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社会体制改革将是新中国的第二次转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19:16:50
中国农历猴年春节前后，比全国“两会”先走一步的省市地方“两会”次第开幕。尽管2004年度的全国“两会”尚未召开，地方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依旧以“两会”为时间的起点和终点，评说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一年间的表现。
年经事纬，序列新领导集体执政的一年，本刊发现，这是社会问题最为突出社会效应空前放大的一年，更是中国社会体制改革最为突出的一年，尽管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 改革亦都在稳步前行。基于这样的判断，本刊将此间的一年，谓之曰“社改元年”。社改的建树，GDP风向标发生改变，社会政策取向着重公平，等等，无不喻示着从阶级斗争为纲向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第一次转型的结束，从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制度建设社会良性变革的第二次转型的发端。
我们相信，社改元年，对于中国的未来，具有太多的指标意义。我们从社会自治的萌芽，从集体权威相对于个体威权的初步胜利，甚至于从一本记录中国社会转型之痛的书出发，考察它隐喻未来的进步指向，并从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的难点—农村的三只火药桶开始，探讨未来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的陷阱和隐忧。
社改风向
2003年3月15日，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整整4个月的胡锦涛，被人大代表的按钮推选为中国国家元首，次日，十届人大一次会议宣布温家宝为国务院总理。彼时，温家宝由座位上“弹”起，恭敬地向台下左右两鞠躬，再转身离开座位，向主席台深度一鞠躬。新领导集体执政的新时代，由此开启。
社改殊有建树的一年
胡锦涛当选国家主席、温家宝出任总理后，中国在政治和经济层面的改革有目共睹，业绩亦可谓显著。尽管新一届国家领导人接棒后的前200天，中国遭遇了SARS冲击、海军潜艇失事、香港大游行等一系列严重的负面事件，但随后的局势，则如香港《文汇报》所言：“潮平岸阔，风正帆悬”。推经改，谋修宪，神五报捷，以及访美成功，被外电评论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最为了不起的4大政绩。
政改层面，有亲内地的港报认为，新领导层的修宪行动将政改决心彰显无遗。众所周知，相对于现行宪法的前三次修改，是次修宪，虽然不够高调，但“力度之大、内容之全面、涉及范围之广”是空前的。
经改方面，去年秋天举行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扫清了最终完善市场经济的思想和政策障碍。具体而言，表现为三个第一：第一次提出“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第一次提出“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第一次提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中国深层经济改革的大门由是洞开。
政改和经改固然都有堪为后人称道的表现，但较之社会体制改革前所未有的深度、广度和力度，本刊更愿意从社改层面，去概述中央新领导集体的一年。“社改元年的表述，或是对这一年时间的最为贴切的表述。”一位表示认同的中共党建专家对《南风窗》记者说：“春江水暖鸭先知，如果说政改和经改层面的内容相当于‘春江水’，那么社改就是‘鸭’，若干年后，我们回头看起于2003年3月止于2004年3月的一年，会发现，中国变革集中于暴风骤雨的政改和经改的传统，在这一年间，变成了和风细雨的社改，虽平和，欠激情，但润物细无声。”
细细察看这一年间的中国新闻，长时间牵引公众注意力的，不是过去常见的重大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新闻，而是SARS危机、孙志刚事件、孙大午事件等等社会问题。政府对社会问题的正面回应的姿态，亦使社改元年的特征，殊为明显。
着意于政治改革创新的人们，之所以选择社改作为突破口，是中国在新政一年间的现实决定的。新政的前半年，中国经济呈现出8.5%的高速增长态势。遗憾的是，这样的利好，旋即被更加凸现的阻碍未来经济发展的一系列社会体制层面的问题所遮掩。SARS不仅考验了新一届中国领导人经风雨的能力，还促使他们明白：经济改革所面临的任务已不可能仅仅在经济领域解决。于是2003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始强调经济增长与协调发展并重。此间观察家评论道，这标志着中国改革在某重意义上，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经济改革，向社会层面的体制改革转轨。
第二次转型
“改革已经到了值得转轨的时候，转轨的核心是用新的制度去替代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胡鞍钢教授说，中国面临着第二次转型。这位资深国情问题专家认为，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到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中国的第一次转型，当下从经济建设为主转为制度建设这样一个方向，就是中国的第二次转型。
本刊认同第二次转型之说，但对转变方向有着更为多元的理解。我们以为，如果转变的方向，是制度建设，那么这个制度，还应囊括社会体制改革的内容。譬如，不再片面强调GDP指标。
第二次转型，看上去，是暴露社会严重失衡的SARS偶然引发的。事实上，它是社会稳定隐患集中爆发后的必然选择。胡温新政后，走在平衡木上的中国，面临着严重失衡的社会如何保持稳定，如何实现全面转型的挑战。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不良社会风气继续蔓延；一些人对防治消极腐败现象信心不足；就业与再就业形势的严峻。凡此，均让部分民众对未来生活感到忧虑。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称，伴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社会多方面的严重失衡日益成为中国社会稳定面临的严峻问题。中国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更为深刻更为复杂的新阶段。与要求构建现代产权关系的经济转型相呼应，形成新的社会利益整合机制的社会转型也迫在眉睫。
于是，人们发现，即便是先前与政改牵涉较多的政府改革，也在“社改元年”里，凸显出社会改革的一面。
中国的政府必须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这是政府改革的基本目标，也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改革的新路。后SARS时代的中国，旋即达成了这样的广泛共识。伴随着社会转型的需要，中国民众日益迫切地要求政府，能够为他们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管理、公共服务。
2004年“两会”召开在即，回头看看过去的新政路，从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到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变，新一届政府正在弱化多方面具有的经济建设型政府的特征。观察家认为，政府正朝着规范社会秩序，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方向努力，而非简单地对现有政府管理体制修修补补。未来，一个与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相适应的，以人为本的现代政府模式的建立，初现端倪。
GDP指向标的改变
2003年8月，一份关于怒江中下游的水电规划报告摆到了决策者案头。此前一个月，包括怒江在内的“三江并流”刚被联合国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报告的起草者宣称，怒江全部梯级电站建成后，每年地方财政收入将增加27亿元。
“给子孙留一条原生态河流”，还是“给怒江人民一条出路”？决策者在这样的困境中，用堪以描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绿色GDP，否定了这份追求GDP增长而不惜牺牲生态环境，盲目追求经济增长而最终忘记了增长目的的报告。
SARS危机爆发后，社会各个阶层的公众，都陷入GDP的反思中。
2003年春天，新华社主办的《望》周刊刊载文章称，GDP并不是一个衡量经济福利状况的完美指标，对美好生活做出贡献的某些东西，并没有包括在GDP之中。
从2003年5月在中山大学的演讲到10月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演讲，本刊总编辑秦朔都提出告别GDP崇拜。嗣后，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首席科学家曹志洪，接受笔者专访时，呼吁在GDP中沉醉的长三角的有司们，苏南和长江三角洲的稻田不能再减少了。
当时间从秋天转到冬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奠定了“经济增长与协调发展并重”的基调。
供奉神坛多年的GDP风向标，在新领导集体的调控下，就这样发生了改变。沉没在地底的环境问题，生态问题，公共卫生问题，悉数浮出水面。清算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历史欠账的呼声，标志着SARS危机提出的严肃课题，已摆放到公共舆论集体讨论的平台上。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的重要性，从过去的理论认识阶段，发展到在具体的实践中给予足够重视的新阶段。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说，现有的GDP体系只考核单纯的经济增长，而忽视了很多指标，如社会、人文、基础教育、公共设施、能耗、环境生态等。目前，国家正在加紧制定有关环境保护和可持续性发展的政策法规，除绿色GDP考核体系外，《环境评价法》、《清洁生产法》也即将出台，届时，这些被忽视了的指标都将补充进去。
这就是第二次转型的具体而生动的再现。即由经济建设为中心，向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等方向迈进。
表面上看，打破GDP神话似乎是社会各阶层人士集体发出的呼声。实际上，推动这一转变的力量，来源于中国决策层。
中国决策层之所以选择这样的转变，有社会矛盾被激化的因素在。安徽拆迁户在天安门前的自焚，江苏拆迁户抱着公务人员一起死，不仅激起了社会公众的负面情绪，也让当政者吃惊。弱势群体的抗议，不是政治行动，也不是邪教的无知和盲动，他们的举措只是纯粹的为了生存权利的极端抗议。当政者不得不直面社会层面的各种悖论，为什么国家经济增长迅速，却有那么多的人越发地贫困不堪？
2004年初，对GDP的新的共识业已基本达成：GDP代表经济增长，但不是全面发展，它反映不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是否协调、城市与农村是否协调，反映不出一个经济体内的贫富差距，反映不出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是否合理，也反映不出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研究经济行为的人们发现，一度被媒体炒作的浙江部分地市以GDP考核干部的“新标准”，早已被打破GDP神话的舆论氛围所淹没，再也没有哪个不知趣的官员高调谈论先前的那个GDP了。
社会政策取向着重公平
2003年，重庆农妇熊德明偶然间向温家宝总理道出了被拖欠工资的真相，从而成为中央电视台的年度经济人物。一个农妇与国家总理间的动人故事，作为社改元年的一个细节，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欠风暴”。
舆论认为，“清欠风暴”的背后，是新领导集体亲民的施政魅力，更是新政选择公平作为社会政策取向的一个注释。“清欠风暴”背后的问题，是拖欠民工工资问题，是三农问题，是救助中国最底层弱势群体的公平问题。它们以这样的逻辑展现出来，像一颗巨型炸弹，严重影响着中国的未来。
显而易见，领导中国走向未来的新领导集体，注意到这颗“炸弹”，并决意拆除之。综观新政一年，社会政策取向清清楚楚：初次分配要注重效率、再分配要注重公平。该政策取向相信这样的国际经验：如果说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济政策追求的是效率，那么为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群体结构所需要的社会政策，就应当以公平为目标，通过各种再分配手段，防止出现过于严重的两极分化，缓和各群体之间的矛盾。倘若完全偏向某些群体的利益而漠视其他群体的利益，那么，社会各群体合作的可能性就会消失，冲突和对抗的可能会变成现实。
为了消除冲突和对抗，控制贫富差距调整劳动集团社会心态，新领导集体在社改层面的发力，不仅表现为真金白银的财政政策的调整，还体现在社会问题的法制建设上。
2003年8月淮河水灾后，本刊联系到上海地铁坍塌事件，提出：不能老是将目光盯在山东的高速公路、上海的磁悬浮、北京的立交桥和西部的三峡上，当政者应该到农村地区多看看。当月，温家宝总理的经济智囊之一、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陈东琪接受本刊访问时表示，那里的道路、桥梁、水利、供电、治污、生态等基础设施水平依然很低，与城市、与GDP快速发展形成鲜明的反差。这些生产性基础设施政府不来搞，谁来搞？本刊在随后的报道中呼吁，在积极财政政策操作还有空间的今天，我们是不是应该改变发债方向，变向城市倾斜的财政政策为向农村倾斜？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制定未来政策走向时，显然考虑了公平的社会政策取向，会议宣布：国债和新增财政资金的使用，要重点向“三农”倾斜，向社会发展倾斜，向西部大开发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倾斜，向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倾斜，向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改善困难群众生活倾斜。所有这一切，集中显现了公平的要义。
对公平的最大维护，莫过于法律的维护。新政一年，人们看到，法律为社会公众搭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权利的框架。从孙志刚案件导致的收容恶法的废除，到SARS危机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出台，新法“以人为本”的特征极为明显。特别注重保护公众的合法权利，特别注重方便公众的生活，是媒体和公众对“社改元年”间新法的感慨。
法律界人士指出，2004年1月1日始，有110部新法开始实施。国家级的51部法规中，和公众生活关系非常密切的就有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散装食品卫生管理规范》、《工伤保险条例》、《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等11部。而59部地方新法中，关涉公众生活的内容更多更具体。比如，《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明确规定：拆迁估价机构的确定应当采取被拆迁人投票或拆迁当事人抽签等方式……
专家认为，不胜枚举的类似条文，将有力提升中国的社会问题治理程度，这110部新法，可视作是一场社会改革的法律总动员。
我们说，社改元年意味着以制度变革为方向的第二次转型的开端，与此关联极大。
2003年社会集体力量在中国的影响赢得初步胜利
年经事纬，序列新领导集体执政的一年，本刊发现，这是社会问题最为突出社会效应空前放大的一年，更是中国社会体制改革最为突出的一年，尽管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 改革亦都在稳步前行。基于这样的判断，本刊将此间的一年，谓之曰“社改元年”。社改的建树，GDP风向标发生改变，社会政策取向着重公平，等等，无不喻示着从阶级斗争为纲向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第一次转型的结束，从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制度建设社会良性变革的第二次转型的发端。
我们相信，社改元年，对于中国的未来，具有太多的指标意义。我们从社会自治的萌芽，从集体权威相对于个体威权的初步胜利，甚至于从一本记录中国社会转型之痛的书出发，考察它隐喻未来的进步指向，并从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的难点—农村的三只火药桶开始，探讨未来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的陷阱和隐忧。
社改风向
2003年3月15日，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整整4个月的胡锦涛，被人大代表的按钮推选为中国国家元首，次日，十届人大一次会议宣布温家宝为国务院总理。彼时，温家宝由座位上“弹”起，恭敬地向台下左右两鞠躬，再转身离开座位，向主席台深度一鞠躬。新领导集体执政的新时代，由此开启。
社改殊有建树的一年
胡锦涛当选国家主席、温家宝出任总理后，中国在政治和经济层面的改革有目共睹，业绩亦可谓显著。尽管新一届国家领导人接棒后的前200天，中国遭遇了SARS冲击、海军潜艇失事、香港大游行等一系列严重的负面事件，但随后的局势，则如香港《文汇报》所言：“潮平岸阔，风正帆悬”。推经改，谋修宪，神五报捷，以及访美成功，被外电评论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最为了不起的4大政绩。
政改层面，有亲内地的港报认为，新领导层的修宪行动将政改决心彰显无遗。众所周知，相对于现行宪法的前三次修改，是次修宪，虽然不够高调，但“力度之大、内容之全面、涉及范围之广”是空前的。
经改方面，去年秋天举行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扫清了最终完善市场经济的思想和政策障碍。具体而言，表现为三个第一：第一次提出“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第一次提出“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第一次提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中国深层经济改革的大门由是洞开。
政改和经改固然都有堪为后人称道的表现，但较之社会体制改革前所未有的深度、广度和力度，本刊更愿意从社改层面，去概述中央新领导集体的一年。“社改元年的表述，或是对这一年时间的最为贴切的表述。”一位表示认同的中共党建专家对《南风窗》记者说：“春江水暖鸭先知，如果说政改和经改层面的内容相当于‘春江水’，那么社改就是‘鸭’，若干年后，我们回头看起于2003年3月止于2004年3月的一年，会发现，中国变革集中于暴风骤雨的政改和经改的传统，在这一年间，变成了和风细雨的社改，虽平和，欠激情，但润物细无声。”
细细察看这一年间的中国新闻，长时间牵引公众注意力的，不是过去常见的重大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新闻，而是SARS危机、孙志刚事件、孙大午事件等等社会问题。政府对社会问题的正面回应的姿态，亦使社改元年的特征，殊为明显。
着意于政治改革创新的人们，之所以选择社改作为突破口，是中国在新政一年间的现实决定的。新政的前半年，中国经济呈现出8.5%的高速增长态势。遗憾的是，这样的利好，旋即被更加凸现的阻碍未来经济发展的一系列社会体制层面的问题所遮掩。SARS不仅考验了新一届中国领导人经风雨的能力，还促使他们明白：经济改革所面临的任务已不可能仅仅在经济领域解决。于是2003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始强调经济增长与协调发展并重。此间观察家评论道，这标志着中国改革在某重意义上，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经济改革，向社会层面的体制改革转轨。
第二次转型
“改革已经到了值得转轨的时候，转轨的核心是用新的制度去替代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胡鞍钢教授说，中国面临着第二次转型。这位资深国情问题专家认为，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到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中国的第一次转型，当下从经济建设为主转为制度建设这样一个方向，就是中国的第二次转型。
本刊认同第二次转型之说，但对转变方向有着更为多元的理解。我们以为，如果转变的方向，是制度建设，那么这个制度，还应囊括社会体制改革的内容。譬如，不再片面强调GDP指标。
第二次转型，看上去，是暴露社会严重失衡的SARS偶然引发的。事实上，它是社会稳定隐患集中爆发后的必然选择。胡温新政后，走在平衡木上的中国，面临着严重失衡的社会如何保持稳定，如何实现全面转型的挑战。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不良社会风气继续蔓延；一些人对防治消极腐败现象信心不足；就业与再就业形势的严峻。凡此，均让部分民众对未来生活感到忧虑。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称，伴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社会多方面的严重失衡日益成为中国社会稳定面临的严峻问题。中国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更为深刻更为复杂的新阶段。与要求构建现代产权关系的经济转型相呼应，形成新的社会利益整合机制的社会转型也迫在眉睫。
于是，人们发现，即便是先前与政改牵涉较多的政府改革，也在“社改元年”里，凸显出社会改革的一面。
中国的政府必须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这是政府改革的基本目标，也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改革的新路。后SARS时代的中国，旋即达成了这样的广泛共识。伴随着社会转型的需要，中国民众日益迫切地要求政府，能够为他们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管理、公共服务。
2004年“两会”召开在即，回头看看过去的新政路，从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到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变，新一届政府正在弱化多方面具有的经济建设型政府的特征。观察家认为，政府正朝着规范社会秩序，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方向努力，而非简单地对现有政府管理体制修修补补。未来，一个与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相适应的，以人为本的现代政府模式的建立，初现端倪。
GDP指向标的改变
2003年8月，一份关于怒江中下游的水电规划报告摆到了决策者案头。此前一个月，包括怒江在内的“三江并流”刚被联合国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报告的起草者宣称，怒江全部梯级电站建成后，每年地方财政收入将增加27亿元。
“给子孙留一条原生态河流”，还是“给怒江人民一条出路”？决策者在这样的困境中，用堪以描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绿色GDP，否定了这份追求GDP增长而不惜牺牲生态环境，盲目追求经济增长而最终忘记了增长目的的报告。
SARS危机爆发后，社会各个阶层的公众，都陷入GDP的反思中。
2003年春天，新华社主办的《望》周刊刊载文章称，GDP并不是一个衡量经济福利状况的完美指标，对美好生活做出贡献的某些东西，并没有包括在GDP之中。
从2003年5月在中山大学的演讲到10月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演讲，本刊总编辑秦朔都提出告别GDP崇拜。嗣后，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首席科学家曹志洪，接受笔者专访时，呼吁在GDP中沉醉的长三角的有司们，苏南和长江三角洲的稻田不能再减少了。
当时间从秋天转到冬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奠定了“经济增长与协调发展并重”的基调。
供奉神坛多年的GDP风向标，在新领导集体的调控下，就这样发生了改变。沉没在地底的环境问题，生态问题，公共卫生问题，悉数浮出水面。清算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历史欠账的呼声，标志着SARS危机提出的严肃课题，已摆放到公共舆论集体讨论的平台上。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的重要性，从过去的理论认识阶段，发展到在具体的实践中给予足够重视的新阶段。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说，现有的GDP体系只考核单纯的经济增长，而忽视了很多指标，如社会、人文、基础教育、公共设施、能耗、环境生态等。目前，国家正在加紧制定有关环境保护和可持续性发展的政策法规，除绿色GDP考核体系外，《环境评价法》、《清洁生产法》也即将出台，届时，这些被忽视了的指标都将补充进去。
这就是第二次转型的具体而生动的再现。即由经济建设为中心，向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等方向迈进。
表面上看，打破GDP神话似乎是社会各阶层人士集体发出的呼声。实际上，推动这一转变的力量，来源于中国决策层。
中国决策层之所以选择这样的转变，有社会矛盾被激化的因素在。安徽拆迁户在天安门前的自焚，江苏拆迁户抱着公务人员一起死，不仅激起了社会公众的负面情绪，也让当政者吃惊。弱势群体的抗议，不是政治行动，也不是邪教的无知和盲动，他们的举措只是纯粹的为了生存权利的极端抗议。当政者不得不直面社会层面的各种悖论，为什么国家经济增长迅速，却有那么多的人越发地贫困不堪？
2004年初，对GDP的新的共识业已基本达成：GDP代表经济增长，但不是全面发展，它反映不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是否协调、城市与农村是否协调，反映不出一个经济体内的贫富差距，反映不出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是否合理，也反映不出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研究经济行为的人们发现，一度被媒体炒作的浙江部分地市以GDP考核干部的“新标准”，早已被打破GDP神话的舆论氛围所淹没，再也没有哪个不知趣的官员高调谈论先前的那个GDP了。
社会政策取向着重公平
2003年，重庆农妇熊德明偶然间向温家宝总理道出了被拖欠工资的真相，从而成为中央电视台的年度经济人物。一个农妇与国家总理间的动人故事，作为社改元年的一个细节，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欠风暴”。
舆论认为，“清欠风暴”的背后，是新领导集体亲民的施政魅力，更是新政选择公平作为社会政策取向的一个注释。“清欠风暴”背后的问题，是拖欠民工工资问题，是三农问题，是救助中国最底层弱势群体的公平问题。它们以这样的逻辑展现出来，像一颗巨型炸弹，严重影响着中国的未来。
显而易见，领导中国走向未来的新领导集体，注意到这颗“炸弹”，并决意拆除之。综观新政一年，社会政策取向清清楚楚：初次分配要注重效率、再分配要注重公平。该政策取向相信这样的国际经验：如果说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济政策追求的是效率，那么为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群体结构所需要的社会政策，就应当以公平为目标，通过各种再分配手段，防止出现过于严重的两极分化，缓和各群体之间的矛盾。倘若完全偏向某些群体的利益而漠视其他群体的利益，那么，社会各群体合作的可能性就会消失，冲突和对抗的可能会变成现实。
为了消除冲突和对抗，控制贫富差距调整劳动集团社会心态，新领导集体在社改层面的发力，不仅表现为真金白银的财政政策的调整，还体现在社会问题的法制建设上。
2003年8月淮河水灾后，本刊联系到上海地铁坍塌事件，提出：不能老是将目光盯在山东的高速公路、上海的磁悬浮、北京的立交桥和西部的三峡上，当政者应该到农村地区多看看。当月，温家宝总理的经济智囊之一、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陈东琪接受本刊访问时表示，那里的道路、桥梁、水利、供电、治污、生态等基础设施水平依然很低，与城市、与GDP快速发展形成鲜明的反差。这些生产性基础设施政府不来搞，谁来搞？本刊在随后的报道中呼吁，在积极财政政策操作还有空间的今天，我们是不是应该改变发债方向，变向城市倾斜的财政政策为向农村倾斜？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制定未来政策走向时，显然考虑了公平的社会政策取向，会议宣布：国债和新增财政资金的使用，要重点向“三农”倾斜，向社会发展倾斜，向西部大开发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倾斜，向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倾斜，向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改善困难群众生活倾斜。所有这一切，集中显现了公平的要义。
对公平的最大维护，莫过于法律的维护。新政一年，人们看到，法律为社会公众搭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权利的框架。从孙志刚案件导致的收容恶法的废除，到SARS危机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出台，新法“以人为本”的特征极为明显。特别注重保护公众的合法权利，特别注重方便公众的生活，是媒体和公众对“社改元年”间新法的感慨。
法律界人士指出，2004年1月1日始，有110部新法开始实施。国家级的51部法规中，和公众生活关系非常密切的就有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散装食品卫生管理规范》、《工伤保险条例》、《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等11部。而59部地方新法中，关涉公众生活的内容更多更具体。比如，《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明确规定：拆迁估价机构的确定应当采取被拆迁人投票或拆迁当事人抽签等方式……
专家认为，不胜枚举的类似条文，将有力提升中国的社会问题治理程度，这110部新法，可视作是一场社会改革的法律总动员。
我们说，社改元年意味着以制度变革为方向的第二次转型的开端，与此关联极大。
2003年社会集体力量在中国的影响赢得初步胜利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2-15 11:41:00编辑过]
年经事纬，序列新领导集体执政的一年，本刊发现，这是社会问题最为突出社会效应空前放大的一年，更是中国社会体制改革最为突出的一年，尽管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 改革亦都在稳步前行。基于这样的判断，本刊将此间的一年，谓之曰“社改元年”。社改的建树，GDP风向标发生改变，社会政策取向着重公平，等等，无不喻示着从阶级斗争为纲向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第一次转型的结束，从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制度建设社会良性变革的第二次转型的发端。
我们相信，社改元年，对于中国的未来，具有太多的指标意义。我们从社会自治的萌芽，从集体权威相对于个体威权的初步胜利，甚至于从一本记录中国社会转型之痛的书出发，考察它隐喻未来的进步指向，并从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的难点—农村的三只火药桶开始，探讨未来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的陷阱和隐忧。
社改风向
2003年3月15日，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整整4个月的胡锦涛，被人大代表的按钮推选为中国国家元首，次日，十届人大一次会议宣布温家宝为国务院总理。彼时，温家宝由座位上“弹”起，恭敬地向台下左右两鞠躬，再转身离开座位，向主席台深度一鞠躬。新领导集体执政的新时代，由此开启。
社改殊有建树的一年
胡锦涛当选国家主席、温家宝出任总理后，中国在政治和经济层面的改革有目共睹，业绩亦可谓显著。尽管新一届国家领导人接棒后的前200天，中国遭遇了SARS冲击、海军潜艇失事、香港大游行等一系列严重的负面事件，但随后的局势，则如香港《文汇报》所言：“潮平岸阔，风正帆悬”。推经改，谋修宪，神五报捷，以及访美成功，被外电评论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最为了不起的4大政绩。
政改层面，有亲内地的港报认为，新领导层的修宪行动将政改决心彰显无遗。众所周知，相对于现行宪法的前三次修改，是次修宪，虽然不够高调，但“力度之大、内容之全面、涉及范围之广”是空前的。
经改方面，去年秋天举行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扫清了最终完善市场经济的思想和政策障碍。具体而言，表现为三个第一：第一次提出“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第一次提出“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第一次提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中国深层经济改革的大门由是洞开。
政改和经改固然都有堪为后人称道的表现，但较之社会体制改革前所未有的深度、广度和力度，本刊更愿意从社改层面，去概述中央新领导集体的一年。“社改元年的表述，或是对这一年时间的最为贴切的表述。”一位表示认同的中共党建专家对《南风窗》记者说：“春江水暖鸭先知，如果说政改和经改层面的内容相当于‘春江水’，那么社改就是‘鸭’，若干年后，我们回头看起于2003年3月止于2004年3月的一年，会发现，中国变革集中于暴风骤雨的政改和经改的传统，在这一年间，变成了和风细雨的社改，虽平和，欠激情，但润物细无声。”
细细察看这一年间的中国新闻，长时间牵引公众注意力的，不是过去常见的重大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新闻，而是SARS危机、孙志刚事件、孙大午事件等等社会问题。政府对社会问题的正面回应的姿态，亦使社改元年的特征，殊为明显。
着意于政治改革创新的人们，之所以选择社改作为突破口，是中国在新政一年间的现实决定的。新政的前半年，中国经济呈现出8.5%的高速增长态势。遗憾的是，这样的利好，旋即被更加凸现的阻碍未来经济发展的一系列社会体制层面的问题所遮掩。SARS不仅考验了新一届中国领导人经风雨的能力，还促使他们明白：经济改革所面临的任务已不可能仅仅在经济领域解决。于是2003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始强调经济增长与协调发展并重。此间观察家评论道，这标志着中国改革在某重意义上，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经济改革，向社会层面的体制改革转轨。
第二次转型
“改革已经到了值得转轨的时候，转轨的核心是用新的制度去替代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胡鞍钢教授说，中国面临着第二次转型。这位资深国情问题专家认为，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到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中国的第一次转型，当下从经济建设为主转为制度建设这样一个方向，就是中国的第二次转型。
本刊认同第二次转型之说，但对转变方向有着更为多元的理解。我们以为，如果转变的方向，是制度建设，那么这个制度，还应囊括社会体制改革的内容。譬如，不再片面强调GDP指标。
第二次转型，看上去，是暴露社会严重失衡的SARS偶然引发的。事实上，它是社会稳定隐患集中爆发后的必然选择。胡温新政后，走在平衡木上的中国，面临着严重失衡的社会如何保持稳定，如何实现全面转型的挑战。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不良社会风气继续蔓延；一些人对防治消极腐败现象信心不足；就业与再就业形势的严峻。凡此，均让部分民众对未来生活感到忧虑。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称，伴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社会多方面的严重失衡日益成为中国社会稳定面临的严峻问题。中国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更为深刻更为复杂的新阶段。与要求构建现代产权关系的经济转型相呼应，形成新的社会利益整合机制的社会转型也迫在眉睫。
于是，人们发现，即便是先前与政改牵涉较多的政府改革，也在“社改元年”里，凸显出社会改革的一面。
中国的政府必须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这是政府改革的基本目标，也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改革的新路。后SARS时代的中国，旋即达成了这样的广泛共识。伴随着社会转型的需要，中国民众日益迫切地要求政府，能够为他们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管理、公共服务。
2004年“两会”召开在即，回头看看过去的新政路，从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到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变，新一届政府正在弱化多方面具有的经济建设型政府的特征。观察家认为，政府正朝着规范社会秩序，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方向努力，而非简单地对现有政府管理体制修修补补。未来，一个与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相适应的，以人为本的现代政府模式的建立，初现端倪。
GDP指向标的改变
2003年8月，一份关于怒江中下游的水电规划报告摆到了决策者案头。此前一个月，包括怒江在内的“三江并流”刚被联合国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报告的起草者宣称，怒江全部梯级电站建成后，每年地方财政收入将增加27亿元。
“给子孙留一条原生态河流”，还是“给怒江人民一条出路”？决策者在这样的困境中，用堪以描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绿色GDP，否定了这份追求GDP增长而不惜牺牲生态环境，盲目追求经济增长而最终忘记了增长目的的报告。
SARS危机爆发后，社会各个阶层的公众，都陷入GDP的反思中。
2003年春天，新华社主办的《望》周刊刊载文章称，GDP并不是一个衡量经济福利状况的完美指标，对美好生活做出贡献的某些东西，并没有包括在GDP之中。
从2003年5月在中山大学的演讲到10月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演讲，本刊总编辑秦朔都提出告别GDP崇拜。嗣后，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首席科学家曹志洪，接受笔者专访时，呼吁在GDP中沉醉的长三角的有司们，苏南和长江三角洲的稻田不能再减少了。
当时间从秋天转到冬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奠定了“经济增长与协调发展并重”的基调。
供奉神坛多年的GDP风向标，在新领导集体的调控下，就这样发生了改变。沉没在地底的环境问题，生态问题，公共卫生问题，悉数浮出水面。清算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历史欠账的呼声，标志着SARS危机提出的严肃课题，已摆放到公共舆论集体讨论的平台上。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的重要性，从过去的理论认识阶段，发展到在具体的实践中给予足够重视的新阶段。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说，现有的GDP体系只考核单纯的经济增长，而忽视了很多指标，如社会、人文、基础教育、公共设施、能耗、环境生态等。目前，国家正在加紧制定有关环境保护和可持续性发展的政策法规，除绿色GDP考核体系外，《环境评价法》、《清洁生产法》也即将出台，届时，这些被忽视了的指标都将补充进去。
这就是第二次转型的具体而生动的再现。即由经济建设为中心，向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等方向迈进。
表面上看，打破GDP神话似乎是社会各阶层人士集体发出的呼声。实际上，推动这一转变的力量，来源于中国决策层。
中国决策层之所以选择这样的转变，有社会矛盾被激化的因素在。安徽拆迁户在天安门前的自焚，江苏拆迁户抱着公务人员一起死，不仅激起了社会公众的负面情绪，也让当政者吃惊。弱势群体的抗议，不是政治行动，也不是邪教的无知和盲动，他们的举措只是纯粹的为了生存权利的极端抗议。当政者不得不直面社会层面的各种悖论，为什么国家经济增长迅速，却有那么多的人越发地贫困不堪？
2004年初，对GDP的新的共识业已基本达成：GDP代表经济增长，但不是全面发展，它反映不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是否协调、城市与农村是否协调，反映不出一个经济体内的贫富差距，反映不出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是否合理，也反映不出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研究经济行为的人们发现，一度被媒体炒作的浙江部分地市以GDP考核干部的“新标准”，早已被打破GDP神话的舆论氛围所淹没，再也没有哪个不知趣的官员高调谈论先前的那个GDP了。
社会政策取向着重公平
2003年，重庆农妇熊德明偶然间向温家宝总理道出了被拖欠工资的真相，从而成为中央电视台的年度经济人物。一个农妇与国家总理间的动人故事，作为社改元年的一个细节，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欠风暴”。
舆论认为，“清欠风暴”的背后，是新领导集体亲民的施政魅力，更是新政选择公平作为社会政策取向的一个注释。“清欠风暴”背后的问题，是拖欠民工工资问题，是三农问题，是救助中国最底层弱势群体的公平问题。它们以这样的逻辑展现出来，像一颗巨型炸弹，严重影响着中国的未来。
显而易见，领导中国走向未来的新领导集体，注意到这颗“炸弹”，并决意拆除之。综观新政一年，社会政策取向清清楚楚：初次分配要注重效率、再分配要注重公平。该政策取向相信这样的国际经验：如果说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济政策追求的是效率，那么为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群体结构所需要的社会政策，就应当以公平为目标，通过各种再分配手段，防止出现过于严重的两极分化，缓和各群体之间的矛盾。倘若完全偏向某些群体的利益而漠视其他群体的利益，那么，社会各群体合作的可能性就会消失，冲突和对抗的可能会变成现实。
为了消除冲突和对抗，控制贫富差距调整劳动集团社会心态，新领导集体在社改层面的发力，不仅表现为真金白银的财政政策的调整，还体现在社会问题的法制建设上。
2003年8月淮河水灾后，本刊联系到上海地铁坍塌事件，提出：不能老是将目光盯在山东的高速公路、上海的磁悬浮、北京的立交桥和西部的三峡上，当政者应该到农村地区多看看。当月，温家宝总理的经济智囊之一、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陈东琪接受本刊访问时表示，那里的道路、桥梁、水利、供电、治污、生态等基础设施水平依然很低，与城市、与GDP快速发展形成鲜明的反差。这些生产性基础设施政府不来搞，谁来搞？本刊在随后的报道中呼吁，在积极财政政策操作还有空间的今天，我们是不是应该改变发债方向，变向城市倾斜的财政政策为向农村倾斜？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制定未来政策走向时，显然考虑了公平的社会政策取向，会议宣布：国债和新增财政资金的使用，要重点向“三农”倾斜，向社会发展倾斜，向西部大开发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倾斜，向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倾斜，向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改善困难群众生活倾斜。所有这一切，集中显现了公平的要义。
对公平的最大维护，莫过于法律的维护。新政一年，人们看到，法律为社会公众搭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权利的框架。从孙志刚案件导致的收容恶法的废除，到SARS危机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出台，新法“以人为本”的特征极为明显。特别注重保护公众的合法权利，特别注重方便公众的生活，是媒体和公众对“社改元年”间新法的感慨。
法律界人士指出，2004年1月1日始，有110部新法开始实施。国家级的51部法规中，和公众生活关系非常密切的就有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散装食品卫生管理规范》、《工伤保险条例》、《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等11部。而59部地方新法中，关涉公众生活的内容更多更具体。比如，《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明确规定：拆迁估价机构的确定应当采取被拆迁人投票或拆迁当事人抽签等方式……
专家认为，不胜枚举的类似条文，将有力提升中国的社会问题治理程度，这110部新法，可视作是一场社会改革的法律总动员。
我们说，社改元年意味着以制度变革为方向的第二次转型的开端，与此关联极大。
2003年社会集体力量在中国的影响赢得初步胜利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2-15 11:41:00编辑过]
中国农历猴年春节前后，比全国“两会”先走一步的省市地方“两会”次第开幕。尽管2004年度的全国“两会”尚未召开，地方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依旧以“两会”为时间的起点和终点，评说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一年间的表现。年经事纬，序列新领导集体执政的一年，本刊发现，这是社会问题最为突出社会效应空前放大的一年，更是中国社会体制改革最为突出的一年，尽管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 改革亦都在稳步前行。基于这样的判断，本刊将此间的一年，谓之曰“社改元年”。社改的建树，GDP风向标发生改变，社会政策取向着重公平，等等，无不喻示着从阶级斗争为纲向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第一次转型的结束，从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制度建设社会良性变革的第二次转型的发端。
我们相信，社改元年，对于中国的未来，具有太多的指标意义。我们从社会自治的萌芽，从集体权威相对于个体威权的初步胜利，甚至于从一本记录中国社会转型之痛的书出发，考察它隐喻未来的进步指向，并从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的难点—农村的三只火药桶开始，探讨未来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的陷阱和隐忧。
社改风向
2003年3月15日，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整整4个月的胡锦涛，被人大代表的按钮推选为中国国家元首，次日，十届人大一次会议宣布温家宝为国务院总理。彼时，温家宝由座位上“弹”起，恭敬地向台下左右两鞠躬，再转身离开座位，向主席台深度一鞠躬。新领导集体执政的新时代，由此开启。
社改殊有建树的一年
胡锦涛当选国家主席、温家宝出任总理后，中国在政治和经济层面的改革有目共睹，业绩亦可谓显著。尽管新一届国家领导人接棒后的前200天，中国遭遇了SARS冲击、海军潜艇失事、香港大游行等一系列严重的负面事件，但随后的局势，则如香港《文汇报》所言：“潮平岸阔，风正帆悬”。推经改，谋修宪，神五报捷，以及访美成功，被外电评论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最为了不起的4大政绩。
政改层面，有亲内地的港报认为，新领导层的修宪行动将政改决心彰显无遗。众所周知，相对于现行宪法的前三次修改，是次修宪，虽然不够高调，但“力度之大、内容之全面、涉及范围之广”是空前的。
经改方面，去年秋天举行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扫清了最终完善市场经济的思想和政策障碍。具体而言，表现为三个第一：第一次提出“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第一次提出“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第一次提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中国深层经济改革的大门由是洞开。
政改和经改固然都有堪为后人称道的表现，但较之社会体制改革前所未有的深度、广度和力度，本刊更愿意从社改层面，去概述中央新领导集体的一年。“社改元年的表述，或是对这一年时间的最为贴切的表述。”一位表示认同的中共党建专家对《南风窗》记者说：“春江水暖鸭先知，如果说政改和经改层面的内容相当于‘春江水’，那么社改就是‘鸭’，若干年后，我们回头看起于2003年3月止于2004年3月的一年，会发现，中国变革集中于暴风骤雨的政改和经改的传统，在这一年间，变成了和风细雨的社改，虽平和，欠激情，但润物细无声。”
细细察看这一年间的中国新闻，长时间牵引公众注意力的，不是过去常见的重大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新闻，而是SARS危机、孙志刚事件、孙大午事件等等社会问题。政府对社会问题的正面回应的姿态，亦使社改元年的特征，殊为明显。
着意于政治改革创新的人们，之所以选择社改作为突破口，是中国在新政一年间的现实决定的。新政的前半年，中国经济呈现出8.5%的高速增长态势。遗憾的是，这样的利好，旋即被更加凸现的阻碍未来经济发展的一系列社会体制层面的问题所遮掩。SARS不仅考验了新一届中国领导人经风雨的能力，还促使他们明白：经济改革所面临的任务已不可能仅仅在经济领域解决。于是2003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始强调经济增长与协调发展并重。此间观察家评论道，这标志着中国改革在某重意义上，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经济改革，向社会层面的体制改革转轨。
第二次转型
“改革已经到了值得转轨的时候，转轨的核心是用新的制度去替代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胡鞍钢教授说，中国面临着第二次转型。这位资深国情问题专家认为，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到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中国的第一次转型，当下从经济建设为主转为制度建设这样一个方向，就是中国的第二次转型。
本刊认同第二次转型之说，但对转变方向有着更为多元的理解。我们以为，如果转变的方向，是制度建设，那么这个制度，还应囊括社会体制改革的内容。譬如，不再片面强调GDP指标。
第二次转型，看上去，是暴露社会严重失衡的SARS偶然引发的。事实上，它是社会稳定隐患集中爆发后的必然选择。胡温新政后，走在平衡木上的中国，面临着严重失衡的社会如何保持稳定，如何实现全面转型的挑战。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不良社会风气继续蔓延；一些人对防治消极腐败现象信心不足；就业与再就业形势的严峻。凡此，均让部分民众对未来生活感到忧虑。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称，伴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社会多方面的严重失衡日益成为中国社会稳定面临的严峻问题。中国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更为深刻更为复杂的新阶段。与要求构建现代产权关系的经济转型相呼应，形成新的社会利益整合机制的社会转型也迫在眉睫。
于是，人们发现，即便是先前与政改牵涉较多的政府改革，也在“社改元年”里，凸显出社会改革的一面。
中国的政府必须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这是政府改革的基本目标，也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改革的新路。后SARS时代的中国，旋即达成了这样的广泛共识。伴随着社会转型的需要，中国民众日益迫切地要求政府，能够为他们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管理、公共服务。
2004年“两会”召开在即，回头看看过去的新政路，从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到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变，新一届政府正在弱化多方面具有的经济建设型政府的特征。观察家认为，政府正朝着规范社会秩序，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方向努力，而非简单地对现有政府管理体制修修补补。未来，一个与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相适应的，以人为本的现代政府模式的建立，初现端倪。
GDP指向标的改变
2003年8月，一份关于怒江中下游的水电规划报告摆到了决策者案头。此前一个月，包括怒江在内的“三江并流”刚被联合国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报告的起草者宣称，怒江全部梯级电站建成后，每年地方财政收入将增加27亿元。
“给子孙留一条原生态河流”，还是“给怒江人民一条出路”？决策者在这样的困境中，用堪以描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绿色GDP，否定了这份追求GDP增长而不惜牺牲生态环境，盲目追求经济增长而最终忘记了增长目的的报告。
SARS危机爆发后，社会各个阶层的公众，都陷入GDP的反思中。
2003年春天，新华社主办的《望》周刊刊载文章称，GDP并不是一个衡量经济福利状况的完美指标，对美好生活做出贡献的某些东西，并没有包括在GDP之中。
从2003年5月在中山大学的演讲到10月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演讲，本刊总编辑秦朔都提出告别GDP崇拜。嗣后，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首席科学家曹志洪，接受笔者专访时，呼吁在GDP中沉醉的长三角的有司们，苏南和长江三角洲的稻田不能再减少了。
当时间从秋天转到冬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奠定了“经济增长与协调发展并重”的基调。
供奉神坛多年的GDP风向标，在新领导集体的调控下，就这样发生了改变。沉没在地底的环境问题，生态问题，公共卫生问题，悉数浮出水面。清算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历史欠账的呼声，标志着SARS危机提出的严肃课题，已摆放到公共舆论集体讨论的平台上。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的重要性，从过去的理论认识阶段，发展到在具体的实践中给予足够重视的新阶段。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说，现有的GDP体系只考核单纯的经济增长，而忽视了很多指标，如社会、人文、基础教育、公共设施、能耗、环境生态等。目前，国家正在加紧制定有关环境保护和可持续性发展的政策法规，除绿色GDP考核体系外，《环境评价法》、《清洁生产法》也即将出台，届时，这些被忽视了的指标都将补充进去。
这就是第二次转型的具体而生动的再现。即由经济建设为中心，向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等方向迈进。
表面上看，打破GDP神话似乎是社会各阶层人士集体发出的呼声。实际上，推动这一转变的力量，来源于中国决策层。
中国决策层之所以选择这样的转变，有社会矛盾被激化的因素在。安徽拆迁户在天安门前的自焚，江苏拆迁户抱着公务人员一起死，不仅激起了社会公众的负面情绪，也让当政者吃惊。弱势群体的抗议，不是政治行动，也不是邪教的无知和盲动，他们的举措只是纯粹的为了生存权利的极端抗议。当政者不得不直面社会层面的各种悖论，为什么国家经济增长迅速，却有那么多的人越发地贫困不堪？
2004年初，对GDP的新的共识业已基本达成：GDP代表经济增长，但不是全面发展，它反映不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是否协调、城市与农村是否协调，反映不出一个经济体内的贫富差距，反映不出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是否合理，也反映不出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研究经济行为的人们发现，一度被媒体炒作的浙江部分地市以GDP考核干部的“新标准”，早已被打破GDP神话的舆论氛围所淹没，再也没有哪个不知趣的官员高调谈论先前的那个GDP了。
社会政策取向着重公平
2003年，重庆农妇熊德明偶然间向温家宝总理道出了被拖欠工资的真相，从而成为中央电视台的年度经济人物。一个农妇与国家总理间的动人故事，作为社改元年的一个细节，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欠风暴”。
舆论认为，“清欠风暴”的背后，是新领导集体亲民的施政魅力，更是新政选择公平作为社会政策取向的一个注释。“清欠风暴”背后的问题，是拖欠民工工资问题，是三农问题，是救助中国最底层弱势群体的公平问题。它们以这样的逻辑展现出来，像一颗巨型炸弹，严重影响着中国的未来。
显而易见，领导中国走向未来的新领导集体，注意到这颗“炸弹”，并决意拆除之。综观新政一年，社会政策取向清清楚楚：初次分配要注重效率、再分配要注重公平。该政策取向相信这样的国际经验：如果说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济政策追求的是效率，那么为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群体结构所需要的社会政策，就应当以公平为目标，通过各种再分配手段，防止出现过于严重的两极分化，缓和各群体之间的矛盾。倘若完全偏向某些群体的利益而漠视其他群体的利益，那么，社会各群体合作的可能性就会消失，冲突和对抗的可能会变成现实。
为了消除冲突和对抗，控制贫富差距调整劳动集团社会心态，新领导集体在社改层面的发力，不仅表现为真金白银的财政政策的调整，还体现在社会问题的法制建设上。
2003年8月淮河水灾后，本刊联系到上海地铁坍塌事件，提出：不能老是将目光盯在山东的高速公路、上海的磁悬浮、北京的立交桥和西部的三峡上，当政者应该到农村地区多看看。当月，温家宝总理的经济智囊之一、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陈东琪接受本刊访问时表示，那里的道路、桥梁、水利、供电、治污、生态等基础设施水平依然很低，与城市、与GDP快速发展形成鲜明的反差。这些生产性基础设施政府不来搞，谁来搞？本刊在随后的报道中呼吁，在积极财政政策操作还有空间的今天，我们是不是应该改变发债方向，变向城市倾斜的财政政策为向农村倾斜？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制定未来政策走向时，显然考虑了公平的社会政策取向，会议宣布：国债和新增财政资金的使用，要重点向“三农”倾斜，向社会发展倾斜，向西部大开发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倾斜，向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倾斜，向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改善困难群众生活倾斜。所有这一切，集中显现了公平的要义。
对公平的最大维护，莫过于法律的维护。新政一年，人们看到，法律为社会公众搭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权利的框架。从孙志刚案件导致的收容恶法的废除，到SARS危机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出台，新法“以人为本”的特征极为明显。特别注重保护公众的合法权利，特别注重方便公众的生活，是媒体和公众对“社改元年”间新法的感慨。
法律界人士指出，2004年1月1日始，有110部新法开始实施。国家级的51部法规中，和公众生活关系非常密切的就有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散装食品卫生管理规范》、《工伤保险条例》、《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等11部。而59部地方新法中，关涉公众生活的内容更多更具体。比如，《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明确规定：拆迁估价机构的确定应当采取被拆迁人投票或拆迁当事人抽签等方式……
专家认为，不胜枚举的类似条文，将有力提升中国的社会问题治理程度，这110部新法，可视作是一场社会改革的法律总动员。
我们说，社改元年意味着以制度变革为方向的第二次转型的开端，与此关联极大。
2003年社会集体力量在中国的影响赢得初步胜利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2-15 11:41:00编辑过]
没有社会的安定，就不会有经济建设的成功；没有长远的眼光，就不会有可持续的发展。对于现在在发展中存在的弊端，是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
但愿这个转型能解决城乡差别扩大和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