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集结号》战场文化解码

按:本菜昨日在<世界军事>3期读到该文,我以为是评论<集结号>最到位的文章!
余戈发表于2007-12-23,


从“观赏元素”角度分析影视作品正在流行，但那更适合解释“装修大师”（王朔评《满城尽带黄金甲》语）式的玩意。尽管《集结号》动用了韩国电影《太极旗飘扬》的技术班底，在还原战场“原生态”（即“战壕真实”）方面的效果，几乎直追《拯救大兵瑞恩》的前半小时的奥哈马海滩血腥登陆。但是，由于这是编剧刘恒和导演冯小刚的组合，如果仅是带着观众感官刺激两小时，那也是绝对的失败之作。

需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这部作品也是两位“前军人”在军事题材创作中的首次合作。这一点，决定了两人都会更加重视这第一份“军事作业”的成败，否则，让他们抱愧的不仅是业内声誉，还有曾经引以为荣的军旅生涯。在这方面，他们需要超越的目标不仅仅是张艺谋这样的“老百姓”，还有那些长期居于“题材垄断”地位的军方制作班底。作为军人观众的我们，无疑更有理由期待这两位老兵对“战争本体”探讨所能达到的深度。对于军事片，我们这些人绝不会满足仅仅由技术因素造成的视听感觉。

毫无疑问的是，作品所确定的主题是：军人牺牲及其价值。那么，我们需要考量的尺度是，它是否达到了对这一主题形而上层面的认知深度，是否让素来沉浸于这一主题的军人，在心灵深处产生了震撼性的共鸣。令人欣喜的是，他们没有辜负自己的职业荣誉。

“指挥道义”与战场道德律
剧中，139团团长刘泽水（胡军饰）牺牲了九连，他这一决定的出发点是，以九连的“拼光”为大部队撤离赢得时间。这在一位团长指挥权范围内，无可厚非。但是，他因此违背了一个承诺。他下达的正式命令是，九连务必坚守到明天正午12时，没有听到集结号不得后撤。作为这一正式命令的“补充文本”——完全是建立在他与九连长谷子地（张涵予饰）的私人关系，在情感层面掌握的——在12时以后我将酌情下令吹集结号。他让谷子地把这个命令重复了多次。但是，当他得知形势变化（全团撤离，而九连正好牵制了敌人大规模兵力）后，断然决定不吹这个号而撤离了。这导致九连几乎全体阵亡，仅存谷子地一人。

因此，团长刘泽水虽然没有违背职责，但却违背了“指挥道义”（亦即“将德”中的“信”）——这是指挥员与上级、部属之间关系的“战场道德律”。多年以后，侥幸活下来的谷子地终于探寻到真相，他比较容易地原谅了刘团长未吹集结号，因为这是一位优秀指挥员的基本觉悟。但是，他难以承受的是，因为九连的惨烈战斗缺乏旁证，他的47位弟兄全部被当成了“失踪者”，而不是阵亡烈士！他们的牺牲没有“名分”（荣誉）。这一结果，将谷子地本人也推到了违背“指挥道义”的位置，因为是他下令弟兄们坚决执行了命令，甚至当全连仅存十余人有人主张“灵活掌握”（对命令进行变通式解读）时，他不惜与大家翻脸，采取了强制态度。

团长刘泽水后来在其他战事中牺牲了，但这对他来说也许是一种解脱，因为他不必经受战场道德律的心灵拷问。惨痛的是谷子地，因为他侥幸活了下来，因此一生陷入无法解脱的自责，良心无法安宁。全剧的思想和情感高潮点正在这里，谷子地在刘泽水的墓碑前悲愤交加地举起了酒瓶子，但在司号员声泪俱下（甚至下跪）替团长所作的剖白下，他最终难以掷下（可以想象，刘泽水如果活着，是绝难躲过此一劫的）。正是在此处，整个影院的观众都陷入了泪水之河。生命在战火中的付出并不伤情，最沉重的牺牲是委屈。或者说，军人牺牲之重，永远不在物质层面（流血与肉体付出），而在精神层面遭受的价值虚无感——这才是军人牺牲的真谛。

有关“指挥道义”和战场道德律的表达，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军事影视作品中从无涉及的“价值暗角”。可以将其理解为，它是指挥员在决定人的生死命运的战场上，被夹在两个正当要求之间，陷入“义务上的矛盾”时的痛苦，因为取舍权在自己，无人能替他分担。在所有的职业中，没有哪一种职业比得上军人那样容易受“义务上的矛盾”的苦恼。仅在这里，指挥员才不再是战争机器，而是有血肉情感的人，作为军人最沉重的痛苦均由此产生。这正是《集结号》所抵达的深度，仅此一点，就值得向主创者致以军礼！

不妨多说几句，关于战场道德律，其普遍原则是“荣誉共享”；最高境界是“自我牺牲”。在攻克重要城池时，指挥员一般会命令各部队抽组兵力担任主攻，这样胜利后每个单位均可以分享战史荣誉。而在阵地防御轮战中，后接防部队以慰问品馈赠原防御部队，由此得到阵地上敌火力配系、雷区、狙击点等情报，也是基于“荣誉共享”原则的一种“战场情理”，因为他们曾以流血伤亡获得了这些情报。而反面的例证是，老电影《南征北战》中的：“张军长，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蒋军“王牌”整编74师张灵甫的全军覆灭固然与83军李天霞救援不力有关，但苦果也是他平日对“杂牌”部队的傲慢所植。而在抗战史上，奉命救援死守衡阳长达47天、已奄奄一息的第10军时，整编74师前身74军的一位军长就坦白了问题症结：“衡阳解了围，方先觉不就成了抗战英雄！”国民党军毁于内耗，日军毁于陆海军内斗，这都是其各自从“内因”角度的深刻分析。

而“战场道德律”的最高境界，则几乎全由我军所书写。它体现在“狼牙山五壮士”为掩护大部队撤离战斗到最后一刻的纵深一跃，体现在上甘岭战役中正欲撤离休整的志愿军12军对15军义无反顾的有力增援。后来15军获得改编空降军这一殊荣，而12军虽有羡慕绝无嫉妒。关于我军“战场道德律”最经典的一句话，出自12军所属的二野首长邓小平，在淮海战役中他曾如此表达：“就是中原野战军打光了，其他野战军照样解放全中国！”掷地有声，感人泪下。在这一命令下他本人所承担的“指挥道义”之重负，将永远压在一位伟大将领的心灵深处，无人能够分担！

军人身后事
“战场失踪者”这一概念的潜台词，是统计学上的“糊涂账”。对军人而言，没有比这个概念更强的杀伤力。“无名烈士”这个由此引申出的概念，对于一个具备统计能力的体制来说，也是一种反讽。正如谷子地面对墓碑时的悲鸣：“生下来爹妈都给起了名儿的，怎么就无名了呢？”在这个问题上，狭隘的“唯物论”将遭到有良知的人们的谴责。“人死如灯灭”，“化成一缕轻烟飘走了”，请不要对军人说这样残酷的话。否则，何谓英名不朽？何谓精神常驻？

不知道主创人员是否看到过2006年的这则新闻——假如谷子地得知，必定因“此道不孤”而热泪纵横：山西太原一位叫王艾甫的转业军人，依据个人收藏到的太原战役阵亡烈士花名册和阵亡通知书，在最后的有生之年为他们寻找亲人。那是一些遗失了的英名，在人民军队夺取政权前的残酷而漫长的征战环境中，有其可以被理解的原因。重要的是，这份迟到的“寻找”经媒体报道，赢得了当下公众无一例外的情感道义支持。对死去的人而言，这足够了。

从这一视角来打量谷子地在汶河谷地战场上的举动，主创者一定蕴含着无限深意。把不断阵亡的烈士遗体转运到煤窑深处，哪怕活着的人越来越少，难以承担这一重任。谷子地不能忍受烈士遗体在炮火肆虐下的粉身碎骨。用布而非担架“兜”起来转运的遗体，让你在震撼中知道士兵的血肉之躯在几乎“零碎”状态下仍蕴含的战斗意志！烈士的遗体是有尊严的，曝尸相当于自我瓦解军心。这是战场上最具人本色彩的又一条道德律令。

在采访“百团大战”东团堡战事时，笔者听当地老人讲述村民处理214位八路军烈士遗体的细节：老乡们将烈士逐一抬到河边清洗干净，换上新军装，上下铺苇席后下葬。后来，日军也如此处理自己被全歼的130多具尸体，不同的是，他们架起柴火焚烧，将骨灰收敛于一个个白布包裹的木盒子，这些盒子转运的目的地是东京的“靖国神社”——至今仍在给和平世界制造麻烦的那个鬼魂聚集地。从这一角度，我们无法不为主创者赋予谷子地的行为，予以深刻的反思和醒悟。

是的，从人文意义上，能证明烈士牺牲价值的只有英名，史册上的记载绝不应该只是一个大致的统计数字和“无名”二字。否则，我们将因岁月流逝而陷入精神虚无状态。这就是为什么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什么开始建立姓名碑和相片墙，虽然将三十万姓名全部列出的目标是难以企及的。

带着这份深深的隐痛，让我们与谷子地一道关注这些战场细节：他坚信全连47位烈士就埋在煤堆下，煤堆在这里不妨看作“战后建设”的符号，而创造了它的历史却被深埋并遗忘于地下；谷子地无法忍受的是那些后人的冷漠，这个住进煤场每日挖掘不止的老兵，已经成了人们眼中的“疯子”。多年以后，因兴修水库而意外打开的烈士容身地，令人联想到为愚公精神所感动的可鉴之天心。毛泽东曾言，那个被愚公所感动的“上帝”是人民，或曰民心。于是，英灵们终于得到了这样的仪式——重建陵墓，颁发解放奖章，139团后辈军人的敬礼及鸣枪。最动人的一幕终于出现，那个凄婉绝伦、姗姗来迟的集结号，终于由当年应该吹响它的那个河南人司号员小梁子吹响。此时，它不再是集结号——烈士们的灵魂从来没有分开过——而应该叫做：安魂号！


也许再多说几句并非多余。当进入打开的煤窑后，谷子地能辨认出47位弟兄谁是谁吗？就像他自己因为穿着国民党士兵的军服而曾被自己人怀疑一样，倘若没有他这个唯一的证人，他手下的弟兄难免也被误读。记者昔日采访一位老兵时得知，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他和战友们的名字和党团员编号是被写在一个白布条上，缝缀在肩部的。而从国防军时代开始，我军官兵的制式军服内里，都有一个可以写下姓名及血型的红色方框。我们从国外大片中都知道，那些外军士兵们脖子上则有一对凿刻着军号编码及姓名的金属牌。

金属牌自然比布条更容易在战火中得以存留。在他们牺牲后，当我们和谷子地一道寻觅时，会更容易地知道他们谁是谁。就像名字问题一样，我们也期待着未来战场上这样的细致入微。我们知道在这一举动背后潜藏着一个词，叫做“人本关怀”。

有关战场美学
再次回到战场。对军人而言，那是这一职业价值获得最高实现的“平台”。“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即便对于我们这个情感相对保守的东方民族，也不缺乏从美学意义上解读战场，我们给这一角度的界定是：革命浪漫主义。对在硝烟散去几十年后活跃影坛的导演冯小刚而言，更有充分的条件把战场作为美学题材进行处理。战争是沉重的，但是对军人来说，最重要恰恰在于超越这份沉重，而不是深陷其中。在影片中，那些把死这一严肃的事实摆在眼前，以极限的姿态优美地活着的军人，把一个个片段的美感，累叠成了一首诗。

也许只有从军事发烧友的角度，才能理解为什么冯小刚会将故事发生的场景分别设置在解放战争后期、朝鲜战争及建国后第一次军衔制实行后，因为，这几个阶段的人民解放军形象，都具有在镜头前形成最佳视觉美感的条件。1948年，已获得充分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嫡系部队，为以战场缴获为传统的我军提供了大量漂亮军装的可能，于是谷子地的九连在惨烈战事中“合理”的清一色佩戴着造型经典的美式M1钢盔。而朝鲜战场上唯一的场景戏就是一次化装侦察，“样板戏”年代京剧《奇袭白虎团》中侦察排长严伟才们的英姿，被冯小刚再次以唯美的镜头演绎，还巧妙地引申出剧中唯一的“噱头”——“穿美军军服？你长得像吗！穿李承晚的！”李承晚的也仍是“美式”。而当谷子地出现在1956年的炮兵团营房门口，首先掠过观众视线的，是从门前大桥下列队而过佩戴船形帽、肩扛53式步骑枪的我国防军巡逻兵。一身55式中校马裤呢军服的赵二斗团长（邓超饰）忽然现身，与昔日的战友谷子地热烈拥抱，这一切都让人产生一种恍若隔世的陌生化的美感。

这缘于一般观众对我军军史的陌生。而作为军事发烧友的笔者，则可以信服地指出，影片对我军形象的还原，均有着扎实的历史真实依据。我军曾经是那样的形象，只不过把它们聚集在一部影片中，略微显得刻意了一点而已。这是舞台美术工作者出身的导演冯小刚的偏爱，而这份偏爱潜藏着深刻的符号学解析的空间。电影是一种以视觉形式美为工具的艺术形式，这种“制造梦境”的艺术，需要很具体的感性形象来支撑。但对于军事片来说，可言说性并不局限于此。

我们都熟悉儿童时代的打仗游戏，孩子们热衷于装扮起来进行想象的“激战”。在这一场景中，潜藏着人类对于战争超越现实功利色彩的某种人性亲近，或者说“尚武情结”。可以断言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儿童普遍存在的“尚武情结”，与那一时期尽管装备落后、军事信念和战斗精神却不输于任何强敌的我军面貌，有着绝对的内在联系。而在儿童的“战斗”游戏中，是剥离了“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功利性思考的，对孩子们来说，甚至穿着敌人的武装、扮演敌人，也没有什么难为情的。其实，冯小刚在其第一部贺岁片《甲方乙方》中对电影《巴顿》片段的戏谑式摹仿中，就已经流露出他的某种“尚武童心”，这对一个艺术家来说，这可能是最深刻而隐秘的创作心理基础。

毋庸置疑，我们太多的军事片长期负荷着政治意识形态的功利性表达，在对较为近切的历史进行言说时，缺乏超越性的洒脱。比如，我们从以往国产战争片中感到的“战壕真实”，是敌人的子弹打在土垒前“啾啾”地溅起一些烟尘，而英雄们只要略低一下头就可以像躲避石子一样化险为夷。这一处理背后隐含的理念是，我们不能将战争渲染为恐怖的，因为我们需要号召人民起来进行革命战争，而不是因此而动摇。所以，《拯救大兵瑞恩》的奥哈马海滩血腥的半小时，令我们格外感到窒息和震惊，而阵亡者身下汪着的鲜血和飞溅的残肢更是令人惊悚。但这正是战争的“原生态”。在我们无法回避引进国外战争大片的大背景下，这一真相已经无法回避。于是，我们有了自己类似的大制作，比如出自八一厂的电影《八路军》中的“战壕真实”，就有了前所未有的表现。

我军的历史，是以反抗侵略和压迫、赢得独立和民主的解放战争史。对正义性的伟大战争，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继承和发扬“讴歌”的创作传统。当下，我们最需要努力的，就是如何在政治性负荷之外，探索较为纯粹的战争题材的表达路径。冯小刚在拥有了“回望”的心理优势后，终于在这一点上获得了超越前辈的突破性贡献。《集结号》中火爆真实的战争场景，无疑是一个新巅峰。而投身战争的英雄们是那样“有型”，对其浴血牺牲的审美性呈现，唤起的无疑是观众全新的敬仰感，这种感情将引导人们继续一如既往地肯定我们的战争，而不是相反。
“美丽的甲胄和刀枪之属，展示了武士的日常生活与内心世界。”（《叶隐闻书》）将军事生活的日常之美（军人威仪）和战场之美（正义的暴力和牺牲）推向极致，并付诸实施，可以称为行动的美学。也许，在接受了太多“因牺牲而有意义”的阐释以后，我们还需要“因牺牲而美”、甚或“因美而牺牲”的表达。它更具人本色彩，也更容易实现我们在“主旋律”电影中所需要的那种感动和唤起。在“阶级仇、民族恨”这类意识形态因素，已渐渐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未来战争中“淡出”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更需要这种纯粹意义的战争本体探索。

你看，“让你死得很难看。”已经成了新生代们的口头禅。死都死了，还在乎难看吗？但你得承认，这看似不合逻辑的社会文化流变，正是这一代人的心态。是的，对战士而言，死不足惧，“砍头只当风吹帽”，我们需要的也许是：牺牲，并且美丽。

（本文载《军营文化天地》杂志2008年第1期）按:本菜昨日在<世界军事>3期读到该文,我以为是评论<集结号>最到位的文章!
余戈发表于2007-12-23,


从“观赏元素”角度分析影视作品正在流行，但那更适合解释“装修大师”（王朔评《满城尽带黄金甲》语）式的玩意。尽管《集结号》动用了韩国电影《太极旗飘扬》的技术班底，在还原战场“原生态”（即“战壕真实”）方面的效果，几乎直追《拯救大兵瑞恩》的前半小时的奥哈马海滩血腥登陆。但是，由于这是编剧刘恒和导演冯小刚的组合，如果仅是带着观众感官刺激两小时，那也是绝对的失败之作。

需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这部作品也是两位“前军人”在军事题材创作中的首次合作。这一点，决定了两人都会更加重视这第一份“军事作业”的成败，否则，让他们抱愧的不仅是业内声誉，还有曾经引以为荣的军旅生涯。在这方面，他们需要超越的目标不仅仅是张艺谋这样的“老百姓”，还有那些长期居于“题材垄断”地位的军方制作班底。作为军人观众的我们，无疑更有理由期待这两位老兵对“战争本体”探讨所能达到的深度。对于军事片，我们这些人绝不会满足仅仅由技术因素造成的视听感觉。

毫无疑问的是，作品所确定的主题是：军人牺牲及其价值。那么，我们需要考量的尺度是，它是否达到了对这一主题形而上层面的认知深度，是否让素来沉浸于这一主题的军人，在心灵深处产生了震撼性的共鸣。令人欣喜的是，他们没有辜负自己的职业荣誉。

“指挥道义”与战场道德律
剧中，139团团长刘泽水（胡军饰）牺牲了九连，他这一决定的出发点是，以九连的“拼光”为大部队撤离赢得时间。这在一位团长指挥权范围内，无可厚非。但是，他因此违背了一个承诺。他下达的正式命令是，九连务必坚守到明天正午12时，没有听到集结号不得后撤。作为这一正式命令的“补充文本”——完全是建立在他与九连长谷子地（张涵予饰）的私人关系，在情感层面掌握的——在12时以后我将酌情下令吹集结号。他让谷子地把这个命令重复了多次。但是，当他得知形势变化（全团撤离，而九连正好牵制了敌人大规模兵力）后，断然决定不吹这个号而撤离了。这导致九连几乎全体阵亡，仅存谷子地一人。

因此，团长刘泽水虽然没有违背职责，但却违背了“指挥道义”（亦即“将德”中的“信”）——这是指挥员与上级、部属之间关系的“战场道德律”。多年以后，侥幸活下来的谷子地终于探寻到真相，他比较容易地原谅了刘团长未吹集结号，因为这是一位优秀指挥员的基本觉悟。但是，他难以承受的是，因为九连的惨烈战斗缺乏旁证，他的47位弟兄全部被当成了“失踪者”，而不是阵亡烈士！他们的牺牲没有“名分”（荣誉）。这一结果，将谷子地本人也推到了违背“指挥道义”的位置，因为是他下令弟兄们坚决执行了命令，甚至当全连仅存十余人有人主张“灵活掌握”（对命令进行变通式解读）时，他不惜与大家翻脸，采取了强制态度。

团长刘泽水后来在其他战事中牺牲了，但这对他来说也许是一种解脱，因为他不必经受战场道德律的心灵拷问。惨痛的是谷子地，因为他侥幸活了下来，因此一生陷入无法解脱的自责，良心无法安宁。全剧的思想和情感高潮点正在这里，谷子地在刘泽水的墓碑前悲愤交加地举起了酒瓶子，但在司号员声泪俱下（甚至下跪）替团长所作的剖白下，他最终难以掷下（可以想象，刘泽水如果活着，是绝难躲过此一劫的）。正是在此处，整个影院的观众都陷入了泪水之河。生命在战火中的付出并不伤情，最沉重的牺牲是委屈。或者说，军人牺牲之重，永远不在物质层面（流血与肉体付出），而在精神层面遭受的价值虚无感——这才是军人牺牲的真谛。

有关“指挥道义”和战场道德律的表达，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军事影视作品中从无涉及的“价值暗角”。可以将其理解为，它是指挥员在决定人的生死命运的战场上，被夹在两个正当要求之间，陷入“义务上的矛盾”时的痛苦，因为取舍权在自己，无人能替他分担。在所有的职业中，没有哪一种职业比得上军人那样容易受“义务上的矛盾”的苦恼。仅在这里，指挥员才不再是战争机器，而是有血肉情感的人，作为军人最沉重的痛苦均由此产生。这正是《集结号》所抵达的深度，仅此一点，就值得向主创者致以军礼！

不妨多说几句，关于战场道德律，其普遍原则是“荣誉共享”；最高境界是“自我牺牲”。在攻克重要城池时，指挥员一般会命令各部队抽组兵力担任主攻，这样胜利后每个单位均可以分享战史荣誉。而在阵地防御轮战中，后接防部队以慰问品馈赠原防御部队，由此得到阵地上敌火力配系、雷区、狙击点等情报，也是基于“荣誉共享”原则的一种“战场情理”，因为他们曾以流血伤亡获得了这些情报。而反面的例证是，老电影《南征北战》中的：“张军长，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蒋军“王牌”整编74师张灵甫的全军覆灭固然与83军李天霞救援不力有关，但苦果也是他平日对“杂牌”部队的傲慢所植。而在抗战史上，奉命救援死守衡阳长达47天、已奄奄一息的第10军时，整编74师前身74军的一位军长就坦白了问题症结：“衡阳解了围，方先觉不就成了抗战英雄！”国民党军毁于内耗，日军毁于陆海军内斗，这都是其各自从“内因”角度的深刻分析。

而“战场道德律”的最高境界，则几乎全由我军所书写。它体现在“狼牙山五壮士”为掩护大部队撤离战斗到最后一刻的纵深一跃，体现在上甘岭战役中正欲撤离休整的志愿军12军对15军义无反顾的有力增援。后来15军获得改编空降军这一殊荣，而12军虽有羡慕绝无嫉妒。关于我军“战场道德律”最经典的一句话，出自12军所属的二野首长邓小平，在淮海战役中他曾如此表达：“就是中原野战军打光了，其他野战军照样解放全中国！”掷地有声，感人泪下。在这一命令下他本人所承担的“指挥道义”之重负，将永远压在一位伟大将领的心灵深处，无人能够分担！

军人身后事
“战场失踪者”这一概念的潜台词，是统计学上的“糊涂账”。对军人而言，没有比这个概念更强的杀伤力。“无名烈士”这个由此引申出的概念，对于一个具备统计能力的体制来说，也是一种反讽。正如谷子地面对墓碑时的悲鸣：“生下来爹妈都给起了名儿的，怎么就无名了呢？”在这个问题上，狭隘的“唯物论”将遭到有良知的人们的谴责。“人死如灯灭”，“化成一缕轻烟飘走了”，请不要对军人说这样残酷的话。否则，何谓英名不朽？何谓精神常驻？

不知道主创人员是否看到过2006年的这则新闻——假如谷子地得知，必定因“此道不孤”而热泪纵横：山西太原一位叫王艾甫的转业军人，依据个人收藏到的太原战役阵亡烈士花名册和阵亡通知书，在最后的有生之年为他们寻找亲人。那是一些遗失了的英名，在人民军队夺取政权前的残酷而漫长的征战环境中，有其可以被理解的原因。重要的是，这份迟到的“寻找”经媒体报道，赢得了当下公众无一例外的情感道义支持。对死去的人而言，这足够了。

从这一视角来打量谷子地在汶河谷地战场上的举动，主创者一定蕴含着无限深意。把不断阵亡的烈士遗体转运到煤窑深处，哪怕活着的人越来越少，难以承担这一重任。谷子地不能忍受烈士遗体在炮火肆虐下的粉身碎骨。用布而非担架“兜”起来转运的遗体，让你在震撼中知道士兵的血肉之躯在几乎“零碎”状态下仍蕴含的战斗意志！烈士的遗体是有尊严的，曝尸相当于自我瓦解军心。这是战场上最具人本色彩的又一条道德律令。

在采访“百团大战”东团堡战事时，笔者听当地老人讲述村民处理214位八路军烈士遗体的细节：老乡们将烈士逐一抬到河边清洗干净，换上新军装，上下铺苇席后下葬。后来，日军也如此处理自己被全歼的130多具尸体，不同的是，他们架起柴火焚烧，将骨灰收敛于一个个白布包裹的木盒子，这些盒子转运的目的地是东京的“靖国神社”——至今仍在给和平世界制造麻烦的那个鬼魂聚集地。从这一角度，我们无法不为主创者赋予谷子地的行为，予以深刻的反思和醒悟。

是的，从人文意义上，能证明烈士牺牲价值的只有英名，史册上的记载绝不应该只是一个大致的统计数字和“无名”二字。否则，我们将因岁月流逝而陷入精神虚无状态。这就是为什么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什么开始建立姓名碑和相片墙，虽然将三十万姓名全部列出的目标是难以企及的。

带着这份深深的隐痛，让我们与谷子地一道关注这些战场细节：他坚信全连47位烈士就埋在煤堆下，煤堆在这里不妨看作“战后建设”的符号，而创造了它的历史却被深埋并遗忘于地下；谷子地无法忍受的是那些后人的冷漠，这个住进煤场每日挖掘不止的老兵，已经成了人们眼中的“疯子”。多年以后，因兴修水库而意外打开的烈士容身地，令人联想到为愚公精神所感动的可鉴之天心。毛泽东曾言，那个被愚公所感动的“上帝”是人民，或曰民心。于是，英灵们终于得到了这样的仪式——重建陵墓，颁发解放奖章，139团后辈军人的敬礼及鸣枪。最动人的一幕终于出现，那个凄婉绝伦、姗姗来迟的集结号，终于由当年应该吹响它的那个河南人司号员小梁子吹响。此时，它不再是集结号——烈士们的灵魂从来没有分开过——而应该叫做：安魂号！


也许再多说几句并非多余。当进入打开的煤窑后，谷子地能辨认出47位弟兄谁是谁吗？就像他自己因为穿着国民党士兵的军服而曾被自己人怀疑一样，倘若没有他这个唯一的证人，他手下的弟兄难免也被误读。记者昔日采访一位老兵时得知，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他和战友们的名字和党团员编号是被写在一个白布条上，缝缀在肩部的。而从国防军时代开始，我军官兵的制式军服内里，都有一个可以写下姓名及血型的红色方框。我们从国外大片中都知道，那些外军士兵们脖子上则有一对凿刻着军号编码及姓名的金属牌。

金属牌自然比布条更容易在战火中得以存留。在他们牺牲后，当我们和谷子地一道寻觅时，会更容易地知道他们谁是谁。就像名字问题一样，我们也期待着未来战场上这样的细致入微。我们知道在这一举动背后潜藏着一个词，叫做“人本关怀”。

有关战场美学
再次回到战场。对军人而言，那是这一职业价值获得最高实现的“平台”。“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即便对于我们这个情感相对保守的东方民族，也不缺乏从美学意义上解读战场，我们给这一角度的界定是：革命浪漫主义。对在硝烟散去几十年后活跃影坛的导演冯小刚而言，更有充分的条件把战场作为美学题材进行处理。战争是沉重的，但是对军人来说，最重要恰恰在于超越这份沉重，而不是深陷其中。在影片中，那些把死这一严肃的事实摆在眼前，以极限的姿态优美地活着的军人，把一个个片段的美感，累叠成了一首诗。

也许只有从军事发烧友的角度，才能理解为什么冯小刚会将故事发生的场景分别设置在解放战争后期、朝鲜战争及建国后第一次军衔制实行后，因为，这几个阶段的人民解放军形象，都具有在镜头前形成最佳视觉美感的条件。1948年，已获得充分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嫡系部队，为以战场缴获为传统的我军提供了大量漂亮军装的可能，于是谷子地的九连在惨烈战事中“合理”的清一色佩戴着造型经典的美式M1钢盔。而朝鲜战场上唯一的场景戏就是一次化装侦察，“样板戏”年代京剧《奇袭白虎团》中侦察排长严伟才们的英姿，被冯小刚再次以唯美的镜头演绎，还巧妙地引申出剧中唯一的“噱头”——“穿美军军服？你长得像吗！穿李承晚的！”李承晚的也仍是“美式”。而当谷子地出现在1956年的炮兵团营房门口，首先掠过观众视线的，是从门前大桥下列队而过佩戴船形帽、肩扛53式步骑枪的我国防军巡逻兵。一身55式中校马裤呢军服的赵二斗团长（邓超饰）忽然现身，与昔日的战友谷子地热烈拥抱，这一切都让人产生一种恍若隔世的陌生化的美感。

这缘于一般观众对我军军史的陌生。而作为军事发烧友的笔者，则可以信服地指出，影片对我军形象的还原，均有着扎实的历史真实依据。我军曾经是那样的形象，只不过把它们聚集在一部影片中，略微显得刻意了一点而已。这是舞台美术工作者出身的导演冯小刚的偏爱，而这份偏爱潜藏着深刻的符号学解析的空间。电影是一种以视觉形式美为工具的艺术形式，这种“制造梦境”的艺术，需要很具体的感性形象来支撑。但对于军事片来说，可言说性并不局限于此。

我们都熟悉儿童时代的打仗游戏，孩子们热衷于装扮起来进行想象的“激战”。在这一场景中，潜藏着人类对于战争超越现实功利色彩的某种人性亲近，或者说“尚武情结”。可以断言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儿童普遍存在的“尚武情结”，与那一时期尽管装备落后、军事信念和战斗精神却不输于任何强敌的我军面貌，有着绝对的内在联系。而在儿童的“战斗”游戏中，是剥离了“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功利性思考的，对孩子们来说，甚至穿着敌人的武装、扮演敌人，也没有什么难为情的。其实，冯小刚在其第一部贺岁片《甲方乙方》中对电影《巴顿》片段的戏谑式摹仿中，就已经流露出他的某种“尚武童心”，这对一个艺术家来说，这可能是最深刻而隐秘的创作心理基础。

毋庸置疑，我们太多的军事片长期负荷着政治意识形态的功利性表达，在对较为近切的历史进行言说时，缺乏超越性的洒脱。比如，我们从以往国产战争片中感到的“战壕真实”，是敌人的子弹打在土垒前“啾啾”地溅起一些烟尘，而英雄们只要略低一下头就可以像躲避石子一样化险为夷。这一处理背后隐含的理念是，我们不能将战争渲染为恐怖的，因为我们需要号召人民起来进行革命战争，而不是因此而动摇。所以，《拯救大兵瑞恩》的奥哈马海滩血腥的半小时，令我们格外感到窒息和震惊，而阵亡者身下汪着的鲜血和飞溅的残肢更是令人惊悚。但这正是战争的“原生态”。在我们无法回避引进国外战争大片的大背景下，这一真相已经无法回避。于是，我们有了自己类似的大制作，比如出自八一厂的电影《八路军》中的“战壕真实”，就有了前所未有的表现。

我军的历史，是以反抗侵略和压迫、赢得独立和民主的解放战争史。对正义性的伟大战争，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继承和发扬“讴歌”的创作传统。当下，我们最需要努力的，就是如何在政治性负荷之外，探索较为纯粹的战争题材的表达路径。冯小刚在拥有了“回望”的心理优势后，终于在这一点上获得了超越前辈的突破性贡献。《集结号》中火爆真实的战争场景，无疑是一个新巅峰。而投身战争的英雄们是那样“有型”，对其浴血牺牲的审美性呈现，唤起的无疑是观众全新的敬仰感，这种感情将引导人们继续一如既往地肯定我们的战争，而不是相反。
“美丽的甲胄和刀枪之属，展示了武士的日常生活与内心世界。”（《叶隐闻书》）将军事生活的日常之美（军人威仪）和战场之美（正义的暴力和牺牲）推向极致，并付诸实施，可以称为行动的美学。也许，在接受了太多“因牺牲而有意义”的阐释以后，我们还需要“因牺牲而美”、甚或“因美而牺牲”的表达。它更具人本色彩，也更容易实现我们在“主旋律”电影中所需要的那种感动和唤起。在“阶级仇、民族恨”这类意识形态因素，已渐渐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未来战争中“淡出”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更需要这种纯粹意义的战争本体探索。

你看，“让你死得很难看。”已经成了新生代们的口头禅。死都死了，还在乎难看吗？但你得承认，这看似不合逻辑的社会文化流变，正是这一代人的心态。是的，对战士而言，死不足惧，“砍头只当风吹帽”，我们需要的也许是：牺牲，并且美丽。

（本文载《军营文化天地》杂志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