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防决策新机制》 zz

《中国战略》(China Strategy )用中英文双语出版，主要面对美国政界、学界、商界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希望加深他们对中国局势、政策的理解。(chinesenewsnet.com)


《中国战略》(China Strategy )第一期文章选登(中文稿，英文稿见http://www.csis.org/isp/csn/040130.pdf)：(chinesenewsnet.com)

《中国国防决策新机制》(chinesenewsnet.com)

作者：洪小虎(chinesenewsnet.com)

(chinesenewsnet.com)

提要：中共十六大之后重新恢复了已经中断十年的党总书记不是军委主席的做法，江不仅继续保留和行使自己手中在军队、国防领域和防务事务决策上的实质性权力，而且似乎更加强调其独特权威。(chinesenewsnet.com)

中共十六大后新的领导集体如何对中国的军队和防务决策发挥作用，是否形成了新的防务决策制度？这是观察当代中国政治与军事问题的重要着眼点。 (chinesenewsnet.com)

中国国防决策制度的特点 (chinesenewsnet.com)

军队历来对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具有重大影响力。特别是军队在国家整个权力系统中的地位，常常是观察和衡量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性质与结构的关键。中国政治制度的特殊性，在相当程度上表现在权力系统中党和军队的关系上。 (chinesenewsnet.com)

从毛泽东时代开始，中国政治一条基本规则就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这条规则有三方面含义：首先是军队的“政党化”。中国人民解放军是随着中共一起成长起来的，中共能够从一个小党到最后推翻国民党政府，都是因为直接掌控军队、进行武装革命的结果。其次是军队的“政治化”。从毛泽东时代开始，中国的军队的建设理念和指导原则，都是依据党的路线方针的需要、依据党对政治和国家问题的理解和要求来设计和制定的。军队在思想、人员安排及管理方法上，都必须和党的思想、路线和意识形态保持高度一致。军队的“政治化”最重要的，是进一步巩固了军队作为政党的权力资源和权力工具的特点。为此，党的意识形态在军队内部有着特别严格的贯彻要求。第三是军队的“非国家化”。军人需要高度听从和执行党的决定，成为军人最重要的是懂得去实现党的利益。不仅各级军队的作战、指挥机构中都设有政治委员作为和军事首长平级的领导，而且，学习、领会党的路线方针是军队除了自身业务和职业训练之外最重要的任务。 (chinesenewsnet.com)

在江泽民主政期间，中国军队这一“党指挥枪”基本原则没有任何变化，还有了进一步加强。1990年代初期，军队内部曾出现过军队到底是应该“国家化”还是“政党化”的争论，但很快被压制下去。目前，公开讨论中国军队“国家化”、“职业化”等问题，都是一种忌讳。 (chinesenewsnet.com)

中国国防和军事的决策体制(chinesenewsnet.com)

中国的国防和军事决策体制具有很强的“集权”特徵。这一方面当然有利于国家权力对军队的控制和管理，但另一方面，这大大削弱了中国军事决策体制的透明度，而使得军事政策的决策被严格限制在核心权力层之中。中央军委是中国防务和军事力量的最高指挥当局和最高权力机构。通常而言，涉及到部队的调动、出动、国防战略的审定、武器装备的计画、国防费用的分配以及高级军官的任免等事务，都掌握在中央军委的手中，中央军委的专职副主席负责处理涉及军队事务的日常决策和管理问题。但部队调动、出动及高级军官任免，都需要经中央军委主席审批、签字才能确定。而军队日常管理和目标管理活动，着具体由四总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装备部和总后勤部负责。具体的政策建议和需要在全军推广或实施的专案则需要经过中央军委审批。日常工作范围内的事务，则按照垂直管理的方式，由四总部负责制定、监督和实施。四总部之间的关系，也由中央军委负责协调。 (chinesenewsnet.com)

中国7大军区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中央军委在各地的派驻机构。大军区有自己独立的、专门负责的防务领地，掌握有军区直属的防务力量。同时，军区司令部也相当于在特定的中国防御领地内最高军事指挥和管理机构。在军事业务上，各大军区必须接受四总部指导和协调，但军区司令部的直接管辖权是在中央军委，而不是在四总部。从权力角度而言，大军区司令和四总部首长是平级的。 (chinesenewsnet.com)

空军司令部、海军司令部、第二炮兵司令部和武警司令部和大军区首长的职位相同，其下属部分军事力量也同各军区所拥有的防务力量在一定程度有重合，比如，北京军区下属有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而空军和海军司令部对中国各地海空军力量有直接的指挥权和管理权，负责各地海空军的训练、作战计画的制定与执行以及后勤、装备、思想教育、政治工作、徵兵、复员安置等工作。但海、空军的调动，是否执行军事行动等，以及落实什么样的作战计画，都必须直接经过中央军委审定和批准。 (chinesenewsnet.com)

在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江泽民正式接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之后的10年中，中国的军事和防务决策机制发生了一些调整和变化。这些变化包括： (chinesenewsnet.com)

一、中国的老一代军人完成对江作为新任军委主席的辅佐之后，都从军队和党内的位置上退了下来。江泽民开始重用和提拔与自己基本上是同一年龄段的军人，成为中共最高军事决策层的成员，中央军委明显代际更替。十四大的中央军委，两位副主席刘华清和张震都是抗日战争之前就已参军的“延安”时期干部，中央军委秘书长杨白冰则也是抗日战争参军的军人。中央军委新委员，如迟浩田、张万年、傅全有等人，都是解放战争后期入伍的军人。选择本已即将退休的刘华清和张震出任江第一次任中央军委主席时的副手，主要的考虑是江没有当过军人，在军人中也没有很大的影响力，虽然从1989年6月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江就兼任军委副主席。在某种程度上，当中央军委主席在中国军队里比中央总书记的权威和影响还要大。因为从1982年12大到1992年14大，换了三位总书记，但中央军委主席没有换。邓的同时代人杨尚昆是军委副主席。十四大的中央军委的安排是一个过渡性的安排：让江出任主席的同时，有“老同志”的介入来帮助江稳定在军党内决策权。 (chinesenewsnet.com)

二、将中央军委的权力结构“中央化”，而不是“军队化”。1997年10月中共十四大时，新中央军委已经没有了这些“老同志”的身影，中央军委核心成员都是江的同时代人。江在邓小平支持下，将“杨家将”势力从中央军委赶走，消除超越和掣肘中央军委主席的状况。为了进一步加强控制力，从十五大开始，江确立了中国军队四总部首长、国防部长为核心的中央军委的组成机制。中央军委内部不再包括地方军区首长，而是以中国军队的核指挥、后勤、管理和装备的中央机构首长，出任中央军委的委员，并另外提拨一人为副主席，协助管理中央军委。 (chinesenewsnet.com)

三、江确立了中共党的核心领导层──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不安排军人的制度。从1992年十四大到2002年十六大，这一做法得到了延续，具有军方背景、或从事过高级军事指挥工作、或现役高级将领，都不再成为政治局常委，以便树立“军人不干政”的印象，进一步突出文官政府的特点。同时，为平衡军队在党的权力基础和权力资源中的重要作用，从十四大开始，中央政治局都包括有两名军人：中央军委的专职军人副主席以及国防部长；负责干部、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的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都兼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十四大时中央书记处并没有军人）。(chinesenewsnet.com)

十六大与中国军事和防务权力的调整(chinesenewsnet.com)

中共十六大虽然实现了权力的和平交接，但交接并不彻底。江泽民仍是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新任总书记胡锦涛则仍是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chinesenewsnet.com)

军委主席被认为是中国实际意义上的最高当权者。党的总书记可以不是军委主席，军委主席必定比党的总书记的实际威望和许可权要大得多。在中共历史上开创这一历史的是邓小平。邓的这一做法，一方面是因为邓无论资历、能力还是在军队的威望都是那些总书记无法比拟的，所以，为了避免军队卷入党内权力斗争，或者成为不同派别的权力斗争的争夺物件，邓继续留任中央军委主席可以继续发挥对新领导人的辅佐作用。二是邓也需要在继续控制更有实质性意义的军队最高权力的同时，震慑这些新的总书记，以便在他和“老同志”们不满的时候，可以挑选新的总书记，发挥对中国政治最核心的影响力和决策力。 (chinesenewsnet.com)

邓在采取这一总书记与中央军委主席分离的做法时，明确提出这是一种“过渡体制”。1989年到1992年，差不多三年半，邓就将军委主席职务交给江泽民，认为已经完成了自己“扶上马、送一程”的责任。 (chinesenewsnet.com)

江泽民交出中共总书记却继续保留中央军委主席，根据党章是不合法的。因为江已经不是中央委员，理论上不应该成为中央军委主席。但由于有“邓小平模式”，根据历史惯例，他的这一做法是可以接受的，也可以被解释为是对新一代领导层的善意和辅佐。因此，十六大带给中国军事与防务决策体制的一个新变化，就是党的总书记不是中央军委主席、而是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不是中共新一届领导层成员，但却仍是最有权力者。这种现象在1982－1992年出现过，1992－2002年改变了，从2002年11月开始，这种现象又开始了。目前中国防务军事决策体制最大的悬念是：不知江泽民会用几年完成过渡，也不知道是否还会以总书记的更替为代价来实现过渡期的彻底结束。 (chinesenewsnet.com)

十六大后的中国防务与军事决策体制(chinesenewsnet.com)

由于中央军委主席人选没有变化，因此，中国的防务与军事决策体制在十六大之后在本质上没有变化。江泽民事实上仍然是中国最高当权者，其作用远远不是身为中共总书记的胡锦涛可比拟的。(chinesenewsnet.com)

当然，在涉及或者有可能涉及重大军事与防务决策的党内机构上，江已经不再扮演主要角色。例如，在2003年5月重新组成的中共中央对台事务领导小组中，胡锦涛取代江担任组长，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以及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也是组员。但江泽民及曾庆红都不是成员。即便如此，从胡锦涛2003年3月十届人大时期所提出的“对台工作四点意见”来看，在台湾问题上，新的中共领导层的政策将会继续“江规胡随”。(chinesenewsnet.com)

十六大之后一年多来，江不仅继续保留和行使自己手中的实质性权力，而且似乎更加强调其在军队、国防领域和防务事务决策上的独特权威。其结果，在党政事务方面，现在形成的决策机制是“胡温体制”，但在军事和防务问题上，“江核心”依然鲜明。 (chinesenewsnet.com)

在2003年3月中国十届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江泽民在参加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提法：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在这之前，“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没有成为中国军队的重要原则，在这之后，成为中国军队加强现代化进程发展的最重要的任务。在2002年11月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提出“努力完成机械化和资讯化建设的双重历史任务，实现我军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的目标。当时《解放军报》评论：这一讲话为“我军追赶世界军事革命潮流指明了方向”。十届人大期间江泽民提出的新提法，显然并非集体研究的决定，而是江个人在对中国军事发展任务的理解基础上提出的“口号”。 (chinesenewsnet.com)

目前，中国军队各个部门都在学习和执行江泽民提出的“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使命。2003年11月，中国军方推出“人才建设战略计画”，认为要加速军事变革首先必须培养大批高质量人才，全面带动中国官兵的知识和素质水平。在过去8个月中，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胡锦涛单独在军队场合就该问题做过任何报告或指示，也没有看到胡如何指导推动中国军事变革的报导。中国军队内部许多政治性动员决定，都在谈“要学习和领会江泽民建军强军思想”。胡在军队场合出席的活动，很多都是以江为第一领导人。 (chinesenewsnet.com)

例如，2003年5月2日中国潜艇361号沉没事故发生后，江、胡同时前往海军基地视察，是江为主。2003年10月15日中国“神舟5号”载人航太飞船发射，胡锦涛虽然亲自前往甘肃酒泉发射基地，但随后国防部长曹刚川与太空人空地通话时，曹说他是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江泽民主席”表示祝贺和慰问。这明显违反了惯例：党的总书记至少应在公开场合被视为国家和党最高领导人。 (chinesenewsnet.com)

军事领域内“江核心”另外一个很重要标志是， 2003年9月2日出席中国国防科技大学建立10周年时，江泽民宣布中国将在2004年再裁军20万。像裁军这样重大的举措，由中央军委主席在一所军队大学宣布，并不符合重大问题需要在重大场合来宣布的惯例，只能被解读为是江希望强调自己的权威性。10月以来，江会见一些政治人物，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前国务卿基辛格、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等，都表明江非常重视与中国国家安全和发展有关的重大外事活动，在中国防务与安全问题上，江仍然是最高决策者。 (chinesenewsnet.com)

十六大后中国军事和防务政策决策上，江泽民的核心地位不仅没有改变，还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江对自己作为核心的重视，很大程度上是目前江继续延续其在中国政治中一号掌权者形象的重要努力《中国战略》(China Strategy )用中英文双语出版，主要面对美国政界、学界、商界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希望加深他们对中国局势、政策的理解。(chinesenewsnet.com)


《中国战略》(China Strategy )第一期文章选登(中文稿，英文稿见http://www.csis.org/isp/csn/040130.pdf)：(chinesenewsnet.com)

《中国国防决策新机制》(chinesenewsnet.com)

作者：洪小虎(chinesenewsnet.com)

(chinesenewsnet.com)

提要：中共十六大之后重新恢复了已经中断十年的党总书记不是军委主席的做法，江不仅继续保留和行使自己手中在军队、国防领域和防务事务决策上的实质性权力，而且似乎更加强调其独特权威。(chinesenewsnet.com)

中共十六大后新的领导集体如何对中国的军队和防务决策发挥作用，是否形成了新的防务决策制度？这是观察当代中国政治与军事问题的重要着眼点。 (chinesenewsnet.com)

中国国防决策制度的特点 (chinesenewsnet.com)

军队历来对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具有重大影响力。特别是军队在国家整个权力系统中的地位，常常是观察和衡量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性质与结构的关键。中国政治制度的特殊性，在相当程度上表现在权力系统中党和军队的关系上。 (chinesenewsnet.com)

从毛泽东时代开始，中国政治一条基本规则就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这条规则有三方面含义：首先是军队的“政党化”。中国人民解放军是随着中共一起成长起来的，中共能够从一个小党到最后推翻国民党政府，都是因为直接掌控军队、进行武装革命的结果。其次是军队的“政治化”。从毛泽东时代开始，中国的军队的建设理念和指导原则，都是依据党的路线方针的需要、依据党对政治和国家问题的理解和要求来设计和制定的。军队在思想、人员安排及管理方法上，都必须和党的思想、路线和意识形态保持高度一致。军队的“政治化”最重要的，是进一步巩固了军队作为政党的权力资源和权力工具的特点。为此，党的意识形态在军队内部有着特别严格的贯彻要求。第三是军队的“非国家化”。军人需要高度听从和执行党的决定，成为军人最重要的是懂得去实现党的利益。不仅各级军队的作战、指挥机构中都设有政治委员作为和军事首长平级的领导，而且，学习、领会党的路线方针是军队除了自身业务和职业训练之外最重要的任务。 (chinesenewsnet.com)

在江泽民主政期间，中国军队这一“党指挥枪”基本原则没有任何变化，还有了进一步加强。1990年代初期，军队内部曾出现过军队到底是应该“国家化”还是“政党化”的争论，但很快被压制下去。目前，公开讨论中国军队“国家化”、“职业化”等问题，都是一种忌讳。 (chinesenewsnet.com)

中国国防和军事的决策体制(chinesenewsnet.com)

中国的国防和军事决策体制具有很强的“集权”特徵。这一方面当然有利于国家权力对军队的控制和管理，但另一方面，这大大削弱了中国军事决策体制的透明度，而使得军事政策的决策被严格限制在核心权力层之中。中央军委是中国防务和军事力量的最高指挥当局和最高权力机构。通常而言，涉及到部队的调动、出动、国防战略的审定、武器装备的计画、国防费用的分配以及高级军官的任免等事务，都掌握在中央军委的手中，中央军委的专职副主席负责处理涉及军队事务的日常决策和管理问题。但部队调动、出动及高级军官任免，都需要经中央军委主席审批、签字才能确定。而军队日常管理和目标管理活动，着具体由四总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装备部和总后勤部负责。具体的政策建议和需要在全军推广或实施的专案则需要经过中央军委审批。日常工作范围内的事务，则按照垂直管理的方式，由四总部负责制定、监督和实施。四总部之间的关系，也由中央军委负责协调。 (chinesenewsnet.com)

中国7大军区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中央军委在各地的派驻机构。大军区有自己独立的、专门负责的防务领地，掌握有军区直属的防务力量。同时，军区司令部也相当于在特定的中国防御领地内最高军事指挥和管理机构。在军事业务上，各大军区必须接受四总部指导和协调，但军区司令部的直接管辖权是在中央军委，而不是在四总部。从权力角度而言，大军区司令和四总部首长是平级的。 (chinesenewsnet.com)

空军司令部、海军司令部、第二炮兵司令部和武警司令部和大军区首长的职位相同，其下属部分军事力量也同各军区所拥有的防务力量在一定程度有重合，比如，北京军区下属有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而空军和海军司令部对中国各地海空军力量有直接的指挥权和管理权，负责各地海空军的训练、作战计画的制定与执行以及后勤、装备、思想教育、政治工作、徵兵、复员安置等工作。但海、空军的调动，是否执行军事行动等，以及落实什么样的作战计画，都必须直接经过中央军委审定和批准。 (chinesenewsnet.com)

在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江泽民正式接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之后的10年中，中国的军事和防务决策机制发生了一些调整和变化。这些变化包括： (chinesenewsnet.com)

一、中国的老一代军人完成对江作为新任军委主席的辅佐之后，都从军队和党内的位置上退了下来。江泽民开始重用和提拔与自己基本上是同一年龄段的军人，成为中共最高军事决策层的成员，中央军委明显代际更替。十四大的中央军委，两位副主席刘华清和张震都是抗日战争之前就已参军的“延安”时期干部，中央军委秘书长杨白冰则也是抗日战争参军的军人。中央军委新委员，如迟浩田、张万年、傅全有等人，都是解放战争后期入伍的军人。选择本已即将退休的刘华清和张震出任江第一次任中央军委主席时的副手，主要的考虑是江没有当过军人，在军人中也没有很大的影响力，虽然从1989年6月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江就兼任军委副主席。在某种程度上，当中央军委主席在中国军队里比中央总书记的权威和影响还要大。因为从1982年12大到1992年14大，换了三位总书记，但中央军委主席没有换。邓的同时代人杨尚昆是军委副主席。十四大的中央军委的安排是一个过渡性的安排：让江出任主席的同时，有“老同志”的介入来帮助江稳定在军党内决策权。 (chinesenewsnet.com)

二、将中央军委的权力结构“中央化”，而不是“军队化”。1997年10月中共十四大时，新中央军委已经没有了这些“老同志”的身影，中央军委核心成员都是江的同时代人。江在邓小平支持下，将“杨家将”势力从中央军委赶走，消除超越和掣肘中央军委主席的状况。为了进一步加强控制力，从十五大开始，江确立了中国军队四总部首长、国防部长为核心的中央军委的组成机制。中央军委内部不再包括地方军区首长，而是以中国军队的核指挥、后勤、管理和装备的中央机构首长，出任中央军委的委员，并另外提拨一人为副主席，协助管理中央军委。 (chinesenewsnet.com)

三、江确立了中共党的核心领导层──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不安排军人的制度。从1992年十四大到2002年十六大，这一做法得到了延续，具有军方背景、或从事过高级军事指挥工作、或现役高级将领，都不再成为政治局常委，以便树立“军人不干政”的印象，进一步突出文官政府的特点。同时，为平衡军队在党的权力基础和权力资源中的重要作用，从十四大开始，中央政治局都包括有两名军人：中央军委的专职军人副主席以及国防部长；负责干部、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的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都兼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十四大时中央书记处并没有军人）。(chinesenewsnet.com)

十六大与中国军事和防务权力的调整(chinesenewsnet.com)

中共十六大虽然实现了权力的和平交接，但交接并不彻底。江泽民仍是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新任总书记胡锦涛则仍是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chinesenewsnet.com)

军委主席被认为是中国实际意义上的最高当权者。党的总书记可以不是军委主席，军委主席必定比党的总书记的实际威望和许可权要大得多。在中共历史上开创这一历史的是邓小平。邓的这一做法，一方面是因为邓无论资历、能力还是在军队的威望都是那些总书记无法比拟的，所以，为了避免军队卷入党内权力斗争，或者成为不同派别的权力斗争的争夺物件，邓继续留任中央军委主席可以继续发挥对新领导人的辅佐作用。二是邓也需要在继续控制更有实质性意义的军队最高权力的同时，震慑这些新的总书记，以便在他和“老同志”们不满的时候，可以挑选新的总书记，发挥对中国政治最核心的影响力和决策力。 (chinesenewsnet.com)

邓在采取这一总书记与中央军委主席分离的做法时，明确提出这是一种“过渡体制”。1989年到1992年，差不多三年半，邓就将军委主席职务交给江泽民，认为已经完成了自己“扶上马、送一程”的责任。 (chinesenewsnet.com)

江泽民交出中共总书记却继续保留中央军委主席，根据党章是不合法的。因为江已经不是中央委员，理论上不应该成为中央军委主席。但由于有“邓小平模式”，根据历史惯例，他的这一做法是可以接受的，也可以被解释为是对新一代领导层的善意和辅佐。因此，十六大带给中国军事与防务决策体制的一个新变化，就是党的总书记不是中央军委主席、而是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不是中共新一届领导层成员，但却仍是最有权力者。这种现象在1982－1992年出现过，1992－2002年改变了，从2002年11月开始，这种现象又开始了。目前中国防务军事决策体制最大的悬念是：不知江泽民会用几年完成过渡，也不知道是否还会以总书记的更替为代价来实现过渡期的彻底结束。 (chinesenewsnet.com)

十六大后的中国防务与军事决策体制(chinesenewsnet.com)

由于中央军委主席人选没有变化，因此，中国的防务与军事决策体制在十六大之后在本质上没有变化。江泽民事实上仍然是中国最高当权者，其作用远远不是身为中共总书记的胡锦涛可比拟的。(chinesenewsnet.com)

当然，在涉及或者有可能涉及重大军事与防务决策的党内机构上，江已经不再扮演主要角色。例如，在2003年5月重新组成的中共中央对台事务领导小组中，胡锦涛取代江担任组长，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以及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也是组员。但江泽民及曾庆红都不是成员。即便如此，从胡锦涛2003年3月十届人大时期所提出的“对台工作四点意见”来看，在台湾问题上，新的中共领导层的政策将会继续“江规胡随”。(chinesenewsnet.com)

十六大之后一年多来，江不仅继续保留和行使自己手中的实质性权力，而且似乎更加强调其在军队、国防领域和防务事务决策上的独特权威。其结果，在党政事务方面，现在形成的决策机制是“胡温体制”，但在军事和防务问题上，“江核心”依然鲜明。 (chinesenewsnet.com)

在2003年3月中国十届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江泽民在参加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提法：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在这之前，“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没有成为中国军队的重要原则，在这之后，成为中国军队加强现代化进程发展的最重要的任务。在2002年11月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提出“努力完成机械化和资讯化建设的双重历史任务，实现我军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的目标。当时《解放军报》评论：这一讲话为“我军追赶世界军事革命潮流指明了方向”。十届人大期间江泽民提出的新提法，显然并非集体研究的决定，而是江个人在对中国军事发展任务的理解基础上提出的“口号”。 (chinesenewsnet.com)

目前，中国军队各个部门都在学习和执行江泽民提出的“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使命。2003年11月，中国军方推出“人才建设战略计画”，认为要加速军事变革首先必须培养大批高质量人才，全面带动中国官兵的知识和素质水平。在过去8个月中，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胡锦涛单独在军队场合就该问题做过任何报告或指示，也没有看到胡如何指导推动中国军事变革的报导。中国军队内部许多政治性动员决定，都在谈“要学习和领会江泽民建军强军思想”。胡在军队场合出席的活动，很多都是以江为第一领导人。 (chinesenewsnet.com)

例如，2003年5月2日中国潜艇361号沉没事故发生后，江、胡同时前往海军基地视察，是江为主。2003年10月15日中国“神舟5号”载人航太飞船发射，胡锦涛虽然亲自前往甘肃酒泉发射基地，但随后国防部长曹刚川与太空人空地通话时，曹说他是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江泽民主席”表示祝贺和慰问。这明显违反了惯例：党的总书记至少应在公开场合被视为国家和党最高领导人。 (chinesenewsnet.com)

军事领域内“江核心”另外一个很重要标志是， 2003年9月2日出席中国国防科技大学建立10周年时，江泽民宣布中国将在2004年再裁军20万。像裁军这样重大的举措，由中央军委主席在一所军队大学宣布，并不符合重大问题需要在重大场合来宣布的惯例，只能被解读为是江希望强调自己的权威性。10月以来，江会见一些政治人物，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前国务卿基辛格、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等，都表明江非常重视与中国国家安全和发展有关的重大外事活动，在中国防务与安全问题上，江仍然是最高决策者。 (chinesenewsnet.com)

十六大后中国军事和防务政策决策上，江泽民的核心地位不仅没有改变，还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江对自己作为核心的重视，很大程度上是目前江继续延续其在中国政治中一号掌权者形象的重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