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反恐英雄事迹报告会被哭声打断

都市报讯 昨日上午，反恐英雄王亚洲同志首场英模事迹报告会在乌市水磨沟区工商分局举行，工商干部及水区个私协会的部分理事二百余人共同聆听了这场催人泪下、令人奋进的报告。
１２时１９分，王亚洲在水区工商分局杨少波书记的陪同下步入会场，已经等候多时的工商干部们起立，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英雄的到来，并向英雄敬献了鲜花。
王亚洲用质朴、简洁、有力的言语讲述了他以及他的战友作为反恐一线的公安干警与边疆恐怖分子斗智斗勇，用鲜血和生命维护边疆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维护边疆社会稳定的一幕幕感人事迹。
报告会开始不到５分钟，就从听众席下传出嘤嘤的哭泣声，而且哭声越来越大，打断了王亚洲的讲述。两名工商干部将哭泣中的女同志搀扶出会议室。
主持报告会的水区工商分局书记杨少波向大家解释说，哭泣的女同志是一名牺牲了的反恐战士的遗孀。
听了杨书记的解释，王亚洲沉思了良久，声音有些哽咽地说：“我只是反恐战线上一位普通民警，是党和国家给我了殊荣。现在还有一些反恐英雄在默默地工作着，有的已经倒下了，有的仍在遭受着伤痛的折磨……
掌声，还是掌声，这是当时会场内听众对反恐英雄最好的也是最直接的表达情感的方式。
王亚洲不善言谈，但每每讲到激动处时，他的手势就像一股无穷的力量将他要表达的意思传送给席下的听众。
王亚洲的讲述将现场所有听众带到了泽普，带到了和恐怖分子真枪实弹战斗的现场……
听众时而紧张，时而轻松，时而气愤填膺，时而……
一个小时的英模事迹报告会对于现场的听众来说，太短暂了。
报告会结束后，水区工商分局向英雄王亚洲捐赠了２０００元现金，用于治疗他妻子和女儿的疾病。
■声音
水区工商分局杨书记感动地说：“公安和工商虽是不同的两种行业，但都是执法队伍。听完王亚洲的报告，我非常感动。这将对我们今后的工作起到积极的教育作用。”
工商分局的组教科科长于桂莉 说？“在请王亚洲做报告之前，水区工商系统正在搞“三比”活动（累不累比公安、难不难比企业、苦不苦比特困），从都市报上得知反恐英模王亚洲来乌的消息后，局领导决定一定要请到王亚洲给工商干部上这堂爱国主义教育课。”
个体户曹应兰仍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她说:“讲得很感人也很真实。我活了38年，第一次听这样真实的报告会。王亚洲很质朴，我敬佩他。”
工商干部崔桓瑜回味无穷地说：“英雄事迹鼓舞着我，他的亲身经历让人感动，他的家庭困难我深表同情，我愿意尽自己的力量，解决他的一部分实际困难。”
工商干部马依拉说：“听了这次报告会，我深受感动，我对反恐英雄表示敬意，新疆是我们各民族的家园，我们应该好好去建设它。”


张西：我为什么写《国家荣誉》

张 西

《国家荣誉》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为自己能够坚持写完这部作品而高兴。我一向是意志和毅力都不够坚定的人，而今人届中年，却跑完了一次马拉松。内心不禁生出一丝窃喜。 2003年11月中旬，第一版印刷的《国家荣誉》刚出炉，我便应新疆公安厅的邀请，飞赴新疆做《国家荣誉》的首发式。因为这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地在新疆。当时，与我同行的有中国青年出版社总编助理潘平、策划部主任吴方泽、责编庄伟、发行员张永年、“枪神”王秀宇。令我欣慰的是，新疆警察对《国家荣誉》热衷的程度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们一行在乌鲁木齐、新疆警高专、库尔勒、喀什等处做签售，每一次签售活动都像发生地震那般，签售的桌子被挤扁挤翻，我和责编庄伟小姐几次被人从桌子底下捞出来。那个突如其来的时刻，给谁签，签什么已经不重要了，我的耳朵里塞满了热忱的声音，眼前晃动的全是手，西部警察的手，浴血奋战的手，不同民族的手，象征着力量的手，内地人民都应该握一握的手。于是，我沉浸在泪水中，庄伟小姐也沉浸在泪水中，吴方泽也情不自禁地回忆起自己曾经激情燃烧的青年时代。发行张永年说，这样的场景已经许多年看不到了，就算此行赔本，也值啦。 新疆首发式回来之后，中国青年出版社又安排我到西安、上海、南京、北京图书大厦等地进行签售活动。在这些地方，虽然读者也很涌跃，但是永远也不会出现在新疆的镜头了。那种真实无法复制。那种情景刻骨铭心。 2003年的新疆之行令我难忘的事很多，最令我难忘的有两件事，其一，一位派出所长对我说：“昨天我已经拿到《国家荣誉》，而且连夜看完了，觉得很真实，有许多战斗都是我参加过的。今天我想再买一本，请你把我的战友的名字签上。我这位战友已经牺牲了，我想把这本小说放到他的坟前，让他知道有人怀念他了，有人还记得他。”听了这位来自喀什地区的派出所长的话，我的鼻头一酸，我说这书我送给你了。在那个泪眼模糊的时刻，我对自己说，就凭这件事，我写这部小说值了！我所做的一切辛苦努力都有所值了！其二，还在小说出清样期间，我特意请“中国王氏枪法”发明者王秀宇老师帮忙挑错，不料，两天之后，王老师对我说：“小说看完了，我流泪了。我要自费去新疆，义务为反恐前线的警察们讲授射击知识，以避免他们在以后的战斗中流血牺牲。”王老师不仅去了新疆，而且跟着我去了喀什地区，当他得知坐在台下的一位二级英模王亚洲就是我小说中反恐队长陈大漠的原型时，他把身上带着的仅有的一万元钱捐给了生活极其艰难的王亚洲。当内地警察王秀宇与新疆警察王亚洲紧紧拥抱的那一刻，在场的许多人都泪眼模糊。 我想，我是个很容易被真情打动的人，而且分得清什么是真情。我常常感动着能够感动我的一切美好的人和事物，并且愿意相信生活中有高尚的人和事物存在。我出生于六十年代中后期，骨子里洋溢着英雄主义加浪漫主义加理想主义的浓厚情愫。在我十几年的从警生涯里，有幸在刑警队工作过，我的丈夫也是一名长期从事防暴工作的警察，这种特殊的经历和环境，使得我对警察的认识较为全面，尤其对基层警察的感情很深厚，对警察这份职业的荣誉感也看得犹为重要，所有这些因素，都为我写出《国家荣誉》这部小说奠定了朴实的感情基础。 那么，我为什么要写《国家荣誉》？是什么事什么人感动了我？ 我这本《国家荣誉》讲述的是在新疆反恐最前线上浴血奋战的人民警察，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保卫着国家的安全和人民的幸福，对于普通人来讲，生命是最可贵的，但对于人民警察来说，从他穿上警服的那天起，他就为国家荣誉而战斗，国家荣誉高于警察的生命。 提及《国家荣誉》这本小说，我想说说我与新疆不浅的缘份。 三十七年前，我就出生于新疆。出生后，父亲差点把我送给一对维吾尔夫妇；在我两三岁时，曾经掉到一个臭水沟里，是被一位维吾尔大婶救捞救起来的。因此，我对新疆那片土地，对维吾尔人民有着天然的亲近感，还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故乡情结。 离开新疆的这三十多年里，我最大的变化是从一名不谙世事的玩童成长为一名警察，并且一直是随警作战的记者。这双重的身份，使我有机会走南闯北，有幸结识了全国最优秀的警察们。我觉得自己的前半生过得非常奢侈，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我有幸到海南大特区当警察，当时，那里既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各类大要案件尤其是枪案、贩毒、抢劫案最多的地区，我曾经跟着战友们抓捕过许多杀人犯，参与侦破过全国最大的盗车案和5000万元的假币案，也曾多次立功。那些日子令我难忘，也令我难过，因为我亲眼看着我的六位战友从我的身边倒下去，那种泪如如雨下、刻骨铭心的战友情，使我曾经写下电视剧《阿明的故事》（该剧荣获1996年度国家“飞天奖”二等奖）；在2002年的夏天，当恐怖主义活动最猖獗的时期，我又只身前往中国反恐的最前沿新疆，有幸采访了许许多多反恐英雄，写出了这部三十七万字的长篇小说。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当一名战地记者，我不仅做到了，而且意外得到了海南和新疆这一南一北两地警察的尊重和友情，所以，我说我的生命非常奢侈。 离开新疆的三十年余里，我常常牵挂着那方热土，我比任何人都想知道新疆警察的生存状态和工作环境。2002年的5月下旬，我终于有机会回新疆，到喀什地区采访一名二级英模，他是个排爆英雄。 当然，连我自己都没料到，新疆之行竟然给我带来极大的震撼，震撼给我带来这部长篇小说。为了获得更多的写作素材，在短短的四个月里，我曾三次到新疆，北上伊犁，南下喀什、和田、库尔勒，虽然每次来去匆匆，但一次比一次更坚定了我要写新疆警察的愿望。 回到北京后，我曾阅读了与新疆历史有关的十几本书，像《赛福鼎回忆录》、《包尔汗回忆录》、《新恐怖主义透析》、《中亚史》、《西亚史》、《新疆解放史》、《西去的骑手》等等，而且在网上查阅了几十万字的有关新疆方面的资料，首先使我从理论上能够历史地、客观地看待我即将要研究的新疆警察反恐的意义对整个中华民族的重要性和巨大的贡献。 去年在新疆，我曾无数次被深深感动。在谈到感动之前，我先谈谈我的震惊。 2002年5月28日，我从北京飞到乌鲁木齐，当天就飞往喀什地区。就在我到喀什的前一天，喀什地区的泽普县刚刚发生一桩暴力恐怖案件，几名暴力恐怖分子在光天化日之下，杀害了三名维吾尔干部，其中一名就是我们的一名派出所长。喀什地区的公安局长既愤怒又痛心地说，那名派出所长正在集市上买东西，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几名暴力恐怖分子从身后猛然冲过去砍他的头。那名所长的头和脖子之间最后只连着一层皮，样子非常惨。虽然我也摸过死尸，但听了这样的事，我的第一反应还是极大的震惊。 在《冰上山的来客》的故事拍摄地？？叶城，两名恐怖组织成员，为了试自己的枪法，竟然打赌上街看谁敢杀人，结果两人在深夜拦截了一辆出租车，把一名无辜的司机开枪打死后，坐在他的身体上把车开到无人处，把死者扔下车，然后，再开车从司机身上辗过来辗过去。 另一次震惊是在伊犁。一伙暴力恐怖分子，在一个夜晚，将世代都生活在村里的一个农民全家五口都杀死。那家人平日以做豆腐为生，非常善良，与村中各民族的关系也很好，但只因他是汉族人，便被疯狂的暴力恐怖分子杀害了。 听到这些事，我只觉得毛骨悚然。在看了喀什地区公安局的反恐斗争图片展后，我坚持要去泽普县参加追悼会。在追悼会现场，我一方面看到了被害者亲属悲痛欲绝的样子，另一方面也看到了少部分群众麻木的表情，我隐约地感到，群众与公安机关的反恐工作之间好像隔着什么，非常需要一种力量去沟通。 追悼会后，我去了那名派出所长的家，见到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幼小的孩子。他的妻子未能坚持开完追悼会，便昏厥过去，但是当她醒来后，公安局的领导问她有什么要求时，她却摇摇头说，自己能把孩子带大。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位年轻女性的坚强。 就是在这次追悼会后，我偶然遇见了另一个感动我的人。他是泽普县公安局赛力乡政法副书记、派出所指导员王亚洲。开始我并不知道他是谁，当他帮我倒水时，我觉得他的右臂很别扭，就问怎么回事？于是，旁边的警察就向我介绍说，他的右臂是用纲丝穿着的，他是二级英模呀。原来，1999年10月的某个凌晨，九名暴力恐怖分子暴力袭击赛力乡派出所，当时王亚洲在右臂被击伤的情况下，用左手将子弹顶上膛，击毙击伤各一名恐怖分子。聊天中，我知道了他的身世，他的爷爷是汉族，很年轻时被日本鬼子打死；他的父亲从小被一对蒙古族夫妇收养，后被国民党抓壮丁，当了骑兵连长；当年王震进疆时，王亚洲的父亲率兵起义，为新疆的和平解放立下汗马功劳。之后，他娶了当地一位维吾尔女子为妻，生下王亚洲兄妹四人。王亚洲当兵复员后，也娶了维吾尔女子孜亚为妻。这些年，孜亚的右眼常常模糊不清，但因无钱医治，已经失明，且波及到左眼。就在王亚洲出事之前，他曾发誓，等忙过这一阵儿，就是卖血也要给妻子治眼。然而，王亚洲还在医院做第三次右臂手术时，不幸的事又发生了。他的小女儿王娜生得漂亮，且能歌善舞，北京艺术学校到新疆招生，她是南疆惟一被录取的学生。可是，在体检时，却发现王娜患了恶性脑瘤。孜亚哭着请求丈夫，一定要为救治女儿而努力。王答应了。他把亲戚家的钱借遍了，才敢到北京天坛医院。但是，临进手术室时，医生告诉王亚洲，手术费不够，还不能进行手术。王亚洲的一个朋友知道了此事劝他：“你不是二级英模吗？为什么不去找组织帮忙？”王说：“荣誉是组织发给我的，不是欠我的。”消息很快传到泽普县公安局，民警们及时捐了款。8个小时的手术结束后，当王亚洲确信手术成功时，他三步并做两步，跑到一个无人的角落大哭一场。王亚洲对我说，他真的感谢同行们给他的支持和帮助，他只想用拚命的工作来报答组织和同行们的关爱。 在如此沉重的精神压力下，王亚洲仍不放弃当一个好警察的信念令我感动。 离开泽普后，我到了和田地区。在那里，我又一次感动了，这一次，感动我的不是一个英雄，而是一个群体。 2001年秋天，和田地区曾发生过二十余名暴力恐怖分子在沙漠腹地秘密习武的事。当时，某个乡派出所的两名民警带着几个乡干部去沙漠里找人，结果双方在沙漠里发生了枪战，两名民警寡不敌众，先是被打昏抓了起来，后来见机逃离虎口。两位迷了路的警察分别于三天三夜和四天四夜之后走出浩渺的大沙漠，赢得了第二次生命。 我是怀着极大的尊敬和同情去见那两位民警的。其中那位叫艾力的年轻人，炎热的夏天却捂着厚厚的秋裤，而且关节处戴护膝，他说天气稍有变化，他全身的骨头都疼。我问他以后怎么生活呀？他笑着说，又不是我一个人受伤，我能忍受。另一位叫艾则孜的年轻人，短短的两百米路程竟走了一个小时，因为他从沙漠里逃出来时双脚已经冻黑，右脚趾被炬掉，只剩下脚后跟。所以，每走几步路，脚后跟都磨得生疼。我想，做为一个有着生存权的人，他们在走出沙漠的一瞬间，是强者。但今后的生活一点一滴该是多么不容易啊。聊天时，艾孜则告诉我，他在读警校时，有过一位女朋友，而且在他住院期间，女友还照顾过他。可是最终还是离开了他。分手的原因我在这儿就不说了，但令我感动的是，艾孜则一点都不怪女友的离去，反而真诚地说：“她跟我分手是对的，如果跟着我会吃很多苦，她跟了别人会幸福的，我希望女友过得比我好。因为我爱她。”我想，这个长相非常帅气的小伙子平实的语言感动了我。 在和田地区，我还见到一个又高又壮的英俊小伙子阿不都米吉提，他与一名恐怖分子头目进行肉搏时，对方朝他开了三枪，他已经全身是血了，仍死死抱住对手的双腿，并且最终制服了对手。后来，那个恐怖组织头目在被枪毙之前惟一的要求是，要见见那个被他开了三枪都还活着的警察，他说他只想当面称赞那个小伙子，他真棒！我问阿不都米吉提，是否想过离开警察队伍？他用并不流利的普通话对我说：“不能，离开这支队伍，我就找不到荣誉感了。”在和田，我还见到与多名恐怖分子面对面交火的四名警察，他们有的现在身上还留着散弹；有的腰被穿透了；有的眼球被打得失去正常视力，但他们见到我时，无一不是积极向上乐观的人生态度，这些都给我留下深刻的感动。 我记得在库车县，一次围捕恐怖分子的战斗中，一位冲在前面叫陈平的公安局长牺牲了，当他那八十岁的老父亲得知儿子牺牲的消息时，坚持要参加追悼会。在临出门前，他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他说：“去了之后，谁都不能给组织提要求。当年我带队伍打仗，一个冲锋上去了，不知有多少人都回不来了。我没死在战场上，现在儿子替我牺牲了，我儿子是光荣的！”可是，到了追悼会现场，这位八十岁的老人，只看了一眼躺在灵枢里的儿子，就昏了过去。 还有一次感动是在现任公安厅厅长的妻子身上感受到的。 当我敲开厅长的家门时，他的妻子刚做完胆切除手术。她是一个看上去极其普通的中年女人。见到我，她直率地抱怨道：“这个家，孩子是我一手辛辛苦苦带大的，平时家里买米买面的活都是我自己干。还有搬家，也是自己洗涮，自己打包，自己跑到街上去叫地板车，又拉又扛的。现在一有人提搬家，我的头皮都发麻。有一次单位拉煤，整整一吨啊，我硬是一桶一桶地自己拉回家的。母亲正好来看我，她心疼地说，明天早晨你肯定起不来床。可是，第二天，我咬着牙硬是起床了，因为孩子要上学，我是一名警察，也要去工作。还有一次是冬天，我自己倒腾一个几十斤重的铁炉子，那次，我清楚地听见自己的腰部‘嘎’地响了一下，当时就不能动了，腰椎间盘凸出了。接着我便本能地哇哇吐出来，边吐边哭，丈夫闻讯把我送到医院，医生说，要开刀，但成功率只有百分之十几。那时，我恨死了丈夫，我发誓，一旦能从床上站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离婚。”这位厅长的妻子是幸运的，手术做得很成功，她又恢复了正常。她也没提离婚的事。因为她舍不得，她觉得自己的丈夫不是不爱她，而是没有时间照顾她，当看到警察们都极其尊重自己的丈夫时，她又觉得嫁给这样的人值了。 新疆公安厅的一名维吾尔族副厅长，每遇大案，自己必亲自骑着毛驴到村子里去摸情况，我想，也只有新疆的公安厅长才有这样的做派，才有这样的人格力量。 回到乌鲁木齐后，我采访了92年发生在昆仑山那场战斗的主要参与者黄亚波（现任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副局长）。他回忆那场战斗的残酷性时说，当时7名暴力恐怖分子进了昆仑山企图越境潜逃。为此，前任公安厅长亲自飞到昆仑山的“麻扎”兵站设立了临时指挥部。要打仗就要有人牺牲。在组成一支16人的“敢死队”之前，厅长看着黄亚波的眼睛问在坐的几十名队员：“亚波，你看谁进山合适？”黄亚波沉默了，整个会场沉默了整整五分钟。之后，厅长又一字一顿地问道：“亚波，你看谁进山合适？”这次，黄亚波一字一顿地回答：“我？？合？？适！”就这样，一支16人的“敢死队”成立了。在进山之前，敢死队员们都写了遗书，只有一名叫买买提明的队员没写。有人问：“买买，你有什么要求？”他说：“如果我死了，就把我的尸体拖回来，别把我丢在山里让狼吃了。”还有一名新队员临出发之前，对他的战友说：“别忘了我！” 我想，敢死队员们在生与死的关头体现出来的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深深感动着我，做为他们的同行，我怎能忽略自九十年代以来形势严峻的反恐怖战斗呢？怎么能忘记这些为了内地的安宁，为了祖国的平静而浴血奋战的英雄的警察们呢？ 所有这些可亲可敬的人，这些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们都成了我小说中的人物。到了新疆，我才见识了什么叫真正的英雄好汉。那里的警察的奉献是真正意义上的奉献。所以，当我热泪盈眶地离开那片热土之后，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给内地的人民讲一段新疆警察的故事。这种冲动和热望支撑着我，写完了这部三十七万字的长篇小说。我执意地想让读者朋友通过我这些浅表的文字来深刻地认识新疆的警察们。 我所讲的故事，都是正在发生的人和事。 现在，我的故事当中的人物有的已经化作一种亲切的怀念，长存于我心中；有的已经化作一种不凡的精神，溶化在我的血液里。我曾经是那样稚拙。我想，我的灵魂落地、我的感情成熟、我的思想定型都是他们给的。我想把我这种真切的感受传导给读者，我想让你们跟我一样怀念他们。谁都渴望在和平的环境里幸福地生活，而他们却被剥夺了这种权力。 许多记者喜欢往东南沿海城市跑，那里富有而滋润。自从遥望过巍巍的昆仑山以及静静的叶尔羌河，自从穿越了举世壮观的沙漠公路，聆听过欢快而奔放的南疆民歌，我就认准了广袤无垠的新疆。虽然那里相对贫困，但警察们在精神上绝对富有。贫困算什么？贫困才要发展。我从不怀疑新疆的明天更美好。同时，也坚信新疆的警察是中国最棒的警察，因为他们的荣誉感最强。 别人往东跑，我却往西去。作为一个热爱生活的写作者，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都想抓到手里是不可能的。在挑战与安逸之间，我总是选择前者。因为挑战就能带来创造的欲望，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创造的快乐更快乐呢？我喜欢以记者的心态写作。那是一种行走的感觉，一切都呈现着新鲜和动感，呈现着生命的生生不息。那种感觉就像流动的水，荡漾着，永不干涸。 如果给我第十次出远门的机会，我仍然选择新疆。那里是思想者的天地，疆域无界，我会觉得自己非常渺小。如果有谁总是觉得自己很高的话，新疆可以让你放平心态。 惟有在新疆，我的灵魂一次次得到净化；惟有在新疆，我才能找到最本真的质朴、亲切、热情、温暖、无私和宽广；惟有在新疆，我看见了真正的战场和英雄；惟有在新疆，我看到了各族女孩们掩饰不住的美丽、勤劳和善良，我欢乐着她们的欢乐，担忧着她们的担忧；惟有在新疆，我看到了自己的光荣和梦想。人生苦短，许多人在生命结束时，都没能分清他要什么。所幸的是，我分清了：我要在新疆行走的感觉；我要英雄主义的情怀托起我生命的底座。我想，这部小说不是我一个人完成的，它凝结着许许多多关注新疆、热爱和平的人们的智慧与期盼。只可惜，我的才智有限，无力写出完美的作品，在此，也请关注西部的读者海涵。 在这样一个宁静而有深度的夜晚，疆野无限宽阔，我即将要与我小说中的人物一一告别了。告别的瞬间，我已经开始怀念他们。我觉得，自从我踏入新疆那片热土，我就永远地成为了他们的一部分，并且努力使自己配得上他们的期望。在他们为国家的利益浴血奋战之际，我惟有写出这些文字来慰藉他们。 作者简介： 张西，三级警督，公安部《啄木鸟》杂志副主编。曾出版《中国打拐大案实录》、《透视废墟的原本面目》及散文集《天高地阔我爱你》。《国家荣誉》系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人民网 2004年2月10日都市报讯 昨日上午，反恐英雄王亚洲同志首场英模事迹报告会在乌市水磨沟区工商分局举行，工商干部及水区个私协会的部分理事二百余人共同聆听了这场催人泪下、令人奋进的报告。
１２时１９分，王亚洲在水区工商分局杨少波书记的陪同下步入会场，已经等候多时的工商干部们起立，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英雄的到来，并向英雄敬献了鲜花。
王亚洲用质朴、简洁、有力的言语讲述了他以及他的战友作为反恐一线的公安干警与边疆恐怖分子斗智斗勇，用鲜血和生命维护边疆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维护边疆社会稳定的一幕幕感人事迹。
报告会开始不到５分钟，就从听众席下传出嘤嘤的哭泣声，而且哭声越来越大，打断了王亚洲的讲述。两名工商干部将哭泣中的女同志搀扶出会议室。
主持报告会的水区工商分局书记杨少波向大家解释说，哭泣的女同志是一名牺牲了的反恐战士的遗孀。
听了杨书记的解释，王亚洲沉思了良久，声音有些哽咽地说：“我只是反恐战线上一位普通民警，是党和国家给我了殊荣。现在还有一些反恐英雄在默默地工作着，有的已经倒下了，有的仍在遭受着伤痛的折磨……
掌声，还是掌声，这是当时会场内听众对反恐英雄最好的也是最直接的表达情感的方式。
王亚洲不善言谈，但每每讲到激动处时，他的手势就像一股无穷的力量将他要表达的意思传送给席下的听众。
王亚洲的讲述将现场所有听众带到了泽普，带到了和恐怖分子真枪实弹战斗的现场……
听众时而紧张，时而轻松，时而气愤填膺，时而……
一个小时的英模事迹报告会对于现场的听众来说，太短暂了。
报告会结束后，水区工商分局向英雄王亚洲捐赠了２０００元现金，用于治疗他妻子和女儿的疾病。
■声音
水区工商分局杨书记感动地说：“公安和工商虽是不同的两种行业，但都是执法队伍。听完王亚洲的报告，我非常感动。这将对我们今后的工作起到积极的教育作用。”
工商分局的组教科科长于桂莉 说？“在请王亚洲做报告之前，水区工商系统正在搞“三比”活动（累不累比公安、难不难比企业、苦不苦比特困），从都市报上得知反恐英模王亚洲来乌的消息后，局领导决定一定要请到王亚洲给工商干部上这堂爱国主义教育课。”
个体户曹应兰仍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她说:“讲得很感人也很真实。我活了38年，第一次听这样真实的报告会。王亚洲很质朴，我敬佩他。”
工商干部崔桓瑜回味无穷地说：“英雄事迹鼓舞着我，他的亲身经历让人感动，他的家庭困难我深表同情，我愿意尽自己的力量，解决他的一部分实际困难。”
工商干部马依拉说：“听了这次报告会，我深受感动，我对反恐英雄表示敬意，新疆是我们各民族的家园，我们应该好好去建设它。”


张西：我为什么写《国家荣誉》

张 西

《国家荣誉》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为自己能够坚持写完这部作品而高兴。我一向是意志和毅力都不够坚定的人，而今人届中年，却跑完了一次马拉松。内心不禁生出一丝窃喜。 2003年11月中旬，第一版印刷的《国家荣誉》刚出炉，我便应新疆公安厅的邀请，飞赴新疆做《国家荣誉》的首发式。因为这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地在新疆。当时，与我同行的有中国青年出版社总编助理潘平、策划部主任吴方泽、责编庄伟、发行员张永年、“枪神”王秀宇。令我欣慰的是，新疆警察对《国家荣誉》热衷的程度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们一行在乌鲁木齐、新疆警高专、库尔勒、喀什等处做签售，每一次签售活动都像发生地震那般，签售的桌子被挤扁挤翻，我和责编庄伟小姐几次被人从桌子底下捞出来。那个突如其来的时刻，给谁签，签什么已经不重要了，我的耳朵里塞满了热忱的声音，眼前晃动的全是手，西部警察的手，浴血奋战的手，不同民族的手，象征着力量的手，内地人民都应该握一握的手。于是，我沉浸在泪水中，庄伟小姐也沉浸在泪水中，吴方泽也情不自禁地回忆起自己曾经激情燃烧的青年时代。发行张永年说，这样的场景已经许多年看不到了，就算此行赔本，也值啦。 新疆首发式回来之后，中国青年出版社又安排我到西安、上海、南京、北京图书大厦等地进行签售活动。在这些地方，虽然读者也很涌跃，但是永远也不会出现在新疆的镜头了。那种真实无法复制。那种情景刻骨铭心。 2003年的新疆之行令我难忘的事很多，最令我难忘的有两件事，其一，一位派出所长对我说：“昨天我已经拿到《国家荣誉》，而且连夜看完了，觉得很真实，有许多战斗都是我参加过的。今天我想再买一本，请你把我的战友的名字签上。我这位战友已经牺牲了，我想把这本小说放到他的坟前，让他知道有人怀念他了，有人还记得他。”听了这位来自喀什地区的派出所长的话，我的鼻头一酸，我说这书我送给你了。在那个泪眼模糊的时刻，我对自己说，就凭这件事，我写这部小说值了！我所做的一切辛苦努力都有所值了！其二，还在小说出清样期间，我特意请“中国王氏枪法”发明者王秀宇老师帮忙挑错，不料，两天之后，王老师对我说：“小说看完了，我流泪了。我要自费去新疆，义务为反恐前线的警察们讲授射击知识，以避免他们在以后的战斗中流血牺牲。”王老师不仅去了新疆，而且跟着我去了喀什地区，当他得知坐在台下的一位二级英模王亚洲就是我小说中反恐队长陈大漠的原型时，他把身上带着的仅有的一万元钱捐给了生活极其艰难的王亚洲。当内地警察王秀宇与新疆警察王亚洲紧紧拥抱的那一刻，在场的许多人都泪眼模糊。 我想，我是个很容易被真情打动的人，而且分得清什么是真情。我常常感动着能够感动我的一切美好的人和事物，并且愿意相信生活中有高尚的人和事物存在。我出生于六十年代中后期，骨子里洋溢着英雄主义加浪漫主义加理想主义的浓厚情愫。在我十几年的从警生涯里，有幸在刑警队工作过，我的丈夫也是一名长期从事防暴工作的警察，这种特殊的经历和环境，使得我对警察的认识较为全面，尤其对基层警察的感情很深厚，对警察这份职业的荣誉感也看得犹为重要，所有这些因素，都为我写出《国家荣誉》这部小说奠定了朴实的感情基础。 那么，我为什么要写《国家荣誉》？是什么事什么人感动了我？ 我这本《国家荣誉》讲述的是在新疆反恐最前线上浴血奋战的人民警察，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保卫着国家的安全和人民的幸福，对于普通人来讲，生命是最可贵的，但对于人民警察来说，从他穿上警服的那天起，他就为国家荣誉而战斗，国家荣誉高于警察的生命。 提及《国家荣誉》这本小说，我想说说我与新疆不浅的缘份。 三十七年前，我就出生于新疆。出生后，父亲差点把我送给一对维吾尔夫妇；在我两三岁时，曾经掉到一个臭水沟里，是被一位维吾尔大婶救捞救起来的。因此，我对新疆那片土地，对维吾尔人民有着天然的亲近感，还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故乡情结。 离开新疆的这三十多年里，我最大的变化是从一名不谙世事的玩童成长为一名警察，并且一直是随警作战的记者。这双重的身份，使我有机会走南闯北，有幸结识了全国最优秀的警察们。我觉得自己的前半生过得非常奢侈，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我有幸到海南大特区当警察，当时，那里既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各类大要案件尤其是枪案、贩毒、抢劫案最多的地区，我曾经跟着战友们抓捕过许多杀人犯，参与侦破过全国最大的盗车案和5000万元的假币案，也曾多次立功。那些日子令我难忘，也令我难过，因为我亲眼看着我的六位战友从我的身边倒下去，那种泪如如雨下、刻骨铭心的战友情，使我曾经写下电视剧《阿明的故事》（该剧荣获1996年度国家“飞天奖”二等奖）；在2002年的夏天，当恐怖主义活动最猖獗的时期，我又只身前往中国反恐的最前沿新疆，有幸采访了许许多多反恐英雄，写出了这部三十七万字的长篇小说。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当一名战地记者，我不仅做到了，而且意外得到了海南和新疆这一南一北两地警察的尊重和友情，所以，我说我的生命非常奢侈。 离开新疆的三十年余里，我常常牵挂着那方热土，我比任何人都想知道新疆警察的生存状态和工作环境。2002年的5月下旬，我终于有机会回新疆，到喀什地区采访一名二级英模，他是个排爆英雄。 当然，连我自己都没料到，新疆之行竟然给我带来极大的震撼，震撼给我带来这部长篇小说。为了获得更多的写作素材，在短短的四个月里，我曾三次到新疆，北上伊犁，南下喀什、和田、库尔勒，虽然每次来去匆匆，但一次比一次更坚定了我要写新疆警察的愿望。 回到北京后，我曾阅读了与新疆历史有关的十几本书，像《赛福鼎回忆录》、《包尔汗回忆录》、《新恐怖主义透析》、《中亚史》、《西亚史》、《新疆解放史》、《西去的骑手》等等，而且在网上查阅了几十万字的有关新疆方面的资料，首先使我从理论上能够历史地、客观地看待我即将要研究的新疆警察反恐的意义对整个中华民族的重要性和巨大的贡献。 去年在新疆，我曾无数次被深深感动。在谈到感动之前，我先谈谈我的震惊。 2002年5月28日，我从北京飞到乌鲁木齐，当天就飞往喀什地区。就在我到喀什的前一天，喀什地区的泽普县刚刚发生一桩暴力恐怖案件，几名暴力恐怖分子在光天化日之下，杀害了三名维吾尔干部，其中一名就是我们的一名派出所长。喀什地区的公安局长既愤怒又痛心地说，那名派出所长正在集市上买东西，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几名暴力恐怖分子从身后猛然冲过去砍他的头。那名所长的头和脖子之间最后只连着一层皮，样子非常惨。虽然我也摸过死尸，但听了这样的事，我的第一反应还是极大的震惊。 在《冰上山的来客》的故事拍摄地？？叶城，两名恐怖组织成员，为了试自己的枪法，竟然打赌上街看谁敢杀人，结果两人在深夜拦截了一辆出租车，把一名无辜的司机开枪打死后，坐在他的身体上把车开到无人处，把死者扔下车，然后，再开车从司机身上辗过来辗过去。 另一次震惊是在伊犁。一伙暴力恐怖分子，在一个夜晚，将世代都生活在村里的一个农民全家五口都杀死。那家人平日以做豆腐为生，非常善良，与村中各民族的关系也很好，但只因他是汉族人，便被疯狂的暴力恐怖分子杀害了。 听到这些事，我只觉得毛骨悚然。在看了喀什地区公安局的反恐斗争图片展后，我坚持要去泽普县参加追悼会。在追悼会现场，我一方面看到了被害者亲属悲痛欲绝的样子，另一方面也看到了少部分群众麻木的表情，我隐约地感到，群众与公安机关的反恐工作之间好像隔着什么，非常需要一种力量去沟通。 追悼会后，我去了那名派出所长的家，见到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幼小的孩子。他的妻子未能坚持开完追悼会，便昏厥过去，但是当她醒来后，公安局的领导问她有什么要求时，她却摇摇头说，自己能把孩子带大。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位年轻女性的坚强。 就是在这次追悼会后，我偶然遇见了另一个感动我的人。他是泽普县公安局赛力乡政法副书记、派出所指导员王亚洲。开始我并不知道他是谁，当他帮我倒水时，我觉得他的右臂很别扭，就问怎么回事？于是，旁边的警察就向我介绍说，他的右臂是用纲丝穿着的，他是二级英模呀。原来，1999年10月的某个凌晨，九名暴力恐怖分子暴力袭击赛力乡派出所，当时王亚洲在右臂被击伤的情况下，用左手将子弹顶上膛，击毙击伤各一名恐怖分子。聊天中，我知道了他的身世，他的爷爷是汉族，很年轻时被日本鬼子打死；他的父亲从小被一对蒙古族夫妇收养，后被国民党抓壮丁，当了骑兵连长；当年王震进疆时，王亚洲的父亲率兵起义，为新疆的和平解放立下汗马功劳。之后，他娶了当地一位维吾尔女子为妻，生下王亚洲兄妹四人。王亚洲当兵复员后，也娶了维吾尔女子孜亚为妻。这些年，孜亚的右眼常常模糊不清，但因无钱医治，已经失明，且波及到左眼。就在王亚洲出事之前，他曾发誓，等忙过这一阵儿，就是卖血也要给妻子治眼。然而，王亚洲还在医院做第三次右臂手术时，不幸的事又发生了。他的小女儿王娜生得漂亮，且能歌善舞，北京艺术学校到新疆招生，她是南疆惟一被录取的学生。可是，在体检时，却发现王娜患了恶性脑瘤。孜亚哭着请求丈夫，一定要为救治女儿而努力。王答应了。他把亲戚家的钱借遍了，才敢到北京天坛医院。但是，临进手术室时，医生告诉王亚洲，手术费不够，还不能进行手术。王亚洲的一个朋友知道了此事劝他：“你不是二级英模吗？为什么不去找组织帮忙？”王说：“荣誉是组织发给我的，不是欠我的。”消息很快传到泽普县公安局，民警们及时捐了款。8个小时的手术结束后，当王亚洲确信手术成功时，他三步并做两步，跑到一个无人的角落大哭一场。王亚洲对我说，他真的感谢同行们给他的支持和帮助，他只想用拚命的工作来报答组织和同行们的关爱。 在如此沉重的精神压力下，王亚洲仍不放弃当一个好警察的信念令我感动。 离开泽普后，我到了和田地区。在那里，我又一次感动了，这一次，感动我的不是一个英雄，而是一个群体。 2001年秋天，和田地区曾发生过二十余名暴力恐怖分子在沙漠腹地秘密习武的事。当时，某个乡派出所的两名民警带着几个乡干部去沙漠里找人，结果双方在沙漠里发生了枪战，两名民警寡不敌众，先是被打昏抓了起来，后来见机逃离虎口。两位迷了路的警察分别于三天三夜和四天四夜之后走出浩渺的大沙漠，赢得了第二次生命。 我是怀着极大的尊敬和同情去见那两位民警的。其中那位叫艾力的年轻人，炎热的夏天却捂着厚厚的秋裤，而且关节处戴护膝，他说天气稍有变化，他全身的骨头都疼。我问他以后怎么生活呀？他笑着说，又不是我一个人受伤，我能忍受。另一位叫艾则孜的年轻人，短短的两百米路程竟走了一个小时，因为他从沙漠里逃出来时双脚已经冻黑，右脚趾被炬掉，只剩下脚后跟。所以，每走几步路，脚后跟都磨得生疼。我想，做为一个有着生存权的人，他们在走出沙漠的一瞬间，是强者。但今后的生活一点一滴该是多么不容易啊。聊天时，艾孜则告诉我，他在读警校时，有过一位女朋友，而且在他住院期间，女友还照顾过他。可是最终还是离开了他。分手的原因我在这儿就不说了，但令我感动的是，艾孜则一点都不怪女友的离去，反而真诚地说：“她跟我分手是对的，如果跟着我会吃很多苦，她跟了别人会幸福的，我希望女友过得比我好。因为我爱她。”我想，这个长相非常帅气的小伙子平实的语言感动了我。 在和田地区，我还见到一个又高又壮的英俊小伙子阿不都米吉提，他与一名恐怖分子头目进行肉搏时，对方朝他开了三枪，他已经全身是血了，仍死死抱住对手的双腿，并且最终制服了对手。后来，那个恐怖组织头目在被枪毙之前惟一的要求是，要见见那个被他开了三枪都还活着的警察，他说他只想当面称赞那个小伙子，他真棒！我问阿不都米吉提，是否想过离开警察队伍？他用并不流利的普通话对我说：“不能，离开这支队伍，我就找不到荣誉感了。”在和田，我还见到与多名恐怖分子面对面交火的四名警察，他们有的现在身上还留着散弹；有的腰被穿透了；有的眼球被打得失去正常视力，但他们见到我时，无一不是积极向上乐观的人生态度，这些都给我留下深刻的感动。 我记得在库车县，一次围捕恐怖分子的战斗中，一位冲在前面叫陈平的公安局长牺牲了，当他那八十岁的老父亲得知儿子牺牲的消息时，坚持要参加追悼会。在临出门前，他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他说：“去了之后，谁都不能给组织提要求。当年我带队伍打仗，一个冲锋上去了，不知有多少人都回不来了。我没死在战场上，现在儿子替我牺牲了，我儿子是光荣的！”可是，到了追悼会现场，这位八十岁的老人，只看了一眼躺在灵枢里的儿子，就昏了过去。 还有一次感动是在现任公安厅厅长的妻子身上感受到的。 当我敲开厅长的家门时，他的妻子刚做完胆切除手术。她是一个看上去极其普通的中年女人。见到我，她直率地抱怨道：“这个家，孩子是我一手辛辛苦苦带大的，平时家里买米买面的活都是我自己干。还有搬家，也是自己洗涮，自己打包，自己跑到街上去叫地板车，又拉又扛的。现在一有人提搬家，我的头皮都发麻。有一次单位拉煤，整整一吨啊，我硬是一桶一桶地自己拉回家的。母亲正好来看我，她心疼地说，明天早晨你肯定起不来床。可是，第二天，我咬着牙硬是起床了，因为孩子要上学，我是一名警察，也要去工作。还有一次是冬天，我自己倒腾一个几十斤重的铁炉子，那次，我清楚地听见自己的腰部‘嘎’地响了一下，当时就不能动了，腰椎间盘凸出了。接着我便本能地哇哇吐出来，边吐边哭，丈夫闻讯把我送到医院，医生说，要开刀，但成功率只有百分之十几。那时，我恨死了丈夫，我发誓，一旦能从床上站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离婚。”这位厅长的妻子是幸运的，手术做得很成功，她又恢复了正常。她也没提离婚的事。因为她舍不得，她觉得自己的丈夫不是不爱她，而是没有时间照顾她，当看到警察们都极其尊重自己的丈夫时，她又觉得嫁给这样的人值了。 新疆公安厅的一名维吾尔族副厅长，每遇大案，自己必亲自骑着毛驴到村子里去摸情况，我想，也只有新疆的公安厅长才有这样的做派，才有这样的人格力量。 回到乌鲁木齐后，我采访了92年发生在昆仑山那场战斗的主要参与者黄亚波（现任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副局长）。他回忆那场战斗的残酷性时说，当时7名暴力恐怖分子进了昆仑山企图越境潜逃。为此，前任公安厅长亲自飞到昆仑山的“麻扎”兵站设立了临时指挥部。要打仗就要有人牺牲。在组成一支16人的“敢死队”之前，厅长看着黄亚波的眼睛问在坐的几十名队员：“亚波，你看谁进山合适？”黄亚波沉默了，整个会场沉默了整整五分钟。之后，厅长又一字一顿地问道：“亚波，你看谁进山合适？”这次，黄亚波一字一顿地回答：“我？？合？？适！”就这样，一支16人的“敢死队”成立了。在进山之前，敢死队员们都写了遗书，只有一名叫买买提明的队员没写。有人问：“买买，你有什么要求？”他说：“如果我死了，就把我的尸体拖回来，别把我丢在山里让狼吃了。”还有一名新队员临出发之前，对他的战友说：“别忘了我！” 我想，敢死队员们在生与死的关头体现出来的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深深感动着我，做为他们的同行，我怎能忽略自九十年代以来形势严峻的反恐怖战斗呢？怎么能忘记这些为了内地的安宁，为了祖国的平静而浴血奋战的英雄的警察们呢？ 所有这些可亲可敬的人，这些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们都成了我小说中的人物。到了新疆，我才见识了什么叫真正的英雄好汉。那里的警察的奉献是真正意义上的奉献。所以，当我热泪盈眶地离开那片热土之后，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给内地的人民讲一段新疆警察的故事。这种冲动和热望支撑着我，写完了这部三十七万字的长篇小说。我执意地想让读者朋友通过我这些浅表的文字来深刻地认识新疆的警察们。 我所讲的故事，都是正在发生的人和事。 现在，我的故事当中的人物有的已经化作一种亲切的怀念，长存于我心中；有的已经化作一种不凡的精神，溶化在我的血液里。我曾经是那样稚拙。我想，我的灵魂落地、我的感情成熟、我的思想定型都是他们给的。我想把我这种真切的感受传导给读者，我想让你们跟我一样怀念他们。谁都渴望在和平的环境里幸福地生活，而他们却被剥夺了这种权力。 许多记者喜欢往东南沿海城市跑，那里富有而滋润。自从遥望过巍巍的昆仑山以及静静的叶尔羌河，自从穿越了举世壮观的沙漠公路，聆听过欢快而奔放的南疆民歌，我就认准了广袤无垠的新疆。虽然那里相对贫困，但警察们在精神上绝对富有。贫困算什么？贫困才要发展。我从不怀疑新疆的明天更美好。同时，也坚信新疆的警察是中国最棒的警察，因为他们的荣誉感最强。 别人往东跑，我却往西去。作为一个热爱生活的写作者，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都想抓到手里是不可能的。在挑战与安逸之间，我总是选择前者。因为挑战就能带来创造的欲望，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创造的快乐更快乐呢？我喜欢以记者的心态写作。那是一种行走的感觉，一切都呈现着新鲜和动感，呈现着生命的生生不息。那种感觉就像流动的水，荡漾着，永不干涸。 如果给我第十次出远门的机会，我仍然选择新疆。那里是思想者的天地，疆域无界，我会觉得自己非常渺小。如果有谁总是觉得自己很高的话，新疆可以让你放平心态。 惟有在新疆，我的灵魂一次次得到净化；惟有在新疆，我才能找到最本真的质朴、亲切、热情、温暖、无私和宽广；惟有在新疆，我看见了真正的战场和英雄；惟有在新疆，我看到了各族女孩们掩饰不住的美丽、勤劳和善良，我欢乐着她们的欢乐，担忧着她们的担忧；惟有在新疆，我看到了自己的光荣和梦想。人生苦短，许多人在生命结束时，都没能分清他要什么。所幸的是，我分清了：我要在新疆行走的感觉；我要英雄主义的情怀托起我生命的底座。我想，这部小说不是我一个人完成的，它凝结着许许多多关注新疆、热爱和平的人们的智慧与期盼。只可惜，我的才智有限，无力写出完美的作品，在此，也请关注西部的读者海涵。 在这样一个宁静而有深度的夜晚，疆野无限宽阔，我即将要与我小说中的人物一一告别了。告别的瞬间，我已经开始怀念他们。我觉得，自从我踏入新疆那片热土，我就永远地成为了他们的一部分，并且努力使自己配得上他们的期望。在他们为国家的利益浴血奋战之际，我惟有写出这些文字来慰藉他们。 作者简介： 张西，三级警督，公安部《啄木鸟》杂志副主编。曾出版《中国打拐大案实录》、《透视废墟的原本面目》及散文集《天高地阔我爱你》。《国家荣誉》系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人民网 2004年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