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张国焘政治生涯的巅峰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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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无心插柳柳成荫

          红四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之所以走得那么远，也是当时的临时形势所迫，并非出于长远战略上的考虑。整个战略转移，当初根本就没有计划。直至经湖北和陕西交界的漫川关，继而进入陕西腹地到达陕西省会西安附近的蓝田和子午镇，然后被迫于1932年12月初向南退到城固。这时，红四方面军的领导才开始考虑长期的作战和发展计划。
          当初的设想，是将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省委留在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红四方面军主力和鄂豫皖中央分局离开根据地，希望在国民党军撤离后，很快可能返回根据地。与中央红军相似，红四方面军在西进途中没有长期打算，而且在湖北河南两省交界处遭受重大损失，更为悲惨的是不得不抛弃数以千计的伤病员。事后党中央在致鄂豫皖省委的信中，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你们对于伤病兵的处理，真是不可容许的罪恶。第一次想把伤病兵捆起来，将他们抛弃；第二次又将他们关在一个祠堂里，又企图抛弃他们；第三次又将伤病兵的粮食夺来另行分配。你们这样行动的结果，使1万多伤病员回到苏区的仅有2000多人。”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声称，红四方面军先佯攻陕西尔后回师四川是事前计划周密安排的，这种说法是溢美之词，没有事实根据。比较接近真实的原因，可能是军事形势的不利境况，以及党内军内曾中生、张琴秋等人的反对压力，迫使红四方面军转到川北地区。1932年12月初，红四方面军在古城和西乡召开了两次高级干部会议。第一次会议决定部队停止西进；第二次会议决定在冬季来临前将部队转移到四川。
          1932年12月29日，川陕根据地革命委员会宣布成立；1933年2月初，召开首次中共党代会和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又一个全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建立起来。
          正当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立足之际，中共中央才公开谴责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的做法。其实命令红四方面军停止向西撤退的电报是1932年11月27日发出的。而1933年3月15日中共中央给中共鄂豫皖省委（留在当地的省委）的复信里，将红四方面军的这次转移称为“西逃”。
          正是张国焘在川北军事上的迅速胜利使他摆脱了政治上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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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张氏首创“人民政府”？

          据张国焘回忆录称，红四方面军入川时，他决定放弃“苏维埃政权”的教条形式，采取了“人民政府”的新政策。张氏自称制订了“约法三章”或“入川十大纲领”的政治宣言，强调与地方势力和平共处、互不侵犯，维持现有的行政制度，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果张氏的这种自述符合事实的话，那就是对过去政策的极为大胆的突破，放弃了建立苏维埃政权、重新分配土地和实施其他激进的革命措施。张氏称是因为中共中央对他的这些切合实际的政治纲领极力反对，他才不得不改变方向，重新回到苏维埃的“旧路”上来。最后，张国焘还在回忆录中“深表惋惜”地说：“我这个流产的主张，后来就被斯大林拾起来，取消了错误的苏维埃政策，采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乃至国共合作的共同抗日策略。我之所以不能改变中共错误政策，原因甚多，其中一点是我个人温和的性格。”
          不过根据近年解密的20世纪30年代川陕苏维埃运动的上百份档案材料，并没有发现张氏所说的“入川宣言”。从当时的情况来进一步分析，如果当时象张国焘这种级别的领导干部公然取消苏维埃制度，无疑将被视为是对共产主义运动的背叛。即使张本人有这种想法甚至提出这样的意见，相信其他干部和广大官兵也不能够接受。
        相关档案倒是显示了这么一组事实：
          1932年12月17日，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建立了两河口镇苏维埃政府；12月21日，建立赤北县苏维埃政府。
          1933年1月6日，西乡——城固县苏维埃政府成立；1月20日至27日，发布《怎样分配土地》的宣传手册，号召开展土地革命；2月7日，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
          人民政府一词则查无实据。
          由此看来，张国焘所谓新“主张”，更多的是自我辩解与溢美之词。
          更何况张国焘根本不是一个性格温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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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初期政策灵活有效，但受中央批评
        张国焘自称的“新政策”也不是完全没影的事，只是不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高瞻远瞩、远见卓识，也没有那么完备和周密。
        红四方面军首次越过大别山，到达四川北部的时候，形势仍然很紧迫。敌人的追击还没有完全解除，前途迷茫不知路在何方，情形与后来红一方面军的遭遇相似。面对陌生的环境和困难的新形势，这时候的当务之急是想方设法解决生存问题，革命的神圣宗旨和远大理想虽然不能说已经抛到一边，但相对来说肯定要淡化一些了。这种想法很正常，在普通的战士和基层军官当中更是如此。
        张国焘的灵活头脑和组织才能在这个时候发挥了作用。
        张国焘没有急于号召推翻现行的结构稳固的当地政权，他认为这是不明智的做法。在鄂豫皖苏区实行的土地政策被暂缓执行，而事实上如果没有建立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相应的政权基础，强制推行土地政策既不可行，也必将招致更广泛的反对。作为权宜之计，张国焘采用了一些较为温和适中的具体政策。
        红四方面军通过各种渠道向四川军阀发出和平呼吁，并得到一定程度的响应，产生了效果——周边的一些军阀与红四方面军达成了默契，对红军采取了休战的做法。田颂尧当然不在此列，因为红军进入的川北地区正是他的地盘，他对直接“侵犯”自己利益的红军的建议断然拒绝。但甫一接战，田颂尧的留守部队一击即溃，红四方面军显示了强大的战斗力。从1932年12月17日进入四川到1933年1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就占领了3个县，即上述的赤北县苏维埃政府和西乡——城固县苏维埃政府。新的根据地就此顺利地建立起来。
        1933年1月5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家长制作风和逃跑主义的情况。沈泽民带头签名，省委所有领导人都跟随签名。1933年3月15日，中共鄂豫皖省委收到中共中央的复信。信中说：“我们仔细审查你们从四次‘围剿’以来的工作，认为鄂豫皖苏区的党，确实犯了非常严重的政治错误。……我们认为你们十月十一日‘红军应该暂时离开苏区’的决定是非常大的错误，这一错误决定造成了红四方面军西逃的基础。”
        作为刚刚在中央苏区立足的中共中央，年轻的归国留学生们满腔革命战斗热情、满脑子马列理论，坚持的是全面进攻战略。他们既不可能了解实际困难因而理解张国焘的做法，从革命理论和思想意识上讲，也不能容忍这种机会主义行径。
        但是，奇怪的是为什么中共中央不去直接批评在川北的张国焘，反而是将这封信发给留在鄂豫皖苏区的沈泽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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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张氏政略的灵动，政策说变就变
        在川北站稳脚跟后，张国焘立刻转而采取激进和“左”倾政策。红四方面军所到之处，摧毁一切旧政权建立新政权，从川陕两省到各县、区和村一级都建立起苏维埃政府和工农兵代表委员会。加大政治宣传攻势，声明要扫荡一切反动派，对土地全部没收后重新进行分配，具体措施对中央苏区还要激进。猛烈地扩红，身强力壮的农民应征加入红军队伍，青少年则组成赤卫队和青年兵团。
        政策说变就变，一方面是由于局势迅速好转需要尽快巩固和加强政权，另一方面也由于中共中央的批评。作为老资格的领导人，张国焘深知权宜政策不能持续过久。虽然在军事上的胜利帮助他平息了将士们心中的不满，但军中异己力量仍然存在，外头还有怨恨不已的鄂豫皖省委。万一招来中共中央更加强烈的反对，作出撤换他的正式决定，那么能否保证手上的军队不会发生变化呢？
        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的处境，较之博古在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遭遇有一点重要的不同之处。那就是博古所在的是党中央，形势一旦逆转，马上就可以发生最高层权力的变化。而张氏相对来说处于鄂豫皖分局的“基层”，红四方面军和分局领导职务的更换决定不能独立进行，持不同“政见”者必须求助于中共中央并耐心等待党中央作出决定。这一间隔，为张国焘赢得了极其宝贵的缓冲“地带”。而交通与通讯的不便，又争取了改变党中央态度的时间，当时重要的政治决定和政策信息一般是通过交通员直接经信件传递来往的。
        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说：通过张国焘在川陕灵活多变政策的巨大成功，已经反衬出当时中共中央领导层的机械、教条和僵化，而当权者自己却浑然不觉？是否已经昭示了中央领导权更替的必然趋势？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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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红军与当地军阀

          说起这个话题，朋友们一般可能会马上联想起大家激烈对抗的场面。其实不是，在当时中国那种各地军阀长期割据的局面下，红军与地方军阀的敌对双方互动关系倒是很有趣味的题材。
          拿红四方面军来说，四川军阀之间的混战让他们得以乘虚而入，迅速而且代价甚小地建立起了一片新的根据地。这是有利的一面。当红四方面军发展壮大起来的时候，就对当地军阀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强大的外力迫使大小军阀们暂时缓解或者停止彼此之间的争斗和冲突，转而一致对付红军。这种关系其实也不是川陕时的特有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比比皆是。
          刘文辉、田颂尧、邓锡侯达成协议共同守卫和管理成都，田颂尧获南京政府委任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后返回川北对付共产党。田投入6万人马发动“三路围攻”，从1933年3月8日至4月29日，连取巴中、南江、通江，红四方面军被迫退回到川陕西边区。正当田颂尧宣布共产党全线崩溃、准备进行致命打击的时候，军阀间的混战又在成都打起来了，并且危及田的后方。迫于无奈，田颂尧只好迅速回师西南方。而红军则趁机进行反攻。5月21日至24日，红军在空山坝击溃田颂尧部，消灭约5000余人。仅仅10天时间，田颂尧军完全崩溃，把前3个月的所有战果全部丢光。红军乘胜追击，再度占领了巴中、南江、通江并重新建立苏维埃。20天后，根据地范围又扩大了一倍。
          1933年8月起，红四方面军抛弃了与军阀杨森签订的和平协议，采取更加灵活多样的战略战术，南战杨森，西击邓锡侯，东打刘存厚。1933年10月，红四方面军在川北的力量达到了顶峰，发展到5个军共15个师，兵员多达8万人。川陕边区苏维埃政权拥有21个地区、500万人口。
        一般地认为，在敌人空虚的地区，苏维埃和红军能够比较轻松地得到发展，国民党军队越少，红军就越容易取得胜利。但这种关系并不完全正确。拿四川的情况来说，地方军阀割据至少在两个方面有利于红军发展：一是阻碍了国民党中央军和其他省份的军队（如陕西的杨虎城和河南的刘茂恩。当然红四方面军与杨部达成了秘密协议，红四方面军的部分电台还是由杨虎城提供的）入川追击红军；二是四川军阀的连年恶战消耗了大量的有生力量，严重地降低了战斗力，红四方面军凭借在鄂豫皖养成的强大战斗力，在单独对付某一军阀能够有把握取得胜利。红军在军事上的胜利，一方面可以装备部队、补充兵源，另一方面有利于宣传发动当地人民起来反抗国民党和地方军阀的统治。
        我想可以这么认为，地方军阀的武装力量不能太强，也不能太弱甚至全无（比如中央红军面对的贵州军阀），红军可以从中得到最大的利益。只要对地方军阀作战能够占有明显优势，可以相对地有取得把握，最好还是有点地方军阀作为对手比较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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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毛泽东曾高度赞扬川陕根据地

          红四方面军在1933年上半年粉碎了敌军的三路围攻后，继而发动了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战役。至10月，以通、南、巴为中心，根据地总面积扩大为42000平方公里，包括8座县城，建立有24个县（市）级苏维埃政权。红军部队由入川时的14000余人（一说15000人）扩大到8万余人，建制由4个师发展到5个军15个师。此前成立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川陕根据地的最高军事领导机关，主席张国焘，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参谋长曾中生。下设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总政治部，总指挥徐向前，总政治委员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总参谋长倪志亮，政治部主任傅钟。党政组织方面，设有川陕省中国共产党委员会，书记张国焘；设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熊国炳。红四方面军下辖的5个军主要领导为：第四十军军长王宏坤、政治委员周纯全；第三十军军长余天云、政治委员李先念；第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政治委员张广才；第九军军长何畏、政治委员詹才芳；第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政治委员杨克明。
          川陕根据地的开辟，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由东南引到西北，一个新的局面初步打开了。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高度评价了川陕根据地的历史作用。他说：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川陕苏区有地理上、富源上、战略上和社会条件上的许多优势。川陕苏区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的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
        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做详细的对比研究，可以发现张国焘在川陕边区采取的策略和措施，与毛泽东在早期的中央苏区、长征的中后段，以及后来的陕北根据地有许多相似或者相通之处。比如对当地军阀的灵活务实的斗争策略、对少数民族采取怀柔政策、一边大规模开展党内斗争而一边不断取得军事上的胜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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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张国焘的肃反历史

          我们先来看看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时的所作所为。张氏于1931年4月由顾顺章亲自护送进入鄂豫皖苏区。一方面为了表明自己正确的政治立场态度，另一方面为了树立和巩固个人权力，张国焘甫到鄂豫皖，便在苏区和红军中展开了一场“两条路线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充分利用了中央分局书记的地位，以及他自我标榜的理论权威。他时时宣称对于中央新路线的正确理解和创造性运用。当时的根据地领导人和干部群众对于党中央派来的干部是极为信任的，张氏本人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长期担任重要职务所形成的绝对权威，在其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李先念回忆说，张国焘到四方面军后，下令进行大清洗。许多人被逮捕和处决，包括许继慎，徐向前也曾一度受到指控。李先念说：“我可以向你举出四十位在四方面军清洗中被杀害的同志的名单”。1931年，几乎所有的团级干部都遭到清洗，很多团里缺乏领导人。李先念因此当上了团的领导。因为他的领导原是国民党军官，给清洗了，后来复了职，在战斗中阵亡。
          对此，张国焘后来在《我的回忆》里这样美化自己：“我这个人对共产国际，特别是斯大林，深怀不满，而且又不是他们所信任的人。我能以手持共产国际的令箭自居么？我不能，也不愿意一开口就搬出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来吓唬那些‘土共’。我更没有扮演过手持正确路线的‘尚方宝剑’，处罚那些立三分子和那些形形色色不听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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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川陕苏区的“左倾”路线与军事胜利

          我们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左倾”机会主义也好，“左倾”冒险主义也好，并不必须导致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失利。
          在对当地军阀采取短暂的妥协政策换取立足之地后，红四方面军很快转变为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激进路线。这种激进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带来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胜利。苏维埃政权的快速扩展和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反过来又强化了川陕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过激倾向，包括对敌和对内。1933年6月，在川陕苏维埃和红四方面军中开展大规模的反右倾主义分子和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张国焘利用反右倾和肃反清除异己、扫除障碍、巩固权力。基层的肃反运动针对的是地方富农、土匪、叛徒及其他容易分辨的坏分子；在高层则针对张国焘家长制作风的反对者，甚至持异议者都不能幸免。旷继勋、舒玉章被杀害，曾中生、朱光被监禁。他们无一例外地被荒唐地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在党内和军内危害极深的大规模肃反，却没有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军事斗争的成败，至少我们目前还看不到有多少的负面作用。毫无疑问，在张氏各个运动遭到打击迫害的牺牲品中，只有寥寥几人确实犯有被指控的罪名。相反的是，这些肃反运动却激发了红军的斗志。不论如何，尽管红四方面军中过去隐藏了那么多的“反革命分子”，却依然取得了巨大的军事胜利并得到迅速发展。而现在清除这么多“反革命分子”之后，红四方面军依旧节节胜利并且继续发展。
          比较地看，在其规模和方式上，无论是鄂豫皖苏区也好、川陕苏区也好，党内斗争都比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情况更为严重、规模更为扩大。我想，张国焘之所以在鄂豫皖苏区、后来在川陕苏区和红四方面军内如此独霸专横，其中隐藏着的深层原因，会不会是因为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同时存在几种势均力敌的政治力量，互相制约，因而得以避免过分进行肃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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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放弃川陕

          1935年初，国民党中央军和其他省份的军队集结四川，“围剿”红四方面军，形势十分恶劣。张国焘自己这样说：“与其被国民党赶走，不如我们主动放弃四川。”客观环境也越来越恶化，两年间红四方面军虽然取得了大发展，但连绵不断的艰苦战事已经把川北的经济和精神消耗得差不多了，张氏形容川北为“榨干了的柠檬”。张国焘当时的主要思路，是主张离开川北向西进军，在西康和青海开辟新的苏区；如果形势仍然得不到有效改善或者更加不利，打算走得更远一些撤到新疆去，争取获得苏联的援助。这是后来西路军发展方向的初步构想，在川北时就已经有了，倒不能一古脑都将责任推到毛泽东身上去。另外一条思路，就是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可以作为张国焘向西发展战略构想佐证的是，红四方面军没有依照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的要求，立即或者尽快攻击四川敌军以提供协助。1935年1月20日，即遵义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红军总司令部拟订了作战计划：“四方面军在我野战军渡江之先，应向重庆方向积极行动，吸引重庆川敌之主力于自己方面，以便野战军顺利渡江。”两天后即1月22日，政治局和军委再次急电红四方面军，命令：“若无障碍，我们将于2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故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事实是，张国焘于1935年1月底至3月初率部北上，展开了“陕南战役”，并且不顾与孙蔚如所订的协议进入汉中平原。开始阶段取得了几场战斗的胜利后，继而与胡宗南部几度冲突不利，这才停止北袭回师四川，然后再强渡嘉陵江。
          对于这段史实，张国焘矢口否认，称自己一收到电报，就立即决定从苍溪强渡嘉陵江，以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
          而石仲泉《长征行》则是这样评述的：“……同时，通过多种渠道打听失去了联系的中央红军的状况。……遵义会议后不久，中央与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络，一方面通报了遵义会议情况，另一方面要求派一个师南进，接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对挥师策应作了多方努力未果后，最后决定集中主力西渡嘉陵江，突入敌后，在运动中寻机歼敌，以策应中央红军北进。”
          1935年底，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渡过嘉陵江，张国焘除了留下一位地委书记和一名营级指挥员，以及大约300名游击队员坚持斗争外，带走了全部红军队伍包括川陕苏区的党政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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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会师前的准备

          1935年4月初，红四方面军在江油和北川建立了总指挥部，其后向西迁移至茂县和理县地区。5月15日成立中共西北特区委员会，5月30日发布宣言成立“西北联邦政府”。
          这个“西北联邦政府”及其成立宣言备受争议。
          有的学者认为“它不是正式的苏维埃组织，而是一个符合当地少数民族（在当地其实是多数民族）比例十分高的混合政权。”但有的学者则认为“仍被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并非像张国焘以及有些历史学家断言的那样（尽管他们出于完全不同的目的）完全同党中央的政治路线相对抗。”事实是，宣言强调了“只有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西北联邦政府，才是中国和西北民众自己的政府，唯一救中国救西北穷人的政府！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坚决实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全部政治纲领！”
          张国焘本人则这样回忆：西北联邦政府是一个温和的政权形式，采取了一些适中的政策，比如建立人民革命政权，号召与所有的少数民族联合起来打倒国民党军阀，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信教自由，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没收汉官和发财人的土地分给穷人，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等等。他认为这一路线的转变是英明的，应该归功于自己，“出于以往本人本部艰难得来的经验教训，而非出于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指令。”可以看出，张氏对于这个“联邦政府”是颇为自得的，估计当时采取的各项政策确实有过人之处。
          最耐人寻味的是“西北联邦政府”的成立宣言和“一号声明”。宣言声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的成立表示，战无不胜的红四方面军正在从事伟大的西征，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中国西北地区革命正在迅猛发展。”宣言列举了其他红军主要队伍的胜利，可就是惟独只字不提红一方面军。《西北联邦政府第一号声明》宣布：政府“将领导红四方面军的30万英勇战士，领导陕南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九军和川南的红三十九军，实现赤化四川和西北部的彻底胜利。”字行间透出的意思，是公然宣布对西部广大地区所有的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领导权。这些宣言和声明没有经过党中央的审批，更何况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此时正处于艰难困苦的情势之下。
          1935年5、6月间，张国焘一方面派出李先念等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同时向四处派遣部队，抢占各地战略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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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

        从我们今天的研究角度来看，虽然张国焘在川陕苏区扩大肃反清除异己、策应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时心猿意马、会师后产生了种种矛盾等方面存在许多错误，这些都应予以严肃批判，但经验同样应该总结，贡献应予充分肯定。他领导下的川陕根据地取得大发展是难能可贵的，走上长征路坚持了策应中央的正确方针，红四方面军领导层将会师作为首要任务进行了大量而充分的重要准备、对中央红军给予了雪中送炭的大力支援等等。
          作为川陕根据地的最高决策人，张国焘在这一时期尽显个人才华，走上了政治生涯之巅。

听说张国焘最后死的挺凄凉的:D

有说法是张氏在加拿大饿冻而死。

张国焘后来的出走原因，至今仍无定论。
功是功，过是过，张氏经营川陕的史实需要讲清楚。但无论如何，从脱党到叛党的行径是为人所不耻的。

发布日期：2008-2-15 11:32:20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陈昌浩是张国焘的坚定支持者。深受观众喜爱的电视连续剧《长征》，也将陈昌浩塑造成这样一个形象。而实际上，陈昌浩对张国焘并非一直支持，也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支持张国焘。长征途中，陈昌浩曾公开站出来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在许多重要的军事决策上，陈昌浩是支持总指挥徐向前而反对张国焘的。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的陈、张关系
            　　
            　　1930年11月，经共产国际批准，陈昌浩结束了在莫斯科的三年留学生涯，启程回国。12月，陈昌浩出席了共青团五届四中全会，并被选为团中央委员，担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常委。1931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建立了鄂豫皖中央分局，它直接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其职权系代表中央政治局而高于各省委。起初的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是沈泽民，但不久，支持王明的中共老资格领导人张国焘被任命为分局书记，沈泽民改任鄂豫皖省委书记。回国伊始的陈昌浩也被派到鄂豫皖苏区，此后他开始了和张国焘恩恩怨怨的共事经历。

            　　1931年5月12日，刚到鄂豫皖苏区不久的张国焘主持中共鄂豫皖边特委会议，宣布中共中央关于在鄂豫皖苏区成立中共中央分局和撤销原鄂豫皖边区特委的决定：中央分局由张国焘等11名正式委员和甘元景等15名候补委员组成，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周纯全、高敬亭、王平章、郭述申七人组成中央分局常委会，书记为张国焘。会上改组了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国焘兼任军委主席，曾中生、邝继勋为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郑行瑞、沈泽民、陈昌浩等为委员。陈昌浩还兼任少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此后，鄂豫皖苏区的领导体制，由原来以原边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曾中生为首，转为以张国焘为首，沈泽民、陈昌浩等为主要成员的新的领导体制。

            　　1931年7月，张国焘撤销了邝继勋的红四军军长职务，改由徐向前担任。9月中旬，张国焘撤销了不服从自己的曾中生的红四军政委职务，由陈昌浩担任。在坚持南下、比较符合实际的曾中生等人和坚持东进的张国焘等人的争论中，陈昌浩坚决地站到了张国焘的一边。陈昌浩接任红四军政委后，即开始在部队中搞"肃反"。徐向前负责军事，陈昌浩主抓"肃反"。陈昌浩将红四军１２师师长许继慎、１１师师长周维炯抓了起来，张国焘亲自审问，加以杀害，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这次"肃反"被称为白雀园"大肃反"。徐向前元帅在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指出："白雀园‘大肃反’，是鄂豫皖根据地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一页，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极大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在张国焘的影响下，陈昌浩在红四军的"肃反"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２５年后，陈昌浩对这段历史作了沉痛的总结："‘左’倾路线指导下的‘左’的肃反政策，也给鄂豫皖苏区造成了严重的损失。１９３１年夏天红军主力在皖西白区行动时，分局收到了敌人给１２师师长许继慎的一封信，立即派我到前方把红军调回苏区，肃反斗争就从此展开。许继慎是否通敌，当时并无更多的材料可以证实。［去年（即1955年）６月７日总政治部保卫部给我一封信，说从被俘少将高参钟俊的口供中有主谋策反许继慎叛变一事，主谋策反还不等于许继慎有意通敌，也很可能是敌人从中离间，借刀杀人］。""当然，在这些人中间有真正的反革命分子，但反革命分子毕竟是极少数，而多数人是被冤枉了的。‘左’的肃反政策伤害了很多革命干部，使军队工作、地方工作受到不可补救的损失。这也是鄂豫皖根据地没有能够巩固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张国焘则极力为自己推卸责任，声称"我目击这种情况，深恐因此发生重大流弊，立即设法制止。我首先以军委会主席的身份下令各军事单位，不得擅自捕人和径行审问"。"禁止用刑逼供"(张国焘：《我的回忆》，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05页)，完全歪曲历史事实。

            　　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在湖北黄安七里坪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总政委。陈昌浩虽然在政治上紧紧追随张国焘，但他与张国焘还是有区别的。陈昌浩作战勇敢，在黄安战役中，陈昌浩亲自坐上缴获的敌机(被红军命名为"列宁号")飞到黄安上空投炸弹，散发宣传品。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说："这是红军拥有的第一架飞机，陈昌浩曾坐上它穿越白区，去过皖西根据地。他那时才２７岁，干起来真行，也有办法。怕驾驶员不可靠，在白区降落，就带上手枪，拿着手榴弹，逼他听指挥。"在经历了黄安、商潢战役后，陈昌浩与徐向前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和信任，在军事上坚决支持徐向前。他坚决支持徐向前进军皖西，本来持反对意见的张国焘见陈昌浩态度坚决，也只好同意徐向前的意见。在进军皖西的苏家埠战役中，由于敌援军赶来，红四方面军一度处境险恶，已无退路，唯有背水一战，才能摆脱困境。张国焘畏战，不想打，而徐向前则坚决表示要打。这时，陈昌浩坚决支持徐向前的意见，张国焘最后也不得不同意打。在重要的军事问题上，陈昌浩和徐向前的看法是一致的，支持了徐向前。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陈昌浩是称职的。徐向前评价说："陈昌浩同志有实干精神，对四方面军的政治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在入川后攻打木门的战斗中，陈昌浩由于冲锋在前而负伤。时任红四方面军总部参谋、建国后曾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的陈明义将军回忆说："陈昌浩和战士一起打仗、砍柴、摔手榴弹，好像位置放得不合适，但红军当时初入川陕，为了打开局面，指挥员的亲临前线、勇敢、沉着、无坚不摧的英雄气概，是有很大的表率作用的。"
            　　1932年10月，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离开根据地进行西征。在事关红四方面军生死存亡的漫川关突围战斗中，红军处境一度极为险恶，张国焘惊慌失措，提出化整为零，让部队分散打游击。徐向前坚决反对这种正好被敌人一口一口吃掉的错误做法。陈昌浩坚决支持徐向前，并表示愿意率前卫部队突围开路。陈昌浩带领前卫部队，付出沉重代价，终于杀开一条血路，使红军连夜突围而出。对于陈昌浩在漫川关突围中的重要贡献，徐向前在回忆录中给予高度评价。就连张国焘在回忆录中也不得不充分肯定陈昌浩此役的功绩。12月中旬，在秦岭南麓的小河口，曾中生、邝继勋、余笃三、张琴秋等对张国焘家长制领导作风不满的一批干部，酝酿派人到中共中央去揭发张国焘的错误。张琴秋和陈昌浩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她去争取得到陈昌浩的支持。但陈昌浩认为在此紧急关头，远去上海寻找中央毕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还是内部解决比较好。他立即报告了张国焘。张国焘迫于众人的不满情绪，在陈昌浩的建议下，12月10日在小河口召开了红四方面军师以上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暂时缓解了张国焘与红四方面军干部的关系，使部队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但怀恨在心的张国焘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将曾中生、余笃三、邝继勋等人杀害，将张琴秋降职使用。

            　　红四方面军于1932年年底到达川陕一带后，逐步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1933年7月上旬，作为川陕革命根据地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张国焘为主席，陈昌浩、徐向前为副主席。在红四方面军，陈昌浩实际上已是张国焘之下的二号人物。入川后，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层中提出了与党中央现行的总方针政策相违背的《入川纲领》，打出"四川人民政府"的旗号，企图放弃苏维埃政策，放弃土地革命。陈昌浩对《入川纲领》严重不满，他和徐向前站出来公开地批评张国焘。他们两人为了维护党的统一，深夜跑到张国焘的住处，向张国焘提出严正批评，指出：他们不愿背离党中央的方针政策，特别是红军在川北立足未稳，前途困难尚多，与田颂尧的战争又日趋紧张之时，如果张国焘坚持其《入川纲领》，继续诋毁苏维埃运动，那势必引起"红四方面军内部的动荡而影响与田颂尧作战，对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并且提出：如果中共中央来电撤换领导人，那张国焘将得不到任何支持。张国焘面对群情激愤，感到处境十分孤立，经过一番痛苦的思考，衡量全局，终于接纳了他们的意见，表示让步。

陈昌浩在中共中央的北上和张国焘的南下之间痛苦抉择

1935年5月,中央红军顺利渡过金沙江,继续北上,而红四方面军主力则集中在涪江地区,进行休整和筹粮扩红,也为会师作准备。6月25日,中央领导人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在懋功县两河口会面了。毛泽东冒雨会见了张国焘,陈昌浩也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但张国焘在从两河口返回后,见中央红军力量远不及四方面军,便产生了野心,开始散布对中央的不满情绪,还一再要挟中央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领导。中共川陕省委也秉承张国焘的意志,致电中央,建议加强总司令部和军委增设常委。7月18日,陈昌浩致电张国焘、徐向前并转朱德总司令:“全局应速决,勿待职到。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仍请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央政治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89页]
7月18日,中共中央在芦花召开政治局会议。为顾全大局,团结张国焘北上,周恩来辞去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会议决定由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并为中央军委的总负责人;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但在张国焘未熟悉工作前,暂时由周恩来帮助。会议决定陈昌浩参加中央军委常委,博古任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及红四方面军的一位同志任副主任,徐向前任前敌司令部司令,陈昌浩任政委。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又在毛儿盖附近之沙窝召开会议,讨论形势和任务。会议讨论组织问题时,通过了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中央候补委员,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昌浩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朱德和张国焘率红军总司令部去了左路军,已经出发;右路军派出由叶剑英率领的先遣兵团,经墨洼过草地出班佑、包座,为全军开路。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举行会议,讨论战略方针和夏洮战役的作战行动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列席会议的有李富春、徐向前、林彪、聂荣臻、李先念。会议首先由毛泽东发言,他说:根据中央关于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红军北进夏河地区后,有两个行动方向,一是东向陕西,一是西出青海。我的意见,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而不应向黄河以西。他认为红军北出后,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建立根据地。这一地区,背靠草地,川敌不易过来。临近青海的回民区,党的民族政策得当,回民不至于反对我们。如东进受阻,以黄河以西作战略退路,也是好的。
在毛泽东发言后,陈昌浩接着发了言。陈昌浩的态度十分坚定,他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发言,并且主张快速北进,集结最大兵力,向东突击,以实现中央的既定方针。会上继续发言的还有王稼祥、凯丰、林彪、博古和徐向前。其他同志的发言内容也是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很高兴,在会上特地表扬了陈昌浩的发言。
毛儿盖会议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具体部署,变右路军为北进主力。会后右路军迈上了征服大草原的艰难征途。为争取张国焘共同北上,毛泽东找到陈昌浩和徐向前,希望能说服张国焘。三人于是共同致电张国焘,后来陈、徐二人亦数次致电张国焘,力陈北上理由。但张国焘仍然执意南下。
9月8日22时,张国焘背着朱德,以张国焘和朱德的名义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命令徐、陈率右路军准备南下。陈昌浩先看到这份电报,拿来和徐向前商量。事情发展到这般地步,陈、徐二人夹在中间感到很为难。徐向前说:“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向中央报告不行,你还是跑一趟吧。”陈昌浩同意,马上带上电报去找张闻天、博古他们。晚上,陈昌浩来电话通知徐向前去周恩来住地开会。周恩来当时患病未愈,身体很虚弱,起不了床。会前,毛泽东已经拟好一份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文,会上念了一下,要陈昌浩和徐向前表态。陈昌浩表示,同意电报内容,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徐向前也同意中央意见。会后,中央以“恩来、洛甫、博古、向前、昌浩、泽东、稼祥”的名义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力促北上。
9月9日24时,张国焘再次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共中央,继续鼓吹坚持南下、反对北上的错误主张。此时的陈昌浩却屈服于张国焘的压力,一改初衷,开始同意南下。而徐向前也不愿一、四方面军合而又分,更不愿红四方面军分成两半,所以最后他也只好同意南下了。于是,陈昌浩亲自骑马去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汇报张国焘的来电和他及徐向前的意见。陈昌浩回来后,很不高兴地对徐向前说他在中央那里挨了一顿批评。



9月11日凌晨,陈昌浩、徐向前刚一起床,就接到报告,说叶剑英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两人大吃一惊。接着前面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徐向前:“怎么办?”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徐向前后来回忆此事说:“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
10月初,张国焘南下到卓木碉后,加紧了分裂党的活动。10月5日,在卓木碉白莎喇嘛寺内,张国焘主持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他不顾朱德的劝告和反对,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宣布了所谓“临时中央”的名单,自封为临时中央的总书记,并以多数通过的名义,形成决议。还宣布了对中央领导人的所谓“处分”,使其反党行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对此,徐向前、陈昌浩猝不及防,均未表态。

岷州会议后,因为坚持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陈昌浩与张国焘发生了他们共事以来的第一次公开冲突

到了1935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制定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批评了妨碍实现这个方针的“左”倾关门主义。12月,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经历千辛万苦,越过蒙古大沙漠来到陕北,及时地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最新精神。林育英还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指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以“兄处可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与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的过渡办法,使张国焘有台阶可下,最后同意北上。陈昌浩闻听林育英的最新精神后,深受鼓舞,并在政治部编的《红色战场》和《红星》小报上,突破张国焘的封锁,首先刊登了这一最新精神和中央红军在陕北取得胜利的消息。
北上途中,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与红二方面军会师。1936年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张国焘被迫取消了“第二中央”。9月16日到18日,西北局在岷州三十里铺的红军总部举行会议,研究行动问题。每天会后,陈昌浩就和朱德一道与张国焘讨论军事行动问题。陈昌浩和朱德的意见是一致的,主张北上静宁、会宁地区,会合一方面军,与敌决战;而张国焘则认为,既然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四方面军单独在西兰大道地区作战,十分不利,主张西渡黄河,进据古浪、红城子一带,伺机策应一方面军渡河,夺取宁夏,实现冬季打通苏联的计划。在这次会议上,陈昌浩与张国焘共事以来第一次公开站出来明确反对张国焘。两人争吵得非常激烈,互不相让。当争执不下时,双方同意将两种意见都汇报党中央。但第三天,张国焘突然宣布辞职,搬到岷江对岸的供给部里住。当天黄昏,张国焘又派人通知继续开会。陈昌浩、朱德和其他西北局成员只得赶到张国焘的住处。参加会议的多数人都支持朱德、陈昌浩的主张,张国焘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主张。9月18日,朱、张、陈联名发布了《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纲领》。
但张国焘却在会后出尔反尔,反对北上,提出西进,并以红军总政委的身份调动部队。陈昌浩知道后很生气,他和朱德、刘伯承都赞成北上,他认为张国焘的决定是错误的,他有权推翻这个错误决定。陈昌浩马上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名义下达命令,左翼部队停止西进,准备待命;右翼部队也停止西撤。
陈昌浩的命令下后,张国焘深夜3点多就找来了。他向陈昌浩谈了三点:第一,陈昌浩无权改变他的计划;第二,命令是错误的,今天革命形势应该保存四方面军;第三,会合后一切都完了,要让我们交出兵权,开除我们的党籍,军法从事。说到这里,张国焘痛哭流涕。陈昌浩也毫不相让,当即表示:谁有权决定,要看是否符合中央要求,而你的决定是错误的;必须去会合,会合后就有办法了,分裂对中国革命是不利的,我们是党员,错误要向中央承认,听候中央处理,哭是没有用的。
张国焘见陈昌浩态度坚决,知道再多说也没有什么用处,掉头就走。陈昌浩以为他回去睡觉了,准备明天再去漳县红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对徐向前说明情况。但当天夜里,张国焘就匆匆赶往漳县。陈昌浩知道后,也立即骑马赶了去。
张国焘连夜赶到漳县红军前敌指挥部。进门后,他马上让徐向前把周纯全、李特、李先念等几个人找来,对他们说:“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让昌浩干吧!”他向大家谈了与陈昌浩在军事行动上的分歧。这是张国焘与陈昌浩共事以来第一次尖锐的公开冲突,再加上张国焘又背着另立“中央”的包袱,所以情绪非常激动,流着泪说陈昌浩反对他,“我这个主席干不了了,让昌浩干吧”,“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挑拨陈昌浩与四方面军高级将领的关系。
在大家的安慰下,张国焘开始平静下来,并陈述了自己的理由:“四方面军北上静会地区,面临西兰通道,与敌决战不利;陕甘北地瘠民穷,不便大部队解决就粮问题,如果转移到河西兰州以北地带,情形会好得多。”从军事观点看,大家认为张国焘的意见并非没有道理。张国焘挑拨陈昌浩与四方面军高级将领的阴谋也似乎有些奏效,大家都误以为陈昌浩这时有取代张国焘的念头。于是,众人当场制定了第二套行动方案。当陈昌浩赶到漳县时,见众人都同意张国焘的方案,自己已很难改变,便不再坚持原来的意见。9月21日,张国焘给朱德发电,提出坚决反对静会战役计划,自主采取第二方案,并要朱德到漳县商谈。朱德接电后,一面致电中共中央和在陇南的二方面军的贺龙、任弼时、刘伯承等人,一面通知参加过岷州会议的其他西北局委员到漳县开会。
9月23日,西北局会议在漳县召开。朱德、陈昌浩对张国焘违背组织原则的行径作了严肃的批评。朱德批评道:“岷州会议的决定是西北局成员集体讨论作出的,张国焘当时既然表示服从并签了字,为什么到漳县就完全改变了?张国焘即使是党的书记,也要根据决议来工作。”陈昌浩力主早点同一方面军会合,他还强调指出:陕北的中央是在行使其中央职权的,而且是应当的,因为大多数中央委员在那里,而且有国际代表在那里。他们的意见都赞同我们的第一个方案(按:指的是静会战役计划),难道他们都错了吗?陈昌浩明确地表示:我坚决赞成第一个计划,第二个计划(按:指张国焘的西进计划)未经西北局会议(讨论),应由国焘同志负责。在会上,陈昌浩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张国焘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擅自改变西北局决定,将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的严重错误。鉴于自己已无条件正常地行使职权,也为表示对张国焘的抗议,陈昌浩在这次会议上明确表示自己不能再做政治委员。由于大家认为黄河此时适宜渡河,也可以避免与强敌胡宗南在西兰大道上决战,会议最后还是通过了张国焘的西进方案。
中共中央在9月26日致电四方面军,坚决表示反对。中央军委也致电朱、张、徐、陈,敦促北上。9月27日,明令停止四方面军西渡。此时张国焘接到西进先头部队的消息,黄河对岸已进入封山季节,气候严寒,不利于大部队作战,遂放弃了西进计划,同意北上。9月29日,四方面军总部下达了北进静、会地区的命令。1936年10月8日,三大主力红军终于在会宁地区胜利会师了。

原帖由 aleeo 于 2008-4-16 11:36 发表
红四在根据地建设上一直没什么建树，鄂豫皖是靠抢来支撑，多为外线作战；川陕在大胜之后主动放弃，这样类似流寇的作战，想要不垮是有点难……

离开川陕并不完全是主动。

张德最后失败是否跟四方面军相对缺乏党和地方工作干才有关？

林斑竹，这个说法不大可靠。张逃到台湾后，因待遇不行一气下去了香港，之后长期住在香港。他晚年就是看上加拿大福利好才移的民，以他的能力没准备不会离开的，要说晚景凄凉倒不假。

原帖由 lich_jin 于 2008-4-16 23:14 发表
林斑竹，这个说法不大可靠。张逃到台湾后，因待遇不行一气下去了香港，之后长期住在香港。他晚年就是看上加拿大福利好才移的民，以他的能力没准备不会离开的，要说晚景凄凉倒不假。

于政治家而言，比诸政争上的完全失败，生活上的再多凄凉都不算一回事了。

文中多处对张国焘的回忆录不予采信，个人怀疑对张怀有偏见。张确实与中央政策与意见相左。我个人相对比较反感共党早期专横排他的作风。另怀疑四方面军一直被中央怀有偏见。

原帖由 caisanchun 于 2008-4-17 12:20 发表
文中多处对张国焘的回忆录不予采信，个人怀疑对张怀有偏见。张确实与中央政策与意见相左。我个人相对比较反感共党早期专横排他的作风。另怀疑四方面军一直被中央怀有偏见。

能不能具体点说说哪些内容应予采信？
我在写作本文时，主观意愿上是想尽量做到不偏不倚的，但会不会在潜意识里受了某些影响而对张持了偏见，我自己不好说，大家评价就是。欢迎提出批评。

关于中共早期的排他，既有中国本土的自身因素——“五四”的偏激主义，也有共产国际指导思想和苏联党内斗争的影响，我的看法是两者并重。
但作为反对党，又是遭受反复“围剿”的弱小群体，没有相当的排他，大概也难以生存。从今天事后诸葛的角度讲，关键在于一个度的问题。但就当时的客观困境，要共产党人都非常理性非常包容，恐怕有些苛求。毕竟不像我们今天可以坐在电脑前这样的从容。

原帖由 f22 于 2008-4-16 16:30 发表
张德最后失败是否跟四方面军相对缺乏党和地方工作干才有关？

指西路军覆灭后遭受的路线批判？

原帖由 林苑竹 于 2008-4-17 12:56 发表

指西路军覆灭后遭受的路线批判？

是的。

原帖由 f22 于 2008-4-17 13:12 发表
是的。

这个时候的成败，与有否党务和地方干才基本无关了。
政治上，共产国际给定性了（不管张浩传的是不是假圣旨），张自己的中央也已经取消了。
军事上，西路军败得那么惨（不管是不是老毛的阴谋诡计），手下战将被拉走的拉走（和尚之流）、拆散的拆散，部队也已经重新整编过了。
只算这两点，结果就不言自明了。

他自己整人杀人搞多了自己也害怕！所以跑了。

到不如说张知道太祖放不过他。整 风、三反、反右，W G。他是逃不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