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罗明,“罗明路线”与罗明的坎坷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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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明（1909—1987）广东大埔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汕头地委书记、闽南特委书记、福建省委书记。1928年去莫斯科出席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31年后任中共闽粤赣特委组织部长、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因拥护和贯彻毛泽东关于开展游击战争，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战略方针，1933年被作为“罗明路线”的代表遭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批判。后调到瑞金中央党校工作。建国后，历任南方大学副校长，广东民族学院院长，广东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省政协副主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
由于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罗明成了博古批判毛泽东的“靶子”
罗明，广东省大埔县人，生于１９０１年９月，１９２１年考入厦门集美学校师范部读书，１９２５年又考入广东大学（后改称中山大学），同年９月参加中国共产党。是年，罗明受广东区委委派，参加了毛泽东任所长的广州第六届农讲所学习。１９２６年６月以后历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秘书、汕头地委书记、闽南临时委员会书记。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开始在闽西从事武装斗争。１９２８年上半年，在闽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地方红军及赤卫队，毛泽东对此给予肯定。１９２８年２月任福建临时省委书记，６月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六大”结束后返回福建。此时，福建省委已改组，刘乾初任书记，罗明改任省委常委和候补书记，在闽西上杭等地积极开展游击战争。１９２９年春，罗明任福建省委书记。３月，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三下闽西，并于年底在闽西上杭古田村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朱、毛帮助下，闽西正式成立了主力红军。１９３０年，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成立了闽粤赣边区特委，邓发任书记，大搞肃“社会民主党”的活动。罗明与张鼎丞、郭滴人进行了抵制，毛泽东对此给予肯定。
１９３０年，李立三下令宣布闽西苏区划归广东，并令闽西主力红军向广东东江出击。罗明写信给中央，不同意这种作法，于是被李立三指责为“右倾保守”。１９３１年１月，罗明奉命去上海，等待中央分配工作。此时，王明已取得了党中央的实际领导权。新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沈泽民与罗明谈话，仍指责罗明犯了“右倾”错误。１９３２年３月，闽粤赣边区临时省委改组为中共福建省委，罗明任省委常委，代理省委书记。
在１９３２年１０月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受到“左”倾的苏区中央局领导人的错误批判。会后，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免去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剥夺了毛泽东的军权，让毛泽东专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１０月中旬，毛泽东从瑞金抵达福建长汀福音医院养病，在那里见到了即将出院的罗明，同他谈了整整一个上午。毛泽东指出，要在福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进行运动战，以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鉴于闽西的严峻形势，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在上杭、永定、龙岩等老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以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军队主力的进攻。
罗明出院后，在福建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福建省委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参加会议的有张鼎丞、谭震林、刘晓、李明光、郭滴人、李坚真等，大家一致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并决定由罗明任省委特派员去杭、永、岩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省委由刘晓暂时主持工作。会后，罗明和谭震林、方方等在杭、永、岩前线成立了中共前敌委员会，深入边缘区，具体领导政治动员和军事行动。
罗明到了前方后，便按毛泽东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中的作战经验，领导苏区军民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罗明的做法却受到了中央临时政府参加闽粤赣省苏维埃扩大会的代表、中央临时政府副主席项英的指责。会后，省苏维埃政府作出了《关于政治及省苏工作报告决议》，并呈报中央政府。“左”倾苏区中央局迅速派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专程到长汀，出席闽粤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团会议。随即，中央政府发出《中央执委委员会给福建省苏主席团的指示信》，对闽粤赣省（即福建省）的领导工作进行了严厉批评。
１９３３年１月，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人经共产国际批准后由上海迁往中央苏区。正在上杭的罗明兴冲冲地去迎接。博古开口便质问罗明：“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杭、永、岩干什么？”罗明答道：“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并经省委研究决定，来这里重点开展游击战争的。”“毛泽东的指示？”博古一愣，脸上出现了不快的表情，接着问道：“你对中央的新指示有何意见？”“我还没有听到传达。”罗明答道。博古一听不高兴了：“那么你对当前的斗争有什么意见？”罗明说：“苏区的革命战争要和白区的抗日斗争结合起来，应根据中央苏区和军委会提出的抗日、民主和停止进攻苏区三个条件，同各党派、各军队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吃饭了，不谈了。”博古未听罗明说完，便不耐烦地走了。
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成为博古的终身憾事，以后他为此曾多次作过检查。１９４５年，在党的“七大”上，作为反“罗明路线”运动总导演的博古曾检讨说：中央根据地时期的“反对罗明路线，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更沉痛的是由于路线的‘左’倾错误，再加上一个错误的肃反政策，而使得许多同志，在整个时期中，在这个肃反下面被冤枉了，诬害了，牺牲了。这是无可补救的损失。”洛甫后来也曾说过，反“罗明路线”是反毛及老干部，“打毛排任（弼时）”。
从中央党校到遵义会议
１９３３年２月，罗明与夫人谢小梅被调到瑞金叶坪苏区中央机关。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与罗明谈话，将罗明调往自己兼任校长的中央党校工作。罗明担任教务处长兼党班班主任，负责编写党的建设的教材，也讲授了部分课程。
长征前夕，李维汉来党校找罗明谈话，说要派学员去苏联学习，要罗明提出百余人的名单。在开始长征后，罗明才知道，李维汉要选派的学员不是派去苏联学习，而是参加长征。１９３４年１０月间，李维汉对罗明说，中央决定调他到红军部队工作，要他从医院接回谢小梅，准备一起调动。谢小梅这时刚生了一个女孩，尚未满月。长征出发前，罗明夫妇将女孩送给了福建的红军家属。
１０月１５日下午，李维汉派人通知罗明和中央党校学员一百余人到瑞金沙洲坝的一个大坪集合，自带晚饭，准备黄昏时分出发。罗明和这些学员被编入中央后勤纵队。后勤纵队由叶剑英任司令员，邓发任政委，李维汉任政治部主任。
１９３５年１月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军的领导岗位，指示要起用受王明路线打击的干部。不久，罗明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
在二攻遵义的娄山关战斗中，罗明被敌机的投弹击中，虽身负重伤，但在取出弹片后仍然随队行动。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时，党中央派陈云与罗明谈话，要他与谢小梅留在贵州坚持斗争。陈云说：“你受伤重，流血太多，虽然身体有好转，但还不能适应急行军和长途行军，所以要你留下。”罗明希望能继续随军行动。陈云又说：“中央已决定在云贵川建立革命根据地，中央决定要你和谢小梅同志留在贵阳郊区开展农运工作，是有重要作用的。”陈云还强调说这是一项任务。
听到这里，罗明不再坚持了，表示接受党组织的决定。陈云还特别说：“朱祺同志留贵阳搞工运工作，你和谢小梅同志在市郊搞农运，由朱祺领导，一切路费、经费都由他掌握分配，还有一川籍老人带路。”
坎坷的后半生
谈话后，罗明便离开了中央红军，一行四人向贵阳方向进发了。罗明没有料到，这次离开中央红军，竟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此后他再也没能够回到红军，甚至失去了党籍（１９８０年１０月中共中央批准恢复，党龄从１９２５年算起）。
在大部队走后，罗明他们举步维艰。朱祺当了叛徒，出卖了罗明，致使罗明被捕入狱。罗明被押送到武汉，陈诚召见了他，希望他到陕北去，找陈云，和中共接上关系。罗明想，自己怎么能够代表国民党去和共产党联络呢？于是断然拒绝了。
罗明辗转回到了老家广东大埔，当了一名中学教员。１９３８年１月，中共大埔县委书记肖明受闽粤赣省委（即福建省委）之命，带领罗明到福建永定去见张鼎丞。当时正筹组新四军第二支队北上，张鼎丞问罗明：到新四军工作如何？这当然是罗明梦寐以求的愿望，便欣然应允。张鼎丞当晚便请示党中央。党中央很快便回电，认为罗明仍留白区工作为好。罗明表示服从组织的安排。
１９４９年，罗明在香港一边参加策反工作，一边等待组织分配工作。广州解放前夕，华南分局第三书记方方同志通知罗明，并转达了叶剑英的命令。组织上考虑罗明曾担任过中央苏区党校教务处长，分配他参加南方大学的筹建工作。罗明愉快地接受了组织的决定。
建国后，罗明任南方大学副校长，又因个别领导说他有贪污行为而被撤销了副校长职务。毛泽东听说后亲自为罗明说情。毛泽东对在北京开会的叶剑英、陶铸、方方等广东领导同志说：“罗明一向艰苦朴素，作风好，为什么说他是大贪污？应该复查。”
后经广东省委复查清楚，认为罗明没有贪污，解除对他的隔离审查，但直到１９８６年１２月，经省委组织部两次复查，才给罗明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罗明后又从事民族工作，担任过广东省民委主任、广东民族学院院长等职务。曾任全国政协六届常务委员和广东省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晚年又不遗余力地投入党史资料的征集工作。
１９８７年４月２８日下午３时０５分，罗明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８６岁。《罗明同志悼词》称：“罗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活动家，福建党组织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创建者之一。”土地革命时期在福建工作过的老同志，罗明的战友魏金水、伍洪祥在《深切怀念共产主义战士罗明同志》一文中说：“罗明同志与福建人民结下了永恒的战斗友谊”；“罗明同志在弥留之际，念念不忘福建的党史工作，他说：‘我不行了，要去罗，福建送来的党史稿我还没有看，如果能给两三年时间那就好啦！’”原福建省委书记项南曾感慨地说：“坚持实事求是的人，是要冒风险的，付出代价的。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最难。作为我党早期革命的活动家之一的罗明同志，之所以屡遭挫折，身处逆境，就因为他坚持实事求是。”罗明（1909—1987）广东大埔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汕头地委书记、闽南特委书记、福建省委书记。1928年去莫斯科出席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31年后任中共闽粤赣特委组织部长、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因拥护和贯彻毛泽东关于开展游击战争，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战略方针，1933年被作为“罗明路线”的代表遭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批判。后调到瑞金中央党校工作。建国后，历任南方大学副校长，广东民族学院院长，广东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省政协副主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
由于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罗明成了博古批判毛泽东的“靶子”
罗明，广东省大埔县人，生于１９０１年９月，１９２１年考入厦门集美学校师范部读书，１９２５年又考入广东大学（后改称中山大学），同年９月参加中国共产党。是年，罗明受广东区委委派，参加了毛泽东任所长的广州第六届农讲所学习。１９２６年６月以后历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秘书、汕头地委书记、闽南临时委员会书记。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开始在闽西从事武装斗争。１９２８年上半年，在闽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地方红军及赤卫队，毛泽东对此给予肯定。１９２８年２月任福建临时省委书记，６月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六大”结束后返回福建。此时，福建省委已改组，刘乾初任书记，罗明改任省委常委和候补书记，在闽西上杭等地积极开展游击战争。１９２９年春，罗明任福建省委书记。３月，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三下闽西，并于年底在闽西上杭古田村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朱、毛帮助下，闽西正式成立了主力红军。１９３０年，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成立了闽粤赣边区特委，邓发任书记，大搞肃“社会民主党”的活动。罗明与张鼎丞、郭滴人进行了抵制，毛泽东对此给予肯定。
１９３０年，李立三下令宣布闽西苏区划归广东，并令闽西主力红军向广东东江出击。罗明写信给中央，不同意这种作法，于是被李立三指责为“右倾保守”。１９３１年１月，罗明奉命去上海，等待中央分配工作。此时，王明已取得了党中央的实际领导权。新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沈泽民与罗明谈话，仍指责罗明犯了“右倾”错误。１９３２年３月，闽粤赣边区临时省委改组为中共福建省委，罗明任省委常委，代理省委书记。
在１９３２年１０月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受到“左”倾的苏区中央局领导人的错误批判。会后，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免去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剥夺了毛泽东的军权，让毛泽东专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１０月中旬，毛泽东从瑞金抵达福建长汀福音医院养病，在那里见到了即将出院的罗明，同他谈了整整一个上午。毛泽东指出，要在福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进行运动战，以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鉴于闽西的严峻形势，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在上杭、永定、龙岩等老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以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军队主力的进攻。
罗明出院后，在福建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福建省委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参加会议的有张鼎丞、谭震林、刘晓、李明光、郭滴人、李坚真等，大家一致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并决定由罗明任省委特派员去杭、永、岩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省委由刘晓暂时主持工作。会后，罗明和谭震林、方方等在杭、永、岩前线成立了中共前敌委员会，深入边缘区，具体领导政治动员和军事行动。
罗明到了前方后，便按毛泽东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中的作战经验，领导苏区军民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罗明的做法却受到了中央临时政府参加闽粤赣省苏维埃扩大会的代表、中央临时政府副主席项英的指责。会后，省苏维埃政府作出了《关于政治及省苏工作报告决议》，并呈报中央政府。“左”倾苏区中央局迅速派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专程到长汀，出席闽粤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团会议。随即，中央政府发出《中央执委委员会给福建省苏主席团的指示信》，对闽粤赣省（即福建省）的领导工作进行了严厉批评。
１９３３年１月，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人经共产国际批准后由上海迁往中央苏区。正在上杭的罗明兴冲冲地去迎接。博古开口便质问罗明：“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杭、永、岩干什么？”罗明答道：“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并经省委研究决定，来这里重点开展游击战争的。”“毛泽东的指示？”博古一愣，脸上出现了不快的表情，接着问道：“你对中央的新指示有何意见？”“我还没有听到传达。”罗明答道。博古一听不高兴了：“那么你对当前的斗争有什么意见？”罗明说：“苏区的革命战争要和白区的抗日斗争结合起来，应根据中央苏区和军委会提出的抗日、民主和停止进攻苏区三个条件，同各党派、各军队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吃饭了，不谈了。”博古未听罗明说完，便不耐烦地走了。
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成为博古的终身憾事，以后他为此曾多次作过检查。１９４５年，在党的“七大”上，作为反“罗明路线”运动总导演的博古曾检讨说：中央根据地时期的“反对罗明路线，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更沉痛的是由于路线的‘左’倾错误，再加上一个错误的肃反政策，而使得许多同志，在整个时期中，在这个肃反下面被冤枉了，诬害了，牺牲了。这是无可补救的损失。”洛甫后来也曾说过，反“罗明路线”是反毛及老干部，“打毛排任（弼时）”。
从中央党校到遵义会议
１９３３年２月，罗明与夫人谢小梅被调到瑞金叶坪苏区中央机关。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与罗明谈话，将罗明调往自己兼任校长的中央党校工作。罗明担任教务处长兼党班班主任，负责编写党的建设的教材，也讲授了部分课程。
长征前夕，李维汉来党校找罗明谈话，说要派学员去苏联学习，要罗明提出百余人的名单。在开始长征后，罗明才知道，李维汉要选派的学员不是派去苏联学习，而是参加长征。１９３４年１０月间，李维汉对罗明说，中央决定调他到红军部队工作，要他从医院接回谢小梅，准备一起调动。谢小梅这时刚生了一个女孩，尚未满月。长征出发前，罗明夫妇将女孩送给了福建的红军家属。
１０月１５日下午，李维汉派人通知罗明和中央党校学员一百余人到瑞金沙洲坝的一个大坪集合，自带晚饭，准备黄昏时分出发。罗明和这些学员被编入中央后勤纵队。后勤纵队由叶剑英任司令员，邓发任政委，李维汉任政治部主任。
１９３５年１月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军的领导岗位，指示要起用受王明路线打击的干部。不久，罗明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
在二攻遵义的娄山关战斗中，罗明被敌机的投弹击中，虽身负重伤，但在取出弹片后仍然随队行动。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时，党中央派陈云与罗明谈话，要他与谢小梅留在贵州坚持斗争。陈云说：“你受伤重，流血太多，虽然身体有好转，但还不能适应急行军和长途行军，所以要你留下。”罗明希望能继续随军行动。陈云又说：“中央已决定在云贵川建立革命根据地，中央决定要你和谢小梅同志留在贵阳郊区开展农运工作，是有重要作用的。”陈云还强调说这是一项任务。
听到这里，罗明不再坚持了，表示接受党组织的决定。陈云还特别说：“朱祺同志留贵阳搞工运工作，你和谢小梅同志在市郊搞农运，由朱祺领导，一切路费、经费都由他掌握分配，还有一川籍老人带路。”
坎坷的后半生
谈话后，罗明便离开了中央红军，一行四人向贵阳方向进发了。罗明没有料到，这次离开中央红军，竟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此后他再也没能够回到红军，甚至失去了党籍（１９８０年１０月中共中央批准恢复，党龄从１９２５年算起）。
在大部队走后，罗明他们举步维艰。朱祺当了叛徒，出卖了罗明，致使罗明被捕入狱。罗明被押送到武汉，陈诚召见了他，希望他到陕北去，找陈云，和中共接上关系。罗明想，自己怎么能够代表国民党去和共产党联络呢？于是断然拒绝了。
罗明辗转回到了老家广东大埔，当了一名中学教员。１９３８年１月，中共大埔县委书记肖明受闽粤赣省委（即福建省委）之命，带领罗明到福建永定去见张鼎丞。当时正筹组新四军第二支队北上，张鼎丞问罗明：到新四军工作如何？这当然是罗明梦寐以求的愿望，便欣然应允。张鼎丞当晚便请示党中央。党中央很快便回电，认为罗明仍留白区工作为好。罗明表示服从组织的安排。
１９４９年，罗明在香港一边参加策反工作，一边等待组织分配工作。广州解放前夕，华南分局第三书记方方同志通知罗明，并转达了叶剑英的命令。组织上考虑罗明曾担任过中央苏区党校教务处长，分配他参加南方大学的筹建工作。罗明愉快地接受了组织的决定。
建国后，罗明任南方大学副校长，又因个别领导说他有贪污行为而被撤销了副校长职务。毛泽东听说后亲自为罗明说情。毛泽东对在北京开会的叶剑英、陶铸、方方等广东领导同志说：“罗明一向艰苦朴素，作风好，为什么说他是大贪污？应该复查。”
后经广东省委复查清楚，认为罗明没有贪污，解除对他的隔离审查，但直到１９８６年１２月，经省委组织部两次复查，才给罗明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罗明后又从事民族工作，担任过广东省民委主任、广东民族学院院长等职务。曾任全国政协六届常务委员和广东省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晚年又不遗余力地投入党史资料的征集工作。
１９８７年４月２８日下午３时０５分，罗明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８６岁。《罗明同志悼词》称：“罗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活动家，福建党组织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创建者之一。”土地革命时期在福建工作过的老同志，罗明的战友魏金水、伍洪祥在《深切怀念共产主义战士罗明同志》一文中说：“罗明同志与福建人民结下了永恒的战斗友谊”；“罗明同志在弥留之际，念念不忘福建的党史工作，他说：‘我不行了，要去罗，福建送来的党史稿我还没有看，如果能给两三年时间那就好啦！’”原福建省委书记项南曾感慨地说：“坚持实事求是的人，是要冒风险的，付出代价的。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最难。作为我党早期革命的活动家之一的罗明同志，之所以屡遭挫折，身处逆境，就因为他坚持实事求是。”
由于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罗明成了博古批判毛泽东的“靶子”
罗明，广东省大埔县人，生于１９０１年９月，１９２１年考入厦门集美学校师范部读书，１９２５年又考入广东大学（后改称中山大学），同年９月参加中国共产党。是年，罗明受广东区委委派，参加了毛泽东任所长的广州第六届农讲所学习。１９２６年６月以后历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秘书、汕头地委书记、闽南临时委员会书记。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开始在闽西从事武装斗争。１９２８年上半年，在闽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地方红军及赤卫队，毛泽东对此给予肯定。１９２８年２月任福建临时省委书记，６月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六大”结束后返回福建。此时，福建省委已改组，刘乾初任书记，罗明改任省委常委和候补书记，在闽西上杭等地积极开展游击战争。１９２９年春，罗明任福建省委书记。３月，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三下闽西，并于年底在闽西上杭古田村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朱、毛帮助下，闽西正式成立了主力红军。１９３０年，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成立了闽粤赣边区特委，邓发任书记，大搞肃“社会民主党”的活动。罗明与张鼎丞、郭滴人进行了抵制，毛泽东对此给予肯定。
１９３０年，李立三下令宣布闽西苏区划归广东，并令闽西主力红军向广东东江出击。罗明写信给中央，不同意这种作法，于是被李立三指责为“右倾保守”。１９３１年１月，罗明奉命去上海，等待中央分配工作。此时，王明已取得了党中央的实际领导权。新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沈泽民与罗明谈话，仍指责罗明犯了“右倾”错误。１９３２年３月，闽粤赣边区临时省委改组为中共福建省委，罗明任省委常委，代理省委书记。
在１９３２年１０月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受到“左”倾的苏区中央局领导人的错误批判。会后，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免去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剥夺了毛泽东的军权，让毛泽东专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１０月中旬，毛泽东从瑞金抵达福建长汀福音医院养病，在那里见到了即将出院的罗明，同他谈了整整一个上午。毛泽东指出，要在福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进行运动战，以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鉴于闽西的严峻形势，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在上杭、永定、龙岩等老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以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军队主力的进攻。
罗明出院后，在福建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福建省委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参加会议的有张鼎丞、谭震林、刘晓、李明光、郭滴人、李坚真等，大家一致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并决定由罗明任省委特派员去杭、永、岩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省委由刘晓暂时主持工作。会后，罗明和谭震林、方方等在杭、永、岩前线成立了中共前敌委员会，深入边缘区，具体领导政治动员和军事行动。
罗明到了前方后，便按毛泽东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中的作战经验，领导苏区军民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罗明的做法却受到了中央临时政府参加闽粤赣省苏维埃扩大会的代表、中央临时政府副主席项英的指责。会后，省苏维埃政府作出了《关于政治及省苏工作报告决议》，并呈报中央政府。“左”倾苏区中央局迅速派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专程到长汀，出席闽粤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团会议。随即，中央政府发出《中央执委委员会给福建省苏主席团的指示信》，对闽粤赣省（即福建省）的领导工作进行了严厉批评。
１９３３年１月，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人经共产国际批准后由上海迁往中央苏区。正在上杭的罗明兴冲冲地去迎接。博古开口便质问罗明：“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杭、永、岩干什么？”罗明答道：“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并经省委研究决定，来这里重点开展游击战争的。”“毛泽东的指示？”博古一愣，脸上出现了不快的表情，接着问道：“你对中央的新指示有何意见？”“我还没有听到传达。”罗明答道。博古一听不高兴了：“那么你对当前的斗争有什么意见？”罗明说：“苏区的革命战争要和白区的抗日斗争结合起来，应根据中央苏区和军委会提出的抗日、民主和停止进攻苏区三个条件，同各党派、各军队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吃饭了，不谈了。”博古未听罗明说完，便不耐烦地走了。
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成为博古的终身憾事，以后他为此曾多次作过检查。１９４５年，在党的“七大”上，作为反“罗明路线”运动总导演的博古曾检讨说：中央根据地时期的“反对罗明路线，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更沉痛的是由于路线的‘左’倾错误，再加上一个错误的肃反政策，而使得许多同志，在整个时期中，在这个肃反下面被冤枉了，诬害了，牺牲了。这是无可补救的损失。”洛甫后来也曾说过，反“罗明路线”是反毛及老干部，“打毛排任（弼时）”。
从中央党校到遵义会议
１９３３年２月，罗明与夫人谢小梅被调到瑞金叶坪苏区中央机关。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与罗明谈话，将罗明调往自己兼任校长的中央党校工作。罗明担任教务处长兼党班班主任，负责编写党的建设的教材，也讲授了部分课程。
长征前夕，李维汉来党校找罗明谈话，说要派学员去苏联学习，要罗明提出百余人的名单。在开始长征后，罗明才知道，李维汉要选派的学员不是派去苏联学习，而是参加长征。１９３４年１０月间，李维汉对罗明说，中央决定调他到红军部队工作，要他从医院接回谢小梅，准备一起调动。谢小梅这时刚生了一个女孩，尚未满月。长征出发前，罗明夫妇将女孩送给了福建的红军家属。
１０月１５日下午，李维汉派人通知罗明和中央党校学员一百余人到瑞金沙洲坝的一个大坪集合，自带晚饭，准备黄昏时分出发。罗明和这些学员被编入中央后勤纵队。后勤纵队由叶剑英任司令员，邓发任政委，李维汉任政治部主任。
１９３５年１月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军的领导岗位，指示要起用受王明路线打击的干部。不久，罗明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
在二攻遵义的娄山关战斗中，罗明被敌机的投弹击中，虽身负重伤，但在取出弹片后仍然随队行动。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时，党中央派陈云与罗明谈话，要他与谢小梅留在贵州坚持斗争。陈云说：“你受伤重，流血太多，虽然身体有好转，但还不能适应急行军和长途行军，所以要你留下。”罗明希望能继续随军行动。陈云又说：“中央已决定在云贵川建立革命根据地，中央决定要你和谢小梅同志留在贵阳郊区开展农运工作，是有重要作用的。”陈云还强调说这是一项任务。
听到这里，罗明不再坚持了，表示接受党组织的决定。陈云还特别说：“朱祺同志留贵阳搞工运工作，你和谢小梅同志在市郊搞农运，由朱祺领导，一切路费、经费都由他掌握分配，还有一川籍老人带路。”
坎坷的后半生
谈话后，罗明便离开了中央红军，一行四人向贵阳方向进发了。罗明没有料到，这次离开中央红军，竟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此后他再也没能够回到红军，甚至失去了党籍（１９８０年１０月中共中央批准恢复，党龄从１９２５年算起）。
在大部队走后，罗明他们举步维艰。朱祺当了叛徒，出卖了罗明，致使罗明被捕入狱。罗明被押送到武汉，陈诚召见了他，希望他到陕北去，找陈云，和中共接上关系。罗明想，自己怎么能够代表国民党去和共产党联络呢？于是断然拒绝了。
罗明辗转回到了老家广东大埔，当了一名中学教员。１９３８年１月，中共大埔县委书记肖明受闽粤赣省委（即福建省委）之命，带领罗明到福建永定去见张鼎丞。当时正筹组新四军第二支队北上，张鼎丞问罗明：到新四军工作如何？这当然是罗明梦寐以求的愿望，便欣然应允。张鼎丞当晚便请示党中央。党中央很快便回电，认为罗明仍留白区工作为好。罗明表示服从组织的安排。
１９４９年，罗明在香港一边参加策反工作，一边等待组织分配工作。广州解放前夕，华南分局第三书记方方同志通知罗明，并转达了叶剑英的命令。组织上考虑罗明曾担任过中央苏区党校教务处长，分配他参加南方大学的筹建工作。罗明愉快地接受了组织的决定。
建国后，罗明任南方大学副校长，又因个别领导说他有贪污行为而被撤销了副校长职务。毛泽东听说后亲自为罗明说情。毛泽东对在北京开会的叶剑英、陶铸、方方等广东领导同志说：“罗明一向艰苦朴素，作风好，为什么说他是大贪污？应该复查。”
后经广东省委复查清楚，认为罗明没有贪污，解除对他的隔离审查，但直到１９８６年１２月，经省委组织部两次复查，才给罗明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罗明后又从事民族工作，担任过广东省民委主任、广东民族学院院长等职务。曾任全国政协六届常务委员和广东省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晚年又不遗余力地投入党史资料的征集工作。
１９８７年４月２８日下午３时０５分，罗明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８６岁。《罗明同志悼词》称：“罗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活动家，福建党组织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创建者之一。”土地革命时期在福建工作过的老同志，罗明的战友魏金水、伍洪祥在《深切怀念共产主义战士罗明同志》一文中说：“罗明同志与福建人民结下了永恒的战斗友谊”；“罗明同志在弥留之际，念念不忘福建的党史工作，他说：‘我不行了，要去罗，福建送来的党史稿我还没有看，如果能给两三年时间那就好啦！’”原福建省委书记项南曾感慨地说：“坚持实事求是的人，是要冒风险的，付出代价的。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最难。作为我党早期革命的活动家之一的罗明同志，之所以屡遭挫折，身处逆境，就因为他坚持实事求是。”罗明（1909—1987）广东大埔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汕头地委书记、闽南特委书记、福建省委书记。1928年去莫斯科出席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31年后任中共闽粤赣特委组织部长、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因拥护和贯彻毛泽东关于开展游击战争，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战略方针，1933年被作为“罗明路线”的代表遭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批判。后调到瑞金中央党校工作。建国后，历任南方大学副校长，广东民族学院院长，广东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省政协副主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
由于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罗明成了博古批判毛泽东的“靶子”
罗明，广东省大埔县人，生于１９０１年９月，１９２１年考入厦门集美学校师范部读书，１９２５年又考入广东大学（后改称中山大学），同年９月参加中国共产党。是年，罗明受广东区委委派，参加了毛泽东任所长的广州第六届农讲所学习。１９２６年６月以后历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秘书、汕头地委书记、闽南临时委员会书记。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开始在闽西从事武装斗争。１９２８年上半年，在闽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地方红军及赤卫队，毛泽东对此给予肯定。１９２８年２月任福建临时省委书记，６月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六大”结束后返回福建。此时，福建省委已改组，刘乾初任书记，罗明改任省委常委和候补书记，在闽西上杭等地积极开展游击战争。１９２９年春，罗明任福建省委书记。３月，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三下闽西，并于年底在闽西上杭古田村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朱、毛帮助下，闽西正式成立了主力红军。１９３０年，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成立了闽粤赣边区特委，邓发任书记，大搞肃“社会民主党”的活动。罗明与张鼎丞、郭滴人进行了抵制，毛泽东对此给予肯定。
１９３０年，李立三下令宣布闽西苏区划归广东，并令闽西主力红军向广东东江出击。罗明写信给中央，不同意这种作法，于是被李立三指责为“右倾保守”。１９３１年１月，罗明奉命去上海，等待中央分配工作。此时，王明已取得了党中央的实际领导权。新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沈泽民与罗明谈话，仍指责罗明犯了“右倾”错误。１９３２年３月，闽粤赣边区临时省委改组为中共福建省委，罗明任省委常委，代理省委书记。
在１９３２年１０月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受到“左”倾的苏区中央局领导人的错误批判。会后，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免去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剥夺了毛泽东的军权，让毛泽东专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１０月中旬，毛泽东从瑞金抵达福建长汀福音医院养病，在那里见到了即将出院的罗明，同他谈了整整一个上午。毛泽东指出，要在福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进行运动战，以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鉴于闽西的严峻形势，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在上杭、永定、龙岩等老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以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军队主力的进攻。
罗明出院后，在福建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福建省委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参加会议的有张鼎丞、谭震林、刘晓、李明光、郭滴人、李坚真等，大家一致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并决定由罗明任省委特派员去杭、永、岩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省委由刘晓暂时主持工作。会后，罗明和谭震林、方方等在杭、永、岩前线成立了中共前敌委员会，深入边缘区，具体领导政治动员和军事行动。
罗明到了前方后，便按毛泽东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中的作战经验，领导苏区军民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罗明的做法却受到了中央临时政府参加闽粤赣省苏维埃扩大会的代表、中央临时政府副主席项英的指责。会后，省苏维埃政府作出了《关于政治及省苏工作报告决议》，并呈报中央政府。“左”倾苏区中央局迅速派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专程到长汀，出席闽粤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团会议。随即，中央政府发出《中央执委委员会给福建省苏主席团的指示信》，对闽粤赣省（即福建省）的领导工作进行了严厉批评。
１９３３年１月，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人经共产国际批准后由上海迁往中央苏区。正在上杭的罗明兴冲冲地去迎接。博古开口便质问罗明：“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杭、永、岩干什么？”罗明答道：“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并经省委研究决定，来这里重点开展游击战争的。”“毛泽东的指示？”博古一愣，脸上出现了不快的表情，接着问道：“你对中央的新指示有何意见？”“我还没有听到传达。”罗明答道。博古一听不高兴了：“那么你对当前的斗争有什么意见？”罗明说：“苏区的革命战争要和白区的抗日斗争结合起来，应根据中央苏区和军委会提出的抗日、民主和停止进攻苏区三个条件，同各党派、各军队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吃饭了，不谈了。”博古未听罗明说完，便不耐烦地走了。
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成为博古的终身憾事，以后他为此曾多次作过检查。１９４５年，在党的“七大”上，作为反“罗明路线”运动总导演的博古曾检讨说：中央根据地时期的“反对罗明路线，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更沉痛的是由于路线的‘左’倾错误，再加上一个错误的肃反政策，而使得许多同志，在整个时期中，在这个肃反下面被冤枉了，诬害了，牺牲了。这是无可补救的损失。”洛甫后来也曾说过，反“罗明路线”是反毛及老干部，“打毛排任（弼时）”。
从中央党校到遵义会议
１９３３年２月，罗明与夫人谢小梅被调到瑞金叶坪苏区中央机关。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与罗明谈话，将罗明调往自己兼任校长的中央党校工作。罗明担任教务处长兼党班班主任，负责编写党的建设的教材，也讲授了部分课程。
长征前夕，李维汉来党校找罗明谈话，说要派学员去苏联学习，要罗明提出百余人的名单。在开始长征后，罗明才知道，李维汉要选派的学员不是派去苏联学习，而是参加长征。１９３４年１０月间，李维汉对罗明说，中央决定调他到红军部队工作，要他从医院接回谢小梅，准备一起调动。谢小梅这时刚生了一个女孩，尚未满月。长征出发前，罗明夫妇将女孩送给了福建的红军家属。
１０月１５日下午，李维汉派人通知罗明和中央党校学员一百余人到瑞金沙洲坝的一个大坪集合，自带晚饭，准备黄昏时分出发。罗明和这些学员被编入中央后勤纵队。后勤纵队由叶剑英任司令员，邓发任政委，李维汉任政治部主任。
１９３５年１月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军的领导岗位，指示要起用受王明路线打击的干部。不久，罗明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
在二攻遵义的娄山关战斗中，罗明被敌机的投弹击中，虽身负重伤，但在取出弹片后仍然随队行动。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时，党中央派陈云与罗明谈话，要他与谢小梅留在贵州坚持斗争。陈云说：“你受伤重，流血太多，虽然身体有好转，但还不能适应急行军和长途行军，所以要你留下。”罗明希望能继续随军行动。陈云又说：“中央已决定在云贵川建立革命根据地，中央决定要你和谢小梅同志留在贵阳郊区开展农运工作，是有重要作用的。”陈云还强调说这是一项任务。
听到这里，罗明不再坚持了，表示接受党组织的决定。陈云还特别说：“朱祺同志留贵阳搞工运工作，你和谢小梅同志在市郊搞农运，由朱祺领导，一切路费、经费都由他掌握分配，还有一川籍老人带路。”
坎坷的后半生
谈话后，罗明便离开了中央红军，一行四人向贵阳方向进发了。罗明没有料到，这次离开中央红军，竟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此后他再也没能够回到红军，甚至失去了党籍（１９８０年１０月中共中央批准恢复，党龄从１９２５年算起）。
在大部队走后，罗明他们举步维艰。朱祺当了叛徒，出卖了罗明，致使罗明被捕入狱。罗明被押送到武汉，陈诚召见了他，希望他到陕北去，找陈云，和中共接上关系。罗明想，自己怎么能够代表国民党去和共产党联络呢？于是断然拒绝了。
罗明辗转回到了老家广东大埔，当了一名中学教员。１９３８年１月，中共大埔县委书记肖明受闽粤赣省委（即福建省委）之命，带领罗明到福建永定去见张鼎丞。当时正筹组新四军第二支队北上，张鼎丞问罗明：到新四军工作如何？这当然是罗明梦寐以求的愿望，便欣然应允。张鼎丞当晚便请示党中央。党中央很快便回电，认为罗明仍留白区工作为好。罗明表示服从组织的安排。
１９４９年，罗明在香港一边参加策反工作，一边等待组织分配工作。广州解放前夕，华南分局第三书记方方同志通知罗明，并转达了叶剑英的命令。组织上考虑罗明曾担任过中央苏区党校教务处长，分配他参加南方大学的筹建工作。罗明愉快地接受了组织的决定。
建国后，罗明任南方大学副校长，又因个别领导说他有贪污行为而被撤销了副校长职务。毛泽东听说后亲自为罗明说情。毛泽东对在北京开会的叶剑英、陶铸、方方等广东领导同志说：“罗明一向艰苦朴素，作风好，为什么说他是大贪污？应该复查。”
后经广东省委复查清楚，认为罗明没有贪污，解除对他的隔离审查，但直到１９８６年１２月，经省委组织部两次复查，才给罗明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罗明后又从事民族工作，担任过广东省民委主任、广东民族学院院长等职务。曾任全国政协六届常务委员和广东省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晚年又不遗余力地投入党史资料的征集工作。
１９８７年４月２８日下午３时０５分，罗明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８６岁。《罗明同志悼词》称：“罗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活动家，福建党组织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创建者之一。”土地革命时期在福建工作过的老同志，罗明的战友魏金水、伍洪祥在《深切怀念共产主义战士罗明同志》一文中说：“罗明同志与福建人民结下了永恒的战斗友谊”；“罗明同志在弥留之际，念念不忘福建的党史工作，他说：‘我不行了，要去罗，福建送来的党史稿我还没有看，如果能给两三年时间那就好啦！’”原福建省委书记项南曾感慨地说：“坚持实事求是的人，是要冒风险的，付出代价的。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最难。作为我党早期革命的活动家之一的罗明同志，之所以屡遭挫折，身处逆境，就因为他坚持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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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和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放了两把火：第一把火烧罗明，第二把火烧邓、毛、
谢、古。而根本的原因，即是这些人都被认为是“毛派”，整他们，就是整毛泽东。
中共临时中央迁入苏区，第一把火就是烧罗明
毛泽东在汀州老古井的小楼里休养的日子里，上海日益紧张。
1932年11月，国民党中统局上海行动区正式成立了，国民党大特务中央特派员史济
美化名“马绍武”坐镇上海专以侦破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机关为目标。
中统局上海行动区每天向南京递送《每日情报》，汇报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的一举
一动。
在白色恐怖下，中共临时中央机关规定了严格的联络暗号。白天，阳台上放一盆作
为暗号的红色的花，夜晚亮着灯光的房间的窗帘拉开一角泄出亮光，就表明是安全的，
可进入联系。
然而，顾顺章的被捕叛变，向忠发的被捕叛变被处死，极大地震动着中共临时中央。
这时，王明已去了苏联，周恩来、张国焘、项英、任弼时又去了苏区。于是，留在
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成了空架子，经常在那里值班的只有博古与张闻天。
不久，博古从上海消失，张闻天、陈云也从上海消失了。
1933年初，张闻天出现在红都瑞金。几天后，博古、陈云也来到那里。他们沿着周
恩来进入苏区走过的秘密通道，从上海来到红都。
博古是王明指定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他一进入苏区，中共临时中央也即
迁入瑞金。在上海，另成立中共中央上海局，作为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派出机构，由康生
负责。
中共临时中央迁入瑞金后，原有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也就没有存在意义。开初，二者
并存，有时下达的文件联名署“中共中央局、中共苏区中央局”。
至1933年6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字样自然取消了。于是，周恩来的中共苏区中
央局书记的职务，也就消失。26岁的博古成为中央苏区的最高首长。
随即，博古看中瑞金城西沙洲坝下脊村一幢杨姓住宅，作为中共临时中央的机关所
在地。而附近的另一座杨姓私宅，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的机关所在地。
新官上任三把火。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博古，来到中央苏区，第一把火烧的便是罗
明。
在中共党史上，凡被称为“××路线”者，其代表人物一定是中共中央举足轻重的
人物，像“立三路线”、“王明路线”等等。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博古一来到中央苏区，便大张旗鼓地讨伐在中共党内根本就
不出名的“罗明路线”。
博古盯住了罗明
罗明，又叫罗善培，福建龙岩人。1895年生，1925年入党，长期在福建西部地区进
行建党与组织农民斗争工作。1927年任中共闽南特委书记，1928年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
书记。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罗明开始在闽西从事武装斗争。
1928年上半年，在闽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地方红军及赤卫队，毛泽东对此给予肯
定。
1928年11月，罗明到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回国后，在闽西上杭等地积极开展
游击战争。1929年3月，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三下闽西，并在闽西上杭古田村召开了
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朱、毛帮助下，闽西正式成立了主力红军。
“立三路线”时期，李立三下令宣布闽西苏区划归广东，并令闽西主力红军向广东
东江出击。
当时罗明写信给中央，不同意这种作法，于是被李立三指责为“右倾保守”。
1931年1月，罗明奉命去上海，等待中央分配工作，此时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刚开完，
王明等老“左”们掌了权。
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沈泽民与罗明谈了话，仍指责罗明犯了“右倾”错误。但还没提
出“罗明路线”。
1932年4月，主力红军攻占了漳州，罗明到了前线，当时情况十分严重，国民党的
十九路军从漳州向闽西进犯，并先后占据龙岩全县和永定、坎市、虎岗；广东陈济棠部
也向上杭县的庐丰、茶地、白砂等苏区进犯。而苏区内没有主力红军，只有地方武装，
总兵力当时仅5000人，根本无法与装备优良、训练有素的十九路军作战。形势十分严峻。
当时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被撤了职，在汀州傅连璋主持的福音医院住院，罗明也在
住院，毛泽东要他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罗明出院后立即召开会议，对毛泽东的指示进行
传达。
参加会议的有张鼎丞、谭震林等，大家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并派罗明以省委特
派员身分到前方领导游击战争。
罗明到了前方后，便按毛泽东在一、二、三次反“围剿”中的作战经验，领导苏区
军民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并在政策上也采取了灵活性，从而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
取得了一定成效。
然而，罗明的做法受到了中央政府参加闽粤赣省苏维埃扩大会的代表项英的指责。
扩大会于1932年9月26日至28日举行。项英批评罗明没能在闽西苏区向敌人“全线出
击”，没起到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在江西邻近几省首先胜利”的紧急任务。认为闽西党
与苏维埃政府都犯了严重错误。会后，省苏维埃政府对此作出了《关于政治及省苏工作
报告决议》，并于10月20日呈报了中央政府。
“左”倾的中央政府对这一报告如获至室，迅速派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专程到
长汀，出席闽粤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团会议。
10月31日，中央政府发出《中央执委委员会给福建省苏主席团的指示信》，对闽粤
赣省苏领导工作进行了严厉批评。
省委书记罗明与省苏主席张鼎丞，虽在形式上接受了中央的批评，但实际工作仍然
从实际出发。
1月21日，罗明在连城新泉根据斗争发展情况向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的
报告，表达了他的认识：
省委：
依据敌人大举对福建方面进攻的形势，与依据我们总的工作布置，我认为我们目前
应特别注意下列的紧急工作：
第一、要用最大的力量迅速的方法与最短的时间赤化连南、汀东南；使新泉与连城、
长汀巩固联成一片；同时，要与宁化、清流连接起来向永定方面发展。……我向震林同
志提过几次，要依照这点来布置军事的工作。党和政府工作也要找到这一重心。……
第二……
第三、关于地方武装方面，我以为目前最中心迫切的工作，是先造成基干部队，去
实践参加作战，从作战中来锻炼。在边县边区的地方武装，要向外推进，抓到团匪来打
击，对白军，采用游击战和运动战，要从打小战中来锻炼，要从打仗中胜利中来提高他
们的勇气和斗争情绪，学习战争的经验。……
第四、关于各区县的工作。……过去党和政府领导的方式太机械了，各县区一般的
方法，一般的计划，这是不好的。特别忽视边区、边县和新区、新县的工作，这是不能
巩固地向白区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边区边县以至新区新县，千篇一律地在上下层讨论，第一条就是扩大红军，分配
人数，……第二条，就是简单的政治动员，这样的动员不能照计划做到我们应做的工作，
而且会妨害我们的工作。
省委在过去的计划上，都机械地规定永定要扩大多少红军，这是不好的。
我认为目前在永定以至上杭许多边区边乡，目前最中心的工作是推动强大游击队、
赤卫军和建立白区工作，积极行动，向外游击，打击敌人的进攻，一定要使地方武装不
断地在胜利中来提高群众斗争的情绪，使群众更相信地方武装力量，才能打破完全依靠
主力红军的观点。……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一日于新泉罗明写好意见书后便到了上杭县，在那里，他领导
干部群众，运用游击战术，打退了进犯白砂的敌人。
这时，临时中央在上海已不能立足，只好迁往江西瑞金。
博古、洛甫等在去瑞金的途中经上杭白砂时，和罗明等见了面。博古一见罗明，就
斥责道：“你是个省委书记，不领导全省的工作，来杭、永、岩干什么？”
罗明便把同毛泽东会面的情形以及省委决定他来杭、永、岩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形说
了一遍。
博古问：“你对中央的新指示有何意见？”
罗明说：“还没听到传达。”
罗明说完，博古很不高兴，又要罗明谈谈当前斗争情况。
罗明说：“据我切身体会，苏区的革命战争，要同白区的抗日斗争结合起来，应当
根据中央苏区政府与军委会去年4月14日提出的抗日、民主和停止进攻苏区三条件，与
各党派、各军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罗明还没说完，博古就不耐烦地打断他说：“算了算了，不要讲了，吃饭吧。”
罗明等见博古这些中央领导这个态度，也不知如何是好。
博古等人走后，罗明等对照中央领导的指示进行了检讨，但感到工作中没什么错误。
几天后，罗明接到临时中央的指示，下令江西、福建猛烈扩大红军。罗明只好执行，
把各县的独立团、各区的独立连、乡独立排送到正规部队，由于地方武装走了，敌人趁
机向边区大举进攻，结果使苏区遭受极大损失。而上杭、永定、龙岩三县受损失更大。
罗明只好改变策略，仍按毛泽东的指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他召集上杭县委方方、
伍洪祥等一起开会，研究总结几个月来游击战的经验及当前斗争形势与任务。认为边区
对敌斗争，必须按毛泽东的游击战打法，不能照搬苏区根据地的作法。会上，参会人员
都认为应把游击战的经验提供给连城、新泉、武平及其他边县边区。当晚，罗明赶写了
《关于杭永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
边区群众一时上山，一时下山，一时太平，一时又大恐慌，因此开会、集中武装等
等都很难动员……有些群众说被敌人进攻几次就弄得这样苦了，上级还要说准备长期战
争，这样下去怎样得了呢？
……有许多群众说，我迫得十分不得已了，不得不暂时妥协屈服，我的心还是红的，
我也相信整个革命是要胜利的，我也希望红军能够胜利。……
在报告中他还尖锐地提出：
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一点，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
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请斯大林同志，或者请列宁复活，一齐到下溪南或者到其他已受
摧残的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讲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斗争的
情绪！
罗明的报告得到了省委主要领导人张鼎丞、谭震林、李明光等人的支持，同时也得
到了基层干部的拥护。
之后，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也致信省委，提出了与罗明认识相同的意见：
过去一切的工作计划完全是党代替政权（如扩大红军、地方武装、土地问题等等），
因此党对于发动群众斗争，即减少其注意力，（我意关于行政上及扩大红军地方武装等
工作应由政府计划……而使党更多注意领导群众斗争方式上的研究，……）反帝同盟拥
苏大联盟及青年部等革命群众团体的名目太多，每人有十余种组织可加入。下层同志确
听到头晕，找不到头绪，因此，这些组织不能健全起来而是一种空招牌，我觉得必须尽
可能的减少或合并。
……各处地方武装在数量上是不少，但在实际的集中训练是极差的……边区工作应
注意工作分配与计划，不能与中心区一样，特别是扩大红军问题……
罗明和杨文仲的报告和信，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也是党章允许的，但由于他们没把
博古等人当成神仙，对临时中央局的意见不以为然，因此，惹恼了他们。
博古等人看了报告后，大发雷霆，立即派出中央特派员到闽粤赣省委检查工作。特
派员到省委后，也不做调查研究，便按中央精神断定闽粤赣省委代表的是一条机会主义
路线。
于是，反“罗明路线”斗争便在闽粤赣省开始了。
罗明不承认犯了路线错误
中央特派员到福建省委时，罗明正在前线，对此一无所知。
一天，他在上杭从《斗争报》上才得知自己犯了错误。
几日后，他接到省委通知，要他速回汀州。
罗明到汀州途中，遇到从汀州而来的张鼎丞。罗明问张：
“鼎丞，我犯了什么错误呀？”
张鼎丞说：“他们说你犯了机会主义路线错误，说你不扩大红军，只打游击战争。”
罗明急道：“我工作上可能有错误，但没有路线错误，若有路线错误，第三次反
‘围剿’怎会取得胜利？根据地怎么能这样快扩大？”稍停他又说：“我们并不反对扩
大主力红军，只是要求对中心区与边区应有所区别，这也是从实际出发嘛。
就是在杭、永、岩边区也没说不能扩大主力红军，这怎么会是路线错误呢？”
张鼎丞听了，只是叹息。
罗明到了汀州，又接到了去瑞金的通知，于是又赶到了瑞金，被安排在叶坪中央局
的一间屋里，门外有人站岗，不能自由出入，罗明被软禁了。
第二天，中央局的几个干部与他谈话，要他认识自己错误的严重性。接着，一位中
央负责人找他谈话，说他到边区是“退却逃跑”。罗明便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了汇报和解
释，他说：“到杭、永、岩边区工作是我提出并得到省委同意的。那里是省苏区内最艰
苦的地方，我到那里是参加游击战争的，怎么说是‘退却逃跑’呢？”
那位负责人说：“这要用辩证法看问题，事物都是发展的，例如游击战争，过去是
需要的，现在红军主力强大了，再提就是游击主义了。你在边县边区为什么不能和中心
区一样扩大红军？”
罗明说：“在边县边区面临随时与敌人作战的局面，随时都要进行游击战争，打击
敌人的进攻。因此不能和中心区一样，干部和群众应在实践中总结经验，采取三分之一
的方法，逐步分批扩大红军。……”
那位负责人打断罗明的话说：“你这样做是‘富农路线’，你说听了群众的呼声，
就是这么听吗？”
罗明这时也激动地站起身说：“这是永定金沙乡贫农会议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
的。”说到此，大声道：“列宁说过，要使真正整个阶级，使被资本家压迫的真正广大
劳动群众都站到这个立场上来，仅靠宣传和鼓动是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这些群
众本身的政治经验，这是一切大革命的基本规律……”
之后，博古亲自找罗明谈话。他劈头就问：“你不承认有路线错误，还引用列宁的
话来反驳，我问你，你们山沟里有什么马列主义？你说边区和中心区不能一样扩大主力
红军，要采取逐步扩大的办法，是不是说我们不了解边区的实际情况，要我们去做调查
研究，这是你们狭隘的经验主义。你不承认路线错误就开除你的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
职务！”
随即博古眼睛一斜，说：“还有比你更高的领导干部，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当晚，在叶坪附近召开了一个有近100名机关干部参加的批判“罗明路线”的大会，
大会气氛紧张，不少人愤怒地喊着口号，还有人把木棒拿到会场，说要打死罗明，这时，
罗明被两个彪形大汉倒剪双膊架到主席台上。直到中央局的杨尚昆做了解释，会场气氛
才平和了下来。
会罢，罗明又反复检查交待问题，最后，博古再次找罗明谈话，要他回省委，在省
代会上，彻底坦白交待。
中央局给“罗明路线”定了性
2月15日，张鼎丞、刘晓等省委负责人被召到瑞金后，同样受到了中央局领导人最
严厉的批评。当日，中央局作出了《苏区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
中央局检阅了福建省委工作之后，认为省委是处在一种非常严重的状态中。在省委
内一小部分同志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
这一路线对于目前革命形势的估计是悲观失望的，对于敌人的大举进攻表示了张惶
失措，认为在杭永岩苏区内群众的革命斗争已经低落，群众对于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
权已经采取了中立的态度。……
（明显的例子是新泉县委杨文仲给省委的信）。这一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
路线，虽然遭到了以代理书记刘晓同志为首的省委大多数同志的反对与批评，但这一反
机会主义的斗争并没有开展起来，这一斗争只限制在省委机关之内，而且只是停止在个
别的问题上。省委大多数同志没有了解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坚决站在党中央与中央局
的进攻路线上而斗争到底，省委大多数同志在这一斗争中表示了他们的不坚定与机会主
义的动摇，因此在实际工作中也犯了许多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因此中央局决定：
一、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指出这一路线
的露骨的表现是以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为代表的取消主义。
二、省委对于这一路线的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必须受到最严厉的打击。……
三、立即召集省的临时代表会议，尽量吸收中心支部的工人雇农同志参加，成立新
的省委。
四、在临时代表会议召集之前决定以陈寿昌、刘晓、钟友勋等同志为临时常委，处
理一切工作。
五、派中央局同志出席这一会议做报告并领导这一会议顺利进行。
六、立即撤销罗明同志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工作。
从中央局这个决定作出之后的第二天起，中央局领导人博古、张闻天、任弼时等就
在《斗争》、《青年实话》等苏区主要理论刊物上发表文章，对罗明、杨文仲的观点加
以批驳。
2月中旬的一天，工农红军学校第四期毕业生召开了毕业生党团员大会，在会上，
博古作了《拥护党的布尔塞维克的进攻路线》的长篇报告。
在会上博古挥着拳头，尖着嗓子喊道：“同志们！切不要看轻罗明同志，他似乎比
列宁还稍为高明些呢！他想出了锦囊妙计，这就是进攻路线此路不通，还是以左右散开
向后转为是，这样罗明、杨文仲等便把自己的退却路线与党的总路线对抗起来。这个路
线表现得最明显的是在罗明同志到了新泉之后，新泉县委书记为此写给省委的政纲式的
信。”
谢、古。而根本的原因，即是这些人都被认为是“毛派”，整他们，就是整毛泽东。
中共临时中央迁入苏区，第一把火就是烧罗明
毛泽东在汀州老古井的小楼里休养的日子里，上海日益紧张。
1932年11月，国民党中统局上海行动区正式成立了，国民党大特务中央特派员史济
美化名“马绍武”坐镇上海专以侦破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机关为目标。
中统局上海行动区每天向南京递送《每日情报》，汇报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的一举
一动。
在白色恐怖下，中共临时中央机关规定了严格的联络暗号。白天，阳台上放一盆作
为暗号的红色的花，夜晚亮着灯光的房间的窗帘拉开一角泄出亮光，就表明是安全的，
可进入联系。
然而，顾顺章的被捕叛变，向忠发的被捕叛变被处死，极大地震动着中共临时中央。
这时，王明已去了苏联，周恩来、张国焘、项英、任弼时又去了苏区。于是，留在
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成了空架子，经常在那里值班的只有博古与张闻天。
不久，博古从上海消失，张闻天、陈云也从上海消失了。
1933年初，张闻天出现在红都瑞金。几天后，博古、陈云也来到那里。他们沿着周
恩来进入苏区走过的秘密通道，从上海来到红都。
博古是王明指定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他一进入苏区，中共临时中央也即
迁入瑞金。在上海，另成立中共中央上海局，作为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派出机构，由康生
负责。
中共临时中央迁入瑞金后，原有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也就没有存在意义。开初，二者
并存，有时下达的文件联名署“中共中央局、中共苏区中央局”。
至1933年6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字样自然取消了。于是，周恩来的中共苏区中
央局书记的职务，也就消失。26岁的博古成为中央苏区的最高首长。
随即，博古看中瑞金城西沙洲坝下脊村一幢杨姓住宅，作为中共临时中央的机关所
在地。而附近的另一座杨姓私宅，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的机关所在地。
新官上任三把火。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博古，来到中央苏区，第一把火烧的便是罗
明。
在中共党史上，凡被称为“××路线”者，其代表人物一定是中共中央举足轻重的
人物，像“立三路线”、“王明路线”等等。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博古一来到中央苏区，便大张旗鼓地讨伐在中共党内根本就
不出名的“罗明路线”。
博古盯住了罗明
罗明，又叫罗善培，福建龙岩人。1895年生，1925年入党，长期在福建西部地区进
行建党与组织农民斗争工作。1927年任中共闽南特委书记，1928年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
书记。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罗明开始在闽西从事武装斗争。
1928年上半年，在闽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地方红军及赤卫队，毛泽东对此给予肯
定。
1928年11月，罗明到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回国后，在闽西上杭等地积极开展
游击战争。1929年3月，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三下闽西，并在闽西上杭古田村召开了
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朱、毛帮助下，闽西正式成立了主力红军。
“立三路线”时期，李立三下令宣布闽西苏区划归广东，并令闽西主力红军向广东
东江出击。
当时罗明写信给中央，不同意这种作法，于是被李立三指责为“右倾保守”。
1931年1月，罗明奉命去上海，等待中央分配工作，此时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刚开完，
王明等老“左”们掌了权。
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沈泽民与罗明谈了话，仍指责罗明犯了“右倾”错误。但还没提
出“罗明路线”。
1932年4月，主力红军攻占了漳州，罗明到了前线，当时情况十分严重，国民党的
十九路军从漳州向闽西进犯，并先后占据龙岩全县和永定、坎市、虎岗；广东陈济棠部
也向上杭县的庐丰、茶地、白砂等苏区进犯。而苏区内没有主力红军，只有地方武装，
总兵力当时仅5000人，根本无法与装备优良、训练有素的十九路军作战。形势十分严峻。
当时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被撤了职，在汀州傅连璋主持的福音医院住院，罗明也在
住院，毛泽东要他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罗明出院后立即召开会议，对毛泽东的指示进行
传达。
参加会议的有张鼎丞、谭震林等，大家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并派罗明以省委特
派员身分到前方领导游击战争。
罗明到了前方后，便按毛泽东在一、二、三次反“围剿”中的作战经验，领导苏区
军民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并在政策上也采取了灵活性，从而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
取得了一定成效。
然而，罗明的做法受到了中央政府参加闽粤赣省苏维埃扩大会的代表项英的指责。
扩大会于1932年9月26日至28日举行。项英批评罗明没能在闽西苏区向敌人“全线出
击”，没起到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在江西邻近几省首先胜利”的紧急任务。认为闽西党
与苏维埃政府都犯了严重错误。会后，省苏维埃政府对此作出了《关于政治及省苏工作
报告决议》，并于10月20日呈报了中央政府。
“左”倾的中央政府对这一报告如获至室，迅速派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专程到
长汀，出席闽粤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团会议。
10月31日，中央政府发出《中央执委委员会给福建省苏主席团的指示信》，对闽粤
赣省苏领导工作进行了严厉批评。
省委书记罗明与省苏主席张鼎丞，虽在形式上接受了中央的批评，但实际工作仍然
从实际出发。
1月21日，罗明在连城新泉根据斗争发展情况向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的
报告，表达了他的认识：
省委：
依据敌人大举对福建方面进攻的形势，与依据我们总的工作布置，我认为我们目前
应特别注意下列的紧急工作：
第一、要用最大的力量迅速的方法与最短的时间赤化连南、汀东南；使新泉与连城、
长汀巩固联成一片；同时，要与宁化、清流连接起来向永定方面发展。……我向震林同
志提过几次，要依照这点来布置军事的工作。党和政府工作也要找到这一重心。……
第二……
第三、关于地方武装方面，我以为目前最中心迫切的工作，是先造成基干部队，去
实践参加作战，从作战中来锻炼。在边县边区的地方武装，要向外推进，抓到团匪来打
击，对白军，采用游击战和运动战，要从打小战中来锻炼，要从打仗中胜利中来提高他
们的勇气和斗争情绪，学习战争的经验。……
第四、关于各区县的工作。……过去党和政府领导的方式太机械了，各县区一般的
方法，一般的计划，这是不好的。特别忽视边区、边县和新区、新县的工作，这是不能
巩固地向白区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边区边县以至新区新县，千篇一律地在上下层讨论，第一条就是扩大红军，分配
人数，……第二条，就是简单的政治动员，这样的动员不能照计划做到我们应做的工作，
而且会妨害我们的工作。
省委在过去的计划上，都机械地规定永定要扩大多少红军，这是不好的。
我认为目前在永定以至上杭许多边区边乡，目前最中心的工作是推动强大游击队、
赤卫军和建立白区工作，积极行动，向外游击，打击敌人的进攻，一定要使地方武装不
断地在胜利中来提高群众斗争的情绪，使群众更相信地方武装力量，才能打破完全依靠
主力红军的观点。……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一日于新泉罗明写好意见书后便到了上杭县，在那里，他领导
干部群众，运用游击战术，打退了进犯白砂的敌人。
这时，临时中央在上海已不能立足，只好迁往江西瑞金。
博古、洛甫等在去瑞金的途中经上杭白砂时，和罗明等见了面。博古一见罗明，就
斥责道：“你是个省委书记，不领导全省的工作，来杭、永、岩干什么？”
罗明便把同毛泽东会面的情形以及省委决定他来杭、永、岩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形说
了一遍。
博古问：“你对中央的新指示有何意见？”
罗明说：“还没听到传达。”
罗明说完，博古很不高兴，又要罗明谈谈当前斗争情况。
罗明说：“据我切身体会，苏区的革命战争，要同白区的抗日斗争结合起来，应当
根据中央苏区政府与军委会去年4月14日提出的抗日、民主和停止进攻苏区三条件，与
各党派、各军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罗明还没说完，博古就不耐烦地打断他说：“算了算了，不要讲了，吃饭吧。”
罗明等见博古这些中央领导这个态度，也不知如何是好。
博古等人走后，罗明等对照中央领导的指示进行了检讨，但感到工作中没什么错误。
几天后，罗明接到临时中央的指示，下令江西、福建猛烈扩大红军。罗明只好执行，
把各县的独立团、各区的独立连、乡独立排送到正规部队，由于地方武装走了，敌人趁
机向边区大举进攻，结果使苏区遭受极大损失。而上杭、永定、龙岩三县受损失更大。
罗明只好改变策略，仍按毛泽东的指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他召集上杭县委方方、
伍洪祥等一起开会，研究总结几个月来游击战的经验及当前斗争形势与任务。认为边区
对敌斗争，必须按毛泽东的游击战打法，不能照搬苏区根据地的作法。会上，参会人员
都认为应把游击战的经验提供给连城、新泉、武平及其他边县边区。当晚，罗明赶写了
《关于杭永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
边区群众一时上山，一时下山，一时太平，一时又大恐慌，因此开会、集中武装等
等都很难动员……有些群众说被敌人进攻几次就弄得这样苦了，上级还要说准备长期战
争，这样下去怎样得了呢？
……有许多群众说，我迫得十分不得已了，不得不暂时妥协屈服，我的心还是红的，
我也相信整个革命是要胜利的，我也希望红军能够胜利。……
在报告中他还尖锐地提出：
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一点，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
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请斯大林同志，或者请列宁复活，一齐到下溪南或者到其他已受
摧残的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讲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斗争的
情绪！
罗明的报告得到了省委主要领导人张鼎丞、谭震林、李明光等人的支持，同时也得
到了基层干部的拥护。
之后，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也致信省委，提出了与罗明认识相同的意见：
过去一切的工作计划完全是党代替政权（如扩大红军、地方武装、土地问题等等），
因此党对于发动群众斗争，即减少其注意力，（我意关于行政上及扩大红军地方武装等
工作应由政府计划……而使党更多注意领导群众斗争方式上的研究，……）反帝同盟拥
苏大联盟及青年部等革命群众团体的名目太多，每人有十余种组织可加入。下层同志确
听到头晕，找不到头绪，因此，这些组织不能健全起来而是一种空招牌，我觉得必须尽
可能的减少或合并。
……各处地方武装在数量上是不少，但在实际的集中训练是极差的……边区工作应
注意工作分配与计划，不能与中心区一样，特别是扩大红军问题……
罗明和杨文仲的报告和信，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也是党章允许的，但由于他们没把
博古等人当成神仙，对临时中央局的意见不以为然，因此，惹恼了他们。
博古等人看了报告后，大发雷霆，立即派出中央特派员到闽粤赣省委检查工作。特
派员到省委后，也不做调查研究，便按中央精神断定闽粤赣省委代表的是一条机会主义
路线。
于是，反“罗明路线”斗争便在闽粤赣省开始了。
罗明不承认犯了路线错误
中央特派员到福建省委时，罗明正在前线，对此一无所知。
一天，他在上杭从《斗争报》上才得知自己犯了错误。
几日后，他接到省委通知，要他速回汀州。
罗明到汀州途中，遇到从汀州而来的张鼎丞。罗明问张：
“鼎丞，我犯了什么错误呀？”
张鼎丞说：“他们说你犯了机会主义路线错误，说你不扩大红军，只打游击战争。”
罗明急道：“我工作上可能有错误，但没有路线错误，若有路线错误，第三次反
‘围剿’怎会取得胜利？根据地怎么能这样快扩大？”稍停他又说：“我们并不反对扩
大主力红军，只是要求对中心区与边区应有所区别，这也是从实际出发嘛。
就是在杭、永、岩边区也没说不能扩大主力红军，这怎么会是路线错误呢？”
张鼎丞听了，只是叹息。
罗明到了汀州，又接到了去瑞金的通知，于是又赶到了瑞金，被安排在叶坪中央局
的一间屋里，门外有人站岗，不能自由出入，罗明被软禁了。
第二天，中央局的几个干部与他谈话，要他认识自己错误的严重性。接着，一位中
央负责人找他谈话，说他到边区是“退却逃跑”。罗明便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了汇报和解
释，他说：“到杭、永、岩边区工作是我提出并得到省委同意的。那里是省苏区内最艰
苦的地方，我到那里是参加游击战争的，怎么说是‘退却逃跑’呢？”
那位负责人说：“这要用辩证法看问题，事物都是发展的，例如游击战争，过去是
需要的，现在红军主力强大了，再提就是游击主义了。你在边县边区为什么不能和中心
区一样扩大红军？”
罗明说：“在边县边区面临随时与敌人作战的局面，随时都要进行游击战争，打击
敌人的进攻。因此不能和中心区一样，干部和群众应在实践中总结经验，采取三分之一
的方法，逐步分批扩大红军。……”
那位负责人打断罗明的话说：“你这样做是‘富农路线’，你说听了群众的呼声，
就是这么听吗？”
罗明这时也激动地站起身说：“这是永定金沙乡贫农会议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
的。”说到此，大声道：“列宁说过，要使真正整个阶级，使被资本家压迫的真正广大
劳动群众都站到这个立场上来，仅靠宣传和鼓动是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这些群
众本身的政治经验，这是一切大革命的基本规律……”
之后，博古亲自找罗明谈话。他劈头就问：“你不承认有路线错误，还引用列宁的
话来反驳，我问你，你们山沟里有什么马列主义？你说边区和中心区不能一样扩大主力
红军，要采取逐步扩大的办法，是不是说我们不了解边区的实际情况，要我们去做调查
研究，这是你们狭隘的经验主义。你不承认路线错误就开除你的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
职务！”
随即博古眼睛一斜，说：“还有比你更高的领导干部，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当晚，在叶坪附近召开了一个有近100名机关干部参加的批判“罗明路线”的大会，
大会气氛紧张，不少人愤怒地喊着口号，还有人把木棒拿到会场，说要打死罗明，这时，
罗明被两个彪形大汉倒剪双膊架到主席台上。直到中央局的杨尚昆做了解释，会场气氛
才平和了下来。
会罢，罗明又反复检查交待问题，最后，博古再次找罗明谈话，要他回省委，在省
代会上，彻底坦白交待。
中央局给“罗明路线”定了性
2月15日，张鼎丞、刘晓等省委负责人被召到瑞金后，同样受到了中央局领导人最
严厉的批评。当日，中央局作出了《苏区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
中央局检阅了福建省委工作之后，认为省委是处在一种非常严重的状态中。在省委
内一小部分同志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
这一路线对于目前革命形势的估计是悲观失望的，对于敌人的大举进攻表示了张惶
失措，认为在杭永岩苏区内群众的革命斗争已经低落，群众对于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
权已经采取了中立的态度。……
（明显的例子是新泉县委杨文仲给省委的信）。这一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
路线，虽然遭到了以代理书记刘晓同志为首的省委大多数同志的反对与批评，但这一反
机会主义的斗争并没有开展起来，这一斗争只限制在省委机关之内，而且只是停止在个
别的问题上。省委大多数同志没有了解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坚决站在党中央与中央局
的进攻路线上而斗争到底，省委大多数同志在这一斗争中表示了他们的不坚定与机会主
义的动摇，因此在实际工作中也犯了许多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因此中央局决定：
一、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指出这一路线
的露骨的表现是以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为代表的取消主义。
二、省委对于这一路线的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必须受到最严厉的打击。……
三、立即召集省的临时代表会议，尽量吸收中心支部的工人雇农同志参加，成立新
的省委。
四、在临时代表会议召集之前决定以陈寿昌、刘晓、钟友勋等同志为临时常委，处
理一切工作。
五、派中央局同志出席这一会议做报告并领导这一会议顺利进行。
六、立即撤销罗明同志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工作。
从中央局这个决定作出之后的第二天起，中央局领导人博古、张闻天、任弼时等就
在《斗争》、《青年实话》等苏区主要理论刊物上发表文章，对罗明、杨文仲的观点加
以批驳。
2月中旬的一天，工农红军学校第四期毕业生召开了毕业生党团员大会，在会上，
博古作了《拥护党的布尔塞维克的进攻路线》的长篇报告。
在会上博古挥着拳头，尖着嗓子喊道：“同志们！切不要看轻罗明同志，他似乎比
列宁还稍为高明些呢！他想出了锦囊妙计，这就是进攻路线此路不通，还是以左右散开
向后转为是，这样罗明、杨文仲等便把自己的退却路线与党的总路线对抗起来。这个路
线表现得最明显的是在罗明同志到了新泉之后，新泉县委书记为此写给省委的政纲式的
信。”
二、江西的“罗明路线”
1933年3月，反“罗明路线”之风刮到了江西。“左”倾领导人又发明了一个“江西罗明路线”，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一场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按：一说“唯俊”，这里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纂出版的《毛泽东传》和《毛泽东年谱》中的“维”为准)、古(柏)以及江西省委的运动。
那么，邓、毛、谢、古是怎样成为博古等人的批判对象的呢?
早在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时，当时在上海的邓小平就对四中全会表示了不满，对四中全会后的中央表示不信任。为此，一些人指责邓“散布对于四中全会后中央领导的不信任，实际就是在反对共产国际和四中全会”。10个月后在赣南会议上，邓、谢、古大力支持毛泽东，为后来遭受“左”倾领导人的打击埋下了伏笔。当年11月1日到5日，中共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在江西瑞金叶坪村召开。临时中央派出的中央代表团主持了这次会议。毛泽东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身份出席会议。会上，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的。但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对此予以否定，并排挤毛泽东的领导。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几位中心县委书记举出大量事实来支持毛泽东的看法，公开同中央代表团争论，不同意对毛泽东的批评，由此被认为是反对中共苏区中央局。赣南会议鉴于毛泽东对“中央指示”的反对态度，决定撤消毛泽东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剥夺了他对苏区党的事务的领导权。
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被执行“左”倾路线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撤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33年1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不得不迁入中央苏区。此后，针对“左”倾中央领导人讽刺毛泽东的“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做法，邓小平等人指出：“大城市中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他们把上海来的“左”倾中央领导人，称为“洋房子先生”，意思是他们是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者。邓小平等人所起的“洋房子先生”的“雅号”，令博古等人十分恼火。
赣南会议之后，邓小平与苏区中央局秘书长毛泽覃、赣东特委书记谢维俊、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古柏等对中共临时中央的“左”倾政策进行了公开抵制，例如，在经济政策上，主张平均分配土地，“给富农以经济出路”；在作战方针上，主张诱敌深入，反对军事冒险；在扩红原则上，主张由群众武装逐级发展为主力红军，等等。这些思想，可以说是受了毛泽东的影响，也是若干年来苏区的革命斗争反复验证的成功经验。在当时苏区党、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中高级干部中，持有或支持类似观点的人不在少数。这在1931年以后王明“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恰如一股潜行的地火在积蓄、汇集，形成了维护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坚强力量。
这些正确的主张，被博古等人称为“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逃跑路线”，就是所谓的“江西罗明路线”。
三、反“江西罗明路线”的序幕
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由于地方红军一部被编人中央红军，红军独立3师也被调往北部，兵力空虚的寻乌县被广东军阀陈济棠占领。这就是所谓的“寻乌事件”。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及时地组织了退却，避免了更大的损失。但“左”倾中央领导人却抓住这一点，指责邓小平“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是“可耻的右倾逃跑主义”，“把寻乌整个送给敌人”，是“会寻安的罗明路线”者。
这件事情成了反“江西罗明路线”的导火索。所谓反“江西罗明路线”，是指对抵制“左”倾错误的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人和江西省委进行的打击运动，而邓、毛、谢、古是江西苏区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代表人物。邓小平当时是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是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1933年2月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谢维俊是江西军区二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5师师长，古柏先后担任寻乌县委书记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秘书长，他们4人被称为“毛派”（《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11页关于“毛派”的注释：“是当时中共临时中央‘左’倾领导人强加给邓小平等人的”)。
1933年，苏区中央局代表在检查江西南部地区会昌、寻乌、安远等苏区边县的工作时，认为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的做法与罗明是相一致的，县委执行了一条同党的进攻的路线完全相反的所谓纯粹的防御路线。2月20日出版的《斗争》杂志第3期，发表了任弼时的《什么是进攻路线》的文章，点名批评了会、寻、安“长期站在纯粹防御路线泥坑中”。但任弼时在这篇文章中，还提出要“纠正过去一些同志对进攻路线的错误解释”，说不应把“进攻路线”看成是单纯的军事进攻，“在军事上，有时在某一方面是要采取防御甚至暂时的退却，为着在主要方面去消灭敌人的”。这是公开发表的和博古等调门不合拍的惟一一篇文章。正因为如此，博古认为任“不合手”，两个月后，把任调离中央苏区到湘赣省去了。
3月下旬，中共苏区中央局绕开中共江西省委，直接召开了会、寻、安3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张闻天以中央局代表身份主持了会议并作了报告。在3月31日通过的决议中指出，“会、寻、安三县过去在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的领导之下，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这一路线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表示悲观失望，对于群众的与党员同志的力量没有丝毫信心，以致一闻敌人进攻苏区的消息，立刻表示张惶失措，退却逃跑”，甚至将整个寻乌县完全放弃交给广东军阀。会议决定改组会、寻、安中心县委，召开3县各级代表会议，以开展“反机会主义路线”，“最坚决的打击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的领导”。会议还对江西省委作了严厉的指责，“这一反纯粹防御路线的斗争的不深入，省委也应负一部分重大的责任”。这次会议，揭开了反“江西罗明路线”的序幕。
1933年3月，反“罗明路线”之风刮到了江西。“左”倾领导人又发明了一个“江西罗明路线”，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一场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按：一说“唯俊”，这里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纂出版的《毛泽东传》和《毛泽东年谱》中的“维”为准)、古(柏)以及江西省委的运动。
那么，邓、毛、谢、古是怎样成为博古等人的批判对象的呢?
早在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时，当时在上海的邓小平就对四中全会表示了不满，对四中全会后的中央表示不信任。为此，一些人指责邓“散布对于四中全会后中央领导的不信任，实际就是在反对共产国际和四中全会”。10个月后在赣南会议上，邓、谢、古大力支持毛泽东，为后来遭受“左”倾领导人的打击埋下了伏笔。当年11月1日到5日，中共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在江西瑞金叶坪村召开。临时中央派出的中央代表团主持了这次会议。毛泽东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身份出席会议。会上，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的。但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对此予以否定，并排挤毛泽东的领导。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几位中心县委书记举出大量事实来支持毛泽东的看法，公开同中央代表团争论，不同意对毛泽东的批评，由此被认为是反对中共苏区中央局。赣南会议鉴于毛泽东对“中央指示”的反对态度，决定撤消毛泽东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剥夺了他对苏区党的事务的领导权。
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被执行“左”倾路线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撤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33年1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不得不迁入中央苏区。此后，针对“左”倾中央领导人讽刺毛泽东的“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做法，邓小平等人指出：“大城市中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他们把上海来的“左”倾中央领导人，称为“洋房子先生”，意思是他们是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者。邓小平等人所起的“洋房子先生”的“雅号”，令博古等人十分恼火。
赣南会议之后，邓小平与苏区中央局秘书长毛泽覃、赣东特委书记谢维俊、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古柏等对中共临时中央的“左”倾政策进行了公开抵制，例如，在经济政策上，主张平均分配土地，“给富农以经济出路”；在作战方针上，主张诱敌深入，反对军事冒险；在扩红原则上，主张由群众武装逐级发展为主力红军，等等。这些思想，可以说是受了毛泽东的影响，也是若干年来苏区的革命斗争反复验证的成功经验。在当时苏区党、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中高级干部中，持有或支持类似观点的人不在少数。这在1931年以后王明“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恰如一股潜行的地火在积蓄、汇集，形成了维护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坚强力量。
这些正确的主张，被博古等人称为“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逃跑路线”，就是所谓的“江西罗明路线”。
三、反“江西罗明路线”的序幕
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由于地方红军一部被编人中央红军，红军独立3师也被调往北部，兵力空虚的寻乌县被广东军阀陈济棠占领。这就是所谓的“寻乌事件”。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及时地组织了退却，避免了更大的损失。但“左”倾中央领导人却抓住这一点，指责邓小平“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是“可耻的右倾逃跑主义”，“把寻乌整个送给敌人”，是“会寻安的罗明路线”者。
这件事情成了反“江西罗明路线”的导火索。所谓反“江西罗明路线”，是指对抵制“左”倾错误的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人和江西省委进行的打击运动，而邓、毛、谢、古是江西苏区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代表人物。邓小平当时是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是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1933年2月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谢维俊是江西军区二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5师师长，古柏先后担任寻乌县委书记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秘书长，他们4人被称为“毛派”（《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11页关于“毛派”的注释：“是当时中共临时中央‘左’倾领导人强加给邓小平等人的”)。
1933年，苏区中央局代表在检查江西南部地区会昌、寻乌、安远等苏区边县的工作时，认为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的做法与罗明是相一致的，县委执行了一条同党的进攻的路线完全相反的所谓纯粹的防御路线。2月20日出版的《斗争》杂志第3期，发表了任弼时的《什么是进攻路线》的文章，点名批评了会、寻、安“长期站在纯粹防御路线泥坑中”。但任弼时在这篇文章中，还提出要“纠正过去一些同志对进攻路线的错误解释”，说不应把“进攻路线”看成是单纯的军事进攻，“在军事上，有时在某一方面是要采取防御甚至暂时的退却，为着在主要方面去消灭敌人的”。这是公开发表的和博古等调门不合拍的惟一一篇文章。正因为如此，博古认为任“不合手”，两个月后，把任调离中央苏区到湘赣省去了。
3月下旬，中共苏区中央局绕开中共江西省委，直接召开了会、寻、安3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张闻天以中央局代表身份主持了会议并作了报告。在3月31日通过的决议中指出，“会、寻、安三县过去在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的领导之下，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这一路线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表示悲观失望，对于群众的与党员同志的力量没有丝毫信心，以致一闻敌人进攻苏区的消息，立刻表示张惶失措，退却逃跑”，甚至将整个寻乌县完全放弃交给广东军阀。会议决定改组会、寻、安中心县委，召开3县各级代表会议，以开展“反机会主义路线”，“最坚决的打击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的领导”。会议还对江西省委作了严厉的指责，“这一反纯粹防御路线的斗争的不深入，省委也应负一部分重大的责任”。这次会议，揭开了反“江西罗明路线”的序幕。
四、邓小平等4人的际遇
4月15日，《斗争》上发表了张闻天的《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文章，认为“罗明路线不但在福建的杭永岩，而且也在江西”；“纯粹防御路线的问题，不但在会寻安，而且在江西其他地区”，要求“江西省委必须最严肃的检查所有边区各区工作，揭发自己过去对于边区工作的指导的政治错误”，“把这一反对单纯防御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深入到群众中去”，并公开提出了反“江西罗明路线”的问题。
4月16日至22日，在中共临时中央的督促下，中共江西省委召开会议，批评“江西罗明路线”，指责江西有“三个怪”障碍了工作的开展，即所谓的“江西罗明路线”、“自由主义”与“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提出所谓“邓、毛、谢、古小组织”，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同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并对他们进行批判与斗争。但邓小平等4人在原则问题面前并没有退却，他们在这次总结会议上与他们所写的申明书中，坚持了自己的正确观点。
“左”倾领导者责成他们交出一份像样的申明书，但在第二次申明书中比第一次“检查”更为明确具体。邓小平气愤地陈述道：“我们交的两份检查，写的全是实话。回顾历史，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对党的事业负责的，是对中国革命负责的。”邓小平一方面承认自己是有错误的，这“没有什么问题”；但在另一方面“自己感觉到不会走到小组织的行动”，“反右派与我没有关系”。毛泽覃在声明书中也被迫承认过去在土地问题上犯了错误，但对于所谓的“小组织行为”，是因许多意见“不敢向党提出，仅只秘密地谈论”。古柏的声明书写了15页，对于所谓的“反党小组织”则一字不提。谢维俊的声明书电根本不承认什么“小组织的行为”。
5月4日，临时中央又在工农红军学校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上，作出《关于江西的罗明路线的决议》，认定邓、毛、谢、古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邓、毛、谢、古几位无节气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对于四中全会的新的中央领导表示极端不信任，甚至以‘洋房子先生’相称，这与毛泽东同志一贯地不尊重中央领导的性质是相同的……”“这些同志如果再不彻底纠正其错误，我们建议中央局把他们洗刷出布尔什维克的队伍”，要集中“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火力”，开展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
5月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批准了以“江西省委”的名义作出的《对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指责邓小平“对他自己机会主义路线和派别观念甚至派别行动的全部，始终是隐藏的”，是“企图掩盖和逃避自己的错误”；毛、谢、古3人的申明书中“只说出一些个别的问题和个人的关系，企图掩盖他们反党的小组织和政纲，始终是不愿意向党赤裸裸承认的”；责成4人“必须向党作第三次申明书”，“邓小平同志，必须无保留地揭发他由第七军工作时经过党大会经过会寻安工作直到写第二次申明书至止，一贯的机会主义错误和派别观念，以至派别活动，再不容许有任何掩藏”，“谢毛古三同志，必须向党忠实的从历史根源起彻底的揭发反党小组织活动，和小组织的形成，以及全部机会主义政纲，同时必须采取必要的办法，宣布小组织的解散”，并以开除党籍相威胁。
在这一时期，邓小平的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被撤消，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派到边远的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至于其后，邓小平回忆道：“不足十天，又令我回到省委(据说乐安是边区，怕出问题)，不久，即调到总政治部当秘书长。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副主任是贺昌。我当了两三个月秘书长后，要求另调工作，于是分配我为总政治部宣传部的干事，除一般宣传工作，还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小报)。这个工作我一直担任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的前夕。”
毛、谢、古3人的遭遇分别是：毛泽覃劳动了一段时间，调到苏区互济总会当宣传部长。这是一个闲差，没什么事干，后来李维汉将他调到中央组织局工作。古柏被给予“最后严重警告处分”，撤职“改造”了一段时间，分配到会昌县任扩红突击队长。因他不搞强迫命令，未能完成任务，于1934年初被开除党籍，2月到中央粮食部当秘书。谢维俊被调到地方参加突击队，挖工事，抬担架，后在乐安当一般干部，长征前夕才调到红军大学学习。
五、江西大反“罗明路线”
江西各县相继召开类似的“反罗明路线”为中心的党代表大会，批判斗争了一些坚持正确路线的领导干部。闽赣军区司令员萧劲光成为红军中的“罗明路线”代表遭到批判，被开除党籍和军籍，还判了刑。反“江西罗明路线”历时一年多，由上层到基层、军队，打击了不少坚持正确意见的干部，给江西地区带来了严重的损失。
为反“江西罗明路线”，临时中央提出了“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深入到下层去，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的口号，提出“要将这一斗争开展到全体党员中去，不让一个党员站在这个斗争的阵线之外。要在斗争的过程中检查每一个同志的思想，检查每一件具体的工作”，大搞人人过关。1933年6月到8月，各县相继召开了以反“罗明路线”为中心内容的党代表大会。
9月27日到10月3日，中央组织局召开江西全省党代表大会，指责宜乐祟中心县委书记胡佳宾“是罗明路线的执行者，是两面派的标本”，严厉批评江西省苏维埃聂昭良、洪兴的发言“完全是污蔑苏维埃”，“是庇护罗明路线”，犯了“机会主义”和“两面派”的错误，提出要“开展反对以胡佳宾、聂昭良为首的机会主义，并更具体的反对在第五次‘围剿’前面新的机会主义的动摇，肃清罗明路线残余，巩固与发展党的组织”(《红色中华》1933年10月12日)。12月下旬，中央组织局又召开了江西省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则进一步把苏维埃系统的反“罗明路线”斗争推向了高潮。大会说省苏维埃主席团对“古柏、聂昭良等机会主义”的斗争没有开展，对省苏维埃财政部副部长袁隆昌、省苏维埃工农检察部的吴家骏“扩大红军的机会主义错误”没有察觉，犯了“严重的腐朽的自由主义的错误”等(《红色中华》1934年1月1日)。
同时，被中央报刊《斗争》、《红色中华》等点名批评江西的“罗明路线”党组织的，就有会寻安、永吉泰、宜乐崇、建黎泰等中心县委，石城、于都、永丰、信丰、崇仁、南广、公略、万泰、吉安、泰和、赣县等县委，以及陂头、冠朝、元坑、塘上、折桂、古县、七都、鹿岗等区委。江西省几乎所有的中心县委和县委，都被打成了“罗明路线”者。
在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中，“左”的中央领导人还推行了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大批“洗刷”戴有“江西罗明路线”帽子的老干部，轻率地提拔随声附和的新干部。仅广昌县在1933年5月到8月，就洗刷了县苏维埃主席、区委书记、区苏维埃主席等主要干部17名；由谢维俊担任司令员的江西军区第二分区，洗刷干部50多名。1934年4月到6月，全省绝大多数县委书记，都被打成了“两面派的机会主义者”而被撤职；而新干部缺乏经验，在“进攻路线”行不通时又被撤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既打击了老干部，又损害了新干部，极大地削弱了全省的党组织。
周恩来后来对此有一个深刻的评论：“一九三三年又反对罗明路线，反对邓、毛、谢、古，正确的同志都受到打击。搞得最凶的是江西，因为临时中央一九三三年初到了江西，执行国际路线。结果使党在白区的力量几乎损失百分之百，苏区的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周恩来自述》连载之二，《大地》2002年第6期)
4月15日，《斗争》上发表了张闻天的《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文章，认为“罗明路线不但在福建的杭永岩，而且也在江西”；“纯粹防御路线的问题，不但在会寻安，而且在江西其他地区”，要求“江西省委必须最严肃的检查所有边区各区工作，揭发自己过去对于边区工作的指导的政治错误”，“把这一反对单纯防御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深入到群众中去”，并公开提出了反“江西罗明路线”的问题。
4月16日至22日，在中共临时中央的督促下，中共江西省委召开会议，批评“江西罗明路线”，指责江西有“三个怪”障碍了工作的开展，即所谓的“江西罗明路线”、“自由主义”与“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提出所谓“邓、毛、谢、古小组织”，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同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并对他们进行批判与斗争。但邓小平等4人在原则问题面前并没有退却，他们在这次总结会议上与他们所写的申明书中，坚持了自己的正确观点。
“左”倾领导者责成他们交出一份像样的申明书，但在第二次申明书中比第一次“检查”更为明确具体。邓小平气愤地陈述道：“我们交的两份检查，写的全是实话。回顾历史，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对党的事业负责的，是对中国革命负责的。”邓小平一方面承认自己是有错误的，这“没有什么问题”；但在另一方面“自己感觉到不会走到小组织的行动”，“反右派与我没有关系”。毛泽覃在声明书中也被迫承认过去在土地问题上犯了错误，但对于所谓的“小组织行为”，是因许多意见“不敢向党提出，仅只秘密地谈论”。古柏的声明书写了15页，对于所谓的“反党小组织”则一字不提。谢维俊的声明书电根本不承认什么“小组织的行为”。
5月4日，临时中央又在工农红军学校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上，作出《关于江西的罗明路线的决议》，认定邓、毛、谢、古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邓、毛、谢、古几位无节气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对于四中全会的新的中央领导表示极端不信任，甚至以‘洋房子先生’相称，这与毛泽东同志一贯地不尊重中央领导的性质是相同的……”“这些同志如果再不彻底纠正其错误，我们建议中央局把他们洗刷出布尔什维克的队伍”，要集中“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火力”，开展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
5月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批准了以“江西省委”的名义作出的《对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指责邓小平“对他自己机会主义路线和派别观念甚至派别行动的全部，始终是隐藏的”，是“企图掩盖和逃避自己的错误”；毛、谢、古3人的申明书中“只说出一些个别的问题和个人的关系，企图掩盖他们反党的小组织和政纲，始终是不愿意向党赤裸裸承认的”；责成4人“必须向党作第三次申明书”，“邓小平同志，必须无保留地揭发他由第七军工作时经过党大会经过会寻安工作直到写第二次申明书至止，一贯的机会主义错误和派别观念，以至派别活动，再不容许有任何掩藏”，“谢毛古三同志，必须向党忠实的从历史根源起彻底的揭发反党小组织活动，和小组织的形成，以及全部机会主义政纲，同时必须采取必要的办法，宣布小组织的解散”，并以开除党籍相威胁。
在这一时期，邓小平的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被撤消，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派到边远的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至于其后，邓小平回忆道：“不足十天，又令我回到省委(据说乐安是边区，怕出问题)，不久，即调到总政治部当秘书长。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副主任是贺昌。我当了两三个月秘书长后，要求另调工作，于是分配我为总政治部宣传部的干事，除一般宣传工作，还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小报)。这个工作我一直担任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的前夕。”
毛、谢、古3人的遭遇分别是：毛泽覃劳动了一段时间，调到苏区互济总会当宣传部长。这是一个闲差，没什么事干，后来李维汉将他调到中央组织局工作。古柏被给予“最后严重警告处分”，撤职“改造”了一段时间，分配到会昌县任扩红突击队长。因他不搞强迫命令，未能完成任务，于1934年初被开除党籍，2月到中央粮食部当秘书。谢维俊被调到地方参加突击队，挖工事，抬担架，后在乐安当一般干部，长征前夕才调到红军大学学习。
五、江西大反“罗明路线”
江西各县相继召开类似的“反罗明路线”为中心的党代表大会，批判斗争了一些坚持正确路线的领导干部。闽赣军区司令员萧劲光成为红军中的“罗明路线”代表遭到批判，被开除党籍和军籍，还判了刑。反“江西罗明路线”历时一年多，由上层到基层、军队，打击了不少坚持正确意见的干部，给江西地区带来了严重的损失。
为反“江西罗明路线”，临时中央提出了“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深入到下层去，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的口号，提出“要将这一斗争开展到全体党员中去，不让一个党员站在这个斗争的阵线之外。要在斗争的过程中检查每一个同志的思想，检查每一件具体的工作”，大搞人人过关。1933年6月到8月，各县相继召开了以反“罗明路线”为中心内容的党代表大会。
9月27日到10月3日，中央组织局召开江西全省党代表大会，指责宜乐祟中心县委书记胡佳宾“是罗明路线的执行者，是两面派的标本”，严厉批评江西省苏维埃聂昭良、洪兴的发言“完全是污蔑苏维埃”，“是庇护罗明路线”，犯了“机会主义”和“两面派”的错误，提出要“开展反对以胡佳宾、聂昭良为首的机会主义，并更具体的反对在第五次‘围剿’前面新的机会主义的动摇，肃清罗明路线残余，巩固与发展党的组织”(《红色中华》1933年10月12日)。12月下旬，中央组织局又召开了江西省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则进一步把苏维埃系统的反“罗明路线”斗争推向了高潮。大会说省苏维埃主席团对“古柏、聂昭良等机会主义”的斗争没有开展，对省苏维埃财政部副部长袁隆昌、省苏维埃工农检察部的吴家骏“扩大红军的机会主义错误”没有察觉，犯了“严重的腐朽的自由主义的错误”等(《红色中华》1934年1月1日)。
同时，被中央报刊《斗争》、《红色中华》等点名批评江西的“罗明路线”党组织的，就有会寻安、永吉泰、宜乐崇、建黎泰等中心县委，石城、于都、永丰、信丰、崇仁、南广、公略、万泰、吉安、泰和、赣县等县委，以及陂头、冠朝、元坑、塘上、折桂、古县、七都、鹿岗等区委。江西省几乎所有的中心县委和县委，都被打成了“罗明路线”者。
在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中，“左”的中央领导人还推行了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大批“洗刷”戴有“江西罗明路线”帽子的老干部，轻率地提拔随声附和的新干部。仅广昌县在1933年5月到8月，就洗刷了县苏维埃主席、区委书记、区苏维埃主席等主要干部17名；由谢维俊担任司令员的江西军区第二分区，洗刷干部50多名。1934年4月到6月，全省绝大多数县委书记，都被打成了“两面派的机会主义者”而被撤职；而新干部缺乏经验，在“进攻路线”行不通时又被撤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既打击了老干部，又损害了新干部，极大地削弱了全省的党组织。
周恩来后来对此有一个深刻的评论：“一九三三年又反对罗明路线，反对邓、毛、谢、古，正确的同志都受到打击。搞得最凶的是江西，因为临时中央一九三三年初到了江西，执行国际路线。结果使党在白区的力量几乎损失百分之百，苏区的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周恩来自述》连载之二，《大地》2002年第6期)
六、“谢毛邓古剩小平”
反“江西罗明路线”直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出发时才结束。邓小平作为中革军委总政治部《红星报》的主编参加了长征，谢维俊也参加了长征，毛泽覃和古柏被留在了中央苏区。
毛泽覃担任了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1935年4月25日，毛泽覃率领游击队在瑞金附近山区坚持游击战争时，由于叛徒的出卖，他们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反复“围剿”，部队伤亡惨重。在游击队突围时，毛泽覃不幸被敌人子弹击中，当场牺牲，年仅30岁。敌人从他遗体的口袋中搜出一张被鲜血染红了的毛泽东的照片，照片背面有毛泽东写给他的字，才知道他是毛泽东的弟弟。
据毛泽东的外孙女孔东梅在毛泽东110周年之际撰写的文章中说，毛泽东与这个小弟感情笃厚，在紧张艰苦的战斗岁月里，他们二人曾发生过一段“共产党用的是党法还是家法”的小小“纠纷”。当时他们对工作有不同看法，起了争执。毛泽东说不服弟弟，气头上随手抄起家伙追打起来。毛泽覃边绕着桌子跑边大声说：“这里是共产党机关，还是毛家宗祠?共产党用的是党法还是家法?如果是党法，你这样就是错误的!如果是家法，你是我哥，在毛家宗祠是可以的……”毛泽东深有感触。此后他多次在党的会议上讲过此事：“毛泽覃是我的弟弟，这个同志已经牺牲了。有次我在气头上要打他，他问我这里是不是毛家宗祠?共产党用的是党法还是家法?后来，他还到处讲我打他了……”言语之间，透着大哥说小弟那种特有的亲切，还有难以言喻的伤感。
古柏在中央红军长征后担任了闽粤赣红军游击队司令。1935年2月下旬，在前往广东龙川县鸳鸯坑时，由于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军包围，古柏在突围中不幸中弹牺牲，时年29岁。1937年，毛泽东为古柏题词：“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遗志，共达自由解放之目的。”
谢维俊随中央红军长征到了陕北。1935年底，他在保安与土匪的一次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7岁。
后来在1943年整风运动进入全面检查总结阶段，林柏渠在中央会议上多次批评过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干部路线，提出应解决所谓“罗明路线”及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的问题。他回忆起往事，并写了《偶忆》一诗，以吸取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偶忆往事便心惊，谢毛邓古剩小平。割截无情读八股，江西路线有罗明。”(《林柏渠同志诗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56页)
的确，当时“邓、毛、谢、古”4个人，除邓小平外均已牺牲。林老“偶忆往事便心惊”，痛心疾首感叹“谢毛邓古剩小平”，而且深恶痛绝那些被左倾机会主义葬送了的整个中央革命根据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的教训，永远不能忘记。1943年11月，毛泽东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动情地谈起了当年的“邓毛谢古”：“反邓、毛、谢、古，是指鸡骂狗，毛、谢、古死了三个人，希望邓要为党争气。”
反“罗明路线”的矛头实际上指向毛泽东，这是许多人都看得清楚的。那么，为什么没有公开地点名批判毛泽东?博古等人不是不想这样做，而是因为毛泽东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共产国际执委会有过一个电报干预这件事：“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毛泽东传[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05页)
当时反“罗明路线”的领导者博古，在觉悟后以此为终身憾事。他为此曾多次作过检查。1945年5月3日，博古在中共“七大”上检讨说：“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更沉痛的是由于路线的‘左’倾错误，再加上一个错误的肃反政策，而使得许多同志，在整个时期中，在这个肃反下面被冤枉了，诬害了，牺牲了。这是无可补救的损失。”(《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107页)
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给他的信上作出批示，列举了邓小平在历史上的4条功绩，建议将此信“印发中央各同志”。其中说：“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头子。”(《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45页)
反“江西罗明路线”直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出发时才结束。邓小平作为中革军委总政治部《红星报》的主编参加了长征，谢维俊也参加了长征，毛泽覃和古柏被留在了中央苏区。
毛泽覃担任了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1935年4月25日，毛泽覃率领游击队在瑞金附近山区坚持游击战争时，由于叛徒的出卖，他们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反复“围剿”，部队伤亡惨重。在游击队突围时，毛泽覃不幸被敌人子弹击中，当场牺牲，年仅30岁。敌人从他遗体的口袋中搜出一张被鲜血染红了的毛泽东的照片，照片背面有毛泽东写给他的字，才知道他是毛泽东的弟弟。
据毛泽东的外孙女孔东梅在毛泽东110周年之际撰写的文章中说，毛泽东与这个小弟感情笃厚，在紧张艰苦的战斗岁月里，他们二人曾发生过一段“共产党用的是党法还是家法”的小小“纠纷”。当时他们对工作有不同看法，起了争执。毛泽东说不服弟弟，气头上随手抄起家伙追打起来。毛泽覃边绕着桌子跑边大声说：“这里是共产党机关，还是毛家宗祠?共产党用的是党法还是家法?如果是党法，你这样就是错误的!如果是家法，你是我哥，在毛家宗祠是可以的……”毛泽东深有感触。此后他多次在党的会议上讲过此事：“毛泽覃是我的弟弟，这个同志已经牺牲了。有次我在气头上要打他，他问我这里是不是毛家宗祠?共产党用的是党法还是家法?后来，他还到处讲我打他了……”言语之间，透着大哥说小弟那种特有的亲切，还有难以言喻的伤感。
古柏在中央红军长征后担任了闽粤赣红军游击队司令。1935年2月下旬，在前往广东龙川县鸳鸯坑时，由于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军包围，古柏在突围中不幸中弹牺牲，时年29岁。1937年，毛泽东为古柏题词：“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遗志，共达自由解放之目的。”
谢维俊随中央红军长征到了陕北。1935年底，他在保安与土匪的一次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7岁。
后来在1943年整风运动进入全面检查总结阶段，林柏渠在中央会议上多次批评过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干部路线，提出应解决所谓“罗明路线”及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的问题。他回忆起往事，并写了《偶忆》一诗，以吸取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偶忆往事便心惊，谢毛邓古剩小平。割截无情读八股，江西路线有罗明。”(《林柏渠同志诗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56页)
的确，当时“邓、毛、谢、古”4个人，除邓小平外均已牺牲。林老“偶忆往事便心惊”，痛心疾首感叹“谢毛邓古剩小平”，而且深恶痛绝那些被左倾机会主义葬送了的整个中央革命根据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的教训，永远不能忘记。1943年11月，毛泽东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动情地谈起了当年的“邓毛谢古”：“反邓、毛、谢、古，是指鸡骂狗，毛、谢、古死了三个人，希望邓要为党争气。”
反“罗明路线”的矛头实际上指向毛泽东，这是许多人都看得清楚的。那么，为什么没有公开地点名批判毛泽东?博古等人不是不想这样做，而是因为毛泽东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共产国际执委会有过一个电报干预这件事：“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毛泽东传[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05页)
当时反“罗明路线”的领导者博古，在觉悟后以此为终身憾事。他为此曾多次作过检查。1945年5月3日，博古在中共“七大”上检讨说：“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更沉痛的是由于路线的‘左’倾错误，再加上一个错误的肃反政策，而使得许多同志，在整个时期中，在这个肃反下面被冤枉了，诬害了，牺牲了。这是无可补救的损失。”(《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107页)
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给他的信上作出批示，列举了邓小平在历史上的4条功绩，建议将此信“印发中央各同志”。其中说：“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头子。”(《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45页)
由于时间紧促，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就党中央总的负责人的更换问题进行讨论。遵义会议结束后，中央红军由遵义出发向云南扎西行进。途中，军委纵队(黎平会议后，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合编为军委纵队)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一带宿营，中央政治局进行常委分工。鉴于博古的精神状态，准备更换总负责。本来顺理成章应由毛泽东担任，毛泽东推辞，推举张闻天接替博古职务。
毛泽东让张闻天出任总负责，同样出于一种策略上的考虑。
他至少考虑了两层关系：一层是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现在虽然中断了联系，日后总要再恢复联系。我党更换主要领导人，按规定要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张闻天留过苏，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共产国际了解他，容易通得过。而毛泽东从未去过苏联，共产国际与他没有直接接触，王明也不会在那里替毛泽东说好话，而且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只是排名最末位的政治局委员，如果马上一跃担任“总负责”，不但不易为共产国际通过，还可能惹出麻烦。另一层是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立了大功”，他原来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担任“总负责”名正言顺，变动幅度不大，易于为人接受；而张闻天“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是个“明君”，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又开明谦逊，有民主作风，能保证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尊重和实行。总的来说，张闻天当“总负责”，一可以向共产国际交代，二便于团结莫斯科回来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一举两得”。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当周恩来把建议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职务的消息告诉博古后，博古心情坦然地说：“我已经想通啦，我知道我领导下去，没有人再听我的了。明天叫小康把挑子送过去。今后有事，尽管分派我秦博古干。”就这样，博古心甘情愿地把象征最高权力的一副党中央的挑子交给了张闻天，自己留任中央常委。进村时这副挑子还由博古的勤务员挑着，第二天早上出村时就改由张闻天的勤务员挑着了。挑子主人的更换，意味着中共中央最高权力实现了平稳的交接。张闻天从此开始了在党内“负总的责任”的重要活动时期。至于为什么叫“负总的责任”而不叫“总书记”，是因为自1931年6月向忠发叛变后，党中央就再没设“总书记” 这个职位，所以博古也好，张闻天也好，他们在党内负总责期间的正式名义是党中央“书记”。不过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上还是称总负责人为“总书记”。
周恩来后来这样描述这戏剧性的一幕：“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
遵义会议后，虽然毛泽东在军事上没有立即获得最高指挥权，政治上也没有成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但正像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准确评论的：“遵义会议结束了。长征继续进行，毛泽东在掌舵。中国的道路——至少今后半个世纪的路——就这样确定了。”
从一个历史范畴来讲，遵义会议胜利结束了统治党中央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
遵义会议开始形成的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组成的党中央集体领导核心，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大舞台上叱咤风云了40年之久，为中国人民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体现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思想，是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光辉篇章。
在毛泽东的引导下，遵义会议集中解决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而没有去批判“左”倾冒险主义政治路线错误，对于减少阻力，保证会议的成功起了重要作用(遵义会议虽然没有批判“左”倾冒险主义政治路线错误，但后来毛泽东说“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流毒仍然存在”。——本书作者注)。对此，张闻天深有体会地说：“因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使我当时对我自己过去的一套错误，还很少反省。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作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
遵义会议是毛泽东正确解决党内矛盾的一次光辉实践。会议一改过去“左”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政策，实行了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会议认真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斗争是比较激烈的，但没有搞过火斗争，没有搞惩办主义。对于博古，因为他不懂军事，纵容李德搞瞎指挥，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负有责任，会议取消了他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但仍然让他参加中央的集体领导，没有把他排斥在外，而且仍然让他有职有权地开展工作。对于持保留意见的凯丰，没有歧视打击，而是让他继续工作，等待觉悟。对于曾经执行过“左”倾错误路线并已觉悟的同志，会议未予以批评，而且委以重任。如王稼祥在会上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后又成为党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成员。张闻天在会上不但未受批评，在会后还让他取代博古，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对于李德，会议批评了他的错误，取消了他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但对他仍然尊重，会后毛泽东经常征求他的意见，他提出的有益建议仍然被采纳，对他的生活照顾一如往常。遵义会议由于采取了正确的党内斗争方针，因而达到了总结经验教训，拨正航向，团结起来，一致对敌的目的。
遵义会议，又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开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时起，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共产国际的指导，“先生讲，学生听，由先生抓着手学写字”。这是党处在幼年时期的特征。召开遵义会议时，我党失去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在这种情况下，运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解决了中国革命最紧迫的问题。这标志着我党已从幼年走向了成熟。
遵义会议不愧为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根本转折点，不愧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具伟大意义的转折点。正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也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点，毛泽东在逆境中重新崛起，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开始被全党所接受，这表明他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事实上已开始确立。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政治局派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到各军团传达会议精神。在遵义红军总政治部驻地杨柳街天主教堂召开的驻遵义红军干部大会上，毛泽东亲自传达遵义会议精神。他深刻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尖锐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提出了今后的任务。当他激昂慷慨地说到我们再也不能像长征开始那样“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了”时，台下的那些从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时期就跟随毛泽东战斗的干部们热泪盈眶，高呼“红军万岁”。萧华在《长征组歌》中描述的“遵义会议放光辉，全党全军齐欢庆。万众欢呼毛主席，马列路线指航程。……英明领袖来掌舵，革命磅礴向前进”，正是当时部队这种情绪的真实写照。
遵义会议结束后的一天，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向被“左”倾领导者撤职审查并关押在保卫局“招待所”的同志，也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这些被错误处理的同志更是异常喜悦和激动。第二天，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又来看望大家说：“同志们让你们受苦了!你们前一段不仅没有错误，而且仗打得很好，很勇敢。由于第三次 ‘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不仅给革命、给红军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也给你们这些同志带来精神上的压力和痛苦。党马上就要给你们分配新的工作，到了新的岗位，要更加努力，相信你们一定会作出好的成绩。”随后，原红二十二师政委方强被分配到军委干部团任总支书记，其他同志也先后分配了工作。一些被错误开除党籍的同志，经过审查，也恢复了党籍。被诬为“罗明路线”代表的罗明，被任命为红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被诬为“罗明路线”在江西的代表的邓小平，在遵义会议前已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对被诬为“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而被开除党籍判刑5年的萧劲光，遵义会议刚开完，周恩来就宣布恢复他的党籍、军籍，由中央重新安排他的工作。遵义会议的阳光雨露注入这些同志的心田，给了他们第二次生命，焕发了他们战火中的青春。
在北线松坎警惕地保卫遵义会议召开的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收到了军团发来的一份非常简短的电文：中央胜利地召开了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和周恩来副主席、朱总司令等指挥红军。这一喜讯立即传遍了全团。收到这一电报的团长杨成武回忆说：“我们四团进驻松坎，对川敌进行警戒，就是掩护这次会议的。同志们为能执行这样的任务而骄傲!我拿着电文纸的手，簌簌地抖个不停，热泪滚滚，情不自禁。……同志们奔走相告，群情激奋。”“我不禁想起了从这次战略转移以来，一路上，指战员们一直盼望着毛主席来指挥的那种急切心情；想起了湘江之滨的血与火；想起了五次反‘围剿’中的一场场恶战，啊，那么多的好战友，血染江流，横尸沙场，他们要是能看到今天的伟大变化，该多么高兴啊!今天，终于云消雾散了，红军危难之际，有了众望所归的领袖!”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还给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以及留在江西坚持斗争的中央苏区领导，发去了有关遵义会议精神和决议的电报，同样受到热烈的拥护和响应。
总之，结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毛泽东重掌兵权，顺军心、合党意，全党全军拍手称快。为此，朱德赋诗一首道出大家共同心愿：
群龙得首自腾翔，
路线精通走一行。
左右偏差能纠正，
天空无限任飞扬。
毛泽东让张闻天出任总负责，同样出于一种策略上的考虑。
他至少考虑了两层关系：一层是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现在虽然中断了联系，日后总要再恢复联系。我党更换主要领导人，按规定要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张闻天留过苏，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共产国际了解他，容易通得过。而毛泽东从未去过苏联，共产国际与他没有直接接触，王明也不会在那里替毛泽东说好话，而且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只是排名最末位的政治局委员，如果马上一跃担任“总负责”，不但不易为共产国际通过，还可能惹出麻烦。另一层是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立了大功”，他原来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担任“总负责”名正言顺，变动幅度不大，易于为人接受；而张闻天“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是个“明君”，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又开明谦逊，有民主作风，能保证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尊重和实行。总的来说，张闻天当“总负责”，一可以向共产国际交代，二便于团结莫斯科回来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一举两得”。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当周恩来把建议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职务的消息告诉博古后，博古心情坦然地说：“我已经想通啦，我知道我领导下去，没有人再听我的了。明天叫小康把挑子送过去。今后有事，尽管分派我秦博古干。”就这样，博古心甘情愿地把象征最高权力的一副党中央的挑子交给了张闻天，自己留任中央常委。进村时这副挑子还由博古的勤务员挑着，第二天早上出村时就改由张闻天的勤务员挑着了。挑子主人的更换，意味着中共中央最高权力实现了平稳的交接。张闻天从此开始了在党内“负总的责任”的重要活动时期。至于为什么叫“负总的责任”而不叫“总书记”，是因为自1931年6月向忠发叛变后，党中央就再没设“总书记” 这个职位，所以博古也好，张闻天也好，他们在党内负总责期间的正式名义是党中央“书记”。不过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上还是称总负责人为“总书记”。
周恩来后来这样描述这戏剧性的一幕：“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
遵义会议后，虽然毛泽东在军事上没有立即获得最高指挥权，政治上也没有成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但正像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准确评论的：“遵义会议结束了。长征继续进行，毛泽东在掌舵。中国的道路——至少今后半个世纪的路——就这样确定了。”
从一个历史范畴来讲，遵义会议胜利结束了统治党中央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
遵义会议开始形成的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组成的党中央集体领导核心，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大舞台上叱咤风云了40年之久，为中国人民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体现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思想，是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光辉篇章。
在毛泽东的引导下，遵义会议集中解决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而没有去批判“左”倾冒险主义政治路线错误，对于减少阻力，保证会议的成功起了重要作用(遵义会议虽然没有批判“左”倾冒险主义政治路线错误，但后来毛泽东说“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流毒仍然存在”。——本书作者注)。对此，张闻天深有体会地说：“因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使我当时对我自己过去的一套错误，还很少反省。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作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
遵义会议是毛泽东正确解决党内矛盾的一次光辉实践。会议一改过去“左”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政策，实行了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会议认真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斗争是比较激烈的，但没有搞过火斗争，没有搞惩办主义。对于博古，因为他不懂军事，纵容李德搞瞎指挥，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负有责任，会议取消了他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但仍然让他参加中央的集体领导，没有把他排斥在外，而且仍然让他有职有权地开展工作。对于持保留意见的凯丰，没有歧视打击，而是让他继续工作，等待觉悟。对于曾经执行过“左”倾错误路线并已觉悟的同志，会议未予以批评，而且委以重任。如王稼祥在会上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后又成为党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成员。张闻天在会上不但未受批评，在会后还让他取代博古，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对于李德，会议批评了他的错误，取消了他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但对他仍然尊重，会后毛泽东经常征求他的意见，他提出的有益建议仍然被采纳，对他的生活照顾一如往常。遵义会议由于采取了正确的党内斗争方针，因而达到了总结经验教训，拨正航向，团结起来，一致对敌的目的。
遵义会议，又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开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时起，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共产国际的指导，“先生讲，学生听，由先生抓着手学写字”。这是党处在幼年时期的特征。召开遵义会议时，我党失去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在这种情况下，运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解决了中国革命最紧迫的问题。这标志着我党已从幼年走向了成熟。
遵义会议不愧为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根本转折点，不愧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具伟大意义的转折点。正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也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点，毛泽东在逆境中重新崛起，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开始被全党所接受，这表明他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事实上已开始确立。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政治局派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到各军团传达会议精神。在遵义红军总政治部驻地杨柳街天主教堂召开的驻遵义红军干部大会上，毛泽东亲自传达遵义会议精神。他深刻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尖锐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提出了今后的任务。当他激昂慷慨地说到我们再也不能像长征开始那样“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了”时，台下的那些从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时期就跟随毛泽东战斗的干部们热泪盈眶，高呼“红军万岁”。萧华在《长征组歌》中描述的“遵义会议放光辉，全党全军齐欢庆。万众欢呼毛主席，马列路线指航程。……英明领袖来掌舵，革命磅礴向前进”，正是当时部队这种情绪的真实写照。
遵义会议结束后的一天，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向被“左”倾领导者撤职审查并关押在保卫局“招待所”的同志，也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这些被错误处理的同志更是异常喜悦和激动。第二天，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又来看望大家说：“同志们让你们受苦了!你们前一段不仅没有错误，而且仗打得很好，很勇敢。由于第三次 ‘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不仅给革命、给红军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也给你们这些同志带来精神上的压力和痛苦。党马上就要给你们分配新的工作，到了新的岗位，要更加努力，相信你们一定会作出好的成绩。”随后，原红二十二师政委方强被分配到军委干部团任总支书记，其他同志也先后分配了工作。一些被错误开除党籍的同志，经过审查，也恢复了党籍。被诬为“罗明路线”代表的罗明，被任命为红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被诬为“罗明路线”在江西的代表的邓小平，在遵义会议前已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对被诬为“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而被开除党籍判刑5年的萧劲光，遵义会议刚开完，周恩来就宣布恢复他的党籍、军籍，由中央重新安排他的工作。遵义会议的阳光雨露注入这些同志的心田，给了他们第二次生命，焕发了他们战火中的青春。
在北线松坎警惕地保卫遵义会议召开的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收到了军团发来的一份非常简短的电文：中央胜利地召开了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和周恩来副主席、朱总司令等指挥红军。这一喜讯立即传遍了全团。收到这一电报的团长杨成武回忆说：“我们四团进驻松坎，对川敌进行警戒，就是掩护这次会议的。同志们为能执行这样的任务而骄傲!我拿着电文纸的手，簌簌地抖个不停，热泪滚滚，情不自禁。……同志们奔走相告，群情激奋。”“我不禁想起了从这次战略转移以来，一路上，指战员们一直盼望着毛主席来指挥的那种急切心情；想起了湘江之滨的血与火；想起了五次反‘围剿’中的一场场恶战，啊，那么多的好战友，血染江流，横尸沙场，他们要是能看到今天的伟大变化，该多么高兴啊!今天，终于云消雾散了，红军危难之际，有了众望所归的领袖!”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还给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以及留在江西坚持斗争的中央苏区领导，发去了有关遵义会议精神和决议的电报，同样受到热烈的拥护和响应。
总之，结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毛泽东重掌兵权，顺军心、合党意，全党全军拍手称快。为此，朱德赋诗一首道出大家共同心愿：
群龙得首自腾翔，
路线精通走一行。
左右偏差能纠正，
天空无限任飞扬。
看个人命运[ 21/01/2007 09:39:00 | By: 正略钧策赵民 ] > 由于2006年是红军长征70周年，所以关于红军长征的书很多，但这本长达643页的名叫《长征》的书(作者王树增，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应该是在写长征的书里，极个别的可以经得起读者反复阅读,可以产生持久广泛深入影响的一本。以我的角度看，这本书远比美国人索尔兹伯里的那本《长征——一个闻所未闻的故事》要好许多倍。
为什么好呢？
因为这是极少的一本关于长征的全景全貌的书。大多数关于红军长征的书，都在取材，剪材上存在一定的结构性信息缺陷，不是少了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史实，就是少了红二十五军的艰难跋涉。在看这本书以前，作为非党史研究人员的我从来就没有搞清楚过:中央红军为什么一定要冒着如此大的损失强渡湘江，选择这条行军路线的理由是什么？这本书里给了你一个可信的交待。以前也不曾搞清楚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徐海东他们的红二十五军为什么没有随红四方面军大部队一起行动和中央红军会合，而居然“正确地”先期到达了陕北从而为中央红军最终在陕北扎根打了前站,做了先驱？这本书里告诉了你，这一切原来都是历史的偶然和巧合。红军长征打仗，从来就不是事先计划好的，是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指挥员自己临时决定。换句话说, 早期的红军为了生存,从全国整体上来讲是没有战略的, 在局部地区上才有战略和组织, 换句话说,是全局乱打一气的。
但这还不是这本书最抓人的地方。这本书最抓人的地方，是写了很多长征途中个人的命运。从这些人的个人命运中，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另外一面:一个群体的成功过程中,包含了很多个体的牺牲和苦难。
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在这本书的第342页开始谈到的罗明。罗明是中央党史上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因为在中央苏区时，曾有一场错误的反对毛泽东的斗争，史称“反对罗明路线”，邓小平同志在其中也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处理。但很少有书谈到这个自己的名字被党的文件用来作为一场党内斗争的称号的罗明，后来经历的崎岖坎坷的人生之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1929年25岁就出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红军长征途中红三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他的秘书正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胡耀邦。在长征到贵州接近云南的时候，被要求留下来坚持地方工作(书中没有写明原因)。他的忠贞不二的妻子谢小梅，抱着如同中国古代传统妇女“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一样的想法，也和他一起离开了红军大部队,开始了艰难的46年的人生之旅。在历经了离开红军大部队仅仅两天后就因为罗明严重的闽南口音而第一次被捕，被拷打，坚不吐实，被释放，流浪，再次被捕,被释放, 再流浪,谢小梅不得已到保长家当女佣，罗明不得已当清洁工，从贵州流浪到上海，被罗明自己的堂弟出卖被捕等苦难之后，1937年终于找到了党组织，但令人费解的是,党组织由于他们“流浪”于组织之外的时间太长而不能接纳他们回归，于是他们只能接受这种命运的安排,换了名字当教员，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直到1981年，广州市委恢复了谢小梅的党籍。
这样的例子，在这本书中还有不少。
由于我们平时看到的都是战争中活下来的，解放后当上领导的战争和时代的幸运儿“苦尽甜来”的故事，所以，读这样的书，知道还有更多的人是没有从历史的战争和时代的风浪中走出来，苦尽甜也没来的事实，对我们立体地全面地认知和认识人生，是极有帮助的。这如同现在牛市正旺的炒股人，大家听到的都是某某人挣了大钱了，但岂不知更多的没吱声的人都是不亏不赚或亏了钱的;这也如同现在风起云涌的互联网创业公司，我们从各种媒体中听到的都是哪个公司又“白纸套白狼”，融了多少多少钱，却没有看到绝大多数90%以上的互联网创业公司是拿不到风险投资的钱从而最后倒闭的。
所以，看看这本王树增的《长征》,看看上世纪三十年代长征途中的不同人物的不同命运，对于我们观察和思考和平年代的个人创业路上的“长征”,以及国家和平崛起路上的“长征”，很有参考价值,我们的眼光会因此更加深远和深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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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民
人生长征，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为什么好呢？
因为这是极少的一本关于长征的全景全貌的书。大多数关于红军长征的书，都在取材，剪材上存在一定的结构性信息缺陷，不是少了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史实，就是少了红二十五军的艰难跋涉。在看这本书以前，作为非党史研究人员的我从来就没有搞清楚过:中央红军为什么一定要冒着如此大的损失强渡湘江，选择这条行军路线的理由是什么？这本书里给了你一个可信的交待。以前也不曾搞清楚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徐海东他们的红二十五军为什么没有随红四方面军大部队一起行动和中央红军会合，而居然“正确地”先期到达了陕北从而为中央红军最终在陕北扎根打了前站,做了先驱？这本书里告诉了你，这一切原来都是历史的偶然和巧合。红军长征打仗，从来就不是事先计划好的，是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指挥员自己临时决定。换句话说, 早期的红军为了生存,从全国整体上来讲是没有战略的, 在局部地区上才有战略和组织, 换句话说,是全局乱打一气的。
但这还不是这本书最抓人的地方。这本书最抓人的地方，是写了很多长征途中个人的命运。从这些人的个人命运中，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另外一面:一个群体的成功过程中,包含了很多个体的牺牲和苦难。
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在这本书的第342页开始谈到的罗明。罗明是中央党史上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因为在中央苏区时，曾有一场错误的反对毛泽东的斗争，史称“反对罗明路线”，邓小平同志在其中也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处理。但很少有书谈到这个自己的名字被党的文件用来作为一场党内斗争的称号的罗明，后来经历的崎岖坎坷的人生之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1929年25岁就出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红军长征途中红三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他的秘书正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胡耀邦。在长征到贵州接近云南的时候，被要求留下来坚持地方工作(书中没有写明原因)。他的忠贞不二的妻子谢小梅，抱着如同中国古代传统妇女“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一样的想法，也和他一起离开了红军大部队,开始了艰难的46年的人生之旅。在历经了离开红军大部队仅仅两天后就因为罗明严重的闽南口音而第一次被捕，被拷打，坚不吐实，被释放，流浪，再次被捕,被释放, 再流浪,谢小梅不得已到保长家当女佣，罗明不得已当清洁工，从贵州流浪到上海，被罗明自己的堂弟出卖被捕等苦难之后，1937年终于找到了党组织，但令人费解的是,党组织由于他们“流浪”于组织之外的时间太长而不能接纳他们回归，于是他们只能接受这种命运的安排,换了名字当教员，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直到1981年，广州市委恢复了谢小梅的党籍。
这样的例子，在这本书中还有不少。
由于我们平时看到的都是战争中活下来的，解放后当上领导的战争和时代的幸运儿“苦尽甜来”的故事，所以，读这样的书，知道还有更多的人是没有从历史的战争和时代的风浪中走出来，苦尽甜也没来的事实，对我们立体地全面地认知和认识人生，是极有帮助的。这如同现在牛市正旺的炒股人，大家听到的都是某某人挣了大钱了，但岂不知更多的没吱声的人都是不亏不赚或亏了钱的;这也如同现在风起云涌的互联网创业公司，我们从各种媒体中听到的都是哪个公司又“白纸套白狼”，融了多少多少钱，却没有看到绝大多数90%以上的互联网创业公司是拿不到风险投资的钱从而最后倒闭的。
所以，看看这本王树增的《长征》,看看上世纪三十年代长征途中的不同人物的不同命运，对于我们观察和思考和平年代的个人创业路上的“长征”,以及国家和平崛起路上的“长征”，很有参考价值,我们的眼光会因此更加深远和深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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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民
人生长征，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能寿终正寝就不错啦，如果还一直在组织里，就难说啊
这个“罗明路线”的几个人，数他背！遵义会议后留下做地方工作，头头们在想什么啊！
还有“军中罗明路线”。
原帖由 月冷 于 2008-2-25 19:52 发表
这个“罗明路线”的几个人，数他背！遵义会议后留下做地方工作，头头们在想什么啊！
那谢、毛、古呢？
遵义会议后有部分人被要求离开红军，当时留下“做地方工作”的还有陈云、潘汉年等人。
1谢是在陕北某县县委书记任上牺牲！毛战死！古不记得了！
2“留下“做地方工作”的还有陈云、潘汉年等人”这两个都是去上海辗转去向共产国际汇报去了，而不是做地方工作，
3当时李维汉接见了邓止戈和林青，由这两个人组织了贵州省委！
4我可能是孤陋寡闻，没有听说当时有什么其他大干部留在贵州的！
5另，“军中罗明路线”是怎么回事呢？
2“留下“做地方工作”的还有陈云、潘汉年等人”这两个都是去上海辗转去向共产国际汇报去了，而不是做地方工作，
3当时李维汉接见了邓止戈和林青，由这两个人组织了贵州省委！
4我可能是孤陋寡闻，没有听说当时有什么其他大干部留在贵州的！
5另，“军中罗明路线”是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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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但是老邓同志为什么恢复得这么快!
我觉得邓大人三起三落,恢复得很快,而且位置越来越高啊!
另、“军中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原来是指萧劲光啊,这个我是知道的!你一讲,我就想起了!
我觉得邓大人三起三落,恢复得很快,而且位置越来越高啊!
另、“军中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原来是指萧劲光啊,这个我是知道的!你一讲,我就想起了!
原帖由 月冷 于 2008-2-26 10:56 发表
这个,但是老邓同志为什么恢复得这么快!
我觉得邓大人三起三落,恢复得很快,而且位置越来越高啊!
另、“军中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原来是指萧劲光啊,这个我是知道的!你一讲,我就想起了!
毛邓原本就是一伙的。;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