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西方，一个霸权时代的伪君子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5:22:11
一、“3·14”暴乱事件让西方主流传媒成为最大输家
两千多年前，孟子说道：“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由“藏独”精神领袖十四世达赖喇嘛一手策划的“3·14”暴乱事件，及其诱发的连锁事件，毫无疑问地已让中国这个因经济腾飞而可能导致盲目乐观情绪的国家，再次有了警惕性和危机感。
在这起企图通过暴力事件把西藏问题国际化的事件中，“藏独”暴乱分子使用残忍手段导致重大无辜伤亡和严重损失。这种发生在主权范围内的严重暴乱恐怕是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无法容忍的，中国政府的做法也必然是任何一个正常政府所具有的合法权力或义务。但事发之初，达赖喇嘛即采取先发制人，把事件定调为“中国和谐西藏的和平示威”，西方传媒基本按此基调报道，部分更罔顾职业道德和操守，以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手法处理新闻资料，制造中国以武力和谐的效果。《德国画报》多次将尼泊尔警察在加德满都驱散散步示威者的图片进行裁减、拼接并配在谈论北京奥运的文章中，标题竟用“西藏事件升级，应该和谐奥运会吗？”《柏林晨报》网站将一张西藏公安武警解救被袭汉族人的照片说成是在抓捕藏人。德国NTV电视台将尼泊尔警察抓捕藏人抗议者说成是中国军警和谐拉萨暴乱。德国《明星周刊》的报道以电影《天脉传奇》的剧照，污蔑中国军人假扮成僧侣自导自演暴乱事件。BBC（英国广播公司）在网站上刊登题为“藏人描述持续骚乱”的报道，所用配图是西藏当地公安武警协助医护人员将骚乱受伤人员送进救护车的场景。在英国《泰晤士报》等媒体的报道当中，“军事和谐”、“武力管制”、“藏人被杀数百人”等文字随处可见。CNN(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将一张原本是暴乱分子在路边向军车扔石头的照片，剪辑成军车冲向民众的照片。
德、英、法、美等西方主流传媒在“3·14”暴乱事件上以惯有的傲慢和偏见对中国采取了几近一致的围剿，这种傲慢和偏见也迅速蔓延至西方政界。面对西方传媒和政界突如其来的“阴招”，中国政府似乎在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一向被中国保守官僚视为洪水猛兽而倍加监控的网络却成了手足无措的中国政府最大和最有力的支持者。这些活跃在网络阵地上数以亿万的网友纷纷充当起了“职业打假人”，激愤地揭露西方主流传媒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在“3·14”暴乱事件之前，还秉承西方向来自诩的自由、公正，以不满的情绪批评着政府。然而，“3·14”暴乱事件却暴露出了西方主流传媒的虚伪，让绝大部分倾心于西方社会的网友纷纷倒戈，无一例外地怀着失望与不满的情绪，对西方主流传媒口诛笔伐。
西方主流传媒或许会认为在“3·14”暴乱事件上采取的“策略”对中国或中国政府的形象给予了严重的打击。可是，这恐怕却是一相情愿的想法，因为西方主流传媒赤裸裸的虚伪已经让他们在中国几乎丧失了市场，西方主流传媒在中国恐怕如同中国官方传媒在西方一样，毫无疑问地丧失了新闻权威和舆论公信力，彻底沦落为受人操作的利益工具。
二、制抵北京奥运会只会让中国人更团结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西经贸文化交流也进行了30年，但从某个意义上说，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认知是肤浅的、甚至是无知的。自从北京取得奥运会主办权以来，德、英、法、美等西方社会和政界制抵北京奥运会的噪音就没有停止过。他们以惯有的傲慢和偏见指责中国的人权、外交、经济、国防等一切可供指责的问题，却对美英等西方大国入侵南联盟、阿富汗、伊拉克熟视无睹。他们可以对中国的内政横加干涉、指手画脚，却很少有自我反省。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便习惯了以欣赏和羡慕的心情去仰视西方，而西方人却很少以善意的眼光正视过自己的周遭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说，文艺复兴以来，东方便逐渐从属于西方，时直今日也没有丝毫实质性地改变。这体现在作为曾经的、也是现在逐渐崛起的东方大国，举国上下为举办西方人发明的奥运会而委曲求全，却依然要面对西方社会的强势。
对于北京奥运圣火传递在伦敦、巴黎的遭遇，一些西方主流传媒似乎觉得很亢奋，《泰晤士报》将北京奥运会与1936年德国希特勒举办的奥运会相提并论，并污蔑“北京是为了自吹自擂”。《费加罗报》和《解放报》的头版头条分别以《火炬在巴黎惨败》、《给中国一记耳光》为题，用一种近乎幸灾乐祸的口吻描述中国的“溃败”，字里行间是一种近乎歇斯底里般的狂喜。这种狂欢实质上是一种对中国的无知。
1894年，国际奥委会成立。两年后，首届现代奥运会在雅典举行。夹在二者中间的是1895年中国遭到日本野蛮侵略、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于日本。当中国第一次收到国际奥委会的邀请函时，正值因甲午战争惨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清政府，根本不知道奥运会为何物。中国的台湾及澎湖列岛被割，被讹诈赔偿白银合计二亿三千一百五十万两。国难当头，中国错失了首届现代奥运会。
1908年，《天津青年》发出悲愤的三个诘问：中国何时能派一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派一支代表队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自己举办一届奥运会？
1932年第十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此前一年，1931年的“九一八”，又是日寇铁蹄践踏着中国的国土。时任东北大学校长的张学良将军资助全国体协送刘长春、于希渭两人代表中华民国去参加这届奥运会（于希渭因日寇监视过严，无法脱身而未能成行）。刘长春开始了一次让人潸然泪下的悲壮旅行，他只身一人在海上飘泊20多天到达洛杉矶。尽管刘长春疲惫不堪、孤苦伶仃地出现在奥运赛场，但他却让世界感受到已经被日寇铁蹄践踏的中国的存在，这是中国第一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
四年后的柏林奥运会，中国派出一个有30多名运动员的代表团。柏林奥运会上的中国健儿回到祖国后不久，便经历了卢沟桥事变。在中华民族“国破山河在”的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们脱下运动装，毫不犹豫地参加了一场气壮山河的反侵略的战争。
中国悲壮的近现代史足以让世界上任何一个稍有良知的民族动容。中国的奥运梦实质上已经是全中国人的强国梦，中国举办奥运会绝不简单地是一次体育盛会，更与所谓法西斯式的“自吹自擂”有天壤之别。制抵北京奥运会绝不仅仅是制抵中国政府或中国的执政党，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交织着全中国人复杂的情感与一种近似神圣的自尊自强。制抵北京奥运会只会使中国人更加团结，这种团结绝不轻于70年前开始的、持续8年的那场轰轰烈烈的民族保卫战！
三、“西藏问题”的背后是一个“江湖问题”
“3·14”暴乱事件发生后，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涉藏反华决议案，欧洲议会也通过了所谓西藏问题决议。西方国家那种惯有的道貌岸然和地球之大惟我独尊的气势再次暴露无疑。诚然，中国确实存在着很多问题，人权、民主、民生等等。但是，西方国家在对中国指手画脚、肆意批评指责的同时却忘记了一件不容置疑的事实：是西欧列强用大炮和鸦片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并把这个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倡导礼仪治国、世界大同的国家的传统政治文化生态像圆明园一样无情地焚毁掉了。而正是被西方国家视为“独裁者”的中国共产党把中国这个东方大国从近现代屈辱的历史泥淖中拯救出来。从某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现状正是西方列强在近现代对中国的侵略与瓜分，以及中国人民反对压迫，追求自由、民主的结果。西方国家在对中国指手画脚、肆意批评指责的同时也没有看到那些被他们“解放”的主权国家并没有被移植出他们所宣称的“民主”、“自由”，相反却是无休止的分裂、战争、暴乱、贫困。
翻开历史，“西藏问题”并不是一个问题。中国元朝时期，西藏便成为了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清朝时期，中央政府于1653年和1713年分别册封五世达赖喇嘛和五世班禅喇嘛，自此正式确定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以及他们在西藏的政治和宗教地位。现任禅额尔德尼即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是1989年经中央政府认定册封的。于1935年７月出生于青海、1959年随当时的西藏叛军流亡海外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则是1940年被当时的中央政府认定册封的。由此不难看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的政治和宗教地位实际上是中央政府赋予的，无论从法理还是历史来看，舍弃中央政府，他在西藏什么都不是，至多是一个颇具煽动性的“政治和尚”而已，而西藏也绝不是他的私产而可以被他“携带出走”，西藏是中国的西藏！
在“西藏问题”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上，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秩序暴露出了它江湖性的本质。“西藏问题”的背后实质上就是一个“江湖问题”。在这个江湖世界里，西方国家化身为正义的象征，他们高喊“民主”、“自由”、“人权”，站在正派人士的道德制高点，以“岳不群”式的虚伪和“左冷蝉”式的霸权，把所有异己者妖魔化，进而不遗余力、不择手段地将之消灭掉。而这群扮演“世界警察”国家的领袖则往往由那些军力强大的武林盟主充当。
在西方国家看来，中国日益浓烈的民族意识和日益强大的国力已经对他们主导了几百年的世界秩序构成了强大的冲击。他们当然无法容忍在自己主宰的江湖中出现这样一位不服从者、甚至是反抗者。西方遏止甚至控制中国的帝国主义本质没有丝毫改变。面对西方国家层出不穷的围剿和遏止，中国崛起的道路也必将异常艰辛。当然，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并不会因此而将国门紧闭，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不会停滞，中国对民主自由期盼依旧，而在这个充斥着“岳不群”式的虚伪和“左冷蝉”式的霸权的江湖中，中国筚路蓝缕式的探索步伐也必然日渐加快。
文章引用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718e3001008zmg.html一、“3·14”暴乱事件让西方主流传媒成为最大输家
两千多年前，孟子说道：“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由“藏独”精神领袖十四世达赖喇嘛一手策划的“3·14”暴乱事件，及其诱发的连锁事件，毫无疑问地已让中国这个因经济腾飞而可能导致盲目乐观情绪的国家，再次有了警惕性和危机感。
在这起企图通过暴力事件把西藏问题国际化的事件中，“藏独”暴乱分子使用残忍手段导致重大无辜伤亡和严重损失。这种发生在主权范围内的严重暴乱恐怕是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无法容忍的，中国政府的做法也必然是任何一个正常政府所具有的合法权力或义务。但事发之初，达赖喇嘛即采取先发制人，把事件定调为“中国和谐西藏的和平示威”，西方传媒基本按此基调报道，部分更罔顾职业道德和操守，以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手法处理新闻资料，制造中国以武力和谐的效果。《德国画报》多次将尼泊尔警察在加德满都驱散散步示威者的图片进行裁减、拼接并配在谈论北京奥运的文章中，标题竟用“西藏事件升级，应该和谐奥运会吗？”《柏林晨报》网站将一张西藏公安武警解救被袭汉族人的照片说成是在抓捕藏人。德国NTV电视台将尼泊尔警察抓捕藏人抗议者说成是中国军警和谐拉萨暴乱。德国《明星周刊》的报道以电影《天脉传奇》的剧照，污蔑中国军人假扮成僧侣自导自演暴乱事件。BBC（英国广播公司）在网站上刊登题为“藏人描述持续骚乱”的报道，所用配图是西藏当地公安武警协助医护人员将骚乱受伤人员送进救护车的场景。在英国《泰晤士报》等媒体的报道当中，“军事和谐”、“武力管制”、“藏人被杀数百人”等文字随处可见。CNN(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将一张原本是暴乱分子在路边向军车扔石头的照片，剪辑成军车冲向民众的照片。
德、英、法、美等西方主流传媒在“3·14”暴乱事件上以惯有的傲慢和偏见对中国采取了几近一致的围剿，这种傲慢和偏见也迅速蔓延至西方政界。面对西方传媒和政界突如其来的“阴招”，中国政府似乎在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一向被中国保守官僚视为洪水猛兽而倍加监控的网络却成了手足无措的中国政府最大和最有力的支持者。这些活跃在网络阵地上数以亿万的网友纷纷充当起了“职业打假人”，激愤地揭露西方主流传媒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在“3·14”暴乱事件之前，还秉承西方向来自诩的自由、公正，以不满的情绪批评着政府。然而，“3·14”暴乱事件却暴露出了西方主流传媒的虚伪，让绝大部分倾心于西方社会的网友纷纷倒戈，无一例外地怀着失望与不满的情绪，对西方主流传媒口诛笔伐。
西方主流传媒或许会认为在“3·14”暴乱事件上采取的“策略”对中国或中国政府的形象给予了严重的打击。可是，这恐怕却是一相情愿的想法，因为西方主流传媒赤裸裸的虚伪已经让他们在中国几乎丧失了市场，西方主流传媒在中国恐怕如同中国官方传媒在西方一样，毫无疑问地丧失了新闻权威和舆论公信力，彻底沦落为受人操作的利益工具。
二、制抵北京奥运会只会让中国人更团结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西经贸文化交流也进行了30年，但从某个意义上说，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认知是肤浅的、甚至是无知的。自从北京取得奥运会主办权以来，德、英、法、美等西方社会和政界制抵北京奥运会的噪音就没有停止过。他们以惯有的傲慢和偏见指责中国的人权、外交、经济、国防等一切可供指责的问题，却对美英等西方大国入侵南联盟、阿富汗、伊拉克熟视无睹。他们可以对中国的内政横加干涉、指手画脚，却很少有自我反省。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便习惯了以欣赏和羡慕的心情去仰视西方，而西方人却很少以善意的眼光正视过自己的周遭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说，文艺复兴以来，东方便逐渐从属于西方，时直今日也没有丝毫实质性地改变。这体现在作为曾经的、也是现在逐渐崛起的东方大国，举国上下为举办西方人发明的奥运会而委曲求全，却依然要面对西方社会的强势。
对于北京奥运圣火传递在伦敦、巴黎的遭遇，一些西方主流传媒似乎觉得很亢奋，《泰晤士报》将北京奥运会与1936年德国希特勒举办的奥运会相提并论，并污蔑“北京是为了自吹自擂”。《费加罗报》和《解放报》的头版头条分别以《火炬在巴黎惨败》、《给中国一记耳光》为题，用一种近乎幸灾乐祸的口吻描述中国的“溃败”，字里行间是一种近乎歇斯底里般的狂喜。这种狂欢实质上是一种对中国的无知。
1894年，国际奥委会成立。两年后，首届现代奥运会在雅典举行。夹在二者中间的是1895年中国遭到日本野蛮侵略、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于日本。当中国第一次收到国际奥委会的邀请函时，正值因甲午战争惨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清政府，根本不知道奥运会为何物。中国的台湾及澎湖列岛被割，被讹诈赔偿白银合计二亿三千一百五十万两。国难当头，中国错失了首届现代奥运会。
1908年，《天津青年》发出悲愤的三个诘问：中国何时能派一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派一支代表队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自己举办一届奥运会？
1932年第十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此前一年，1931年的“九一八”，又是日寇铁蹄践踏着中国的国土。时任东北大学校长的张学良将军资助全国体协送刘长春、于希渭两人代表中华民国去参加这届奥运会（于希渭因日寇监视过严，无法脱身而未能成行）。刘长春开始了一次让人潸然泪下的悲壮旅行，他只身一人在海上飘泊20多天到达洛杉矶。尽管刘长春疲惫不堪、孤苦伶仃地出现在奥运赛场，但他却让世界感受到已经被日寇铁蹄践踏的中国的存在，这是中国第一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
四年后的柏林奥运会，中国派出一个有30多名运动员的代表团。柏林奥运会上的中国健儿回到祖国后不久，便经历了卢沟桥事变。在中华民族“国破山河在”的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们脱下运动装，毫不犹豫地参加了一场气壮山河的反侵略的战争。
中国悲壮的近现代史足以让世界上任何一个稍有良知的民族动容。中国的奥运梦实质上已经是全中国人的强国梦，中国举办奥运会绝不简单地是一次体育盛会，更与所谓法西斯式的“自吹自擂”有天壤之别。制抵北京奥运会绝不仅仅是制抵中国政府或中国的执政党，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交织着全中国人复杂的情感与一种近似神圣的自尊自强。制抵北京奥运会只会使中国人更加团结，这种团结绝不轻于70年前开始的、持续8年的那场轰轰烈烈的民族保卫战！
三、“西藏问题”的背后是一个“江湖问题”
“3·14”暴乱事件发生后，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涉藏反华决议案，欧洲议会也通过了所谓西藏问题决议。西方国家那种惯有的道貌岸然和地球之大惟我独尊的气势再次暴露无疑。诚然，中国确实存在着很多问题，人权、民主、民生等等。但是，西方国家在对中国指手画脚、肆意批评指责的同时却忘记了一件不容置疑的事实：是西欧列强用大炮和鸦片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并把这个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倡导礼仪治国、世界大同的国家的传统政治文化生态像圆明园一样无情地焚毁掉了。而正是被西方国家视为“独裁者”的中国共产党把中国这个东方大国从近现代屈辱的历史泥淖中拯救出来。从某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现状正是西方列强在近现代对中国的侵略与瓜分，以及中国人民反对压迫，追求自由、民主的结果。西方国家在对中国指手画脚、肆意批评指责的同时也没有看到那些被他们“解放”的主权国家并没有被移植出他们所宣称的“民主”、“自由”，相反却是无休止的分裂、战争、暴乱、贫困。
翻开历史，“西藏问题”并不是一个问题。中国元朝时期，西藏便成为了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清朝时期，中央政府于1653年和1713年分别册封五世达赖喇嘛和五世班禅喇嘛，自此正式确定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以及他们在西藏的政治和宗教地位。现任禅额尔德尼即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是1989年经中央政府认定册封的。于1935年７月出生于青海、1959年随当时的西藏叛军流亡海外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则是1940年被当时的中央政府认定册封的。由此不难看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的政治和宗教地位实际上是中央政府赋予的，无论从法理还是历史来看，舍弃中央政府，他在西藏什么都不是，至多是一个颇具煽动性的“政治和尚”而已，而西藏也绝不是他的私产而可以被他“携带出走”，西藏是中国的西藏！
在“西藏问题”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上，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秩序暴露出了它江湖性的本质。“西藏问题”的背后实质上就是一个“江湖问题”。在这个江湖世界里，西方国家化身为正义的象征，他们高喊“民主”、“自由”、“人权”，站在正派人士的道德制高点，以“岳不群”式的虚伪和“左冷蝉”式的霸权，把所有异己者妖魔化，进而不遗余力、不择手段地将之消灭掉。而这群扮演“世界警察”国家的领袖则往往由那些军力强大的武林盟主充当。
在西方国家看来，中国日益浓烈的民族意识和日益强大的国力已经对他们主导了几百年的世界秩序构成了强大的冲击。他们当然无法容忍在自己主宰的江湖中出现这样一位不服从者、甚至是反抗者。西方遏止甚至控制中国的帝国主义本质没有丝毫改变。面对西方国家层出不穷的围剿和遏止，中国崛起的道路也必将异常艰辛。当然，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并不会因此而将国门紧闭，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不会停滞，中国对民主自由期盼依旧，而在这个充斥着“岳不群”式的虚伪和“左冷蝉”式的霸权的江湖中，中国筚路蓝缕式的探索步伐也必然日渐加快。
文章引用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718e3001008zmg.html
两千多年前，孟子说道：“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由“藏独”精神领袖十四世达赖喇嘛一手策划的“3·14”暴乱事件，及其诱发的连锁事件，毫无疑问地已让中国这个因经济腾飞而可能导致盲目乐观情绪的国家，再次有了警惕性和危机感。
在这起企图通过暴力事件把西藏问题国际化的事件中，“藏独”暴乱分子使用残忍手段导致重大无辜伤亡和严重损失。这种发生在主权范围内的严重暴乱恐怕是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无法容忍的，中国政府的做法也必然是任何一个正常政府所具有的合法权力或义务。但事发之初，达赖喇嘛即采取先发制人，把事件定调为“中国和谐西藏的和平示威”，西方传媒基本按此基调报道，部分更罔顾职业道德和操守，以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手法处理新闻资料，制造中国以武力和谐的效果。《德国画报》多次将尼泊尔警察在加德满都驱散散步示威者的图片进行裁减、拼接并配在谈论北京奥运的文章中，标题竟用“西藏事件升级，应该和谐奥运会吗？”《柏林晨报》网站将一张西藏公安武警解救被袭汉族人的照片说成是在抓捕藏人。德国NTV电视台将尼泊尔警察抓捕藏人抗议者说成是中国军警和谐拉萨暴乱。德国《明星周刊》的报道以电影《天脉传奇》的剧照，污蔑中国军人假扮成僧侣自导自演暴乱事件。BBC（英国广播公司）在网站上刊登题为“藏人描述持续骚乱”的报道，所用配图是西藏当地公安武警协助医护人员将骚乱受伤人员送进救护车的场景。在英国《泰晤士报》等媒体的报道当中，“军事和谐”、“武力管制”、“藏人被杀数百人”等文字随处可见。CNN(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将一张原本是暴乱分子在路边向军车扔石头的照片，剪辑成军车冲向民众的照片。
德、英、法、美等西方主流传媒在“3·14”暴乱事件上以惯有的傲慢和偏见对中国采取了几近一致的围剿，这种傲慢和偏见也迅速蔓延至西方政界。面对西方传媒和政界突如其来的“阴招”，中国政府似乎在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一向被中国保守官僚视为洪水猛兽而倍加监控的网络却成了手足无措的中国政府最大和最有力的支持者。这些活跃在网络阵地上数以亿万的网友纷纷充当起了“职业打假人”，激愤地揭露西方主流传媒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在“3·14”暴乱事件之前，还秉承西方向来自诩的自由、公正，以不满的情绪批评着政府。然而，“3·14”暴乱事件却暴露出了西方主流传媒的虚伪，让绝大部分倾心于西方社会的网友纷纷倒戈，无一例外地怀着失望与不满的情绪，对西方主流传媒口诛笔伐。
西方主流传媒或许会认为在“3·14”暴乱事件上采取的“策略”对中国或中国政府的形象给予了严重的打击。可是，这恐怕却是一相情愿的想法，因为西方主流传媒赤裸裸的虚伪已经让他们在中国几乎丧失了市场，西方主流传媒在中国恐怕如同中国官方传媒在西方一样，毫无疑问地丧失了新闻权威和舆论公信力，彻底沦落为受人操作的利益工具。
二、制抵北京奥运会只会让中国人更团结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西经贸文化交流也进行了30年，但从某个意义上说，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认知是肤浅的、甚至是无知的。自从北京取得奥运会主办权以来，德、英、法、美等西方社会和政界制抵北京奥运会的噪音就没有停止过。他们以惯有的傲慢和偏见指责中国的人权、外交、经济、国防等一切可供指责的问题，却对美英等西方大国入侵南联盟、阿富汗、伊拉克熟视无睹。他们可以对中国的内政横加干涉、指手画脚，却很少有自我反省。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便习惯了以欣赏和羡慕的心情去仰视西方，而西方人却很少以善意的眼光正视过自己的周遭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说，文艺复兴以来，东方便逐渐从属于西方，时直今日也没有丝毫实质性地改变。这体现在作为曾经的、也是现在逐渐崛起的东方大国，举国上下为举办西方人发明的奥运会而委曲求全，却依然要面对西方社会的强势。
对于北京奥运圣火传递在伦敦、巴黎的遭遇，一些西方主流传媒似乎觉得很亢奋，《泰晤士报》将北京奥运会与1936年德国希特勒举办的奥运会相提并论，并污蔑“北京是为了自吹自擂”。《费加罗报》和《解放报》的头版头条分别以《火炬在巴黎惨败》、《给中国一记耳光》为题，用一种近乎幸灾乐祸的口吻描述中国的“溃败”，字里行间是一种近乎歇斯底里般的狂喜。这种狂欢实质上是一种对中国的无知。
1894年，国际奥委会成立。两年后，首届现代奥运会在雅典举行。夹在二者中间的是1895年中国遭到日本野蛮侵略、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于日本。当中国第一次收到国际奥委会的邀请函时，正值因甲午战争惨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清政府，根本不知道奥运会为何物。中国的台湾及澎湖列岛被割，被讹诈赔偿白银合计二亿三千一百五十万两。国难当头，中国错失了首届现代奥运会。
1908年，《天津青年》发出悲愤的三个诘问：中国何时能派一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派一支代表队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自己举办一届奥运会？
1932年第十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此前一年，1931年的“九一八”，又是日寇铁蹄践踏着中国的国土。时任东北大学校长的张学良将军资助全国体协送刘长春、于希渭两人代表中华民国去参加这届奥运会（于希渭因日寇监视过严，无法脱身而未能成行）。刘长春开始了一次让人潸然泪下的悲壮旅行，他只身一人在海上飘泊20多天到达洛杉矶。尽管刘长春疲惫不堪、孤苦伶仃地出现在奥运赛场，但他却让世界感受到已经被日寇铁蹄践踏的中国的存在，这是中国第一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
四年后的柏林奥运会，中国派出一个有30多名运动员的代表团。柏林奥运会上的中国健儿回到祖国后不久，便经历了卢沟桥事变。在中华民族“国破山河在”的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们脱下运动装，毫不犹豫地参加了一场气壮山河的反侵略的战争。
中国悲壮的近现代史足以让世界上任何一个稍有良知的民族动容。中国的奥运梦实质上已经是全中国人的强国梦，中国举办奥运会绝不简单地是一次体育盛会，更与所谓法西斯式的“自吹自擂”有天壤之别。制抵北京奥运会绝不仅仅是制抵中国政府或中国的执政党，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交织着全中国人复杂的情感与一种近似神圣的自尊自强。制抵北京奥运会只会使中国人更加团结，这种团结绝不轻于70年前开始的、持续8年的那场轰轰烈烈的民族保卫战！
三、“西藏问题”的背后是一个“江湖问题”
“3·14”暴乱事件发生后，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涉藏反华决议案，欧洲议会也通过了所谓西藏问题决议。西方国家那种惯有的道貌岸然和地球之大惟我独尊的气势再次暴露无疑。诚然，中国确实存在着很多问题，人权、民主、民生等等。但是，西方国家在对中国指手画脚、肆意批评指责的同时却忘记了一件不容置疑的事实：是西欧列强用大炮和鸦片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并把这个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倡导礼仪治国、世界大同的国家的传统政治文化生态像圆明园一样无情地焚毁掉了。而正是被西方国家视为“独裁者”的中国共产党把中国这个东方大国从近现代屈辱的历史泥淖中拯救出来。从某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现状正是西方列强在近现代对中国的侵略与瓜分，以及中国人民反对压迫，追求自由、民主的结果。西方国家在对中国指手画脚、肆意批评指责的同时也没有看到那些被他们“解放”的主权国家并没有被移植出他们所宣称的“民主”、“自由”，相反却是无休止的分裂、战争、暴乱、贫困。
翻开历史，“西藏问题”并不是一个问题。中国元朝时期，西藏便成为了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清朝时期，中央政府于1653年和1713年分别册封五世达赖喇嘛和五世班禅喇嘛，自此正式确定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以及他们在西藏的政治和宗教地位。现任禅额尔德尼即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是1989年经中央政府认定册封的。于1935年７月出生于青海、1959年随当时的西藏叛军流亡海外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则是1940年被当时的中央政府认定册封的。由此不难看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的政治和宗教地位实际上是中央政府赋予的，无论从法理还是历史来看，舍弃中央政府，他在西藏什么都不是，至多是一个颇具煽动性的“政治和尚”而已，而西藏也绝不是他的私产而可以被他“携带出走”，西藏是中国的西藏！
在“西藏问题”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上，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秩序暴露出了它江湖性的本质。“西藏问题”的背后实质上就是一个“江湖问题”。在这个江湖世界里，西方国家化身为正义的象征，他们高喊“民主”、“自由”、“人权”，站在正派人士的道德制高点，以“岳不群”式的虚伪和“左冷蝉”式的霸权，把所有异己者妖魔化，进而不遗余力、不择手段地将之消灭掉。而这群扮演“世界警察”国家的领袖则往往由那些军力强大的武林盟主充当。
在西方国家看来，中国日益浓烈的民族意识和日益强大的国力已经对他们主导了几百年的世界秩序构成了强大的冲击。他们当然无法容忍在自己主宰的江湖中出现这样一位不服从者、甚至是反抗者。西方遏止甚至控制中国的帝国主义本质没有丝毫改变。面对西方国家层出不穷的围剿和遏止，中国崛起的道路也必将异常艰辛。当然，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并不会因此而将国门紧闭，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不会停滞，中国对民主自由期盼依旧，而在这个充斥着“岳不群”式的虚伪和“左冷蝉”式的霸权的江湖中，中国筚路蓝缕式的探索步伐也必然日渐加快。
文章引用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718e3001008zmg.html一、“3·14”暴乱事件让西方主流传媒成为最大输家
两千多年前，孟子说道：“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由“藏独”精神领袖十四世达赖喇嘛一手策划的“3·14”暴乱事件，及其诱发的连锁事件，毫无疑问地已让中国这个因经济腾飞而可能导致盲目乐观情绪的国家，再次有了警惕性和危机感。
在这起企图通过暴力事件把西藏问题国际化的事件中，“藏独”暴乱分子使用残忍手段导致重大无辜伤亡和严重损失。这种发生在主权范围内的严重暴乱恐怕是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无法容忍的，中国政府的做法也必然是任何一个正常政府所具有的合法权力或义务。但事发之初，达赖喇嘛即采取先发制人，把事件定调为“中国和谐西藏的和平示威”，西方传媒基本按此基调报道，部分更罔顾职业道德和操守，以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手法处理新闻资料，制造中国以武力和谐的效果。《德国画报》多次将尼泊尔警察在加德满都驱散散步示威者的图片进行裁减、拼接并配在谈论北京奥运的文章中，标题竟用“西藏事件升级，应该和谐奥运会吗？”《柏林晨报》网站将一张西藏公安武警解救被袭汉族人的照片说成是在抓捕藏人。德国NTV电视台将尼泊尔警察抓捕藏人抗议者说成是中国军警和谐拉萨暴乱。德国《明星周刊》的报道以电影《天脉传奇》的剧照，污蔑中国军人假扮成僧侣自导自演暴乱事件。BBC（英国广播公司）在网站上刊登题为“藏人描述持续骚乱”的报道，所用配图是西藏当地公安武警协助医护人员将骚乱受伤人员送进救护车的场景。在英国《泰晤士报》等媒体的报道当中，“军事和谐”、“武力管制”、“藏人被杀数百人”等文字随处可见。CNN(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将一张原本是暴乱分子在路边向军车扔石头的照片，剪辑成军车冲向民众的照片。
德、英、法、美等西方主流传媒在“3·14”暴乱事件上以惯有的傲慢和偏见对中国采取了几近一致的围剿，这种傲慢和偏见也迅速蔓延至西方政界。面对西方传媒和政界突如其来的“阴招”，中国政府似乎在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一向被中国保守官僚视为洪水猛兽而倍加监控的网络却成了手足无措的中国政府最大和最有力的支持者。这些活跃在网络阵地上数以亿万的网友纷纷充当起了“职业打假人”，激愤地揭露西方主流传媒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在“3·14”暴乱事件之前，还秉承西方向来自诩的自由、公正，以不满的情绪批评着政府。然而，“3·14”暴乱事件却暴露出了西方主流传媒的虚伪，让绝大部分倾心于西方社会的网友纷纷倒戈，无一例外地怀着失望与不满的情绪，对西方主流传媒口诛笔伐。
西方主流传媒或许会认为在“3·14”暴乱事件上采取的“策略”对中国或中国政府的形象给予了严重的打击。可是，这恐怕却是一相情愿的想法，因为西方主流传媒赤裸裸的虚伪已经让他们在中国几乎丧失了市场，西方主流传媒在中国恐怕如同中国官方传媒在西方一样，毫无疑问地丧失了新闻权威和舆论公信力，彻底沦落为受人操作的利益工具。
二、制抵北京奥运会只会让中国人更团结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西经贸文化交流也进行了30年，但从某个意义上说，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认知是肤浅的、甚至是无知的。自从北京取得奥运会主办权以来，德、英、法、美等西方社会和政界制抵北京奥运会的噪音就没有停止过。他们以惯有的傲慢和偏见指责中国的人权、外交、经济、国防等一切可供指责的问题，却对美英等西方大国入侵南联盟、阿富汗、伊拉克熟视无睹。他们可以对中国的内政横加干涉、指手画脚，却很少有自我反省。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便习惯了以欣赏和羡慕的心情去仰视西方，而西方人却很少以善意的眼光正视过自己的周遭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说，文艺复兴以来，东方便逐渐从属于西方，时直今日也没有丝毫实质性地改变。这体现在作为曾经的、也是现在逐渐崛起的东方大国，举国上下为举办西方人发明的奥运会而委曲求全，却依然要面对西方社会的强势。
对于北京奥运圣火传递在伦敦、巴黎的遭遇，一些西方主流传媒似乎觉得很亢奋，《泰晤士报》将北京奥运会与1936年德国希特勒举办的奥运会相提并论，并污蔑“北京是为了自吹自擂”。《费加罗报》和《解放报》的头版头条分别以《火炬在巴黎惨败》、《给中国一记耳光》为题，用一种近乎幸灾乐祸的口吻描述中国的“溃败”，字里行间是一种近乎歇斯底里般的狂喜。这种狂欢实质上是一种对中国的无知。
1894年，国际奥委会成立。两年后，首届现代奥运会在雅典举行。夹在二者中间的是1895年中国遭到日本野蛮侵略、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于日本。当中国第一次收到国际奥委会的邀请函时，正值因甲午战争惨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清政府，根本不知道奥运会为何物。中国的台湾及澎湖列岛被割，被讹诈赔偿白银合计二亿三千一百五十万两。国难当头，中国错失了首届现代奥运会。
1908年，《天津青年》发出悲愤的三个诘问：中国何时能派一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派一支代表队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自己举办一届奥运会？
1932年第十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此前一年，1931年的“九一八”，又是日寇铁蹄践踏着中国的国土。时任东北大学校长的张学良将军资助全国体协送刘长春、于希渭两人代表中华民国去参加这届奥运会（于希渭因日寇监视过严，无法脱身而未能成行）。刘长春开始了一次让人潸然泪下的悲壮旅行，他只身一人在海上飘泊20多天到达洛杉矶。尽管刘长春疲惫不堪、孤苦伶仃地出现在奥运赛场，但他却让世界感受到已经被日寇铁蹄践踏的中国的存在，这是中国第一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
四年后的柏林奥运会，中国派出一个有30多名运动员的代表团。柏林奥运会上的中国健儿回到祖国后不久，便经历了卢沟桥事变。在中华民族“国破山河在”的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们脱下运动装，毫不犹豫地参加了一场气壮山河的反侵略的战争。
中国悲壮的近现代史足以让世界上任何一个稍有良知的民族动容。中国的奥运梦实质上已经是全中国人的强国梦，中国举办奥运会绝不简单地是一次体育盛会，更与所谓法西斯式的“自吹自擂”有天壤之别。制抵北京奥运会绝不仅仅是制抵中国政府或中国的执政党，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交织着全中国人复杂的情感与一种近似神圣的自尊自强。制抵北京奥运会只会使中国人更加团结，这种团结绝不轻于70年前开始的、持续8年的那场轰轰烈烈的民族保卫战！
三、“西藏问题”的背后是一个“江湖问题”
“3·14”暴乱事件发生后，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涉藏反华决议案，欧洲议会也通过了所谓西藏问题决议。西方国家那种惯有的道貌岸然和地球之大惟我独尊的气势再次暴露无疑。诚然，中国确实存在着很多问题，人权、民主、民生等等。但是，西方国家在对中国指手画脚、肆意批评指责的同时却忘记了一件不容置疑的事实：是西欧列强用大炮和鸦片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并把这个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倡导礼仪治国、世界大同的国家的传统政治文化生态像圆明园一样无情地焚毁掉了。而正是被西方国家视为“独裁者”的中国共产党把中国这个东方大国从近现代屈辱的历史泥淖中拯救出来。从某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现状正是西方列强在近现代对中国的侵略与瓜分，以及中国人民反对压迫，追求自由、民主的结果。西方国家在对中国指手画脚、肆意批评指责的同时也没有看到那些被他们“解放”的主权国家并没有被移植出他们所宣称的“民主”、“自由”，相反却是无休止的分裂、战争、暴乱、贫困。
翻开历史，“西藏问题”并不是一个问题。中国元朝时期，西藏便成为了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清朝时期，中央政府于1653年和1713年分别册封五世达赖喇嘛和五世班禅喇嘛，自此正式确定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以及他们在西藏的政治和宗教地位。现任禅额尔德尼即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是1989年经中央政府认定册封的。于1935年７月出生于青海、1959年随当时的西藏叛军流亡海外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则是1940年被当时的中央政府认定册封的。由此不难看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的政治和宗教地位实际上是中央政府赋予的，无论从法理还是历史来看，舍弃中央政府，他在西藏什么都不是，至多是一个颇具煽动性的“政治和尚”而已，而西藏也绝不是他的私产而可以被他“携带出走”，西藏是中国的西藏！
在“西藏问题”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上，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秩序暴露出了它江湖性的本质。“西藏问题”的背后实质上就是一个“江湖问题”。在这个江湖世界里，西方国家化身为正义的象征，他们高喊“民主”、“自由”、“人权”，站在正派人士的道德制高点，以“岳不群”式的虚伪和“左冷蝉”式的霸权，把所有异己者妖魔化，进而不遗余力、不择手段地将之消灭掉。而这群扮演“世界警察”国家的领袖则往往由那些军力强大的武林盟主充当。
在西方国家看来，中国日益浓烈的民族意识和日益强大的国力已经对他们主导了几百年的世界秩序构成了强大的冲击。他们当然无法容忍在自己主宰的江湖中出现这样一位不服从者、甚至是反抗者。西方遏止甚至控制中国的帝国主义本质没有丝毫改变。面对西方国家层出不穷的围剿和遏止，中国崛起的道路也必将异常艰辛。当然，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并不会因此而将国门紧闭，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不会停滞，中国对民主自由期盼依旧，而在这个充斥着“岳不群”式的虚伪和“左冷蝉”式的霸权的江湖中，中国筚路蓝缕式的探索步伐也必然日渐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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