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涯转过来的一篇：论达赖“大藏区”言论的荒谬

简单总结一下：
　　1、西藏宗教领袖始终不具备“代表全体西藏”的权力，也始终没有资格决定西藏是否独立。
　　2、作为黄教领袖，达赖没有资格干涉其他教派活佛和大师在各自的世袭领地里行使权力，没有要求“大藏区”的权力。
　　3、作为黄教前藏领袖，达赖没有资格干涉班禅大师所统帅的后藏地区的权力，也没有资格替后藏的人民和活佛决定其是否独立。
　　4、作为国家策封的宗教领袖，其享有该权利的基础是对国家的忠诚，达赖的判国行为已经摧毁了他享有该权利的根基，国家完全可以勒令其停止转世。
　　5、达赖能做的最好的选择，是回国，到北京认错并争取原谅，以获得继续转世度人的权利。
　　6、不和达赖谈判“大藏区”和“西藏独立”是正确的，作为一个判国的宗教领袖，达赖不具备这个资格。中央没理由以谈判确定他本不存在的权力。



本来，这种涉及一个宗教领袖，又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可怜的老头子的东西，我是不特别愿意多写的，因为宗教领袖在某些不了解情况的人的眼睛里有巨大的影响力，而五十年有家不能归更让他赚足了同情，加上某些人故意混淆是非推波助澜，所以很多人对这个老头子充满了同情，对于他的“大藏区”计划颇有认同，对他宣称“不要求西藏独立”感激涕零，而完全没有发现达赖毫无廉耻的夸大了自己的能力，把自己打扮成“西藏王”的一种混淆是非的手段。某些人，还因此对政府不与达赖谈判感到恼怒，认为是政府不打算解决西藏问题。在这里，我就达赖以及西藏佛教领袖的来历以及权力作个简单的解释，让大家了解到西藏问题为什么“不和达赖玩”。
　　一、西藏的全藏领袖的演变和权力范围
　　西藏，在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最早时代是吐蕃时代，根据中国的古代史书，吐蕃是早期鲜卑秃发部落建立的国家。根据现代考古，吐蕃王朝的发祥地是山南，这个地区现在大部分被印度占领。
　　早期吐蕃实行的，是和大多数古代中小国家一样的国王领袖制度。现代山南还有巨大的“藏王墓”是西藏山南地区王朝国王的墓地。他们的国王在中原的文献中被称为“赞普”。毫无疑问，中原汉族知道的，或者说是听说最多的，是赞普松赞干布。从他向后，西藏王室基本上有成型的谱系。而当初替这位赞普去唐朝求亲的大论（宰相）禄东赞，其家族在日后也长期世袭大论位置，是吐蕃的另外的大家族。这且不论，可以清楚的看出，当时的吐蕃是世俗国王制度为主导的国家。当时吐蕃人多数信仰苯波教，佛教还没有广泛传播，当然也就称不上什么“佛教领袖统治西藏”。
　　二、达磨灭佛以及后世的崇佛，后弘期佛教力量的增加
　　西藏的佛教传播，是被一件大事分为两个时期的。这件大事就是达磨灭佛。由于我对于历史知道的不够清楚，所以不特别了解达磨赞普的时代。但是大约应该在唐朝末年。
　　在灭佛之前的佛教传播时期，被叫做“前弘期”；灭佛之后的再次流行，被称为“后弘期”。
　　达磨赞普的灭佛行为，和中国佛教最惨烈的一次劫难“唐武宗灭佛”相隔时间不长。唐武宗的灭佛理由，是佛教过多的侵占了劳动力和土地而不纳税，同时佛教徒对世俗政权过分分离。由于自古没有宗教传统，中国的世俗统治者无法容忍一种宗教拥有可以对抗世俗皇权的力量。这是佛教从印度系转向中原系最后的“不适应反应”，在此之后，中原佛教就完全按照中原的习惯发展成为纯粹的中国式宗教。我想，达磨赞普的灭佛应该也有同样的理由。同时，这个行动和埃及埃赫纳吞改革一样，有借用宗教改革对抗旧贵族的意味。但是，由于大论家族和众多地方贵族对佛教的宠信，以及没有象中原那样大批的、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士人的支持，吐蕃的“灭佛”失败了。
　　灭佛的达磨赞普被暗杀，死后更被按上“郎达磨”（牛魔王达磨，和信长的“第六天魔王”有点象）的恶名。佛教的后弘期开始了。但是，由于赞普被暗杀，吐蕃贵族分裂了。论孔热和尚婢婢为首的不同派系各自拥立赞普妃子的儿子和皇后收养的儿子作为赞普，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导致了吐蕃的分裂，西域被回鹘入侵和张义潮起义归唐。最后，尚婢婢失败被杀掉，他拥立的赞普失去权力。但是，吐蕃的分裂没有停止，更多的地方贵族独立，中央王庭力量急剧降低，控制的范围越来越少。整个五代、两宋直到元初，西藏处于军阀割据的状态。但是，当时吐蕃的名义领袖依然是逻些的那个赞普。
　　不过，在乱世中，宗教会加速发展，宗教领袖的权威也会快速增大。因为世俗的关卡是无法阻挡宗教的传播的。所以，世俗的低落必然造成宗教的 统一和强大。各个宗派的宗教领袖的权威开始快速的增加。
　　三、元朝对西藏宗教领袖的策封以及对其世俗权力的认可
　　说道了前弘、后弘，就有必要了解这两个时期出现的宗派。前弘期只存留了一个宗派，就是宁码派，也称“红教”；后弘期出现了萨珈派（白教）、噶举派（花教）、噶当派、觉囊派和格鲁派（黄教）。
　　虽然现在西藏势力最大的两个活佛都是黄教的，但是黄教反而是出现最晚的。最早繁荣起来并获得世俗权力的，是白教领袖——八师巴。这个人，就是元朝的“帝师”，八师巴蒙古文的创造者。
　　八师巴去见铁木真，而且创造了蒙古文字，结束了蒙古人没有文字的历史，因此他成为了“帝师”，蒙古皇帝授予他代表蒙古人管理西藏世俗的权力。当然，这不是完全权力，因为蒙古人也毫不犹豫的在高原上驻军。蒙古的大汗长期拥有对西藏宗教领袖的巨大影响力。在当时，西藏属于一个特殊的地区“宣政院辖地”。
　　虽然白教领袖获得了巨大的殊荣和权力，但是他们依然不是“独立”的，他们地位有赖于蒙古大汗（后来也是中国皇帝）的策封。不过，由于处于宗教干政早期，所以中央对西藏宗教领袖的管理和策封比较简单，没有成套的规矩。但是无庸质疑的是，在这个时期，西藏开始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管理，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而不是对等的政权。而当时的宗教领袖，也绝对没有选择自己是否脱离中国或者自行划定自己权力范围的力量。尽管特殊，但是依然是中央任命的官员，不过是特殊的宗教官员而已。
四、明朝对西藏宗教领袖的分权和控制
　　元朝灭亡，朱重八登极作了皇帝，成为中国唯一一个个大一统王朝的无产者开国皇帝。这个皇帝有着极其强烈的领土意识，只要是被他当作“中国领土”的地方，就别想跑出去。西藏被他纳入了视野。明朝的汉人，在受到了蒙古人百年压迫之后，变的嗜血而狂热。对待蒙古人，他们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虽然在不同的将领率领之下行为不尽相同，但是对蒙古人都极其凶狠。尤其是西征军，他们对待河西走廊和陕西地区的蒙古人的行为，比一百年以前蒙古人对汉人和西夏人的更加凶狠：整个部落被全部杀光，甚至连婴儿都不留，不接受投降和“内附”，要是不想死就只能想老家拼命逃跑，跑的稍微慢些的都成了明军的刀下鬼。蒙古人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这是他们在为自己的祖先一百年前的恶行还债，这是天公地道的。
　　无法肯定当时青海西藏的蒙古军队听到自己的同族被成群屠杀的时候有什么感受。不过蒙古人也不过是人，面对地狱出来的恶鬼的时候也一样会发抖、会恐惧而且也会逃跑。当时青海和西藏的蒙古人似乎选择了投降，而由于当地无法大量驻军，明朝政府似乎也乐见凶狠的蒙古人为自己压制当地同样凶悍的黄头回鹘和西藏人。明朝接受了他们存在的事实，允许他们继续存在下去。同时，为了控制西藏，实行了千百年来一直使用而一直有用的手段“分而治之”。除了已经衰落的白教领袖，其他各个宗派的领袖都得到了策封，不但如此，每一个大一点的庙宇的主持也拥有了土地和转世的权利。很快，西藏遍地活佛的情况开始明朗。
　　这个时代，西藏缺乏自己的世俗领袖。西藏的宗教领袖除了接受中央政府遥远的牵制，更多的接受青海和新疆的蒙古王公的领导。他们借助蒙古王公的刀和中央政府的皇权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力量以及统治。不过，这些都没有达赖的分，他甚至还没有获得“达赖”的称号。黄教依然弱小。
五、清朝，皇权对西藏宗教的绝对控制以及黄教的权威确立
　　明朝之后是清朝，这个马背上民族建立的国家对西藏同样挂怀，他们认为元朝的明朝的制度都是不够完美的：那种遥远的控制似乎不特别能够压制当地的反叛意识。清朝政府在寻找一种更加完满的制度，西藏内部宗派的不断冲突和尼婆罗入侵给了中央政府借口。
　　宗教都是自私的，当然如回教耶教如此自私自利比较罕见，但是即便佛教也不能避免“天下独一”的诱惑。而这种诱惑也作用于同一个宗教的不同派别。
　　西藏的佛教，当时已经变为四派：宁玛派（红）噶举派（花）萨珈派（白）格鲁派（黄）。其中，格鲁派出现最晚，生机勃勃，影响力扩展速度很快，其他教派对黄教都有所打压。不过，当时的黄教领袖，显然拥有绝佳的政治头脑，他们首先去投靠了当时青海蒙古和硕特部落的汗，他也是西蒙古的大汗。在那里，两个最大的黄教领袖分别获得了“班禅额尔德尼”和“达赖喇嘛”的称号。获得了西藏长期以来的领主——蒙古汗的认可，黄教的传播更加顺畅。
　　不过，很快，黄教的领袖就看到了西蒙古大汗背后，有一个更加有力量，更加有野心的大家伙——清朝政府的影子。弱者就要有弱者的自觉，企图对抗强者是愚蠢的。这种想法，在西藏世俗领袖（这时候已经在宗教领袖之下了）妄策阿坦支持噶尔丹，试图脱离中国对立的企图被粉碎以后更加明显。要赶快结合最强者，凭借这样的政治敏感性，两位领袖开始和清朝政府接触，并且以“原有转世认定程序中由凡人解决有争议灵童的 做法不妥，希望中央给予帮助”为理由，给中央政府手中送了一根非常出色的“辫子”。清朝政府读懂了这个意思，于是“金瓶掣签”制度，以及解决争议之后由政府给予金书策封的方式诞生了。之后，在两位宗教领袖东行，并且给皇帝“曼殊师利菩萨转世”“佛教领袖”的身份以后，皇帝不论从世俗还是宗教，都成为了西藏无可争议的领袖，西藏的内部半独立状态已经结束。
　　几乎在同时，尼泊尔的军队和噶举派红帽子活佛勾结入侵，被清军击败。之后，乾隆皇帝愤怒的指责红帽子活佛是叛徒，并且命令其“停止转世”，之后，红帽子活佛世系彻底消失。皇帝权威对宗教领袖的控制达到了一个新的顶点：宗教领袖的命运，是和皇帝密切相关的；宗教领袖的存亡，是由皇帝决定的。从这个时候开始，西藏宗教领袖就完全失去了控制西藏统独的权利，这次是连名义的权利也失去了。不过，这是他们自愿奉送的，他们没什么可抱怨的。
六、小结语与西藏佛教现状
　　从上面已经可以看出：西藏的宗教领袖的权威，一直是依附在世俗领袖身上的。不过依附的对象由西藏本土的国王变成了中国的皇帝。他们权力最大的时期，也就是明朝时期，依然也不具有决定西藏是否独立的权利，更加不要说决定其他藏族地区是否脱离中央政府而进入他们统治的权利。到了乾隆之后，西藏宗教领袖已经完全是中央政府的半特派官员，不过是土司而已，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不如土司。达赖所说的“西藏自古政教合一”“活佛是西藏的当然统治者”是狂妄的呓语。
　　那么，古代西藏宗教领袖不具备的权力，当前他们是否具备呢？？要知道，达赖不过是黄教的领袖之一，甚至还不是黄教的唯一领袖。在以日喀则为中心的后藏地区，班禅才是当仁不让的宗教领袖。不论从宗教法统还是从世俗来看，达赖都没有资格干涉后藏的事务；而白教、花教、红教和苯波教占主导的藏南、川西、滇北和青海甘肃一带，也各自有其世袭的活佛或者大师，都不是达赖的势力范围。
　　换言之，达赖声称他自己“代表全体藏民”是一种无耻的夸张。他所能代表的，只有信奉他的那部分人，这些人，基本上集中在拉萨一带。即便是达赖势力最大的时候，他的力量和影响甚至不能覆盖整个西藏，更不要说“大藏区”。简单总结一下：
　　1、西藏宗教领袖始终不具备“代表全体西藏”的权力，也始终没有资格决定西藏是否独立。
　　2、作为黄教领袖，达赖没有资格干涉其他教派活佛和大师在各自的世袭领地里行使权力，没有要求“大藏区”的权力。
　　3、作为黄教前藏领袖，达赖没有资格干涉班禅大师所统帅的后藏地区的权力，也没有资格替后藏的人民和活佛决定其是否独立。
　　4、作为国家策封的宗教领袖，其享有该权利的基础是对国家的忠诚，达赖的判国行为已经摧毁了他享有该权利的根基，国家完全可以勒令其停止转世。
　　5、达赖能做的最好的选择，是回国，到北京认错并争取原谅，以获得继续转世度人的权利。
　　6、不和达赖谈判“大藏区”和“西藏独立”是正确的，作为一个判国的宗教领袖，达赖不具备这个资格。中央没理由以谈判确定他本不存在的权力。



本来，这种涉及一个宗教领袖，又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可怜的老头子的东西，我是不特别愿意多写的，因为宗教领袖在某些不了解情况的人的眼睛里有巨大的影响力，而五十年有家不能归更让他赚足了同情，加上某些人故意混淆是非推波助澜，所以很多人对这个老头子充满了同情，对于他的“大藏区”计划颇有认同，对他宣称“不要求西藏独立”感激涕零，而完全没有发现达赖毫无廉耻的夸大了自己的能力，把自己打扮成“西藏王”的一种混淆是非的手段。某些人，还因此对政府不与达赖谈判感到恼怒，认为是政府不打算解决西藏问题。在这里，我就达赖以及西藏佛教领袖的来历以及权力作个简单的解释，让大家了解到西藏问题为什么“不和达赖玩”。
　　一、西藏的全藏领袖的演变和权力范围
　　西藏，在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最早时代是吐蕃时代，根据中国的古代史书，吐蕃是早期鲜卑秃发部落建立的国家。根据现代考古，吐蕃王朝的发祥地是山南，这个地区现在大部分被印度占领。
　　早期吐蕃实行的，是和大多数古代中小国家一样的国王领袖制度。现代山南还有巨大的“藏王墓”是西藏山南地区王朝国王的墓地。他们的国王在中原的文献中被称为“赞普”。毫无疑问，中原汉族知道的，或者说是听说最多的，是赞普松赞干布。从他向后，西藏王室基本上有成型的谱系。而当初替这位赞普去唐朝求亲的大论（宰相）禄东赞，其家族在日后也长期世袭大论位置，是吐蕃的另外的大家族。这且不论，可以清楚的看出，当时的吐蕃是世俗国王制度为主导的国家。当时吐蕃人多数信仰苯波教，佛教还没有广泛传播，当然也就称不上什么“佛教领袖统治西藏”。
　　二、达磨灭佛以及后世的崇佛，后弘期佛教力量的增加
　　西藏的佛教传播，是被一件大事分为两个时期的。这件大事就是达磨灭佛。由于我对于历史知道的不够清楚，所以不特别了解达磨赞普的时代。但是大约应该在唐朝末年。
　　在灭佛之前的佛教传播时期，被叫做“前弘期”；灭佛之后的再次流行，被称为“后弘期”。
　　达磨赞普的灭佛行为，和中国佛教最惨烈的一次劫难“唐武宗灭佛”相隔时间不长。唐武宗的灭佛理由，是佛教过多的侵占了劳动力和土地而不纳税，同时佛教徒对世俗政权过分分离。由于自古没有宗教传统，中国的世俗统治者无法容忍一种宗教拥有可以对抗世俗皇权的力量。这是佛教从印度系转向中原系最后的“不适应反应”，在此之后，中原佛教就完全按照中原的习惯发展成为纯粹的中国式宗教。我想，达磨赞普的灭佛应该也有同样的理由。同时，这个行动和埃及埃赫纳吞改革一样，有借用宗教改革对抗旧贵族的意味。但是，由于大论家族和众多地方贵族对佛教的宠信，以及没有象中原那样大批的、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士人的支持，吐蕃的“灭佛”失败了。
　　灭佛的达磨赞普被暗杀，死后更被按上“郎达磨”（牛魔王达磨，和信长的“第六天魔王”有点象）的恶名。佛教的后弘期开始了。但是，由于赞普被暗杀，吐蕃贵族分裂了。论孔热和尚婢婢为首的不同派系各自拥立赞普妃子的儿子和皇后收养的儿子作为赞普，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导致了吐蕃的分裂，西域被回鹘入侵和张义潮起义归唐。最后，尚婢婢失败被杀掉，他拥立的赞普失去权力。但是，吐蕃的分裂没有停止，更多的地方贵族独立，中央王庭力量急剧降低，控制的范围越来越少。整个五代、两宋直到元初，西藏处于军阀割据的状态。但是，当时吐蕃的名义领袖依然是逻些的那个赞普。
　　不过，在乱世中，宗教会加速发展，宗教领袖的权威也会快速增大。因为世俗的关卡是无法阻挡宗教的传播的。所以，世俗的低落必然造成宗教的 统一和强大。各个宗派的宗教领袖的权威开始快速的增加。
　　三、元朝对西藏宗教领袖的策封以及对其世俗权力的认可
　　说道了前弘、后弘，就有必要了解这两个时期出现的宗派。前弘期只存留了一个宗派，就是宁码派，也称“红教”；后弘期出现了萨珈派（白教）、噶举派（花教）、噶当派、觉囊派和格鲁派（黄教）。
　　虽然现在西藏势力最大的两个活佛都是黄教的，但是黄教反而是出现最晚的。最早繁荣起来并获得世俗权力的，是白教领袖——八师巴。这个人，就是元朝的“帝师”，八师巴蒙古文的创造者。
　　八师巴去见铁木真，而且创造了蒙古文字，结束了蒙古人没有文字的历史，因此他成为了“帝师”，蒙古皇帝授予他代表蒙古人管理西藏世俗的权力。当然，这不是完全权力，因为蒙古人也毫不犹豫的在高原上驻军。蒙古的大汗长期拥有对西藏宗教领袖的巨大影响力。在当时，西藏属于一个特殊的地区“宣政院辖地”。
　　虽然白教领袖获得了巨大的殊荣和权力，但是他们依然不是“独立”的，他们地位有赖于蒙古大汗（后来也是中国皇帝）的策封。不过，由于处于宗教干政早期，所以中央对西藏宗教领袖的管理和策封比较简单，没有成套的规矩。但是无庸质疑的是，在这个时期，西藏开始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管理，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而不是对等的政权。而当时的宗教领袖，也绝对没有选择自己是否脱离中国或者自行划定自己权力范围的力量。尽管特殊，但是依然是中央任命的官员，不过是特殊的宗教官员而已。
四、明朝对西藏宗教领袖的分权和控制
　　元朝灭亡，朱重八登极作了皇帝，成为中国唯一一个个大一统王朝的无产者开国皇帝。这个皇帝有着极其强烈的领土意识，只要是被他当作“中国领土”的地方，就别想跑出去。西藏被他纳入了视野。明朝的汉人，在受到了蒙古人百年压迫之后，变的嗜血而狂热。对待蒙古人，他们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虽然在不同的将领率领之下行为不尽相同，但是对蒙古人都极其凶狠。尤其是西征军，他们对待河西走廊和陕西地区的蒙古人的行为，比一百年以前蒙古人对汉人和西夏人的更加凶狠：整个部落被全部杀光，甚至连婴儿都不留，不接受投降和“内附”，要是不想死就只能想老家拼命逃跑，跑的稍微慢些的都成了明军的刀下鬼。蒙古人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这是他们在为自己的祖先一百年前的恶行还债，这是天公地道的。
　　无法肯定当时青海西藏的蒙古军队听到自己的同族被成群屠杀的时候有什么感受。不过蒙古人也不过是人，面对地狱出来的恶鬼的时候也一样会发抖、会恐惧而且也会逃跑。当时青海和西藏的蒙古人似乎选择了投降，而由于当地无法大量驻军，明朝政府似乎也乐见凶狠的蒙古人为自己压制当地同样凶悍的黄头回鹘和西藏人。明朝接受了他们存在的事实，允许他们继续存在下去。同时，为了控制西藏，实行了千百年来一直使用而一直有用的手段“分而治之”。除了已经衰落的白教领袖，其他各个宗派的领袖都得到了策封，不但如此，每一个大一点的庙宇的主持也拥有了土地和转世的权利。很快，西藏遍地活佛的情况开始明朗。
　　这个时代，西藏缺乏自己的世俗领袖。西藏的宗教领袖除了接受中央政府遥远的牵制，更多的接受青海和新疆的蒙古王公的领导。他们借助蒙古王公的刀和中央政府的皇权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力量以及统治。不过，这些都没有达赖的分，他甚至还没有获得“达赖”的称号。黄教依然弱小。
五、清朝，皇权对西藏宗教的绝对控制以及黄教的权威确立
　　明朝之后是清朝，这个马背上民族建立的国家对西藏同样挂怀，他们认为元朝的明朝的制度都是不够完美的：那种遥远的控制似乎不特别能够压制当地的反叛意识。清朝政府在寻找一种更加完满的制度，西藏内部宗派的不断冲突和尼婆罗入侵给了中央政府借口。
　　宗教都是自私的，当然如回教耶教如此自私自利比较罕见，但是即便佛教也不能避免“天下独一”的诱惑。而这种诱惑也作用于同一个宗教的不同派别。
　　西藏的佛教，当时已经变为四派：宁玛派（红）噶举派（花）萨珈派（白）格鲁派（黄）。其中，格鲁派出现最晚，生机勃勃，影响力扩展速度很快，其他教派对黄教都有所打压。不过，当时的黄教领袖，显然拥有绝佳的政治头脑，他们首先去投靠了当时青海蒙古和硕特部落的汗，他也是西蒙古的大汗。在那里，两个最大的黄教领袖分别获得了“班禅额尔德尼”和“达赖喇嘛”的称号。获得了西藏长期以来的领主——蒙古汗的认可，黄教的传播更加顺畅。
　　不过，很快，黄教的领袖就看到了西蒙古大汗背后，有一个更加有力量，更加有野心的大家伙——清朝政府的影子。弱者就要有弱者的自觉，企图对抗强者是愚蠢的。这种想法，在西藏世俗领袖（这时候已经在宗教领袖之下了）妄策阿坦支持噶尔丹，试图脱离中国对立的企图被粉碎以后更加明显。要赶快结合最强者，凭借这样的政治敏感性，两位领袖开始和清朝政府接触，并且以“原有转世认定程序中由凡人解决有争议灵童的 做法不妥，希望中央给予帮助”为理由，给中央政府手中送了一根非常出色的“辫子”。清朝政府读懂了这个意思，于是“金瓶掣签”制度，以及解决争议之后由政府给予金书策封的方式诞生了。之后，在两位宗教领袖东行，并且给皇帝“曼殊师利菩萨转世”“佛教领袖”的身份以后，皇帝不论从世俗还是宗教，都成为了西藏无可争议的领袖，西藏的内部半独立状态已经结束。
　　几乎在同时，尼泊尔的军队和噶举派红帽子活佛勾结入侵，被清军击败。之后，乾隆皇帝愤怒的指责红帽子活佛是叛徒，并且命令其“停止转世”，之后，红帽子活佛世系彻底消失。皇帝权威对宗教领袖的控制达到了一个新的顶点：宗教领袖的命运，是和皇帝密切相关的；宗教领袖的存亡，是由皇帝决定的。从这个时候开始，西藏宗教领袖就完全失去了控制西藏统独的权利，这次是连名义的权利也失去了。不过，这是他们自愿奉送的，他们没什么可抱怨的。
六、小结语与西藏佛教现状
　　从上面已经可以看出：西藏的宗教领袖的权威，一直是依附在世俗领袖身上的。不过依附的对象由西藏本土的国王变成了中国的皇帝。他们权力最大的时期，也就是明朝时期，依然也不具有决定西藏是否独立的权利，更加不要说决定其他藏族地区是否脱离中央政府而进入他们统治的权利。到了乾隆之后，西藏宗教领袖已经完全是中央政府的半特派官员，不过是土司而已，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不如土司。达赖所说的“西藏自古政教合一”“活佛是西藏的当然统治者”是狂妄的呓语。
　　那么，古代西藏宗教领袖不具备的权力，当前他们是否具备呢？？要知道，达赖不过是黄教的领袖之一，甚至还不是黄教的唯一领袖。在以日喀则为中心的后藏地区，班禅才是当仁不让的宗教领袖。不论从宗教法统还是从世俗来看，达赖都没有资格干涉后藏的事务；而白教、花教、红教和苯波教占主导的藏南、川西、滇北和青海甘肃一带，也各自有其世袭的活佛或者大师，都不是达赖的势力范围。
　　换言之，达赖声称他自己“代表全体藏民”是一种无耻的夸张。他所能代表的，只有信奉他的那部分人，这些人，基本上集中在拉萨一带。即便是达赖势力最大的时候，他的力量和影响甚至不能覆盖整个西藏，更不要说“大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