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骄傲的军人:参加过诺曼底登陆的中国海军军官 zt

他是20名留英海军军官之一，参加了二战大西洋海战和诺曼底登陆战役，填补了中国军人在欧洲海战的空白，是中国海军的光荣。
　　郭成森，马尾海军学校第8期驾驶科毕业生，1943年被国民党海军当局选派赴英国格尼治海军学院“中国班”学习。学完专业后，20名中国海军军官被派往英国各舰队到欧洲战场参战实习。郭成森被分配到由弗雷泽海军上将指挥的英国远程护航舰队的“肯特”号重巡洋舰上，以少尉副值更身份编入了战斗序列。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酣战之际，他亲历了一系列著名的大西洋海战，经受了战斗洗礼。在欧洲海域闻名的“北角战役”中，他随舰参加了围攻由战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统率的德国舰队，激战近8小时，终于用鱼雷和火炮将“沙恩霍斯特”号击沉在北角以北的海底。


　　1944年11月，他又随舰参加了海、空军联合轰击德国最大的战列舰“提尔比兹”号的战斗，任务是为航空母舰特混编队进行反潜护航。他在副值更官的岗位上，首先观察到德国偷袭潜艇的潜望镜，并迅速将情况报告了指挥所。军舰及时采取规避，使潜艇发射的两个鱼雷贴着舷边疾驰而过。他们用声呐搜索到了来袭的潜艇，并用深水炸弹击沉了它。在护航编队有力的保护下，英国轰炸机用5枚4吨重的巨型炸弹将德国最后一艘战列舰“提尔比兹”号炸沉。


　　1944年6月6日，他还参加了盟国的“霸王行动”(即诺曼底登陆战役)，其所在舰担负护送登陆部队任务，经历了有几万架飞机、上千艘军舰参战的世界上最大的登陆作战的全过程，感受到了近旁一艘艘友舰被击中起火、沉没时的痛苦，也享受到了德国巨型军舰被击中、击沉时的喜悦。郭成森由于战功显著，获得了与舰长“共进晚餐”的褒奖。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大海战的洗礼铸就了他优秀的海军军人品质，影响着他的一生。


　　当年他一直在黑暗中寻找光明，毅然冒着生命危险走上了策动起义的革命道路，在特殊战场上经历着惊心动魄的战斗


　　回国后，他在青岛海军学校担任了一段时间队长兼教官，后被选调到国民党海军的旗舰“长治”号任副舰长。由于这艘舰是国民党海军中最大的军舰，军政要员频繁光顾。负责接待的副舰长有机会周旋于军界高层人士之间。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知道他留过学，打过仗，英语娴熟，一表人才，又是篮球和足球队长，对他十分赏识，多次找他谈话，要他“好生为党国效力，大有前途啊”。桂永清的亲信、舰长刘光凯更露骨地对他说：“跟定我有你好处，我走了舰长就是你的。”


　　然而，他看到的现实是一个极端腐败的中央政府和派系盘根错节的海军部队，军费都装进了当官的腰包。排水量1350吨的“长治”号不去守卫海防，却一次次派往华北、东北参加内战，进攻解放区和炮击烟台港，使他内心感到极端痛苦。尤其看到自己军舰的官兵竟在光天化日下抢劫民船、公开分赃时，他的心破碎了：海军的荣誉怎能与内战联系在一起？海军军人岂能变成将炮口对准百姓的蟊贼？正在他茫然徘徊之际，地下党(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陈致远(化名何友属)与他接上了头。从此，他在党的领导下，一直利用队长、教官、副舰长的威望和有利条件，宣传形势，组织力量，在国民党海军中积极开展策动起义工作。


　　1949年4月，他把20名有着反黑暗、求进步要求的学生官(多数是军舰上的航海官)邀请到上海徐家汇他姐姐的家里聚会。郭成森慷慨激昂地讲，国民党很快就会垮台，腐败的海军已无希望，未来的新中国一定需要强大的海军。当前我们的出路，一是尽快地逃跑，离开海军；二是起义，把军舰开到解放区去。他的一席话使在场的年轻军官心灵上受到了强烈的震撼，纷纷走上了起义或逃离军舰的新生道路。在他的策动下，他的学生、“永兴”舰的航海官陈万邦于1949年5月1日，带领一些官兵在长江浏河口江面突然发动起义，击毙了反抗起义的舰长，控制了军舰，但由于经验不足，缺少警惕，在驶往解放区途中遭反动团伙反抗。经过浴血拼搏，陈万邦负伤跳水，被反动分子用冲锋枪打死在江中。7名主要起义人员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后，被迫退守至电讯室内，拒绝投降，直到军舰开到上海。当局残忍地向舱内施放毒气，将起义勇士们活活熏死。这就是震惊全国的“‘永兴’舰起义事件”。


　　国民党当局从陈万邦等人的笔记本和各方的情报证实，在海军内“大量散布共党言论”和在“永兴”舰搞策反均是郭成森所为。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得知这个经常在身旁的年轻军官竟是共产党时，气急败坏地下令：“给我抓起来，枪毙他！”郭成森在地下党的掩护下及时撤离了“长治”舰。当局把这次郭成森组织的聚会活动定性为背叛国民政府的“上海策反事件”，凡是参加会议的均属“叛徒”，都要予以逮捕判刑，当时在旧海军中掀起一阵狂捕乱抓的白色恐怖。其中3名海军军官被捕后，在上海龙华被枪杀。


　　他是人民海军首任护卫舰的舰长，也是舰队和海军司令部的第一任航海业务长，为海军初期正规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9月19日，“长治”舰在长江口起义成功。面对敌机跟踪轮番轰炸，华东军区海军决定“舍舰保人”，将舰自沉于南京燕子矶附近江中。郭成森由地下党介绍到南京的华东军区海军学校报到，担任“长治”队的队长，负责组建、集训“长治”舰新舰员和筹备打捞“长治”舰工作。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爱萍将军非常关心“长治”舰，多次接见郭成森，十分恳切地说：“人民海军需要你，让我们共同努力，把新中国海军建设好。”他经常视察“长治”舰的打捞现场和询问舰员的训练情况。郭成森向张司令保证：“我未能把‘长治’舰开过来，但我一定要把‘长治’舰捞上来，把它建设好交给国家。”“长治”舰被打捞上来后，郭成森被任命为“长治”舰的舰长，并于1949年10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党员。


　　1950年4月23日，在我军百万雄师渡长江胜利一周年暨人民海军一周年华诞之际，华东海军于南京举行隆重的军舰命名、授旗典礼。中央军委决定将“长治”号改用光辉的南昌城来命名。郭成森舰长从张爱萍司令员手中接过“南昌”舰的命名状、军旗、舰艏旗时，心潮澎湃无比激动。一种崇高的理想和神圣的使命感在他心中升华，无法止住的泪水洒落在甲板上。


　　他是新中国海军“南昌”舰的第一任舰长。这艘舰成为新中国华东海军的主力舰和指挥舰，在保卫海防和解放浙东沿海岛屿的战斗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他还是华东军区海军学校的首任队长和主要教官，在“南昌”舰上，手把手地从穿着陆军服的“旱鸭子”中带出了第一批护卫舰的舰长。他担任过海军第6舰队的海军司令部第一任航海业务长。海军许多航海文件、规章制度和航海教材，甚至一些航海名词都出于他的手笔。专家和官兵们都称赞郭成森是一个“精通航海技术，十分精干而难得的海军人才”。1954年，郭成森被调到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当教员。他带出来的学员纷纷担任了海军、舰队和院校的领导，可他却一直耕耘在教员的岗位上。如今81岁的郭成森在海军大连老虎滩干休所安度晚年，被大家誉为“长青树”。他是20名留英海军军官之一，参加了二战大西洋海战和诺曼底登陆战役，填补了中国军人在欧洲海战的空白，是中国海军的光荣。
　　郭成森，马尾海军学校第8期驾驶科毕业生，1943年被国民党海军当局选派赴英国格尼治海军学院“中国班”学习。学完专业后，20名中国海军军官被派往英国各舰队到欧洲战场参战实习。郭成森被分配到由弗雷泽海军上将指挥的英国远程护航舰队的“肯特”号重巡洋舰上，以少尉副值更身份编入了战斗序列。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酣战之际，他亲历了一系列著名的大西洋海战，经受了战斗洗礼。在欧洲海域闻名的“北角战役”中，他随舰参加了围攻由战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统率的德国舰队，激战近8小时，终于用鱼雷和火炮将“沙恩霍斯特”号击沉在北角以北的海底。


　　1944年11月，他又随舰参加了海、空军联合轰击德国最大的战列舰“提尔比兹”号的战斗，任务是为航空母舰特混编队进行反潜护航。他在副值更官的岗位上，首先观察到德国偷袭潜艇的潜望镜，并迅速将情况报告了指挥所。军舰及时采取规避，使潜艇发射的两个鱼雷贴着舷边疾驰而过。他们用声呐搜索到了来袭的潜艇，并用深水炸弹击沉了它。在护航编队有力的保护下，英国轰炸机用5枚4吨重的巨型炸弹将德国最后一艘战列舰“提尔比兹”号炸沉。


　　1944年6月6日，他还参加了盟国的“霸王行动”(即诺曼底登陆战役)，其所在舰担负护送登陆部队任务，经历了有几万架飞机、上千艘军舰参战的世界上最大的登陆作战的全过程，感受到了近旁一艘艘友舰被击中起火、沉没时的痛苦，也享受到了德国巨型军舰被击中、击沉时的喜悦。郭成森由于战功显著，获得了与舰长“共进晚餐”的褒奖。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大海战的洗礼铸就了他优秀的海军军人品质，影响着他的一生。


　　当年他一直在黑暗中寻找光明，毅然冒着生命危险走上了策动起义的革命道路，在特殊战场上经历着惊心动魄的战斗


　　回国后，他在青岛海军学校担任了一段时间队长兼教官，后被选调到国民党海军的旗舰“长治”号任副舰长。由于这艘舰是国民党海军中最大的军舰，军政要员频繁光顾。负责接待的副舰长有机会周旋于军界高层人士之间。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知道他留过学，打过仗，英语娴熟，一表人才，又是篮球和足球队长，对他十分赏识，多次找他谈话，要他“好生为党国效力，大有前途啊”。桂永清的亲信、舰长刘光凯更露骨地对他说：“跟定我有你好处，我走了舰长就是你的。”


　　然而，他看到的现实是一个极端腐败的中央政府和派系盘根错节的海军部队，军费都装进了当官的腰包。排水量1350吨的“长治”号不去守卫海防，却一次次派往华北、东北参加内战，进攻解放区和炮击烟台港，使他内心感到极端痛苦。尤其看到自己军舰的官兵竟在光天化日下抢劫民船、公开分赃时，他的心破碎了：海军的荣誉怎能与内战联系在一起？海军军人岂能变成将炮口对准百姓的蟊贼？正在他茫然徘徊之际，地下党(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陈致远(化名何友属)与他接上了头。从此，他在党的领导下，一直利用队长、教官、副舰长的威望和有利条件，宣传形势，组织力量，在国民党海军中积极开展策动起义工作。


　　1949年4月，他把20名有着反黑暗、求进步要求的学生官(多数是军舰上的航海官)邀请到上海徐家汇他姐姐的家里聚会。郭成森慷慨激昂地讲，国民党很快就会垮台，腐败的海军已无希望，未来的新中国一定需要强大的海军。当前我们的出路，一是尽快地逃跑，离开海军；二是起义，把军舰开到解放区去。他的一席话使在场的年轻军官心灵上受到了强烈的震撼，纷纷走上了起义或逃离军舰的新生道路。在他的策动下，他的学生、“永兴”舰的航海官陈万邦于1949年5月1日，带领一些官兵在长江浏河口江面突然发动起义，击毙了反抗起义的舰长，控制了军舰，但由于经验不足，缺少警惕，在驶往解放区途中遭反动团伙反抗。经过浴血拼搏，陈万邦负伤跳水，被反动分子用冲锋枪打死在江中。7名主要起义人员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后，被迫退守至电讯室内，拒绝投降，直到军舰开到上海。当局残忍地向舱内施放毒气，将起义勇士们活活熏死。这就是震惊全国的“‘永兴’舰起义事件”。


　　国民党当局从陈万邦等人的笔记本和各方的情报证实，在海军内“大量散布共党言论”和在“永兴”舰搞策反均是郭成森所为。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得知这个经常在身旁的年轻军官竟是共产党时，气急败坏地下令：“给我抓起来，枪毙他！”郭成森在地下党的掩护下及时撤离了“长治”舰。当局把这次郭成森组织的聚会活动定性为背叛国民政府的“上海策反事件”，凡是参加会议的均属“叛徒”，都要予以逮捕判刑，当时在旧海军中掀起一阵狂捕乱抓的白色恐怖。其中3名海军军官被捕后，在上海龙华被枪杀。


　　他是人民海军首任护卫舰的舰长，也是舰队和海军司令部的第一任航海业务长，为海军初期正规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9月19日，“长治”舰在长江口起义成功。面对敌机跟踪轮番轰炸，华东军区海军决定“舍舰保人”，将舰自沉于南京燕子矶附近江中。郭成森由地下党介绍到南京的华东军区海军学校报到，担任“长治”队的队长，负责组建、集训“长治”舰新舰员和筹备打捞“长治”舰工作。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爱萍将军非常关心“长治”舰，多次接见郭成森，十分恳切地说：“人民海军需要你，让我们共同努力，把新中国海军建设好。”他经常视察“长治”舰的打捞现场和询问舰员的训练情况。郭成森向张司令保证：“我未能把‘长治’舰开过来，但我一定要把‘长治’舰捞上来，把它建设好交给国家。”“长治”舰被打捞上来后，郭成森被任命为“长治”舰的舰长，并于1949年10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党员。


　　1950年4月23日，在我军百万雄师渡长江胜利一周年暨人民海军一周年华诞之际，华东海军于南京举行隆重的军舰命名、授旗典礼。中央军委决定将“长治”号改用光辉的南昌城来命名。郭成森舰长从张爱萍司令员手中接过“南昌”舰的命名状、军旗、舰艏旗时，心潮澎湃无比激动。一种崇高的理想和神圣的使命感在他心中升华，无法止住的泪水洒落在甲板上。


　　他是新中国海军“南昌”舰的第一任舰长。这艘舰成为新中国华东海军的主力舰和指挥舰，在保卫海防和解放浙东沿海岛屿的战斗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他还是华东军区海军学校的首任队长和主要教官，在“南昌”舰上，手把手地从穿着陆军服的“旱鸭子”中带出了第一批护卫舰的舰长。他担任过海军第6舰队的海军司令部第一任航海业务长。海军许多航海文件、规章制度和航海教材，甚至一些航海名词都出于他的手笔。专家和官兵们都称赞郭成森是一个“精通航海技术，十分精干而难得的海军人才”。1954年，郭成森被调到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当教员。他带出来的学员纷纷担任了海军、舰队和院校的领导，可他却一直耕耘在教员的岗位上。如今81岁的郭成森在海军大连老虎滩干休所安度晚年，被大家誉为“长青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