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转帖]动人的故事，伟大的中国航天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22:34:32
多么质朴的话语，我看得热泪盈眶！
戚发轫：神舟五号上天的时候是我最难受的时候
神舟五号飞船系统总设计师戚发轫。
嘉宾：戚发轫
主持人：曾涛
编导：曾涛 李妍
戚发轫：我应该说当了7、8年的亡国奴，自己不知道是中国人，45年苏军解放了，
那么我们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我们当时就从轮船上码头把我们的伤员，志愿军的伤员
就抬到苏军的医院里去，那么我们就接触他们，很多很多都是美国的轰炸、扫射造成
的，很重的伤害。感觉好像触动很大。那时候我们对美国人咬牙切齿。另外那个时候美
国的飞机经常到东北，丹东、沈阳去轰炸，他说它雾雨，有雾，迷失方向来的，但是从
来它不迷失到大连去，因为大连那个时候有苏军的驻军，有强大的空军，他不敢来。那
个时候在我们高中这个年轻人当中也确实感觉到我们国家所以受欺负就是我们没有强大
的国防，没有强大的空军。那个时候就这种情况，在那种情况下我确实很明确，第一志
愿第二志愿第三志愿，我都报的航空这个专业。因为我是学导弹总体的，那么其他人都
学空气动力学的，学材料的，学工艺的，学强度的，他们都可以去了，就是说不让中国
人到苏联或者苏联不愿意给中国人培养一个搞导弹总体的，说就是作为总设计师这么一
个毛坯，不让去，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很气愤了，也很懊悔，但是那时候还好，
苏联专家还在，那么既然说不能去咱们还继续跟着苏联专家学习吧。但是60年的时候苏
联专家全部撤走，把资料也拿走了，应该说对我们那一代人我觉得应该说是终身难忘的
事情，既感到受到屈辱，也感到给我们力量，就是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自己搞？
曾涛：我知道后来您参加了在中国非常轰动的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工作，也是一
个很主要的技术的负责人。那么当时东方红一号，我想在那个时候的条件下，应该是非
常困难的一个研制条件。
戚发轫：是。生活条件物质条件都比较困难。我举个例子，我们要做实验，按现在
讲的话有实验室，有很好的设备，那么还有防护设备，那个时候我们东方红卫星有个天
线，这个天线发射的时候是收起来的，那么上天之后要展开，展开时候的话运动很复
杂，那么有时候就要震断了，甩断了，那么要做实验，在地面自己做状态的实验。没有
实验室，当时还是用科学院力学所有一个库房，在库房里头做，做很危险，断就甩出来
了，我们也没有防护设备，怎么办呢？有一些包装箱，包装箱的箱子盖，因为很粗糙，
都有一个缝，我们每人拿一个箱子盖，就从这个缝里观察这个实验，那有的人……
记者：是木头还是纸做的？
回答：就是木头箱子，木头箱子钉得一条一条的，都有缝都有间隙，拿着当盾牌。
记者：扣在头上还是举在前面？
回答：不是，就拿着盾牌，当然那个时候也没有录像也没有照片，看起来一定是非
常可笑的，但是有的年轻人本事大就爬到梁上看，我们就在那种情况下经过多次的实
验，找到了原因，把问题解决了。
曾涛：您当时在东方红一号的研制的整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呢？
戚发轫：困难有两件事情，应该这么说。一件事情确实我们不懂，得摸索着干，摸
索着失败了，失败了再做，就有个摸索的过程。第二个就是说不理解我们。就是领导什
么不理解，他不是那什么前任不理解，也不是我们搞技术工作的不理解，就是这个工宣
队军宣队就很不理解我们，说你们人都不错，为什么不去参加批判会，为什么不写批判
反动学术权威，我说我们没有时间，现在我们每天10个小时不睡觉都完不成这个任务，
我们也不可能花很多时间天天毛主席来个新的指示了，我们上街游一天行，放鞭放炮，
他们就希望我们天天跟他一块儿搞这个。所以这点我觉得不理解。至于说家里的困难，
我觉得也很多。那个时候我跟你讲，确确实实对人的关心不够，也没有一种气氛，我爱
人是在国家物资部，到干校去了，把两个孩子一个念小学，一个还在幼儿园撂给我了，
那我只好把我的老母亲给请到北京帮我带孩子。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克服的，我觉得人
受多大苦都可以克服，但是就是有一些政治上的不能理解的事情，我觉得确实感觉到好
像压力很大，也不理解，也很委屈。因为又是遇到国庆节了，69年，国庆到了，要保证
北京没有坏人，所以就要清理外来人口，红卫兵就到我们家去了，说你们家什么出身啊
？我这个人一辈子没说过假话，不管对还是不对，我说我家是地主啊，说这不是地主婆
吗？回去向领导一汇报，等我不在家的时候把老太太给抓走了。那孩子乱哭乱叫，邻居
小保姆给看着，亲戚来给看着，回来说哪儿去了呢？说地富反坏，被清理走了。我怎么
找也找不见，没有办法找组织，那么找着了把老太太请回来了。北京住不了了，要国庆
了，坏人不能在这儿，那时候所谓五类分子坏人，地富反坏右，那只好叫老太太带两个
孩子回农村去了。这种困难我觉得好像就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能解决的事情。所以那个时
候我觉得我们确实很困难，找谁呀？
曾涛：面对这样一些，您觉得就是无能为力的这种困难的情况，您觉得会影响您去
研制的这样一种非常专注的……
回答：但是我讲我们那些人都没有受到影响，我觉得有两条，一条确实我们中国的
知识分子知道中国要能发射卫星这件事情我们觉得知道为国家会争来什么事情，心里很
清楚，这是国家的事情，全国人民的事情，另外一方面，也还有一种无形的压力，真正
我们去搞这些科研，这么大岁数的人可能出身都不怎么好。或者说还有些什么当时认为
不符合标准的东西因为我们经常干一干一个人就给调离了，假如出了事我想查我们三
代，肯定说你这个人搞阶级斗争了有什么什么破坏了，我们很多人受到这样一种误解，
这也是一种压力。所以就是那个时候虽然工作上有困难，生活上有困难，家里还受到一
些委屈，但是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应该说是全部精力来办这个东方红。
曾涛：戚总，您知道我们大家都看到其实这个航天这个事业是一个大喜大悲的事
业，它的成功也是非常巨大，但是失败也是非常令人震撼的一种事情。那我觉得您在90
年代接手载人航天工程这个设计的时候，您已经有59岁了。我觉得59岁再承担这么一个
大事业，我想那个时候接受我觉得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戚发轫：是，这儿有一个过程，确确实实我觉得搞航天确确实实是怎么说成功了大
伙儿做得非常高兴，但是可能有的人不知道我们也失败过，甚至不只一次失败，正因为
那些失败，我们没有气馁，没有松懈那么才取得了成功，可能有几件事情是终身难忘
的。94年我已经作为院长了，也作为风云二号卫星的总指挥，那么我就到了西昌，临发
射，要转阵地了，要从基地转走了，我去了，去了一下飞机，就说哎，院长是不是我们
给你汇报一下，你听听汇报，我说不要汇报，我说咱们到现场去，那么就到了现场，现
场就是在那儿测试了，就给我们当年的一个总师魏中全，就在商量这个数据，下一步怎
么搞的时候，那么那面就是一个卫星，立在这儿，这边有一个测试间，测试间当然有一
个大的屏幕，在那儿做实验，我刚去在那儿情况突然就是一个红光，哎呀我们就觉着肯
定出事了，马上就来了声音，马上玻璃轰就碎了，就整个卫星爆炸起火，把整个厂房都
炸了。那个时候来讲的话，哎呀确实，没什么可想的了，因为我们那个房间里有十几个
人，由于这么大的冲击，所有的那些人，咱们的门现在都喜欢外里开的，都撞上了，变
形，也开不了，十几个人也出不去，马上电就停了，马上热浪就进来了，哎呀那个时候
确实是一种逃命的感觉，逃生的感觉，那么现在那个时候门上有一个小窗，很小那一个
小玻璃窗，那么我就把那儿扎破了，十几个人就一个一个把它送出去，我是最后一个把
一个女同志推出去之后，我就没有办法出去了，但是那个时候人要逃命的时候，我觉得
潜力很大的，我最后我从那个窗那儿，后面没有人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我出去了，但是
我出去发现我的腿什么都划破了，但确实是出去了，但是还要出去的时候我就没有力量
了，那么最后是外边人把我给背出去了。那个时候已经，我们有人牺牲，但是我那个时
候是被抢救，第二天就飞机送到北京，那时候看起来挺吓人的，有烧伤，眼睛有污染以
后就等于是失明了，回到北京以后，等于把眼睛清理好，咱们有经验，实际上当时要冲
一冲就好了，真正受到那一种有害气体的污染了，这个事情对我确实感觉，咱们没有报
道，就在《人民日报》第一版说是卫星爆炸了这个事。我觉得这也是失败。但是这个事
情对我们教育很大，就是搞这个东西有风险，安全性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那个时候已经
发射外星了，就看到外国人，他准备失事的时候一些非常完备的措施，那个时候作为我
们院长，作为总师总指挥的话，我觉得对我们失败以后所带来的后果所采取的措施，我
觉得我们远远不够。
(女儿采访)：小时候帮我们做衣服，然后他也行，经济条件不是特别好，什么做一
些桌子、椅子他都可以。小时候管我们的基本上都是我妈妈，尤其对他的印象就是一到
春节过节基本上都不在家过。就是直到知道我母亲病了，我觉得让我感觉到地我们看见
我爸，他流眼泪了，而且觉得特别，给我的感觉他接受不了，每当他得到一种荣誉的时
候他都会去跟我说，他说我这时候最想念的就是你母亲，他说就是一直在说，我觉得这
时候她会多高兴。前几次也是，有时候我爸爸，我们一起去，我爸爸去有时候给我妈妈
写一些东西，等于我们再去到我妈妈墓上烧或者什么，去告诉我母亲。我希望我父亲能
原谅我很多以前任性的地方，我们以后肯定会很好地照顾他，我觉得他很不容易走到这
一步。
(儿子采访)：他非常爱我们兄妹，他非常关心我们，让我们体验了父爱，……我觉
得我父母之间，最重要的给予我们最大的教育，或者说最大的影响就是他们在生活上互
相关心，尤其在工作中互相支持，在这点上尤其是更加突出一些，作为我父亲他本身的
工作性质，后来也是他担任工作的一些情况我母亲应该说在各个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方
面给他的都是支持，但是我觉得我父亲在我母亲最后生命这一段时间之内他做到了他能
够做的全部，我要和他说的是我为你感到，爸爸我为你感到骄傲，但是你要好好保重身
体，能够幸福健康，这是最重要的。
戚发轫：两个孩子都不错，我都很满意。实际是99年打成了神舟一号以后，应该说
我们都特别高兴，她当然也是高兴，我觉得她有时候比我还高兴，因为她整个看我这个
过程，她非常高兴。我就说哎呀我说现在挺忙的，神舟二号也挺紧张，我说咱们有空咱
们一块儿去检查身体，就把这个事情放过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已经是99年底了，我也不
在家，我老伴就上楼的时候感觉到无力了，我女儿就看见说你别等我爸爸了，我爸爸他
自己也不去检查身体，那也不能带你去，那我带你去吧，那么她就带她去阜外去检查，
说心脏不好，心发慌，一检查心脏非常好，但是一透视就发现，告诉我女儿整个一个左
肺失效了，不能工作了，你赶快到综合医院去看吧，这时候我女儿也很紧张，就找了当
时还是副院长，就是袁家军，我这个搭档，就告诉了，他非常重视，马上派车给送到我
们合同医院，721医院，一检查，肺癌晚期。哎呀，也不敢告诉我，也不敢告诉她，因
为我不在家，后尾他们商量商量总得告诉我，所以那时候我们院长、副院长我们都在西
安测控中心了，就说哎呀，老戚，现在卫星工作挺正常的，我们也准备回北京了，你也
跟我们一块儿回去吧，你老伴身体也不太好，我也知道好像她老觉得不舒服，我没想到
会是这样，所以就回来，回来进这个大院门口的时候，我们院长就告诉我，老伴是这么
重的病，哎呀我觉得好像，也不相信，也不接受，晚上已经12点多了，我推门一进去，
我儿子在家，我一看我更害怕了，我儿子在香港去打工的，回来一趟也不容易，他都比
我先回来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已经很大。因为我孩子以前可以说对家里非常好，也不知
道爸爸妈妈这么重要，就是他在国外呆了11年没过春节，也没怎么回家，这个春节过
得，我们希望欢乐，但是实际上心里欢乐不起来，她也不知道，那么过了春节之后就告
诉她你是这个病，但是我觉得她是很意外，但是我觉得她非常坚强，她非常有信心，她
说第一现在科学这么发展了，我不相信这个病治不好，第二领导这么重视，说什么药都
可以吃，我更相信，那么第三个事情就是说我最大的愿望我陪你能够把人飞上天。应该
说医生讲她就是3个月4个月的寿命，但是因为领导的关心，她自己也很坚强，什么治好
什么困难，只要能治好病她什么都干，化疗，是恶心得很厉害，就勉强吃饭，那么她这
个愿望就希望能看到人能上天，活了13个月，就是没赶上了，所以应该说神舟五号上天
的时候是我最难受的时候，她没赶上。多么质朴的话语，我看得热泪盈眶！
戚发轫：神舟五号上天的时候是我最难受的时候
神舟五号飞船系统总设计师戚发轫。
嘉宾：戚发轫
主持人：曾涛
编导：曾涛 李妍
戚发轫：我应该说当了7、8年的亡国奴，自己不知道是中国人，45年苏军解放了，
那么我们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我们当时就从轮船上码头把我们的伤员，志愿军的伤员
就抬到苏军的医院里去，那么我们就接触他们，很多很多都是美国的轰炸、扫射造成
的，很重的伤害。感觉好像触动很大。那时候我们对美国人咬牙切齿。另外那个时候美
国的飞机经常到东北，丹东、沈阳去轰炸，他说它雾雨，有雾，迷失方向来的，但是从
来它不迷失到大连去，因为大连那个时候有苏军的驻军，有强大的空军，他不敢来。那
个时候在我们高中这个年轻人当中也确实感觉到我们国家所以受欺负就是我们没有强大
的国防，没有强大的空军。那个时候就这种情况，在那种情况下我确实很明确，第一志
愿第二志愿第三志愿，我都报的航空这个专业。因为我是学导弹总体的，那么其他人都
学空气动力学的，学材料的，学工艺的，学强度的，他们都可以去了，就是说不让中国
人到苏联或者苏联不愿意给中国人培养一个搞导弹总体的，说就是作为总设计师这么一
个毛坯，不让去，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很气愤了，也很懊悔，但是那时候还好，
苏联专家还在，那么既然说不能去咱们还继续跟着苏联专家学习吧。但是60年的时候苏
联专家全部撤走，把资料也拿走了，应该说对我们那一代人我觉得应该说是终身难忘的
事情，既感到受到屈辱，也感到给我们力量，就是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自己搞？
曾涛：我知道后来您参加了在中国非常轰动的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工作，也是一
个很主要的技术的负责人。那么当时东方红一号，我想在那个时候的条件下，应该是非
常困难的一个研制条件。
戚发轫：是。生活条件物质条件都比较困难。我举个例子，我们要做实验，按现在
讲的话有实验室，有很好的设备，那么还有防护设备，那个时候我们东方红卫星有个天
线，这个天线发射的时候是收起来的，那么上天之后要展开，展开时候的话运动很复
杂，那么有时候就要震断了，甩断了，那么要做实验，在地面自己做状态的实验。没有
实验室，当时还是用科学院力学所有一个库房，在库房里头做，做很危险，断就甩出来
了，我们也没有防护设备，怎么办呢？有一些包装箱，包装箱的箱子盖，因为很粗糙，
都有一个缝，我们每人拿一个箱子盖，就从这个缝里观察这个实验，那有的人……
记者：是木头还是纸做的？
回答：就是木头箱子，木头箱子钉得一条一条的，都有缝都有间隙，拿着当盾牌。
记者：扣在头上还是举在前面？
回答：不是，就拿着盾牌，当然那个时候也没有录像也没有照片，看起来一定是非
常可笑的，但是有的年轻人本事大就爬到梁上看，我们就在那种情况下经过多次的实
验，找到了原因，把问题解决了。
曾涛：您当时在东方红一号的研制的整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呢？
戚发轫：困难有两件事情，应该这么说。一件事情确实我们不懂，得摸索着干，摸
索着失败了，失败了再做，就有个摸索的过程。第二个就是说不理解我们。就是领导什
么不理解，他不是那什么前任不理解，也不是我们搞技术工作的不理解，就是这个工宣
队军宣队就很不理解我们，说你们人都不错，为什么不去参加批判会，为什么不写批判
反动学术权威，我说我们没有时间，现在我们每天10个小时不睡觉都完不成这个任务，
我们也不可能花很多时间天天毛主席来个新的指示了，我们上街游一天行，放鞭放炮，
他们就希望我们天天跟他一块儿搞这个。所以这点我觉得不理解。至于说家里的困难，
我觉得也很多。那个时候我跟你讲，确确实实对人的关心不够，也没有一种气氛，我爱
人是在国家物资部，到干校去了，把两个孩子一个念小学，一个还在幼儿园撂给我了，
那我只好把我的老母亲给请到北京帮我带孩子。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克服的，我觉得人
受多大苦都可以克服，但是就是有一些政治上的不能理解的事情，我觉得确实感觉到好
像压力很大，也不理解，也很委屈。因为又是遇到国庆节了，69年，国庆到了，要保证
北京没有坏人，所以就要清理外来人口，红卫兵就到我们家去了，说你们家什么出身啊
？我这个人一辈子没说过假话，不管对还是不对，我说我家是地主啊，说这不是地主婆
吗？回去向领导一汇报，等我不在家的时候把老太太给抓走了。那孩子乱哭乱叫，邻居
小保姆给看着，亲戚来给看着，回来说哪儿去了呢？说地富反坏，被清理走了。我怎么
找也找不见，没有办法找组织，那么找着了把老太太请回来了。北京住不了了，要国庆
了，坏人不能在这儿，那时候所谓五类分子坏人，地富反坏右，那只好叫老太太带两个
孩子回农村去了。这种困难我觉得好像就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能解决的事情。所以那个时
候我觉得我们确实很困难，找谁呀？
曾涛：面对这样一些，您觉得就是无能为力的这种困难的情况，您觉得会影响您去
研制的这样一种非常专注的……
回答：但是我讲我们那些人都没有受到影响，我觉得有两条，一条确实我们中国的
知识分子知道中国要能发射卫星这件事情我们觉得知道为国家会争来什么事情，心里很
清楚，这是国家的事情，全国人民的事情，另外一方面，也还有一种无形的压力，真正
我们去搞这些科研，这么大岁数的人可能出身都不怎么好。或者说还有些什么当时认为
不符合标准的东西因为我们经常干一干一个人就给调离了，假如出了事我想查我们三
代，肯定说你这个人搞阶级斗争了有什么什么破坏了，我们很多人受到这样一种误解，
这也是一种压力。所以就是那个时候虽然工作上有困难，生活上有困难，家里还受到一
些委屈，但是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应该说是全部精力来办这个东方红。
曾涛：戚总，您知道我们大家都看到其实这个航天这个事业是一个大喜大悲的事
业，它的成功也是非常巨大，但是失败也是非常令人震撼的一种事情。那我觉得您在90
年代接手载人航天工程这个设计的时候，您已经有59岁了。我觉得59岁再承担这么一个
大事业，我想那个时候接受我觉得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戚发轫：是，这儿有一个过程，确确实实我觉得搞航天确确实实是怎么说成功了大
伙儿做得非常高兴，但是可能有的人不知道我们也失败过，甚至不只一次失败，正因为
那些失败，我们没有气馁，没有松懈那么才取得了成功，可能有几件事情是终身难忘
的。94年我已经作为院长了，也作为风云二号卫星的总指挥，那么我就到了西昌，临发
射，要转阵地了，要从基地转走了，我去了，去了一下飞机，就说哎，院长是不是我们
给你汇报一下，你听听汇报，我说不要汇报，我说咱们到现场去，那么就到了现场，现
场就是在那儿测试了，就给我们当年的一个总师魏中全，就在商量这个数据，下一步怎
么搞的时候，那么那面就是一个卫星，立在这儿，这边有一个测试间，测试间当然有一
个大的屏幕，在那儿做实验，我刚去在那儿情况突然就是一个红光，哎呀我们就觉着肯
定出事了，马上就来了声音，马上玻璃轰就碎了，就整个卫星爆炸起火，把整个厂房都
炸了。那个时候来讲的话，哎呀确实，没什么可想的了，因为我们那个房间里有十几个
人，由于这么大的冲击，所有的那些人，咱们的门现在都喜欢外里开的，都撞上了，变
形，也开不了，十几个人也出不去，马上电就停了，马上热浪就进来了，哎呀那个时候
确实是一种逃命的感觉，逃生的感觉，那么现在那个时候门上有一个小窗，很小那一个
小玻璃窗，那么我就把那儿扎破了，十几个人就一个一个把它送出去，我是最后一个把
一个女同志推出去之后，我就没有办法出去了，但是那个时候人要逃命的时候，我觉得
潜力很大的，我最后我从那个窗那儿，后面没有人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我出去了，但是
我出去发现我的腿什么都划破了，但确实是出去了，但是还要出去的时候我就没有力量
了，那么最后是外边人把我给背出去了。那个时候已经，我们有人牺牲，但是我那个时
候是被抢救，第二天就飞机送到北京，那时候看起来挺吓人的，有烧伤，眼睛有污染以
后就等于是失明了，回到北京以后，等于把眼睛清理好，咱们有经验，实际上当时要冲
一冲就好了，真正受到那一种有害气体的污染了，这个事情对我确实感觉，咱们没有报
道，就在《人民日报》第一版说是卫星爆炸了这个事。我觉得这也是失败。但是这个事
情对我们教育很大，就是搞这个东西有风险，安全性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那个时候已经
发射外星了，就看到外国人，他准备失事的时候一些非常完备的措施，那个时候作为我
们院长，作为总师总指挥的话，我觉得对我们失败以后所带来的后果所采取的措施，我
觉得我们远远不够。
(女儿采访)：小时候帮我们做衣服，然后他也行，经济条件不是特别好，什么做一
些桌子、椅子他都可以。小时候管我们的基本上都是我妈妈，尤其对他的印象就是一到
春节过节基本上都不在家过。就是直到知道我母亲病了，我觉得让我感觉到地我们看见
我爸，他流眼泪了，而且觉得特别，给我的感觉他接受不了，每当他得到一种荣誉的时
候他都会去跟我说，他说我这时候最想念的就是你母亲，他说就是一直在说，我觉得这
时候她会多高兴。前几次也是，有时候我爸爸，我们一起去，我爸爸去有时候给我妈妈
写一些东西，等于我们再去到我妈妈墓上烧或者什么，去告诉我母亲。我希望我父亲能
原谅我很多以前任性的地方，我们以后肯定会很好地照顾他，我觉得他很不容易走到这
一步。
(儿子采访)：他非常爱我们兄妹，他非常关心我们，让我们体验了父爱，……我觉
得我父母之间，最重要的给予我们最大的教育，或者说最大的影响就是他们在生活上互
相关心，尤其在工作中互相支持，在这点上尤其是更加突出一些，作为我父亲他本身的
工作性质，后来也是他担任工作的一些情况我母亲应该说在各个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方
面给他的都是支持，但是我觉得我父亲在我母亲最后生命这一段时间之内他做到了他能
够做的全部，我要和他说的是我为你感到，爸爸我为你感到骄傲，但是你要好好保重身
体，能够幸福健康，这是最重要的。
戚发轫：两个孩子都不错，我都很满意。实际是99年打成了神舟一号以后，应该说
我们都特别高兴，她当然也是高兴，我觉得她有时候比我还高兴，因为她整个看我这个
过程，她非常高兴。我就说哎呀我说现在挺忙的，神舟二号也挺紧张，我说咱们有空咱
们一块儿去检查身体，就把这个事情放过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已经是99年底了，我也不
在家，我老伴就上楼的时候感觉到无力了，我女儿就看见说你别等我爸爸了，我爸爸他
自己也不去检查身体，那也不能带你去，那我带你去吧，那么她就带她去阜外去检查，
说心脏不好，心发慌，一检查心脏非常好，但是一透视就发现，告诉我女儿整个一个左
肺失效了，不能工作了，你赶快到综合医院去看吧，这时候我女儿也很紧张，就找了当
时还是副院长，就是袁家军，我这个搭档，就告诉了，他非常重视，马上派车给送到我
们合同医院，721医院，一检查，肺癌晚期。哎呀，也不敢告诉我，也不敢告诉她，因
为我不在家，后尾他们商量商量总得告诉我，所以那时候我们院长、副院长我们都在西
安测控中心了，就说哎呀，老戚，现在卫星工作挺正常的，我们也准备回北京了，你也
跟我们一块儿回去吧，你老伴身体也不太好，我也知道好像她老觉得不舒服，我没想到
会是这样，所以就回来，回来进这个大院门口的时候，我们院长就告诉我，老伴是这么
重的病，哎呀我觉得好像，也不相信，也不接受，晚上已经12点多了，我推门一进去，
我儿子在家，我一看我更害怕了，我儿子在香港去打工的，回来一趟也不容易，他都比
我先回来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已经很大。因为我孩子以前可以说对家里非常好，也不知
道爸爸妈妈这么重要，就是他在国外呆了11年没过春节，也没怎么回家，这个春节过
得，我们希望欢乐，但是实际上心里欢乐不起来，她也不知道，那么过了春节之后就告
诉她你是这个病，但是我觉得她是很意外，但是我觉得她非常坚强，她非常有信心，她
说第一现在科学这么发展了，我不相信这个病治不好，第二领导这么重视，说什么药都
可以吃，我更相信，那么第三个事情就是说我最大的愿望我陪你能够把人飞上天。应该
说医生讲她就是3个月4个月的寿命，但是因为领导的关心，她自己也很坚强，什么治好
什么困难，只要能治好病她什么都干，化疗，是恶心得很厉害，就勉强吃饭，那么她这
个愿望就希望能看到人能上天，活了13个月，就是没赶上了，所以应该说神舟五号上天
的时候是我最难受的时候，她没赶上。
戚发轫：神舟五号上天的时候是我最难受的时候
神舟五号飞船系统总设计师戚发轫。
嘉宾：戚发轫
主持人：曾涛
编导：曾涛 李妍
戚发轫：我应该说当了7、8年的亡国奴，自己不知道是中国人，45年苏军解放了，
那么我们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我们当时就从轮船上码头把我们的伤员，志愿军的伤员
就抬到苏军的医院里去，那么我们就接触他们，很多很多都是美国的轰炸、扫射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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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飞机经常到东北，丹东、沈阳去轰炸，他说它雾雨，有雾，迷失方向来的，但是从
来它不迷失到大连去，因为大连那个时候有苏军的驻军，有强大的空军，他不敢来。那
个时候在我们高中这个年轻人当中也确实感觉到我们国家所以受欺负就是我们没有强大
的国防，没有强大的空军。那个时候就这种情况，在那种情况下我确实很明确，第一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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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空气动力学的，学材料的，学工艺的，学强度的，他们都可以去了，就是说不让中国
人到苏联或者苏联不愿意给中国人培养一个搞导弹总体的，说就是作为总设计师这么一
个毛坯，不让去，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很气愤了，也很懊悔，但是那时候还好，
苏联专家还在，那么既然说不能去咱们还继续跟着苏联专家学习吧。但是60年的时候苏
联专家全部撤走，把资料也拿走了，应该说对我们那一代人我觉得应该说是终身难忘的
事情，既感到受到屈辱，也感到给我们力量，就是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自己搞？
曾涛：我知道后来您参加了在中国非常轰动的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工作，也是一
个很主要的技术的负责人。那么当时东方红一号，我想在那个时候的条件下，应该是非
常困难的一个研制条件。
戚发轫：是。生活条件物质条件都比较困难。我举个例子，我们要做实验，按现在
讲的话有实验室，有很好的设备，那么还有防护设备，那个时候我们东方红卫星有个天
线，这个天线发射的时候是收起来的，那么上天之后要展开，展开时候的话运动很复
杂，那么有时候就要震断了，甩断了，那么要做实验，在地面自己做状态的实验。没有
实验室，当时还是用科学院力学所有一个库房，在库房里头做，做很危险，断就甩出来
了，我们也没有防护设备，怎么办呢？有一些包装箱，包装箱的箱子盖，因为很粗糙，
都有一个缝，我们每人拿一个箱子盖，就从这个缝里观察这个实验，那有的人……
记者：是木头还是纸做的？
回答：就是木头箱子，木头箱子钉得一条一条的，都有缝都有间隙，拿着当盾牌。
记者：扣在头上还是举在前面？
回答：不是，就拿着盾牌，当然那个时候也没有录像也没有照片，看起来一定是非
常可笑的，但是有的年轻人本事大就爬到梁上看，我们就在那种情况下经过多次的实
验，找到了原因，把问题解决了。
曾涛：您当时在东方红一号的研制的整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呢？
戚发轫：困难有两件事情，应该这么说。一件事情确实我们不懂，得摸索着干，摸
索着失败了，失败了再做，就有个摸索的过程。第二个就是说不理解我们。就是领导什
么不理解，他不是那什么前任不理解，也不是我们搞技术工作的不理解，就是这个工宣
队军宣队就很不理解我们，说你们人都不错，为什么不去参加批判会，为什么不写批判
反动学术权威，我说我们没有时间，现在我们每天10个小时不睡觉都完不成这个任务，
我们也不可能花很多时间天天毛主席来个新的指示了，我们上街游一天行，放鞭放炮，
他们就希望我们天天跟他一块儿搞这个。所以这点我觉得不理解。至于说家里的困难，
我觉得也很多。那个时候我跟你讲，确确实实对人的关心不够，也没有一种气氛，我爱
人是在国家物资部，到干校去了，把两个孩子一个念小学，一个还在幼儿园撂给我了，
那我只好把我的老母亲给请到北京帮我带孩子。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克服的，我觉得人
受多大苦都可以克服，但是就是有一些政治上的不能理解的事情，我觉得确实感觉到好
像压力很大，也不理解，也很委屈。因为又是遇到国庆节了，69年，国庆到了，要保证
北京没有坏人，所以就要清理外来人口，红卫兵就到我们家去了，说你们家什么出身啊
？我这个人一辈子没说过假话，不管对还是不对，我说我家是地主啊，说这不是地主婆
吗？回去向领导一汇报，等我不在家的时候把老太太给抓走了。那孩子乱哭乱叫，邻居
小保姆给看着，亲戚来给看着，回来说哪儿去了呢？说地富反坏，被清理走了。我怎么
找也找不见，没有办法找组织，那么找着了把老太太请回来了。北京住不了了，要国庆
了，坏人不能在这儿，那时候所谓五类分子坏人，地富反坏右，那只好叫老太太带两个
孩子回农村去了。这种困难我觉得好像就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能解决的事情。所以那个时
候我觉得我们确实很困难，找谁呀？
曾涛：面对这样一些，您觉得就是无能为力的这种困难的情况，您觉得会影响您去
研制的这样一种非常专注的……
回答：但是我讲我们那些人都没有受到影响，我觉得有两条，一条确实我们中国的
知识分子知道中国要能发射卫星这件事情我们觉得知道为国家会争来什么事情，心里很
清楚，这是国家的事情，全国人民的事情，另外一方面，也还有一种无形的压力，真正
我们去搞这些科研，这么大岁数的人可能出身都不怎么好。或者说还有些什么当时认为
不符合标准的东西因为我们经常干一干一个人就给调离了，假如出了事我想查我们三
代，肯定说你这个人搞阶级斗争了有什么什么破坏了，我们很多人受到这样一种误解，
这也是一种压力。所以就是那个时候虽然工作上有困难，生活上有困难，家里还受到一
些委屈，但是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应该说是全部精力来办这个东方红。
曾涛：戚总，您知道我们大家都看到其实这个航天这个事业是一个大喜大悲的事
业，它的成功也是非常巨大，但是失败也是非常令人震撼的一种事情。那我觉得您在90
年代接手载人航天工程这个设计的时候，您已经有59岁了。我觉得59岁再承担这么一个
大事业，我想那个时候接受我觉得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戚发轫：是，这儿有一个过程，确确实实我觉得搞航天确确实实是怎么说成功了大
伙儿做得非常高兴，但是可能有的人不知道我们也失败过，甚至不只一次失败，正因为
那些失败，我们没有气馁，没有松懈那么才取得了成功，可能有几件事情是终身难忘
的。94年我已经作为院长了，也作为风云二号卫星的总指挥，那么我就到了西昌，临发
射，要转阵地了，要从基地转走了，我去了，去了一下飞机，就说哎，院长是不是我们
给你汇报一下，你听听汇报，我说不要汇报，我说咱们到现场去，那么就到了现场，现
场就是在那儿测试了，就给我们当年的一个总师魏中全，就在商量这个数据，下一步怎
么搞的时候，那么那面就是一个卫星，立在这儿，这边有一个测试间，测试间当然有一
个大的屏幕，在那儿做实验，我刚去在那儿情况突然就是一个红光，哎呀我们就觉着肯
定出事了，马上就来了声音，马上玻璃轰就碎了，就整个卫星爆炸起火，把整个厂房都
炸了。那个时候来讲的话，哎呀确实，没什么可想的了，因为我们那个房间里有十几个
人，由于这么大的冲击，所有的那些人，咱们的门现在都喜欢外里开的，都撞上了，变
形，也开不了，十几个人也出不去，马上电就停了，马上热浪就进来了，哎呀那个时候
确实是一种逃命的感觉，逃生的感觉，那么现在那个时候门上有一个小窗，很小那一个
小玻璃窗，那么我就把那儿扎破了，十几个人就一个一个把它送出去，我是最后一个把
一个女同志推出去之后，我就没有办法出去了，但是那个时候人要逃命的时候，我觉得
潜力很大的，我最后我从那个窗那儿，后面没有人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我出去了，但是
我出去发现我的腿什么都划破了，但确实是出去了，但是还要出去的时候我就没有力量
了，那么最后是外边人把我给背出去了。那个时候已经，我们有人牺牲，但是我那个时
候是被抢救，第二天就飞机送到北京，那时候看起来挺吓人的，有烧伤，眼睛有污染以
后就等于是失明了，回到北京以后，等于把眼睛清理好，咱们有经验，实际上当时要冲
一冲就好了，真正受到那一种有害气体的污染了，这个事情对我确实感觉，咱们没有报
道，就在《人民日报》第一版说是卫星爆炸了这个事。我觉得这也是失败。但是这个事
情对我们教育很大，就是搞这个东西有风险，安全性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那个时候已经
发射外星了，就看到外国人，他准备失事的时候一些非常完备的措施，那个时候作为我
们院长，作为总师总指挥的话，我觉得对我们失败以后所带来的后果所采取的措施，我
觉得我们远远不够。
(女儿采访)：小时候帮我们做衣服，然后他也行，经济条件不是特别好，什么做一
些桌子、椅子他都可以。小时候管我们的基本上都是我妈妈，尤其对他的印象就是一到
春节过节基本上都不在家过。就是直到知道我母亲病了，我觉得让我感觉到地我们看见
我爸，他流眼泪了，而且觉得特别，给我的感觉他接受不了，每当他得到一种荣誉的时
候他都会去跟我说，他说我这时候最想念的就是你母亲，他说就是一直在说，我觉得这
时候她会多高兴。前几次也是，有时候我爸爸，我们一起去，我爸爸去有时候给我妈妈
写一些东西，等于我们再去到我妈妈墓上烧或者什么，去告诉我母亲。我希望我父亲能
原谅我很多以前任性的地方，我们以后肯定会很好地照顾他，我觉得他很不容易走到这
一步。
(儿子采访)：他非常爱我们兄妹，他非常关心我们，让我们体验了父爱，……我觉
得我父母之间，最重要的给予我们最大的教育，或者说最大的影响就是他们在生活上互
相关心，尤其在工作中互相支持，在这点上尤其是更加突出一些，作为我父亲他本身的
工作性质，后来也是他担任工作的一些情况我母亲应该说在各个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方
面给他的都是支持，但是我觉得我父亲在我母亲最后生命这一段时间之内他做到了他能
够做的全部，我要和他说的是我为你感到，爸爸我为你感到骄傲，但是你要好好保重身
体，能够幸福健康，这是最重要的。
戚发轫：两个孩子都不错，我都很满意。实际是99年打成了神舟一号以后，应该说
我们都特别高兴，她当然也是高兴，我觉得她有时候比我还高兴，因为她整个看我这个
过程，她非常高兴。我就说哎呀我说现在挺忙的，神舟二号也挺紧张，我说咱们有空咱
们一块儿去检查身体，就把这个事情放过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已经是99年底了，我也不
在家，我老伴就上楼的时候感觉到无力了，我女儿就看见说你别等我爸爸了，我爸爸他
自己也不去检查身体，那也不能带你去，那我带你去吧，那么她就带她去阜外去检查，
说心脏不好，心发慌，一检查心脏非常好，但是一透视就发现，告诉我女儿整个一个左
肺失效了，不能工作了，你赶快到综合医院去看吧，这时候我女儿也很紧张，就找了当
时还是副院长，就是袁家军，我这个搭档，就告诉了，他非常重视，马上派车给送到我
们合同医院，721医院，一检查，肺癌晚期。哎呀，也不敢告诉我，也不敢告诉她，因
为我不在家，后尾他们商量商量总得告诉我，所以那时候我们院长、副院长我们都在西
安测控中心了，就说哎呀，老戚，现在卫星工作挺正常的，我们也准备回北京了，你也
跟我们一块儿回去吧，你老伴身体也不太好，我也知道好像她老觉得不舒服，我没想到
会是这样，所以就回来，回来进这个大院门口的时候，我们院长就告诉我，老伴是这么
重的病，哎呀我觉得好像，也不相信，也不接受，晚上已经12点多了，我推门一进去，
我儿子在家，我一看我更害怕了，我儿子在香港去打工的，回来一趟也不容易，他都比
我先回来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已经很大。因为我孩子以前可以说对家里非常好，也不知
道爸爸妈妈这么重要，就是他在国外呆了11年没过春节，也没怎么回家，这个春节过
得，我们希望欢乐，但是实际上心里欢乐不起来，她也不知道，那么过了春节之后就告
诉她你是这个病，但是我觉得她是很意外，但是我觉得她非常坚强，她非常有信心，她
说第一现在科学这么发展了，我不相信这个病治不好，第二领导这么重视，说什么药都
可以吃，我更相信，那么第三个事情就是说我最大的愿望我陪你能够把人飞上天。应该
说医生讲她就是3个月4个月的寿命，但是因为领导的关心，她自己也很坚强，什么治好
什么困难，只要能治好病她什么都干，化疗，是恶心得很厉害，就勉强吃饭，那么她这
个愿望就希望能看到人能上天，活了13个月，就是没赶上了，所以应该说神舟五号上天
的时候是我最难受的时候，她没赶上。多么质朴的话语，我看得热泪盈眶！
戚发轫：神舟五号上天的时候是我最难受的时候
神舟五号飞船系统总设计师戚发轫。
嘉宾：戚发轫
主持人：曾涛
编导：曾涛 李妍
戚发轫：我应该说当了7、8年的亡国奴，自己不知道是中国人，45年苏军解放了，
那么我们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我们当时就从轮船上码头把我们的伤员，志愿军的伤员
就抬到苏军的医院里去，那么我们就接触他们，很多很多都是美国的轰炸、扫射造成
的，很重的伤害。感觉好像触动很大。那时候我们对美国人咬牙切齿。另外那个时候美
国的飞机经常到东北，丹东、沈阳去轰炸，他说它雾雨，有雾，迷失方向来的，但是从
来它不迷失到大连去，因为大连那个时候有苏军的驻军，有强大的空军，他不敢来。那
个时候在我们高中这个年轻人当中也确实感觉到我们国家所以受欺负就是我们没有强大
的国防，没有强大的空军。那个时候就这种情况，在那种情况下我确实很明确，第一志
愿第二志愿第三志愿，我都报的航空这个专业。因为我是学导弹总体的，那么其他人都
学空气动力学的，学材料的，学工艺的，学强度的，他们都可以去了，就是说不让中国
人到苏联或者苏联不愿意给中国人培养一个搞导弹总体的，说就是作为总设计师这么一
个毛坯，不让去，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很气愤了，也很懊悔，但是那时候还好，
苏联专家还在，那么既然说不能去咱们还继续跟着苏联专家学习吧。但是60年的时候苏
联专家全部撤走，把资料也拿走了，应该说对我们那一代人我觉得应该说是终身难忘的
事情，既感到受到屈辱，也感到给我们力量，就是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自己搞？
曾涛：我知道后来您参加了在中国非常轰动的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工作，也是一
个很主要的技术的负责人。那么当时东方红一号，我想在那个时候的条件下，应该是非
常困难的一个研制条件。
戚发轫：是。生活条件物质条件都比较困难。我举个例子，我们要做实验，按现在
讲的话有实验室，有很好的设备，那么还有防护设备，那个时候我们东方红卫星有个天
线，这个天线发射的时候是收起来的，那么上天之后要展开，展开时候的话运动很复
杂，那么有时候就要震断了，甩断了，那么要做实验，在地面自己做状态的实验。没有
实验室，当时还是用科学院力学所有一个库房，在库房里头做，做很危险，断就甩出来
了，我们也没有防护设备，怎么办呢？有一些包装箱，包装箱的箱子盖，因为很粗糙，
都有一个缝，我们每人拿一个箱子盖，就从这个缝里观察这个实验，那有的人……
记者：是木头还是纸做的？
回答：就是木头箱子，木头箱子钉得一条一条的，都有缝都有间隙，拿着当盾牌。
记者：扣在头上还是举在前面？
回答：不是，就拿着盾牌，当然那个时候也没有录像也没有照片，看起来一定是非
常可笑的，但是有的年轻人本事大就爬到梁上看，我们就在那种情况下经过多次的实
验，找到了原因，把问题解决了。
曾涛：您当时在东方红一号的研制的整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呢？
戚发轫：困难有两件事情，应该这么说。一件事情确实我们不懂，得摸索着干，摸
索着失败了，失败了再做，就有个摸索的过程。第二个就是说不理解我们。就是领导什
么不理解，他不是那什么前任不理解，也不是我们搞技术工作的不理解，就是这个工宣
队军宣队就很不理解我们，说你们人都不错，为什么不去参加批判会，为什么不写批判
反动学术权威，我说我们没有时间，现在我们每天10个小时不睡觉都完不成这个任务，
我们也不可能花很多时间天天毛主席来个新的指示了，我们上街游一天行，放鞭放炮，
他们就希望我们天天跟他一块儿搞这个。所以这点我觉得不理解。至于说家里的困难，
我觉得也很多。那个时候我跟你讲，确确实实对人的关心不够，也没有一种气氛，我爱
人是在国家物资部，到干校去了，把两个孩子一个念小学，一个还在幼儿园撂给我了，
那我只好把我的老母亲给请到北京帮我带孩子。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克服的，我觉得人
受多大苦都可以克服，但是就是有一些政治上的不能理解的事情，我觉得确实感觉到好
像压力很大，也不理解，也很委屈。因为又是遇到国庆节了，69年，国庆到了，要保证
北京没有坏人，所以就要清理外来人口，红卫兵就到我们家去了，说你们家什么出身啊
？我这个人一辈子没说过假话，不管对还是不对，我说我家是地主啊，说这不是地主婆
吗？回去向领导一汇报，等我不在家的时候把老太太给抓走了。那孩子乱哭乱叫，邻居
小保姆给看着，亲戚来给看着，回来说哪儿去了呢？说地富反坏，被清理走了。我怎么
找也找不见，没有办法找组织，那么找着了把老太太请回来了。北京住不了了，要国庆
了，坏人不能在这儿，那时候所谓五类分子坏人，地富反坏右，那只好叫老太太带两个
孩子回农村去了。这种困难我觉得好像就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能解决的事情。所以那个时
候我觉得我们确实很困难，找谁呀？
曾涛：面对这样一些，您觉得就是无能为力的这种困难的情况，您觉得会影响您去
研制的这样一种非常专注的……
回答：但是我讲我们那些人都没有受到影响，我觉得有两条，一条确实我们中国的
知识分子知道中国要能发射卫星这件事情我们觉得知道为国家会争来什么事情，心里很
清楚，这是国家的事情，全国人民的事情，另外一方面，也还有一种无形的压力，真正
我们去搞这些科研，这么大岁数的人可能出身都不怎么好。或者说还有些什么当时认为
不符合标准的东西因为我们经常干一干一个人就给调离了，假如出了事我想查我们三
代，肯定说你这个人搞阶级斗争了有什么什么破坏了，我们很多人受到这样一种误解，
这也是一种压力。所以就是那个时候虽然工作上有困难，生活上有困难，家里还受到一
些委屈，但是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应该说是全部精力来办这个东方红。
曾涛：戚总，您知道我们大家都看到其实这个航天这个事业是一个大喜大悲的事
业，它的成功也是非常巨大，但是失败也是非常令人震撼的一种事情。那我觉得您在90
年代接手载人航天工程这个设计的时候，您已经有59岁了。我觉得59岁再承担这么一个
大事业，我想那个时候接受我觉得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戚发轫：是，这儿有一个过程，确确实实我觉得搞航天确确实实是怎么说成功了大
伙儿做得非常高兴，但是可能有的人不知道我们也失败过，甚至不只一次失败，正因为
那些失败，我们没有气馁，没有松懈那么才取得了成功，可能有几件事情是终身难忘
的。94年我已经作为院长了，也作为风云二号卫星的总指挥，那么我就到了西昌，临发
射，要转阵地了，要从基地转走了，我去了，去了一下飞机，就说哎，院长是不是我们
给你汇报一下，你听听汇报，我说不要汇报，我说咱们到现场去，那么就到了现场，现
场就是在那儿测试了，就给我们当年的一个总师魏中全，就在商量这个数据，下一步怎
么搞的时候，那么那面就是一个卫星，立在这儿，这边有一个测试间，测试间当然有一
个大的屏幕，在那儿做实验，我刚去在那儿情况突然就是一个红光，哎呀我们就觉着肯
定出事了，马上就来了声音，马上玻璃轰就碎了，就整个卫星爆炸起火，把整个厂房都
炸了。那个时候来讲的话，哎呀确实，没什么可想的了，因为我们那个房间里有十几个
人，由于这么大的冲击，所有的那些人，咱们的门现在都喜欢外里开的，都撞上了，变
形，也开不了，十几个人也出不去，马上电就停了，马上热浪就进来了，哎呀那个时候
确实是一种逃命的感觉，逃生的感觉，那么现在那个时候门上有一个小窗，很小那一个
小玻璃窗，那么我就把那儿扎破了，十几个人就一个一个把它送出去，我是最后一个把
一个女同志推出去之后，我就没有办法出去了，但是那个时候人要逃命的时候，我觉得
潜力很大的，我最后我从那个窗那儿，后面没有人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我出去了，但是
我出去发现我的腿什么都划破了，但确实是出去了，但是还要出去的时候我就没有力量
了，那么最后是外边人把我给背出去了。那个时候已经，我们有人牺牲，但是我那个时
候是被抢救，第二天就飞机送到北京，那时候看起来挺吓人的，有烧伤，眼睛有污染以
后就等于是失明了，回到北京以后，等于把眼睛清理好，咱们有经验，实际上当时要冲
一冲就好了，真正受到那一种有害气体的污染了，这个事情对我确实感觉，咱们没有报
道，就在《人民日报》第一版说是卫星爆炸了这个事。我觉得这也是失败。但是这个事
情对我们教育很大，就是搞这个东西有风险，安全性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那个时候已经
发射外星了，就看到外国人，他准备失事的时候一些非常完备的措施，那个时候作为我
们院长，作为总师总指挥的话，我觉得对我们失败以后所带来的后果所采取的措施，我
觉得我们远远不够。
(女儿采访)：小时候帮我们做衣服，然后他也行，经济条件不是特别好，什么做一
些桌子、椅子他都可以。小时候管我们的基本上都是我妈妈，尤其对他的印象就是一到
春节过节基本上都不在家过。就是直到知道我母亲病了，我觉得让我感觉到地我们看见
我爸，他流眼泪了，而且觉得特别，给我的感觉他接受不了，每当他得到一种荣誉的时
候他都会去跟我说，他说我这时候最想念的就是你母亲，他说就是一直在说，我觉得这
时候她会多高兴。前几次也是，有时候我爸爸，我们一起去，我爸爸去有时候给我妈妈
写一些东西，等于我们再去到我妈妈墓上烧或者什么，去告诉我母亲。我希望我父亲能
原谅我很多以前任性的地方，我们以后肯定会很好地照顾他，我觉得他很不容易走到这
一步。
(儿子采访)：他非常爱我们兄妹，他非常关心我们，让我们体验了父爱，……我觉
得我父母之间，最重要的给予我们最大的教育，或者说最大的影响就是他们在生活上互
相关心，尤其在工作中互相支持，在这点上尤其是更加突出一些，作为我父亲他本身的
工作性质，后来也是他担任工作的一些情况我母亲应该说在各个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方
面给他的都是支持，但是我觉得我父亲在我母亲最后生命这一段时间之内他做到了他能
够做的全部，我要和他说的是我为你感到，爸爸我为你感到骄傲，但是你要好好保重身
体，能够幸福健康，这是最重要的。
戚发轫：两个孩子都不错，我都很满意。实际是99年打成了神舟一号以后，应该说
我们都特别高兴，她当然也是高兴，我觉得她有时候比我还高兴，因为她整个看我这个
过程，她非常高兴。我就说哎呀我说现在挺忙的，神舟二号也挺紧张，我说咱们有空咱
们一块儿去检查身体，就把这个事情放过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已经是99年底了，我也不
在家，我老伴就上楼的时候感觉到无力了，我女儿就看见说你别等我爸爸了，我爸爸他
自己也不去检查身体，那也不能带你去，那我带你去吧，那么她就带她去阜外去检查，
说心脏不好，心发慌，一检查心脏非常好，但是一透视就发现，告诉我女儿整个一个左
肺失效了，不能工作了，你赶快到综合医院去看吧，这时候我女儿也很紧张，就找了当
时还是副院长，就是袁家军，我这个搭档，就告诉了，他非常重视，马上派车给送到我
们合同医院，721医院，一检查，肺癌晚期。哎呀，也不敢告诉我，也不敢告诉她，因
为我不在家，后尾他们商量商量总得告诉我，所以那时候我们院长、副院长我们都在西
安测控中心了，就说哎呀，老戚，现在卫星工作挺正常的，我们也准备回北京了，你也
跟我们一块儿回去吧，你老伴身体也不太好，我也知道好像她老觉得不舒服，我没想到
会是这样，所以就回来，回来进这个大院门口的时候，我们院长就告诉我，老伴是这么
重的病，哎呀我觉得好像，也不相信，也不接受，晚上已经12点多了，我推门一进去，
我儿子在家，我一看我更害怕了，我儿子在香港去打工的，回来一趟也不容易，他都比
我先回来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已经很大。因为我孩子以前可以说对家里非常好，也不知
道爸爸妈妈这么重要，就是他在国外呆了11年没过春节，也没怎么回家，这个春节过
得，我们希望欢乐，但是实际上心里欢乐不起来，她也不知道，那么过了春节之后就告
诉她你是这个病，但是我觉得她是很意外，但是我觉得她非常坚强，她非常有信心，她
说第一现在科学这么发展了，我不相信这个病治不好，第二领导这么重视，说什么药都
可以吃，我更相信，那么第三个事情就是说我最大的愿望我陪你能够把人飞上天。应该
说医生讲她就是3个月4个月的寿命，但是因为领导的关心，她自己也很坚强，什么治好
什么困难，只要能治好病她什么都干，化疗，是恶心得很厉害，就勉强吃饭，那么她这
个愿望就希望能看到人能上天，活了13个月，就是没赶上了，所以应该说神舟五号上天
的时候是我最难受的时候，她没赶上。
敬礼！
中国航天人是最可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