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三方鼎峙中弱势方的抉择问题:评宋蒙同盟与陈周连横

三方鼎峙中弱势方的抉择问题:评宋蒙同盟与陈周连横

主要是想讨论陈宋选择的正确以及分析失败的原因




我一直认为很多历史上的失败者被后世的历史妖魔化白痴化，很多后人对这些失败者以白痴或者恶棍一语带过，而实际上这些人实际上是被低估了．不是认为这些失败者没有错,事实上虽然失败就是最大的错误,但是他们失败的原因真正是什么?他们是否做到了当时历史条件赋予他们的最大可能?那些是客观的困难上代留下的包袱?那些是主观的失误?他们肯定不是如历史记载的那么白痴,他们也是人也会按照自己得到的情报和信息进行理智的思考,那他们思考的依据情报是怎样的?他们思考的盲点又在那里?

我觉得这不是事后诸葛亮的小聪明,而是深入了解了这些才能更好的了解历史的大趋势和小细节.毕竟细节决定成败,细节反映的是大趋势.

这次用宋蒙同盟与陈周连横来做个案探讨，之所以用这两个例子是因为两者非常相似，都是在差不多相同的地理基础：北以长江为巨防，南尽于海．都是在三方鼎峙中处于弱势的一方，陈是因为侯景之乱弄的南朝元气大伤，又丢掉了南朝峡口以西长江以北几乎所有边防要地．而南宋是政治腐败，财政不振，军队积弱．两者都面临类似的局势北方两强大战进入最后的阶段．在这时如何选择成了关乎国运生死存亡的大事，两者的抉择几乎完全相同结果也类似，都是先选择和强者结盟一起瓜分弱者，然后以军事冒险的惨败而告终．不同的是吕梁一败，陈名将精兵全灭，随后被北周迅速压缩到长江一线，南朝灭亡已经注定不可逆转．而南宋以江南充沛的财富国力虽然损失不少军队而且在接下来的战争中丢掉了巴蜀，但是仍可维持国运４０年．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两次选择都遭到后代的指责批评．不过隋毕竟是汉族君主，隋灭陈代表了开启了隋唐盛世，而宋的灭亡却是历史上第一次外族入侵占领全中国，因此后者遭到的批评也尤其严重，至于观点，引用一段：

清＼王夫之＼读通鉴论：

巴蜀失，江陵陷，陈之大思在宇文而不在高氏。为高氏犄角而拒宇文，不可为而尚可为也。为宇文犄角而灭高氏，宇文无北顾之忧，而地益广，兵益众，气益张，昔者齐为陈蔽，而今则陈受周冲，去狐狸而邻豺虎，则他日者，既下巴、荆以乘上流，临江介而捣建业，旁无所挠而势无不便。是灭齐适以自灭，不待智者而知也。

　　当斯时也，天下之势，在宇文而不在高氏明矣。陈所急者，在江、郢、庸、蜀而不在淮右明矣。即无能奋兴以決图荆、襄，抑惟固境辑民、治兵积粟，听二虏之争，而我以暇豫图久远之计，悉三吴、湘、广之力，尚可为也。计不出此，乘人之危，收旷莽难守之地以自居功，殆犹鼠也，潜出而掠人之余也。高氏为己之捍卫而急撤之，陈何恃以抗宇文哉？

评价：王夫之这段评价纯粹是未切实际的空发议论而已，他的这个论调实际是历代批评陈宋选择的标准版本，这种观点缺乏对陈和宋的同情性理解，简直把时人当成愚蠢儿了．实际上单单分析陈看从北周第一次提出联合图齐是太建元年的事情，而直到太建三年陈还派使节去齐图谋联合伐周，可见陈人直到此时还没有下决心和周联合．而到太建四年陈人才最终下定了和周联合以图齐的决心．太建五年陈才开始北伐．而南宋也是类似情况，可以说是犹豫良久的．

王夫之所说的１为宇文犄角而灭高氏，宇文无北顾之忧，而地益广，兵益众，气益张，２他日者，既下巴、荆以乘上流，临江介而捣建业，旁无所挠而势无不便。３固境辑民、治兵积粟，听二虏之争，而我以暇豫图久远之计－－－－－．

这些在陈人数年时间也是肯定有反复考虑的，而南宋何尝不是？顾虑新兴的蒙古是南宋更大的威胁，金固为宿仇，却为当前的屏障，宜遣使予币，使得拒鞑。联金灭辽的教训历历在目，宋人岂能不谨慎？如真德秀强调「蒙古之在今日，无异昔者女真方兴之时，一旦与吾为邻，亦必祖述女真已行之故智。」（真西山集卷五）这种议论何尝少？

那么为什么南宋主政者对＂宣和海上之盟，迄以取祸，不可不鉴＂不听呢？

我们可以先看看陈是为什么改变一向的冷淡态度下决心联周灭齐的，当时正是齐后主继位而齐政以乱的时候，后人总结其情况为："-----------------言语涩呐，无志度，不喜见朝士。自非宠私昵狎，未尝交语，-----------------------任陆令萱、和士开、高阿那肱、穆提婆、韩长鸾等宰制天下，陈德信、邓长颙、何洪珍参预机权。各引亲党，超居非次，官由财进，狱以贿成，其所以乱政害人，难以备载。诸宫奴婢、阉人、商人、胡户、杂户、歌舞人、见鬼人滥得富贵者将万数，庶姓封王者百数，不复可纪。开府千余，仪同无数。领军一时二十，连判文书，各作依字，不具姓名，莫知谁也。-------------------"


可以说是齐政的混乱使得陈人对齐人能否长期和周对抗失去了信心,从而对和齐结好是否对陈有利也失去了信心.三方鼎峙三方都必须保有实力才能形成均势,而一旦一方出现混乱必然导致权力失衡出现军事政治的真空,这时另外两国只要能够而且方便插手就一定会利用.扶弱制强的前提是弱者联合能对抗强者.借用银河英雄传说的说法就是：“假设存在着Ａ、Ｂ、Ｃ三者的势力，而Ａ与Ｂ彼此之间是对立抗争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Ｃ采取的策略是，Ａ为Ｂ所压倒时救Ａ，Ｂ为Ａ所压迫时则救Ｂ，待这ＡＢ两者相残至两败俱伤之后，就将两者一起消灭。但是，如果Ａ的势力很明显地增大，即使去帮助
Ｂ也无法与Ａ抗衡的情况下，那么Ｃ或许就会干脆去帮助Ａ，一起将Ｂ加以击倒。”

三国鼎峙中本来北齐国力最强，但到侯景之乱北周趁机进取，不但跨据关河，而且跨有荆益国力大增，攻守之势已经逆转，而到齐后主当政，齐政混乱崩溃之征兆已经出现。这时就算陈不进取，北周一国足以灭齐。而如果北周单独灭齐，陈连淮南也不能得到。所以在齐灭亡已经不可逆转的情况下陈和北周互相利用来收复淮南恢复长江的屏障是正确的选择。

相比之下南宋的选择也就可以解释了，我们先看看背景：

蒙古对宋假道，是用蛮横的武力强行方式。绍定四年三月，蒙军自宝鸡越秦岭，攻入宋境，连陷陕南川东要地。所至辙肆为寇掠破坏，甚至全城屠杀。然后向宋人提出假道的要求。四川制置使桂如渊御敌无方，遂在蒙古重兵的胁迫下，同意提供蒙军粮草，并派人担任向导，引蒙古军通过宋境，进入河南。金人闻警，急调大军堵截，但次年正月，钧州（河南禹县）附近一战，金军大败，主力尽丧。黄河天险亦失，汴京危急。六年六月金哀宗奔蔡州（河南汝南），为蒙军所围。
　　

联金灭辽，议起于宋。联盟灭金，则主动为蒙，绍定五年十二月，蒙古遣王橶使宋，议夹攻金国。理宗即命京湖制置使史嵩之遣使报许。次年双方议定，合攻蔡州。（宋史纪事本末卷九十一）另一方面，金则遣使来宋，以唇亡齿寒之理，欲说南宋，同御大敌o但为宋所拒。（金史卷十八）这年（一二三三）十月，史嵩之命孟珙、江海率军赴蔡州会攻，并助济蒙古军粮。金兵虽顽强抵抗，终难挽颓势。激战至吹年（理宗端平元年.公元一二三四）正月，宋军首先登城。蔡州遂陷，金哀宗自缢，金国灭亡。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

1金国当时已经丧失河北河东已经关中，只有在河南北凭黄河，西掘潼关，蒙军一时少有进展。如果说宋金联合抗蒙那金国对宋的价值或者说结盟的筹码就是黄河防线。成吉思汗临终时，留下假道于宋以灭金的遗训。指出金精兵在潼关，南捂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破之必矣。如果南宋要助金抗蒙，那阻止蒙古的假道战略就是最好的帮助，而宋军兵力不强，蒙古居然可以强行借道通过宋境攻金而金居然无力阻止。


2三峰山战役金军主力被歼，黄河防线已经崩溃，这时金的军队和防线都已经崩溃，可以说对宋的价值已经完全丧失。在蒙古主动提出联宋攻金的要求的情况下如果联金抗蒙不仅立刻要遭到蒙古的进攻，而且金已经无力自立则必须容纳金人入境，而金人也根本不会甘心成为宋国臣民，则又是侯景之乱的态势。实际上从一些历史资料看金当时已经有类似的想法。


当然，批评者肯定会摆出理由，还是用银英的话说就是：“但是，这么一来，Ａ不就具有压倒性的强大力量了吗，如果它在消灭Ｂ之后乘胜追击Ｃ的话，那么Ｃ不是只能由孤立步上灭亡之途吗？”这个其实关键在于争取时间改善国力和等待对手内部出现变化：


就当时而论，齐亡征已现而陈最弱，而且淮南是陈必争之地，金则是已经丧失了任何价值，因此陈金的选择是正确的。他们的错误在于在错误的时间进行军事冒险。企图用军事冒险来进一步改善自己的环境，结果遭到了对手迅速有力的军事打击。而如果他们不这么做而采用另外的做法则鹿死谁手还未可知：


读通鉴论：

然则坐而待其相加与？曰：善为国者不师，非不师而即善也，为国善，则可以不师也。江东至是而无可取中原之势矣。固本靖民，养兵择将，迟之数十年，而不轻挑之以益其势，则尚可为也。故孙绰、王义之之论，在东晋之初则为自弃，在陈之末造则善矣。东晋虽草创，人咸愤激以图存，有死之心则有生之气也。至于陈，而江东之生气，齐凋之、梁萎之、侯景摧之、萧詧、王琳中起而灭裂之，陈氏偷存而销铄之；刘宋吞广固、捣长安之锋颖，荡尽无余矣。然使固本图安而尚可为者，以高纬之淫昏，宇文邕迟之又久、再进再退而始决，陈能自立而不授以俘大将、覆全军之势宇文君臣慎动者也，且以苻坚、拓拔佛狸为大戒，而遽轻试席卷之雄心乎？陈仅一蔡景历而不能用，一溃而举国之人皆靡，引领以望北师之渡而已矣。

陈书毛喜传：

及众军北伐，得淮南地，喜陈安边之术，高宗纳之，即日施行。又问喜曰：“我欲进兵彭、汴，于卿意如何？”喜对曰：“臣实才非智者，安敢预兆未然。窃以淮左新平，边氓未乂，周氏始吞齐国，难与争锋，岂以弊卒疲兵，复加深入。且弃舟楫之工，践车骑之地，去长就短，非吴人所便。臣愚以为不若安民保境，寝兵复约，然后广募英奇，顺时而动，斯久长之术也。”高宗不从。后吴明彻陷周，高宗谓喜曰：“卿之所言，验于今矣。”


要知道北周灭北齐后几个月周武帝就死了，之后宣帝无能残暴而且短命，随后就是杨坚建隋，这时北周地方方镇反叛，如果陈能安民保境，寝兵复约，则北周面临内政的变化是不会立刻对陈开战的，然后陈在周内变的时候顺时而动是大有可为的。同样的，如果宋不立刻进攻蒙古，而是专心消化新得的土地人民降军，专心整理财政和军队。则蒙古既要西征，而且内部斗争激烈，则可以赢得时间。那样双方开战也就不会出现上游崩溃的局面。

如果等到蒙古内战在大举进攻则中原可复。三方鼎峙中弱势方的抉择问题:评宋蒙同盟与陈周连横

主要是想讨论陈宋选择的正确以及分析失败的原因




我一直认为很多历史上的失败者被后世的历史妖魔化白痴化，很多后人对这些失败者以白痴或者恶棍一语带过，而实际上这些人实际上是被低估了．不是认为这些失败者没有错,事实上虽然失败就是最大的错误,但是他们失败的原因真正是什么?他们是否做到了当时历史条件赋予他们的最大可能?那些是客观的困难上代留下的包袱?那些是主观的失误?他们肯定不是如历史记载的那么白痴,他们也是人也会按照自己得到的情报和信息进行理智的思考,那他们思考的依据情报是怎样的?他们思考的盲点又在那里?

我觉得这不是事后诸葛亮的小聪明,而是深入了解了这些才能更好的了解历史的大趋势和小细节.毕竟细节决定成败,细节反映的是大趋势.

这次用宋蒙同盟与陈周连横来做个案探讨，之所以用这两个例子是因为两者非常相似，都是在差不多相同的地理基础：北以长江为巨防，南尽于海．都是在三方鼎峙中处于弱势的一方，陈是因为侯景之乱弄的南朝元气大伤，又丢掉了南朝峡口以西长江以北几乎所有边防要地．而南宋是政治腐败，财政不振，军队积弱．两者都面临类似的局势北方两强大战进入最后的阶段．在这时如何选择成了关乎国运生死存亡的大事，两者的抉择几乎完全相同结果也类似，都是先选择和强者结盟一起瓜分弱者，然后以军事冒险的惨败而告终．不同的是吕梁一败，陈名将精兵全灭，随后被北周迅速压缩到长江一线，南朝灭亡已经注定不可逆转．而南宋以江南充沛的财富国力虽然损失不少军队而且在接下来的战争中丢掉了巴蜀，但是仍可维持国运４０年．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两次选择都遭到后代的指责批评．不过隋毕竟是汉族君主，隋灭陈代表了开启了隋唐盛世，而宋的灭亡却是历史上第一次外族入侵占领全中国，因此后者遭到的批评也尤其严重，至于观点，引用一段：

清＼王夫之＼读通鉴论：

巴蜀失，江陵陷，陈之大思在宇文而不在高氏。为高氏犄角而拒宇文，不可为而尚可为也。为宇文犄角而灭高氏，宇文无北顾之忧，而地益广，兵益众，气益张，昔者齐为陈蔽，而今则陈受周冲，去狐狸而邻豺虎，则他日者，既下巴、荆以乘上流，临江介而捣建业，旁无所挠而势无不便。是灭齐适以自灭，不待智者而知也。

　　当斯时也，天下之势，在宇文而不在高氏明矣。陈所急者，在江、郢、庸、蜀而不在淮右明矣。即无能奋兴以決图荆、襄，抑惟固境辑民、治兵积粟，听二虏之争，而我以暇豫图久远之计，悉三吴、湘、广之力，尚可为也。计不出此，乘人之危，收旷莽难守之地以自居功，殆犹鼠也，潜出而掠人之余也。高氏为己之捍卫而急撤之，陈何恃以抗宇文哉？

评价：王夫之这段评价纯粹是未切实际的空发议论而已，他的这个论调实际是历代批评陈宋选择的标准版本，这种观点缺乏对陈和宋的同情性理解，简直把时人当成愚蠢儿了．实际上单单分析陈看从北周第一次提出联合图齐是太建元年的事情，而直到太建三年陈还派使节去齐图谋联合伐周，可见陈人直到此时还没有下决心和周联合．而到太建四年陈人才最终下定了和周联合以图齐的决心．太建五年陈才开始北伐．而南宋也是类似情况，可以说是犹豫良久的．

王夫之所说的１为宇文犄角而灭高氏，宇文无北顾之忧，而地益广，兵益众，气益张，２他日者，既下巴、荆以乘上流，临江介而捣建业，旁无所挠而势无不便。３固境辑民、治兵积粟，听二虏之争，而我以暇豫图久远之计－－－－－．

这些在陈人数年时间也是肯定有反复考虑的，而南宋何尝不是？顾虑新兴的蒙古是南宋更大的威胁，金固为宿仇，却为当前的屏障，宜遣使予币，使得拒鞑。联金灭辽的教训历历在目，宋人岂能不谨慎？如真德秀强调「蒙古之在今日，无异昔者女真方兴之时，一旦与吾为邻，亦必祖述女真已行之故智。」（真西山集卷五）这种议论何尝少？

那么为什么南宋主政者对＂宣和海上之盟，迄以取祸，不可不鉴＂不听呢？

我们可以先看看陈是为什么改变一向的冷淡态度下决心联周灭齐的，当时正是齐后主继位而齐政以乱的时候，后人总结其情况为："-----------------言语涩呐，无志度，不喜见朝士。自非宠私昵狎，未尝交语，-----------------------任陆令萱、和士开、高阿那肱、穆提婆、韩长鸾等宰制天下，陈德信、邓长颙、何洪珍参预机权。各引亲党，超居非次，官由财进，狱以贿成，其所以乱政害人，难以备载。诸宫奴婢、阉人、商人、胡户、杂户、歌舞人、见鬼人滥得富贵者将万数，庶姓封王者百数，不复可纪。开府千余，仪同无数。领军一时二十，连判文书，各作依字，不具姓名，莫知谁也。-------------------"


可以说是齐政的混乱使得陈人对齐人能否长期和周对抗失去了信心,从而对和齐结好是否对陈有利也失去了信心.三方鼎峙三方都必须保有实力才能形成均势,而一旦一方出现混乱必然导致权力失衡出现军事政治的真空,这时另外两国只要能够而且方便插手就一定会利用.扶弱制强的前提是弱者联合能对抗强者.借用银河英雄传说的说法就是：“假设存在着Ａ、Ｂ、Ｃ三者的势力，而Ａ与Ｂ彼此之间是对立抗争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Ｃ采取的策略是，Ａ为Ｂ所压倒时救Ａ，Ｂ为Ａ所压迫时则救Ｂ，待这ＡＢ两者相残至两败俱伤之后，就将两者一起消灭。但是，如果Ａ的势力很明显地增大，即使去帮助
Ｂ也无法与Ａ抗衡的情况下，那么Ｃ或许就会干脆去帮助Ａ，一起将Ｂ加以击倒。”

三国鼎峙中本来北齐国力最强，但到侯景之乱北周趁机进取，不但跨据关河，而且跨有荆益国力大增，攻守之势已经逆转，而到齐后主当政，齐政混乱崩溃之征兆已经出现。这时就算陈不进取，北周一国足以灭齐。而如果北周单独灭齐，陈连淮南也不能得到。所以在齐灭亡已经不可逆转的情况下陈和北周互相利用来收复淮南恢复长江的屏障是正确的选择。

相比之下南宋的选择也就可以解释了，我们先看看背景：

蒙古对宋假道，是用蛮横的武力强行方式。绍定四年三月，蒙军自宝鸡越秦岭，攻入宋境，连陷陕南川东要地。所至辙肆为寇掠破坏，甚至全城屠杀。然后向宋人提出假道的要求。四川制置使桂如渊御敌无方，遂在蒙古重兵的胁迫下，同意提供蒙军粮草，并派人担任向导，引蒙古军通过宋境，进入河南。金人闻警，急调大军堵截，但次年正月，钧州（河南禹县）附近一战，金军大败，主力尽丧。黄河天险亦失，汴京危急。六年六月金哀宗奔蔡州（河南汝南），为蒙军所围。
　　

联金灭辽，议起于宋。联盟灭金，则主动为蒙，绍定五年十二月，蒙古遣王橶使宋，议夹攻金国。理宗即命京湖制置使史嵩之遣使报许。次年双方议定，合攻蔡州。（宋史纪事本末卷九十一）另一方面，金则遣使来宋，以唇亡齿寒之理，欲说南宋，同御大敌o但为宋所拒。（金史卷十八）这年（一二三三）十月，史嵩之命孟珙、江海率军赴蔡州会攻，并助济蒙古军粮。金兵虽顽强抵抗，终难挽颓势。激战至吹年（理宗端平元年.公元一二三四）正月，宋军首先登城。蔡州遂陷，金哀宗自缢，金国灭亡。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

1金国当时已经丧失河北河东已经关中，只有在河南北凭黄河，西掘潼关，蒙军一时少有进展。如果说宋金联合抗蒙那金国对宋的价值或者说结盟的筹码就是黄河防线。成吉思汗临终时，留下假道于宋以灭金的遗训。指出金精兵在潼关，南捂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破之必矣。如果南宋要助金抗蒙，那阻止蒙古的假道战略就是最好的帮助，而宋军兵力不强，蒙古居然可以强行借道通过宋境攻金而金居然无力阻止。


2三峰山战役金军主力被歼，黄河防线已经崩溃，这时金的军队和防线都已经崩溃，可以说对宋的价值已经完全丧失。在蒙古主动提出联宋攻金的要求的情况下如果联金抗蒙不仅立刻要遭到蒙古的进攻，而且金已经无力自立则必须容纳金人入境，而金人也根本不会甘心成为宋国臣民，则又是侯景之乱的态势。实际上从一些历史资料看金当时已经有类似的想法。


当然，批评者肯定会摆出理由，还是用银英的话说就是：“但是，这么一来，Ａ不就具有压倒性的强大力量了吗，如果它在消灭Ｂ之后乘胜追击Ｃ的话，那么Ｃ不是只能由孤立步上灭亡之途吗？”这个其实关键在于争取时间改善国力和等待对手内部出现变化：


就当时而论，齐亡征已现而陈最弱，而且淮南是陈必争之地，金则是已经丧失了任何价值，因此陈金的选择是正确的。他们的错误在于在错误的时间进行军事冒险。企图用军事冒险来进一步改善自己的环境，结果遭到了对手迅速有力的军事打击。而如果他们不这么做而采用另外的做法则鹿死谁手还未可知：


读通鉴论：

然则坐而待其相加与？曰：善为国者不师，非不师而即善也，为国善，则可以不师也。江东至是而无可取中原之势矣。固本靖民，养兵择将，迟之数十年，而不轻挑之以益其势，则尚可为也。故孙绰、王义之之论，在东晋之初则为自弃，在陈之末造则善矣。东晋虽草创，人咸愤激以图存，有死之心则有生之气也。至于陈，而江东之生气，齐凋之、梁萎之、侯景摧之、萧詧、王琳中起而灭裂之，陈氏偷存而销铄之；刘宋吞广固、捣长安之锋颖，荡尽无余矣。然使固本图安而尚可为者，以高纬之淫昏，宇文邕迟之又久、再进再退而始决，陈能自立而不授以俘大将、覆全军之势宇文君臣慎动者也，且以苻坚、拓拔佛狸为大戒，而遽轻试席卷之雄心乎？陈仅一蔡景历而不能用，一溃而举国之人皆靡，引领以望北师之渡而已矣。

陈书毛喜传：

及众军北伐，得淮南地，喜陈安边之术，高宗纳之，即日施行。又问喜曰：“我欲进兵彭、汴，于卿意如何？”喜对曰：“臣实才非智者，安敢预兆未然。窃以淮左新平，边氓未乂，周氏始吞齐国，难与争锋，岂以弊卒疲兵，复加深入。且弃舟楫之工，践车骑之地，去长就短，非吴人所便。臣愚以为不若安民保境，寝兵复约，然后广募英奇，顺时而动，斯久长之术也。”高宗不从。后吴明彻陷周，高宗谓喜曰：“卿之所言，验于今矣。”


要知道北周灭北齐后几个月周武帝就死了，之后宣帝无能残暴而且短命，随后就是杨坚建隋，这时北周地方方镇反叛，如果陈能安民保境，寝兵复约，则北周面临内政的变化是不会立刻对陈开战的，然后陈在周内变的时候顺时而动是大有可为的。同样的，如果宋不立刻进攻蒙古，而是专心消化新得的土地人民降军，专心整理财政和军队。则蒙古既要西征，而且内部斗争激烈，则可以赢得时间。那样双方开战也就不会出现上游崩溃的局面。

如果等到蒙古内战在大举进攻则中原可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