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温玉春：夏氏族起于山东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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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夏氏族的存在，文献资料言之凿凿，不成问题，此点已得到学界的公认；但对于夏氏族的存在地域，文献资料却语焉不详，学界也众说纷纭。自20世纪30年代傅斯年先生刊发《夷夏东西说》(1)一文以来，“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的夷夏东西的观点遂渐成定论，以致考古学家在西方考夏墟，历史学家在西方论夏史。然而细究于地上、地下材料，仍觉“夷夏东西”说破绽百出，令人疑窦丛生。还是在30年代，杨向奎先生就提出了夏氏族起于东方的不同观点。(2)数十年来，随着文献研究和考古工作的巨大进展，这个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赞同。(3)虽然目前各项工作的进展尚不足以使它获得完全证实，但笔者感觉，夏氏族起于东方的确要比起于西方更具可能。下面笔者就现有文献材料对此试做一粗浅说明，以求教于学界。
为了正本清源，我们先从先夏氏族的存在地域谈起。所谓先夏氏族，即是指夏代以前直接哺育夏氏族的先民。《国语·鲁语上》称：“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可见夏氏族出于黄帝氏族、颛顼氏族、鲧氏族应当是无可怀疑的。同时，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在禹之前相继为帝（诸侯宗主）者分别是黄帝、少昊、颛顼、喾、尧、舜等人的氏族，它们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准确地说，不仅黄帝、颛顼、鲧，所有这些氏族都可以纳入先夏氏族的范围。夏文明正是直接从这些氏族的文明的胎胞中孕育出来的。并且，以上各氏族虽然都先后丧失宗主地位，但其氏族本身并未消亡，有的甚至在后来还发扬光大为很强大的地方势力。夏文明也正是它们在夏代作为夏王朝的组成分子，与有夏氏等部族一起共同创造的。因此，探究先夏氏族的居地绝不能对它们避而不谈。对于黄帝氏族及其后相继为帝的各氏族的居地，笔者曾予探讨，认为它们都很有可能居于山东境内，其影响大体涵盖除胶东以外的山东全部以及邻省的少部分地区。(4)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不再赘引前论，只谈一谈同样属于先夏氏族范围的有夏氏族的直接前身——有崇氏族的居地。
有崇氏就是著名的鲧的氏族，《国语·周语下》称其为“有崇伯鲧”。鲧为黄帝子孙、颛顼之后、大禹之父。《山海经·海内经》云：“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鲧复生禹。”《世本·帝系篇》云：“颛顼生鲧，鲧生高密，是为禹。”山东正有有崇氏的遗迹。王子襄《泗志钩沉》云：“垞城，古崇国，在泗上。”今泗水县东北40里有崇邑，西有城子顶，即垞城故址。(5)(《太平寰宇记》卷15河南道十五徐州一彭城县下亦有“垞城”，曰：“在县北三十里，北面临泗水，《舆地志》云：‘垞城，古崇国。’兖州人为实中城曰垞，直加切，城西南有崇侯虎庙。”)又《世本·帝系篇》云：“鲧娶有莘氏之女，谓之女志，是生高密。”宋衷注：“高密，禹所封国。”鲧既娶于有莘氏，相距应当不远。《读史方舆纪要》卷34东昌府莘县下有“莘亭城”条，云在县北；卷33曹州曹县下有“莘城”条，云在县北18里莘仲集；《左传·僖公廿八年》所云“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其地在范县临濮，皆当与有莘氏有关。虽不知孰是鲧之所娶，但均在鲁西南范围之内，与有崇氏相距不远却无可疑。又禹之封国曰高密。查泗水县东泉林镇南有姑幕故城，北距崇邑不远，又姑幕、高密音似相假，大约即高密之所在。正因高密为有崇氏的子族，故禹又被称为“崇禹”。(6)
后来，鲧被帝尧（一说帝舜）杀掉，其部族被流放。《国语·晋语八》云：“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举之。”羽山之所在，一般指为今临沭县南60里处的羽山，其山平地崛起，巍峨壮观，北麓有羽渊，俗名殛鲧泉，南有著名温泉。其说当有所据。由此可知有崇氏很有可能是向东流放的，所以《史记·五帝本纪》才称：“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东夷即生活在胶东以及鲁东、鲁东南地区的先民。《楚辞·天问》曰鲧“阻穷西征，岩何越焉？化为黄熊，巫何活焉？”穷即穷山、穷桑，在泗水、曲阜一带，(7)正说明鲧是被殛于东，所以才翻过重山，西征求活。今临朐县西南70里鲁山东麓有山名嵩山，可能即有崇氏东迁后之所处。王念孙《读书杂志》卷4之一云：“古无崇字，以嵩为之。”
有崇东迁，禹的部民也随之向东。故鲁东也有了姑幕城，在今诸城市西40里，汉曾置姑幕县。又有高密城，在今高密县西南40里，汉曾置高密县。又有密乡城，在今昌邑县东南15里，《左传·隐公二年》所云“冬，纪子帛、莒子盟于密”即此。又有下密城，在今潍坊市西30里。又有密水，亦名高密水、百尺沟，出今诸城市东，北流经高密故城南10里东北入潍河。又王献唐《山东古国考》称山东有古牟族，(8)牟盖密之音转，应是高密族的后裔了。今山东尚有许多牟族遗迹留存，分布甚广，如安丘县西南16里有牟山，山北有牟乡故城，县南20里还有牟娄山（今讹作朦胧山）；诸城市西南亦有牟山、牟乡；寿光县东北20里有牟城；沂水县东南有牟乡，古为根牟国；(9)蓬莱县东南90里有牟平城，汉置县；牟平县北7里有牟山；莱芜市东20里有古牟城，春秋时为小国(10)。不过，“山东牟族，固甚普遍，诸城安丘一带，其势力中心也。”(11)从以上地名中可以隐约窥出，禹之高密国东迁后的大体居住范围就是鲁东地区。鲁东地区倚山面海，河流众多，有广袤肥沃的平原，在农业发达的虞夏时代，实为先民居留的天然良园。祸兮福所倚，有崇氏的不幸反而成了其子孙发展壮大的开端，故《国语·周语上》谓：“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融即祝融，为殛鲧命令的执行者。(12)
根据上面的论说，如果得出先夏氏族完全可能始终居于山东的结论，应该不属妄断吧？如果此点能够确立，那么它就至少说明夏氏族的居地绝不可能与山东完全无关。接下去我们就对夏氏族的始居地域及其后来的流迁地域作些考察。
鲧禹时代，即帝尧、帝舜时代，地球上发生了一场世界性水灾。据古地理学研究表明，大约在距今7000—6000年前的全新世早期，地球上发生了一次大规模海侵；继距今5000年前后的海退之后，中全新世后期又发生了一次大规模海侵，这次即正当鲧禹时代，直到距今4000年左右才开始海退。海侵不仅意味着海陆的变迁，而且必然伴随着气候的剧变，包括降水量的骤增。《孟子·滕文公上》说：“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正是这场水灾的真实写照。但也正是这场空前祸难，造就了以禹为代表的许多治水英雄。禹的治水足迹是很广的，但果真如后世传说的那样遍布黄河流域乃至江淮地区吗？这是很值得推敲的。《史记·殷本纪》录《汤诰》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据此，禹迹所在显然主要是四渎之内。那么这四渎是否就是今天所说的长江、济水、黄河、淮河呢？根据其它资料，我们发现除济水之外，其它三渎均非后世所指。
《吕氏春秋·爱类》云：“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横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禹于是疏河决江，为彭蠡之障，干东土，所活者千八百国，此禹之功也。”龙门，今释在陕西省韩城县东北，但据晋王嘉《拾遗记》卷2所记“禹凿龙关之山，亦谓之龙门。至一空岩，……又见一神，蛇身人面。……即羲皇也”，羲皇本居泗上，(13)则龙门分明是在泗水上源。查今泗水县北有龙门山，当即此地。又吕梁山，在泗水流域亦有，在今徐州市东南60里，其下有吕梁洪。宋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卷13云：“泗水至吕县，积石为梁，故号吕梁。”吕县在今徐州市东50里吕城。由上可知，禹所导之“河”并非黄河，而是泗水。
至于江，前人早已言明，古文献中的“江”并非长江的专称，(14)如《韩非子·喻老》云：“吴兵既胜齐人于艾陵，张之于江、济，强之于黄池。”此“江”即非长江。禹之治水既是“东为江”，也决不会是南方的长江，而当是鲁东南的沂河或沭河。至于淮，前人也已言明，其得名乃因淮（鸟）夷，而淮夷在西周、春秋初期尚仅迁至今鲁南地区。(15)并且，据古地理学研究，今苏北地区在距今约6000年前，海侵最大范围曾至赣榆、泗阳、洪泽湖一线，在距今4000年左右第二次海侵之后才渐次东退。可见苏北淮河流域在古代乃是先民难居之所，大禹于此大规模治水实无必要。(16)《孟子·滕文公上》曰：“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淮水既能注之江，则其必非今之淮河，而当是鲁南某条注入沂、沭二水的河流。
由《孟子·滕文公上》可知，禹曾治理过济水、漯水当无疑问。据《元和郡县志》河南道六齐州禹城县条云，今禹城县旧有地名禹息城，盖由于此。至于《尚书·禹贡》所言禹在河北的治水，殊不可信。据古地理学研究，河北在距今6000年前，海岸线在今昌黎、文安、任丘、献县、德州、济南一线；到距今4000多年时，海水虽然东退，却留下了大片湖沼滩涂，少人居处，(17)所以大禹也绝无必要于河北治水。除上述诸水外，禹还治理过淄水、洮水。《史记·夏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淄州淄川县东北（按：当为西南）七十里原山，淄水所出。俗传云：禹理水功毕，土石黑，数里之中波若漆，故谓之淄水也。”此原山因而又称禹王山。《水经·河水注》云：“禹治洪水，西至洮水之上，见长人，受黑玉书于斯水上。”郦氏系之于今甘肃省的洮河，殊不知在鲁西南地区古亦有“洮”，《左传·僖公八年》“盟于洮”即是。《读史方舆纪要》卷34濮州洮城条云：“在州西南五十里。”洮城必与洮水有关。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禹治水的范围完全可能主要在今山东境内，即汶泗、沂沭、淄潍、济漯等河流域。同时治理今之江、淮、河、济，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而言是根本做不到的。
治水斗争的胜利，使禹获得了崇高的声望。《国语·周语下》云：“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不久禹登帝位，从此开始了夏王朝的统治。夏朝在前期的统治范围，笔者认为，仍在今山东境内或稍大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呢？
虞夏时代，农业已得到很大发展，再加上治水技术与建筑技术的提高，先民已经开始大规模地由山地移往平原地区居住，因而修筑了许多城郭。作为有夏氏族的中心，禹建造了夏邑之城，而该城正在鲁东。《太平寰宇记》卷18记缘陵曰：“昌乐县，本夏邑，商以前故国，太公前封之处，”在昌乐东南50里。《孟子·万章上》云：“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此阳城一般均指在今河南省登封县东南25里的告成镇，但今山东古亦有阳城（阳国之城）。《读史方舆纪要》卷1历代州城形势一云：“沂水县南有阳都城，故阳国。或曰，阳国本在今益都县东南，齐逼迁之于此。”齐迁之事又见《春秋·闵公二年》。可见，阳国原在今青州市一带。其地南有阳水东注瀰河，距嵩山不远。《国语·周语上》韦昭注云：“夏居阳城，崇高所近。”禹之所居完全可能在这里。禹登帝位后即居于帝舜之都——冀州，又名平阳，(18)当在今新泰市一带。(19)今市西有禹村镇，可为例证。
《左传·哀公七年》云：“禹会诸侯于涂山。”涂山亦即禹娶之国。《楚辞·天问》曰：“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山女，而通之于台桑？”在此“”即“涂”，由此笔者甚疑该字当读为yú。若是则与“徐”字同，也就是说涂山氏即徐戎。查今邹城市、滕州市一带古有徐戎，（20）那么完全可能涂山就在这里。《吕氏春秋·音初》云：“禹行水，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这说明涂山乃在接近南土而又不是南土的地方。虽然在此笔者不能推翻河南说和安徽说，但如果禹的统治中心乃在汶泗上源的话，涂山在邹城、滕州一带至少是完全讲得通的。又《墨子·节葬上》云：“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史记·夏本纪》云：“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会稽山又名茅山、苗山，《越绝书·外传记地》曰：“禹始也，忧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会稽。”会稽既为越地，后少康封其庶子于此，因亦国号越。而此越国至春秋初尚在山东。《国语·齐语》曰：“（齐桓公）即位数年，东南多有淫乱者，莱、莒、徐夷、吴、越，一战帅服三十一国。”《管子·小匡》曰：“于是乎桓公东救徐州分吴半，存鲁陵蔡割越地。”桓公既从未发兵江南，则此吴、越必在山东。大约正是由于这次打击，越国才被迫浮海南迁，遂使今浙江省亦有了会稽之山。公元前468年，越国强大，又北迁都城于琅琊，在今山东省胶南市南，盖有“打回老家”之意。（21）由此可知会稽之山很可能原即在今五莲山系之中。否则，怎能称禹是“东巡狩”呢？
《孟子·万章上》曰：“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益即伯益，封于费，（22）在费县西北40里。今沂水县、莒县、诸城市三县交界处有箕山，为潍河上源，汉设箕县，距费县不远，盖即益避启处。其后启即帝位，伯益不甘失败而发动叛乱，结果被杀。（23）今寿光县北20里有古益都城，可能是伯益被杀后其部民虏迁之地。同时受到夏启打击的还有有扈氏，双方大战于甘。甘，旧释在今陕西省户县，一说在今河南省原阳县原武镇西北，皆不确。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曰：“甘，水名。”《吕氏春秋·先己》作“甘泽”。而山东汶泗流域正有甘水、甘渊，与费相近，盖即夏、扈战地。《山海经·大荒南经》曰：“东海（即古大野泽）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渊。”同书《海内西经》亦云：“（昆仑）开明北有……甘水。”
夏启死后，幼弱的夏王朝遭到一场空前劫难，即“太康失国”。《古文尚书·五子之歌》曰：“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左传·襄公四年》亦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这个后羿，《史记·夏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云：“帝喾以上，世掌射正。至喾，赐以彤弓素矢，封之于鉏，为帝司射，历虞、夏。”鉏，旧说在今河南省濮阳市附近，（24）但据《水经·沭水注》，今枣庄市南古有柤水，东南流，乱于沂而注于沭。河口有柤口城，《左传·襄公十年》“春，会于柤，会吴子寿梦也”即此。羿所封之鉏有可能即是柤城。穷石即穷山、穷桑，（25）羿之氏族号为有穷，当与之有关，而穷桑乃在鲁都曲阜之北，距柤城及冀都均不远。若释穷石在今德州市东南，（26）则既偏离山东腹地，又远离河南，于理为短。太康被逐，遂奔至今河南省太康县，该县“相传夏太康所筑城，汉置阳夏县。”（27）《古文尚书》云羿距之于河，若定夏都鲁中地区，“河”为泗水，则正与此合。
后羿驱逐太康之后，经过仲康，在帝相时终于自立为帝。帝相东逃，回到夏族根据地。《太平御览》卷82引《帝王世纪》云：“乃徙商丘，依同姓诸侯斟灌氏、斟寻氏。”《水经·巨洋水注》亦云：“相居斟灌。”“商丘”乃为“帝丘”之误，居商丘者当是商之先祖相土。（28）帝丘，旧释在今河南省濮阳市附近。《左传·僖公卅一年》曰：“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卫成公梦康叔曰：‘相夺予享。’”此条材料固然证明相确曾居于帝丘，并与此帝丘有关，但却不能证明相必然居此。查今鲁东即有斟灌、斟寻遗迹，分别在今寿光县东54里灌亭和今潍坊市东南清池镇冶浑村（一说在市西南50里），相距甚近。依上文帝丘必与之近，在鲁东范围之内。卫之帝丘，盖即帝丘之民西迁所建，奉相之享亦很自然。若有奉享即曾居留，那康叔也就居于濮阳了，于理不通。
不久寒浞杀羿以代，迫使夏遗臣靡出奔有鬲氏；又东伐夏族，灭斟灌、斟寻，杀帝相。相妻缗方娠，逃归有仍，生少康。少康长为有仍牧正，又奔有虞，为之庖正，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于是“靡自有鬲氏，收二国（即斟灌、斟寻）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又灭浇于过，杼灭豷于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29）这就是“少康中兴”。今潍坊市东北有寒亭，南有古迹寒浞冢，东有浞河，当与寒浞有关，可能是其母国，或其东征胜利后的居地。有鬲氏在今临邑县德平镇东10里，偃姓，皋陶之后。有仍氏在今济宁市，太昊之后。有虞氏在今河南省虞城县，纶在县东南35里。过在今掖县西北20里。戈地不详，但亦当在鲁东而非豫东。以上地名均在山东或其附近。
帝少康即位，“归于夏邑。”（30）当时东夷已经强盛，夷夏之间冲突转剧，帝相时即有多次征夷记录。（31）很可能是迫于东夷的压力，夏王朝不得不西迁，开始了中国史上一场规模巨大的民族大迁徙。有《太平御览》卷82引《竹书纪年》“帝宁（即杼）居原”之文来看，帝少康时可能已迁都原了。原地，今释在今河南省济源县西北2里，即《左传·僖公廿四年》所言“原”国。疑非是。若少康果自鲁东西迁，可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翻越鲁山山脉至鲁西南地区再向西至豫北，一条是沿泰沂山系北麓西至豫北。二者均有可能，但前者途中山重水复，与后者途中之一马平川相比显非最佳，所以选择后者最有可能。鲁北地区均为平原，“原”之在此完全可能，今莱芜、淄博两市交界处有原山，原地在其附近未尝不可。
帝杼在位时又“自原迁于老丘。”（32）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列国都邑》云：“今开封府陈留县东北四十五里有老邱城。”较有可能即此。《山海经·海外东经》郭璞注引《竹书纪年》曰：“伯杼子征于东海，及王寿，得一狐九尾。”王寿，《路史》注云：“即平寿也。”平寿，在今潍坊市西南30里。非是。王寿，唐《稽瑞》引作“三寿”，当是，实与“三涂”、“三苗”、“九淖”类同，均为子族众多的部族。禹娶涂山，曾获九尾之狐，（33）可知三寿当在鲁西南之某处。由此东海必为大野泽。而杼称大野泽为“东海”，则其必在泽西无疑，与上老丘之说相合。夏族从此来到一个崭新的环境。正因帝杼为夏族的发展立了大功，所以受到子孙的异常尊崇，《国语·鲁语上》曰：“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
帝杼之后约200年，“帝廑一名胤甲，即位居西河。”（34）关于西河所在，可有三解：一是今河南省安阳市一带的西河。古黄河曾经安阳北流，故其西有“西河”之称。《吕氏春秋·音初》云：“殷整甲徙宅西河。”而《太平御览》卷83引《竹书纪年》则曰：“河亶甲整即位，自嚣迁于相。”相即在安阳（一说在内黄县西南13里，亦通），可为明证。二即魏之西河。《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曰：魏文侯“乃以（吴起）为西河守，以拒秦、韩。”《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曰：“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魏国境内的黄河，因孟津至武陟段为韩国占据，所以断为东、西两段，所谓西河实即龙门至孟津段，故而才有“拒秦、韩”之说。三是启之西河。《北堂书钞》卷13引《竹书纪年》曰：“启征西河。”《逸周书·尝麦解》曰：“其在殷（当为启）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国无正，用胥兴作乱，遂凶厥国。皇天哀禹，赐以彭寿，思正夏略。”《左传·昭公元年》曰：“夏有观、扈。”《国语·楚语上》曰：“启有五观。”由上可知启至西河征讨者乃是观国（五观）。观国所在，《史记·魏世家》正义曰：“观音馆。魏州观城县，古之观国。”在今范县西北观城镇。若认“西河”为黄河之西，殊难成立；只有认之为泗水之西，于理才通。而《史记·孔子世家》言“妇人有保西河之志”亦可证明。所以启之西河当即泗水之西范围。胤甲所居西河，三解均通，但尤以安阳说义长，因为很可能此地原有日谥文化，早在帝芒时即已迁此的商族（35）自上甲微开始便有日谥，代代相因，直至帝辛、武庚无一例外；而夏族自胤甲始也有了日谥，如孔甲、履癸（桀）等，可以证明。
帝孔甲即位后，可能仍居于西河，（36）又曾田于东阳、萯山。（37）东阳，《后汉书·郡国志》曰：“泰山南城县有东阳城，孔甲田于东阳、萯山。”在今费县西南70里。（38）萯山，王献唐先生指为今泗水县东南65里萯首山，即陪首山，俗称佛手山，与陪尾山相连。（39）可见尽管夏王室已经西迁，但其势力仍及于山东特别是鲁西南地区。
《史记·夏本纪》曰：“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国语·周语下》曰：“昔孔甲乱夏，四世而陨。”由于孔甲的荒淫，引起内忧外患，夏王室不久又被迫继续西迁，到达今豫西洛阳盆地一带。《左传·僖公卅二年》曰：“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杜预注：“殽在弘农渑池县西。”即今河南省洛宁县西北60里。夏桀即位，曾都斟寻。《水经·巨洋水注》引臣瓒曰：“《汲郡古文》云：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此斟寻虽为一国，但未必一地，桀所居之斟寻决不可能在山东，当是自山东迁来之国。《左传·昭公廿八年》杜预注：“河南巩县西南有地名鄩中。”《史记·夏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故鄩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盖桀所居也。”即今河南省偃师县东。又《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曰：“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40）《逸周书·度邑解》曰：“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勿固，其有夏之居。”《国语·周语上》曰：“昔伊、洛竭而夏亡。”皆与上述方位相合。夏王室虽又远迁，但与东方（鲁西南）仍保持密切联系。史载桀曾为有仍之会，而有缗氏叛之，（41）遂克有缗，（42）又言命扁帅师伐岷山。（43）有仍在今山东省济宁市。有缗氏即岷山氏，（44）又作蒙山氏，（45）在今山东省金乡县东北20里。又成汤欲叛，而桀能起九夷之师以镇压，（46）也可为证。
除河南外，晋西南也有一些夏的遗迹。《史记·吴太伯世家》云：“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索隐曰：“夏都安邑，虞仲都大阳之虞城，在安邑南，故曰夏虚。”安邑，在今山西省夏县西南50里，县西北15里又有夏城，一名禹王城，城内有青台高百尺；而今山西省平陆县东北45里有旧虞城，北有虞山，当即虞仲所封，距安邑不远，正在“夏虚”之内。关于夏虚的形成，有两种可能：一是在孔甲或皋、桀之世，夏王朝一度由河南北迁入晋，二是在夏亡后残余势力退保入晋。根据文献记载推断，后者可能性较大。《史记·匈奴列传》索隐引乐产《括地谱》曰：“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可知夏余确有北迁之举。又《逸周书·史记解》曰：“昔者西夏，……唐氏伐之，……西夏以亡。”后来周成王灭唐，封叔虞于“夏虚”，称唐侯，“启以夏政，疆以戎索。”（47）唐国在今翼城县西20里，南距安邑不远，也在“夏虚”之内。可知“夏虚”必为西夏之虚，安邑即西夏之都。唐灭西夏，事在夏代的可能性极小（更可能在商代），而桀等入晋是缺乏直接史料根据的。
夏王朝的西迁，并不只意味着夏族的西迁，也包括众多王朝属族的西迁。上面说到的斟寻氏即是典型的例子。其它的还有：唐氏，尧后，一支迁至河南，《路史·国名纪丁》云：“桀伐有唐，尧帝后，洛阳之唐聚。”《左传·昭公廿三年》杜预注云：“或云洛阳东南有唐亭。”一支迁至山西，即伐灭西夏者。虞氏，舜后，西迁山西，《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宋永初山川记》云：“蒲坂城中有舜庙，城外有舜宅及二妃坛。”蒲坂在今永济县东30里虞乡。西伯断虞、芮之讼即此。等等。以上诸族在西迁后，作为新的夏王朝的组成分子，继续参与创造了新的夏文明。
除随夏西迁者外，也有一些部民向北或向南迁徙，逸出了夏王朝的统治范围。如唐氏便有一支迁向河北，在今隆尧县西北有尧山，山南有柏人城，相传为尧所都；又有行唐县，相传尧迁所经；又有唐县，县东北有故唐邑，《左传·昭公十二年》曰：“齐高偃纳北燕伯款于唐。”即是。如虞氏便有一支向南迁徙，今湖南省宁远县南有九疑山，山南及东北皆有舜庙，可以为证。东夷的压迫，使山东地区灿烂的夏文明浪花四溅，流向四面八方。它们在新的生息地既吸收了土著文明，又带来夏文明的精髓，从而为该地创造出更加灿烂的新文明，促进了中国文明的交融与进步。正因夏文明的广泛传播，才使“华夏”得以成为整个中国的代称。
不过，夏王朝的西迁并未带走全部人民，仍有许多部族留在了原地。它们或被东夷灭亡，或臣服而夷化，与东夷各部错处杂居，共同创造了山东地区新的文明。其中与夏族有直接关系的有：杞国，《左传·襄公廿九年》曰：“杞，夏余也，而即东夷。”旧说在今诸城市一带，误，当原在今新泰市境内。娄国，牟族之国，《春秋·隐公四年》曰：“莒人伐杞，取牟娄。”杜预注：“城阳诸县东北有娄乡。”在今诸城市西南。《史记·陈杞世家》曰：“杞东楼公者，夏后禹之后苗裔也。”即此娄国。“亚醜”国，在今青州市东北30里苏埠屯出土的商器上有“亚醜”铭文族徽，王献唐先生据传世杞妇卣一器（其上亦有此徽记）推定该族乃“历夏、商至周，散居益都一带，其族即夏禹王室后裔也。”（48）鄅国，在今临沂市北15里鄅古城村，妘姓，禹后。鄫，姒姓，少康子烈曲所封，在今苍山县西向城乡。越国，姒姓，“至少康，恐禹迹宗庙祭祀之绝，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49）在今胶南市一带，说证详前。如此众多且特别集中于东部的夏族国家，其由西东迁的可能是很小的。这也正说明夏氏族很有可能是起于山东的。
夏氏族起于东方的可能性远远大于起于西方。因为在夏代及其以前，王朝统治能够同时囊括整个黄河流域乃至江淮流域的可能性是极小的，而按照旧说就必然会将夏王朝的统治范围一再扩大，乃至于整个黄河、长江流域，这其中又有多少合理成分呢？不能不令人怀疑。我们并非说在夏氏族外迁之前山东以外的地区便没有灿烂文明的存在，而是说由于遭到较高文明的征服，它们逐渐消亡了，如同后世中国北方的匈奴、突厥、契丹等部族的命运一样。关于夏氏族的存在，文献资料言之凿凿，不成问题，此点已得到学界的公认；但对于夏氏族的存在地域，文献资料却语焉不详，学界也众说纷纭。自20世纪30年代傅斯年先生刊发《夷夏东西说》(1)一文以来，“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的夷夏东西的观点遂渐成定论，以致考古学家在西方考夏墟，历史学家在西方论夏史。然而细究于地上、地下材料，仍觉“夷夏东西”说破绽百出，令人疑窦丛生。还是在30年代，杨向奎先生就提出了夏氏族起于东方的不同观点。(2)数十年来，随着文献研究和考古工作的巨大进展，这个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赞同。(3)虽然目前各项工作的进展尚不足以使它获得完全证实，但笔者感觉，夏氏族起于东方的确要比起于西方更具可能。下面笔者就现有文献材料对此试做一粗浅说明，以求教于学界。
为了正本清源，我们先从先夏氏族的存在地域谈起。所谓先夏氏族，即是指夏代以前直接哺育夏氏族的先民。《国语·鲁语上》称：“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可见夏氏族出于黄帝氏族、颛顼氏族、鲧氏族应当是无可怀疑的。同时，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在禹之前相继为帝（诸侯宗主）者分别是黄帝、少昊、颛顼、喾、尧、舜等人的氏族，它们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准确地说，不仅黄帝、颛顼、鲧，所有这些氏族都可以纳入先夏氏族的范围。夏文明正是直接从这些氏族的文明的胎胞中孕育出来的。并且，以上各氏族虽然都先后丧失宗主地位，但其氏族本身并未消亡，有的甚至在后来还发扬光大为很强大的地方势力。夏文明也正是它们在夏代作为夏王朝的组成分子，与有夏氏等部族一起共同创造的。因此，探究先夏氏族的居地绝不能对它们避而不谈。对于黄帝氏族及其后相继为帝的各氏族的居地，笔者曾予探讨，认为它们都很有可能居于山东境内，其影响大体涵盖除胶东以外的山东全部以及邻省的少部分地区。(4)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不再赘引前论，只谈一谈同样属于先夏氏族范围的有夏氏族的直接前身——有崇氏族的居地。
有崇氏就是著名的鲧的氏族，《国语·周语下》称其为“有崇伯鲧”。鲧为黄帝子孙、颛顼之后、大禹之父。《山海经·海内经》云：“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鲧复生禹。”《世本·帝系篇》云：“颛顼生鲧，鲧生高密，是为禹。”山东正有有崇氏的遗迹。王子襄《泗志钩沉》云：“垞城，古崇国，在泗上。”今泗水县东北40里有崇邑，西有城子顶，即垞城故址。(5)(《太平寰宇记》卷15河南道十五徐州一彭城县下亦有“垞城”，曰：“在县北三十里，北面临泗水，《舆地志》云：‘垞城，古崇国。’兖州人为实中城曰垞，直加切，城西南有崇侯虎庙。”)又《世本·帝系篇》云：“鲧娶有莘氏之女，谓之女志，是生高密。”宋衷注：“高密，禹所封国。”鲧既娶于有莘氏，相距应当不远。《读史方舆纪要》卷34东昌府莘县下有“莘亭城”条，云在县北；卷33曹州曹县下有“莘城”条，云在县北18里莘仲集；《左传·僖公廿八年》所云“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其地在范县临濮，皆当与有莘氏有关。虽不知孰是鲧之所娶，但均在鲁西南范围之内，与有崇氏相距不远却无可疑。又禹之封国曰高密。查泗水县东泉林镇南有姑幕故城，北距崇邑不远，又姑幕、高密音似相假，大约即高密之所在。正因高密为有崇氏的子族，故禹又被称为“崇禹”。(6)
后来，鲧被帝尧（一说帝舜）杀掉，其部族被流放。《国语·晋语八》云：“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举之。”羽山之所在，一般指为今临沭县南60里处的羽山，其山平地崛起，巍峨壮观，北麓有羽渊，俗名殛鲧泉，南有著名温泉。其说当有所据。由此可知有崇氏很有可能是向东流放的，所以《史记·五帝本纪》才称：“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东夷即生活在胶东以及鲁东、鲁东南地区的先民。《楚辞·天问》曰鲧“阻穷西征，岩何越焉？化为黄熊，巫何活焉？”穷即穷山、穷桑，在泗水、曲阜一带，(7)正说明鲧是被殛于东，所以才翻过重山，西征求活。今临朐县西南70里鲁山东麓有山名嵩山，可能即有崇氏东迁后之所处。王念孙《读书杂志》卷4之一云：“古无崇字，以嵩为之。”
有崇东迁，禹的部民也随之向东。故鲁东也有了姑幕城，在今诸城市西40里，汉曾置姑幕县。又有高密城，在今高密县西南40里，汉曾置高密县。又有密乡城，在今昌邑县东南15里，《左传·隐公二年》所云“冬，纪子帛、莒子盟于密”即此。又有下密城，在今潍坊市西30里。又有密水，亦名高密水、百尺沟，出今诸城市东，北流经高密故城南10里东北入潍河。又王献唐《山东古国考》称山东有古牟族，(8)牟盖密之音转，应是高密族的后裔了。今山东尚有许多牟族遗迹留存，分布甚广，如安丘县西南16里有牟山，山北有牟乡故城，县南20里还有牟娄山（今讹作朦胧山）；诸城市西南亦有牟山、牟乡；寿光县东北20里有牟城；沂水县东南有牟乡，古为根牟国；(9)蓬莱县东南90里有牟平城，汉置县；牟平县北7里有牟山；莱芜市东20里有古牟城，春秋时为小国(10)。不过，“山东牟族，固甚普遍，诸城安丘一带，其势力中心也。”(11)从以上地名中可以隐约窥出，禹之高密国东迁后的大体居住范围就是鲁东地区。鲁东地区倚山面海，河流众多，有广袤肥沃的平原，在农业发达的虞夏时代，实为先民居留的天然良园。祸兮福所倚，有崇氏的不幸反而成了其子孙发展壮大的开端，故《国语·周语上》谓：“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融即祝融，为殛鲧命令的执行者。(12)
根据上面的论说，如果得出先夏氏族完全可能始终居于山东的结论，应该不属妄断吧？如果此点能够确立，那么它就至少说明夏氏族的居地绝不可能与山东完全无关。接下去我们就对夏氏族的始居地域及其后来的流迁地域作些考察。
鲧禹时代，即帝尧、帝舜时代，地球上发生了一场世界性水灾。据古地理学研究表明，大约在距今7000—6000年前的全新世早期，地球上发生了一次大规模海侵；继距今5000年前后的海退之后，中全新世后期又发生了一次大规模海侵，这次即正当鲧禹时代，直到距今4000年左右才开始海退。海侵不仅意味着海陆的变迁，而且必然伴随着气候的剧变，包括降水量的骤增。《孟子·滕文公上》说：“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正是这场水灾的真实写照。但也正是这场空前祸难，造就了以禹为代表的许多治水英雄。禹的治水足迹是很广的，但果真如后世传说的那样遍布黄河流域乃至江淮地区吗？这是很值得推敲的。《史记·殷本纪》录《汤诰》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据此，禹迹所在显然主要是四渎之内。那么这四渎是否就是今天所说的长江、济水、黄河、淮河呢？根据其它资料，我们发现除济水之外，其它三渎均非后世所指。
《吕氏春秋·爱类》云：“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横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禹于是疏河决江，为彭蠡之障，干东土，所活者千八百国，此禹之功也。”龙门，今释在陕西省韩城县东北，但据晋王嘉《拾遗记》卷2所记“禹凿龙关之山，亦谓之龙门。至一空岩，……又见一神，蛇身人面。……即羲皇也”，羲皇本居泗上，(13)则龙门分明是在泗水上源。查今泗水县北有龙门山，当即此地。又吕梁山，在泗水流域亦有，在今徐州市东南60里，其下有吕梁洪。宋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卷13云：“泗水至吕县，积石为梁，故号吕梁。”吕县在今徐州市东50里吕城。由上可知，禹所导之“河”并非黄河，而是泗水。
至于江，前人早已言明，古文献中的“江”并非长江的专称，(14)如《韩非子·喻老》云：“吴兵既胜齐人于艾陵，张之于江、济，强之于黄池。”此“江”即非长江。禹之治水既是“东为江”，也决不会是南方的长江，而当是鲁东南的沂河或沭河。至于淮，前人也已言明，其得名乃因淮（鸟）夷，而淮夷在西周、春秋初期尚仅迁至今鲁南地区。(15)并且，据古地理学研究，今苏北地区在距今约6000年前，海侵最大范围曾至赣榆、泗阳、洪泽湖一线，在距今4000年左右第二次海侵之后才渐次东退。可见苏北淮河流域在古代乃是先民难居之所，大禹于此大规模治水实无必要。(16)《孟子·滕文公上》曰：“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淮水既能注之江，则其必非今之淮河，而当是鲁南某条注入沂、沭二水的河流。
由《孟子·滕文公上》可知，禹曾治理过济水、漯水当无疑问。据《元和郡县志》河南道六齐州禹城县条云，今禹城县旧有地名禹息城，盖由于此。至于《尚书·禹贡》所言禹在河北的治水，殊不可信。据古地理学研究，河北在距今6000年前，海岸线在今昌黎、文安、任丘、献县、德州、济南一线；到距今4000多年时，海水虽然东退，却留下了大片湖沼滩涂，少人居处，(17)所以大禹也绝无必要于河北治水。除上述诸水外，禹还治理过淄水、洮水。《史记·夏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淄州淄川县东北（按：当为西南）七十里原山，淄水所出。俗传云：禹理水功毕，土石黑，数里之中波若漆，故谓之淄水也。”此原山因而又称禹王山。《水经·河水注》云：“禹治洪水，西至洮水之上，见长人，受黑玉书于斯水上。”郦氏系之于今甘肃省的洮河，殊不知在鲁西南地区古亦有“洮”，《左传·僖公八年》“盟于洮”即是。《读史方舆纪要》卷34濮州洮城条云：“在州西南五十里。”洮城必与洮水有关。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禹治水的范围完全可能主要在今山东境内，即汶泗、沂沭、淄潍、济漯等河流域。同时治理今之江、淮、河、济，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而言是根本做不到的。
治水斗争的胜利，使禹获得了崇高的声望。《国语·周语下》云：“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不久禹登帝位，从此开始了夏王朝的统治。夏朝在前期的统治范围，笔者认为，仍在今山东境内或稍大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呢？
虞夏时代，农业已得到很大发展，再加上治水技术与建筑技术的提高，先民已经开始大规模地由山地移往平原地区居住，因而修筑了许多城郭。作为有夏氏族的中心，禹建造了夏邑之城，而该城正在鲁东。《太平寰宇记》卷18记缘陵曰：“昌乐县，本夏邑，商以前故国，太公前封之处，”在昌乐东南50里。《孟子·万章上》云：“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此阳城一般均指在今河南省登封县东南25里的告成镇，但今山东古亦有阳城（阳国之城）。《读史方舆纪要》卷1历代州城形势一云：“沂水县南有阳都城，故阳国。或曰，阳国本在今益都县东南，齐逼迁之于此。”齐迁之事又见《春秋·闵公二年》。可见，阳国原在今青州市一带。其地南有阳水东注瀰河，距嵩山不远。《国语·周语上》韦昭注云：“夏居阳城，崇高所近。”禹之所居完全可能在这里。禹登帝位后即居于帝舜之都——冀州，又名平阳，(18)当在今新泰市一带。(19)今市西有禹村镇，可为例证。
《左传·哀公七年》云：“禹会诸侯于涂山。”涂山亦即禹娶之国。《楚辞·天问》曰：“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山女，而通之于台桑？”在此“”即“涂”，由此笔者甚疑该字当读为yú。若是则与“徐”字同，也就是说涂山氏即徐戎。查今邹城市、滕州市一带古有徐戎，（20）那么完全可能涂山就在这里。《吕氏春秋·音初》云：“禹行水，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这说明涂山乃在接近南土而又不是南土的地方。虽然在此笔者不能推翻河南说和安徽说，但如果禹的统治中心乃在汶泗上源的话，涂山在邹城、滕州一带至少是完全讲得通的。又《墨子·节葬上》云：“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史记·夏本纪》云：“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会稽山又名茅山、苗山，《越绝书·外传记地》曰：“禹始也，忧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会稽。”会稽既为越地，后少康封其庶子于此，因亦国号越。而此越国至春秋初尚在山东。《国语·齐语》曰：“（齐桓公）即位数年，东南多有淫乱者，莱、莒、徐夷、吴、越，一战帅服三十一国。”《管子·小匡》曰：“于是乎桓公东救徐州分吴半，存鲁陵蔡割越地。”桓公既从未发兵江南，则此吴、越必在山东。大约正是由于这次打击，越国才被迫浮海南迁，遂使今浙江省亦有了会稽之山。公元前468年，越国强大，又北迁都城于琅琊，在今山东省胶南市南，盖有“打回老家”之意。（21）由此可知会稽之山很可能原即在今五莲山系之中。否则，怎能称禹是“东巡狩”呢？
《孟子·万章上》曰：“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益即伯益，封于费，（22）在费县西北40里。今沂水县、莒县、诸城市三县交界处有箕山，为潍河上源，汉设箕县，距费县不远，盖即益避启处。其后启即帝位，伯益不甘失败而发动叛乱，结果被杀。（23）今寿光县北20里有古益都城，可能是伯益被杀后其部民虏迁之地。同时受到夏启打击的还有有扈氏，双方大战于甘。甘，旧释在今陕西省户县，一说在今河南省原阳县原武镇西北，皆不确。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曰：“甘，水名。”《吕氏春秋·先己》作“甘泽”。而山东汶泗流域正有甘水、甘渊，与费相近，盖即夏、扈战地。《山海经·大荒南经》曰：“东海（即古大野泽）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渊。”同书《海内西经》亦云：“（昆仑）开明北有……甘水。”
夏启死后，幼弱的夏王朝遭到一场空前劫难，即“太康失国”。《古文尚书·五子之歌》曰：“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左传·襄公四年》亦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这个后羿，《史记·夏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云：“帝喾以上，世掌射正。至喾，赐以彤弓素矢，封之于鉏，为帝司射，历虞、夏。”鉏，旧说在今河南省濮阳市附近，（24）但据《水经·沭水注》，今枣庄市南古有柤水，东南流，乱于沂而注于沭。河口有柤口城，《左传·襄公十年》“春，会于柤，会吴子寿梦也”即此。羿所封之鉏有可能即是柤城。穷石即穷山、穷桑，（25）羿之氏族号为有穷，当与之有关，而穷桑乃在鲁都曲阜之北，距柤城及冀都均不远。若释穷石在今德州市东南，（26）则既偏离山东腹地，又远离河南，于理为短。太康被逐，遂奔至今河南省太康县，该县“相传夏太康所筑城，汉置阳夏县。”（27）《古文尚书》云羿距之于河，若定夏都鲁中地区，“河”为泗水，则正与此合。
后羿驱逐太康之后，经过仲康，在帝相时终于自立为帝。帝相东逃，回到夏族根据地。《太平御览》卷82引《帝王世纪》云：“乃徙商丘，依同姓诸侯斟灌氏、斟寻氏。”《水经·巨洋水注》亦云：“相居斟灌。”“商丘”乃为“帝丘”之误，居商丘者当是商之先祖相土。（28）帝丘，旧释在今河南省濮阳市附近。《左传·僖公卅一年》曰：“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卫成公梦康叔曰：‘相夺予享。’”此条材料固然证明相确曾居于帝丘，并与此帝丘有关，但却不能证明相必然居此。查今鲁东即有斟灌、斟寻遗迹，分别在今寿光县东54里灌亭和今潍坊市东南清池镇冶浑村（一说在市西南50里），相距甚近。依上文帝丘必与之近，在鲁东范围之内。卫之帝丘，盖即帝丘之民西迁所建，奉相之享亦很自然。若有奉享即曾居留，那康叔也就居于濮阳了，于理不通。
不久寒浞杀羿以代，迫使夏遗臣靡出奔有鬲氏；又东伐夏族，灭斟灌、斟寻，杀帝相。相妻缗方娠，逃归有仍，生少康。少康长为有仍牧正，又奔有虞，为之庖正，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于是“靡自有鬲氏，收二国（即斟灌、斟寻）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又灭浇于过，杼灭豷于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29）这就是“少康中兴”。今潍坊市东北有寒亭，南有古迹寒浞冢，东有浞河，当与寒浞有关，可能是其母国，或其东征胜利后的居地。有鬲氏在今临邑县德平镇东10里，偃姓，皋陶之后。有仍氏在今济宁市，太昊之后。有虞氏在今河南省虞城县，纶在县东南35里。过在今掖县西北20里。戈地不详，但亦当在鲁东而非豫东。以上地名均在山东或其附近。
帝少康即位，“归于夏邑。”（30）当时东夷已经强盛，夷夏之间冲突转剧，帝相时即有多次征夷记录。（31）很可能是迫于东夷的压力，夏王朝不得不西迁，开始了中国史上一场规模巨大的民族大迁徙。有《太平御览》卷82引《竹书纪年》“帝宁（即杼）居原”之文来看，帝少康时可能已迁都原了。原地，今释在今河南省济源县西北2里，即《左传·僖公廿四年》所言“原”国。疑非是。若少康果自鲁东西迁，可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翻越鲁山山脉至鲁西南地区再向西至豫北，一条是沿泰沂山系北麓西至豫北。二者均有可能，但前者途中山重水复，与后者途中之一马平川相比显非最佳，所以选择后者最有可能。鲁北地区均为平原，“原”之在此完全可能，今莱芜、淄博两市交界处有原山，原地在其附近未尝不可。
帝杼在位时又“自原迁于老丘。”（32）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列国都邑》云：“今开封府陈留县东北四十五里有老邱城。”较有可能即此。《山海经·海外东经》郭璞注引《竹书纪年》曰：“伯杼子征于东海，及王寿，得一狐九尾。”王寿，《路史》注云：“即平寿也。”平寿，在今潍坊市西南30里。非是。王寿，唐《稽瑞》引作“三寿”，当是，实与“三涂”、“三苗”、“九淖”类同，均为子族众多的部族。禹娶涂山，曾获九尾之狐，（33）可知三寿当在鲁西南之某处。由此东海必为大野泽。而杼称大野泽为“东海”，则其必在泽西无疑，与上老丘之说相合。夏族从此来到一个崭新的环境。正因帝杼为夏族的发展立了大功，所以受到子孙的异常尊崇，《国语·鲁语上》曰：“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
帝杼之后约200年，“帝廑一名胤甲，即位居西河。”（34）关于西河所在，可有三解：一是今河南省安阳市一带的西河。古黄河曾经安阳北流，故其西有“西河”之称。《吕氏春秋·音初》云：“殷整甲徙宅西河。”而《太平御览》卷83引《竹书纪年》则曰：“河亶甲整即位，自嚣迁于相。”相即在安阳（一说在内黄县西南13里，亦通），可为明证。二即魏之西河。《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曰：魏文侯“乃以（吴起）为西河守，以拒秦、韩。”《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曰：“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魏国境内的黄河，因孟津至武陟段为韩国占据，所以断为东、西两段，所谓西河实即龙门至孟津段，故而才有“拒秦、韩”之说。三是启之西河。《北堂书钞》卷13引《竹书纪年》曰：“启征西河。”《逸周书·尝麦解》曰：“其在殷（当为启）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国无正，用胥兴作乱，遂凶厥国。皇天哀禹，赐以彭寿，思正夏略。”《左传·昭公元年》曰：“夏有观、扈。”《国语·楚语上》曰：“启有五观。”由上可知启至西河征讨者乃是观国（五观）。观国所在，《史记·魏世家》正义曰：“观音馆。魏州观城县，古之观国。”在今范县西北观城镇。若认“西河”为黄河之西，殊难成立；只有认之为泗水之西，于理才通。而《史记·孔子世家》言“妇人有保西河之志”亦可证明。所以启之西河当即泗水之西范围。胤甲所居西河，三解均通，但尤以安阳说义长，因为很可能此地原有日谥文化，早在帝芒时即已迁此的商族（35）自上甲微开始便有日谥，代代相因，直至帝辛、武庚无一例外；而夏族自胤甲始也有了日谥，如孔甲、履癸（桀）等，可以证明。
帝孔甲即位后，可能仍居于西河，（36）又曾田于东阳、萯山。（37）东阳，《后汉书·郡国志》曰：“泰山南城县有东阳城，孔甲田于东阳、萯山。”在今费县西南70里。（38）萯山，王献唐先生指为今泗水县东南65里萯首山，即陪首山，俗称佛手山，与陪尾山相连。（39）可见尽管夏王室已经西迁，但其势力仍及于山东特别是鲁西南地区。
《史记·夏本纪》曰：“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国语·周语下》曰：“昔孔甲乱夏，四世而陨。”由于孔甲的荒淫，引起内忧外患，夏王室不久又被迫继续西迁，到达今豫西洛阳盆地一带。《左传·僖公卅二年》曰：“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杜预注：“殽在弘农渑池县西。”即今河南省洛宁县西北60里。夏桀即位，曾都斟寻。《水经·巨洋水注》引臣瓒曰：“《汲郡古文》云：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此斟寻虽为一国，但未必一地，桀所居之斟寻决不可能在山东，当是自山东迁来之国。《左传·昭公廿八年》杜预注：“河南巩县西南有地名鄩中。”《史记·夏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故鄩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盖桀所居也。”即今河南省偃师县东。又《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曰：“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40）《逸周书·度邑解》曰：“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勿固，其有夏之居。”《国语·周语上》曰：“昔伊、洛竭而夏亡。”皆与上述方位相合。夏王室虽又远迁，但与东方（鲁西南）仍保持密切联系。史载桀曾为有仍之会，而有缗氏叛之，（41）遂克有缗，（42）又言命扁帅师伐岷山。（43）有仍在今山东省济宁市。有缗氏即岷山氏，（44）又作蒙山氏，（45）在今山东省金乡县东北20里。又成汤欲叛，而桀能起九夷之师以镇压，（46）也可为证。
除河南外，晋西南也有一些夏的遗迹。《史记·吴太伯世家》云：“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索隐曰：“夏都安邑，虞仲都大阳之虞城，在安邑南，故曰夏虚。”安邑，在今山西省夏县西南50里，县西北15里又有夏城，一名禹王城，城内有青台高百尺；而今山西省平陆县东北45里有旧虞城，北有虞山，当即虞仲所封，距安邑不远，正在“夏虚”之内。关于夏虚的形成，有两种可能：一是在孔甲或皋、桀之世，夏王朝一度由河南北迁入晋，二是在夏亡后残余势力退保入晋。根据文献记载推断，后者可能性较大。《史记·匈奴列传》索隐引乐产《括地谱》曰：“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可知夏余确有北迁之举。又《逸周书·史记解》曰：“昔者西夏，……唐氏伐之，……西夏以亡。”后来周成王灭唐，封叔虞于“夏虚”，称唐侯，“启以夏政，疆以戎索。”（47）唐国在今翼城县西20里，南距安邑不远，也在“夏虚”之内。可知“夏虚”必为西夏之虚，安邑即西夏之都。唐灭西夏，事在夏代的可能性极小（更可能在商代），而桀等入晋是缺乏直接史料根据的。
夏王朝的西迁，并不只意味着夏族的西迁，也包括众多王朝属族的西迁。上面说到的斟寻氏即是典型的例子。其它的还有：唐氏，尧后，一支迁至河南，《路史·国名纪丁》云：“桀伐有唐，尧帝后，洛阳之唐聚。”《左传·昭公廿三年》杜预注云：“或云洛阳东南有唐亭。”一支迁至山西，即伐灭西夏者。虞氏，舜后，西迁山西，《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宋永初山川记》云：“蒲坂城中有舜庙，城外有舜宅及二妃坛。”蒲坂在今永济县东30里虞乡。西伯断虞、芮之讼即此。等等。以上诸族在西迁后，作为新的夏王朝的组成分子，继续参与创造了新的夏文明。
除随夏西迁者外，也有一些部民向北或向南迁徙，逸出了夏王朝的统治范围。如唐氏便有一支迁向河北，在今隆尧县西北有尧山，山南有柏人城，相传为尧所都；又有行唐县，相传尧迁所经；又有唐县，县东北有故唐邑，《左传·昭公十二年》曰：“齐高偃纳北燕伯款于唐。”即是。如虞氏便有一支向南迁徙，今湖南省宁远县南有九疑山，山南及东北皆有舜庙，可以为证。东夷的压迫，使山东地区灿烂的夏文明浪花四溅，流向四面八方。它们在新的生息地既吸收了土著文明，又带来夏文明的精髓，从而为该地创造出更加灿烂的新文明，促进了中国文明的交融与进步。正因夏文明的广泛传播，才使“华夏”得以成为整个中国的代称。
不过，夏王朝的西迁并未带走全部人民，仍有许多部族留在了原地。它们或被东夷灭亡，或臣服而夷化，与东夷各部错处杂居，共同创造了山东地区新的文明。其中与夏族有直接关系的有：杞国，《左传·襄公廿九年》曰：“杞，夏余也，而即东夷。”旧说在今诸城市一带，误，当原在今新泰市境内。娄国，牟族之国，《春秋·隐公四年》曰：“莒人伐杞，取牟娄。”杜预注：“城阳诸县东北有娄乡。”在今诸城市西南。《史记·陈杞世家》曰：“杞东楼公者，夏后禹之后苗裔也。”即此娄国。“亚醜”国，在今青州市东北30里苏埠屯出土的商器上有“亚醜”铭文族徽，王献唐先生据传世杞妇卣一器（其上亦有此徽记）推定该族乃“历夏、商至周，散居益都一带，其族即夏禹王室后裔也。”（48）鄅国，在今临沂市北15里鄅古城村，妘姓，禹后。鄫，姒姓，少康子烈曲所封，在今苍山县西向城乡。越国，姒姓，“至少康，恐禹迹宗庙祭祀之绝，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49）在今胶南市一带，说证详前。如此众多且特别集中于东部的夏族国家，其由西东迁的可能是很小的。这也正说明夏氏族很有可能是起于山东的。
夏氏族起于东方的可能性远远大于起于西方。因为在夏代及其以前，王朝统治能够同时囊括整个黄河流域乃至江淮流域的可能性是极小的，而按照旧说就必然会将夏王朝的统治范围一再扩大，乃至于整个黄河、长江流域，这其中又有多少合理成分呢？不能不令人怀疑。我们并非说在夏氏族外迁之前山东以外的地区便没有灿烂文明的存在，而是说由于遭到较高文明的征服，它们逐渐消亡了，如同后世中国北方的匈奴、突厥、契丹等部族的命运一样。
为了正本清源，我们先从先夏氏族的存在地域谈起。所谓先夏氏族，即是指夏代以前直接哺育夏氏族的先民。《国语·鲁语上》称：“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可见夏氏族出于黄帝氏族、颛顼氏族、鲧氏族应当是无可怀疑的。同时，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在禹之前相继为帝（诸侯宗主）者分别是黄帝、少昊、颛顼、喾、尧、舜等人的氏族，它们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准确地说，不仅黄帝、颛顼、鲧，所有这些氏族都可以纳入先夏氏族的范围。夏文明正是直接从这些氏族的文明的胎胞中孕育出来的。并且，以上各氏族虽然都先后丧失宗主地位，但其氏族本身并未消亡，有的甚至在后来还发扬光大为很强大的地方势力。夏文明也正是它们在夏代作为夏王朝的组成分子，与有夏氏等部族一起共同创造的。因此，探究先夏氏族的居地绝不能对它们避而不谈。对于黄帝氏族及其后相继为帝的各氏族的居地，笔者曾予探讨，认为它们都很有可能居于山东境内，其影响大体涵盖除胶东以外的山东全部以及邻省的少部分地区。(4)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不再赘引前论，只谈一谈同样属于先夏氏族范围的有夏氏族的直接前身——有崇氏族的居地。
有崇氏就是著名的鲧的氏族，《国语·周语下》称其为“有崇伯鲧”。鲧为黄帝子孙、颛顼之后、大禹之父。《山海经·海内经》云：“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鲧复生禹。”《世本·帝系篇》云：“颛顼生鲧，鲧生高密，是为禹。”山东正有有崇氏的遗迹。王子襄《泗志钩沉》云：“垞城，古崇国，在泗上。”今泗水县东北40里有崇邑，西有城子顶，即垞城故址。(5)(《太平寰宇记》卷15河南道十五徐州一彭城县下亦有“垞城”，曰：“在县北三十里，北面临泗水，《舆地志》云：‘垞城，古崇国。’兖州人为实中城曰垞，直加切，城西南有崇侯虎庙。”)又《世本·帝系篇》云：“鲧娶有莘氏之女，谓之女志，是生高密。”宋衷注：“高密，禹所封国。”鲧既娶于有莘氏，相距应当不远。《读史方舆纪要》卷34东昌府莘县下有“莘亭城”条，云在县北；卷33曹州曹县下有“莘城”条，云在县北18里莘仲集；《左传·僖公廿八年》所云“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其地在范县临濮，皆当与有莘氏有关。虽不知孰是鲧之所娶，但均在鲁西南范围之内，与有崇氏相距不远却无可疑。又禹之封国曰高密。查泗水县东泉林镇南有姑幕故城，北距崇邑不远，又姑幕、高密音似相假，大约即高密之所在。正因高密为有崇氏的子族，故禹又被称为“崇禹”。(6)
后来，鲧被帝尧（一说帝舜）杀掉，其部族被流放。《国语·晋语八》云：“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举之。”羽山之所在，一般指为今临沭县南60里处的羽山，其山平地崛起，巍峨壮观，北麓有羽渊，俗名殛鲧泉，南有著名温泉。其说当有所据。由此可知有崇氏很有可能是向东流放的，所以《史记·五帝本纪》才称：“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东夷即生活在胶东以及鲁东、鲁东南地区的先民。《楚辞·天问》曰鲧“阻穷西征，岩何越焉？化为黄熊，巫何活焉？”穷即穷山、穷桑，在泗水、曲阜一带，(7)正说明鲧是被殛于东，所以才翻过重山，西征求活。今临朐县西南70里鲁山东麓有山名嵩山，可能即有崇氏东迁后之所处。王念孙《读书杂志》卷4之一云：“古无崇字，以嵩为之。”
有崇东迁，禹的部民也随之向东。故鲁东也有了姑幕城，在今诸城市西40里，汉曾置姑幕县。又有高密城，在今高密县西南40里，汉曾置高密县。又有密乡城，在今昌邑县东南15里，《左传·隐公二年》所云“冬，纪子帛、莒子盟于密”即此。又有下密城，在今潍坊市西30里。又有密水，亦名高密水、百尺沟，出今诸城市东，北流经高密故城南10里东北入潍河。又王献唐《山东古国考》称山东有古牟族，(8)牟盖密之音转，应是高密族的后裔了。今山东尚有许多牟族遗迹留存，分布甚广，如安丘县西南16里有牟山，山北有牟乡故城，县南20里还有牟娄山（今讹作朦胧山）；诸城市西南亦有牟山、牟乡；寿光县东北20里有牟城；沂水县东南有牟乡，古为根牟国；(9)蓬莱县东南90里有牟平城，汉置县；牟平县北7里有牟山；莱芜市东20里有古牟城，春秋时为小国(10)。不过，“山东牟族，固甚普遍，诸城安丘一带，其势力中心也。”(11)从以上地名中可以隐约窥出，禹之高密国东迁后的大体居住范围就是鲁东地区。鲁东地区倚山面海，河流众多，有广袤肥沃的平原，在农业发达的虞夏时代，实为先民居留的天然良园。祸兮福所倚，有崇氏的不幸反而成了其子孙发展壮大的开端，故《国语·周语上》谓：“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融即祝融，为殛鲧命令的执行者。(12)
根据上面的论说，如果得出先夏氏族完全可能始终居于山东的结论，应该不属妄断吧？如果此点能够确立，那么它就至少说明夏氏族的居地绝不可能与山东完全无关。接下去我们就对夏氏族的始居地域及其后来的流迁地域作些考察。
鲧禹时代，即帝尧、帝舜时代，地球上发生了一场世界性水灾。据古地理学研究表明，大约在距今7000—6000年前的全新世早期，地球上发生了一次大规模海侵；继距今5000年前后的海退之后，中全新世后期又发生了一次大规模海侵，这次即正当鲧禹时代，直到距今4000年左右才开始海退。海侵不仅意味着海陆的变迁，而且必然伴随着气候的剧变，包括降水量的骤增。《孟子·滕文公上》说：“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正是这场水灾的真实写照。但也正是这场空前祸难，造就了以禹为代表的许多治水英雄。禹的治水足迹是很广的，但果真如后世传说的那样遍布黄河流域乃至江淮地区吗？这是很值得推敲的。《史记·殷本纪》录《汤诰》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据此，禹迹所在显然主要是四渎之内。那么这四渎是否就是今天所说的长江、济水、黄河、淮河呢？根据其它资料，我们发现除济水之外，其它三渎均非后世所指。
《吕氏春秋·爱类》云：“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横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禹于是疏河决江，为彭蠡之障，干东土，所活者千八百国，此禹之功也。”龙门，今释在陕西省韩城县东北，但据晋王嘉《拾遗记》卷2所记“禹凿龙关之山，亦谓之龙门。至一空岩，……又见一神，蛇身人面。……即羲皇也”，羲皇本居泗上，(13)则龙门分明是在泗水上源。查今泗水县北有龙门山，当即此地。又吕梁山，在泗水流域亦有，在今徐州市东南60里，其下有吕梁洪。宋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卷13云：“泗水至吕县，积石为梁，故号吕梁。”吕县在今徐州市东50里吕城。由上可知，禹所导之“河”并非黄河，而是泗水。
至于江，前人早已言明，古文献中的“江”并非长江的专称，(14)如《韩非子·喻老》云：“吴兵既胜齐人于艾陵，张之于江、济，强之于黄池。”此“江”即非长江。禹之治水既是“东为江”，也决不会是南方的长江，而当是鲁东南的沂河或沭河。至于淮，前人也已言明，其得名乃因淮（鸟）夷，而淮夷在西周、春秋初期尚仅迁至今鲁南地区。(15)并且，据古地理学研究，今苏北地区在距今约6000年前，海侵最大范围曾至赣榆、泗阳、洪泽湖一线，在距今4000年左右第二次海侵之后才渐次东退。可见苏北淮河流域在古代乃是先民难居之所，大禹于此大规模治水实无必要。(16)《孟子·滕文公上》曰：“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淮水既能注之江，则其必非今之淮河，而当是鲁南某条注入沂、沭二水的河流。
由《孟子·滕文公上》可知，禹曾治理过济水、漯水当无疑问。据《元和郡县志》河南道六齐州禹城县条云，今禹城县旧有地名禹息城，盖由于此。至于《尚书·禹贡》所言禹在河北的治水，殊不可信。据古地理学研究，河北在距今6000年前，海岸线在今昌黎、文安、任丘、献县、德州、济南一线；到距今4000多年时，海水虽然东退，却留下了大片湖沼滩涂，少人居处，(17)所以大禹也绝无必要于河北治水。除上述诸水外，禹还治理过淄水、洮水。《史记·夏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淄州淄川县东北（按：当为西南）七十里原山，淄水所出。俗传云：禹理水功毕，土石黑，数里之中波若漆，故谓之淄水也。”此原山因而又称禹王山。《水经·河水注》云：“禹治洪水，西至洮水之上，见长人，受黑玉书于斯水上。”郦氏系之于今甘肃省的洮河，殊不知在鲁西南地区古亦有“洮”，《左传·僖公八年》“盟于洮”即是。《读史方舆纪要》卷34濮州洮城条云：“在州西南五十里。”洮城必与洮水有关。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禹治水的范围完全可能主要在今山东境内，即汶泗、沂沭、淄潍、济漯等河流域。同时治理今之江、淮、河、济，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而言是根本做不到的。
治水斗争的胜利，使禹获得了崇高的声望。《国语·周语下》云：“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不久禹登帝位，从此开始了夏王朝的统治。夏朝在前期的统治范围，笔者认为，仍在今山东境内或稍大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呢？
虞夏时代，农业已得到很大发展，再加上治水技术与建筑技术的提高，先民已经开始大规模地由山地移往平原地区居住，因而修筑了许多城郭。作为有夏氏族的中心，禹建造了夏邑之城，而该城正在鲁东。《太平寰宇记》卷18记缘陵曰：“昌乐县，本夏邑，商以前故国，太公前封之处，”在昌乐东南50里。《孟子·万章上》云：“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此阳城一般均指在今河南省登封县东南25里的告成镇，但今山东古亦有阳城（阳国之城）。《读史方舆纪要》卷1历代州城形势一云：“沂水县南有阳都城，故阳国。或曰，阳国本在今益都县东南，齐逼迁之于此。”齐迁之事又见《春秋·闵公二年》。可见，阳国原在今青州市一带。其地南有阳水东注瀰河，距嵩山不远。《国语·周语上》韦昭注云：“夏居阳城，崇高所近。”禹之所居完全可能在这里。禹登帝位后即居于帝舜之都——冀州，又名平阳，(18)当在今新泰市一带。(19)今市西有禹村镇，可为例证。
《左传·哀公七年》云：“禹会诸侯于涂山。”涂山亦即禹娶之国。《楚辞·天问》曰：“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山女，而通之于台桑？”在此“”即“涂”，由此笔者甚疑该字当读为yú。若是则与“徐”字同，也就是说涂山氏即徐戎。查今邹城市、滕州市一带古有徐戎，（20）那么完全可能涂山就在这里。《吕氏春秋·音初》云：“禹行水，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这说明涂山乃在接近南土而又不是南土的地方。虽然在此笔者不能推翻河南说和安徽说，但如果禹的统治中心乃在汶泗上源的话，涂山在邹城、滕州一带至少是完全讲得通的。又《墨子·节葬上》云：“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史记·夏本纪》云：“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会稽山又名茅山、苗山，《越绝书·外传记地》曰：“禹始也，忧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会稽。”会稽既为越地，后少康封其庶子于此，因亦国号越。而此越国至春秋初尚在山东。《国语·齐语》曰：“（齐桓公）即位数年，东南多有淫乱者，莱、莒、徐夷、吴、越，一战帅服三十一国。”《管子·小匡》曰：“于是乎桓公东救徐州分吴半，存鲁陵蔡割越地。”桓公既从未发兵江南，则此吴、越必在山东。大约正是由于这次打击，越国才被迫浮海南迁，遂使今浙江省亦有了会稽之山。公元前468年，越国强大，又北迁都城于琅琊，在今山东省胶南市南，盖有“打回老家”之意。（21）由此可知会稽之山很可能原即在今五莲山系之中。否则，怎能称禹是“东巡狩”呢？
《孟子·万章上》曰：“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益即伯益，封于费，（22）在费县西北40里。今沂水县、莒县、诸城市三县交界处有箕山，为潍河上源，汉设箕县，距费县不远，盖即益避启处。其后启即帝位，伯益不甘失败而发动叛乱，结果被杀。（23）今寿光县北20里有古益都城，可能是伯益被杀后其部民虏迁之地。同时受到夏启打击的还有有扈氏，双方大战于甘。甘，旧释在今陕西省户县，一说在今河南省原阳县原武镇西北，皆不确。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曰：“甘，水名。”《吕氏春秋·先己》作“甘泽”。而山东汶泗流域正有甘水、甘渊，与费相近，盖即夏、扈战地。《山海经·大荒南经》曰：“东海（即古大野泽）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渊。”同书《海内西经》亦云：“（昆仑）开明北有……甘水。”
夏启死后，幼弱的夏王朝遭到一场空前劫难，即“太康失国”。《古文尚书·五子之歌》曰：“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左传·襄公四年》亦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这个后羿，《史记·夏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云：“帝喾以上，世掌射正。至喾，赐以彤弓素矢，封之于鉏，为帝司射，历虞、夏。”鉏，旧说在今河南省濮阳市附近，（24）但据《水经·沭水注》，今枣庄市南古有柤水，东南流，乱于沂而注于沭。河口有柤口城，《左传·襄公十年》“春，会于柤，会吴子寿梦也”即此。羿所封之鉏有可能即是柤城。穷石即穷山、穷桑，（25）羿之氏族号为有穷，当与之有关，而穷桑乃在鲁都曲阜之北，距柤城及冀都均不远。若释穷石在今德州市东南，（26）则既偏离山东腹地，又远离河南，于理为短。太康被逐，遂奔至今河南省太康县，该县“相传夏太康所筑城，汉置阳夏县。”（27）《古文尚书》云羿距之于河，若定夏都鲁中地区，“河”为泗水，则正与此合。
后羿驱逐太康之后，经过仲康，在帝相时终于自立为帝。帝相东逃，回到夏族根据地。《太平御览》卷82引《帝王世纪》云：“乃徙商丘，依同姓诸侯斟灌氏、斟寻氏。”《水经·巨洋水注》亦云：“相居斟灌。”“商丘”乃为“帝丘”之误，居商丘者当是商之先祖相土。（28）帝丘，旧释在今河南省濮阳市附近。《左传·僖公卅一年》曰：“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卫成公梦康叔曰：‘相夺予享。’”此条材料固然证明相确曾居于帝丘，并与此帝丘有关，但却不能证明相必然居此。查今鲁东即有斟灌、斟寻遗迹，分别在今寿光县东54里灌亭和今潍坊市东南清池镇冶浑村（一说在市西南50里），相距甚近。依上文帝丘必与之近，在鲁东范围之内。卫之帝丘，盖即帝丘之民西迁所建，奉相之享亦很自然。若有奉享即曾居留，那康叔也就居于濮阳了，于理不通。
不久寒浞杀羿以代，迫使夏遗臣靡出奔有鬲氏；又东伐夏族，灭斟灌、斟寻，杀帝相。相妻缗方娠，逃归有仍，生少康。少康长为有仍牧正，又奔有虞，为之庖正，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于是“靡自有鬲氏，收二国（即斟灌、斟寻）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又灭浇于过，杼灭豷于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29）这就是“少康中兴”。今潍坊市东北有寒亭，南有古迹寒浞冢，东有浞河，当与寒浞有关，可能是其母国，或其东征胜利后的居地。有鬲氏在今临邑县德平镇东10里，偃姓，皋陶之后。有仍氏在今济宁市，太昊之后。有虞氏在今河南省虞城县，纶在县东南35里。过在今掖县西北20里。戈地不详，但亦当在鲁东而非豫东。以上地名均在山东或其附近。
帝少康即位，“归于夏邑。”（30）当时东夷已经强盛，夷夏之间冲突转剧，帝相时即有多次征夷记录。（31）很可能是迫于东夷的压力，夏王朝不得不西迁，开始了中国史上一场规模巨大的民族大迁徙。有《太平御览》卷82引《竹书纪年》“帝宁（即杼）居原”之文来看，帝少康时可能已迁都原了。原地，今释在今河南省济源县西北2里，即《左传·僖公廿四年》所言“原”国。疑非是。若少康果自鲁东西迁，可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翻越鲁山山脉至鲁西南地区再向西至豫北，一条是沿泰沂山系北麓西至豫北。二者均有可能，但前者途中山重水复，与后者途中之一马平川相比显非最佳，所以选择后者最有可能。鲁北地区均为平原，“原”之在此完全可能，今莱芜、淄博两市交界处有原山，原地在其附近未尝不可。
帝杼在位时又“自原迁于老丘。”（32）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列国都邑》云：“今开封府陈留县东北四十五里有老邱城。”较有可能即此。《山海经·海外东经》郭璞注引《竹书纪年》曰：“伯杼子征于东海，及王寿，得一狐九尾。”王寿，《路史》注云：“即平寿也。”平寿，在今潍坊市西南30里。非是。王寿，唐《稽瑞》引作“三寿”，当是，实与“三涂”、“三苗”、“九淖”类同，均为子族众多的部族。禹娶涂山，曾获九尾之狐，（33）可知三寿当在鲁西南之某处。由此东海必为大野泽。而杼称大野泽为“东海”，则其必在泽西无疑，与上老丘之说相合。夏族从此来到一个崭新的环境。正因帝杼为夏族的发展立了大功，所以受到子孙的异常尊崇，《国语·鲁语上》曰：“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
帝杼之后约200年，“帝廑一名胤甲，即位居西河。”（34）关于西河所在，可有三解：一是今河南省安阳市一带的西河。古黄河曾经安阳北流，故其西有“西河”之称。《吕氏春秋·音初》云：“殷整甲徙宅西河。”而《太平御览》卷83引《竹书纪年》则曰：“河亶甲整即位，自嚣迁于相。”相即在安阳（一说在内黄县西南13里，亦通），可为明证。二即魏之西河。《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曰：魏文侯“乃以（吴起）为西河守，以拒秦、韩。”《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曰：“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魏国境内的黄河，因孟津至武陟段为韩国占据，所以断为东、西两段，所谓西河实即龙门至孟津段，故而才有“拒秦、韩”之说。三是启之西河。《北堂书钞》卷13引《竹书纪年》曰：“启征西河。”《逸周书·尝麦解》曰：“其在殷（当为启）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国无正，用胥兴作乱，遂凶厥国。皇天哀禹，赐以彭寿，思正夏略。”《左传·昭公元年》曰：“夏有观、扈。”《国语·楚语上》曰：“启有五观。”由上可知启至西河征讨者乃是观国（五观）。观国所在，《史记·魏世家》正义曰：“观音馆。魏州观城县，古之观国。”在今范县西北观城镇。若认“西河”为黄河之西，殊难成立；只有认之为泗水之西，于理才通。而《史记·孔子世家》言“妇人有保西河之志”亦可证明。所以启之西河当即泗水之西范围。胤甲所居西河，三解均通，但尤以安阳说义长，因为很可能此地原有日谥文化，早在帝芒时即已迁此的商族（35）自上甲微开始便有日谥，代代相因，直至帝辛、武庚无一例外；而夏族自胤甲始也有了日谥，如孔甲、履癸（桀）等，可以证明。
帝孔甲即位后，可能仍居于西河，（36）又曾田于东阳、萯山。（37）东阳，《后汉书·郡国志》曰：“泰山南城县有东阳城，孔甲田于东阳、萯山。”在今费县西南70里。（38）萯山，王献唐先生指为今泗水县东南65里萯首山，即陪首山，俗称佛手山，与陪尾山相连。（39）可见尽管夏王室已经西迁，但其势力仍及于山东特别是鲁西南地区。
《史记·夏本纪》曰：“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国语·周语下》曰：“昔孔甲乱夏，四世而陨。”由于孔甲的荒淫，引起内忧外患，夏王室不久又被迫继续西迁，到达今豫西洛阳盆地一带。《左传·僖公卅二年》曰：“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杜预注：“殽在弘农渑池县西。”即今河南省洛宁县西北60里。夏桀即位，曾都斟寻。《水经·巨洋水注》引臣瓒曰：“《汲郡古文》云：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此斟寻虽为一国，但未必一地，桀所居之斟寻决不可能在山东，当是自山东迁来之国。《左传·昭公廿八年》杜预注：“河南巩县西南有地名鄩中。”《史记·夏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故鄩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盖桀所居也。”即今河南省偃师县东。又《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曰：“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40）《逸周书·度邑解》曰：“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勿固，其有夏之居。”《国语·周语上》曰：“昔伊、洛竭而夏亡。”皆与上述方位相合。夏王室虽又远迁，但与东方（鲁西南）仍保持密切联系。史载桀曾为有仍之会，而有缗氏叛之，（41）遂克有缗，（42）又言命扁帅师伐岷山。（43）有仍在今山东省济宁市。有缗氏即岷山氏，（44）又作蒙山氏，（45）在今山东省金乡县东北20里。又成汤欲叛，而桀能起九夷之师以镇压，（46）也可为证。
除河南外，晋西南也有一些夏的遗迹。《史记·吴太伯世家》云：“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索隐曰：“夏都安邑，虞仲都大阳之虞城，在安邑南，故曰夏虚。”安邑，在今山西省夏县西南50里，县西北15里又有夏城，一名禹王城，城内有青台高百尺；而今山西省平陆县东北45里有旧虞城，北有虞山，当即虞仲所封，距安邑不远，正在“夏虚”之内。关于夏虚的形成，有两种可能：一是在孔甲或皋、桀之世，夏王朝一度由河南北迁入晋，二是在夏亡后残余势力退保入晋。根据文献记载推断，后者可能性较大。《史记·匈奴列传》索隐引乐产《括地谱》曰：“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可知夏余确有北迁之举。又《逸周书·史记解》曰：“昔者西夏，……唐氏伐之，……西夏以亡。”后来周成王灭唐，封叔虞于“夏虚”，称唐侯，“启以夏政，疆以戎索。”（47）唐国在今翼城县西20里，南距安邑不远，也在“夏虚”之内。可知“夏虚”必为西夏之虚，安邑即西夏之都。唐灭西夏，事在夏代的可能性极小（更可能在商代），而桀等入晋是缺乏直接史料根据的。
夏王朝的西迁，并不只意味着夏族的西迁，也包括众多王朝属族的西迁。上面说到的斟寻氏即是典型的例子。其它的还有：唐氏，尧后，一支迁至河南，《路史·国名纪丁》云：“桀伐有唐，尧帝后，洛阳之唐聚。”《左传·昭公廿三年》杜预注云：“或云洛阳东南有唐亭。”一支迁至山西，即伐灭西夏者。虞氏，舜后，西迁山西，《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宋永初山川记》云：“蒲坂城中有舜庙，城外有舜宅及二妃坛。”蒲坂在今永济县东30里虞乡。西伯断虞、芮之讼即此。等等。以上诸族在西迁后，作为新的夏王朝的组成分子，继续参与创造了新的夏文明。
除随夏西迁者外，也有一些部民向北或向南迁徙，逸出了夏王朝的统治范围。如唐氏便有一支迁向河北，在今隆尧县西北有尧山，山南有柏人城，相传为尧所都；又有行唐县，相传尧迁所经；又有唐县，县东北有故唐邑，《左传·昭公十二年》曰：“齐高偃纳北燕伯款于唐。”即是。如虞氏便有一支向南迁徙，今湖南省宁远县南有九疑山，山南及东北皆有舜庙，可以为证。东夷的压迫，使山东地区灿烂的夏文明浪花四溅，流向四面八方。它们在新的生息地既吸收了土著文明，又带来夏文明的精髓，从而为该地创造出更加灿烂的新文明，促进了中国文明的交融与进步。正因夏文明的广泛传播，才使“华夏”得以成为整个中国的代称。
不过，夏王朝的西迁并未带走全部人民，仍有许多部族留在了原地。它们或被东夷灭亡，或臣服而夷化，与东夷各部错处杂居，共同创造了山东地区新的文明。其中与夏族有直接关系的有：杞国，《左传·襄公廿九年》曰：“杞，夏余也，而即东夷。”旧说在今诸城市一带，误，当原在今新泰市境内。娄国，牟族之国，《春秋·隐公四年》曰：“莒人伐杞，取牟娄。”杜预注：“城阳诸县东北有娄乡。”在今诸城市西南。《史记·陈杞世家》曰：“杞东楼公者，夏后禹之后苗裔也。”即此娄国。“亚醜”国，在今青州市东北30里苏埠屯出土的商器上有“亚醜”铭文族徽，王献唐先生据传世杞妇卣一器（其上亦有此徽记）推定该族乃“历夏、商至周，散居益都一带，其族即夏禹王室后裔也。”（48）鄅国，在今临沂市北15里鄅古城村，妘姓，禹后。鄫，姒姓，少康子烈曲所封，在今苍山县西向城乡。越国，姒姓，“至少康，恐禹迹宗庙祭祀之绝，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49）在今胶南市一带，说证详前。如此众多且特别集中于东部的夏族国家，其由西东迁的可能是很小的。这也正说明夏氏族很有可能是起于山东的。
夏氏族起于东方的可能性远远大于起于西方。因为在夏代及其以前，王朝统治能够同时囊括整个黄河流域乃至江淮流域的可能性是极小的，而按照旧说就必然会将夏王朝的统治范围一再扩大，乃至于整个黄河、长江流域，这其中又有多少合理成分呢？不能不令人怀疑。我们并非说在夏氏族外迁之前山东以外的地区便没有灿烂文明的存在，而是说由于遭到较高文明的征服，它们逐渐消亡了，如同后世中国北方的匈奴、突厥、契丹等部族的命运一样。关于夏氏族的存在，文献资料言之凿凿，不成问题，此点已得到学界的公认；但对于夏氏族的存在地域，文献资料却语焉不详，学界也众说纷纭。自20世纪30年代傅斯年先生刊发《夷夏东西说》(1)一文以来，“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的夷夏东西的观点遂渐成定论，以致考古学家在西方考夏墟，历史学家在西方论夏史。然而细究于地上、地下材料，仍觉“夷夏东西”说破绽百出，令人疑窦丛生。还是在30年代，杨向奎先生就提出了夏氏族起于东方的不同观点。(2)数十年来，随着文献研究和考古工作的巨大进展，这个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赞同。(3)虽然目前各项工作的进展尚不足以使它获得完全证实，但笔者感觉，夏氏族起于东方的确要比起于西方更具可能。下面笔者就现有文献材料对此试做一粗浅说明，以求教于学界。
为了正本清源，我们先从先夏氏族的存在地域谈起。所谓先夏氏族，即是指夏代以前直接哺育夏氏族的先民。《国语·鲁语上》称：“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可见夏氏族出于黄帝氏族、颛顼氏族、鲧氏族应当是无可怀疑的。同时，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在禹之前相继为帝（诸侯宗主）者分别是黄帝、少昊、颛顼、喾、尧、舜等人的氏族，它们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准确地说，不仅黄帝、颛顼、鲧，所有这些氏族都可以纳入先夏氏族的范围。夏文明正是直接从这些氏族的文明的胎胞中孕育出来的。并且，以上各氏族虽然都先后丧失宗主地位，但其氏族本身并未消亡，有的甚至在后来还发扬光大为很强大的地方势力。夏文明也正是它们在夏代作为夏王朝的组成分子，与有夏氏等部族一起共同创造的。因此，探究先夏氏族的居地绝不能对它们避而不谈。对于黄帝氏族及其后相继为帝的各氏族的居地，笔者曾予探讨，认为它们都很有可能居于山东境内，其影响大体涵盖除胶东以外的山东全部以及邻省的少部分地区。(4)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不再赘引前论，只谈一谈同样属于先夏氏族范围的有夏氏族的直接前身——有崇氏族的居地。
有崇氏就是著名的鲧的氏族，《国语·周语下》称其为“有崇伯鲧”。鲧为黄帝子孙、颛顼之后、大禹之父。《山海经·海内经》云：“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鲧复生禹。”《世本·帝系篇》云：“颛顼生鲧，鲧生高密，是为禹。”山东正有有崇氏的遗迹。王子襄《泗志钩沉》云：“垞城，古崇国，在泗上。”今泗水县东北40里有崇邑，西有城子顶，即垞城故址。(5)(《太平寰宇记》卷15河南道十五徐州一彭城县下亦有“垞城”，曰：“在县北三十里，北面临泗水，《舆地志》云：‘垞城，古崇国。’兖州人为实中城曰垞，直加切，城西南有崇侯虎庙。”)又《世本·帝系篇》云：“鲧娶有莘氏之女，谓之女志，是生高密。”宋衷注：“高密，禹所封国。”鲧既娶于有莘氏，相距应当不远。《读史方舆纪要》卷34东昌府莘县下有“莘亭城”条，云在县北；卷33曹州曹县下有“莘城”条，云在县北18里莘仲集；《左传·僖公廿八年》所云“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其地在范县临濮，皆当与有莘氏有关。虽不知孰是鲧之所娶，但均在鲁西南范围之内，与有崇氏相距不远却无可疑。又禹之封国曰高密。查泗水县东泉林镇南有姑幕故城，北距崇邑不远，又姑幕、高密音似相假，大约即高密之所在。正因高密为有崇氏的子族，故禹又被称为“崇禹”。(6)
后来，鲧被帝尧（一说帝舜）杀掉，其部族被流放。《国语·晋语八》云：“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举之。”羽山之所在，一般指为今临沭县南60里处的羽山，其山平地崛起，巍峨壮观，北麓有羽渊，俗名殛鲧泉，南有著名温泉。其说当有所据。由此可知有崇氏很有可能是向东流放的，所以《史记·五帝本纪》才称：“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东夷即生活在胶东以及鲁东、鲁东南地区的先民。《楚辞·天问》曰鲧“阻穷西征，岩何越焉？化为黄熊，巫何活焉？”穷即穷山、穷桑，在泗水、曲阜一带，(7)正说明鲧是被殛于东，所以才翻过重山，西征求活。今临朐县西南70里鲁山东麓有山名嵩山，可能即有崇氏东迁后之所处。王念孙《读书杂志》卷4之一云：“古无崇字，以嵩为之。”
有崇东迁，禹的部民也随之向东。故鲁东也有了姑幕城，在今诸城市西40里，汉曾置姑幕县。又有高密城，在今高密县西南40里，汉曾置高密县。又有密乡城，在今昌邑县东南15里，《左传·隐公二年》所云“冬，纪子帛、莒子盟于密”即此。又有下密城，在今潍坊市西30里。又有密水，亦名高密水、百尺沟，出今诸城市东，北流经高密故城南10里东北入潍河。又王献唐《山东古国考》称山东有古牟族，(8)牟盖密之音转，应是高密族的后裔了。今山东尚有许多牟族遗迹留存，分布甚广，如安丘县西南16里有牟山，山北有牟乡故城，县南20里还有牟娄山（今讹作朦胧山）；诸城市西南亦有牟山、牟乡；寿光县东北20里有牟城；沂水县东南有牟乡，古为根牟国；(9)蓬莱县东南90里有牟平城，汉置县；牟平县北7里有牟山；莱芜市东20里有古牟城，春秋时为小国(10)。不过，“山东牟族，固甚普遍，诸城安丘一带，其势力中心也。”(11)从以上地名中可以隐约窥出，禹之高密国东迁后的大体居住范围就是鲁东地区。鲁东地区倚山面海，河流众多，有广袤肥沃的平原，在农业发达的虞夏时代，实为先民居留的天然良园。祸兮福所倚，有崇氏的不幸反而成了其子孙发展壮大的开端，故《国语·周语上》谓：“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融即祝融，为殛鲧命令的执行者。(12)
根据上面的论说，如果得出先夏氏族完全可能始终居于山东的结论，应该不属妄断吧？如果此点能够确立，那么它就至少说明夏氏族的居地绝不可能与山东完全无关。接下去我们就对夏氏族的始居地域及其后来的流迁地域作些考察。
鲧禹时代，即帝尧、帝舜时代，地球上发生了一场世界性水灾。据古地理学研究表明，大约在距今7000—6000年前的全新世早期，地球上发生了一次大规模海侵；继距今5000年前后的海退之后，中全新世后期又发生了一次大规模海侵，这次即正当鲧禹时代，直到距今4000年左右才开始海退。海侵不仅意味着海陆的变迁，而且必然伴随着气候的剧变，包括降水量的骤增。《孟子·滕文公上》说：“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正是这场水灾的真实写照。但也正是这场空前祸难，造就了以禹为代表的许多治水英雄。禹的治水足迹是很广的，但果真如后世传说的那样遍布黄河流域乃至江淮地区吗？这是很值得推敲的。《史记·殷本纪》录《汤诰》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据此，禹迹所在显然主要是四渎之内。那么这四渎是否就是今天所说的长江、济水、黄河、淮河呢？根据其它资料，我们发现除济水之外，其它三渎均非后世所指。
《吕氏春秋·爱类》云：“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横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禹于是疏河决江，为彭蠡之障，干东土，所活者千八百国，此禹之功也。”龙门，今释在陕西省韩城县东北，但据晋王嘉《拾遗记》卷2所记“禹凿龙关之山，亦谓之龙门。至一空岩，……又见一神，蛇身人面。……即羲皇也”，羲皇本居泗上，(13)则龙门分明是在泗水上源。查今泗水县北有龙门山，当即此地。又吕梁山，在泗水流域亦有，在今徐州市东南60里，其下有吕梁洪。宋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卷13云：“泗水至吕县，积石为梁，故号吕梁。”吕县在今徐州市东50里吕城。由上可知，禹所导之“河”并非黄河，而是泗水。
至于江，前人早已言明，古文献中的“江”并非长江的专称，(14)如《韩非子·喻老》云：“吴兵既胜齐人于艾陵，张之于江、济，强之于黄池。”此“江”即非长江。禹之治水既是“东为江”，也决不会是南方的长江，而当是鲁东南的沂河或沭河。至于淮，前人也已言明，其得名乃因淮（鸟）夷，而淮夷在西周、春秋初期尚仅迁至今鲁南地区。(15)并且，据古地理学研究，今苏北地区在距今约6000年前，海侵最大范围曾至赣榆、泗阳、洪泽湖一线，在距今4000年左右第二次海侵之后才渐次东退。可见苏北淮河流域在古代乃是先民难居之所，大禹于此大规模治水实无必要。(16)《孟子·滕文公上》曰：“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淮水既能注之江，则其必非今之淮河，而当是鲁南某条注入沂、沭二水的河流。
由《孟子·滕文公上》可知，禹曾治理过济水、漯水当无疑问。据《元和郡县志》河南道六齐州禹城县条云，今禹城县旧有地名禹息城，盖由于此。至于《尚书·禹贡》所言禹在河北的治水，殊不可信。据古地理学研究，河北在距今6000年前，海岸线在今昌黎、文安、任丘、献县、德州、济南一线；到距今4000多年时，海水虽然东退，却留下了大片湖沼滩涂，少人居处，(17)所以大禹也绝无必要于河北治水。除上述诸水外，禹还治理过淄水、洮水。《史记·夏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淄州淄川县东北（按：当为西南）七十里原山，淄水所出。俗传云：禹理水功毕，土石黑，数里之中波若漆，故谓之淄水也。”此原山因而又称禹王山。《水经·河水注》云：“禹治洪水，西至洮水之上，见长人，受黑玉书于斯水上。”郦氏系之于今甘肃省的洮河，殊不知在鲁西南地区古亦有“洮”，《左传·僖公八年》“盟于洮”即是。《读史方舆纪要》卷34濮州洮城条云：“在州西南五十里。”洮城必与洮水有关。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禹治水的范围完全可能主要在今山东境内，即汶泗、沂沭、淄潍、济漯等河流域。同时治理今之江、淮、河、济，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而言是根本做不到的。
治水斗争的胜利，使禹获得了崇高的声望。《国语·周语下》云：“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不久禹登帝位，从此开始了夏王朝的统治。夏朝在前期的统治范围，笔者认为，仍在今山东境内或稍大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呢？
虞夏时代，农业已得到很大发展，再加上治水技术与建筑技术的提高，先民已经开始大规模地由山地移往平原地区居住，因而修筑了许多城郭。作为有夏氏族的中心，禹建造了夏邑之城，而该城正在鲁东。《太平寰宇记》卷18记缘陵曰：“昌乐县，本夏邑，商以前故国，太公前封之处，”在昌乐东南50里。《孟子·万章上》云：“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此阳城一般均指在今河南省登封县东南25里的告成镇，但今山东古亦有阳城（阳国之城）。《读史方舆纪要》卷1历代州城形势一云：“沂水县南有阳都城，故阳国。或曰，阳国本在今益都县东南，齐逼迁之于此。”齐迁之事又见《春秋·闵公二年》。可见，阳国原在今青州市一带。其地南有阳水东注瀰河，距嵩山不远。《国语·周语上》韦昭注云：“夏居阳城，崇高所近。”禹之所居完全可能在这里。禹登帝位后即居于帝舜之都——冀州，又名平阳，(18)当在今新泰市一带。(19)今市西有禹村镇，可为例证。
《左传·哀公七年》云：“禹会诸侯于涂山。”涂山亦即禹娶之国。《楚辞·天问》曰：“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山女，而通之于台桑？”在此“”即“涂”，由此笔者甚疑该字当读为yú。若是则与“徐”字同，也就是说涂山氏即徐戎。查今邹城市、滕州市一带古有徐戎，（20）那么完全可能涂山就在这里。《吕氏春秋·音初》云：“禹行水，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这说明涂山乃在接近南土而又不是南土的地方。虽然在此笔者不能推翻河南说和安徽说，但如果禹的统治中心乃在汶泗上源的话，涂山在邹城、滕州一带至少是完全讲得通的。又《墨子·节葬上》云：“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史记·夏本纪》云：“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会稽山又名茅山、苗山，《越绝书·外传记地》曰：“禹始也，忧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会稽。”会稽既为越地，后少康封其庶子于此，因亦国号越。而此越国至春秋初尚在山东。《国语·齐语》曰：“（齐桓公）即位数年，东南多有淫乱者，莱、莒、徐夷、吴、越，一战帅服三十一国。”《管子·小匡》曰：“于是乎桓公东救徐州分吴半，存鲁陵蔡割越地。”桓公既从未发兵江南，则此吴、越必在山东。大约正是由于这次打击，越国才被迫浮海南迁，遂使今浙江省亦有了会稽之山。公元前468年，越国强大，又北迁都城于琅琊，在今山东省胶南市南，盖有“打回老家”之意。（21）由此可知会稽之山很可能原即在今五莲山系之中。否则，怎能称禹是“东巡狩”呢？
《孟子·万章上》曰：“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益即伯益，封于费，（22）在费县西北40里。今沂水县、莒县、诸城市三县交界处有箕山，为潍河上源，汉设箕县，距费县不远，盖即益避启处。其后启即帝位，伯益不甘失败而发动叛乱，结果被杀。（23）今寿光县北20里有古益都城，可能是伯益被杀后其部民虏迁之地。同时受到夏启打击的还有有扈氏，双方大战于甘。甘，旧释在今陕西省户县，一说在今河南省原阳县原武镇西北，皆不确。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曰：“甘，水名。”《吕氏春秋·先己》作“甘泽”。而山东汶泗流域正有甘水、甘渊，与费相近，盖即夏、扈战地。《山海经·大荒南经》曰：“东海（即古大野泽）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渊。”同书《海内西经》亦云：“（昆仑）开明北有……甘水。”
夏启死后，幼弱的夏王朝遭到一场空前劫难，即“太康失国”。《古文尚书·五子之歌》曰：“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左传·襄公四年》亦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这个后羿，《史记·夏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云：“帝喾以上，世掌射正。至喾，赐以彤弓素矢，封之于鉏，为帝司射，历虞、夏。”鉏，旧说在今河南省濮阳市附近，（24）但据《水经·沭水注》，今枣庄市南古有柤水，东南流，乱于沂而注于沭。河口有柤口城，《左传·襄公十年》“春，会于柤，会吴子寿梦也”即此。羿所封之鉏有可能即是柤城。穷石即穷山、穷桑，（25）羿之氏族号为有穷，当与之有关，而穷桑乃在鲁都曲阜之北，距柤城及冀都均不远。若释穷石在今德州市东南，（26）则既偏离山东腹地，又远离河南，于理为短。太康被逐，遂奔至今河南省太康县，该县“相传夏太康所筑城，汉置阳夏县。”（27）《古文尚书》云羿距之于河，若定夏都鲁中地区，“河”为泗水，则正与此合。
后羿驱逐太康之后，经过仲康，在帝相时终于自立为帝。帝相东逃，回到夏族根据地。《太平御览》卷82引《帝王世纪》云：“乃徙商丘，依同姓诸侯斟灌氏、斟寻氏。”《水经·巨洋水注》亦云：“相居斟灌。”“商丘”乃为“帝丘”之误，居商丘者当是商之先祖相土。（28）帝丘，旧释在今河南省濮阳市附近。《左传·僖公卅一年》曰：“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卫成公梦康叔曰：‘相夺予享。’”此条材料固然证明相确曾居于帝丘，并与此帝丘有关，但却不能证明相必然居此。查今鲁东即有斟灌、斟寻遗迹，分别在今寿光县东54里灌亭和今潍坊市东南清池镇冶浑村（一说在市西南50里），相距甚近。依上文帝丘必与之近，在鲁东范围之内。卫之帝丘，盖即帝丘之民西迁所建，奉相之享亦很自然。若有奉享即曾居留，那康叔也就居于濮阳了，于理不通。
不久寒浞杀羿以代，迫使夏遗臣靡出奔有鬲氏；又东伐夏族，灭斟灌、斟寻，杀帝相。相妻缗方娠，逃归有仍，生少康。少康长为有仍牧正，又奔有虞，为之庖正，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于是“靡自有鬲氏，收二国（即斟灌、斟寻）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又灭浇于过，杼灭豷于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29）这就是“少康中兴”。今潍坊市东北有寒亭，南有古迹寒浞冢，东有浞河，当与寒浞有关，可能是其母国，或其东征胜利后的居地。有鬲氏在今临邑县德平镇东10里，偃姓，皋陶之后。有仍氏在今济宁市，太昊之后。有虞氏在今河南省虞城县，纶在县东南35里。过在今掖县西北20里。戈地不详，但亦当在鲁东而非豫东。以上地名均在山东或其附近。
帝少康即位，“归于夏邑。”（30）当时东夷已经强盛，夷夏之间冲突转剧，帝相时即有多次征夷记录。（31）很可能是迫于东夷的压力，夏王朝不得不西迁，开始了中国史上一场规模巨大的民族大迁徙。有《太平御览》卷82引《竹书纪年》“帝宁（即杼）居原”之文来看，帝少康时可能已迁都原了。原地，今释在今河南省济源县西北2里，即《左传·僖公廿四年》所言“原”国。疑非是。若少康果自鲁东西迁，可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翻越鲁山山脉至鲁西南地区再向西至豫北，一条是沿泰沂山系北麓西至豫北。二者均有可能，但前者途中山重水复，与后者途中之一马平川相比显非最佳，所以选择后者最有可能。鲁北地区均为平原，“原”之在此完全可能，今莱芜、淄博两市交界处有原山，原地在其附近未尝不可。
帝杼在位时又“自原迁于老丘。”（32）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列国都邑》云：“今开封府陈留县东北四十五里有老邱城。”较有可能即此。《山海经·海外东经》郭璞注引《竹书纪年》曰：“伯杼子征于东海，及王寿，得一狐九尾。”王寿，《路史》注云：“即平寿也。”平寿，在今潍坊市西南30里。非是。王寿，唐《稽瑞》引作“三寿”，当是，实与“三涂”、“三苗”、“九淖”类同，均为子族众多的部族。禹娶涂山，曾获九尾之狐，（33）可知三寿当在鲁西南之某处。由此东海必为大野泽。而杼称大野泽为“东海”，则其必在泽西无疑，与上老丘之说相合。夏族从此来到一个崭新的环境。正因帝杼为夏族的发展立了大功，所以受到子孙的异常尊崇，《国语·鲁语上》曰：“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
帝杼之后约200年，“帝廑一名胤甲，即位居西河。”（34）关于西河所在，可有三解：一是今河南省安阳市一带的西河。古黄河曾经安阳北流，故其西有“西河”之称。《吕氏春秋·音初》云：“殷整甲徙宅西河。”而《太平御览》卷83引《竹书纪年》则曰：“河亶甲整即位，自嚣迁于相。”相即在安阳（一说在内黄县西南13里，亦通），可为明证。二即魏之西河。《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曰：魏文侯“乃以（吴起）为西河守，以拒秦、韩。”《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曰：“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魏国境内的黄河，因孟津至武陟段为韩国占据，所以断为东、西两段，所谓西河实即龙门至孟津段，故而才有“拒秦、韩”之说。三是启之西河。《北堂书钞》卷13引《竹书纪年》曰：“启征西河。”《逸周书·尝麦解》曰：“其在殷（当为启）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国无正，用胥兴作乱，遂凶厥国。皇天哀禹，赐以彭寿，思正夏略。”《左传·昭公元年》曰：“夏有观、扈。”《国语·楚语上》曰：“启有五观。”由上可知启至西河征讨者乃是观国（五观）。观国所在，《史记·魏世家》正义曰：“观音馆。魏州观城县，古之观国。”在今范县西北观城镇。若认“西河”为黄河之西，殊难成立；只有认之为泗水之西，于理才通。而《史记·孔子世家》言“妇人有保西河之志”亦可证明。所以启之西河当即泗水之西范围。胤甲所居西河，三解均通，但尤以安阳说义长，因为很可能此地原有日谥文化，早在帝芒时即已迁此的商族（35）自上甲微开始便有日谥，代代相因，直至帝辛、武庚无一例外；而夏族自胤甲始也有了日谥，如孔甲、履癸（桀）等，可以证明。
帝孔甲即位后，可能仍居于西河，（36）又曾田于东阳、萯山。（37）东阳，《后汉书·郡国志》曰：“泰山南城县有东阳城，孔甲田于东阳、萯山。”在今费县西南70里。（38）萯山，王献唐先生指为今泗水县东南65里萯首山，即陪首山，俗称佛手山，与陪尾山相连。（39）可见尽管夏王室已经西迁，但其势力仍及于山东特别是鲁西南地区。
《史记·夏本纪》曰：“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国语·周语下》曰：“昔孔甲乱夏，四世而陨。”由于孔甲的荒淫，引起内忧外患，夏王室不久又被迫继续西迁，到达今豫西洛阳盆地一带。《左传·僖公卅二年》曰：“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杜预注：“殽在弘农渑池县西。”即今河南省洛宁县西北60里。夏桀即位，曾都斟寻。《水经·巨洋水注》引臣瓒曰：“《汲郡古文》云：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此斟寻虽为一国，但未必一地，桀所居之斟寻决不可能在山东，当是自山东迁来之国。《左传·昭公廿八年》杜预注：“河南巩县西南有地名鄩中。”《史记·夏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故鄩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盖桀所居也。”即今河南省偃师县东。又《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曰：“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40）《逸周书·度邑解》曰：“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勿固，其有夏之居。”《国语·周语上》曰：“昔伊、洛竭而夏亡。”皆与上述方位相合。夏王室虽又远迁，但与东方（鲁西南）仍保持密切联系。史载桀曾为有仍之会，而有缗氏叛之，（41）遂克有缗，（42）又言命扁帅师伐岷山。（43）有仍在今山东省济宁市。有缗氏即岷山氏，（44）又作蒙山氏，（45）在今山东省金乡县东北20里。又成汤欲叛，而桀能起九夷之师以镇压，（46）也可为证。
除河南外，晋西南也有一些夏的遗迹。《史记·吴太伯世家》云：“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索隐曰：“夏都安邑，虞仲都大阳之虞城，在安邑南，故曰夏虚。”安邑，在今山西省夏县西南50里，县西北15里又有夏城，一名禹王城，城内有青台高百尺；而今山西省平陆县东北45里有旧虞城，北有虞山，当即虞仲所封，距安邑不远，正在“夏虚”之内。关于夏虚的形成，有两种可能：一是在孔甲或皋、桀之世，夏王朝一度由河南北迁入晋，二是在夏亡后残余势力退保入晋。根据文献记载推断，后者可能性较大。《史记·匈奴列传》索隐引乐产《括地谱》曰：“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可知夏余确有北迁之举。又《逸周书·史记解》曰：“昔者西夏，……唐氏伐之，……西夏以亡。”后来周成王灭唐，封叔虞于“夏虚”，称唐侯，“启以夏政，疆以戎索。”（47）唐国在今翼城县西20里，南距安邑不远，也在“夏虚”之内。可知“夏虚”必为西夏之虚，安邑即西夏之都。唐灭西夏，事在夏代的可能性极小（更可能在商代），而桀等入晋是缺乏直接史料根据的。
夏王朝的西迁，并不只意味着夏族的西迁，也包括众多王朝属族的西迁。上面说到的斟寻氏即是典型的例子。其它的还有：唐氏，尧后，一支迁至河南，《路史·国名纪丁》云：“桀伐有唐，尧帝后，洛阳之唐聚。”《左传·昭公廿三年》杜预注云：“或云洛阳东南有唐亭。”一支迁至山西，即伐灭西夏者。虞氏，舜后，西迁山西，《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宋永初山川记》云：“蒲坂城中有舜庙，城外有舜宅及二妃坛。”蒲坂在今永济县东30里虞乡。西伯断虞、芮之讼即此。等等。以上诸族在西迁后，作为新的夏王朝的组成分子，继续参与创造了新的夏文明。
除随夏西迁者外，也有一些部民向北或向南迁徙，逸出了夏王朝的统治范围。如唐氏便有一支迁向河北，在今隆尧县西北有尧山，山南有柏人城，相传为尧所都；又有行唐县，相传尧迁所经；又有唐县，县东北有故唐邑，《左传·昭公十二年》曰：“齐高偃纳北燕伯款于唐。”即是。如虞氏便有一支向南迁徙，今湖南省宁远县南有九疑山，山南及东北皆有舜庙，可以为证。东夷的压迫，使山东地区灿烂的夏文明浪花四溅，流向四面八方。它们在新的生息地既吸收了土著文明，又带来夏文明的精髓，从而为该地创造出更加灿烂的新文明，促进了中国文明的交融与进步。正因夏文明的广泛传播，才使“华夏”得以成为整个中国的代称。
不过，夏王朝的西迁并未带走全部人民，仍有许多部族留在了原地。它们或被东夷灭亡，或臣服而夷化，与东夷各部错处杂居，共同创造了山东地区新的文明。其中与夏族有直接关系的有：杞国，《左传·襄公廿九年》曰：“杞，夏余也，而即东夷。”旧说在今诸城市一带，误，当原在今新泰市境内。娄国，牟族之国，《春秋·隐公四年》曰：“莒人伐杞，取牟娄。”杜预注：“城阳诸县东北有娄乡。”在今诸城市西南。《史记·陈杞世家》曰：“杞东楼公者，夏后禹之后苗裔也。”即此娄国。“亚醜”国，在今青州市东北30里苏埠屯出土的商器上有“亚醜”铭文族徽，王献唐先生据传世杞妇卣一器（其上亦有此徽记）推定该族乃“历夏、商至周，散居益都一带，其族即夏禹王室后裔也。”（48）鄅国，在今临沂市北15里鄅古城村，妘姓，禹后。鄫，姒姓，少康子烈曲所封，在今苍山县西向城乡。越国，姒姓，“至少康，恐禹迹宗庙祭祀之绝，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49）在今胶南市一带，说证详前。如此众多且特别集中于东部的夏族国家，其由西东迁的可能是很小的。这也正说明夏氏族很有可能是起于山东的。
夏氏族起于东方的可能性远远大于起于西方。因为在夏代及其以前，王朝统治能够同时囊括整个黄河流域乃至江淮流域的可能性是极小的，而按照旧说就必然会将夏王朝的统治范围一再扩大，乃至于整个黄河、长江流域，这其中又有多少合理成分呢？不能不令人怀疑。我们并非说在夏氏族外迁之前山东以外的地区便没有灿烂文明的存在，而是说由于遭到较高文明的征服，它们逐渐消亡了，如同后世中国北方的匈奴、突厥、契丹等部族的命运一样。
夏人的起源神话和商人截然不同,可以看出2者明显非一个系统文化，既然商人起源东方,那夏人很明显起源与商人不会相同.
"可见夏氏族出于黄帝氏族、颛顼氏族、鲧氏族应当是无可怀疑的。同时，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在禹之前相继为帝（诸侯宗主）者分别是黄帝、少昊、颛顼、喾、尧、舜等人的氏族，它们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准确地说，不仅黄帝、颛顼、鲧，所有这些氏族都可以纳入先夏氏族的范围。夏文明正是直接从这些氏族的文明的胎胞中孕育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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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夏氏族出于黄帝氏族、颛顼氏族、鲧氏族应当是无可怀疑的。同时，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在禹之前相继为帝（诸侯宗主）者分别是黄帝、少昊、颛顼、喾、尧、舜等人的氏族，它们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准确地说，不仅黄帝、颛顼、鲧，所有这些氏族都可以纳入先夏氏族的范围。夏文明正是直接从这些氏族的文明的胎胞中孕育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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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认为的夏代地名位置
原帖由 中国sunyan 于 2008-3-13 00:11 发表
可见夏氏族出于黄帝氏族、颛顼氏族、鲧氏族应当是无可怀疑的。同时，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在禹之前相继为帝（诸侯宗主）者分别是黄帝、少昊、颛顼、喾、尧、舜等人的氏族，它们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准确地说，不仅黄帝、颛顼、鲧，所有这些氏族都可以纳入先夏氏族的范围。夏文明正是直接从这些氏族的文明的胎胞中孕育出来的"
这段话大概是依据自《史记·五帝本纪》：“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
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年代，夏人能否有这么大的活动范围值得怀疑。
原帖由 eagle_moses 于 2008-3-13 01:12 发表
这段话大概是依据自《史记·五帝本纪》：“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
古书经常这样,把上古时期不同的部落联盟首领推为一家.不过想想这就不可能.
山西南部和河南西部才是夏人主要活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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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附是一种传统，后世很多帝王立国的时候都给自己找个有名的祖先，比如李唐就找太上老君做祖宗。上古本身史料就不全，后人再改点，到了现在想指望有现有史籍中分离出真相有点不太可能了。
《夏商周年表》的正式公布，是三代断代工程的重要阶段性成果。它的公布，不仅说明夏王朝确凿存在，古代文献有关夏史的记载大体可信，而且从考古资料上，证明了山东大汶口文化、海岱龙山文化与夏文化的关系，否定了传统的“夷夏东西”说。近年，不少学者从文献、考古资料入手，考证夏氏族起于山东[1]，应是夏史研究中正本清源的可喜成果，是对疑古思潮的有力挑战。探究夏史尤其夏王朝的起源，不能仅局限于中原地区，要扩大到与夏氏族有血缘关系的先代氏族生活区域上。综合文献考证，笔者认为：夏氏族应起于山东汶泗流域；禹封皋陶之后于英、六，夏王朝势力范围扩至淮水流域；汶泗淮河孕育了夏文化，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一、夏氏族起源于山东汶泗
禹是第一代夏后（王）。《史记·夏本纪》云：“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国语·鲁语上》：“夏后氏礻帝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据此可知，禹出于黄帝氏族。那么，探究黄帝、颛顼、鲧诸氏族之地望，即可知禹所居地望信息。
《帝王世纪》云：“黄帝生于寿丘，长于姬水，因以为姓，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又云：“黄帝自穷桑登帝位，后徙曲阜。”黄帝之都曲阜在今山东是公认的。黄帝生地寿丘，《正义》云：“寿丘，在鲁东门之北，今兖州曲阜县东北六里。”《元和郡县志》、新版《辞源》亦主此说。《帝王世纪》虽产生较晚，但此说必当有据。黄帝生地仅寿丘一说，可知黄帝生于山东无疑。黄帝登帝位的“穷桑”，《帝王世纪》、《正义》及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均称“在鲁北”。王献唐先生据王子襄《泗志钩沉》考证，认为“穷桑地在鲁北泗水之阳，循水北山南而东，数十里皆穷桑地”[2]。《拾遗记》又称穷桑为“桑丘”。丘，《说文》：“土之高也。”今泗水以北、汶水以南的新泰、泗水、宁阳一带，多山地丘陵，与之相合，所谓“穷桑”、“桑丘”应即此一带。战国时之桑丘，在今兖州市西北约20公里，今名“桑园”村，《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安王二年“魏韩赵伐楚，至桑丘”，指的就是此地，亦在汶泗流域。这一带古多植桑，《禹贡》有“岱畎丝台木”的记载。由穷桑地望可知，黄帝登帝位于汶泗流域。黄帝所居之“轩辕之丘”，亦称“轩辕之国”。《山海经·海外西经》云：“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在女子国北。”何幼琦先生考证，穷山即空山，即昆仑山，实即今东岳泰山[3]。而女子国，为伏羲女娲母族之华胥国是学界公认的。王献唐先生考证：“泗水治东北四十五里有华胥山，俗讹为黄粟山，又曰黄山，曰黄山寨，山下东南有黄沟，即古华渚，西有华村，即汉泰山郡之华县旧区。”[4]华胥山一带为华胥及伏羲女娲原始发迹之所，而河南濮县则后日徙居之地，王献唐先生对此有详细考证，不再过多摘引。华胥山位今新泰市石莱镇境内。“轩辕之国”应在华胥山以北、泰山以南地带。郭沫若先生考证，轩辕乃“天鼋”之音转[5]，与上古崇龟有关。近年有学者进一步考证，谓天鼋应“释为大龟”[6]，黄帝之“黄”为人形而腰佩龟甲形象[7]，“‘黄帝’就是龟族之为帝之意。”[8]考古资料证明，汶泗流域确有崇龟部落。新泰有龟山，即《诗经·鲁颂》所云“奄有龟蒙”之“龟”，其得名应由上古崇龟而起。龟山或即“轩辕之丘”。此山处古“穷桑”地，位华胥山北，泰山以南，而且此山周围有古地名蛇丘（在今山东肥城）、龙（在今山东泰安龙乡），为上古崇龙蛇部落居地，与《山海经·海外西经》所称轩辕丘“四蛇相绕”相合。那么，黄帝“长于姬水”的“姬水”亦当在此。龟山以北有柴汶河，古名淄水，或“淄”为“姬”之音转。后周武王封“黄帝之后于祝”[9]。祝，《正义》释为“祝其”，云：“《左传》云：‘祝其，实夹谷。’杜预云：‘夹谷即祝其也。’”《四库全书·山东通志》卷九《古迹志》“夹谷”条释：“新泰县谷里，在县西南五十里，传齐鲁会盟之地。”明嘉靖《泰山志》卷二云：“岳东南地曰谷里，古夹谷也。”二书所云之“谷里”，位龟山以北8公里，今新泰市谷里镇驻地。周武王封黄帝之后于“祝”，或因黄帝后人仍居此地有关。总之，黄帝居于汶泗流域是毋庸置疑的。
颛顼曰高阳氏，乃“黄帝之孙而昌意子也”[10]。《吕氏春秋·仲夏纪第五·古乐》云：“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路史·高阳纪》云：“帝立于穷桑，有穷桑之号。”《帝王世纪》亦载颛顼“始都空桑”。“空桑”亦即“穷桑”，由“穷桑”可知颛顼居今汶泗。王献唐先生考证，颛顼生地若水即泗水[11]，那么，颛顼生于汶泗，长于汶泗，始都于汶泗，亦无疑义。
鲧，古本《竹书纪年》云：“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若”为泗水，则鲧生于泗水之阳。《国语·周语下》称之曰“崇伯鲧”。《连山易》云：“鲧封于崇。”《太平寰宇记》：“土宅城，古崇国，在泗上。”兖州人谓实中城曰土宅，此土宅城应在兖州一带。王献唐先生综合古籍考证，云：“先是颛顼子骆明生白马白犬，尧封白马子鲧为崇伯。《寰宇记》：‘土宅城，古崇国，在泗上。’今（泗水）治东北四十五里有崇邑，西有城子顶，即土宅城故址。迨舜殛鲧，封鲧叔父白犬之子卞明，国于其地，奉颛顼之祀。”[12]这里所云鲧之世系，与《史记》、《竹书》有异，不再考证。王氏所云之“城子顶”，今称“城字顶”，在黄沟（即古华渚）附近，属泗水县泉林镇，即古崇国故址。鲧称“崇伯”，当与封于“崇”地有关。此“崇”位泗水上源且位泗水之阳，与《竹书》及《寰宇记》所载相合。东南5公里有卞，系春秋鲁国卞邑，《左传·僖公十七年》“夫人姜氏会齐侯于卞”即此，今名卞桥（属今泉林镇），当即鲧叔父白犬子卞明之封国。崇、卞附近有白马山（在新泰市石莱镇南）、白马关（在平邑县），或因鲧父白马而来[13]。卞、崇均位泗水上源，鲧氏族居于山东汶泗流域亦无疑问。又，《大戴礼·帝系》载：“鲧取有莘氏之子。”《集韵》《韵会》：“有莘，国名，有莘女生禹，名女志，一名修己。”有莘为禹母族，有莘国故址在今山东曹县西北[9]公里的莘冢集，又名莘仲集[14]，《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即此地。看来不仅禹父鲧居于汶泗流域，其母族亦居汶泗流域。《帝王世纪》称修己“生禹于石纽”。此“石纽”当不离汶泗。今白马山下有石莱，西北有禹村，禹村自古传为大禹出生地，距“崇”仅20余公里，《逸周书·世俘解》又称禹为“崇禹”，当与“崇”有关。《国语·周语上》韦昭注：“夏居阳城，崇高所近。”论者多以阳城在河南登封告成镇，然山东亦有阳城。《读史方舆纪要》卷一“历代州城形势”云：“沂水县南有阳都城，古阳国。”考古工作者最近对山东五莲县丹土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早期和中期三个连续扩展的城址。丹土遗址近30万平方米。已清理出城壕、城墙、城门通道、出水口等，城内发现有丰富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包括房址、墓葬、灰坑等遗迹，以及大量陶器、石器、玉器[15]。此遗址距古崇国不远，是否即夏阳城，有待考证，但与先夏氏族有关当无疑问。禹父母居“崇”、“有莘”，均在汶泗流域，禹又称“崇禹”，则禹在汶泗也是可以肯定的。
《史记·五帝本纪》云：“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由上考可知，黄帝、颛顼、鲧、禹本为居山东汶泗流域的同一血缘的土著族团。上古人民少，生产力水平低下，交通极不便利，即便迁徙也不会太远，实际统治范围亦不会太广。《孟子·公孙丑上》云：“夏后、殷商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三代尚且如此，何况五帝时代。这一血缘集团居汶泗为中心的山东地区，还可从《史记·封禅书》得到印证。《封禅书》载：“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泰山即今泰山，梁父位泰山东南，在今新泰市天宝镇境内。据载，自无怀氏起，伏羲、神农、炎帝、黄帝及黄帝之后颛顼、喾、尧、舜、禹、汤、周成王，均封于山东泰山，无怀、伏羲、神农、炎帝、颛顼、喾、尧、舜、汤分别禅于云云（在新泰）、黄帝禅于亭亭（在泰安）、禹禅于会稽（《史记志疑》谓系“云云”之误，今考为蒙山支脉小山，见后）、周成王禅于社首（在泰安），均在山东汶泗流域。这共同的山岳崇拜信仰，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黄帝至禹这一族团“实为山东土著，否则，在原始血缘社会，其他地方的人绝不会跑到与自己不相干的山东来封禅的。”[16]而汤、周成王来此封禅，亦因其先祖契、弃原居汶泗，示“受命于天”而不忘本源，犹其祭告宗庙之义。
总之，由禹之先辈居地考证，夏氏族应起于山东，汶泗是其发祥祖地。后夏王朝西迁中原，至桀被商汤所灭。周武王灭商后，求禹之后，得东楼公，封之于杞（今河南杞县），以奉夏后之祀[17] 。后因“淮夷病杞故”[18] ，杞于“先春秋时徙鲁东北”[19] 。最近考证，杞所迁之地即汶泗上源的山东新泰[20]。“杞，夏余也。”[21]新泰一带原为夏发祥之地，杞迁居于此，或为夏人寻根心理的反映。
二、禹所娶之涂山在山东
《尚书·皋陶谟》载：“禹娶于涂山。”《史记·夏本纪》亦载：“禹曰：‘予娶涂山，辛壬癸甲，生启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涂山地望，目前学术界多以涂山在淮水流域的安徽怀远。然综合考察，笔者认为，怀远之涂山应系迁居地，其祖地当在山东。
涂，又作“涂土”、“ ”，原始字应作“余”。王献唐先生考证：“古之余字，即今帐棚象形本字矣。余者，舒也。就而舒息，因谓其物曰舒，象形作余。” [22] 并谓“帷帐之属出于炎族”[23] 。《帝王世纪》载，炎帝都曲阜，号“大庭氏”，“余”最初无疑出自山东。所谓涂山氏大概起于其先为构筑帷帐之人。“余”，古文字又写作“余阝”、“徐”。《说文》：“余阝，邾下邑地。从邑余声。鲁东有余阝城。读若涂土。”知涂土山本自余阝城，在鲁东。 《通志》云： “皋陶生伯益， 伯益佐大禹有功， 封其子若木于徐，子孙以国为氏。” 而“余阝” 又作 “徐”， 知若木所封之 “徐” 即“余阝”。《史记·秦本纪》又云：“若木，实费氏。”费，即《尚书·费誓》之“费”，春秋为鲁季氏封邑，地在今山东费县西北，可知“费”即若木封邑“徐”，此与《说文》载“余阝在鲁东”相合。因而，所谓涂山，无论从字本身的来历，还是从若木之封邑来看，均应在山东。杨向奎、景以恩先生谓今蒙山即禹时之涂山[24]，从大的范围来讲，应是合理的。
费为徐，有出土文物为证。1965年在费县上冶镇台子沟村出土春秋青铜鼎两件，其一有铭文，曰：“余子氽之鼎百岁用之。”[25]出土地点并发现夯土台基，系祭祀遗址。王树明先生考证，此鼎系春秋时居于江苏泗洪的徐（余）子来此祭其祖先的遗物[26] 。这里正处若木封地“费”邑之区，可知徐人亦认此处为发祥之地。“徐”又作“涂”，涂山完全可能在此一带。
徐（涂）氏本自皋陶。学界公认，徐（涂）氏即徐夷，即淮夷，为少昊一系，应起源于山东。《帝王世纪》云：“皋陶，曲阜之偃人，故因之赐姓曰偃。”“偃”即“奄”。王献唐先生考证：“古之奄，即今泗水治南奄山一带。其东南十二里有东西皋里，相传为皋陶故乡。”[27]
皋陶为偃姓，其孙若木以徐（涂）为氏，则涂山氏为皋陶一族无疑。李修松先生考证：“淮夷之发源地应该就在这（指曲阜）一带。”[28]
据《史记·秦本纪》载，皋陶亦为帝颛顼之后，禹娶涂山氏即与皋陶氏族通婚，这应是原始社会部落内婚与氏族外婚现象的例证。
禹娶涂山氏在奉命治水时。《淮南子·本经训》云：“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江淮通流,四海溟氵幸，民皆上丘陵，赴树木。”《地形训》亦云：“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平通沟陆，鸿水漏，九州乾，万民乃宁。”可知，当时因“空桑”一带发生洪水，舜才命禹治理。后“九州乾”，即洪水得到治理，这里的“九州”主要应是空桑周边地带，而非《禹贡》所谓九州。《淮南子·地形训》列九州为：东南神州、正南次州、西南戎州、正西 （即“兖”）州、中土冀州、西北台州、正北 （即“济”）州、东北薄州、正东阳州。这当是唐虞时所谓“九州”。仅从其正西 州、正北 州的方位看，此“九州”应在今山东境内。证之《地形训》“中央之美者，有岱岳”，可知其云“中土冀州”实即“空桑”所处的汶泗上源一带。禹治水的区域主要在今山东，这一观点也可从其他典籍得到证明。《史记·殷本纪》录《汤诰》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这与《淮南子》所载是一致的。“四渎”之内应为当时“万民乃有居”的“九州”。温玉春先生综合古籍，且从古地理学研究的角度考证，此“四渎”，除济水外，其他三渎均非后世所指，江为沂河或沭河，河为泗水，淮为鲁南某条入沂沭的河流[29] 。此虽为一家之言，但联系洪水主要发生在“空桑”即今汶泗一带看，此说不为无据。尤其从“东为江”看，“江”非今日长江已明。众所周知，禹治水时尚处新石器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禹治水的经验也只是“导”即开沟放水，根本不可能治理今之长江、黄河、淮河。《水经注·淮水注》“荆涂二山相连为一脉，禹以桐柏之流（淮河）泛滥为害，凿山为二以通之”的记载殊不可信。禹治水主要在山东，从《禹贡》亦可窥其端倪。其他八州均泛论治水，唯今之汶泗流域有细述，且有“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的记载。既然禹治水地点主要在今山东，那么娶于安徽涂山的可能性不大。如禹治水是以有岱岳的“中土冀州”为中心，则今费县蒙山一带位于其南，禹娶于此，与《吕氏春秋·音初》“禹行水，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的记载亦合。刘起钅于先生在《全注全译史记·夏本纪》中说：“《汉志》九江郡当涂侯国下应劭云：‘禹所娶涂山氏国也。’其地在今安徽怀远县。县东南淮水南岸有小山名涂山，是此文（《夏本纪》）涂山之所在。然以此为禹娶涂山氏地，则出附会。”[30] 此说是成立的。
涂山，《说文》：“会稽山也。”《越绝书·外传记地》云：“禹始也，忧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会稽。”知会稽之名，因禹会计治水大计而来。禹治水在北方，去今浙江“大会计”实无必要。温玉春先生考证，“大越”起初在山东，浙江之“越”为后徙之名[31] ，则此山必在山东。禹曾禅于会稽。《史记正义》：“此泰山下小山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可知会稽本“泰山下小山”，自然不会远离泰山。然而如指其为蒙山恐亦欠妥，因蒙山系山东第二大山，显非“小山”。前述“余子氽”鼎出土地位蒙山之阳，蒙山南面支脉的某一小山倒极有可能为涂山。那么，《左传·哀公七年》“禹会诸侯于涂山”、《史记·夏本纪》“禹东巡守，至于会稽而崩”、《墨子·节葬下》“葬会稽之山”的涂山、会稽山，即可能在此一带。至于安徽涂山，浙江会稽山，当是后来氏族迁徙，族迁名随的后起地名。李修松先生在《淮河流域历史文化研究》一书中，通过大量翔实资料，严密比勘考证，指出：“皋陶涂山氏的故乡在今山东。”[32] 又云：“涂山氏的山岳崇拜的源头在山东！”[33] 当为确论。
三、皋陶氏族南迁与“涂山氏”立国怀远
皋陶是唐虞时与禹齐名的圣贤。《史记·五帝本纪》载：尧时，禹、皋陶“皆举用，未有分职”；舜时，禹为司空，司“平水土”，皋陶为士，执掌刑狱。《史记·殷本纪》引《汤诰》云：“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安。”《尚书·大传》亦称：“昔时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禹治水，皋陶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史记·夏本纪》载：“皋陶于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应该理解为皋陶从政治、刑罚方面，助禹完成了治水大业。禹治水的成功，皋陶“知人”、“安民”、“九德”的政治主张和刑罚的实施，促进了部落联盟中原始民主制向统一集权制的转变，促进了国家的产生，禹因之而成了夏王朝的第一代夏后。可以说，皋陶在夏王朝的建立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史记·夏本纪》载：“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而后举益，任之政。十年，帝禹东巡守，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正义》引《帝王世纪》云：“舜禅禹，禹即帝位，以咎陶最贤，荐之于天，将有禅之意。未及禅，会皋陶卒。”由此可以看出禹对皋陶的信任与器重。
禹封皋陶之后于英、六，皋陶氏族支派由山东南迁淮河流域的安徽[34] 。英、六是华夏国家形成后的最早封国。涂山氏本皋陶氏族，大概此时（亦或之后）也即随迁淮河流域，居于怀远之禹墟一带。目前虽无可靠资料证明，但从以后的“徐”人多不在汶泗和群舒多在安徽且群舒得名多与山东地名有关以及怀远为涂山氏遗迹之集中地、伯益后裔终黎氏亦在今怀远附近之凤阳可以推得。
皋陶之后封英、六，是禹对皋陶的封赐，也是出于巩固初建政权的需要。从古籍记载看，三苗是夏建立前的主要祸患。何幼琦先生考证，三苗部落原居泰山周边[35] ，闻一多先生考证，三苗祖神延维即伏羲女娲[36] 。然三苗屡屡作乱,《史记·五帝本纪》载，颛顼时曾“报虐以威，遏绝苗民”，舜时曾“北分三苗”。但这些措施似乎并未有效遏止三苗作乱，从《史记·夏本纪》称“苗顽不即功”即可看出。后三苗被驱至南方。《战国策·魏策一》云：“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西，而衡山在其北。恃其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方逐之。”皋陶作“五刑”，原因之一或即为配合禹迁三苗而对三苗进行威慑。大概在迁三苗的过程中，皋陶氏族就奉命对三苗进行监控并宣示仁德教化。《韩非子·五蠹》云：“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夏王朝建立后，皋陶经常巡视或即驻守淮河流域也是可能的。《帝王世纪》：“皋陶卒，葬之于六，禹封其少子于六，以奉其祀。”《史记·夏本纪》《集解》引《皇览》云：“皋陶冢在庐江六县。”皋陶生于山东曲阜，而葬于安徽六安，说明皋陶或即卒于六安，这是皋陶氏族已迁今淮河流域的证据。禹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既为奉皋陶之祀，更多的应是出于巩固夏王朝政权的需要。作为皋陶氏族、禹之妻族的“涂山氏”，南迁立国于怀远，倚淮河涂山之险，仗水畔台地之利，生息于此，正是中原夏政权之南部屏障。“禹娶于涂山”、“禹会诸侯于涂山”之涂山，虽不一定即在今安徽怀远之涂山，但此涂山因“涂山氏”居此得名为世所公认，则怀远涂山之历史至迟可上溯至夏初，这是我们就现有史料所作出的结论。如能发现皋陶涂山一支在禹治水前就已立国怀远的新的确凿证据，则不仅可以认定这里为禹“娶于涂山”“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之涂山，而且可以断言这里是中国古代步入文明社会的圣地。
皋陶氏族除南迁支派外，仍有支派在山东。今本《竹书纪年》云：“夏启二年，费侯伯益就国。”伯益为皋陶长子，其就之国应为“费”邑。伯益子若木封“徐”，为皋陶族“徐氏”一支，是时尚在山东。后来这一支大概也相继南迁，傍依本族。其中心居地，极有可能即今涂山。《太平寰宇记》卷一六“泗州”条引《都城记》云若木“居南裔为诸侯”，从上文可知，此“若木”当为若木之后，其“居南裔”或即由氏族南迁而来，这一支后来在淮河流域建有群舒小国。徐人迁徙原因及时间已很难考证，或与夏初之乱（太康失国）有关。徐氏本禹之妻族，信奉山岳崇拜，为纪念先祖，在迁居地指其北之山为祖庭之涂山并建造涂山氏及大禹的纪念物是很自然的。今怀远涂山的台桑、启母石、禹王宫及附近的禹会村、防风冢、黄熊庙等或由此而来。如此说成立，则涂山虽原在山东，但涂山氏族已迁安徽怀远，怀远成了这一氏族的中心居住区域，称怀远“涂山氏”为禹之妻族、启之外家是完全合理的。汉刘向云：“夏之兴也以涂山。”[37] 则怀远为夏族圣母“涂山氏”居地的地位无可动摇。
皋陶氏族自夏初受封，由山东就国安徽，融合当地土著，在淮河流域创造了以皋陶为代表的古文明，使淮水流域成了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至春秋战国时代，皋陶后裔所建方国已扩大到河南、江苏、河北一带，秦汉后，皋陶后裔几乎遍及全国。随着氏族的繁衍迁徙，大禹和涂山氏的种种传说遗迹也附会于新地，这大概是禹之遗迹遍布全国和有多处涂山的原因。
近年淮河流域的考古发现，也印证了史料的有关记载。大量考古资料证明，安徽的早期夏文化受到山东龙山文化的强烈影响，如怀远禹墟发现山东龙山文化的典型器型，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遗存几乎遍布六安地区等，这很可能是在皋陶氏族南迁的背景下由山东传播到安徽的。位于涂山附近的怀远禹墟发现山东龙山文化的典型器型，也证明了涂山与山东的渊源。我们说皋陶是连结山东汶泗流域与安徽淮河流域夏文化的纽带应是合理的。
夏代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特色、走向繁荣的重要时期。中国称“华夏”即始于夏代。再由此上溯，可以明了中国文明的起源。夏代以前为“古史传说时代”，史料多以神话传说的形式存在。孟世凯先生指出：“这部分神话传说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一份丰富多彩的宝贵遗产。是研究上古史主要的资料依据。”[38]在未有确凿史证的情况下，不可因这些资料为神话传说而否定其史料价值，进而否定古籍的有关记载。司马迁著《史记》，自称“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39]。其述夏之先世必有依据。夏之先世既然均在山东汶泗流域，那么，探究夏史夏文化就不能囿于“夷夏东西”说只将注意力放在夏王朝的后迁地中原一带，而应将视角扩大至夏氏族的发祥地，再循其氏族的迁徙作跟踪研究。山东汶泗流域为夏氏族的发祥地，皋陶氏族为禹之妻族，皋陶葬于六，其后封于英、六，涂山氏立国于怀远，在山东和安徽应可探求夏史夏文化的信息。孟世凯先生说：“凡是‘帝王’和历史人物的出生地，活动区域和死、葬地等都属该文化（即“区域文化”——笔者注）之范围，都可以根据遗迹和历史资料去探讨该文化的内涵和标志。”我们由区域文化入手，或许能寻觅到破解华夏文明起源之谜的有效方法。
一、夏氏族起源于山东汶泗
禹是第一代夏后（王）。《史记·夏本纪》云：“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国语·鲁语上》：“夏后氏礻帝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据此可知，禹出于黄帝氏族。那么，探究黄帝、颛顼、鲧诸氏族之地望，即可知禹所居地望信息。
《帝王世纪》云：“黄帝生于寿丘，长于姬水，因以为姓，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又云：“黄帝自穷桑登帝位，后徙曲阜。”黄帝之都曲阜在今山东是公认的。黄帝生地寿丘，《正义》云：“寿丘，在鲁东门之北，今兖州曲阜县东北六里。”《元和郡县志》、新版《辞源》亦主此说。《帝王世纪》虽产生较晚，但此说必当有据。黄帝生地仅寿丘一说，可知黄帝生于山东无疑。黄帝登帝位的“穷桑”，《帝王世纪》、《正义》及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均称“在鲁北”。王献唐先生据王子襄《泗志钩沉》考证，认为“穷桑地在鲁北泗水之阳，循水北山南而东，数十里皆穷桑地”[2]。《拾遗记》又称穷桑为“桑丘”。丘，《说文》：“土之高也。”今泗水以北、汶水以南的新泰、泗水、宁阳一带，多山地丘陵，与之相合，所谓“穷桑”、“桑丘”应即此一带。战国时之桑丘，在今兖州市西北约20公里，今名“桑园”村，《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安王二年“魏韩赵伐楚，至桑丘”，指的就是此地，亦在汶泗流域。这一带古多植桑，《禹贡》有“岱畎丝台木”的记载。由穷桑地望可知，黄帝登帝位于汶泗流域。黄帝所居之“轩辕之丘”，亦称“轩辕之国”。《山海经·海外西经》云：“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在女子国北。”何幼琦先生考证，穷山即空山，即昆仑山，实即今东岳泰山[3]。而女子国，为伏羲女娲母族之华胥国是学界公认的。王献唐先生考证：“泗水治东北四十五里有华胥山，俗讹为黄粟山，又曰黄山，曰黄山寨，山下东南有黄沟，即古华渚，西有华村，即汉泰山郡之华县旧区。”[4]华胥山一带为华胥及伏羲女娲原始发迹之所，而河南濮县则后日徙居之地，王献唐先生对此有详细考证，不再过多摘引。华胥山位今新泰市石莱镇境内。“轩辕之国”应在华胥山以北、泰山以南地带。郭沫若先生考证，轩辕乃“天鼋”之音转[5]，与上古崇龟有关。近年有学者进一步考证，谓天鼋应“释为大龟”[6]，黄帝之“黄”为人形而腰佩龟甲形象[7]，“‘黄帝’就是龟族之为帝之意。”[8]考古资料证明，汶泗流域确有崇龟部落。新泰有龟山，即《诗经·鲁颂》所云“奄有龟蒙”之“龟”，其得名应由上古崇龟而起。龟山或即“轩辕之丘”。此山处古“穷桑”地，位华胥山北，泰山以南，而且此山周围有古地名蛇丘（在今山东肥城）、龙（在今山东泰安龙乡），为上古崇龙蛇部落居地，与《山海经·海外西经》所称轩辕丘“四蛇相绕”相合。那么，黄帝“长于姬水”的“姬水”亦当在此。龟山以北有柴汶河，古名淄水，或“淄”为“姬”之音转。后周武王封“黄帝之后于祝”[9]。祝，《正义》释为“祝其”，云：“《左传》云：‘祝其，实夹谷。’杜预云：‘夹谷即祝其也。’”《四库全书·山东通志》卷九《古迹志》“夹谷”条释：“新泰县谷里，在县西南五十里，传齐鲁会盟之地。”明嘉靖《泰山志》卷二云：“岳东南地曰谷里，古夹谷也。”二书所云之“谷里”，位龟山以北8公里，今新泰市谷里镇驻地。周武王封黄帝之后于“祝”，或因黄帝后人仍居此地有关。总之，黄帝居于汶泗流域是毋庸置疑的。
颛顼曰高阳氏，乃“黄帝之孙而昌意子也”[10]。《吕氏春秋·仲夏纪第五·古乐》云：“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路史·高阳纪》云：“帝立于穷桑，有穷桑之号。”《帝王世纪》亦载颛顼“始都空桑”。“空桑”亦即“穷桑”，由“穷桑”可知颛顼居今汶泗。王献唐先生考证，颛顼生地若水即泗水[11]，那么，颛顼生于汶泗，长于汶泗，始都于汶泗，亦无疑义。
鲧，古本《竹书纪年》云：“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若”为泗水，则鲧生于泗水之阳。《国语·周语下》称之曰“崇伯鲧”。《连山易》云：“鲧封于崇。”《太平寰宇记》：“土宅城，古崇国，在泗上。”兖州人谓实中城曰土宅，此土宅城应在兖州一带。王献唐先生综合古籍考证，云：“先是颛顼子骆明生白马白犬，尧封白马子鲧为崇伯。《寰宇记》：‘土宅城，古崇国，在泗上。’今（泗水）治东北四十五里有崇邑，西有城子顶，即土宅城故址。迨舜殛鲧，封鲧叔父白犬之子卞明，国于其地，奉颛顼之祀。”[12]这里所云鲧之世系，与《史记》、《竹书》有异，不再考证。王氏所云之“城子顶”，今称“城字顶”，在黄沟（即古华渚）附近，属泗水县泉林镇，即古崇国故址。鲧称“崇伯”，当与封于“崇”地有关。此“崇”位泗水上源且位泗水之阳，与《竹书》及《寰宇记》所载相合。东南5公里有卞，系春秋鲁国卞邑，《左传·僖公十七年》“夫人姜氏会齐侯于卞”即此，今名卞桥（属今泉林镇），当即鲧叔父白犬子卞明之封国。崇、卞附近有白马山（在新泰市石莱镇南）、白马关（在平邑县），或因鲧父白马而来[13]。卞、崇均位泗水上源，鲧氏族居于山东汶泗流域亦无疑问。又，《大戴礼·帝系》载：“鲧取有莘氏之子。”《集韵》《韵会》：“有莘，国名，有莘女生禹，名女志，一名修己。”有莘为禹母族，有莘国故址在今山东曹县西北[9]公里的莘冢集，又名莘仲集[14]，《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即此地。看来不仅禹父鲧居于汶泗流域，其母族亦居汶泗流域。《帝王世纪》称修己“生禹于石纽”。此“石纽”当不离汶泗。今白马山下有石莱，西北有禹村，禹村自古传为大禹出生地，距“崇”仅20余公里，《逸周书·世俘解》又称禹为“崇禹”，当与“崇”有关。《国语·周语上》韦昭注：“夏居阳城，崇高所近。”论者多以阳城在河南登封告成镇，然山东亦有阳城。《读史方舆纪要》卷一“历代州城形势”云：“沂水县南有阳都城，古阳国。”考古工作者最近对山东五莲县丹土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早期和中期三个连续扩展的城址。丹土遗址近30万平方米。已清理出城壕、城墙、城门通道、出水口等，城内发现有丰富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包括房址、墓葬、灰坑等遗迹，以及大量陶器、石器、玉器[15]。此遗址距古崇国不远，是否即夏阳城，有待考证，但与先夏氏族有关当无疑问。禹父母居“崇”、“有莘”，均在汶泗流域，禹又称“崇禹”，则禹在汶泗也是可以肯定的。
《史记·五帝本纪》云：“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由上考可知，黄帝、颛顼、鲧、禹本为居山东汶泗流域的同一血缘的土著族团。上古人民少，生产力水平低下，交通极不便利，即便迁徙也不会太远，实际统治范围亦不会太广。《孟子·公孙丑上》云：“夏后、殷商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三代尚且如此，何况五帝时代。这一血缘集团居汶泗为中心的山东地区，还可从《史记·封禅书》得到印证。《封禅书》载：“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泰山即今泰山，梁父位泰山东南，在今新泰市天宝镇境内。据载，自无怀氏起，伏羲、神农、炎帝、黄帝及黄帝之后颛顼、喾、尧、舜、禹、汤、周成王，均封于山东泰山，无怀、伏羲、神农、炎帝、颛顼、喾、尧、舜、汤分别禅于云云（在新泰）、黄帝禅于亭亭（在泰安）、禹禅于会稽（《史记志疑》谓系“云云”之误，今考为蒙山支脉小山，见后）、周成王禅于社首（在泰安），均在山东汶泗流域。这共同的山岳崇拜信仰，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黄帝至禹这一族团“实为山东土著，否则，在原始血缘社会，其他地方的人绝不会跑到与自己不相干的山东来封禅的。”[16]而汤、周成王来此封禅，亦因其先祖契、弃原居汶泗，示“受命于天”而不忘本源，犹其祭告宗庙之义。
总之，由禹之先辈居地考证，夏氏族应起于山东，汶泗是其发祥祖地。后夏王朝西迁中原，至桀被商汤所灭。周武王灭商后，求禹之后，得东楼公，封之于杞（今河南杞县），以奉夏后之祀[17] 。后因“淮夷病杞故”[18] ，杞于“先春秋时徙鲁东北”[19] 。最近考证，杞所迁之地即汶泗上源的山东新泰[20]。“杞，夏余也。”[21]新泰一带原为夏发祥之地，杞迁居于此，或为夏人寻根心理的反映。
二、禹所娶之涂山在山东
《尚书·皋陶谟》载：“禹娶于涂山。”《史记·夏本纪》亦载：“禹曰：‘予娶涂山，辛壬癸甲，生启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涂山地望，目前学术界多以涂山在淮水流域的安徽怀远。然综合考察，笔者认为，怀远之涂山应系迁居地，其祖地当在山东。
涂，又作“涂土”、“ ”，原始字应作“余”。王献唐先生考证：“古之余字，即今帐棚象形本字矣。余者，舒也。就而舒息，因谓其物曰舒，象形作余。” [22] 并谓“帷帐之属出于炎族”[23] 。《帝王世纪》载，炎帝都曲阜，号“大庭氏”，“余”最初无疑出自山东。所谓涂山氏大概起于其先为构筑帷帐之人。“余”，古文字又写作“余阝”、“徐”。《说文》：“余阝，邾下邑地。从邑余声。鲁东有余阝城。读若涂土。”知涂土山本自余阝城，在鲁东。 《通志》云： “皋陶生伯益， 伯益佐大禹有功， 封其子若木于徐，子孙以国为氏。” 而“余阝” 又作 “徐”， 知若木所封之 “徐” 即“余阝”。《史记·秦本纪》又云：“若木，实费氏。”费，即《尚书·费誓》之“费”，春秋为鲁季氏封邑，地在今山东费县西北，可知“费”即若木封邑“徐”，此与《说文》载“余阝在鲁东”相合。因而，所谓涂山，无论从字本身的来历，还是从若木之封邑来看，均应在山东。杨向奎、景以恩先生谓今蒙山即禹时之涂山[24]，从大的范围来讲，应是合理的。
费为徐，有出土文物为证。1965年在费县上冶镇台子沟村出土春秋青铜鼎两件，其一有铭文，曰：“余子氽之鼎百岁用之。”[25]出土地点并发现夯土台基，系祭祀遗址。王树明先生考证，此鼎系春秋时居于江苏泗洪的徐（余）子来此祭其祖先的遗物[26] 。这里正处若木封地“费”邑之区，可知徐人亦认此处为发祥之地。“徐”又作“涂”，涂山完全可能在此一带。
徐（涂）氏本自皋陶。学界公认，徐（涂）氏即徐夷，即淮夷，为少昊一系，应起源于山东。《帝王世纪》云：“皋陶，曲阜之偃人，故因之赐姓曰偃。”“偃”即“奄”。王献唐先生考证：“古之奄，即今泗水治南奄山一带。其东南十二里有东西皋里，相传为皋陶故乡。”[27]
皋陶为偃姓，其孙若木以徐（涂）为氏，则涂山氏为皋陶一族无疑。李修松先生考证：“淮夷之发源地应该就在这（指曲阜）一带。”[28]
据《史记·秦本纪》载，皋陶亦为帝颛顼之后，禹娶涂山氏即与皋陶氏族通婚，这应是原始社会部落内婚与氏族外婚现象的例证。
禹娶涂山氏在奉命治水时。《淮南子·本经训》云：“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江淮通流,四海溟氵幸，民皆上丘陵，赴树木。”《地形训》亦云：“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平通沟陆，鸿水漏，九州乾，万民乃宁。”可知，当时因“空桑”一带发生洪水，舜才命禹治理。后“九州乾”，即洪水得到治理，这里的“九州”主要应是空桑周边地带，而非《禹贡》所谓九州。《淮南子·地形训》列九州为：东南神州、正南次州、西南戎州、正西 （即“兖”）州、中土冀州、西北台州、正北 （即“济”）州、东北薄州、正东阳州。这当是唐虞时所谓“九州”。仅从其正西 州、正北 州的方位看，此“九州”应在今山东境内。证之《地形训》“中央之美者，有岱岳”，可知其云“中土冀州”实即“空桑”所处的汶泗上源一带。禹治水的区域主要在今山东，这一观点也可从其他典籍得到证明。《史记·殷本纪》录《汤诰》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这与《淮南子》所载是一致的。“四渎”之内应为当时“万民乃有居”的“九州”。温玉春先生综合古籍，且从古地理学研究的角度考证，此“四渎”，除济水外，其他三渎均非后世所指，江为沂河或沭河，河为泗水，淮为鲁南某条入沂沭的河流[29] 。此虽为一家之言，但联系洪水主要发生在“空桑”即今汶泗一带看，此说不为无据。尤其从“东为江”看，“江”非今日长江已明。众所周知，禹治水时尚处新石器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禹治水的经验也只是“导”即开沟放水，根本不可能治理今之长江、黄河、淮河。《水经注·淮水注》“荆涂二山相连为一脉，禹以桐柏之流（淮河）泛滥为害，凿山为二以通之”的记载殊不可信。禹治水主要在山东，从《禹贡》亦可窥其端倪。其他八州均泛论治水，唯今之汶泗流域有细述，且有“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的记载。既然禹治水地点主要在今山东，那么娶于安徽涂山的可能性不大。如禹治水是以有岱岳的“中土冀州”为中心，则今费县蒙山一带位于其南，禹娶于此，与《吕氏春秋·音初》“禹行水，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的记载亦合。刘起钅于先生在《全注全译史记·夏本纪》中说：“《汉志》九江郡当涂侯国下应劭云：‘禹所娶涂山氏国也。’其地在今安徽怀远县。县东南淮水南岸有小山名涂山，是此文（《夏本纪》）涂山之所在。然以此为禹娶涂山氏地，则出附会。”[30] 此说是成立的。
涂山，《说文》：“会稽山也。”《越绝书·外传记地》云：“禹始也，忧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会稽。”知会稽之名，因禹会计治水大计而来。禹治水在北方，去今浙江“大会计”实无必要。温玉春先生考证，“大越”起初在山东，浙江之“越”为后徙之名[31] ，则此山必在山东。禹曾禅于会稽。《史记正义》：“此泰山下小山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可知会稽本“泰山下小山”，自然不会远离泰山。然而如指其为蒙山恐亦欠妥，因蒙山系山东第二大山，显非“小山”。前述“余子氽”鼎出土地位蒙山之阳，蒙山南面支脉的某一小山倒极有可能为涂山。那么，《左传·哀公七年》“禹会诸侯于涂山”、《史记·夏本纪》“禹东巡守，至于会稽而崩”、《墨子·节葬下》“葬会稽之山”的涂山、会稽山，即可能在此一带。至于安徽涂山，浙江会稽山，当是后来氏族迁徙，族迁名随的后起地名。李修松先生在《淮河流域历史文化研究》一书中，通过大量翔实资料，严密比勘考证，指出：“皋陶涂山氏的故乡在今山东。”[32] 又云：“涂山氏的山岳崇拜的源头在山东！”[33] 当为确论。
三、皋陶氏族南迁与“涂山氏”立国怀远
皋陶是唐虞时与禹齐名的圣贤。《史记·五帝本纪》载：尧时，禹、皋陶“皆举用，未有分职”；舜时，禹为司空，司“平水土”，皋陶为士，执掌刑狱。《史记·殷本纪》引《汤诰》云：“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安。”《尚书·大传》亦称：“昔时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禹治水，皋陶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史记·夏本纪》载：“皋陶于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应该理解为皋陶从政治、刑罚方面，助禹完成了治水大业。禹治水的成功，皋陶“知人”、“安民”、“九德”的政治主张和刑罚的实施，促进了部落联盟中原始民主制向统一集权制的转变，促进了国家的产生，禹因之而成了夏王朝的第一代夏后。可以说，皋陶在夏王朝的建立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史记·夏本纪》载：“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而后举益，任之政。十年，帝禹东巡守，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正义》引《帝王世纪》云：“舜禅禹，禹即帝位，以咎陶最贤，荐之于天，将有禅之意。未及禅，会皋陶卒。”由此可以看出禹对皋陶的信任与器重。
禹封皋陶之后于英、六，皋陶氏族支派由山东南迁淮河流域的安徽[34] 。英、六是华夏国家形成后的最早封国。涂山氏本皋陶氏族，大概此时（亦或之后）也即随迁淮河流域，居于怀远之禹墟一带。目前虽无可靠资料证明，但从以后的“徐”人多不在汶泗和群舒多在安徽且群舒得名多与山东地名有关以及怀远为涂山氏遗迹之集中地、伯益后裔终黎氏亦在今怀远附近之凤阳可以推得。
皋陶之后封英、六，是禹对皋陶的封赐，也是出于巩固初建政权的需要。从古籍记载看，三苗是夏建立前的主要祸患。何幼琦先生考证，三苗部落原居泰山周边[35] ，闻一多先生考证，三苗祖神延维即伏羲女娲[36] 。然三苗屡屡作乱,《史记·五帝本纪》载，颛顼时曾“报虐以威，遏绝苗民”，舜时曾“北分三苗”。但这些措施似乎并未有效遏止三苗作乱，从《史记·夏本纪》称“苗顽不即功”即可看出。后三苗被驱至南方。《战国策·魏策一》云：“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西，而衡山在其北。恃其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方逐之。”皋陶作“五刑”，原因之一或即为配合禹迁三苗而对三苗进行威慑。大概在迁三苗的过程中，皋陶氏族就奉命对三苗进行监控并宣示仁德教化。《韩非子·五蠹》云：“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夏王朝建立后，皋陶经常巡视或即驻守淮河流域也是可能的。《帝王世纪》：“皋陶卒，葬之于六，禹封其少子于六，以奉其祀。”《史记·夏本纪》《集解》引《皇览》云：“皋陶冢在庐江六县。”皋陶生于山东曲阜，而葬于安徽六安，说明皋陶或即卒于六安，这是皋陶氏族已迁今淮河流域的证据。禹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既为奉皋陶之祀，更多的应是出于巩固夏王朝政权的需要。作为皋陶氏族、禹之妻族的“涂山氏”，南迁立国于怀远，倚淮河涂山之险，仗水畔台地之利，生息于此，正是中原夏政权之南部屏障。“禹娶于涂山”、“禹会诸侯于涂山”之涂山，虽不一定即在今安徽怀远之涂山，但此涂山因“涂山氏”居此得名为世所公认，则怀远涂山之历史至迟可上溯至夏初，这是我们就现有史料所作出的结论。如能发现皋陶涂山一支在禹治水前就已立国怀远的新的确凿证据，则不仅可以认定这里为禹“娶于涂山”“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之涂山，而且可以断言这里是中国古代步入文明社会的圣地。
皋陶氏族除南迁支派外，仍有支派在山东。今本《竹书纪年》云：“夏启二年，费侯伯益就国。”伯益为皋陶长子，其就之国应为“费”邑。伯益子若木封“徐”，为皋陶族“徐氏”一支，是时尚在山东。后来这一支大概也相继南迁，傍依本族。其中心居地，极有可能即今涂山。《太平寰宇记》卷一六“泗州”条引《都城记》云若木“居南裔为诸侯”，从上文可知，此“若木”当为若木之后，其“居南裔”或即由氏族南迁而来，这一支后来在淮河流域建有群舒小国。徐人迁徙原因及时间已很难考证，或与夏初之乱（太康失国）有关。徐氏本禹之妻族，信奉山岳崇拜，为纪念先祖，在迁居地指其北之山为祖庭之涂山并建造涂山氏及大禹的纪念物是很自然的。今怀远涂山的台桑、启母石、禹王宫及附近的禹会村、防风冢、黄熊庙等或由此而来。如此说成立，则涂山虽原在山东，但涂山氏族已迁安徽怀远，怀远成了这一氏族的中心居住区域，称怀远“涂山氏”为禹之妻族、启之外家是完全合理的。汉刘向云：“夏之兴也以涂山。”[37] 则怀远为夏族圣母“涂山氏”居地的地位无可动摇。
皋陶氏族自夏初受封，由山东就国安徽，融合当地土著，在淮河流域创造了以皋陶为代表的古文明，使淮水流域成了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至春秋战国时代，皋陶后裔所建方国已扩大到河南、江苏、河北一带，秦汉后，皋陶后裔几乎遍及全国。随着氏族的繁衍迁徙，大禹和涂山氏的种种传说遗迹也附会于新地，这大概是禹之遗迹遍布全国和有多处涂山的原因。
近年淮河流域的考古发现，也印证了史料的有关记载。大量考古资料证明，安徽的早期夏文化受到山东龙山文化的强烈影响，如怀远禹墟发现山东龙山文化的典型器型，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遗存几乎遍布六安地区等，这很可能是在皋陶氏族南迁的背景下由山东传播到安徽的。位于涂山附近的怀远禹墟发现山东龙山文化的典型器型，也证明了涂山与山东的渊源。我们说皋陶是连结山东汶泗流域与安徽淮河流域夏文化的纽带应是合理的。
夏代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特色、走向繁荣的重要时期。中国称“华夏”即始于夏代。再由此上溯，可以明了中国文明的起源。夏代以前为“古史传说时代”，史料多以神话传说的形式存在。孟世凯先生指出：“这部分神话传说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一份丰富多彩的宝贵遗产。是研究上古史主要的资料依据。”[38]在未有确凿史证的情况下，不可因这些资料为神话传说而否定其史料价值，进而否定古籍的有关记载。司马迁著《史记》，自称“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39]。其述夏之先世必有依据。夏之先世既然均在山东汶泗流域，那么，探究夏史夏文化就不能囿于“夷夏东西”说只将注意力放在夏王朝的后迁地中原一带，而应将视角扩大至夏氏族的发祥地，再循其氏族的迁徙作跟踪研究。山东汶泗流域为夏氏族的发祥地，皋陶氏族为禹之妻族，皋陶葬于六，其后封于英、六，涂山氏立国于怀远，在山东和安徽应可探求夏史夏文化的信息。孟世凯先生说：“凡是‘帝王’和历史人物的出生地，活动区域和死、葬地等都属该文化（即“区域文化”——笔者注）之范围，都可以根据遗迹和历史资料去探讨该文化的内涵和标志。”我们由区域文化入手，或许能寻觅到破解华夏文明起源之谜的有效方法。
地名的流转也有可能的，高密是否就是夏代高密很难说得，山西有太原，越南还有山西太原呐！
不过地名雷同绝对和民族迁徙或影响有关系！东汉的六安在黄河岸边，到了南北朝时期，六安的老居民迁到淮河一代建立了新的六安，而这些居民的后代大约是宋代又一次迁徙，到了长江以南，鄱阳湖支流沮水（翥水），把沮水改成乐安江，建成名乐平。;P
不过地名雷同绝对和民族迁徙或影响有关系！东汉的六安在黄河岸边，到了南北朝时期，六安的老居民迁到淮河一代建立了新的六安，而这些居民的后代大约是宋代又一次迁徙，到了长江以南，鄱阳湖支流沮水（翥水），把沮水改成乐安江，建成名乐平。;P
私以为这种拿古代典籍来考证的“研究”大都是吃饱了撑的，就好比金庸的侠客行里那些位……
夏氏族是中华民族发展的直接源头之一。然而惟其古远，遗迹湮灭，文献残讹，以至后世对其居地都难以弄清了。在20世纪特别是建国以来，我国的考古事业得到了空前发展，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这无疑为夏氏族居地问题的探讨提供了极大的帮助。笔者不揣浅陋，前曾发表系列文章，根据文献材料，提出了早期夏氏族以及自黄帝始的先夏氏族可能原居山东，中晚期夏氏族乃渐西迁，最后至于河南西部的观点，⑴那么证之于考古学，这个观点能否成立呢？下面笔者就所掌握的考古材料对之试作分析，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因为单个氏族的范围太小，笔者就结合先夏氏族、夏氏族及其统治下的各部族所共同创造的先夏文化、夏文化来探讨。
一、先夏氏族、早中期夏氏族可能居于山东
我们先看夏朝的绝对年代（即夏代的起止时间）。自《世经》（《汉书·律历志》录）以来，文献一般认为，夏积年432年，商积年629年。至于周积年，争论较大，笔者赞同张汝舟先生的前1106年武王克商之说。⑵由此，夏代当约为前2165年至前1734年。其间，禹至相为早期，传4世，约100多年，止于约前2050年左右；胤甲至桀为晚期，传4世，约100多年，始自约前1850年左右，少康至扃为中期，传6世，约有200年，约自前2050年至前1850年左右。又《路史·发挥》引《纪年》曰：“黄帝至禹，为世三十。”按每世大体20多年计，则黄帝时代当约在前2800年左右。那么， 这几个时段内，在山东地区，考古文化的面貌又是怎样的呢？
经过无数学者近70年的努力，山东地区远古文化的发展序列已基本搞清，即依次为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海岱龙山文化（又名山东龙山文化、典型龙山文化）、岳石文化，中间除后李与北辛之间的衔接尚不十分清楚以外，基本没有大的缺环，时间约相当于前6000年至前1500年。其间根据碳十四测定，大汶口文化的晚期约相当于前2800年至前2500年，海岱龙山文化约相当于前2500年至前1900年（以前2200年为界可划分为早、晚两期）。如此则自黄帝始的先夏文化时期约相当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和海岱龙山文化早期，夏文化早中期约相当于海岱龙山文化晚期。那么，先夏文化和早中期夏文化与晚期大汶口文化和海岱龙山文化到底有无关系呢？或者说，先夏氏族和早中期夏氏族可能居于山东的观点能否从这两种文化中找到证据呢？笔者认为，答案应是肯定的，理由如下：
首先，从分布范围看。笔者前曾提出，先夏文化及早期夏文化的分布范围基本是以鲁中南为中心的山东地区，并且在唐虞以前活动的中心是汶泗流域，到夏代则转向鲁东。晚期大汶口文化以及海岱龙山文化的分布范围与中心正是这样。
从目前发掘情况看，大汶口文化“到晚期阶段，遗址数量迅速增多，分布范围包括山东全省、苏北、皖北和豫东，”⑶并且，吴汝祚先生研究认为：“大汶口等遗址的居民，可能从前期阶段的晚期开始，在生产和文化的发展上，逐渐居于大汶口文化中的领先地位。所以，大汶口文化的中心地区，应该是在大汶口类型的分布地区内，”“由于生产的发展，大汶口、西夏侯等遗址的居民，生活也随着富裕起来，在墓葬中随葬数十件或百件以上的器物，其中有质量相当高的象牙雕筒、象牙梳、象牙琮和陶质坚硬的白陶，带有光泽的黑陶，纹饰简练而大方的彩陶，等等。这些大多是其它类型的居民所不及的。”⑷
海岱龙山文化，“其分布范围应包括山东全省、江苏省和安徽省的北部，以及河南省的东部地区，”⑸与大汶口文化晚期分布范围相似。海岱龙山文化的中心地区，吴汝祚先生曾指出，它“不是以泰山为中心的周围一带地区，而是向东移到山东半岛，可能在潍坊一带地区内。”（实际这种转移的趋势可能从大汶口文化末期即已开始，如：“莒县陵阳河和诸城前寨遗址，都发现有原始象形字，这是其它类型遗址中，还没见到的现象。”）⑹就目前发掘情况看，在鲁东地区，龙山文化遗址不仅规模大，堆积厚，而且分布最为密集。另外，龙山文化的典型器物黑陶，以海岱龙山文化出土数量最多，而海岱龙山文化中又以鲁东最多；其中代表龙山文化陶器最高水准的蛋壳黑陶高柄杯，在鲁东不仅出现最早，而且数量最多。海岱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鸟首形（鬼脸式）足鼎也是起源于鲁东而向四外传播的。临朐朱封大墓则代表了海岱地区墓葬的最高级别。
不过鲁中南地区龙山文化的发展水平并不像以前所认为的那样低，只是与鲁东相比稍稍逊色而已。如这里的黑陶数量也曾一度达到50%，蛋壳黑陶也较常见，泗水尹家城遗址M15（5.8米×4.36米,重椁）⑺也表现出了超凡的级别。这都是除鲁东以外的其它地区所不能比拟的。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海岱龙山文化是有两个中心的。相信随着田野工作的深入，此地区一定会有更多重要发现的。
其次，从发展的继承性看。笔者前曾反复强调，从黄帝到夏禹，虽然屡有更替，但文明的演化却是一脉相承、循序渐进的，中间没有大的断裂和缺环。而从晚期大汶口文化到早期海岱龙山文化，情况就是这样。大汶口文化和海岱龙山文化虽有较大差异，但后者的因素主要源于前者却是不争的事实。这点已得到了学界的充分论证。具体说来，理由如下：
第一、从层位学上讲，不仅丁公、鲁家口、杨家圈、东海峪等遗址充分证明了海岱龙山文化的相对年代晚于大汶口文化，中间没有缺环存在，而且众多的碳十四资料也充分证明海岱龙山文化的绝对年代是与大汶口文化前后紧密相连的。目前，大汶口文化的碳十四测定数据共有59个，其中校正后距今4500年以后的数据有18个；海岱龙山文化的碳十四测定数据共有47个，其中校正后距今4500年以前的数据有10个。⑻由此可知，即使考虑到碳十四数据误差较大这个因素，也不能否认二者时间上的连续性。
第二、从类型学上讲，海岱龙山文化的基本因素，主要源自大汶口文化，其中许多标志着东方特征的因素尤为引人注目。仅从陶器组合来看，大汶口文化主要是鼎、鬶、觚形杯、豆、罐、盉、高柄杯、盆等，海岱龙山文化主要是鼎、鬶、盆、高柄杯、罐、豆、壶、盉等，基本相同。其中的鬶和高柄杯等尤其是起源于海岱、盛行于海岱的标志性器物，为两者所共有，并有一套非常完整的发展轨迹。
第三、能够直接衔接大汶口文化与海岱龙山文化的过渡期考古遗存，迄今已有多处发现，充分证明二者的更替是渐变的而非突变的。例如：在鲁东，1975年日照东海峪“三叠层”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表现这个过渡期的极好的标本。在具有大汶口文化晚期最晚特点的下层M311中，如陶鬶、黑陶高柄杯、鼎、豆、罐、壶等的器形就显示出与海岱龙山文化早期十分接近的特征；到中层M315，这些陶器则已经具备了海岱龙山文化早期的特征。其它地区虽未发现这种标准地层，但所发现的地点不同却完全可以紧密衔接的文化遗存却不少，如属于大汶口晚期之末的大汶口晚期墓、野店五期墓、西夏侯上层墓、南兴埠第七层、庄坞墓、三里河墓葬，与属于龙山早期之初的湖台墓葬、石河头墓葬、大范庄甲组墓都是极好的例证。⑼
再次，从发展水平看。笔者前曾提出，自黄帝始至禹，社会文明已十分发达，已进入奴隶社会，产生了家庭、私有制、国家、阶级、战争、文字、铜器、城址等一系列文明时代的标志性因素。而晚期大汶口文化和海岱龙山文化中正包含了这些因素。
在大汶口文化阶段，大汶口墓地鬶、盉、高柄杯等成套酒器的出土，反映了当时粮食出现剩余的情况；大汶口的125座有随葬品的墓葬，1/3以上有猪骨，最多的一座（M13）竟有14个猪头随葬，反映了当时家畜业的发达；这125座墓还出土陶器共1015件，可见当时制陶业的兴旺。在大汶口墓葬的合葬中早期流行同性合葬和多人二次葬，中晚期则男女合葬占主导地位，反映了个体家庭的产生；大汶口墓葬中随葬品的数量差异很大，尤其是M10和M117，厚葬程度远过一般，说明氏族内部贫富分化之巨，证明了私有制、阶级、剥削的产生；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还有许多没有人骨架或肢体残损的大型富墓，这些特殊墓葬很可能是由对外战争造成的，表明当时国家已经起源。另外在大汶口M1中，发现了一件为铜质污染的骨凿，经化验其含铜量为0.099，虽然不敢由此肯定当时已有铜器，但至少提供了一种可能。⑽大汶口晚期阶段，在陵阳河、大朱村、杭头、前寨、尉迟寺和尧王城六处遗址都发现了图象文字，计有20余个，虽然十分原始，但其为文字无可置疑。⑾所以“基于上述变化，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海岱地区已陆续进入文明社会的初期。”⑿
到了龙山时代，海岱地区的文明更加进步。除了农业、家畜业、制陶业等的巨大发展外，由于高温烧制技术的普遍掌握，熔点较低的金属铜的冶炼业发展了起来。到目前为止，在三里河、杨家圈、店子、尧王城、呈子、大范庄和栾台的龙山时代遗址中均发现了铜器或铜渣，充分说明海岱龙山文化已进入了铜器时代。1992年在丁公遗址的H1235发现了龙山时代的文字陶片，已经脱离刻划符号和图象文字阶段，充分说明海岱龙山文化已进入了文字历史时代。在海岱龙山文化中古城址也有发现，共有城子崖、边线王、丁公、田旺、教场铺、景阳岗、丹土等多处，丁公的城墙外还挖有城濠，充分表明了城墙的防御功能，说明龙山时代已确定无疑地进入了文明时代。⒀
最后，笔者前曾提出，夏族早期的统治中心在临朐、昌乐一带。而在临朐县南10里的西朱封村南，正发现了王室大墓。这里有3座特大墓M1、M202、M203，年代分别相当于尹家城类型三期后段偏晚、四期前段，面积分别有11、30、27.6平方米，葬具为一棺一椁或重椁一棺，其中随葬有非常珍奇的鼍鼓，其玉器数量之多和制作之精亦为同期其它墓葬所不见，通体雕镂的玉冠状饰和晶莹光润的雕花玉簪更是令人叹为观止。⒁这样的级别可以说墓主不是后王也是王朝核心人物，决非普通氏族首领。另外，1981年临朐县还出土了两组西周晚期的铜器，其中有寻仲匜、寻仲盘，足证此地确有斟寻氏存在。⒂
以上笔者从三方面论证了晚期大汶口文化和海岱龙山文化可能是先夏文化和早中期夏文化。由于以上对大汶口文化和海岱龙山文化的认识，学界并无多少异议，所以笔者虑及篇幅，而未予展开，仅撮其要而已。真正的困难则在后面，即夏氏族的西迁的考古学证明。
一、先夏氏族、早中期夏氏族可能居于山东
我们先看夏朝的绝对年代（即夏代的起止时间）。自《世经》（《汉书·律历志》录）以来，文献一般认为，夏积年432年，商积年629年。至于周积年，争论较大，笔者赞同张汝舟先生的前1106年武王克商之说。⑵由此，夏代当约为前2165年至前1734年。其间，禹至相为早期，传4世，约100多年，止于约前2050年左右；胤甲至桀为晚期，传4世，约100多年，始自约前1850年左右，少康至扃为中期，传6世，约有200年，约自前2050年至前1850年左右。又《路史·发挥》引《纪年》曰：“黄帝至禹，为世三十。”按每世大体20多年计，则黄帝时代当约在前2800年左右。那么， 这几个时段内，在山东地区，考古文化的面貌又是怎样的呢？
经过无数学者近70年的努力，山东地区远古文化的发展序列已基本搞清，即依次为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海岱龙山文化（又名山东龙山文化、典型龙山文化）、岳石文化，中间除后李与北辛之间的衔接尚不十分清楚以外，基本没有大的缺环，时间约相当于前6000年至前1500年。其间根据碳十四测定，大汶口文化的晚期约相当于前2800年至前2500年，海岱龙山文化约相当于前2500年至前1900年（以前2200年为界可划分为早、晚两期）。如此则自黄帝始的先夏文化时期约相当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和海岱龙山文化早期，夏文化早中期约相当于海岱龙山文化晚期。那么，先夏文化和早中期夏文化与晚期大汶口文化和海岱龙山文化到底有无关系呢？或者说，先夏氏族和早中期夏氏族可能居于山东的观点能否从这两种文化中找到证据呢？笔者认为，答案应是肯定的，理由如下：
首先，从分布范围看。笔者前曾提出，先夏文化及早期夏文化的分布范围基本是以鲁中南为中心的山东地区，并且在唐虞以前活动的中心是汶泗流域，到夏代则转向鲁东。晚期大汶口文化以及海岱龙山文化的分布范围与中心正是这样。
从目前发掘情况看，大汶口文化“到晚期阶段，遗址数量迅速增多，分布范围包括山东全省、苏北、皖北和豫东，”⑶并且，吴汝祚先生研究认为：“大汶口等遗址的居民，可能从前期阶段的晚期开始，在生产和文化的发展上，逐渐居于大汶口文化中的领先地位。所以，大汶口文化的中心地区，应该是在大汶口类型的分布地区内，”“由于生产的发展，大汶口、西夏侯等遗址的居民，生活也随着富裕起来，在墓葬中随葬数十件或百件以上的器物，其中有质量相当高的象牙雕筒、象牙梳、象牙琮和陶质坚硬的白陶，带有光泽的黑陶，纹饰简练而大方的彩陶，等等。这些大多是其它类型的居民所不及的。”⑷
海岱龙山文化，“其分布范围应包括山东全省、江苏省和安徽省的北部，以及河南省的东部地区，”⑸与大汶口文化晚期分布范围相似。海岱龙山文化的中心地区，吴汝祚先生曾指出，它“不是以泰山为中心的周围一带地区，而是向东移到山东半岛，可能在潍坊一带地区内。”（实际这种转移的趋势可能从大汶口文化末期即已开始，如：“莒县陵阳河和诸城前寨遗址，都发现有原始象形字，这是其它类型遗址中，还没见到的现象。”）⑹就目前发掘情况看，在鲁东地区，龙山文化遗址不仅规模大，堆积厚，而且分布最为密集。另外，龙山文化的典型器物黑陶，以海岱龙山文化出土数量最多，而海岱龙山文化中又以鲁东最多；其中代表龙山文化陶器最高水准的蛋壳黑陶高柄杯，在鲁东不仅出现最早，而且数量最多。海岱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鸟首形（鬼脸式）足鼎也是起源于鲁东而向四外传播的。临朐朱封大墓则代表了海岱地区墓葬的最高级别。
不过鲁中南地区龙山文化的发展水平并不像以前所认为的那样低，只是与鲁东相比稍稍逊色而已。如这里的黑陶数量也曾一度达到50%，蛋壳黑陶也较常见，泗水尹家城遗址M15（5.8米×4.36米,重椁）⑺也表现出了超凡的级别。这都是除鲁东以外的其它地区所不能比拟的。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海岱龙山文化是有两个中心的。相信随着田野工作的深入，此地区一定会有更多重要发现的。
其次，从发展的继承性看。笔者前曾反复强调，从黄帝到夏禹，虽然屡有更替，但文明的演化却是一脉相承、循序渐进的，中间没有大的断裂和缺环。而从晚期大汶口文化到早期海岱龙山文化，情况就是这样。大汶口文化和海岱龙山文化虽有较大差异，但后者的因素主要源于前者却是不争的事实。这点已得到了学界的充分论证。具体说来，理由如下：
第一、从层位学上讲，不仅丁公、鲁家口、杨家圈、东海峪等遗址充分证明了海岱龙山文化的相对年代晚于大汶口文化，中间没有缺环存在，而且众多的碳十四资料也充分证明海岱龙山文化的绝对年代是与大汶口文化前后紧密相连的。目前，大汶口文化的碳十四测定数据共有59个，其中校正后距今4500年以后的数据有18个；海岱龙山文化的碳十四测定数据共有47个，其中校正后距今4500年以前的数据有10个。⑻由此可知，即使考虑到碳十四数据误差较大这个因素，也不能否认二者时间上的连续性。
第二、从类型学上讲，海岱龙山文化的基本因素，主要源自大汶口文化，其中许多标志着东方特征的因素尤为引人注目。仅从陶器组合来看，大汶口文化主要是鼎、鬶、觚形杯、豆、罐、盉、高柄杯、盆等，海岱龙山文化主要是鼎、鬶、盆、高柄杯、罐、豆、壶、盉等，基本相同。其中的鬶和高柄杯等尤其是起源于海岱、盛行于海岱的标志性器物，为两者所共有，并有一套非常完整的发展轨迹。
第三、能够直接衔接大汶口文化与海岱龙山文化的过渡期考古遗存，迄今已有多处发现，充分证明二者的更替是渐变的而非突变的。例如：在鲁东，1975年日照东海峪“三叠层”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表现这个过渡期的极好的标本。在具有大汶口文化晚期最晚特点的下层M311中，如陶鬶、黑陶高柄杯、鼎、豆、罐、壶等的器形就显示出与海岱龙山文化早期十分接近的特征；到中层M315，这些陶器则已经具备了海岱龙山文化早期的特征。其它地区虽未发现这种标准地层，但所发现的地点不同却完全可以紧密衔接的文化遗存却不少，如属于大汶口晚期之末的大汶口晚期墓、野店五期墓、西夏侯上层墓、南兴埠第七层、庄坞墓、三里河墓葬，与属于龙山早期之初的湖台墓葬、石河头墓葬、大范庄甲组墓都是极好的例证。⑼
再次，从发展水平看。笔者前曾提出，自黄帝始至禹，社会文明已十分发达，已进入奴隶社会，产生了家庭、私有制、国家、阶级、战争、文字、铜器、城址等一系列文明时代的标志性因素。而晚期大汶口文化和海岱龙山文化中正包含了这些因素。
在大汶口文化阶段，大汶口墓地鬶、盉、高柄杯等成套酒器的出土，反映了当时粮食出现剩余的情况；大汶口的125座有随葬品的墓葬，1/3以上有猪骨，最多的一座（M13）竟有14个猪头随葬，反映了当时家畜业的发达；这125座墓还出土陶器共1015件，可见当时制陶业的兴旺。在大汶口墓葬的合葬中早期流行同性合葬和多人二次葬，中晚期则男女合葬占主导地位，反映了个体家庭的产生；大汶口墓葬中随葬品的数量差异很大，尤其是M10和M117，厚葬程度远过一般，说明氏族内部贫富分化之巨，证明了私有制、阶级、剥削的产生；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还有许多没有人骨架或肢体残损的大型富墓，这些特殊墓葬很可能是由对外战争造成的，表明当时国家已经起源。另外在大汶口M1中，发现了一件为铜质污染的骨凿，经化验其含铜量为0.099，虽然不敢由此肯定当时已有铜器，但至少提供了一种可能。⑽大汶口晚期阶段，在陵阳河、大朱村、杭头、前寨、尉迟寺和尧王城六处遗址都发现了图象文字，计有20余个，虽然十分原始，但其为文字无可置疑。⑾所以“基于上述变化，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海岱地区已陆续进入文明社会的初期。”⑿
到了龙山时代，海岱地区的文明更加进步。除了农业、家畜业、制陶业等的巨大发展外，由于高温烧制技术的普遍掌握，熔点较低的金属铜的冶炼业发展了起来。到目前为止，在三里河、杨家圈、店子、尧王城、呈子、大范庄和栾台的龙山时代遗址中均发现了铜器或铜渣，充分说明海岱龙山文化已进入了铜器时代。1992年在丁公遗址的H1235发现了龙山时代的文字陶片，已经脱离刻划符号和图象文字阶段，充分说明海岱龙山文化已进入了文字历史时代。在海岱龙山文化中古城址也有发现，共有城子崖、边线王、丁公、田旺、教场铺、景阳岗、丹土等多处，丁公的城墙外还挖有城濠，充分表明了城墙的防御功能，说明龙山时代已确定无疑地进入了文明时代。⒀
最后，笔者前曾提出，夏族早期的统治中心在临朐、昌乐一带。而在临朐县南10里的西朱封村南，正发现了王室大墓。这里有3座特大墓M1、M202、M203，年代分别相当于尹家城类型三期后段偏晚、四期前段，面积分别有11、30、27.6平方米，葬具为一棺一椁或重椁一棺，其中随葬有非常珍奇的鼍鼓，其玉器数量之多和制作之精亦为同期其它墓葬所不见，通体雕镂的玉冠状饰和晶莹光润的雕花玉簪更是令人叹为观止。⒁这样的级别可以说墓主不是后王也是王朝核心人物，决非普通氏族首领。另外，1981年临朐县还出土了两组西周晚期的铜器，其中有寻仲匜、寻仲盘，足证此地确有斟寻氏存在。⒂
以上笔者从三方面论证了晚期大汶口文化和海岱龙山文化可能是先夏文化和早中期夏文化。由于以上对大汶口文化和海岱龙山文化的认识，学界并无多少异议，所以笔者虑及篇幅，而未予展开，仅撮其要而已。真正的困难则在后面，即夏氏族的西迁的考古学证明。
二、中期夏氏族可能由鲁东迁至鲁西
笔者前曾提出，夏氏族在中期可能由于东来夷族的西侵而迁出鲁东直到鲁西。考古学的成果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理由如下：
首先，在海岱地区龙山文化之后为岳石文化，这个相对关系已为多处地层所证明。岳石文化一直延续到商代中期的前1500年左右，其分布范围正与文献所记东夷范围相合，岳石文化即东夷文化已为学界所公认。这里的关键是，岳石文化之前的大汶口文化和海岱龙山文化是否也是东夷文化？目前学界一般都倾向于肯定。这与“夷夏东西说”是遥相呼应的。但若仔细分析，此说则嫌证据不足，难以成立。一夷人的祖先未必也是夷人。夏代前后，文明的迁徙与征服已是常事，夷变于夏者有之，夏变于夷者也有之。如杞国，《左传·襄公廿九年》：“杞，夏余也，而即东夷。”郯国春秋时被目为夷人，未必就不是被东夷征服的结果，未必其高祖少昊就是夷人。二并非只有东夷崇拜鸟图腾。如以晋南为中心古有狄族，《史记·匈奴列传》作“翟”，《说文解字·羽部》：“山雉也，尾长。”可见狄族也崇鸟。少昊崇鸟并不能证明少昊为夷人。三岳石文化与海岱龙山文化之间的衔接并不特别顺畅。如方辉、崔大勇先生认为二者之间发生了“极为显著的变化”，⒃张国硕先生则更强调说“二者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其应属于文化上的突变现象”。⒄所以，不仅岳石文化是东夷文化，而且只有岳石文化是东夷文化。
其次，就一般情况而言，像海岱之间这样大的一个地域，一种文化的开始与结束都不可能各类型完全同时，一定会有早有晚，有的甚至可能相差一二百年。从目前学界情况看，对海岱龙山文化与岳石文化的研究仅止于类型和分期，至于各类型始终时间的早晚则研究尚少。研究这种早晚，目前有两种基本手段：一是根据碳十四测定的数据所确立的各类型的绝对年代确定相对年代；一是根据各类型的文化特征确定相对年代。由于碳十四数据的误差甚大，一般均在二三百年上下，有的甚至更大，而夷夏之变这个历史事件也就发生在二百年间，所以碳十四数据虽然先进，却不能作为主要手段，应充分重视文化特征的比较。
就海岱龙山文化而言，笔者认为，各类型的结束时间有东早西晚之分。具体地说，杨家圈类型结束得最早，两城类型其次，尹家城类型、王油坊类型再次，城子崖类型最后。由于尹家城类型的延续时间较长，且目前学界对它的分期较为详细（如栾丰实先生以尹家城遗址、西吴寺遗址龙山遗存为标本，将它划分为两大阶段、六期、九小段⒅，所以笔者就选择它作为衡量其它各类型早晚的标尺。
杨家圈类型的有关遗址目前主要发现7处，但除杨家圈遗址之外，其余的不是发掘面积较小，就是遗存不丰富，难以考察；而在杨家圈遗址，主要遗存则仅相当于尹家城类型的二、三期，没有确凿的更晚的遗存。这里虽然曾采集到5件龙山之末的陶器，但“都出在遗址的东南”，并且“不清楚是否有共存关系”，十分孤立，并不可靠，未必不是在龙山之末由外地流散来的。⒆所以说杨家圈类型约在尹家城类型三期时结束，至少目前是可以成立的。对于两城类型，吴汝祚、杜在忠二先生曾根据对日照东海峪、临沂大范庄、胶县三里河、潍坊姚官庄等处遗址资料的分析，将其文化发展序列大致分作四期。⒇从其主要器物的组合来看，这四期正相当于尹家城类型的一、二、三、四期。（21）对于王油坊类型，栾丰实先生曾撰文根据现有资料，将其发展划分出三期（一期之前有较长的空白），并判断其文化特征大致与尹家城类型的四、五、六期相当。（22）对于城子崖类型，韩榕先生曾撰文将之分为早、晚两期四段，（23）而栾丰实先生则根据丁公遗址的五期和尚庄遗址的二、三两期将之分为六期，与尹家城类型的六期分别对应，意即二者是同时结束的。（24）不过细究丁公五期和尚庄三期的文化特征，其结束时间似乎较尹家城类型略晚。由上可见，说海岱龙山文化是由东向西结束的应无问题。
就岳石文化而言，笔者认为，各类型的开始时间也有东早西晚之分。由于岳石文化的名称确立较晚，发掘所获成果较少，所予研究也较少，许多问题现在还搞不清楚。例如分期，目前学界一般是将之分为四期，而在第一期，它的分布范围即已囊括整个海岱地区，甚至远在中原的二里头遗址也发现了相当于一期的陶器，如夹砂深腹罐（84YLIVM72：13）、子母口罐（84YLIVM93：1）、杯（82YLVT26④D：1）等，（25）其参考价值极为有限；而更详细的划分目前还没有，这无疑给研究各类型的开始时间的早晚问题造成巨大的困难。我们只能从其它方面着手。
关于岳石文化的来源，目前已形成三种基本看法：一种是“北来说”，一种是“本地说”，一种是“西来说”。（26）其中“西来说”的论据明显不足。因为尽管岳石文化中有来自西方下七垣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如：卷沿绳纹鬲、斝、折腹盆等。但这些因素不仅分布不够普遍，而且数量仍嫌单薄，既非主流，也非主导，只能属于交流的结果。“北来说”和“本地说”则各有其理，实际是分别发现了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中的一个。
主张“北来说”的张国硕先生认为，岳石文化中区别于海岱龙山文化的标志性主导因素，大都能从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龙山时代中期起于西辽河上游）和于家村下层文化（双砣子一期文化）中找到，如：夹砂褐陶、腰饰附加堆纹的袋足分裆甗、浅盘豆、舟形器、弦纹、凸棱纹、乳钉纹、之字纹、刻划纹、红白彩绘、子母口沿、舌形外撇足、厚胎、有钻卜骨等。他的观点是十分精辟的，而这么多文化因素进入海岱地区，很明显不会是由于一般的交流，而应是大举征服的结果。这里的关键是，北方的征服者是通过哪里进入海岱地区的，辽东半岛还是河北平原？张国硕先生明确指出是通过辽东半岛，因为岳石文化中包含有大量于家村下层文化因素，笔者赞同此说。王青先生曾分析过河北平原中部的龙山文化“哑叭庄”类型，指出它可分4段，其中第三段相当于尹家城类型的第六期，第四段则更晚，相当于城子崖类型之末，可见它结束很晚，（27）也可证明不是经由河北平原。如果真是通过辽东半岛，揆之常理，则岳石文化的形成必是东早西晚。
不过从全部内容看，岳石文化继承自海岱龙山文化的因素也是很多的，甚至可说是主流，这一点“本地说”论述甚详。但不能因此就说岳石文化一定是本地土著自主创造的。在这里，外来因素与本地因素谁多谁少不是判断岳石文化的族属的根本标尺。征服者在文化上被被征服者征服的事例屡见不鲜。况且虽然就一地而言海岱龙山文化早于岳石文化，但就不同地点而言二者却可能暂时共存（即东部为岳石而西部为龙山，并且时间还不太短），这样就不光龙山会影响岳石，而且还可能岳石影响龙山，岳石中的有些因素不能一见龙山晚期有就咬定是继承自龙山。
另外，海岱龙山文化中已发现了大批城址，其中主要部分恰存在于由鲁东沿泰山北麓至鲁西一线上，有边线王、田旺、丁公、城子崖、教场铺、景阳岗等，各相距200里许，正与夏族由鲁东经泰山北麓迁至鲁西路线相合，恐非偶然。其中如城子崖城址，面积达20多万平方米；教场铺城址，面积达33万平方米；景阳岗城址，面积达35万平方米，规模非凡，决非普通小邦。（28）
综上所述，海岱龙山文化就是夏文化，岳石文化就是东夷文化，夏氏族受东夷压迫而被迫由鲁东西迁鲁西，是完全有可能的。
三、晚期夏氏族可能由鲁西迁至冀南豫北
夏代晚期，在冀南豫北代替龙山文化后岗类型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化，并向北一直扩张至拒马河一带，邹衡先生最早将它命名为“先商文化”，因为从文化内容上看，它与商文化的继承性十分明显。（29）后来，由于“先商文化”并非标准的考古学命名，因而李伯谦先生将它改名为“下七垣文化”，但仍承认它的“先商”性质。（30）所谓“先商”性质，有两方面意思：一是指它是商文化的主要源头，一是指它的族属是商人的直系祖先“先商族”。但笔者感觉，这个“先商”性质仍有可商之处。文献记载，灭夏之前的先商族不过是一个地方七十或百里的蕞尔小国，（31）并且臣服于夏，它怎么可能控制下七垣文化这么大的范围呢？如果不归它控制，又怎能说先商族是下七垣文化的唯一族属呢？另外，孔子曾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32）可见商文化主要是继承自夏文化。如果下七垣文化果真是商文化的源头的话，那它就是夏文化（最起码是一部分），不必再立个“先商”的名头。至少如果非要说个“先商文化”，那它也和“夏文化”没有矛盾。文化面貌与王朝更替是两回事，文化面貌相同就咬定只能是同一族属，显然有失武断。
当然，仅依此来证明夏氏族曾由鲁西迁至冀南豫北是不够的。上文既已言明，早中期夏文化完全可能是海岱龙山文化，那夏等氏族迁至的地区即使完全陌生，也应带来一些重要的文化因素，而不该面目全非，也就是说在下七垣文化中应该找到一些海岱龙山文化中的重要因素。关于海岱龙山文化对下七垣文化的影响，考古学界的认识基本一致，即：有影响，但不是主要来源。其主要来源，邹衡先生认为是土著龙山文化，李伯谦先生认为是晋中龙山文化。这个结果显然是不利的。但尽管如此，仍不能完全排除夏氏族西迁冀南豫北的可能。理由如下：
首先，夏等氏族西迁冀南豫北，不可能将土著完全驱杀，甚至可能与外来者相比土著仍是多数。这样，要求下七垣文化的主要来源是海岱龙山文化显然不妥。这和岳石文化中土著因素占主流是一个道理。后世周公东征后，分封诸侯，晋不得不“启以夏政，疆以戎索”，鲁、卫不得不“启以商政，疆以周索”，（33）也属这种情况。
其次，迄今为止，下七垣文化的遗址虽有多处发现，但规模均不甚大，只有灰坑、房基、陶窑，没有重要的墓葬、城址和高级铜器、玉器。（34）这显然是不正常的。即使不考虑夏氏族西迁的因素，当时这里的文明水平也不应这么低，显然目前所谓下七垣文化的材料依据是不全面、不典型的，更多反映了下层民众的文化面貌。而西迁的夏等氏族应多为高级贵族，反映其文化面貌的应多是重要遗存，这也就是说正好缺了可能反映夏等氏族西迁的内容。如果下层民众中土著果然占多数的话，那目前的下七垣文化自然会和海岱龙山文化差距较大了。这种尚未发现，不但不会否定，反而保留了西迁的可能性。
再次，文献中屡屡提及“戎禹”、“戎殷”、“戎商”（35）；夏氏族本与戎族迥异，商氏族则是东方帝喾子孙（36），为什么文献却如此说呢？关于冀南豫北龙山文化的归属，有人称之为中原龙山文化后岗类型，有人称之为后岗二期文化，邹衡先生则称之为河北龙山文化涧沟类型。（37）冀南豫北作为一个四达之区，文化具有强烈的混合性是很正常的。但分析其典型特征（如多绳纹、鬲、甗、蛋形三足瓮、大口尊、卜骨、鸡冠扳耳等），北方色彩非常浓厚，所以笔者还是倾向于邹衡先生的分法。
不过鉴于河北龙山文化的分布范围不仅限于河北，笔者暂称之为“太行龙山文化”，分为三个类型：晋中北的许坦类型、冀北的雪山类型、冀南豫北的涧沟类型，其中许坦类型应为中心。（38）这三个类型在夏代分别发生了变化：雪山类型被东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吞并，涧沟类型被下七垣文化漳河型取代，许坦类型则发展为光社文化。光社文化一直持续到商末周初，从其分布范围看，正是西周春秋时期诸戎族的居地，这就说明光社文化很可能是诸戎族的文化，它的前身太行龙山文化也就有可能是诸戎族或“先戎族”的文化。这样，下七垣文化漳河型或许就是夏等氏族西迁征服土著戎族而形成的文化。由于土著势力的强大，结果夏文化的基础发生了变化，很大程度上被戎化了。这可能就是文献诸说的来历。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夏氏族西迁的可能。
最后，正如前人指出的，二里岗、殷墟商文化中包含有浓厚的东方色彩，可以从大汶口文化、海岱龙山文化中直接找到（但岳石文化中却不见或少见），如厚葬、棺椁制度、墓穴二层台、饕餮纹、云雷纹。（39）而大汶口、海岱龙山二文化在时间上与商文化并不衔接，如果下七垣文化真是商文化的主要源头又少有东方色彩的话，那这些东方色彩又是通过什么渠道传承下来的呢？所以下七垣文化中是应该有所反映的，没有反映只是目前尚未发现而已。
四、晚期夏氏族可能由冀南豫北西迁豫西
由于数千年来人们一直坚信夏朝自始至终都居于豫西晋南，所以50年代属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在此发现后，便逐渐得到了几乎一致的肯定是夏文化，尽管在一些细节上还有激烈争论。
但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说是有很多破绽的。
一从某些文化特征看，二里头文化居民应属南方部族或其后裔（这里的南方是指江汉流域，先后存在过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我们已经知道，对于一个部族来说，墓葬头向虽然并非绝对不变，但大多数情况下是有定规的，是族属的重要标志。如东方的楚人进入江汉流域后，虽然居地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墓葬仍头向东；而当地的土著，虽然遭到异族统治，但墓葬仍头向南（从大溪文化以来，江汉流域墓葬一直基本头向南）。（40）
在中原地区，大型墓葬和大规模墓地发现极少。属于龙山时代早期的庙底沟二期族葬墓地和陶寺族葬墓地是很可贵的了，而前者145座墓都是头向南，后者1000余座墓则绝大多数头向东南或南偏东。乱葬墓如大河村五期M17和M20、谷水河三期M1也头向东南。到二里头文化时代，如东马沟（M2北向、M3和M10西向例外）、南寨、东杨村、白元遗址基本都是头向南。在发现墓葬最多（340余座）的偃师二里头遗址，情况较为复杂，头向南、北、东者皆有。如III区的5座墓（M1南向例外）和M214、V区的6座墓、VI区的58座墓、IX区的21座墓中的6座头皆北向，III区F2东侧的两座墓、IX区的M18头皆东向。但头向南者仍是多数。而墓葬头向南，中原地区周围只有江汉流域是，二者的关系显而易见。另外，擂钵（又名刻槽盆、澄滤器）也可算是一种标志。（41）这说明二里头文化的居民很可能基本是南方部族。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据前人的研究，屈家岭文化强大后，在晚期曾向北扩张至黄河沿线；中原龙山文化强大后，又向南深入石家河文化的中心。（42）可能正是这种“交往”使二者融为一体。如果二里头文化真是夏文化的话，就与黄帝以来先夏文化始终居于北方的文献记载明显冲突。
二从文化内容来看，二里头文化不可能是属于早商的二里岗文化的主要来源。以陶器为例，二里头的主要炊器是夹砂罐类和鼎，属于圜底器或凹圜底器类；主要食器是三足盘，属于三足器类；主要酒器是盉，由封口鬶演变而来，基本不见斝。而二里岗文化的主要炊器是鬲和甗，属于三足器类；主要食器是簋，属于圈足器类；主要酒器是斝，由炊器斝演变而来。二者的差别十分明显。（43）如果二里头文化真是夏文化的话，就与孔子所说相矛盾了。
三二里头文化的发展是：一、二、三期持续发展进步，四期突然衰落。然而考察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却是一期最广，最东影响到商丘坞墙，最北影响到豫北；到二期，豫北、豫东就被下七垣文化所夺占，形成辉卫类型和鹿台岗类型，（44）郑州也出现了南关外型东夷文化（45）；文化水平最高的第三期，范围最东也没越过郑州。那么为什么最昌盛时影响却最小呢？如果是因为商汤灭夏之故，但据文献记载，直到灭亡，夏桀在豫东、豫北势力并不算小，这该当如何解释呢？
四二里头文化中包含大量明显不属于土著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又集中存在于二里头遗址大中型墓葬之中。如在二里头遗址中有相当数量的头北向的墓葬，并多有朱砂铺底，与土著的南向不同，考虑到商人墓葬头皆北向，并有朱砂铺底，（46）这些墓葬的墓主似有可能是下七垣文化居民（朱砂铺底也可能是土著风俗，目前尚不完全清楚）。再以一向被视为二里头文化代表的规模最大的二号宫殿M1为例，该墓长5.2米，宽4.25米，“规模与殷墟妇好墓的大小相若，而且又被埋葬在宫殿建筑群之内，情况决非一般，推测应是一座王墓。”（47）由于破坏很重，其详情难知，但外来色彩仍历历可见，如死者头东向，有生土二层台、残存漆皮、蚌片、卜骨，红漆匣中殉狗，墓底铺有朱砂，北方尤其是东方色彩非常浓厚。其它如玉柄形器、牙璋（3件）、钺、戈（从“戎”字从戈来看，似乎戈当为北方戎族特产）、绿松石饰、涂朱鼋甲（VI区M28）、爵、盉、鬶、觚等，均属东方文化之流亚。这些因素多见于后来东方的二里岗、殷墟商文化以及以前的海岱龙山文化中，却未见或少见于二里头文化一期（甚至二期）和之前的中原龙山文化中。很明显，这些因素应是东方部族侵入豫西所留下的遗迹。
饶有趣味的是，杜金鹏先生还提出，“检视（临朐）朱封龙山文化大墓出土玉石器情况，与二里头文化有较多的相似之处”，“如以玉刀、钺为重要礼器，以绿松石为装饰品等。其玉钺与二里头玉钺（V区）M3：3酷似，其多孔梯形玉刀也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多孔梯形玉刀相仿。在玉器上钻孔镶嵌绿松石片和用大量绿松石片做镶嵌物，以及用绿松石珠做串饰，在二里头遗址亦较常见，而这些现象在当地河南龙山文化中目前尚无源头可寻，很可能是继承了山东龙山文化之传统。此外，根据其雕刻图象等推定为山东龙山文化遗物的传世玉圭，形制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玉圭（如III区M2：5）相同；在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有扉玉刀形制基本相同的传世玉刀上，雕刻有与山东龙山文化玉器上所雕神像大致相同的图像，所有这些都告诉我们，朱封龙山文化玉石器的发现和一批传世玉器的年代的推定，为我们追寻二里头文化源头，提供了新的线索。”（48）
五最新研究表明，偃师商城建于二里头文化四期之初，是夏、商交替的标志。（49）而据碳十四测定，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约为前1900年至前1600年。这样扣除四期，夏朝的开始就一定要早到中原龙山文化晚期里很多。如果二里头文化真是夏文化，那一朝之内为什么会有这样巨大的文化变迁呢？如果是太康失国、羿浞代夏造成的，那太康失国不到百年，能否使整个中原发生根本性的文化变迁呢？并且羿浞都是东方部族，则二里头文化在一期里就应该有强烈的东方色彩才是，可哪里有呢？
由上我们有理由认为，过去所谓的“二里头文化”的情况是很复杂的，从二期开始尤其是在三期里混进了大量起主导作用的东方因素。正是对这种复杂性的忽略，使夏氏族西迁这一史实遭到了掩盖。解决这种复杂性有两个办法：一是大体从二、三期之间断开，称为二里头下层文化、二里头上层文化，前者是纯粹的土著文化，后者是东方因素和土著因素混合的文化即夏、商文化的一部分（文化变迁与王朝更替是两回事），也属外来少数征服本地多数的模式；一是保留四期，但把那些大量明显属于东方的因素剔出来，东方因素仍称为下七垣文化、二里岗文化（夏、商文化），剩余因素称为（受到强烈破坏的）二里头文化。这看似麻烦，实际却使历史真相更显而易见，免受掩盖。鉴于东方因素与土著因素的融合并不特别深厚，笔者倾向后一种做法。但不管怎样，过去那种把二里头文化与夏氏族的关系简单化的说法是不妥当的。
具体来说，二里头文化的发展经过最大的可能是：二里头文化在一期时继承中原龙山文化的广阔疆域，一度影响至豫北、豫东；在二期时下七垣文化在冀南形成，并扩张至冀中、豫北、豫东（可能还有晋南）；到三期时以夏氏族为主力，下七垣文化终于征服了二里头文化的中心地区伊洛流域，并迁都于此（这是此时此地文化水平急剧提高的原因）；随后，商族灭夏，重心东归郑州商城，二里头文化乃突然衰落，进入四期即早商时代（相当于二里岗文化下层早段），东方的下七垣文化继续渗入（如这里发现了一部分东方的夹砂瘦腹平底罐、侈口鼓腹平底盆），但仍不占主流；最后二里岗文化下层晚段强盛，进入豫西，二里头文化宣告结束。因为二里岗文化是直接继承自下七垣文化，所以就消灭二里头文化来说，商族不过完成了夏氏族的未竟事业而已。
由于考古资料同文献资料一样具有自己的局限性和模糊性，我们的研究便常常不能定论，而只能提出一种可能性。本文基本上正是这样。也就是说，迄至目前，夏氏族起于山东从考古学上讲，同传统观点一样，仍只是具有可能性，最后定论只能依靠更多的发现和研究。
笔者前曾提出，夏氏族在中期可能由于东来夷族的西侵而迁出鲁东直到鲁西。考古学的成果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理由如下：
首先，在海岱地区龙山文化之后为岳石文化，这个相对关系已为多处地层所证明。岳石文化一直延续到商代中期的前1500年左右，其分布范围正与文献所记东夷范围相合，岳石文化即东夷文化已为学界所公认。这里的关键是，岳石文化之前的大汶口文化和海岱龙山文化是否也是东夷文化？目前学界一般都倾向于肯定。这与“夷夏东西说”是遥相呼应的。但若仔细分析，此说则嫌证据不足，难以成立。一夷人的祖先未必也是夷人。夏代前后，文明的迁徙与征服已是常事，夷变于夏者有之，夏变于夷者也有之。如杞国，《左传·襄公廿九年》：“杞，夏余也，而即东夷。”郯国春秋时被目为夷人，未必就不是被东夷征服的结果，未必其高祖少昊就是夷人。二并非只有东夷崇拜鸟图腾。如以晋南为中心古有狄族，《史记·匈奴列传》作“翟”，《说文解字·羽部》：“山雉也，尾长。”可见狄族也崇鸟。少昊崇鸟并不能证明少昊为夷人。三岳石文化与海岱龙山文化之间的衔接并不特别顺畅。如方辉、崔大勇先生认为二者之间发生了“极为显著的变化”，⒃张国硕先生则更强调说“二者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其应属于文化上的突变现象”。⒄所以，不仅岳石文化是东夷文化，而且只有岳石文化是东夷文化。
其次，就一般情况而言，像海岱之间这样大的一个地域，一种文化的开始与结束都不可能各类型完全同时，一定会有早有晚，有的甚至可能相差一二百年。从目前学界情况看，对海岱龙山文化与岳石文化的研究仅止于类型和分期，至于各类型始终时间的早晚则研究尚少。研究这种早晚，目前有两种基本手段：一是根据碳十四测定的数据所确立的各类型的绝对年代确定相对年代；一是根据各类型的文化特征确定相对年代。由于碳十四数据的误差甚大，一般均在二三百年上下，有的甚至更大，而夷夏之变这个历史事件也就发生在二百年间，所以碳十四数据虽然先进，却不能作为主要手段，应充分重视文化特征的比较。
就海岱龙山文化而言，笔者认为，各类型的结束时间有东早西晚之分。具体地说，杨家圈类型结束得最早，两城类型其次，尹家城类型、王油坊类型再次，城子崖类型最后。由于尹家城类型的延续时间较长，且目前学界对它的分期较为详细（如栾丰实先生以尹家城遗址、西吴寺遗址龙山遗存为标本，将它划分为两大阶段、六期、九小段⒅，所以笔者就选择它作为衡量其它各类型早晚的标尺。
杨家圈类型的有关遗址目前主要发现7处，但除杨家圈遗址之外，其余的不是发掘面积较小，就是遗存不丰富，难以考察；而在杨家圈遗址，主要遗存则仅相当于尹家城类型的二、三期，没有确凿的更晚的遗存。这里虽然曾采集到5件龙山之末的陶器，但“都出在遗址的东南”，并且“不清楚是否有共存关系”，十分孤立，并不可靠，未必不是在龙山之末由外地流散来的。⒆所以说杨家圈类型约在尹家城类型三期时结束，至少目前是可以成立的。对于两城类型，吴汝祚、杜在忠二先生曾根据对日照东海峪、临沂大范庄、胶县三里河、潍坊姚官庄等处遗址资料的分析，将其文化发展序列大致分作四期。⒇从其主要器物的组合来看，这四期正相当于尹家城类型的一、二、三、四期。（21）对于王油坊类型，栾丰实先生曾撰文根据现有资料，将其发展划分出三期（一期之前有较长的空白），并判断其文化特征大致与尹家城类型的四、五、六期相当。（22）对于城子崖类型，韩榕先生曾撰文将之分为早、晚两期四段，（23）而栾丰实先生则根据丁公遗址的五期和尚庄遗址的二、三两期将之分为六期，与尹家城类型的六期分别对应，意即二者是同时结束的。（24）不过细究丁公五期和尚庄三期的文化特征，其结束时间似乎较尹家城类型略晚。由上可见，说海岱龙山文化是由东向西结束的应无问题。
就岳石文化而言，笔者认为，各类型的开始时间也有东早西晚之分。由于岳石文化的名称确立较晚，发掘所获成果较少，所予研究也较少，许多问题现在还搞不清楚。例如分期，目前学界一般是将之分为四期，而在第一期，它的分布范围即已囊括整个海岱地区，甚至远在中原的二里头遗址也发现了相当于一期的陶器，如夹砂深腹罐（84YLIVM72：13）、子母口罐（84YLIVM93：1）、杯（82YLVT26④D：1）等，（25）其参考价值极为有限；而更详细的划分目前还没有，这无疑给研究各类型的开始时间的早晚问题造成巨大的困难。我们只能从其它方面着手。
关于岳石文化的来源，目前已形成三种基本看法：一种是“北来说”，一种是“本地说”，一种是“西来说”。（26）其中“西来说”的论据明显不足。因为尽管岳石文化中有来自西方下七垣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如：卷沿绳纹鬲、斝、折腹盆等。但这些因素不仅分布不够普遍，而且数量仍嫌单薄，既非主流，也非主导，只能属于交流的结果。“北来说”和“本地说”则各有其理，实际是分别发现了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中的一个。
主张“北来说”的张国硕先生认为，岳石文化中区别于海岱龙山文化的标志性主导因素，大都能从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龙山时代中期起于西辽河上游）和于家村下层文化（双砣子一期文化）中找到，如：夹砂褐陶、腰饰附加堆纹的袋足分裆甗、浅盘豆、舟形器、弦纹、凸棱纹、乳钉纹、之字纹、刻划纹、红白彩绘、子母口沿、舌形外撇足、厚胎、有钻卜骨等。他的观点是十分精辟的，而这么多文化因素进入海岱地区，很明显不会是由于一般的交流，而应是大举征服的结果。这里的关键是，北方的征服者是通过哪里进入海岱地区的，辽东半岛还是河北平原？张国硕先生明确指出是通过辽东半岛，因为岳石文化中包含有大量于家村下层文化因素，笔者赞同此说。王青先生曾分析过河北平原中部的龙山文化“哑叭庄”类型，指出它可分4段，其中第三段相当于尹家城类型的第六期，第四段则更晚，相当于城子崖类型之末，可见它结束很晚，（27）也可证明不是经由河北平原。如果真是通过辽东半岛，揆之常理，则岳石文化的形成必是东早西晚。
不过从全部内容看，岳石文化继承自海岱龙山文化的因素也是很多的，甚至可说是主流，这一点“本地说”论述甚详。但不能因此就说岳石文化一定是本地土著自主创造的。在这里，外来因素与本地因素谁多谁少不是判断岳石文化的族属的根本标尺。征服者在文化上被被征服者征服的事例屡见不鲜。况且虽然就一地而言海岱龙山文化早于岳石文化，但就不同地点而言二者却可能暂时共存（即东部为岳石而西部为龙山，并且时间还不太短），这样就不光龙山会影响岳石，而且还可能岳石影响龙山，岳石中的有些因素不能一见龙山晚期有就咬定是继承自龙山。
另外，海岱龙山文化中已发现了大批城址，其中主要部分恰存在于由鲁东沿泰山北麓至鲁西一线上，有边线王、田旺、丁公、城子崖、教场铺、景阳岗等，各相距200里许，正与夏族由鲁东经泰山北麓迁至鲁西路线相合，恐非偶然。其中如城子崖城址，面积达20多万平方米；教场铺城址，面积达33万平方米；景阳岗城址，面积达35万平方米，规模非凡，决非普通小邦。（28）
综上所述，海岱龙山文化就是夏文化，岳石文化就是东夷文化，夏氏族受东夷压迫而被迫由鲁东西迁鲁西，是完全有可能的。
三、晚期夏氏族可能由鲁西迁至冀南豫北
夏代晚期，在冀南豫北代替龙山文化后岗类型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化，并向北一直扩张至拒马河一带，邹衡先生最早将它命名为“先商文化”，因为从文化内容上看，它与商文化的继承性十分明显。（29）后来，由于“先商文化”并非标准的考古学命名，因而李伯谦先生将它改名为“下七垣文化”，但仍承认它的“先商”性质。（30）所谓“先商”性质，有两方面意思：一是指它是商文化的主要源头，一是指它的族属是商人的直系祖先“先商族”。但笔者感觉，这个“先商”性质仍有可商之处。文献记载，灭夏之前的先商族不过是一个地方七十或百里的蕞尔小国，（31）并且臣服于夏，它怎么可能控制下七垣文化这么大的范围呢？如果不归它控制，又怎能说先商族是下七垣文化的唯一族属呢？另外，孔子曾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32）可见商文化主要是继承自夏文化。如果下七垣文化果真是商文化的源头的话，那它就是夏文化（最起码是一部分），不必再立个“先商”的名头。至少如果非要说个“先商文化”，那它也和“夏文化”没有矛盾。文化面貌与王朝更替是两回事，文化面貌相同就咬定只能是同一族属，显然有失武断。
当然，仅依此来证明夏氏族曾由鲁西迁至冀南豫北是不够的。上文既已言明，早中期夏文化完全可能是海岱龙山文化，那夏等氏族迁至的地区即使完全陌生，也应带来一些重要的文化因素，而不该面目全非，也就是说在下七垣文化中应该找到一些海岱龙山文化中的重要因素。关于海岱龙山文化对下七垣文化的影响，考古学界的认识基本一致，即：有影响，但不是主要来源。其主要来源，邹衡先生认为是土著龙山文化，李伯谦先生认为是晋中龙山文化。这个结果显然是不利的。但尽管如此，仍不能完全排除夏氏族西迁冀南豫北的可能。理由如下：
首先，夏等氏族西迁冀南豫北，不可能将土著完全驱杀，甚至可能与外来者相比土著仍是多数。这样，要求下七垣文化的主要来源是海岱龙山文化显然不妥。这和岳石文化中土著因素占主流是一个道理。后世周公东征后，分封诸侯，晋不得不“启以夏政，疆以戎索”，鲁、卫不得不“启以商政，疆以周索”，（33）也属这种情况。
其次，迄今为止，下七垣文化的遗址虽有多处发现，但规模均不甚大，只有灰坑、房基、陶窑，没有重要的墓葬、城址和高级铜器、玉器。（34）这显然是不正常的。即使不考虑夏氏族西迁的因素，当时这里的文明水平也不应这么低，显然目前所谓下七垣文化的材料依据是不全面、不典型的，更多反映了下层民众的文化面貌。而西迁的夏等氏族应多为高级贵族，反映其文化面貌的应多是重要遗存，这也就是说正好缺了可能反映夏等氏族西迁的内容。如果下层民众中土著果然占多数的话，那目前的下七垣文化自然会和海岱龙山文化差距较大了。这种尚未发现，不但不会否定，反而保留了西迁的可能性。
再次，文献中屡屡提及“戎禹”、“戎殷”、“戎商”（35）；夏氏族本与戎族迥异，商氏族则是东方帝喾子孙（36），为什么文献却如此说呢？关于冀南豫北龙山文化的归属，有人称之为中原龙山文化后岗类型，有人称之为后岗二期文化，邹衡先生则称之为河北龙山文化涧沟类型。（37）冀南豫北作为一个四达之区，文化具有强烈的混合性是很正常的。但分析其典型特征（如多绳纹、鬲、甗、蛋形三足瓮、大口尊、卜骨、鸡冠扳耳等），北方色彩非常浓厚，所以笔者还是倾向于邹衡先生的分法。
不过鉴于河北龙山文化的分布范围不仅限于河北，笔者暂称之为“太行龙山文化”，分为三个类型：晋中北的许坦类型、冀北的雪山类型、冀南豫北的涧沟类型，其中许坦类型应为中心。（38）这三个类型在夏代分别发生了变化：雪山类型被东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吞并，涧沟类型被下七垣文化漳河型取代，许坦类型则发展为光社文化。光社文化一直持续到商末周初，从其分布范围看，正是西周春秋时期诸戎族的居地，这就说明光社文化很可能是诸戎族的文化，它的前身太行龙山文化也就有可能是诸戎族或“先戎族”的文化。这样，下七垣文化漳河型或许就是夏等氏族西迁征服土著戎族而形成的文化。由于土著势力的强大，结果夏文化的基础发生了变化，很大程度上被戎化了。这可能就是文献诸说的来历。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夏氏族西迁的可能。
最后，正如前人指出的，二里岗、殷墟商文化中包含有浓厚的东方色彩，可以从大汶口文化、海岱龙山文化中直接找到（但岳石文化中却不见或少见），如厚葬、棺椁制度、墓穴二层台、饕餮纹、云雷纹。（39）而大汶口、海岱龙山二文化在时间上与商文化并不衔接，如果下七垣文化真是商文化的主要源头又少有东方色彩的话，那这些东方色彩又是通过什么渠道传承下来的呢？所以下七垣文化中是应该有所反映的，没有反映只是目前尚未发现而已。
四、晚期夏氏族可能由冀南豫北西迁豫西
由于数千年来人们一直坚信夏朝自始至终都居于豫西晋南，所以50年代属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在此发现后，便逐渐得到了几乎一致的肯定是夏文化，尽管在一些细节上还有激烈争论。
但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说是有很多破绽的。
一从某些文化特征看，二里头文化居民应属南方部族或其后裔（这里的南方是指江汉流域，先后存在过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我们已经知道，对于一个部族来说，墓葬头向虽然并非绝对不变，但大多数情况下是有定规的，是族属的重要标志。如东方的楚人进入江汉流域后，虽然居地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墓葬仍头向东；而当地的土著，虽然遭到异族统治，但墓葬仍头向南（从大溪文化以来，江汉流域墓葬一直基本头向南）。（40）
在中原地区，大型墓葬和大规模墓地发现极少。属于龙山时代早期的庙底沟二期族葬墓地和陶寺族葬墓地是很可贵的了，而前者145座墓都是头向南，后者1000余座墓则绝大多数头向东南或南偏东。乱葬墓如大河村五期M17和M20、谷水河三期M1也头向东南。到二里头文化时代，如东马沟（M2北向、M3和M10西向例外）、南寨、东杨村、白元遗址基本都是头向南。在发现墓葬最多（340余座）的偃师二里头遗址，情况较为复杂，头向南、北、东者皆有。如III区的5座墓（M1南向例外）和M214、V区的6座墓、VI区的58座墓、IX区的21座墓中的6座头皆北向，III区F2东侧的两座墓、IX区的M18头皆东向。但头向南者仍是多数。而墓葬头向南，中原地区周围只有江汉流域是，二者的关系显而易见。另外，擂钵（又名刻槽盆、澄滤器）也可算是一种标志。（41）这说明二里头文化的居民很可能基本是南方部族。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据前人的研究，屈家岭文化强大后，在晚期曾向北扩张至黄河沿线；中原龙山文化强大后，又向南深入石家河文化的中心。（42）可能正是这种“交往”使二者融为一体。如果二里头文化真是夏文化的话，就与黄帝以来先夏文化始终居于北方的文献记载明显冲突。
二从文化内容来看，二里头文化不可能是属于早商的二里岗文化的主要来源。以陶器为例，二里头的主要炊器是夹砂罐类和鼎，属于圜底器或凹圜底器类；主要食器是三足盘，属于三足器类；主要酒器是盉，由封口鬶演变而来，基本不见斝。而二里岗文化的主要炊器是鬲和甗，属于三足器类；主要食器是簋，属于圈足器类；主要酒器是斝，由炊器斝演变而来。二者的差别十分明显。（43）如果二里头文化真是夏文化的话，就与孔子所说相矛盾了。
三二里头文化的发展是：一、二、三期持续发展进步，四期突然衰落。然而考察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却是一期最广，最东影响到商丘坞墙，最北影响到豫北；到二期，豫北、豫东就被下七垣文化所夺占，形成辉卫类型和鹿台岗类型，（44）郑州也出现了南关外型东夷文化（45）；文化水平最高的第三期，范围最东也没越过郑州。那么为什么最昌盛时影响却最小呢？如果是因为商汤灭夏之故，但据文献记载，直到灭亡，夏桀在豫东、豫北势力并不算小，这该当如何解释呢？
四二里头文化中包含大量明显不属于土著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又集中存在于二里头遗址大中型墓葬之中。如在二里头遗址中有相当数量的头北向的墓葬，并多有朱砂铺底，与土著的南向不同，考虑到商人墓葬头皆北向，并有朱砂铺底，（46）这些墓葬的墓主似有可能是下七垣文化居民（朱砂铺底也可能是土著风俗，目前尚不完全清楚）。再以一向被视为二里头文化代表的规模最大的二号宫殿M1为例，该墓长5.2米，宽4.25米，“规模与殷墟妇好墓的大小相若，而且又被埋葬在宫殿建筑群之内，情况决非一般，推测应是一座王墓。”（47）由于破坏很重，其详情难知，但外来色彩仍历历可见，如死者头东向，有生土二层台、残存漆皮、蚌片、卜骨，红漆匣中殉狗，墓底铺有朱砂，北方尤其是东方色彩非常浓厚。其它如玉柄形器、牙璋（3件）、钺、戈（从“戎”字从戈来看，似乎戈当为北方戎族特产）、绿松石饰、涂朱鼋甲（VI区M28）、爵、盉、鬶、觚等，均属东方文化之流亚。这些因素多见于后来东方的二里岗、殷墟商文化以及以前的海岱龙山文化中，却未见或少见于二里头文化一期（甚至二期）和之前的中原龙山文化中。很明显，这些因素应是东方部族侵入豫西所留下的遗迹。
饶有趣味的是，杜金鹏先生还提出，“检视（临朐）朱封龙山文化大墓出土玉石器情况，与二里头文化有较多的相似之处”，“如以玉刀、钺为重要礼器，以绿松石为装饰品等。其玉钺与二里头玉钺（V区）M3：3酷似，其多孔梯形玉刀也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多孔梯形玉刀相仿。在玉器上钻孔镶嵌绿松石片和用大量绿松石片做镶嵌物，以及用绿松石珠做串饰，在二里头遗址亦较常见，而这些现象在当地河南龙山文化中目前尚无源头可寻，很可能是继承了山东龙山文化之传统。此外，根据其雕刻图象等推定为山东龙山文化遗物的传世玉圭，形制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玉圭（如III区M2：5）相同；在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有扉玉刀形制基本相同的传世玉刀上，雕刻有与山东龙山文化玉器上所雕神像大致相同的图像，所有这些都告诉我们，朱封龙山文化玉石器的发现和一批传世玉器的年代的推定，为我们追寻二里头文化源头，提供了新的线索。”（48）
五最新研究表明，偃师商城建于二里头文化四期之初，是夏、商交替的标志。（49）而据碳十四测定，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约为前1900年至前1600年。这样扣除四期，夏朝的开始就一定要早到中原龙山文化晚期里很多。如果二里头文化真是夏文化，那一朝之内为什么会有这样巨大的文化变迁呢？如果是太康失国、羿浞代夏造成的，那太康失国不到百年，能否使整个中原发生根本性的文化变迁呢？并且羿浞都是东方部族，则二里头文化在一期里就应该有强烈的东方色彩才是，可哪里有呢？
由上我们有理由认为，过去所谓的“二里头文化”的情况是很复杂的，从二期开始尤其是在三期里混进了大量起主导作用的东方因素。正是对这种复杂性的忽略，使夏氏族西迁这一史实遭到了掩盖。解决这种复杂性有两个办法：一是大体从二、三期之间断开，称为二里头下层文化、二里头上层文化，前者是纯粹的土著文化，后者是东方因素和土著因素混合的文化即夏、商文化的一部分（文化变迁与王朝更替是两回事），也属外来少数征服本地多数的模式；一是保留四期，但把那些大量明显属于东方的因素剔出来，东方因素仍称为下七垣文化、二里岗文化（夏、商文化），剩余因素称为（受到强烈破坏的）二里头文化。这看似麻烦，实际却使历史真相更显而易见，免受掩盖。鉴于东方因素与土著因素的融合并不特别深厚，笔者倾向后一种做法。但不管怎样，过去那种把二里头文化与夏氏族的关系简单化的说法是不妥当的。
具体来说，二里头文化的发展经过最大的可能是：二里头文化在一期时继承中原龙山文化的广阔疆域，一度影响至豫北、豫东；在二期时下七垣文化在冀南形成，并扩张至冀中、豫北、豫东（可能还有晋南）；到三期时以夏氏族为主力，下七垣文化终于征服了二里头文化的中心地区伊洛流域，并迁都于此（这是此时此地文化水平急剧提高的原因）；随后，商族灭夏，重心东归郑州商城，二里头文化乃突然衰落，进入四期即早商时代（相当于二里岗文化下层早段），东方的下七垣文化继续渗入（如这里发现了一部分东方的夹砂瘦腹平底罐、侈口鼓腹平底盆），但仍不占主流；最后二里岗文化下层晚段强盛，进入豫西，二里头文化宣告结束。因为二里岗文化是直接继承自下七垣文化，所以就消灭二里头文化来说，商族不过完成了夏氏族的未竟事业而已。
由于考古资料同文献资料一样具有自己的局限性和模糊性，我们的研究便常常不能定论，而只能提出一种可能性。本文基本上正是这样。也就是说，迄至目前，夏氏族起于山东从考古学上讲，同传统观点一样，仍只是具有可能性，最后定论只能依靠更多的发现和研究。
不过这位专家在古籍考证、地名考证的同时辅以考古证据，还是比较严谨的，或许是破解夏代遗失历史的一把钥匙。期待进一步考古发掘的证据。
要说最有力的证明,那就是中国东部大陆最早没有马牛样,流球就没有,因为流球是海岛,所以他最早保持了中国上古东部大陆的风貌.
而如果夏人起源于山东,那么马牛羊是谁带来的???
而如果夏人起源于山东,那么马牛羊是谁带来的???
原帖由 中国sunyan 于 2008-3-15 00:48 发表
要说最有力的证明,那就是中国东部大陆最早没有马牛样,流球就没有,因为流球是海岛,所以他最早保持了中国上古东部大陆的风貌.
而如果夏人起源于山东,那么马牛羊是谁带来的???
你的这种证明方式也很无敌！！！
西来的人不一定就是夏人！这个不能拿结果作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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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xcxy 于 2008-3-15 13:13 发表
西来的人不一定就是夏人！这个不能拿结果作原因的。
西来的如果不是夏人,那么究竟是谁在夏朝时期把马牛羊带入中国大陆的呢?
]]
求你们别回帖，LZ用心险恶，无非就是想引到民族问题上来，拐个弯子而已。你一举例他就来劲了。
原帖由 落日圆 于 2008-3-16 20:36 发表
求你们别回帖，LZ用心险恶，无非就是想引到民族问题上来，拐个弯子而已。你一举例他就来劲了。
神经病！
原帖由 中国sunyan 于 2008-3-16 05:03 发表
我这种证明方式不无敌,而且不是我的原创,是先秦史论稿的看法.
夏人在文化上与商人截然不同不仅仅是"殷革夏命"黑陶文化和彩陶文化竟然同源,这真是很有意思
夏起于山东，这个观点最早的提出者是王国维。
请有的放矢，我早就说了中国东部大陆，别自己树靶子自己打。
第2，麻烦你把本帖谁说了夏人从中亚西亚这个说话找出来再发帖子，不要自己树靶子自己打。
第3，请去学习最基本的部落和部族知识，再学习一下部落，部族，国家等等之间联系的知识
第2，麻烦你把本帖谁说了夏人从中亚西亚这个说话找出来再发帖子，不要自己树靶子自己打。
第3，请去学习最基本的部落和部族知识，再学习一下部落，部族，国家等等之间联系的知识
王国维在民族史上的观点错误之处不少。受困于民国时期史料和考古限制，其时的很多观点在今天基本被抛弃
原帖由 中国sunyan 于 2008-3-18 13:27 发表
王国维在民族史上的观点错误之处不少。受困于民国时期史料和考古限制，其时的很多观点在今天基本被抛弃
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已经被现代考古越来越多的质疑。
不知道被什么现代考古越来越质疑了?:L
要若从考古情况来看,那么几乎这篇文章就会被立刻否决,黑陶文化和彩陶文化如何同源他根本解释不了.
要若从考古情况来看,那么几乎这篇文章就会被立刻否决,黑陶文化和彩陶文化如何同源他根本解释不了.
况且,周人称呼商人为"夷"乃是十分常见的事情,"纣夷居""东夷仁"
在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一书里开篇也阐述认为"狭义的夏人和狭义的商人就最初来源所讲并不相同"
在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一书里开篇也阐述认为"狭义的夏人和狭义的商人就最初来源所讲并不相同"
而在《太誓》之道之里就说过:“纣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弃厥先神祗不祀,乃曰:"吾有命。"
同样墨子里也引过此句
同样墨子里也引过此句
原帖由 中国sunyan 于 2008-3-20 17:58 发表
不知道被什么现代考古越来越质疑了?:L
要若从考古情况来看,那么几乎这篇文章就会被立刻否决,黑陶文化和彩陶文化如何同源他根本解释不了.
我在后面贴的《夏氏族起于山东的考古学证明》一文你没看到？
原帖由 中国sunyan 于 2008-3-20 18:03 发表
而在《太誓》之道之里就说过:“纣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弃厥先神祗不祀,乃曰:"吾有命。"
同样墨子里也引过此句
讨论夏起源用商纣证明……:L
原帖由 eagle_moses 于 2008-3-21 11:06 发表
讨论夏起源用商纣证明……:L
周人称呼商人为夷,而周人这么称呼夏人么?:L难道这个道理还反应不过来么?
原帖由 eagle_moses 于 2008-3-21 11:00 发表
我在后面贴的《夏氏族起于山东的考古学证明》一文你没看到？
看了,二里头文化是夏中晚期都邑,乃为少康中兴之后.
否认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学者,在中国基本属于珍惜动物了
原帖由 中国sunyan 于 2008-3-21 13:57 发表
否认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学者,在中国基本属于珍惜动物了
“夏居河南说”之文献考辨：兼说二里头文化非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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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宁
现在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多把河南伊、洛地区当成夏人之居，把偃师二里头遗址当成夏都斟鄩，研究夏史者也多以此为研究的重点对象。《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说：“古本《竹书纪年》称‘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另据《逸周书·度邑》、《国语·周语上》和《战国策·魏策一》等文献，太康、羿、桀诸王之都斟鄩应在洛水附近。二里头遗址面积达9平方公里，发现有宫殿、大墓、铸铜作坊遗址与精美的玉器、青铜器和陶器，因此有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都斟鄩”［1］。
“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根据此论又配合考古发掘和C14测定二里头文物来确定夏代纪年的。确实，古史记载中有夏人居于伊、洛地区说、禹都阳城或阳翟说、启享钧台说和太康、羿、桀都斟鄩说，这些地方都在今河南省。但笔者认为，这些记载如果仔细加以考查，都缺乏说服力。
现在研究古史，是文献材料与考古材料并重，文献材料需要考古材料的证明，考古材料更需要有文献材料的支持，准确地说是需要真是可靠的文献材料的支持。因此，对于古籍中关于夏史记载的材料，需要穷本究源加以考查，以确保它的可信度。很不幸。笔者经过一番系统深入地考察分析后认为，关于夏人居于今河南省的那些古史材料，都是极不可靠的。这不仅是考古学上的一个大问题，而且也是关于夏史研究的一个极重要的原则性问题，因此实有必要予以澄清。
一
首先我们来看看有关夏人居于伊、洛地区说的文献依据。主要就是《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中提到的那三条，兹录于下：
1、《逸周书·度邑解》：“武王曰：‘……自洛汭延于伊汭，据阳（《史记·周本纪》作易，当是昜之形讹）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有岳，鄙顾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
2、《战国策·魏策一》：“吴起对曰：‘……夫夏桀之国，左天门之阴而右天溪之阳，庐睾在其北，洛伊出其南。有此险也，然为政不善，而汤伐之。’”
3、《国语·周语上》：“伯阳父曰：‘……昔伊洛竭而夏亡。’”
这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条，据学者考证，《度邑》确为西周文献，是一篇真《周书》，司马迁把它录入了《史记·周本纪》中，是可信的古史资料。可是要把其中武王说的“有夏”理解为殷商以前的有夏可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武王说的这个“有夏”实是指周人，也就是周人的自称。杨宽云：“‘其有夏之居’，旧注以为是说原是夏代的国都，这是错误的，屈万里说：‘周人自谓其国曰夏，《尚书》……区夏、有夏皆谓周也。此有夏亦当指周言。其，将然之词，言此地将为周之居处（意为京都）也。’这个解释是正确的。周人自称‘我有夏’（见《尚书》的《君奭》、《立政》），‘有夏之居’既是‘周居’，所以《史记·周本纪》下文接着就说‘营周居于洛邑而去’。”［2］
杨先生的解释无疑是正确的。周人自称为“有夏”，是因为周原是夏王朝方国部落联盟的成员方国，而且是轴心集团姬姓氏族的成员，周人的姬姓实际上就是姒姓，姬与姒只是同一姓的不同写法而已，就像春秋时期齐国的陈氏又写作田氏一样［3］。因此，自夏朝以降，周人一直以夏人的嫡系正宗自居，自称为“夏”、“区夏”或“有夏”；夺取天下后，把姬姓和与姬姓有亲缘关系的国族称为“诸夏”，其他姓氏的国族便是“蛮夷”。因此，周人文献中的“夏”或“有夏”，只有极少数是指殷商以前的夏，大部分是周人的自称。
《史记集解·周本纪》载徐广说引《周书·度邑》曰：“武王问太公曰：‘吾将因有夏之居也，南望过于三涂，北詹（瞻）望于有河。’”徐广不知道根据的是什么本子的《周书》，与今传的《度邑》不同（疑心是《六韬》的佚文）。有人可能会因此认为这是武王说将因袭夏人之旧居。那也是理解错误，关键是对“因”字的理解。“因”当从《说文》训“就”，“吾将因有夏之居”是说“吾将就处的有夏之居”，“有夏之居”仍是指周人的居地，即后来营建的成周洛邑。所以这个“有夏”仍然是指周人。
二
再来看《战国策·魏策一》中载吴起的话，其中的天门、天溪、庐睾是指哪些地方，各家所释都出于推断和臆测，至今也不能明确，这里也不好瞎猜。而《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也记录了吴起的这段话，就好明白多了：“起对曰：‘……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河、济即黄河和古济水，泰华即西岳华山，伊阙又名龙门，在河南洛阳南，羊肠即羊肠阪，在山西晋城县南。吴起说的这个地区，显然指的就是成周洛邑；《战国策》所在虽有三个地名不详所在，但说“伊、洛出其南”，结合《史记》所载，可知也是指洛邑。吴起的这个说法的根据何在？很明显，他这是看了《度邑》中武王的话，把其中的“有夏”错误的理解成了殷商前的“有夏”了——吴起是最早把《度邑》中的“有夏”理解错了的人。
据《吕氏春秋·当染》，吴起学于曾子，《史记·儒林列传》又载吴起受业于子夏，曾子、子夏都是孔子的弟子，是儒学大师，可吴起又写了兵法书《吴起》四十八篇（见《汉书·艺文志》，已佚），还是《春秋》的传人（见《春秋左传正义·春秋序》引刘向《别录》），所以郭沫若认为吴起既是儒，又是兵法家，同时还是一位史家［4］。《度邑》是《逸周书》中的一篇，杨宽认为它是战国时代兵家所编辑的著作［5］。这部书在吴起的时代已经流传于世，《左传》中已引用其文句，称“《周书》曰”。而其中的《度邑》作为一篇真《周书》，也有可能被选入儒家经典的《尚书》，同时它还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因此，吴起无论是从兵家的角度还是从儒家、史家的角度，都有可能看到这篇《度邑》，应非臆断。
吴起认为洛邑地区就是武王所说的“有夏之居”，这本来是不错的，可他把这个“有夏”理解成了殷商以前的夏，因而把成周洛邑的地理位置描绘了一番，安在夏桀身上，那便是大错特错了。吴起的这个错误既被载入《战国策》，又被司马迁写入《史记》，因此影响很大，对后人认识夏代疆域及国都的位置起了很大的误导作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作于西汉中叶的《书序》，它在《五子之歌序》中说：“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这是作者看了《度邑》和吴起的话，相信洛邑之地原是殷商以前的有夏之居，又因为古史中有太康和桀共用一都的说法（如《竹书纪年》），所以才这样写。伪古文《五子之歌》说：“（太康）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徯于洛之汭。”这更是根据《左传·襄公四年》所载“羿因夏民而代夏政”及《书序》的说法编造出来的，难以据信。
三
下面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国语·周语上》伯阳父的那句话。
首先要肯定的是这句话确是可信的古史记载，但用它来证明夏都在伊、洛附近便用的不是地方，因为“伊、洛竭而夏亡”只是商人的一个观察结果而已。
商汤灭夏之时，正逢商国内大旱，旱情极为严重且历时很长，《说苑君道》曰：“汤之时，大旱七年，雒（洛）圻（伊）川竭，煎沙烂石”，说的就是当时的情况。在这种旱情严重的情况下，汤犹发兵灭夏，《吕氏春秋·慎大》说“商涸旱，汤犹发师”，因此引起了国人的不满，《书·汤誓》载汤指责众人说：“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这是因为商之众人认为当前抗旱救灾、保证庄稼的收成（即穑事）是最重要的，“舍我穑事而割正夏”是错误的行为，但汤不听，结果发师灭夏成功。灭夏之后，商的旱情仍然没有终止，后来逼得汤没有办法，只好自己“以身为牲”去祈雨（见《太平御览》卷八七九引《尸子》、《尚书大传·汤誓》等书），若非老天开眼下了雨，差点被烧死。
由这些记载可以明确的知道，“伊、洛竭”是由于“商涸旱”造成的，说明当时洛、伊二水是在商国的地盘上，所以《说苑》用“洛、伊川竭”来描绘商国大旱的严重。二水枯竭为商人所见，也就在此时商汤灭夏，故传下来这么一句“伊、洛竭而夏亡”的话，它不仅不能证明伊、洛地区是夏人之居，反而恰好说明这里是商人之居。所以，用这句话来证明夏人原居于伊、洛地区是缺乏说服力的。
在古史传说中。夏人确实与洛水有很大关系，不过夏人所说的洛水并非是周以后所说的洛水，而应当是今天的瀰河，瀰河古亦有洛水之名，至今其河南有洛城乡，其河北有北洛镇，皆是古地名之遗存，亦是古瀰河名洛之明证。瀰河与太康、羿、桀之都斟鄩相近，故夏人之事迹多与洛水有关，而非是今天所说的洛水也。
四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禹都阳城或阳翟说”的文献依据。
《竹书纪年》：“禹都阳城。”
《世本·居篇》：“禹都阳城，在大梁之南。”
《史记·夏本纪》：“禹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集解》引刘熙曰：“今颍川阳城是也。”
《国语·周语上》韦昭注：“夏居阳城，崇高所近。”（《史记·周本纪》《集解》引作“禹都阳城，伊洛所近。”）
笔者认为“禹居阳城说”既见于《竹书纪年》，应该世可信的古史记载，但它没说夏代的阳城是在什么地方。最早说阳城实在今河南的，就是作于秦末汉初的《世本》，后来的诸家之说应该都是本此。现在一般认为阳城在今天河南省登封县东南30里的告成镇。
“禹都阳翟（今河南省禹县）说”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其于《颍川·阳翟》下注云：“夏禹国。”但后来诸家之说就有分歧，或是或否，应劭曰：“夏禹都也。”而臣瓒不同意，他说：“《世本》：‘禹都阳城。’《汲郡古文》亦曰居之，不居阳翟也。”颜师古则认为：“阳翟本禹所受封耳，应、瓒之说皆非也。”又《史记·货殖列传》：“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集解》引徐广曰：“禹居阳翟也。”而张守节大约看了《竹书纪年》、《世本》和臣瓒的话，认为这种说法不妥，就在《正义》中调和说：“禹居阳城，颍川南阳，皆夏地也。”其实，这些理解均误，《货殖列传》中所说的“夏人”是指周人，并不是商以前的夏人，因为颍川南阳是周代诸夏的聚居地，故曰“夏人之居”，周人自称曰“夏”也，此与商以前的夏人毫不相干。
那么，把河南的阳城和阳翟说成是禹（夏）都的根据是什么呢？我认为有两项材料可以给我们启示：
1、《水经注·颍水》：“颍水自堣东经阳翟县故城北，夏禹始封于此为夏国，故武王之周曰：‘吾其有夏之居乎？’遂营洛邑（宁按：此乃隐括《度邑》之文）。徐广曰：‘河南阳城、阳翟，则夏地也。’”
2、《史记·周本纪》：“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昜）毋固，其有夏之居。”（宁按：此亦《度邑》之文）。《集解》：“徐广曰：‘夏居河南，初在阳城，后居阳翟。’”《索隐》：“言自洛汭及伊汭，其地平易无险固，是有夏之旧居。”《正义》：“自禹至太康与唐、虞，皆不易都城。然则居阳城为禹避商均时之都也。《帝王世纪》云：‘禹封夏伯，今河南阳翟是。’”
看了这两项资料便可明白，“禹都阳城和阳翟说”的根据，仍然是《度邑》！我们看看这些古人，哪一个不是把《度邑》中的“有夏”当成了商以前的有夏？正因为如此，他们坚信禹（夏）之°必定在河南的伊、洛地区。但为什么又出现了阳城和阳翟两种说法呢？其实，问题就出在《度邑》中武王所说的“居阳无固”上。前面说过，古史中确有禹都阳城的记载，可没说明是在哪里。唯《度邑》中武王说“有夏之居”的伊、洛地区“居阳无固”，于是古人就把其中的“阳”理解成“居于阳”了，也就是把“阳”理解成了古史中的地名，而伊、洛附近恰有两个带“阳”字的地名，一个是阳城，一个是阳翟，而且都和武王所说的“有夏之居”的位置相近，于是在附会时便产生了分歧，有说在阳城的，有说在阳翟的，其实不过都是臆断，因为他们都拿不出确切的证据来证明“阳”到底是阳城还是阳翟，否则就不会产生这样的歧异。这两种说法，至少在汉代就同时存在了，虽然那个时候没有《竹书纪年》，可《世本》里明明白白地写着“禹都阳城”，而《汉书·地理志》里还是要写阳翟是“夏禹国”，因为当时就有这种说法。汉代人都无法抉择，当然后来的人要辨别就更不容易了。徐广、张守节也觉得这个问题不好解决，于是就从中打马虎眼，调和二说，何尝有真凭实据？！
《世本》认为是在阳城，这大概是比较早的一种说法，因为《竹书纪年》里也这么说，特别是《竹书纪年》再现于世之后，这种说法成了影响较大的一种。由于阳城在大梁（今开封市西北）之西南方，故《世本》说它“在大梁之南”了；《度邑》中又有“无远天室”的话，天室即崇高山（今河南嵩山），所以韦昭就说“崇高所近”了；武王又说“宛瞻于伊、洛”，吴起也说过“伊、洛出其南”，所以韦昭又说“伊、洛所近”了。以上的这些说法，后来附会的痕迹十分明显，实在是经不住推敲的。
其实，《度邑》中的“有夏”即非商以前的有夏，其中“居阳无固”的“阳”也不是指阳城。“阳”当从《说文》训“高明也”，指高燥朗亮之地。盖古人择居地，高燥明朗之地为善地，卑湿阴暗之地为恶地，武王认为伊洛地区高燥明朗而且地势险固，是个好地方，因此才说“其有夏之居”，即我周人之居，并在此营建了成周洛邑，此与禹都阳城之事并无关系。因此，河南的阳城和阳翟为禹都或夏人之居的说法，根本就没有可靠的文献依据，那些所谓的文献都不是真正的古史记载，而是后人在对《度邑》误解的基础上逐步附会演绎出来的。
近年来，据一些学者研究，禹所居的阳城实际上就是春秋时还存在的阳国的故城，在今山东省青州东南，后来齐逼迁之于今沂水县西南，其地一直有阳都城，并非在河南也。［5］
五
下面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关于“夏后启有钧台之享”的说法。
《左传·昭公四年》：“夏启有钧台之享”，杜预注：“启，禹子也。河南阳翟县南有钧台陂，盖启享诸侯于此。”
《水经注·颍水》：“（嵎水）东经三封山东，东南历大陵西连山，亦曰启筮亭。启享神于大陵之上，即钧台也。《春秋左传》曰：‘夏启有钧台之享’是也，杜预曰：‘河南阳翟县南有钧台。’”（按：“……连山，亦曰启筮亭。启享神于大陵之上”，孙诒让校订为“《连山易》曰：‘启筮享神于大陵之上’”，见《札迻》卷三，或是也。）
首先说“夏启有钧台之享”的说法确系古传，是可信的，关键是钧台的位置，杜预、郦道元认为钧台在今河南的禹县（即古之阳翟）。可是古易书《归藏》却有不同的说法：
1、昔者夏后启享神于晋之虚，作为璿台，于水之阳。——《文选·王元长〈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注
2、夏后启筮享神于晋之灵台，作璿台。——《太平御览》卷一七七
3、昔者夏后启筮享神于大陵而上钧台，枚占皋陶曰：“不吉。”——《太平御览》卷八二
这是记载了夏后启两次享神的地点，一在晋之虚，在那里作了一个璿台；一在大陵，钧台就在大陵之上。
晋之虚一般认为在今山西省翼城西，传言为尧之封国唐的故墟，故成王封弟叔虞于晋而号唐叔虞。《左传·昭公元年》：“迁实沈于大夏，主参，……故参为晋星。”杨向奎由此认为“晋地即大夏，亦即夏虚也。”［3］王国维、杨向奎、程德祺诸先生认为夏民族本起源于东方，所谓“东方”是指以今山东省为中心及其周边地区，后来河北、陕西、山西乃至甘肃、四川等地有了夏人的遗迹，那是夏朝灭亡后，一些夏朝的方国氏族迁徙过去的，是一种“后夏文化”［6］［7］［8］。故夏代的晋之虚不当在山西，而当在今山东省境内。
春秋之时，今山东境内的鲁国仍有地名曰鄑，《左传·庄公十一年》：“公败宋师于鄑”，杜预注：“鲁地”。《说文》：“鄑，宋鲁间地。”在今山东省济宁市汶上县，在其东约50里处的兖州地古亦称负夏，其地有大丘曰夏丘，后亦写作瑕丘。此夏丘当即最古老的夏虚，亦即夏代的晋之虚。盖夏代时的晋国曾在此附近，而夏都一度曾建于此，故此地即曰晋之虚，又称大夏或夏丘也。夏后启享神于此，做了一个璿台，于水之阳，水当即古泗水，水北为阳，夏丘正在泗水之北也。夏亡后，晋也西迁至山西，仍名曰晋，而其故地则加邑部为地名矣。
大陵当即大陆，原为夏王朝疆域西南部的一座大山，夏人西迁后，用之名泽薮，《尔雅·释地》：“晋有大陆”是也。《说文》：“陆，高平地。”《山海经·海外西经》作“大乐之野”，又作“大遗之野”，其《大荒西经》作“大（一作天）穆之野”。
《海外西经》云：“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在大运山北。一曰大遗之野。”
《大荒西经》云：“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启）。开（启）上三嫔（宾）于天，得《九辨》与《九歌》以下，此大穆之野，高二千仞，开（启）焉得始歌《九招》。”
此陵、陆、乐古音皆来母字，双声音近；遗古音为余母字，与来母为准双声，音亦相近；陆、穆音同觉部，叠韵音近。故大陵、大陆、大乐、大遗、大穆其实一也。《大荒西经》言“大穆之野高二千仞”，古以八尺为仞，二千仞约为一万六千尺，约合十里强，可见此是一座高峻而顶平的大山，故可曰陆、曰野也。此即崮类山，地理学上又称为方山，夏后启享神的钧台即筑于其上。可是在河南禹县一带，哪里有这样高大的方山？《水经注·颍水》所言的大陵只不过是一座小山丘陵而已，钧台陂之情形更是与古记不符，这明显是出于古人的附会，因为按照古人的想法，禹（夏）都阳翟，启也应都阳翟，那么启享神的大陵钧台也必然要在阳翟附近，所以才在阳翟附近找了个地名附会上去，其实夏人从未居过河南，禹也根本不曾都过阳翟，启又何曾享神于此呢？
《山海经·大荒西经》说大穆之野在“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但是这句话明显被篡改过了，因为据《海内西经》说：“流沙出钟山，西行又南行昆仑之虚，西南入海、黑水之山。”又说：“赤水出（昆仑）东南隅，以行其东北（此五字乃别处文字误兑于此者，《淮南子·地形训》用此文无之，是其证），西南流注南海、厌火东。”由此可知，流沙是一条河流，先是西流，又向南流经昆仑之虚，又向西南流入海；赤水则是发源于昆仑东南隅，又向西南流的河流。由此，赤水只能是在流沙之东，二者有一段基本是平行而流，那么大穆之野在赤水之南，决不可能再到流沙之西；同理，在流沙之西也决不可能在赤水之南。因此其原文当是“赤水之西，流沙之南（或东）”。据何幼琦研究，赤水即沂水（沂河），流沙即泗水（泗河）［9］，在沂水之西、泗水之东的鲁西南地区以多山著称，其山中有许多是高峻的崮类山，沂蒙山区素有“七十二崮”之说，较有名者如孟良崮、五王崮、抱犊崮等等，皆山势高峻而山顶平整宽阔，如抱犊崮，原名君山，《峄县志》卷五云：“君山，……一曰抱犊崮，山顶有平田数顷，昔有隐者王老，抱犊耕种其上，后仙去，因得此名。又《齐乘》：‘高九里，周四十五里，汉曰楼山，魏曰仙台山’。”其情形与大穆之野颇似。因此，大陵（大乐之野、大穆之野）当是在今鲁西南一带的某一座崮类大山，只是目前不能确定是哪一座，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夏后启享神的大陵钧台不在河南禹县，那里的大陵钧台纯系后人的附会，与古记并不相合，因而不可信。
程德祺更明确地指出夏就是东夷诸国组建的国家［14］。笔者认为夏王朝故国原本在今山东境内，夏人各部族自称为“夷”，即人，后来桀在鲁西一带为汤所败，夏朝灭亡，其部族流散于四方（主要是西北），后来的“东夷”就是夏王朝没有迁徙的遗民，东夷文化实际上就是夏文化［15］。
从考古方面来看，在山东省境内大部分地区都发现了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遗址。一部分学者认为龙山文化即夏文化［16］［17］［18］，但现在一般认为岳石文化的年代与夏代想当。据王讯的统计，山东发现岳石文化遗址的县市有43个，可见分布很广，内容也十分丰富，“岳石文化经碳14测定并经过校正的年代又多在文献记载的夏代纪念范围内，因而大部分岳石文化遗存大年代应想当于夏代。”［19］“夏商周断代工程”根据文献推定的夏代纪年是前2070－前1600年，而龙山文化为前2200年－前1900年，岳石文化时代为前1900－前1600年，所以，夏代是处于龙山文化时代晚期和整个岳石文化时代，因此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都是研究夏文化的考古学资料。
因此笔者认为，夏民族起源于东方说无论是从古献的的记载上还是从考古发掘上都有很可靠的依据，比河南伊洛地区说更令人信服。今年来，通过一些学者的努力探索，取得了不少新成果，夏人本起源并建国于今山东省之说已近成定论［20］［21］［22］［23］［24］。所以，加强对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东夷文化的考察和研究，是解决夏史之谜比较正确的途径。
从考古方面来看，在山东省境内大部分地区都发现了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遗址。一部分学者认为龙山文化即夏文化［16］［17］［18］，但现在一般认为岳石文化的年代与夏代想当。据王讯的统计，山东发现岳石文化遗址的县市有43个，可见分布很广，内容也十分丰富，“岳石文化经碳14测定并经过校正的年代又多在文献记载的夏代纪念范围内，因而大部分岳石文化遗存大年代应想当于夏代。”［19］“夏商周断代工程”根据文献推定的夏代纪年是前2070－前1600年，而龙山文化为前2200年－前1900年，岳石文化时代为前1900－前1600年，所以，夏代是处于龙山文化时代晚期和整个岳石文化时代，因此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都是研究夏文化的考古学资料。
因此笔者认为，夏民族起源于东方说无论是从古献的的记载上还是从考古发掘上都有很可靠的依据，比河南伊洛地区说更令人信服。今年来，通过一些学者的努力探索，取得了不少新成果，夏人本起源并建国于今山东省之说已近成定论［20］［21］［22］［23］［24］。所以，加强对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东夷文化的考察和研究，是解决夏史之谜比较正确的途径。
现在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多把河南伊、洛地区当成夏人之居，把偃师二里头遗址当成夏都斟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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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二至四期是少康开始之后夏人都邑,不是太康和后羿时代的夏都.: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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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二至四期是少康开始之后夏人都邑,不是太康和后羿时代的夏都.:L
原帖由 中国sunyan 于 2008-3-21 14:33 发表
现在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多把河南伊、洛地区当成夏人之居，把偃师二里头遗址当成夏都斟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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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二至四期是少康开始之后夏人都邑,不是太康和后羿时代的夏都.:L
学术界对二里头三、四期是否是夏文化还存在争议。
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即使算为先商文化,也不并不影响夏人与商人的不同
其实在先秦史论稿一书里,就是把三四期算为先商文化.但此书同样持夏人西来说.
而且,大禹兴于西羌,史记的记载非常明确,
其实在先秦史论稿一书里,就是把三四期算为先商文化.但此书同样持夏人西来说.
而且,大禹兴于西羌,史记的记载非常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