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被遗忘的援助

（ZT）被遗忘的援助

去过北朝鲜的中国人，很难不注意到一个令他们心酸甚至愤怒的事实：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的牺牲，在朝鲜官方的历史编纂学中，被有意地忽略了。“鲜血凝结成的战斗友谊”或许还在，但其百姓已经不大记得五十年前战死在这片土地上的40万中国军队的鲜血——根据他们所受的教育，板门店协定是朝鲜人的胜利；至于中国人，“那时你们也在吗？”

历史总是很容易被人遗忘。我们也不必急于责备朝鲜的忘恩，因为我们也在这一点上也不见得做得更好。新独立的民族主义政权，总是倾向于过分夸大自己的自主性，而耻于提到自己曾接受的援助——如果当时曾寻求这种援助越迫切，过后就越羞于提起，自尊心总会轻易地压倒感恩。而且“债权人从来不会得到举债人的喜欢，不要试图问为什么，这是事实”（查斯塔奈特语），原因说起来也很简单，因为“感恩是一种负担”（狄德罗《拉摩的侄儿》）。

在1965年中苏关系全面恶化前的十数年里，新中国也曾接受苏联大规模援助，其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是很难用国际政治的一般理论来解释的。然而这些事实不久就被迅速遗忘，甚至成为政治上一个禁止提及的禁区。虽然“苏联同志从来不白给好处”，但两国关系恶化后，中国对此事所怀的怨恨与公开持续的诽谤（“苏联专家不顾中国国情的错误判断”是其中一个神话），很难说是公平的。

那么苏联呢？当初为了急于想把德军引离东线战场，斯大林“事实上渴望军事援助之情已经气急败坏”（基辛格语），美国当时根据租借法案，源源不断地提供了150亿美元的战略物资，解了这个社会主义帝国的燃眉之急。当时斯大林对军事援助的渴望已经达到这种程度——这个具有高度自尊心的独裁者，竟邀请英国派远征军进入高加索。

二战结束后，这些往事也随之立刻被尘封起来。1976年，美国记者Hedrick Smith发现，多数苏联人根本不知道美国人曾在二战中援助过本国，史料中仅仅偶尔谈到“在战争的日子里把船只开到这里来的外国海员”，但完全没提到援助；这使他很难不怀疑这些是被苏联审查官所禁止谈论的。至于少数知道这一事实并愿意承认的人，则讥笑二战的美援“只不顾送来一些罐头猪肉而已”；他们愤愤不平地说：“援助只不过是些美圆，我们付出的却是鲜血。”（《俄国人》）

处在危急中的受援国，总是期望别人体现出毫无保留的慷慨，这样或许还能换得他们一时的感激。1961年中印边境冲突时，几乎陷于绝望的印度政府抛开不结盟的口号，呼吁外援以对付“中国的侵略”。当时“英国把最初的几笔援助干脆算作捐赠，美国把偿付条件留待以后再议。法国等国家则认为没有理由放弃惯常的商业规定，结果在新德里引起了相当大的反感。”此事的结果是：英美的慷慨很快被忘却了，但印度民众记得法国佬的“趁人之危”。

一个看似奇怪的现象是：轻易遗忘别人援助的民族，却特别希望别人记得他们自己曾经给予的帮助。同样是苏联，在打败德军，进占东欧后，立即在那里扶植起自己的卫星国，“工厂里挂满画像，公共场合遍竖巨型雕像，六个国家中解放了的无产阶级不大可能忘记他们对‘伟大的斯大林’所欠下的恩情。”（《夹缝中的六国》）大概正是出于这一逻辑，斯大林在二战后，拒绝了美国的“欧洲复兴计划”——在他看来，美国竟要提供美圆来援助苏联及其他欧洲国家实现经济复兴，又不附带什么条件，其背后一定有阴谋。

中国的战争记忆同样强调依靠本国力量——虽然日本人从不肯承认自己是被中国击败的。有一段时间，我们既反苏又反美，苏联的援助是禁忌，二战中的另一盟友美国的援助更不愿意提。直到前几年，作为一种政治和解的迹象，滇缅战线和驼峰航线的往事才开始被公开谈论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也不是一个感恩的国家：为援助北美殖民地的独立战争，法国付出极为高昂的军费（相当于当时法国4年的全国收入总和），这一沉重的债务甚至是1789年法国革命的起因之一。虽然法国的出发点之一是报复1763年七年战争中败于英国，但作为美国，毫无疑问应当感谢法国。但事实是：“对美国人来说，国家的首要规则是忘掉它所欠的债务”（《美利坚敌人》），在此后的历史中，美国很少采取与法国一致的立场，相反倒是经常和英国联合。（注：这点原作者没有搞清楚，帮助美国独立革命的路易十六政权在几年后被革命者推翻，之后雅各宾派的白色恐怖招来世界范围内的反感，而主持援助美国的路易十六则被送上了断头台，这是引起当时美国敌视的重要原因之一）

美国后来援助法国时，得到的反应也类似。法国在一战中向美国借了大笔债务，后来却不乐意偿还，这甚至成了两次大战间两国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兄弟情谊的神话破灭了，法国人抱怨美国参战太晚，只肯出钱，而法国出的是人，不管怎样，两边应该扯平了。二战后美国再次援助，仍使一些法国人不满，因为欠债是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他们担心马歇尔援助是美国企图从经济上控制法国的阴谋。他们继而否认美元债务，甚至否认是美国人从纳粹手下解放了法国。美国人对此也颇不满：“他们拿了我们的美元，然后朝我们吐唾沫”。
马汉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中曾说：“革命时期美国人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对于法兰西人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但是这点在法国人给予了有效的同情与援助之时，被极大地忽略掉了。”

我们在以上几个例子中，似乎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这种不信任感，在受援助的蜜月中容易被忽略，然而援助的结束，就是遗忘和怨愤的开始。（ZT）被遗忘的援助

去过北朝鲜的中国人，很难不注意到一个令他们心酸甚至愤怒的事实：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的牺牲，在朝鲜官方的历史编纂学中，被有意地忽略了。“鲜血凝结成的战斗友谊”或许还在，但其百姓已经不大记得五十年前战死在这片土地上的40万中国军队的鲜血——根据他们所受的教育，板门店协定是朝鲜人的胜利；至于中国人，“那时你们也在吗？”

历史总是很容易被人遗忘。我们也不必急于责备朝鲜的忘恩，因为我们也在这一点上也不见得做得更好。新独立的民族主义政权，总是倾向于过分夸大自己的自主性，而耻于提到自己曾接受的援助——如果当时曾寻求这种援助越迫切，过后就越羞于提起，自尊心总会轻易地压倒感恩。而且“债权人从来不会得到举债人的喜欢，不要试图问为什么，这是事实”（查斯塔奈特语），原因说起来也很简单，因为“感恩是一种负担”（狄德罗《拉摩的侄儿》）。

在1965年中苏关系全面恶化前的十数年里，新中国也曾接受苏联大规模援助，其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是很难用国际政治的一般理论来解释的。然而这些事实不久就被迅速遗忘，甚至成为政治上一个禁止提及的禁区。虽然“苏联同志从来不白给好处”，但两国关系恶化后，中国对此事所怀的怨恨与公开持续的诽谤（“苏联专家不顾中国国情的错误判断”是其中一个神话），很难说是公平的。

那么苏联呢？当初为了急于想把德军引离东线战场，斯大林“事实上渴望军事援助之情已经气急败坏”（基辛格语），美国当时根据租借法案，源源不断地提供了150亿美元的战略物资，解了这个社会主义帝国的燃眉之急。当时斯大林对军事援助的渴望已经达到这种程度——这个具有高度自尊心的独裁者，竟邀请英国派远征军进入高加索。

二战结束后，这些往事也随之立刻被尘封起来。1976年，美国记者Hedrick Smith发现，多数苏联人根本不知道美国人曾在二战中援助过本国，史料中仅仅偶尔谈到“在战争的日子里把船只开到这里来的外国海员”，但完全没提到援助；这使他很难不怀疑这些是被苏联审查官所禁止谈论的。至于少数知道这一事实并愿意承认的人，则讥笑二战的美援“只不顾送来一些罐头猪肉而已”；他们愤愤不平地说：“援助只不过是些美圆，我们付出的却是鲜血。”（《俄国人》）

处在危急中的受援国，总是期望别人体现出毫无保留的慷慨，这样或许还能换得他们一时的感激。1961年中印边境冲突时，几乎陷于绝望的印度政府抛开不结盟的口号，呼吁外援以对付“中国的侵略”。当时“英国把最初的几笔援助干脆算作捐赠，美国把偿付条件留待以后再议。法国等国家则认为没有理由放弃惯常的商业规定，结果在新德里引起了相当大的反感。”此事的结果是：英美的慷慨很快被忘却了，但印度民众记得法国佬的“趁人之危”。

一个看似奇怪的现象是：轻易遗忘别人援助的民族，却特别希望别人记得他们自己曾经给予的帮助。同样是苏联，在打败德军，进占东欧后，立即在那里扶植起自己的卫星国，“工厂里挂满画像，公共场合遍竖巨型雕像，六个国家中解放了的无产阶级不大可能忘记他们对‘伟大的斯大林’所欠下的恩情。”（《夹缝中的六国》）大概正是出于这一逻辑，斯大林在二战后，拒绝了美国的“欧洲复兴计划”——在他看来，美国竟要提供美圆来援助苏联及其他欧洲国家实现经济复兴，又不附带什么条件，其背后一定有阴谋。

中国的战争记忆同样强调依靠本国力量——虽然日本人从不肯承认自己是被中国击败的。有一段时间，我们既反苏又反美，苏联的援助是禁忌，二战中的另一盟友美国的援助更不愿意提。直到前几年，作为一种政治和解的迹象，滇缅战线和驼峰航线的往事才开始被公开谈论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也不是一个感恩的国家：为援助北美殖民地的独立战争，法国付出极为高昂的军费（相当于当时法国4年的全国收入总和），这一沉重的债务甚至是1789年法国革命的起因之一。虽然法国的出发点之一是报复1763年七年战争中败于英国，但作为美国，毫无疑问应当感谢法国。但事实是：“对美国人来说，国家的首要规则是忘掉它所欠的债务”（《美利坚敌人》），在此后的历史中，美国很少采取与法国一致的立场，相反倒是经常和英国联合。（注：这点原作者没有搞清楚，帮助美国独立革命的路易十六政权在几年后被革命者推翻，之后雅各宾派的白色恐怖招来世界范围内的反感，而主持援助美国的路易十六则被送上了断头台，这是引起当时美国敌视的重要原因之一）

美国后来援助法国时，得到的反应也类似。法国在一战中向美国借了大笔债务，后来却不乐意偿还，这甚至成了两次大战间两国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兄弟情谊的神话破灭了，法国人抱怨美国参战太晚，只肯出钱，而法国出的是人，不管怎样，两边应该扯平了。二战后美国再次援助，仍使一些法国人不满，因为欠债是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他们担心马歇尔援助是美国企图从经济上控制法国的阴谋。他们继而否认美元债务，甚至否认是美国人从纳粹手下解放了法国。美国人对此也颇不满：“他们拿了我们的美元，然后朝我们吐唾沫”。
马汉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中曾说：“革命时期美国人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对于法兰西人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但是这点在法国人给予了有效的同情与援助之时，被极大地忽略掉了。”

我们在以上几个例子中，似乎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这种不信任感，在受援助的蜜月中容易被忽略，然而援助的结束，就是遗忘和怨愤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