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车马不是秦代之物观点交锋［转帖］

铜车马出土的位置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在秦始皇陵封土附近，继兵马俑之后，又发现了另一处世人瞩目、誉满全球的国宝级文物---这就是人们熟知的“铜车

铜马”。为什么它刚一露头，就受到各方人士的关注和青睐？这是因为：它的形象完全震撼了整个世界，尤其是那八匹栩栩如生的铜马，即便

是当代最卓越的雕塑家们，对它也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这是古今雕塑史上的惊天之作。

    从雕塑艺术这个角度去审视，无论它的比例、还是造型，都是极其完美、甚至是无可挑剔的，在进一步地对照了世界著名雕塑图像之后，

人们有理由得出结论：这一大型的雕塑作品，完全可以与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以及东西方任何国家的“同类”雕塑相媲美，谁说中国古代的

雕塑艺术，不如欧洲经典辉煌的传世之作，铜车铜马的破土而出，难道不是一个最有力的回答！

    对于铜车马的美学价值，人们给予百分之百的肯定，然而对它制造年代的考证，却是一个百分之百没有解决的问题。当年，由于它出土在

秦始皇陵封土外侧二十米处，秦俑馆的考古学家，自然而然将它定性、定名为“秦始皇陵铜车马”。言下之意，它肯定是秦代之物，它的主人

非秦始皇莫属，它必然也像一九七四年发现的兵马俑那样，一定就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品。

    时间已经过去二十五年，因为许多人都这么传着说，大家也就觉得很顺口。按常理说，人们出于对考古学家工作的崇敬和信赖，不管他们

说些什么，总会全盘接受的；再加上媒体一律正面的报道，所以人们对“秦始皇陵铜车马”这个定性结论，早就习以为常，既没有产生怀疑，

也没有更多人对它进行“逆向”的思考。显然在考古界里面，已经成为一种“公论”了。

    直到二〇〇四年八月，在秦俑馆网站的“论坛”上，偶然出现了一个不寻常的帖子，有人提问道：“铜车马上的许多部件，是否都属于同

一个时期制作的？”不久，就有人跟帖说：“铜车马，既然不在兵马俑坑里出土，和兵马俑不存在实质性的联系，那么它有什么理由，经常被

当作‘秦始皇兵马俑大展’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国内外的公众见面，这是否有点名不符其实！”

    紧接着有人议论：中央已决定，今后几十年不准发掘秦始皇陵，有关陵墓的秘密，恐怕一时难以解开。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证明，当年

发现的铜车马，肯定是秦始皇的陪葬品？难道在铜车马上，找到了与秦始皇有关的“标识”？找到了当年有以铜车铜马作为陪葬的史料记载？

如果什么也没有，那么“秦始皇陵铜车马”这一定性结论，岂不真成了一阵“空穴来风”？


    既然“异见”已经出现了，讨论也就不断深入。有人说“这么多年来，只要在骊山北麓发现文物，几乎都被当作秦始皇的陪葬品；甚至若

干年后将要在这里发现的文物，预先就能断定它一定就是秦代的器物。反正，此地的文物，有多少、算多少，统统都能装进‘秦始皇陵考古发

现’的大箩筐之中。也就是说，这里的考古发现，一直就不见有严格、科学的定性论证！”

    比如，一九九七年五月发现的石甲、石盔，就是轻而易举地被认定为秦始皇陵陪葬品的。有人提出，在整个秦朝、秦国的历史上，什么时

候以它们装备过自己的军队。著名考古学家袁仲一先生，多次发表文章说过，秦军从来都是不戴头盔的“科头”，那么这些头盔怎么可能会与

秦军有关？现在，人们再去看看，铜车马的出土和它的定性，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至今，国内外有关秦陵铜车马的消息、评论、文章、著作，已经达到上万种之多，然而，对于铜车马本身“定性”这个最为重要的问题，

根据《考古发掘规程》的要求，应该有相应的考古论证才对。在已经正式发表的、有着几十万言的《铜车铜马发掘报告》里面，对每个部件、

每个纹饰、每个细节，都有详细的描述，而对“定性”这两个字，总不能够避而不谈吧？
      
   　定性的“依据”在哪里？
     不幸的是，这话竟被言中了。人们查遍了来自秦俑馆的所有与铜车马有关的材料，翻遍了出自学术界的所有与铜车马有关的研究成果，对

于铜车马的“定性、定名”，竟然也是一个学术上的空白点。为什么铜车马属于秦始皇陵，是秦始皇的陪葬坑，自始至终都不见有任何人出来

论证，与铜车铜马有关的文字资料，多如牛毛，然而却找不到“半”个与定性有关的文字！

    这是一种无意的疏忽，还是出于观念上的偏差？外人一下子是说不清楚的。反正，从铜车马出土的那一天起，它就已经被贴上一张“秦始

皇陵考古新发现”的金色标签了。当年为证明兵马俑是秦始皇的陪葬品，秦俑馆的考古学家，还去想方设法找一点论证的依据；而对铜车马的

定性来说，却是那样毫不费力的信手拈来，不用说上“半”句话，就把一切“敲定”了！

    按照考古学的规程，哪有做出考古结论而不作论证的？哪有不作论证，就能使定性结论得以成立的？有人反问，铜车铜马本身就在秦始皇

陵封土边上发现，难道还要再进行什么考证不成？人们要说，铜车马出土“在封土边上”，只说明发现文物的确切地点，而以它去作定性依据

，则是很不科学的。因为地点和文物之间，两者並不存在一种必然的、准确的断代关系。

    谁都知道：西安地区的墓葬密度，居全国之首。在许多的建筑工地上，经常能挖到几十座、甚至上百座的古代墓葬；那种“冢连冢、墓压

墓”，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墓葬，可说是比比皆是。谁能排除在骊山北麓广大地区，不存在这种最常见的墓葬“叠压”或者“打破”的现象

？如果发生了“叠压”或者“打破”，那么墓葬器物的归属，一下子也就很难说得清楚了。

    几千年来的中国，人人都想“入土为安”，有限的土地，怎能满足这种无限的需求。古代墓葬用地的矛盾，一向是很尖锐、很复杂的。解

决矛盾的方法，无非只有两类：一是千方百计地提高利用率，靠“挤”的办法，谋求墓葬的一席之地；二是凭借手中的强权，去夷平、圈占、

吞噬前人和他人的墓地。谁又能一口咬定，这铜车马坑一定不是被秦始皇陵圈占进去的？

   《临潼县志》明确记载：“临潼，本汉唐近畿地，贵族大家，多葬于此，荒丘断垒，所在皆是。”近畿之地，是国都或京城的近郊。临潼胜

迹，天下闻名，骊山、渭水之间广阔地带，是一块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这里背山面水的每寸土地，人人都会对它垂涎欲滴。在《周礼·春官

》当中，就有当时墓地争夺的记载，可见强占、豪夺之风，自古以来，一直就是普遍存在的。

   《晋书·刘曜载记》中记载：“曜葬其父及妻，下锢三泉、上崇百尺，积石为山，增土为阜，发掘古冢，以千百数。”刘曜是公元三一八年

，建都于西安的前赵时期的一位君王，他在安葬自己两位亲人时，选择了一块需要“下锢三泉”的墓地，而且还压占、毁坏了“数以千计”的

他人“古冢”。离西安最近的、需要“锢三泉”下葬的，恐怕与骊山也不会相距得太远。

   　唐·苏颋《垅上记》上也说过，“郗方回葬妇于骊山，治墓，多平夷古坟，后坏一冢，构制甚伟，器物殊盛。”可见，在骊山附近被他压

毁的，有的也是结构奇伟、陪葬丰厚的大型古墓。就在下和--西杨村附近，地上地下的墓冢，同样多得不知其数。而要断言秦始皇陵周围，是

一块没有他人墓葬的“净土”，上下几千年来，只供秦始皇一人独自享用，这是不可能的。

    《汉书·刘向传》记载：西汉时期“成帝营起昌陵，积土为山，发民坟墓，积以万数。”《汉书·东方朔传》记载：当年汉武帝修建上林

苑，也是“坏人冢墓，发人室庐。”后世的许多帝王，在建陵墓、造宫苑时，都在平毁、吞噬“万数”他人墓葬，对于号称“世界第一”的秦

始皇陵而言，要去侵占前朝、前人冢墓，更是“没商量”的事情，这也不值得人们大惊小怪！
秦代的“铸剑”最高峰？
    二〇〇四年中央电视台，反复地映播了一部《复活军团》的纪事片。它告诉人们：燕国的荆轲刺杀秦始皇时，秦始皇三次拔不出剑来进行

还击，这是因为他的佩剑太长的缘故。解说词称：“青铜剑普遍宽而短，60厘米似乎是青铜剑的极限，在兵马俑坑中发现的剑，长度超过了91

厘米。”有人将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断定秦始皇的佩剑，就是这样一种91厘米长的青铜剑！

    《史记·刺客列传》上记载：“秦王惊，拔剑，剑长。荆轲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铜柱。”这里的“铜柱”两个字，应该引起人们

高度的重视。《汉书·贾山传》上说，“阿房之殿，高数十仞”。若以青铜为柱，它需要的铜材是十分可观的。由此可知，秦国早就开始大量

地销毁铜制兵器，秦国冶铜业的主要职责，已由制造兵器，转变为加工宫殿建筑所需的青铜构件。


    人们在铜车马坑中，意外地发现了一批比91厘米铜剑，还要长30厘米左右的佩剑。由于秦俑坑中发现的91厘米铜剑，已经直接与秦始皇本

人的特殊用剑，联系在一起，致使人们不得不去思考：铜车上那些更长的剑，还能再继续称之为铜剑吗？如果还是铜剑，那么秦俑馆的考古学

家们，在谈论秦始皇的“长剑”时，为什么根本不提在铜车马坑中，那些长度比这更长的佩剑！

    如果这是更长的铜剑，它的价值自然更高；如果这是铁剑，无疑又是一个惊天的发现。有人若问：铜御手俑当然佩的是铜剑，怎么会冒出

一个“是铜、是铁”的问题来？看来，解释一下是必要的：铜车铜马虽然用铜铸造，但作为雕塑艺术，它们本身都有生活的原型：铜车以木车

为原型，铜御手以真人为原型。现在要弄清的是，御手俑佩剑的原型，是“铜剑”，还是“铁剑”？


   　对秦俑坑里面出土的长度为91厘米铜剑的研究，秦俑馆已经下了很大的功夫。他们说：俑坑出土的青铜剑，反映了秦代“青铜兵器按标准

化生产，从而把兵器的研制、发展到了它的高峰，这是世界冶金史上的一项奇迹，是对世界发明的又一伟大贡献。”有人认定，俑坑中91厘米

铜剑的存在：“暗示着秦军对格斗技巧的认识，有了某种重大的突破，是青铜剑铸造工艺的顶峰。”


    既然，俑坑中91厘米的铜剑，占据了“高峰”、“顶峰”的位置，就意味着所有比它更长的剑，完全被排除出铜剑系列之外，所以在谈论

铜剑时，根本就没有它们的位置。然而，只要稍下一点功夫，对它们作一番认真地研究的话，人们就能知道：这些比91厘米更长的剑，实际上

是一批更了不起的剑；不管它最终会被确定为铜剑、还是铁剑，都有可能掀起一场新的学术地震。

    那么，铜车马坑里面发现的剑，到底有多长呢？从阎红霞的《秦陵铜车马坑中出土青铜剑》中可知，剑的长度为56.2厘米；从秦俑馆的《

铜车铜马发掘报告》中可知，御手俑这柄剑，长度为60.34厘米；从秦俑馆马青云先生的《铜车马佩剑之我见》中可知，御手俑这柄剑长度为70

厘米。来自秦俑馆的材料，一直都在宣称，这组铜车铜马，是按照原型二分之一的比例雕塑的。


    将御手的佩剑，放大一倍变成原型剑之后，那么它们的实际长度，应该为112.4厘米、120.68厘米、140厘米，它们与91厘米铜剑相比，无

疑是一种技术的大跃进。如果秦代能够造出140厘米的青铜剑，那么原来秦俑馆认定的“铜剑之王”为91厘米的说法，也就要被彻底地推翻了，

有关秦代的铸剑的历史，当然要去重新志改写，因为只有140厘米的剑，才是它的“顶峰”啊！


    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在秦王朝仅有十几年的历史进程中，有没有条件将铜剑由91厘米，再加长50厘米，变成一种真正的“超长之剑”

。因此，要认定铜车马及其御手俑的佩剑，真正属于秦王朝的文物，那么首先就应当确认，秦代的铜剑铸造技术，几乎在一夜之间，放出了一

个特大“卫星”，发生过一场空前的、突飞猛进的技术“大跃进”，将青铜剑一下子就加长到140厘米！
      
    这不是“铜剑”是铁剑
    在郴州奎马岭二号墓中出土一柄107厘米的铜剑，在临沂金雀山周氏墓群中，出土一柄110厘米的铜剑，剑虽然在汉墓中出土，但它的制造

年代，仍有可能属于战国。正如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有秦昭王纪年的铜制兵器一样，清·田邦璿在《古剑》中有“秦耶汉耶不可识，周鼎殷

球同大年”的诗句，意思是有些古剑，究竟属秦、属汉，一时间是很难分辨得清楚的。

    从各地出土情况看，确实没有发现比郴州、金雀山更长的铜剑了，说它们是铜剑的极限长度，应该是可信的。铜剑的长度再增加，剑的重

量也要急剧上升，再要单手使用就很困难；而且剑身加长之后，它脆弱、易断的弊端，更加暴露无遗。郴州的铜剑，出土时就是被压断了的。

有人不是说91厘米的铜剑，很难拔出使用吗？那么无限加长的铜剑，情况岂不更加糟糕。

    其实，在铜车马坑中御手俑的原型120厘米、或者是140厘米的“长剑”，絕对不可能是真正的铜剑，而是一柄比铜剑更长、更轻便的钢铁

之剑。用钢铁材料，去锻造一柄锋利无比的、长度达到120～140厘米的剑，这在当时根本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广州南越王墓中的一柄铁剑，

它的长度竟达到了152厘米。此剑刚柔兼得，可以任意从剑鞘中，自如地拔出使用。

    袁仲一先生在《秦始皇兵马俑研究》中说，秦国的冶铁业在春秋时期就有长足的发展，但都拿去制造农具、工具去了，而制造兵器的，还

只能是青铜。这与《管子·小匡》一书中所说“美金以铸戈剑矛戟、恶金以铸斤斧鉏夷”的情况是没有区别的。他告诉人们，四百多年之后的

秦始皇，剑仍然是由“美金”(青铜)制造，而称为“恶金”的铁，不能够登上大雅之堂。

    有人还断言，诸侯六国普遍用铁制兵器，而唯独秦国没有这样做，这也是根据俑坑没有发现铁制兵器，被反推出来的一种说法。实际上，

秦国和秦代，是不能同年而语的，统一后的秦代，不仅是原来的秦国和其它诸侯六国的总和，而且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都得到飞跃发展的

秦代。硬说秦代没有铁制的兵器，那么诸侯六国原来的铁制兵器，难道都从地球上消失了？


    秦始皇拥有全国冶铁资源和冶铁技术，加上他从战场上缴获的战利品，致使秦王朝有用不完的铁制兵器。秦代铁剑要比秦俑坑里的青铜剑

，更先进、更精良。六国军队装备的铁制兵器，统一之后，变成秦代的铁制兵器；秦代军队装备的铁制兵器，不久又悉数变成为汉代的兵器；

所以，在许多西汉墓中出土的铁制兵器，很难说不是秦代、甚至是战国时期遗留下来的。

    有人说，俑坑的青铜兵器，与殷周相比较，冶炼技术提高，铸造工艺精细，既含铬又含镍，怎么能说是一种落后的兵器？兵器落后不落后

，要和同时代的其它兵器相比，青铜兵器再精良，比不过当时的钢铁兵器；青铜兵器再先进，钢铁兵器比它还要先进。一柄铜剑和一柄钢剑，

相互交锋时，真正被砍断的，肯定是铜剑，钢剑能“砍铁如泥”，难道还不能去“砍铜”！

    有资料显示：当骑兵手中握有轻便、锋利、特长的钢铁兵器，随着战马以每秒8～12米的速度冲向敌阵时，它的杀伤力决不亚于现代的一把

冲锋枪。骑兵和优质的铁剑，相得益彰，成为最佳的军力组合；秦时的骑兵，若以沉重的铜剑装备，还有什么战斗力可言！铜剑的长度很受限

制；与此相反的是，展示在世人面前最精长的兵器，都是令人吃惊的、超长的钢铁之剑。

   　河北滦县战国墓中出土的铁剑，长度已达100厘米；燕下都遗址出土的铁剑，长度已达104厘米；陕西风翔秦墓中出土的铁剑，长度已达

105厘米；湖南郴州楚国墓葬中出土的铁剑，长度已达140厘米。这么一种超级的钢铁之剑，是青铜剑所望尘莫及的。人们由此可以断言：只有

用这种钢铁的材料，才能锻造出像铜车马坑中那样120厘米、或者140厘米的优质剑。
秦始皇“身佩”太阿剑
    郭沫若在《青铜器时代》一书中说：“中国的青铜器时代，它的下限是很明瞭的，便是在周秦之际。由秦以后便转入铁器时代。兵器的用

材，在这儿是最好的标准。世存的古兵器，如戈、矛、剑、戟之类，凡是秦以前的都是铜制，铁制者未见，而秦以后的铜制兵器也完全絕迹了

。”秦始皇作为中国第一个封建帝王，是他完成了由铜器时代向铁器时代的历史大转变。

    “周秦之际”，亦即在“秦以前”和“秦以后”的交替过程中，有一条明显的分界线。这条“线”，就是以锋利无比的铁剑“划”出来的

：秦始皇横扫六国，完成统一大业不久，彻底销毁了全国所有的铜制兵器；伴随着封建制度的正式确立，中国经历了漫长的石器时代、铜器时

代之后，从此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铁器时代。以铁代铜，这就是历史巨变、社会进步的重大标志。

    有人说，秦始皇只销毁了民间兵器，而秦军以及武库中的铜制兵器，都仍然完好无损地得到保存。事实并非如此。司马迁《史记·秦始皇

本纪》里记载说：“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锺鐻，金人十二，各重千石。”《史记·索隐》也说道：“铜人十二，各重三十四万斤。”

什么是“天下”呢？“天下”者，就是“国家”，秦始皇收缴的是，整个“国家”的铜制兵器！

    运到咸阳的“铜兵”，铸成十二个大铜人，到底销毁了多少兵器？一柄91厘米的青铜剑，重约四斤，每个铜人按三十四万斤估算，总共熔

化了四百万斤兵器，相当于销毁一百多万柄青铜剑。佩剑是一种身分的标记，只有少数军官佩带，一柄剑的青铜，能够造出无数的短小兵器。

所以，当时为了浇铸十二个铜人，实际上是销毁了几百万军队原来用于作战的青铜兵器。

    江淹在《铜剑赞》中说：“春秋迄于战国，战国至于秦时，攻争纷乱，兵革互兴，铜既不充给，故以铁足之；铸铜既难，求铁甚易，故铜

兵转少，铁兵转多。年甚一年，岁甚一岁，渐染流迁，遂成风俗。”到了秦代，铜制兵器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还是郭沫若先生说得好：“秦始

皇的销毁铜兵，并不是表明从此不打仗，而是表明，从此不用铜兵作为主要武器来打仗。”


    人所共知的阿房前殿，在通往北阙的道路两旁，立着十二个铜人，宫殿重重入口，又以磁石镶嵌，这就是闻名于世的“磁石门”。《长安

志》中说：“磁石门，东西有阁道，垒磁石为之，著铁甲入者，磁石吸之，不得过。”如果秦代只有铜制兵器、没有铁制兵器的话，安装“磁

石门”又能起什么作用？《淮南子·说山训》说得好：“磁石能引铁，及其于铜则不行也。”

    秦始皇的佩剑，一直就有明确的史料记载，《史记·李斯列传》上说：“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

陛下指的就是秦始皇，说秦始皇“服”着“太阿之剑”。“服剑”就是“佩剑”的意思。在《史记·索隐》又记载着：“楚王召欧冶子、干将

作铁剑三，一曰干将、二曰莫邪、三曰太阿。”所以秦始皇佩的“太阿”剑，确实是一柄铁剑。

   《史记·正义》记载：“秦王召姬人鼓琴，琴声曰‘罗縠单衣，可掣而絕，八尺屏风，可超而越，鹿卢之剑，可负而拔’。”这里所说的“

鹿卢剑”是什么剑？《盐铁论·论勇》说，荆轲拿的是一尺八寸长的匕首，而秦始皇佩的是一柄七尺长的利剑，七尺就是161.7厘米。《战国策

》说“韩卒之勇，被坚甲，带利剑”，这里的“利剑”，指的是有如韩国锋利无比的铁剑。

    有的先生还说，考古学本身就是根据已有的考古证据，进行合理的“猜测”，而目前有实证的，只有俑坑出土的这柄91厘米的铜剑，所以

人家做出那种“猜测”也是正常的。然而，秦始皇服“太阿”、“鹿卢”剑，有众多的史料依据，也有其他秦墓及铜车马坑中存在更长的“铁

剑”作实证。这么多确凿的材料，都没有办法去排除和否定，难道这也叫“合理的猜测”？

    小矮个“能当”御林军？
    许多考古学家，对于铜车马坑、秦俑坑两地出土的文物，把注意力都放在寻找“共同点”上，而对它们存在着更多的“差异点”，却没有

太大的兴趣。寻找“共同点”的目的，是要将两者连接在一起；寻找“差异点”的目的，是要将两者的关系割断。如果“共同点”压倒“差异

点”，它们自然是“一家”；如果“差异点”压倒“共同点”，那它们肯定就不是“一家”。

    在人们的印象当中，秦代军人的形体是高大无比的。经常可以看到发自秦俑馆的以下一些报道材料：“秦俑身高175厘米至200厘米，平均

身高为180厘米”；“作为秦始皇贴身卫队的每个士兵，它们都是从军队，或者是直接从民间挑选出来的形体高大者来充任的”；“秦人向来崇

尚形体高大，有以形体高大象征人体美的好传统”；“秦俑身材，可以说是大力士的形象”。

    然而，人们在铜车马坑中看到的御手俑，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矮个子形象。因为，如果把铜御手从车上搬到车下，与铜马紧靠一起，如果

从马背这边望过去，大概只能看到铜御手俑的一个颈部和头部。具体地说，铜御手俑的身高84.5厘米，铜马的体高66厘米，将它们放大一倍之

后，御手俑的身高为169厘米，铜马的体高为132厘米，两者之间的高度只差37厘米。

    陶俑的高度，除去踏足板、鞋、发髻或者头冠的尺寸之后，足至头顶的高度，大多在180厘米以上，其中个子最高的达到188厘米；俑坑里

陶马的体高尺寸，也就是马足至鬐甲的高度，为133厘米。将俑坑陶俑、陶马，紧靠在一起，陶俑的头部比马背就高出了大约55厘米。御手俑是

秦始皇“安车”的车士，属于特种部队性质，为什么他们的身材，竟会如此的低矮？

    秦时，军队的兵源，有募兵和征兵两种。募兵是指当时的“练士、练卒”，从各地招募而来，它的选兵标准非常严格，而且还要经过系统

作战训练，这是秦军担任野战、卫戍任务的主体部分。遇到战事吃紧时，采取临时征兵的做法也是有的：如秦、赵长平之战时，秦昭王曾经下

令将身高七尺（161.7厘米）的小个子，或者年龄为六十三岁的老头子，一起开赴上党前线。

    这毕竟是一种应急的措施，由于兵员的年龄越大，战斗力下降越多；个子越小，体能耐力越缺乏，所以在正常年代，两者都並不可取。正

规的秦军部队，无论是骑手、步卒和车士，都有严格的选用标准。《六韜·武车士》记载：“选车士之法  ，取年四十以下，长七尺五寸以上

。”年龄在四十岁以下，身高在七尺五寸（173.3厘米）以上，这就是录用车士的最低标准。

   《吕氏春秋·简选》上记载：“选练角材，欲其精也。”《荀子·议兵》上也说：“（先）以度（合适的身材）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

石之弩，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可见它对身高、体能的要求是很高的；尤其身高条件，是当时挑选军人的第一

标准。如果要招募、组建直接听命于秦始皇的御林军，那么对身高的要求，只会比这还要严格。

    显而易见，在铜车马坑中，身高只有169厘米的小个子，连取得军籍的资格都不具备，又怎么可能充当秦始皇的御前侍卫，又怎么可能作为

皇家御林军的一员，去驾驭秦始皇的“安车”？统一以后的秦王朝，难道找不出一个高个子、或者中等个子的御手来？或许御手俑真的就是秦

昭王时期的形象，因为在秦国，只有秦昭王才下令征招过“小个子兵”的史料记录啊！

    秦俑坑里陶俑的“身材”都很高，但它也有像御手俑一样的“个头”不符合选士标准的“矮个子兵”。从《一号坑发掘报告》上的材料来

看：第352页中的175号袍俑的身高为169.5厘米；第356页中的86号袍俑的身高为168厘米；47号袍俑的身高为166厘米。这好像也应该是秦昭王

时期，处于紧急状态时，由于兵源不足而临时征调而来的“非标准个头”士兵吧！
铜车马出土的位置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在秦始皇陵封土附近，继兵马俑之后，又发现了另一处世人瞩目、誉满全球的国宝级文物---这就是人们熟知的“铜车

铜马”。为什么它刚一露头，就受到各方人士的关注和青睐？这是因为：它的形象完全震撼了整个世界，尤其是那八匹栩栩如生的铜马，即便

是当代最卓越的雕塑家们，对它也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这是古今雕塑史上的惊天之作。

    从雕塑艺术这个角度去审视，无论它的比例、还是造型，都是极其完美、甚至是无可挑剔的，在进一步地对照了世界著名雕塑图像之后，

人们有理由得出结论：这一大型的雕塑作品，完全可以与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以及东西方任何国家的“同类”雕塑相媲美，谁说中国古代的

雕塑艺术，不如欧洲经典辉煌的传世之作，铜车铜马的破土而出，难道不是一个最有力的回答！

    对于铜车马的美学价值，人们给予百分之百的肯定，然而对它制造年代的考证，却是一个百分之百没有解决的问题。当年，由于它出土在

秦始皇陵封土外侧二十米处，秦俑馆的考古学家，自然而然将它定性、定名为“秦始皇陵铜车马”。言下之意，它肯定是秦代之物，它的主人

非秦始皇莫属，它必然也像一九七四年发现的兵马俑那样，一定就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品。

    时间已经过去二十五年，因为许多人都这么传着说，大家也就觉得很顺口。按常理说，人们出于对考古学家工作的崇敬和信赖，不管他们

说些什么，总会全盘接受的；再加上媒体一律正面的报道，所以人们对“秦始皇陵铜车马”这个定性结论，早就习以为常，既没有产生怀疑，

也没有更多人对它进行“逆向”的思考。显然在考古界里面，已经成为一种“公论”了。

    直到二〇〇四年八月，在秦俑馆网站的“论坛”上，偶然出现了一个不寻常的帖子，有人提问道：“铜车马上的许多部件，是否都属于同

一个时期制作的？”不久，就有人跟帖说：“铜车马，既然不在兵马俑坑里出土，和兵马俑不存在实质性的联系，那么它有什么理由，经常被

当作‘秦始皇兵马俑大展’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国内外的公众见面，这是否有点名不符其实！”

    紧接着有人议论：中央已决定，今后几十年不准发掘秦始皇陵，有关陵墓的秘密，恐怕一时难以解开。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证明，当年

发现的铜车马，肯定是秦始皇的陪葬品？难道在铜车马上，找到了与秦始皇有关的“标识”？找到了当年有以铜车铜马作为陪葬的史料记载？

如果什么也没有，那么“秦始皇陵铜车马”这一定性结论，岂不真成了一阵“空穴来风”？


    既然“异见”已经出现了，讨论也就不断深入。有人说“这么多年来，只要在骊山北麓发现文物，几乎都被当作秦始皇的陪葬品；甚至若

干年后将要在这里发现的文物，预先就能断定它一定就是秦代的器物。反正，此地的文物，有多少、算多少，统统都能装进‘秦始皇陵考古发

现’的大箩筐之中。也就是说，这里的考古发现，一直就不见有严格、科学的定性论证！”

    比如，一九九七年五月发现的石甲、石盔，就是轻而易举地被认定为秦始皇陵陪葬品的。有人提出，在整个秦朝、秦国的历史上，什么时

候以它们装备过自己的军队。著名考古学家袁仲一先生，多次发表文章说过，秦军从来都是不戴头盔的“科头”，那么这些头盔怎么可能会与

秦军有关？现在，人们再去看看，铜车马的出土和它的定性，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至今，国内外有关秦陵铜车马的消息、评论、文章、著作，已经达到上万种之多，然而，对于铜车马本身“定性”这个最为重要的问题，

根据《考古发掘规程》的要求，应该有相应的考古论证才对。在已经正式发表的、有着几十万言的《铜车铜马发掘报告》里面，对每个部件、

每个纹饰、每个细节，都有详细的描述，而对“定性”这两个字，总不能够避而不谈吧？
      
   　定性的“依据”在哪里？
     不幸的是，这话竟被言中了。人们查遍了来自秦俑馆的所有与铜车马有关的材料，翻遍了出自学术界的所有与铜车马有关的研究成果，对

于铜车马的“定性、定名”，竟然也是一个学术上的空白点。为什么铜车马属于秦始皇陵，是秦始皇的陪葬坑，自始至终都不见有任何人出来

论证，与铜车铜马有关的文字资料，多如牛毛，然而却找不到“半”个与定性有关的文字！

    这是一种无意的疏忽，还是出于观念上的偏差？外人一下子是说不清楚的。反正，从铜车马出土的那一天起，它就已经被贴上一张“秦始

皇陵考古新发现”的金色标签了。当年为证明兵马俑是秦始皇的陪葬品，秦俑馆的考古学家，还去想方设法找一点论证的依据；而对铜车马的

定性来说，却是那样毫不费力的信手拈来，不用说上“半”句话，就把一切“敲定”了！

    按照考古学的规程，哪有做出考古结论而不作论证的？哪有不作论证，就能使定性结论得以成立的？有人反问，铜车铜马本身就在秦始皇

陵封土边上发现，难道还要再进行什么考证不成？人们要说，铜车马出土“在封土边上”，只说明发现文物的确切地点，而以它去作定性依据

，则是很不科学的。因为地点和文物之间，两者並不存在一种必然的、准确的断代关系。

    谁都知道：西安地区的墓葬密度，居全国之首。在许多的建筑工地上，经常能挖到几十座、甚至上百座的古代墓葬；那种“冢连冢、墓压

墓”，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墓葬，可说是比比皆是。谁能排除在骊山北麓广大地区，不存在这种最常见的墓葬“叠压”或者“打破”的现象

？如果发生了“叠压”或者“打破”，那么墓葬器物的归属，一下子也就很难说得清楚了。

    几千年来的中国，人人都想“入土为安”，有限的土地，怎能满足这种无限的需求。古代墓葬用地的矛盾，一向是很尖锐、很复杂的。解

决矛盾的方法，无非只有两类：一是千方百计地提高利用率，靠“挤”的办法，谋求墓葬的一席之地；二是凭借手中的强权，去夷平、圈占、

吞噬前人和他人的墓地。谁又能一口咬定，这铜车马坑一定不是被秦始皇陵圈占进去的？

   《临潼县志》明确记载：“临潼，本汉唐近畿地，贵族大家，多葬于此，荒丘断垒，所在皆是。”近畿之地，是国都或京城的近郊。临潼胜

迹，天下闻名，骊山、渭水之间广阔地带，是一块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这里背山面水的每寸土地，人人都会对它垂涎欲滴。在《周礼·春官

》当中，就有当时墓地争夺的记载，可见强占、豪夺之风，自古以来，一直就是普遍存在的。

   《晋书·刘曜载记》中记载：“曜葬其父及妻，下锢三泉、上崇百尺，积石为山，增土为阜，发掘古冢，以千百数。”刘曜是公元三一八年

，建都于西安的前赵时期的一位君王，他在安葬自己两位亲人时，选择了一块需要“下锢三泉”的墓地，而且还压占、毁坏了“数以千计”的

他人“古冢”。离西安最近的、需要“锢三泉”下葬的，恐怕与骊山也不会相距得太远。

   　唐·苏颋《垅上记》上也说过，“郗方回葬妇于骊山，治墓，多平夷古坟，后坏一冢，构制甚伟，器物殊盛。”可见，在骊山附近被他压

毁的，有的也是结构奇伟、陪葬丰厚的大型古墓。就在下和--西杨村附近，地上地下的墓冢，同样多得不知其数。而要断言秦始皇陵周围，是

一块没有他人墓葬的“净土”，上下几千年来，只供秦始皇一人独自享用，这是不可能的。

    《汉书·刘向传》记载：西汉时期“成帝营起昌陵，积土为山，发民坟墓，积以万数。”《汉书·东方朔传》记载：当年汉武帝修建上林

苑，也是“坏人冢墓，发人室庐。”后世的许多帝王，在建陵墓、造宫苑时，都在平毁、吞噬“万数”他人墓葬，对于号称“世界第一”的秦

始皇陵而言，要去侵占前朝、前人冢墓，更是“没商量”的事情，这也不值得人们大惊小怪！
秦代的“铸剑”最高峰？
    二〇〇四年中央电视台，反复地映播了一部《复活军团》的纪事片。它告诉人们：燕国的荆轲刺杀秦始皇时，秦始皇三次拔不出剑来进行

还击，这是因为他的佩剑太长的缘故。解说词称：“青铜剑普遍宽而短，60厘米似乎是青铜剑的极限，在兵马俑坑中发现的剑，长度超过了91

厘米。”有人将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断定秦始皇的佩剑，就是这样一种91厘米长的青铜剑！

    《史记·刺客列传》上记载：“秦王惊，拔剑，剑长。荆轲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铜柱。”这里的“铜柱”两个字，应该引起人们

高度的重视。《汉书·贾山传》上说，“阿房之殿，高数十仞”。若以青铜为柱，它需要的铜材是十分可观的。由此可知，秦国早就开始大量

地销毁铜制兵器，秦国冶铜业的主要职责，已由制造兵器，转变为加工宫殿建筑所需的青铜构件。


    人们在铜车马坑中，意外地发现了一批比91厘米铜剑，还要长30厘米左右的佩剑。由于秦俑坑中发现的91厘米铜剑，已经直接与秦始皇本

人的特殊用剑，联系在一起，致使人们不得不去思考：铜车上那些更长的剑，还能再继续称之为铜剑吗？如果还是铜剑，那么秦俑馆的考古学

家们，在谈论秦始皇的“长剑”时，为什么根本不提在铜车马坑中，那些长度比这更长的佩剑！

    如果这是更长的铜剑，它的价值自然更高；如果这是铁剑，无疑又是一个惊天的发现。有人若问：铜御手俑当然佩的是铜剑，怎么会冒出

一个“是铜、是铁”的问题来？看来，解释一下是必要的：铜车铜马虽然用铜铸造，但作为雕塑艺术，它们本身都有生活的原型：铜车以木车

为原型，铜御手以真人为原型。现在要弄清的是，御手俑佩剑的原型，是“铜剑”，还是“铁剑”？


   　对秦俑坑里面出土的长度为91厘米铜剑的研究，秦俑馆已经下了很大的功夫。他们说：俑坑出土的青铜剑，反映了秦代“青铜兵器按标准

化生产，从而把兵器的研制、发展到了它的高峰，这是世界冶金史上的一项奇迹，是对世界发明的又一伟大贡献。”有人认定，俑坑中91厘米

铜剑的存在：“暗示着秦军对格斗技巧的认识，有了某种重大的突破，是青铜剑铸造工艺的顶峰。”


    既然，俑坑中91厘米的铜剑，占据了“高峰”、“顶峰”的位置，就意味着所有比它更长的剑，完全被排除出铜剑系列之外，所以在谈论

铜剑时，根本就没有它们的位置。然而，只要稍下一点功夫，对它们作一番认真地研究的话，人们就能知道：这些比91厘米更长的剑，实际上

是一批更了不起的剑；不管它最终会被确定为铜剑、还是铁剑，都有可能掀起一场新的学术地震。

    那么，铜车马坑里面发现的剑，到底有多长呢？从阎红霞的《秦陵铜车马坑中出土青铜剑》中可知，剑的长度为56.2厘米；从秦俑馆的《

铜车铜马发掘报告》中可知，御手俑这柄剑，长度为60.34厘米；从秦俑馆马青云先生的《铜车马佩剑之我见》中可知，御手俑这柄剑长度为70

厘米。来自秦俑馆的材料，一直都在宣称，这组铜车铜马，是按照原型二分之一的比例雕塑的。


    将御手的佩剑，放大一倍变成原型剑之后，那么它们的实际长度，应该为112.4厘米、120.68厘米、140厘米，它们与91厘米铜剑相比，无

疑是一种技术的大跃进。如果秦代能够造出140厘米的青铜剑，那么原来秦俑馆认定的“铜剑之王”为91厘米的说法，也就要被彻底地推翻了，

有关秦代的铸剑的历史，当然要去重新志改写，因为只有140厘米的剑，才是它的“顶峰”啊！


    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在秦王朝仅有十几年的历史进程中，有没有条件将铜剑由91厘米，再加长50厘米，变成一种真正的“超长之剑”

。因此，要认定铜车马及其御手俑的佩剑，真正属于秦王朝的文物，那么首先就应当确认，秦代的铜剑铸造技术，几乎在一夜之间，放出了一

个特大“卫星”，发生过一场空前的、突飞猛进的技术“大跃进”，将青铜剑一下子就加长到140厘米！
      
    这不是“铜剑”是铁剑
    在郴州奎马岭二号墓中出土一柄107厘米的铜剑，在临沂金雀山周氏墓群中，出土一柄110厘米的铜剑，剑虽然在汉墓中出土，但它的制造

年代，仍有可能属于战国。正如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有秦昭王纪年的铜制兵器一样，清·田邦璿在《古剑》中有“秦耶汉耶不可识，周鼎殷

球同大年”的诗句，意思是有些古剑，究竟属秦、属汉，一时间是很难分辨得清楚的。

    从各地出土情况看，确实没有发现比郴州、金雀山更长的铜剑了，说它们是铜剑的极限长度，应该是可信的。铜剑的长度再增加，剑的重

量也要急剧上升，再要单手使用就很困难；而且剑身加长之后，它脆弱、易断的弊端，更加暴露无遗。郴州的铜剑，出土时就是被压断了的。

有人不是说91厘米的铜剑，很难拔出使用吗？那么无限加长的铜剑，情况岂不更加糟糕。

    其实，在铜车马坑中御手俑的原型120厘米、或者是140厘米的“长剑”，絕对不可能是真正的铜剑，而是一柄比铜剑更长、更轻便的钢铁

之剑。用钢铁材料，去锻造一柄锋利无比的、长度达到120～140厘米的剑，这在当时根本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广州南越王墓中的一柄铁剑，

它的长度竟达到了152厘米。此剑刚柔兼得，可以任意从剑鞘中，自如地拔出使用。

    袁仲一先生在《秦始皇兵马俑研究》中说，秦国的冶铁业在春秋时期就有长足的发展，但都拿去制造农具、工具去了，而制造兵器的，还

只能是青铜。这与《管子·小匡》一书中所说“美金以铸戈剑矛戟、恶金以铸斤斧鉏夷”的情况是没有区别的。他告诉人们，四百多年之后的

秦始皇，剑仍然是由“美金”(青铜)制造，而称为“恶金”的铁，不能够登上大雅之堂。

    有人还断言，诸侯六国普遍用铁制兵器，而唯独秦国没有这样做，这也是根据俑坑没有发现铁制兵器，被反推出来的一种说法。实际上，

秦国和秦代，是不能同年而语的，统一后的秦代，不仅是原来的秦国和其它诸侯六国的总和，而且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都得到飞跃发展的

秦代。硬说秦代没有铁制的兵器，那么诸侯六国原来的铁制兵器，难道都从地球上消失了？


    秦始皇拥有全国冶铁资源和冶铁技术，加上他从战场上缴获的战利品，致使秦王朝有用不完的铁制兵器。秦代铁剑要比秦俑坑里的青铜剑

，更先进、更精良。六国军队装备的铁制兵器，统一之后，变成秦代的铁制兵器；秦代军队装备的铁制兵器，不久又悉数变成为汉代的兵器；

所以，在许多西汉墓中出土的铁制兵器，很难说不是秦代、甚至是战国时期遗留下来的。

    有人说，俑坑的青铜兵器，与殷周相比较，冶炼技术提高，铸造工艺精细，既含铬又含镍，怎么能说是一种落后的兵器？兵器落后不落后

，要和同时代的其它兵器相比，青铜兵器再精良，比不过当时的钢铁兵器；青铜兵器再先进，钢铁兵器比它还要先进。一柄铜剑和一柄钢剑，

相互交锋时，真正被砍断的，肯定是铜剑，钢剑能“砍铁如泥”，难道还不能去“砍铜”！

    有资料显示：当骑兵手中握有轻便、锋利、特长的钢铁兵器，随着战马以每秒8～12米的速度冲向敌阵时，它的杀伤力决不亚于现代的一把

冲锋枪。骑兵和优质的铁剑，相得益彰，成为最佳的军力组合；秦时的骑兵，若以沉重的铜剑装备，还有什么战斗力可言！铜剑的长度很受限

制；与此相反的是，展示在世人面前最精长的兵器，都是令人吃惊的、超长的钢铁之剑。

   　河北滦县战国墓中出土的铁剑，长度已达100厘米；燕下都遗址出土的铁剑，长度已达104厘米；陕西风翔秦墓中出土的铁剑，长度已达

105厘米；湖南郴州楚国墓葬中出土的铁剑，长度已达140厘米。这么一种超级的钢铁之剑，是青铜剑所望尘莫及的。人们由此可以断言：只有

用这种钢铁的材料，才能锻造出像铜车马坑中那样120厘米、或者140厘米的优质剑。
秦始皇“身佩”太阿剑
    郭沫若在《青铜器时代》一书中说：“中国的青铜器时代，它的下限是很明瞭的，便是在周秦之际。由秦以后便转入铁器时代。兵器的用

材，在这儿是最好的标准。世存的古兵器，如戈、矛、剑、戟之类，凡是秦以前的都是铜制，铁制者未见，而秦以后的铜制兵器也完全絕迹了

。”秦始皇作为中国第一个封建帝王，是他完成了由铜器时代向铁器时代的历史大转变。

    “周秦之际”，亦即在“秦以前”和“秦以后”的交替过程中，有一条明显的分界线。这条“线”，就是以锋利无比的铁剑“划”出来的

：秦始皇横扫六国，完成统一大业不久，彻底销毁了全国所有的铜制兵器；伴随着封建制度的正式确立，中国经历了漫长的石器时代、铜器时

代之后，从此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铁器时代。以铁代铜，这就是历史巨变、社会进步的重大标志。

    有人说，秦始皇只销毁了民间兵器，而秦军以及武库中的铜制兵器，都仍然完好无损地得到保存。事实并非如此。司马迁《史记·秦始皇

本纪》里记载说：“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锺鐻，金人十二，各重千石。”《史记·索隐》也说道：“铜人十二，各重三十四万斤。”

什么是“天下”呢？“天下”者，就是“国家”，秦始皇收缴的是，整个“国家”的铜制兵器！

    运到咸阳的“铜兵”，铸成十二个大铜人，到底销毁了多少兵器？一柄91厘米的青铜剑，重约四斤，每个铜人按三十四万斤估算，总共熔

化了四百万斤兵器，相当于销毁一百多万柄青铜剑。佩剑是一种身分的标记，只有少数军官佩带，一柄剑的青铜，能够造出无数的短小兵器。

所以，当时为了浇铸十二个铜人，实际上是销毁了几百万军队原来用于作战的青铜兵器。

    江淹在《铜剑赞》中说：“春秋迄于战国，战国至于秦时，攻争纷乱，兵革互兴，铜既不充给，故以铁足之；铸铜既难，求铁甚易，故铜

兵转少，铁兵转多。年甚一年，岁甚一岁，渐染流迁，遂成风俗。”到了秦代，铜制兵器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还是郭沫若先生说得好：“秦始

皇的销毁铜兵，并不是表明从此不打仗，而是表明，从此不用铜兵作为主要武器来打仗。”


    人所共知的阿房前殿，在通往北阙的道路两旁，立着十二个铜人，宫殿重重入口，又以磁石镶嵌，这就是闻名于世的“磁石门”。《长安

志》中说：“磁石门，东西有阁道，垒磁石为之，著铁甲入者，磁石吸之，不得过。”如果秦代只有铜制兵器、没有铁制兵器的话，安装“磁

石门”又能起什么作用？《淮南子·说山训》说得好：“磁石能引铁，及其于铜则不行也。”

    秦始皇的佩剑，一直就有明确的史料记载，《史记·李斯列传》上说：“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

陛下指的就是秦始皇，说秦始皇“服”着“太阿之剑”。“服剑”就是“佩剑”的意思。在《史记·索隐》又记载着：“楚王召欧冶子、干将

作铁剑三，一曰干将、二曰莫邪、三曰太阿。”所以秦始皇佩的“太阿”剑，确实是一柄铁剑。

   《史记·正义》记载：“秦王召姬人鼓琴，琴声曰‘罗縠单衣，可掣而絕，八尺屏风，可超而越，鹿卢之剑，可负而拔’。”这里所说的“

鹿卢剑”是什么剑？《盐铁论·论勇》说，荆轲拿的是一尺八寸长的匕首，而秦始皇佩的是一柄七尺长的利剑，七尺就是161.7厘米。《战国策

》说“韩卒之勇，被坚甲，带利剑”，这里的“利剑”，指的是有如韩国锋利无比的铁剑。

    有的先生还说，考古学本身就是根据已有的考古证据，进行合理的“猜测”，而目前有实证的，只有俑坑出土的这柄91厘米的铜剑，所以

人家做出那种“猜测”也是正常的。然而，秦始皇服“太阿”、“鹿卢”剑，有众多的史料依据，也有其他秦墓及铜车马坑中存在更长的“铁

剑”作实证。这么多确凿的材料，都没有办法去排除和否定，难道这也叫“合理的猜测”？

    小矮个“能当”御林军？
    许多考古学家，对于铜车马坑、秦俑坑两地出土的文物，把注意力都放在寻找“共同点”上，而对它们存在着更多的“差异点”，却没有

太大的兴趣。寻找“共同点”的目的，是要将两者连接在一起；寻找“差异点”的目的，是要将两者的关系割断。如果“共同点”压倒“差异

点”，它们自然是“一家”；如果“差异点”压倒“共同点”，那它们肯定就不是“一家”。

    在人们的印象当中，秦代军人的形体是高大无比的。经常可以看到发自秦俑馆的以下一些报道材料：“秦俑身高175厘米至200厘米，平均

身高为180厘米”；“作为秦始皇贴身卫队的每个士兵，它们都是从军队，或者是直接从民间挑选出来的形体高大者来充任的”；“秦人向来崇

尚形体高大，有以形体高大象征人体美的好传统”；“秦俑身材，可以说是大力士的形象”。

    然而，人们在铜车马坑中看到的御手俑，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矮个子形象。因为，如果把铜御手从车上搬到车下，与铜马紧靠一起，如果

从马背这边望过去，大概只能看到铜御手俑的一个颈部和头部。具体地说，铜御手俑的身高84.5厘米，铜马的体高66厘米，将它们放大一倍之

后，御手俑的身高为169厘米，铜马的体高为132厘米，两者之间的高度只差37厘米。

    陶俑的高度，除去踏足板、鞋、发髻或者头冠的尺寸之后，足至头顶的高度，大多在180厘米以上，其中个子最高的达到188厘米；俑坑里

陶马的体高尺寸，也就是马足至鬐甲的高度，为133厘米。将俑坑陶俑、陶马，紧靠在一起，陶俑的头部比马背就高出了大约55厘米。御手俑是

秦始皇“安车”的车士，属于特种部队性质，为什么他们的身材，竟会如此的低矮？

    秦时，军队的兵源，有募兵和征兵两种。募兵是指当时的“练士、练卒”，从各地招募而来，它的选兵标准非常严格，而且还要经过系统

作战训练，这是秦军担任野战、卫戍任务的主体部分。遇到战事吃紧时，采取临时征兵的做法也是有的：如秦、赵长平之战时，秦昭王曾经下

令将身高七尺（161.7厘米）的小个子，或者年龄为六十三岁的老头子，一起开赴上党前线。

    这毕竟是一种应急的措施，由于兵员的年龄越大，战斗力下降越多；个子越小，体能耐力越缺乏，所以在正常年代，两者都並不可取。正

规的秦军部队，无论是骑手、步卒和车士，都有严格的选用标准。《六韜·武车士》记载：“选车士之法  ，取年四十以下，长七尺五寸以上

。”年龄在四十岁以下，身高在七尺五寸（173.3厘米）以上，这就是录用车士的最低标准。

   《吕氏春秋·简选》上记载：“选练角材，欲其精也。”《荀子·议兵》上也说：“（先）以度（合适的身材）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

石之弩，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可见它对身高、体能的要求是很高的；尤其身高条件，是当时挑选军人的第一

标准。如果要招募、组建直接听命于秦始皇的御林军，那么对身高的要求，只会比这还要严格。

    显而易见，在铜车马坑中，身高只有169厘米的小个子，连取得军籍的资格都不具备，又怎么可能充当秦始皇的御前侍卫，又怎么可能作为

皇家御林军的一员，去驾驭秦始皇的“安车”？统一以后的秦王朝，难道找不出一个高个子、或者中等个子的御手来？或许御手俑真的就是秦

昭王时期的形象，因为在秦国，只有秦昭王才下令征招过“小个子兵”的史料记录啊！

    秦俑坑里陶俑的“身材”都很高，但它也有像御手俑一样的“个头”不符合选士标准的“矮个子兵”。从《一号坑发掘报告》上的材料来

看：第352页中的175号袍俑的身高为169.5厘米；第356页中的86号袍俑的身高为168厘米；47号袍俑的身高为166厘米。这好像也应该是秦昭王

时期，处于紧急状态时，由于兵源不足而临时征调而来的“非标准个头”士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