合成程度提高了，兵器有了发展，战术有了变化，指挥难度也随之加大了，单靠指挥官一人加上少数幕僚用简单的方法实施有效的指挥已经不可能，因此，在指挥体制上，也有了一次大的飞跃，这就是在部队各级设置了专司指挥的业务机关——司令部门。
    于1903年组建的以袁世凯为核心的新军练兵机构——练兵处，无疑是中国军事史上最早的司令机关了。该处的编制与职能如下：
    练兵处——
  军政司——
     考功科——掌管新练军营文武员弁升隆、调补、差委、定俸、核奖、纪勋、拟赏银两、宝星功牌暨各项册籍等事。
     搜讨科——统辖所属各股掌管各省官兵总数暨军训、典礼、征募等事。
        制度股——分管编拟军制，考订军规、军仪、军礼、军服，遇有军事筹计应增官弁所需战备各件，核定名色数目，移知军需拨发，并行军应行雇凭民间车马房屋等事。凡学堂与本司关涉事件，亦归本股经理。
        步队股——分管各省军队步队数目暨关涉步队一切事务，并会议事件遇有战备筹计征募步队数目，事后分别遣散归入续备，兼管军乐队事务。
        炮队股——分管各省炮队数目暨关涉会议征募分遣等事。
        马队股——分管各省马队数目暨关涉会议，征募分遣等事，平时考查马匹，临事筹计挑选，或租赁民马，核定喂养卫生各法，兼管辎重队事务。
        工队股——分管各省工队数目暨关涉会议征募分遣等事。
    粮饷科——统辖所属各股，掌管会计出入，筹备军饷、军需、建造等事。
        支发股——分管核放各军薪饷，似定发饷章程，预计来年应支饷项总数，预储战备用款，复核各饷局报销兼管会计学堂等事。
        军需股——分管筹备粮草暨核发官兵服用衣履各项杂件。
        建造股——分管各军驻扎应用地址，考查建造营垒房舍，核发营队应用帐篷暨杂项器具等事。
     医务科——掌管拟定各军医学堂、卫生防疫、疗病治伤各办法暨升隆医官、选调兽医、筹备药料，凡关涉医务各事，随由本科随时考查。
    法律科——掌管拟定军律，考查各军执法处审办案件并军狱办法，记过注册等事。
    器械科——掌管考查得处制造局筹备军械等事。

军令司——
     运筹科——掌管筹备设防，参赞方略，遇有战备，筹计分配军队，救国调官弁兵丁暨各处各国紧要探报，并拟办维和各文牍等事。
     向导科——掌管陆路、水路、轮船、铁道、电线，平时详细考查行军相度指划凡关涉兵路运道事宜均归本科筹计。
     测绘科——掌管测绘地势，勘察各处要害，沿海沿江各炮台暨修改中外舆图并刊印等事。
     储材科——掌管高等学堂作养将领暨谋略人才，并撰译机密兵法战略等事。

军学司——
      编译科——管理编撰操典、兵法、战史暨翻译各国兵书、地志等事。
      训练科——掌管拟定各兵种，画一操法，考查各军兵马是否合格，器械是否适用，教练各法是否一律，并有无进益暨步炮马队各项战法、工辎队各项用法若干程度，随时核定分数，呈请分别惩办。
      教育科——掌管拟定各项武备学堂章程办法暨考查教育各法是否一律，有无进益，并选派学生出洋游学各事。
      水师科——掌管各省兵轮炮船数目，官兵名数，并考查兵轮情形，依次筹划，设法整顿，随时呈请酌量施行。
    如果我们将这一司令机关的机构设置放到一百年前去衡量的话，其超前性是没法不令人赞叹的。
    练兵处成立后的第二年，1904年，一个划时代的新编制在中国诞生。
    新军以镇（师）为基本战略单位，镇之上设军，系战时编组，平时不设。
    按1904年练兵处向清廷奏准的陆军章制，军的指挥官（称总统）之下设司令处。该处内设“总参谋官一员，赞佐号令，参画机宜，一等参谋官二员，二等参谋官二员，随同总参谋官分任计画各务，炮队协领官一员，参佐全军炮队事务，遇炮队聚战之时，由该员指挥督率，工程队参领官一员，参佐全军工程事务，遇工队聚用时，由该员指挥督率。此外设护军官、执事官、一等书记官、总执法官、总军需官、总军械官、总军医官、总马医官、书记长、稽查官各若干员”。
    进入民国后，军的司令部门进一步细化，如下表：
军总统官
   参谋处
      总参谋官 1员 协都统
      一等参谋官 1员 副参领
      二等参谋官 2员 协参领
      三等参谋官 4员 正（副协）军校
  副官处
     副官长 1员 正参领
    一等副官 1员 协参领
    二等副官 3员 正副协军校各1员员
    大接济官 1员 副军校
  炮队协领处
     炮队协领 1员 协都统
     炮队辅助员 2员 正副军校各1员员
  工队参领处
     工队参领 1员 正参领
     工队辅助员 1员 正（副协）军校
  军需处
     总军需官 1员 正参领
     军需长 1员 正军校
  军医处
     总军医官 1员 正参领
     军医长 2员 正副军校各1员
  执法处
     总执法官 1员 正参领
     军执法官 1员 正军校
    由此表可以看出，不久后盛行的“八大处”体制，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军的司令部门是如此，军以下的镇、协、标、营，也都编有类似机构，只是逐级减编而已。协以下的司令部门虽然不叫司令处，但执行的是同一种功能。
    辛亥革命中，南方各省纷纷独立，创建民军，由于各省起义骨干多由留学日本的士官生担任，而起义的主要武力又多由各省新军组成，受日本军队和新军的影响，民军中也普遍设立了司令部，如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军战时总司令部，参谋长之下，设有参谋处、副官处、秘书处、军法处等，在司令部内部分工和人员编配数量上较新军更进了一步。南京临时政府所属各军、师，也设有与上述机构差不多的司令部机关。至于司令部的首脑，有的称总参谋，有的称参谋正长，有的称参谋部长，也有的就叫参谋长。
    上面所说的新军中军司令处的总参谋官、师司令处的正参谋官以及民军中的参谋正长、总参谋等，就是各级部队的参谋长。到民国建成后的1912年11月，始将上述纷杂的称谓统一更名为参谋长。
    因北洋建军是仿照德日陆军的，而德军中认为参谋人材在学识、修养、业务乃至个人性格、气质等方面都应区别于指挥官而另有要求。如对指挥官来说，要求的是忠诚、承担全部责任的勇气、胆量、果敢、自信等。而对参谋来说，要求的则是博学、缜密、细心、慎重、协调等，故在参谋的遴选上走的是一条专门的渠道，即参谋的任命直属于参谋本部，参谋本部则直属德皇，而不是象一般军官那样属于内阁之下的陆军部或海军部。日本陆军的建军思想完全是向德军学来的，对参谋与对将帅也有着完全不同的要求。如在日军著名军事教义《统帅参考》中，便认为一个好的参谋长可能正好是一个不称职的指挥官，“机关工作会削弱做将帅所需要的性格”，所以战前的日军一直不主张参谋与指挥官的岗位是可以调换的。这一思想，对于从小站练兵开始便仿效德日建军经验的袁世凯造成了较大的影响。1915年，北洋政府统率办事处曾出台《任用参谋人员简章》。该《简章》承认，“参谋人材，现尚无多”，要求全军各部队积极发现并推荐“曾充参谋或实有参谋学识经验堪胜斯职者”，“呈请大元帅鉴核，批交参谋本部”，以便派任各级参谋长，基本上走的是德军对参谋人材培养的路子。这一思想和原则，一方面对于提高参谋队伍的修养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是有利于司令部建设的。另一方面也在较长时间内限制了参谋长转任指挥官的机会，使之多数成为终身的参谋长。
    由于参谋长的职责要求，这时的参谋长，均由毕业于正规军官学校的少壮军人担任，司令部中的其它参谋人员，也都是由受过专门军事教育的年轻军官组成。在清末开始建军时，虽然要求各级各类军官均必须经军官学校毕业，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这时的各级指挥官中仍有一定数量的行伍军人，只有组成各级司令部的参谋人员，才是全部由各类军校毕业的学生担任的，这是一个例外。
    清末新军创建之初，由于懂得现代军事的人才极缺，大量的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北洋军官学堂（陆军大学）的年轻军官被破格提拨到新建陆军中担任各级参谋长。在当时已经编成的新军14个镇的正参谋官中，就笔者所能查到的13人中，即陆锦、张绍曾、张世庸、蓝天蔚、刘邦骥、沈同午、王麒、程潜、姜登选、殷承献、唐继尧、杨集祥、刘一清等，全部是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不满三十岁的青年学生军官。这些少壮军人，或出于军事救国的热忱，或出于个人仕途方面的急功冒进，充分利用参谋长这一职务之便，发挥自己的才智和权威，为北洋建军效尽了犬马之劳。1906年，北洋陆军举行“彰德秋操”（既大演习），时任军总参谋官的年仅26岁的留日士官生张绍曾，在总结讲评时，曾当众诘问和指责第五镇统制官（师长）、北洋老将张怀芝，这也说明当时的参谋长，尽管没有指挥权，但气焰和声威还是不小的。
    尽管如此，和今天相比，这一时期的参谋长的衔级规定的还是比较低的。当时，军司令官的编制军衔是上将，师长为中将，旅长为少将，而军参谋长的军衔仅仅是少将，师参谋长的军衔仅仅是上校。军参谋长的军衔低于师长，师参谋长的军衔低于旅长。可见这一时期的参谋长所担负的主要是纯粹的军事业务工作，还远远没有进入部队的领导层，只是司令部的参谋长而不是部队的参谋长，这也是和德日两国当时的情况相一致的。
    从新军编练开始到民国建成初期，是中国旧军队司令部建设的初创时期。虽然用现在的眼光看起来，这一时期的司令部的组成还略嫌简单，但和这之前的军队各级幕僚机构中仅由文案、委员等少数几个人组成的情况相比，已经向前跨出了革命性的一大步。不仅人员增多了，人员的素质提高了，而且分工更细，职责更明，称谓上也已经完全区别于原有的幕僚，基本体现了当时的前沿意识。尽管比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司令部晚了差不多一百年，但在中国，却是一个了不起的开端。
       二、“八大处”时期
    1912年9月军队名称改革以后，军队司令部的建设进一步完善。大约在这前后出台的《禁卫军军师协（此时协已改称旅，但原文如此）司令处人员职掌规则附编制表》中，将禁卫军的军司令处依工作性质分作参谋、副官、秘书、军械、军法、军需、军医等七个处，并就各处职责进行了详细区分，共8条81款，是迄今为止看到的一个最早的最完备的司令部工作条例。后来，在相当于战区的军事机构巡阅使署的司令部中，又分作参谋、副官、秘书、政务、军务、军医、军需、军法等八个处。这就是民国时期经常说到的司令部组成的八大处。
    与此同时，作为地方军事机构的将军行署、镇守使署和北洋常备军各师和混成旅中也普遍采用了和禁卫军司令部大致相同的编制，并订有各级各类司令部编制与职责的法规章制。和现代不同的是，不管师也好，军也好，镇守使署也好，将军行署也好，各级司令部均由此八大处组成（也有变动和减编），只是处长的官职因所在部队的级别不同而有所不同，并没有象今天这样股、科，处、部的区分。
    在这之后，历经新旧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十年内战，一直到抗战中后期，中国军队中司令部的编制一直就是这么“八大处”。参谋长的设置也没有大的改变。只是在黄埔建军到北伐战争时期，因学习苏联的编制，在团一级设有司令部和参谋长，十年内战时期，也曾编到旅一级。不过这两种情况存在的时间都很短，也没能普及，一直到国民党军队从大陆溃败，都只在师（独立旅、整编旅）以上编有司令部和参谋长。
    下表是1932年陆军师司令部编制详表。
陆军师司令部编制表
师长  中将  1员
副师长  少将  1员
参谋长  上校（少将）  1员
参谋处
   处长  上校  1员
   参谋  中校  1员  
            少校  2
            上尉  2
   三等秘书  同上尉  1员
  一等书记  同中尉  1员
  二等司书  同准尉  1员
  电务员  同中尉  1员
              同少尉  1员
副官处
   主任  中校  1员
   副官  少校  1员
           上尉  1员
           中尉  1员
  二等书记  同中尉  1员
  二等司书  同准尉  2
  司号长  少尉  1员
军械处
   军械官  少校  1员
   军械员  上尉  2
军需处
   主任  上校  1员
   军需  中校  1员
            少校  2
            上尉  3
  二等书记  同中尉  1员
  二等司书  同准尉  4
  军医处
   主任  上校  1员
   军医  中校  1员
            少校  1员
            上（中尉） 1员
   司药  上尉（少校）  1员
           中尉  1员
  二等书记  同中尉  1员
  二等司书  同准尉  1员
军法处
   军法官  少校  1员
  二等书记  同中尉  1员
  二等司书  同准尉  1员
兽医  少校  1员
        上尉  1员
    这一司令部的编成，基本上代表了从民国建成到抗战后期这一阶段的司令部编制情况。
    这一时期参谋长的阶级，与前有小的变化，即北伐时期，受苏联的影响，参谋长的阶级地位空前绝后的高，高于下一级主官，已与中共军队中的参谋长无异。但这不过是昙花一现，很短就又恢复了原态。但从此后，师参谋长的阶级地位仍然有了提高，编遣时规定的师长为中将，旅长少将，团长上校，师参谋长少将（上校），后改为上校（少将）。可见此时的师参谋长的阶级介于旅长与团长之间，而不似北洋时期与团长等同，这是一个进步。到了抗战开始后不久，师的编制改变，旅一级撤销，师下辖团，此时的师参谋长规定的军衔仍然是上校（少将），参谋长的阶级已经高于下一级主官。这是参谋长阶级地位抬升的一个大的表现，但也仅限于师这一级，军以上单位的参谋长仍然与下两级主官等同。
    从民国建成到全面抗战开始这二十几年，正是中国由统一走向混战再走向统一的过渡时期。这期间，军队派系纷杂，干戈四起，给了许多在清末民初接受了正规军事教育的军人以广阔的施展才华的空间，有相当多的保定军校和陆军大学毕业的军官，就象春秋时期的吴起、秦汉之际的张良等人一样，北走胡，南走越，凭籍自身系统的军事学识和过硬的参谋业务功底，服务或者受雇于各路军阀，充当了不同级别的参谋长，并以此作为专门的职业。如近代兵学泰斗、原任保定军校校长的蒋方震，便曾先后受雇于护国军、护法军、吴佩孚的十四省讨贼联军、孙传芳的五省联军等旗帜完全不同的军队，充当参谋长及类似职务。再如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充任直军第一军参谋长的陆军大学毕业生、保定军校著名战术教官李藻麟，在直军战败后，很快便又受雇于奉军，先是被郭松龄看中，后又让张宗昌抢走，从此充任张的参谋长，直到张宗昌集团覆亡。
    军阀用人选将，对于带兵官，主要看重其历史渊源，对于参谋长，则更看重其军事学历。在当时，一个想谋事的职业军人，要是和这个部队的首领没有某种渊源，就是一个连长的位子也很难得到，但只要有着娴熟的参谋业务功底，即便毫无渊源，也很有可能出任某一个师旅的参谋长。比如原在西北军梁冠英部任参谋长的保定生李源惠，在梁部瓦解丢掉饭碗后，便曾经人介绍到与自己毫无渊源的孙殿英部拟任参谋长一职，虽后来双方没能谈妥，但也窥出其时的参谋长，确实有点象今天的经理一样，有雇佣的性质。当然，不同的军阀内部，又各有不同。这一时期的军阀，既有象唐生智、刘文辉、陈济棠、李宗仁、阎锡山那样接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也有象冯玉祥那样出身行伍的，还有象张宗昌那样起自草莽的。由于各派系首领的出身不同，用人方式的不同，各军队中参谋长所能发挥的作用和地位也是不同的。一般来说，在湘军、川军、粤军、桂军、东北军、晋绥军等部队中，参谋长的地位要高一些，作用发挥的要大一些，不少参谋长可以升任指挥官，上述军系中各主要将领均由保定生担任，也说明了这一点。而在如冯玉祥部队、张宗昌部队、刘镇华部队、孙殿英部队中，虽然也都雇有大量的保定生、陆大生为其充当各级参谋长，但这些部队中的参谋长在地位上是偏低的，在作用上是发挥的不够的。第一，这些任职于军阀部队中的参谋长，只是受雇于军队指挥官，代行作战、训练等业务计划并对指挥官定下决心提出建议而已，至于有关军队的旗帜问题、建军的方略问题和用兵选将问题等重大决策，他们是无权建议的，即使有的指挥官也会征询他们的意见，也只是出于个人的原因，而不是普遍的要求。第二，这些参谋长，差不多永远只能是参谋长，他们可能受到尊重，可能在物质上享受很高的待遇，甚至在指挥作战中代拆代行，却终究只被作为幕宾看待，很少有充任主官带兵的机会，如先后任过冯玉祥参谋长的刘骥、曹浩森等，先后任过张宗昌参谋长的金寿良、李藻麟等，都是出身国内外陆军大学的佼佼者，但一直到西北军、直鲁联军全部瓦解，却一直都是参谋长，始终没能独立掌握过一支部队。在这些部队中，学生出身担任参谋长后又转任指挥官的例子，极其罕见。需要说明的是，这些部队中，参谋长的地位和作用之所以不能得到很好的体现和发挥，主要并不是受袁世凯时期对指挥官与参谋长素质要求的不同所限制，而主要是冯玉祥、张宗昌们所养都是私兵而不肯交给外人，又因自身学识限制而对学生出身的军人一直抱有某种程度的不信任所导致的。
    三、美军参谋体制移植后的情况
    抗战后期，随着美国军援的滚滚而来，美军参谋工作体制也移植到国军中来。按照美军的定义，参谋被分为参谋长、副参谋长、“一般”、“特业”和“其他”等各类。不难看出，这里所说的参谋，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广义的参谋，系指组成司令部的所有人员，包括军医、工程师等技术人员，参谋长也包括在内。狭义的参谋，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参谋。
    作为当时中枢机关的国防部，采取的是“六厅八局”制。即作为一般参谋的第一厅（主管人事）、第二厅（主管情报）、第三厅（主管作战）、第四厅（主管补给）、第五厅（主管编制和训练）、第六厅（主管研究和发展）和作为特业参谋的副官局、兵役局、预备干部局、新闻局、预算局、战史局、军法局和宪兵司令部。国防部下面的陆军、海军、空军和联勤等四个司令部，也都编有与此基本一致的厅局。
    由此对应下来，各军、师司令部，也分别建立了与此相对应的司令部门，只是简易为四大部门，即属于一般参谋的第一科（负责人事）、第二科（负责情报）、第三科（负责作战）、第四科（负责补给）和属于特业参谋的预算、财务、军医等小组及属于专属参谋的副官小组。在工作关系上，规定特业参谋应接受一般参谋的指导。
    从这之后，作为一般参谋的“人事”、“情报”、“作战”和“补给”这四个部门另加特业参谋若干部门的司令部编制体制，便取代了从民初一直沿用下来的“八大处”体制，成为部队各级司令部编成的固定样式。
    下表是采取美军编制后的陆军军司令部编制详表。
陆军军司令部编制表
军长  中将  1员
副军长  少（中）将  1员
参谋长  少将  1员
副参谋长  上校（少将）  1员
第一科（主管人事）
科长  中校  1员
参谋  中校  1员
少校  1员
司书  军委四阶  1员
第二科（主管情报）
科长  中校  1员
参谋  中校  1员
          少校  2
          上尉  1员
绘图员  军委一阶  1员
司书  军委四阶  1员
第三科（主管作战）
科长  上校  1员
参谋  中校  2
         少校  3
绘图员  军委一阶  1员
司书  军委四阶  1员
第四科（主管补给）
科长  上校  1员
参谋  中校  1员
         少校  2
         上尉  1员
器材员  上尉（军委四阶）  1员
司书  军委四阶  1员
副官组
组长  少（中）校  1员
副官  上尉  2
司书  军委四阶  1员
预算组
组长  二等军需正  1员
预算员  二等军需正  1员
        三等军需正  1员
财务组
组长  二等军需正  1员
财务员  二等军需正  1员
        三等军需正  2
审计员  一等军需正  2
        三等军需正  1员
军医组
组长  二等军医正  1员
军医  二等军医正  1员
三等军医正  1员
一等军医佐  1员
司药  一等军医佐  1员
二等军医佐  1员
兽医组
组长  二等军医正  1员
兽医  三等军医正  1员
司药  一等军医佐  1员
    这一编制，已经完全区别于“八大处”的体制，是旧军队中司令部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一直到今天，台军各级司令部的编制体制，仍以此为蓝本，变动不大。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又借鉴了外军的经验，军队各级司令部的编成趋于完善和成熟，从总部机关到各军师及其它部队单位，司令部的职掌划分更加细化。以1948年颁布的《军（师）司令部职掌划分表》为例，该表将司令部的一般与特业部门各自职掌区分为99条，算是比较明确和详尽了，较好的体现了司令部建设的法制化程度。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新的体制并没有普遍落实。由于抗战后期开始的国军官本位思想逐渐牢固，一些长官据功自傲，使得改革新的体制遇到了比前更大的阻力，加之紧随其来的内战的影响，这一“一般加特业”的司令部体制只在少数中央军中得以实现，更多的部队，包括新七军这样的国军精锐，一直到其灭亡时为止，仍然还是“八大处”的司令部旧制。
    尽管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但一种全新的体制毕竟已经写入了军队的编制条例，步履艰难的改革又在进行了。在中央军中，因为部队指挥官与参谋人员的政治派别同出一脉，故早在抗战之前，其各级部队的参谋长的性质和地位便与地方派系军队中的参谋长有了较大的不同。抗战开始后，随着大量杂牌军被吞并和改造，中央军已经占了绝大多数，参谋长的职位进一步的发生了几个变化。其一，雇佣性质得以改变。除少数仍保持人事独立的军系外，整个旧军队中的参谋长，已不再由部队长官雇佣，而又恢复到北洋建军初期那样由参谋本部委派，改变了军阀部队中参谋长只是部队长幕宾的角色；其二，衔级有了提高。如军长（整编师师长）的军衔为中将，军(整编师)参谋长的军衔为少将，已经等同于下一级主官师长（整编旅旅长）的军衔，师（整编旅）参谋长的军衔也已经等同于下一级团长的军衔，和以前北洋军阀部队中军参谋长的军衔低于师长、师参谋长的军衔低于旅长的情况相比，其编制军衔明显提高。其三，地位有了提升。当时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曾明文规定，参谋长是指挥官的主要助手，指挥官下达命令，须与参谋长联署，如果参谋长认为某个命令与上峰意旨不符，有权拒绝签署，大大提高了参谋长的地位和权威；其四，转为队官成为必然。颁行了“经历调任”制度，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岗位轮换，规定队官（部队带兵主官）与参谋（广义的参谋）职务定期调换，以增加军官阅历。虽然此项制度落实的并不好，但参谋长升任带兵主官的可能已经从法规上得到了保证，也有了较多的实际的例子。这一时期曾担任军长等高级指挥官的符昭骞、赵秀昆、赵子立、郭汝瑰、盛文，罗列、吴鹤云等，便都是多年担任参谋长又转任指挥官的。和以往北方军阀部队中参谋长只能是参谋长的情况相比，又进了一步。
    从这个时期开始，一直到国民党军队逃台，旧军队中的各级参谋长绝大多数均经过陆军大学的深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公布陆军参谋任职规则令》中规定，“各部队参谋长、副参谋长、参谋处长（作战参谋），以选用陆军大学毕业学员为原则”。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曾先后在武汉、重庆两次召集全国军以上参谋长开会，到会的一百多个参谋长中，陆军大学毕业的学生占了绝大多数，几乎成了清一色。而且，这一时期的地方军系越来越少，越来越小，各级指挥官和参谋长出身黄埔的越来越多，政治派别渐趋一致。到三年内战时期，除少数顽固的军阀部队如西北军、马家军等外，国民政府军队中的司令部体制尽管多数仍然执行的“八大处”的旧制，但参谋长中的多数已不再具有旧时的特征，而与今天西方国家军队中的参谋长没有什么两样了。
    虽然有了更大的进步，这时的参谋长，和今天我军相比，仍有不同。虽然从表面上看，当时的参谋长，不仅可以指导与作战相关的二科三科，而且也可以指导一科（人事）与四科（后勤），似乎相当于今天我军司政后三大部门总的首长了，但这四个科却全都是直接对部队长负责的。这样的话问题就来了，举例说吧，如果今天某个军长甩开参谋长直接指挥作训处长，即为越权，不合理也不合法。而旧时军长甩开参谋长直接指挥二科三科，虽不合理却并不违法。因为这个原因，旧时参谋长职能的发挥受制于部队长的因素很大，因之变数亦很大。有的参谋长什么都管，不仅管作战，连今天属于政治部和后勤部管辖的部队人事、军需都管，可有的参谋长如果与主官关系不好，就只能长期坐冷板凳什么也管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