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和巴基斯坦：精神分裂的雙胞胎

亚洲时报

撰文 Chan Akya   
2007/08/21, 週二

　　8月15日是印巴獨立的60周年紀念日，但仔細看一看兩國的各種歡慶致辭和文章，就會發現媒體根本沒有勇氣討論兩國面前的重要問題，而是長篇累牘地報道這些長年惡疾所導致的表面癥狀。

　　以筆者之見，兩國過去60年來的經濟發展都糟糕透頂，而這也是兩國在這期間，社會政治衝突、外交混亂以及戰爭持續不斷的主要原因。在印巴獨立後的最初50年裏，兩國的經濟發展都不見起色，這加重了它們各自國內的政治、安全以及社會政治環境等方方面面的負擔。

　　回顧1950年代，經歷完朝鮮戰爭的南韓人均收入，還不及當時印度的。然而，50年過去後，儘管受到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南韓的經濟發展已突飛猛進，人均收入是印度的10倍有多。（要知道，每年經濟增長5%，只消15年就翻兩番；每年增長8%的話，更只需9年。）

　　南亞次大陸的經濟困境，主要歸咎於兩種勢力：巴基斯坦的封建領主，和印度的共產主義領袖。世界銀行等多邊機構曾估計，巴基斯坦3／4以上的資源，由不到 500個家族控制著。這些有權有勢的家族，藐視巴基斯坦的法律，也常以印度喧鬧的政治作為理由，公然憎惡民主。窮人和中產階級與權力不沾邊，結果使軍隊成為巴基斯坦唯一的國家機構，這也是軍隊壟斷國家權力的原因。

　　在經濟沒有發展、政治上又受壓迫的情況下，巴基斯坦的窮人日益求助於伊斯蘭黨派，這從1980年代中期表現更為明顯。儘管它們名義上是宗教組織，但它們的最終目標與共產主義是一致的，也即重新“平均”分配財富。然而，說句公道話，近年來操縱著南亞所有伊斯蘭黨派的，是企圖維持既得利益現狀的偽民族主義力量。

　　印度在獨立後的最初幾年裏，就開始土地改革，封建地主的權力因此被削弱，不過好景不長。未經深思熟慮的社會主義政策，從1950年代後半期開始阻礙了經濟發展，使數以億計的人成為永遠的窮人。

　　隨著貧富不均越發嚴重，印度政治框架最終落入了“共產領導人”手中。不論是哪個印度政黨，筆者都一律用這個字眼來描述印度各黨派的首領。雖然這些政客的信仰不同，但筆者認為，就像當今法國的政治體系一樣，甚至極右的印度政客，看起來也極像社會主義者。從這個角度來說，把所有政客都說成是共產主義者，並不算把過分簡單化了當前的環境。

　　共產主義當然是對經濟發展致命的威脅，印度60和70年代的發展情況就很好地說明了這點。共產主義令人失去創業的雄心壯志。印度共產主義領袖，還帶來了另一個壞影響：將政府官僚而非商人推到討論政策的最前線。

　　腐敗之風勁吹，是這種錯誤政策的產物。印度的腐敗情況比巴基斯坦的更嚴重，這是因為在印度要辦事，必須賄賂更多的人。因此，儘管政治信仰各不相同，但印度所有政黨在過去20年都變得越來越腐敗，而實際上他們服務的對象，就是他們口口聲聲要打擊的那些利益集團（商人）。反對當政者，已成為印度政治體系的一種永久特徵，每5年舉行一次的選舉，必然使新的政黨當權，隨之而來的是一長串索取利益的人。

　　巴基斯坦社會根深蒂固的伊斯蘭性質，使得這個國家在過去60年裏的大多數時間裏相對穩定。即便如此，種族分裂也因為經濟壓力加劇了。旁遮普人控制著巴基斯坦的經濟（和軍隊），這加劇了種族間的裂痕，孟加拉也因此而於1971年獨立建國。如今其它省份，尤其是與阿富汗接壤的嚴重貧窮落後地區，也有分裂的危險。

　　在任何經濟增長緩慢的國家，當現有的基礎設施開始年久失修而運轉不靈時，對資源的需求都會呈幾何增長。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國都面臨這種問題，不過巴基斯坦的非旁遮普地區的情況似乎更嚴重。例如，1960年代強烈的嫉妒，就引發了孟加拉的獨立運動。要是經濟增長率高，再加上政府致力改善基礎設施的話，巴基斯坦未必會分裂。

　　在該問題上，印度的經歷完全不同。由於人口可在國內自由流動，使得印度西部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壯大，並逐漸擴展到北部地區。就像巴基斯坦致力發展旁遮普省一樣，印度歷屆政府，都把發展重點放在北部最大的幾個邦，這樣做引起了其它地區的不滿。與巴基斯坦的情況恰恰相反，印度最先爆發分裂運動的是最富裕的邦，例如旁遮普邦（但在80年代末被鎮壓下來）。相對繁榮的克什米爾邦也湧現了很多恐怖分子，他們中許多都是參加過阿富汗的抗蘇鬥爭的英雄人物。

　　印度雖然抱持世俗化的政治思維，但社會階層分化卻對印度不利。正如我在關於巴基斯坦聖戰的文章中所寫的，由於經濟發展失敗、印度許多窮人為了生存都過分依賴了農村的富人，在這背景下，印度興起的毛派運動，吸引了數以千計的印度貧農加入反政府鬥爭。印度農民儘管擁有自己的一小塊土地，令他們有一些喘息的空間，但高出生率令土地不斷攤簿，加上灌溉系統過時，使很多人背上沉重的債務，甚至有些人走投無路自殺。毛派就是利用這種狀況發展壯大的。正如我之前說的，在巴基斯坦境外活動的伊斯蘭恐怖組織，利用的也是類似的經濟和人口結構。

　　不過，並非一切都那麼慘淡。

　　就像閹人看印度寺廟裏的色情雕塑一樣，商會和共產領袖只能敬畏地盯著工資迅猛上漲的IT行業。市場運作及其最終給工人的回報，令那些受尼赫魯（Nehruvian）式社會主義思想薰陶的人渾身不自在，不過正是在這裏，亞洲政客可以從印度得到最有價值的經驗教訓。

　　印度IT行業是由“錯誤” 的人創建的。他們原本要麼去幹沒有前途的政府工作，要麼移民國外給北美公司創造財富。為了逃避猖獗的腐敗和孟買昂貴的房地產，IT行業最初落戶於班加羅爾這座南部城市，自此逐漸擴展到該地區其它地方。

　　IT產業的不斷增長，導致人才需求猛增，印度各國IT城市很快成為了全國各地精英薈萃的地方，並由此帶來深刻的社會變化。顯然，印度南部城市，比北部以及印度其它城市更類近於國際都會，也為農村窮人提供了便利的避難所。

　　當然，印度的IT業發展也帶來負面影響。儘管IT行業的發展取得的成績令人咋舌，但這一行業也因為它將自己與周圍的環境隔離開來，而備受指責。IT產業有獨立的電廠、水廠和城鎮，不用與腐敗的政府部門打交道。雖然從短期來看不失為一個解決辦法，但終究不是長久之計。

　　對印巴兩國來說，一方面既要保持經濟增長，另一方面也要改善政府在供水、衛生和教育方面的服務；要在這兩者之間達到平衡，最簡單辦法就是開放商業領域。出售政府在國有企業和軍控企業的股份，必然可以增強經濟發展的啟動力量。增加了的政府收入，必須用於改善基礎設施，包括道路、水、電以及教育、法律和醫療服務。

　　若能使這兩個核國家實現更強勁的經濟增長，就能為改善兩國關係掃清障礙，因為富裕了必然會使人們想到消除分歧。近年來，因為不負責任的政客沒有努力促進經濟增長，只會誇誇其談，因此加劇了很多問題。

　　不過，所有這些很大程度上，都取決於政府推行結構性改革的能力。然而，改革的總體情形並不樂觀。只有經濟發展了，政治和外交方面才會有改善。

　　在下一個60年裏，印度的腐敗精英或許會愈發破壞民主制度；而巴基斯坦的精英，則可能面臨類似當前沙特和其他中東國家正在發生的動盪。巴基斯坦政府，並不具有推行改革的合法性；但不乏合法性的印度政府，卻似乎一心想保持現狀。印巴這兩個國家，就像是精神分裂的雙胞胎。亚洲时报

撰文 Chan Akya   
2007/08/21, 週二

　　8月15日是印巴獨立的60周年紀念日，但仔細看一看兩國的各種歡慶致辭和文章，就會發現媒體根本沒有勇氣討論兩國面前的重要問題，而是長篇累牘地報道這些長年惡疾所導致的表面癥狀。

　　以筆者之見，兩國過去60年來的經濟發展都糟糕透頂，而這也是兩國在這期間，社會政治衝突、外交混亂以及戰爭持續不斷的主要原因。在印巴獨立後的最初50年裏，兩國的經濟發展都不見起色，這加重了它們各自國內的政治、安全以及社會政治環境等方方面面的負擔。

　　回顧1950年代，經歷完朝鮮戰爭的南韓人均收入，還不及當時印度的。然而，50年過去後，儘管受到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南韓的經濟發展已突飛猛進，人均收入是印度的10倍有多。（要知道，每年經濟增長5%，只消15年就翻兩番；每年增長8%的話，更只需9年。）

　　南亞次大陸的經濟困境，主要歸咎於兩種勢力：巴基斯坦的封建領主，和印度的共產主義領袖。世界銀行等多邊機構曾估計，巴基斯坦3／4以上的資源，由不到 500個家族控制著。這些有權有勢的家族，藐視巴基斯坦的法律，也常以印度喧鬧的政治作為理由，公然憎惡民主。窮人和中產階級與權力不沾邊，結果使軍隊成為巴基斯坦唯一的國家機構，這也是軍隊壟斷國家權力的原因。

　　在經濟沒有發展、政治上又受壓迫的情況下，巴基斯坦的窮人日益求助於伊斯蘭黨派，這從1980年代中期表現更為明顯。儘管它們名義上是宗教組織，但它們的最終目標與共產主義是一致的，也即重新“平均”分配財富。然而，說句公道話，近年來操縱著南亞所有伊斯蘭黨派的，是企圖維持既得利益現狀的偽民族主義力量。

　　印度在獨立後的最初幾年裏，就開始土地改革，封建地主的權力因此被削弱，不過好景不長。未經深思熟慮的社會主義政策，從1950年代後半期開始阻礙了經濟發展，使數以億計的人成為永遠的窮人。

　　隨著貧富不均越發嚴重，印度政治框架最終落入了“共產領導人”手中。不論是哪個印度政黨，筆者都一律用這個字眼來描述印度各黨派的首領。雖然這些政客的信仰不同，但筆者認為，就像當今法國的政治體系一樣，甚至極右的印度政客，看起來也極像社會主義者。從這個角度來說，把所有政客都說成是共產主義者，並不算把過分簡單化了當前的環境。

　　共產主義當然是對經濟發展致命的威脅，印度60和70年代的發展情況就很好地說明了這點。共產主義令人失去創業的雄心壯志。印度共產主義領袖，還帶來了另一個壞影響：將政府官僚而非商人推到討論政策的最前線。

　　腐敗之風勁吹，是這種錯誤政策的產物。印度的腐敗情況比巴基斯坦的更嚴重，這是因為在印度要辦事，必須賄賂更多的人。因此，儘管政治信仰各不相同，但印度所有政黨在過去20年都變得越來越腐敗，而實際上他們服務的對象，就是他們口口聲聲要打擊的那些利益集團（商人）。反對當政者，已成為印度政治體系的一種永久特徵，每5年舉行一次的選舉，必然使新的政黨當權，隨之而來的是一長串索取利益的人。

　　巴基斯坦社會根深蒂固的伊斯蘭性質，使得這個國家在過去60年裏的大多數時間裏相對穩定。即便如此，種族分裂也因為經濟壓力加劇了。旁遮普人控制著巴基斯坦的經濟（和軍隊），這加劇了種族間的裂痕，孟加拉也因此而於1971年獨立建國。如今其它省份，尤其是與阿富汗接壤的嚴重貧窮落後地區，也有分裂的危險。

　　在任何經濟增長緩慢的國家，當現有的基礎設施開始年久失修而運轉不靈時，對資源的需求都會呈幾何增長。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國都面臨這種問題，不過巴基斯坦的非旁遮普地區的情況似乎更嚴重。例如，1960年代強烈的嫉妒，就引發了孟加拉的獨立運動。要是經濟增長率高，再加上政府致力改善基礎設施的話，巴基斯坦未必會分裂。

　　在該問題上，印度的經歷完全不同。由於人口可在國內自由流動，使得印度西部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壯大，並逐漸擴展到北部地區。就像巴基斯坦致力發展旁遮普省一樣，印度歷屆政府，都把發展重點放在北部最大的幾個邦，這樣做引起了其它地區的不滿。與巴基斯坦的情況恰恰相反，印度最先爆發分裂運動的是最富裕的邦，例如旁遮普邦（但在80年代末被鎮壓下來）。相對繁榮的克什米爾邦也湧現了很多恐怖分子，他們中許多都是參加過阿富汗的抗蘇鬥爭的英雄人物。

　　印度雖然抱持世俗化的政治思維，但社會階層分化卻對印度不利。正如我在關於巴基斯坦聖戰的文章中所寫的，由於經濟發展失敗、印度許多窮人為了生存都過分依賴了農村的富人，在這背景下，印度興起的毛派運動，吸引了數以千計的印度貧農加入反政府鬥爭。印度農民儘管擁有自己的一小塊土地，令他們有一些喘息的空間，但高出生率令土地不斷攤簿，加上灌溉系統過時，使很多人背上沉重的債務，甚至有些人走投無路自殺。毛派就是利用這種狀況發展壯大的。正如我之前說的，在巴基斯坦境外活動的伊斯蘭恐怖組織，利用的也是類似的經濟和人口結構。

　　不過，並非一切都那麼慘淡。

　　就像閹人看印度寺廟裏的色情雕塑一樣，商會和共產領袖只能敬畏地盯著工資迅猛上漲的IT行業。市場運作及其最終給工人的回報，令那些受尼赫魯（Nehruvian）式社會主義思想薰陶的人渾身不自在，不過正是在這裏，亞洲政客可以從印度得到最有價值的經驗教訓。

　　印度IT行業是由“錯誤” 的人創建的。他們原本要麼去幹沒有前途的政府工作，要麼移民國外給北美公司創造財富。為了逃避猖獗的腐敗和孟買昂貴的房地產，IT行業最初落戶於班加羅爾這座南部城市，自此逐漸擴展到該地區其它地方。

　　IT產業的不斷增長，導致人才需求猛增，印度各國IT城市很快成為了全國各地精英薈萃的地方，並由此帶來深刻的社會變化。顯然，印度南部城市，比北部以及印度其它城市更類近於國際都會，也為農村窮人提供了便利的避難所。

　　當然，印度的IT業發展也帶來負面影響。儘管IT行業的發展取得的成績令人咋舌，但這一行業也因為它將自己與周圍的環境隔離開來，而備受指責。IT產業有獨立的電廠、水廠和城鎮，不用與腐敗的政府部門打交道。雖然從短期來看不失為一個解決辦法，但終究不是長久之計。

　　對印巴兩國來說，一方面既要保持經濟增長，另一方面也要改善政府在供水、衛生和教育方面的服務；要在這兩者之間達到平衡，最簡單辦法就是開放商業領域。出售政府在國有企業和軍控企業的股份，必然可以增強經濟發展的啟動力量。增加了的政府收入，必須用於改善基礎設施，包括道路、水、電以及教育、法律和醫療服務。

　　若能使這兩個核國家實現更強勁的經濟增長，就能為改善兩國關係掃清障礙，因為富裕了必然會使人們想到消除分歧。近年來，因為不負責任的政客沒有努力促進經濟增長，只會誇誇其談，因此加劇了很多問題。

　　不過，所有這些很大程度上，都取決於政府推行結構性改革的能力。然而，改革的總體情形並不樂觀。只有經濟發展了，政治和外交方面才會有改善。

　　在下一個60年裏，印度的腐敗精英或許會愈發破壞民主制度；而巴基斯坦的精英，則可能面臨類似當前沙特和其他中東國家正在發生的動盪。巴基斯坦政府，並不具有推行改革的合法性；但不乏合法性的印度政府，卻似乎一心想保持現狀。印巴這兩個國家，就像是精神分裂的雙胞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