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ZT)《三国志•诸葛亮传》札记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3 10:58:24
余告退上庠之江湖，返归人境之自然，自题陋室双桐荫馆一联云：“秋访名山春临丽水，冬勘异史夏赏逸诗”。今秋溽暑，忽忆明岁乃诸葛“隆中对策”1800周年之期，乃比勘史传，撰此拙文，非所谓研究，欲表仰止景行之微意耳。
姓氏来源
诸葛氏之姓氏来源，亮传未载，而见于《诸葛瑾传》裴注。其一注引《吴书》云：“其先葛氏，本琅琊诸县人，后徙阳都。阳都先有姓葛者，时人谓之诸葛，因以为氏。”其二注引《风俗通》云：“葛婴为陈涉将军，有功而诛，孝文帝追录，封其孙诸县侯，因并氏焉。此与《吴书》所说不同。”
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简称《风俗通》，其流传至今的单行本，没有上面裴注所引的文字，当系该书的佚文。今人吴树平校释的《风俗通义》，附有该书散见于他书的大量佚文，而其中关于姓氏的记载又多达470余条，上面裴注所引即为其一。唐代《元和姓纂》卷二也引有《风俗通》关于“诸葛氏”的记载，文字与裴注所引几乎相同，仅末句“因并氏焉”，作“因以为氏”。
裴注所引两说虽有不同，一说“诸”字由原居地而来，一说“诸”字由封爵地而来，但其先世本姓葛，而且都与诸县的“诸”相关，这两点却是一致的。
至于葛氏又从何而来？《元和姓纂》卷十也有叙述：“葛天氏之胤，子孙氏焉。夏时葛伯，嬴姓国也，亦为葛氏。汉有颍川太守葛兴。”也就是说，葛氏来源有二，一是远古帝王葛天氏的后裔，一是夏代诸侯国葛国君主的后代。比较起来，当以后一种说法较为可靠，因为葛天氏是传说中尚在伏羲之前的帝王，年代实在过于久远，难以考稽了。
上古之时，姓与氏二者是有明显区别的。周代的贵族，女子称姓，男子称氏，一般平民没有姓氏。姓用来“别婚姻”，是血缘符号，不能变更。如孟姜（排行）的姜，秦姬（国君配偶的国名）的姬之类，这些带“女”字偏旁的字，是母系社会的迹印。氏用来“明贵贱”，是身份符号，可以变更。如孔丘（以祖先的字为氏），司马牛（以官名为氏），屈原（以先世受封的城邑名为氏）。战国以后，姓氏之间开始模糊。汉代以后姓氏完全混同，上至天子，下至平民，均有姓氏。此时的姓氏，既用来别婚姻，承当过去“姓”的功能；同时又保留有从前“氏”的特性，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变更。诸葛亮的先世将葛氏改为诸葛氏，就是这样的产物。
汉代以来，姓氏虽然完全混同，但是因为历来“姓”的数目少，而“氏”的数目多，姓被氏淹没，所以当人们单称姓氏的时候，往往多用“氏”来表达，例如亮传中陈寿自述为诸葛亮编定文集，就命名为“诸葛氏集”。《关羽传》注引《蜀记》云：“庞德子会，随钟、邓伐蜀，蜀破，尽灭关氏家。”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现今，诸如刘氏、曹氏、孙氏、司马氏的称呼即然。
《后主传》注引《魏略》云：“及禅立，以亮为丞相，委以诸事，谓亮曰：‘政由葛氏，祭则寡人。’”虽然这不一定是刘禅亲口所说，但是“葛氏”二字的称呼，倒是既与孔明的先世吻合，也与当时的习惯一致的。
东汉末年，社会动乱，改变姓氏之事出现甚多，以致儒者管宁要撰写《氏姓论》加以讥评，参见《管宁传》注引《傅子》。
名字别号
诸葛亮字孔明。孔者，非常之意也。亮是光亮，孔明是非常鲜明。古人有名有字，名与表字，总会在含义上有所联系。或谓出生三月由父命名，男子二十举行冠礼时取字，女子十五许嫁加笄时取字。成年而有表字，是社交活动的需要。中华是礼仪之邦，社交尤其是体现礼仪的场合。一般而言，称呼对方时：尊对卑，称名；卑对尊和平辈之间，均称字，以表尊敬；称呼自己时：对尊者和平辈均称名，以表谦虚；如称字，则表鄙视。可见没有表字，在社会场合就会无所适从，而且令他人为难。明乎此，阅读史传可以体会更加深刻。如《张飞传》描绘张飞在当阳长坂断喝云：“身是张益德是也，可来共决死！”对敌自称表字，表示极度的鄙视。《先主传》刘备对关、张云：“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刘备年长诸葛二十岁，又是其主公，依然称其表字，表示极度的尊重。
孔明被誉为“卧龙”，众所周知。卧龙者，等待时机飞腾九天之杰出人材也。当时的“龙”字，还不像后世为皇帝专用。但是，就在三国时期，还有一位杰出人物，也被时人誉为“卧龙”，就是曹魏末期的嵇康。《晋书》卷四十九《嵇康传》云：“嵇康字叔夜，谯国铚人也。其先姓奚，会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铚有嵇山，家于其侧，因而命氏。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恬静寡欲，博览无不该通。（钟会）言于文帝曰：‘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嵇康为虑耳。’帝既昵听信会，遂并害之。”将《嵇康传》与亮传相对比，孔明与嵇康不仅都有“卧龙”的美誉，两人而且还有多方面的相似之处：
第一， 孔明的先世由葛氏改为诸葛氏，嵇康的先世也从奚氏改为嵇氏。
第二， 孔明“早孤”，嵇康也“早孤”，两人都很早失去父亲，从而很早就面对生存的压力。
第三， 孔明早年家贫，所以在隆中躬耕陇亩，以务农来自食其力；嵇康也曾生活窘困，所以与向秀在大树之下打铁，以打铁来支持生存。一个是农民，一个是工人，都在社会的底层经受过锻炼。
第四， 孔明身长八尺，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都是身材修长的伟男子，而且身高相差极小。
第五， 孔明风度潇洒，嵇康也是仪容翩翩。
第六， 孔明淡泊宁静，嵇康也“恬静寡欲”。恬静就是宁静，寡欲自然就淡泊。
第七， 孔明善属文，《出师表》慷慨悲壮，千秋传诵令人洒泪；嵇康也美词气，《与山巨源绝交书》文情并茂，一代名篇傲视当时。
第八， 孔明在隆中，深受荆州学派的感染，而荆州学派乃是魏晋玄学的先导；嵇康生当魏晋玄学形成之后，乃是玄学名士的中坚。总之，两人都与魏晋玄学的潮流相关。
第九， 孔明曾在隆中隐居，嵇康也曾在山林悠游，是“竹林七贤”之一，两人都有山林的情结。
第十， 孔明爱好吟唱《梁父吟》，嵇康擅长弹奏《广陵散》，两人都有音乐的情趣。
要是二人能够同时相遇，并肩出现在公众场合，真是珠连璧合，相映生辉。然而不幸的是，两人在生死的结局上却有绝大的不同。孔明受到君主的知遇，出将入相，掌控国政，得以充分施展抱负和才能；而嵇康却遭到当政者的嫉恨，隐遁山林，依然逃不脱残酷迫害，最后斩首于洛阳的东市，时年仅四十岁。
两人结局何以相去天渊？所处时代不同，当是主要的原因。孔明处于三国之头，正是东汉王朝崩溃，群雄割据之时。群雄为了生存壮大，必须选贤用能；而贤能之士为了充分施展抱负才智，也会选择自己的主人。正如周瑜用东汉马援所言来形容的那样：“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这是双向选择时代，有“卧龙”之誉的孔明，遇到求贤若渴的刘备，自然会留下“三顾草庐”的佳话。反观小孔明四十三岁的嵇康，生不逢时，正好处于三国之尾。那是政治格局已经相对稳定的时代，牢固掌控着曹魏权力并且准备终结曹魏寿命的司马昭，没有生存壮大的压力，只有清除异己的谋划。此时此刻，越是经邦治国的“卧龙”大才，越是会受到当政者的特别注意，而这样的大才如果再有“反侧”之心，越是会遭到残酷的打击。嵇康之死，就是这种时代产生的必然后果。古语云：“时势造英雄。”从上面分析来看，实际上是“时代左右卧龙”。
但是，如果从文化的价值体现来观察，孔明和嵇康的结局，又有“异曲同工”的深长韵味。孔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壮志未酬，遗恨千古，体现出一种完美事物发生缺陷的悲剧美。嵇康才情完备，志向高洁，横遭迫害，血溅刑场，也展示一种完美事物遭遇毁损的悲剧美。先哲曾说：悲剧就是将美好的事物毁损给人看。孔明、嵇康两条“卧龙”，就这样以不同的形式“毁损”在史册当中。而悲剧性的美感，又具有最能撼动人心的力量，难怪千载之下人们读到他们的史传和文章，依然心灵感动，泪满衣襟。余告退上庠之江湖，返归人境之自然，自题陋室双桐荫馆一联云：“秋访名山春临丽水，冬勘异史夏赏逸诗”。今秋溽暑，忽忆明岁乃诸葛“隆中对策”1800周年之期，乃比勘史传，撰此拙文，非所谓研究，欲表仰止景行之微意耳。
姓氏来源
诸葛氏之姓氏来源，亮传未载，而见于《诸葛瑾传》裴注。其一注引《吴书》云：“其先葛氏，本琅琊诸县人，后徙阳都。阳都先有姓葛者，时人谓之诸葛，因以为氏。”其二注引《风俗通》云：“葛婴为陈涉将军，有功而诛，孝文帝追录，封其孙诸县侯，因并氏焉。此与《吴书》所说不同。”
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简称《风俗通》，其流传至今的单行本，没有上面裴注所引的文字，当系该书的佚文。今人吴树平校释的《风俗通义》，附有该书散见于他书的大量佚文，而其中关于姓氏的记载又多达470余条，上面裴注所引即为其一。唐代《元和姓纂》卷二也引有《风俗通》关于“诸葛氏”的记载，文字与裴注所引几乎相同，仅末句“因并氏焉”，作“因以为氏”。
裴注所引两说虽有不同，一说“诸”字由原居地而来，一说“诸”字由封爵地而来，但其先世本姓葛，而且都与诸县的“诸”相关，这两点却是一致的。
至于葛氏又从何而来？《元和姓纂》卷十也有叙述：“葛天氏之胤，子孙氏焉。夏时葛伯，嬴姓国也，亦为葛氏。汉有颍川太守葛兴。”也就是说，葛氏来源有二，一是远古帝王葛天氏的后裔，一是夏代诸侯国葛国君主的后代。比较起来，当以后一种说法较为可靠，因为葛天氏是传说中尚在伏羲之前的帝王，年代实在过于久远，难以考稽了。
上古之时，姓与氏二者是有明显区别的。周代的贵族，女子称姓，男子称氏，一般平民没有姓氏。姓用来“别婚姻”，是血缘符号，不能变更。如孟姜（排行）的姜，秦姬（国君配偶的国名）的姬之类，这些带“女”字偏旁的字，是母系社会的迹印。氏用来“明贵贱”，是身份符号，可以变更。如孔丘（以祖先的字为氏），司马牛（以官名为氏），屈原（以先世受封的城邑名为氏）。战国以后，姓氏之间开始模糊。汉代以后姓氏完全混同，上至天子，下至平民，均有姓氏。此时的姓氏，既用来别婚姻，承当过去“姓”的功能；同时又保留有从前“氏”的特性，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变更。诸葛亮的先世将葛氏改为诸葛氏，就是这样的产物。
汉代以来，姓氏虽然完全混同，但是因为历来“姓”的数目少，而“氏”的数目多，姓被氏淹没，所以当人们单称姓氏的时候，往往多用“氏”来表达，例如亮传中陈寿自述为诸葛亮编定文集，就命名为“诸葛氏集”。《关羽传》注引《蜀记》云：“庞德子会，随钟、邓伐蜀，蜀破，尽灭关氏家。”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现今，诸如刘氏、曹氏、孙氏、司马氏的称呼即然。
《后主传》注引《魏略》云：“及禅立，以亮为丞相，委以诸事，谓亮曰：‘政由葛氏，祭则寡人。’”虽然这不一定是刘禅亲口所说，但是“葛氏”二字的称呼，倒是既与孔明的先世吻合，也与当时的习惯一致的。
东汉末年，社会动乱，改变姓氏之事出现甚多，以致儒者管宁要撰写《氏姓论》加以讥评，参见《管宁传》注引《傅子》。
名字别号
诸葛亮字孔明。孔者，非常之意也。亮是光亮，孔明是非常鲜明。古人有名有字，名与表字，总会在含义上有所联系。或谓出生三月由父命名，男子二十举行冠礼时取字，女子十五许嫁加笄时取字。成年而有表字，是社交活动的需要。中华是礼仪之邦，社交尤其是体现礼仪的场合。一般而言，称呼对方时：尊对卑，称名；卑对尊和平辈之间，均称字，以表尊敬；称呼自己时：对尊者和平辈均称名，以表谦虚；如称字，则表鄙视。可见没有表字，在社会场合就会无所适从，而且令他人为难。明乎此，阅读史传可以体会更加深刻。如《张飞传》描绘张飞在当阳长坂断喝云：“身是张益德是也，可来共决死！”对敌自称表字，表示极度的鄙视。《先主传》刘备对关、张云：“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刘备年长诸葛二十岁，又是其主公，依然称其表字，表示极度的尊重。
孔明被誉为“卧龙”，众所周知。卧龙者，等待时机飞腾九天之杰出人材也。当时的“龙”字，还不像后世为皇帝专用。但是，就在三国时期，还有一位杰出人物，也被时人誉为“卧龙”，就是曹魏末期的嵇康。《晋书》卷四十九《嵇康传》云：“嵇康字叔夜，谯国铚人也。其先姓奚，会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铚有嵇山，家于其侧，因而命氏。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恬静寡欲，博览无不该通。（钟会）言于文帝曰：‘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嵇康为虑耳。’帝既昵听信会，遂并害之。”将《嵇康传》与亮传相对比，孔明与嵇康不仅都有“卧龙”的美誉，两人而且还有多方面的相似之处：
第一， 孔明的先世由葛氏改为诸葛氏，嵇康的先世也从奚氏改为嵇氏。
第二， 孔明“早孤”，嵇康也“早孤”，两人都很早失去父亲，从而很早就面对生存的压力。
第三， 孔明早年家贫，所以在隆中躬耕陇亩，以务农来自食其力；嵇康也曾生活窘困，所以与向秀在大树之下打铁，以打铁来支持生存。一个是农民，一个是工人，都在社会的底层经受过锻炼。
第四， 孔明身长八尺，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都是身材修长的伟男子，而且身高相差极小。
第五， 孔明风度潇洒，嵇康也是仪容翩翩。
第六， 孔明淡泊宁静，嵇康也“恬静寡欲”。恬静就是宁静，寡欲自然就淡泊。
第七， 孔明善属文，《出师表》慷慨悲壮，千秋传诵令人洒泪；嵇康也美词气，《与山巨源绝交书》文情并茂，一代名篇傲视当时。
第八， 孔明在隆中，深受荆州学派的感染，而荆州学派乃是魏晋玄学的先导；嵇康生当魏晋玄学形成之后，乃是玄学名士的中坚。总之，两人都与魏晋玄学的潮流相关。
第九， 孔明曾在隆中隐居，嵇康也曾在山林悠游，是“竹林七贤”之一，两人都有山林的情结。
第十， 孔明爱好吟唱《梁父吟》，嵇康擅长弹奏《广陵散》，两人都有音乐的情趣。
要是二人能够同时相遇，并肩出现在公众场合，真是珠连璧合，相映生辉。然而不幸的是，两人在生死的结局上却有绝大的不同。孔明受到君主的知遇，出将入相，掌控国政，得以充分施展抱负和才能；而嵇康却遭到当政者的嫉恨，隐遁山林，依然逃不脱残酷迫害，最后斩首于洛阳的东市，时年仅四十岁。
两人结局何以相去天渊？所处时代不同，当是主要的原因。孔明处于三国之头，正是东汉王朝崩溃，群雄割据之时。群雄为了生存壮大，必须选贤用能；而贤能之士为了充分施展抱负才智，也会选择自己的主人。正如周瑜用东汉马援所言来形容的那样：“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这是双向选择时代，有“卧龙”之誉的孔明，遇到求贤若渴的刘备，自然会留下“三顾草庐”的佳话。反观小孔明四十三岁的嵇康，生不逢时，正好处于三国之尾。那是政治格局已经相对稳定的时代，牢固掌控着曹魏权力并且准备终结曹魏寿命的司马昭，没有生存壮大的压力，只有清除异己的谋划。此时此刻，越是经邦治国的“卧龙”大才，越是会受到当政者的特别注意，而这样的大才如果再有“反侧”之心，越是会遭到残酷的打击。嵇康之死，就是这种时代产生的必然后果。古语云：“时势造英雄。”从上面分析来看，实际上是“时代左右卧龙”。
但是，如果从文化的价值体现来观察，孔明和嵇康的结局，又有“异曲同工”的深长韵味。孔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壮志未酬，遗恨千古，体现出一种完美事物发生缺陷的悲剧美。嵇康才情完备，志向高洁，横遭迫害，血溅刑场，也展示一种完美事物遭遇毁损的悲剧美。先哲曾说：悲剧就是将美好的事物毁损给人看。孔明、嵇康两条“卧龙”，就这样以不同的形式“毁损”在史册当中。而悲剧性的美感，又具有最能撼动人心的力量，难怪千载之下人们读到他们的史传和文章，依然心灵感动，泪满衣襟。
姓氏来源
诸葛氏之姓氏来源，亮传未载，而见于《诸葛瑾传》裴注。其一注引《吴书》云：“其先葛氏，本琅琊诸县人，后徙阳都。阳都先有姓葛者，时人谓之诸葛，因以为氏。”其二注引《风俗通》云：“葛婴为陈涉将军，有功而诛，孝文帝追录，封其孙诸县侯，因并氏焉。此与《吴书》所说不同。”
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简称《风俗通》，其流传至今的单行本，没有上面裴注所引的文字，当系该书的佚文。今人吴树平校释的《风俗通义》，附有该书散见于他书的大量佚文，而其中关于姓氏的记载又多达470余条，上面裴注所引即为其一。唐代《元和姓纂》卷二也引有《风俗通》关于“诸葛氏”的记载，文字与裴注所引几乎相同，仅末句“因并氏焉”，作“因以为氏”。
裴注所引两说虽有不同，一说“诸”字由原居地而来，一说“诸”字由封爵地而来，但其先世本姓葛，而且都与诸县的“诸”相关，这两点却是一致的。
至于葛氏又从何而来？《元和姓纂》卷十也有叙述：“葛天氏之胤，子孙氏焉。夏时葛伯，嬴姓国也，亦为葛氏。汉有颍川太守葛兴。”也就是说，葛氏来源有二，一是远古帝王葛天氏的后裔，一是夏代诸侯国葛国君主的后代。比较起来，当以后一种说法较为可靠，因为葛天氏是传说中尚在伏羲之前的帝王，年代实在过于久远，难以考稽了。
上古之时，姓与氏二者是有明显区别的。周代的贵族，女子称姓，男子称氏，一般平民没有姓氏。姓用来“别婚姻”，是血缘符号，不能变更。如孟姜（排行）的姜，秦姬（国君配偶的国名）的姬之类，这些带“女”字偏旁的字，是母系社会的迹印。氏用来“明贵贱”，是身份符号，可以变更。如孔丘（以祖先的字为氏），司马牛（以官名为氏），屈原（以先世受封的城邑名为氏）。战国以后，姓氏之间开始模糊。汉代以后姓氏完全混同，上至天子，下至平民，均有姓氏。此时的姓氏，既用来别婚姻，承当过去“姓”的功能；同时又保留有从前“氏”的特性，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变更。诸葛亮的先世将葛氏改为诸葛氏，就是这样的产物。
汉代以来，姓氏虽然完全混同，但是因为历来“姓”的数目少，而“氏”的数目多，姓被氏淹没，所以当人们单称姓氏的时候，往往多用“氏”来表达，例如亮传中陈寿自述为诸葛亮编定文集，就命名为“诸葛氏集”。《关羽传》注引《蜀记》云：“庞德子会，随钟、邓伐蜀，蜀破，尽灭关氏家。”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现今，诸如刘氏、曹氏、孙氏、司马氏的称呼即然。
《后主传》注引《魏略》云：“及禅立，以亮为丞相，委以诸事，谓亮曰：‘政由葛氏，祭则寡人。’”虽然这不一定是刘禅亲口所说，但是“葛氏”二字的称呼，倒是既与孔明的先世吻合，也与当时的习惯一致的。
东汉末年，社会动乱，改变姓氏之事出现甚多，以致儒者管宁要撰写《氏姓论》加以讥评，参见《管宁传》注引《傅子》。
名字别号
诸葛亮字孔明。孔者，非常之意也。亮是光亮，孔明是非常鲜明。古人有名有字，名与表字，总会在含义上有所联系。或谓出生三月由父命名，男子二十举行冠礼时取字，女子十五许嫁加笄时取字。成年而有表字，是社交活动的需要。中华是礼仪之邦，社交尤其是体现礼仪的场合。一般而言，称呼对方时：尊对卑，称名；卑对尊和平辈之间，均称字，以表尊敬；称呼自己时：对尊者和平辈均称名，以表谦虚；如称字，则表鄙视。可见没有表字，在社会场合就会无所适从，而且令他人为难。明乎此，阅读史传可以体会更加深刻。如《张飞传》描绘张飞在当阳长坂断喝云：“身是张益德是也，可来共决死！”对敌自称表字，表示极度的鄙视。《先主传》刘备对关、张云：“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刘备年长诸葛二十岁，又是其主公，依然称其表字，表示极度的尊重。
孔明被誉为“卧龙”，众所周知。卧龙者，等待时机飞腾九天之杰出人材也。当时的“龙”字，还不像后世为皇帝专用。但是，就在三国时期，还有一位杰出人物，也被时人誉为“卧龙”，就是曹魏末期的嵇康。《晋书》卷四十九《嵇康传》云：“嵇康字叔夜，谯国铚人也。其先姓奚，会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铚有嵇山，家于其侧，因而命氏。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恬静寡欲，博览无不该通。（钟会）言于文帝曰：‘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嵇康为虑耳。’帝既昵听信会，遂并害之。”将《嵇康传》与亮传相对比，孔明与嵇康不仅都有“卧龙”的美誉，两人而且还有多方面的相似之处：
第一， 孔明的先世由葛氏改为诸葛氏，嵇康的先世也从奚氏改为嵇氏。
第二， 孔明“早孤”，嵇康也“早孤”，两人都很早失去父亲，从而很早就面对生存的压力。
第三， 孔明早年家贫，所以在隆中躬耕陇亩，以务农来自食其力；嵇康也曾生活窘困，所以与向秀在大树之下打铁，以打铁来支持生存。一个是农民，一个是工人，都在社会的底层经受过锻炼。
第四， 孔明身长八尺，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都是身材修长的伟男子，而且身高相差极小。
第五， 孔明风度潇洒，嵇康也是仪容翩翩。
第六， 孔明淡泊宁静，嵇康也“恬静寡欲”。恬静就是宁静，寡欲自然就淡泊。
第七， 孔明善属文，《出师表》慷慨悲壮，千秋传诵令人洒泪；嵇康也美词气，《与山巨源绝交书》文情并茂，一代名篇傲视当时。
第八， 孔明在隆中，深受荆州学派的感染，而荆州学派乃是魏晋玄学的先导；嵇康生当魏晋玄学形成之后，乃是玄学名士的中坚。总之，两人都与魏晋玄学的潮流相关。
第九， 孔明曾在隆中隐居，嵇康也曾在山林悠游，是“竹林七贤”之一，两人都有山林的情结。
第十， 孔明爱好吟唱《梁父吟》，嵇康擅长弹奏《广陵散》，两人都有音乐的情趣。
要是二人能够同时相遇，并肩出现在公众场合，真是珠连璧合，相映生辉。然而不幸的是，两人在生死的结局上却有绝大的不同。孔明受到君主的知遇，出将入相，掌控国政，得以充分施展抱负和才能；而嵇康却遭到当政者的嫉恨，隐遁山林，依然逃不脱残酷迫害，最后斩首于洛阳的东市，时年仅四十岁。
两人结局何以相去天渊？所处时代不同，当是主要的原因。孔明处于三国之头，正是东汉王朝崩溃，群雄割据之时。群雄为了生存壮大，必须选贤用能；而贤能之士为了充分施展抱负才智，也会选择自己的主人。正如周瑜用东汉马援所言来形容的那样：“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这是双向选择时代，有“卧龙”之誉的孔明，遇到求贤若渴的刘备，自然会留下“三顾草庐”的佳话。反观小孔明四十三岁的嵇康，生不逢时，正好处于三国之尾。那是政治格局已经相对稳定的时代，牢固掌控着曹魏权力并且准备终结曹魏寿命的司马昭，没有生存壮大的压力，只有清除异己的谋划。此时此刻，越是经邦治国的“卧龙”大才，越是会受到当政者的特别注意，而这样的大才如果再有“反侧”之心，越是会遭到残酷的打击。嵇康之死，就是这种时代产生的必然后果。古语云：“时势造英雄。”从上面分析来看，实际上是“时代左右卧龙”。
但是，如果从文化的价值体现来观察，孔明和嵇康的结局，又有“异曲同工”的深长韵味。孔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壮志未酬，遗恨千古，体现出一种完美事物发生缺陷的悲剧美。嵇康才情完备，志向高洁，横遭迫害，血溅刑场，也展示一种完美事物遭遇毁损的悲剧美。先哲曾说：悲剧就是将美好的事物毁损给人看。孔明、嵇康两条“卧龙”，就这样以不同的形式“毁损”在史册当中。而悲剧性的美感，又具有最能撼动人心的力量，难怪千载之下人们读到他们的史传和文章，依然心灵感动，泪满衣襟。余告退上庠之江湖，返归人境之自然，自题陋室双桐荫馆一联云：“秋访名山春临丽水，冬勘异史夏赏逸诗”。今秋溽暑，忽忆明岁乃诸葛“隆中对策”1800周年之期，乃比勘史传，撰此拙文，非所谓研究，欲表仰止景行之微意耳。
姓氏来源
诸葛氏之姓氏来源，亮传未载，而见于《诸葛瑾传》裴注。其一注引《吴书》云：“其先葛氏，本琅琊诸县人，后徙阳都。阳都先有姓葛者，时人谓之诸葛，因以为氏。”其二注引《风俗通》云：“葛婴为陈涉将军，有功而诛，孝文帝追录，封其孙诸县侯，因并氏焉。此与《吴书》所说不同。”
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简称《风俗通》，其流传至今的单行本，没有上面裴注所引的文字，当系该书的佚文。今人吴树平校释的《风俗通义》，附有该书散见于他书的大量佚文，而其中关于姓氏的记载又多达470余条，上面裴注所引即为其一。唐代《元和姓纂》卷二也引有《风俗通》关于“诸葛氏”的记载，文字与裴注所引几乎相同，仅末句“因并氏焉”，作“因以为氏”。
裴注所引两说虽有不同，一说“诸”字由原居地而来，一说“诸”字由封爵地而来，但其先世本姓葛，而且都与诸县的“诸”相关，这两点却是一致的。
至于葛氏又从何而来？《元和姓纂》卷十也有叙述：“葛天氏之胤，子孙氏焉。夏时葛伯，嬴姓国也，亦为葛氏。汉有颍川太守葛兴。”也就是说，葛氏来源有二，一是远古帝王葛天氏的后裔，一是夏代诸侯国葛国君主的后代。比较起来，当以后一种说法较为可靠，因为葛天氏是传说中尚在伏羲之前的帝王，年代实在过于久远，难以考稽了。
上古之时，姓与氏二者是有明显区别的。周代的贵族，女子称姓，男子称氏，一般平民没有姓氏。姓用来“别婚姻”，是血缘符号，不能变更。如孟姜（排行）的姜，秦姬（国君配偶的国名）的姬之类，这些带“女”字偏旁的字，是母系社会的迹印。氏用来“明贵贱”，是身份符号，可以变更。如孔丘（以祖先的字为氏），司马牛（以官名为氏），屈原（以先世受封的城邑名为氏）。战国以后，姓氏之间开始模糊。汉代以后姓氏完全混同，上至天子，下至平民，均有姓氏。此时的姓氏，既用来别婚姻，承当过去“姓”的功能；同时又保留有从前“氏”的特性，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变更。诸葛亮的先世将葛氏改为诸葛氏，就是这样的产物。
汉代以来，姓氏虽然完全混同，但是因为历来“姓”的数目少，而“氏”的数目多，姓被氏淹没，所以当人们单称姓氏的时候，往往多用“氏”来表达，例如亮传中陈寿自述为诸葛亮编定文集，就命名为“诸葛氏集”。《关羽传》注引《蜀记》云：“庞德子会，随钟、邓伐蜀，蜀破，尽灭关氏家。”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现今，诸如刘氏、曹氏、孙氏、司马氏的称呼即然。
《后主传》注引《魏略》云：“及禅立，以亮为丞相，委以诸事，谓亮曰：‘政由葛氏，祭则寡人。’”虽然这不一定是刘禅亲口所说，但是“葛氏”二字的称呼，倒是既与孔明的先世吻合，也与当时的习惯一致的。
东汉末年，社会动乱，改变姓氏之事出现甚多，以致儒者管宁要撰写《氏姓论》加以讥评，参见《管宁传》注引《傅子》。
名字别号
诸葛亮字孔明。孔者，非常之意也。亮是光亮，孔明是非常鲜明。古人有名有字，名与表字，总会在含义上有所联系。或谓出生三月由父命名，男子二十举行冠礼时取字，女子十五许嫁加笄时取字。成年而有表字，是社交活动的需要。中华是礼仪之邦，社交尤其是体现礼仪的场合。一般而言，称呼对方时：尊对卑，称名；卑对尊和平辈之间，均称字，以表尊敬；称呼自己时：对尊者和平辈均称名，以表谦虚；如称字，则表鄙视。可见没有表字，在社会场合就会无所适从，而且令他人为难。明乎此，阅读史传可以体会更加深刻。如《张飞传》描绘张飞在当阳长坂断喝云：“身是张益德是也，可来共决死！”对敌自称表字，表示极度的鄙视。《先主传》刘备对关、张云：“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刘备年长诸葛二十岁，又是其主公，依然称其表字，表示极度的尊重。
孔明被誉为“卧龙”，众所周知。卧龙者，等待时机飞腾九天之杰出人材也。当时的“龙”字，还不像后世为皇帝专用。但是，就在三国时期，还有一位杰出人物，也被时人誉为“卧龙”，就是曹魏末期的嵇康。《晋书》卷四十九《嵇康传》云：“嵇康字叔夜，谯国铚人也。其先姓奚，会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铚有嵇山，家于其侧，因而命氏。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恬静寡欲，博览无不该通。（钟会）言于文帝曰：‘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嵇康为虑耳。’帝既昵听信会，遂并害之。”将《嵇康传》与亮传相对比，孔明与嵇康不仅都有“卧龙”的美誉，两人而且还有多方面的相似之处：
第一， 孔明的先世由葛氏改为诸葛氏，嵇康的先世也从奚氏改为嵇氏。
第二， 孔明“早孤”，嵇康也“早孤”，两人都很早失去父亲，从而很早就面对生存的压力。
第三， 孔明早年家贫，所以在隆中躬耕陇亩，以务农来自食其力；嵇康也曾生活窘困，所以与向秀在大树之下打铁，以打铁来支持生存。一个是农民，一个是工人，都在社会的底层经受过锻炼。
第四， 孔明身长八尺，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都是身材修长的伟男子，而且身高相差极小。
第五， 孔明风度潇洒，嵇康也是仪容翩翩。
第六， 孔明淡泊宁静，嵇康也“恬静寡欲”。恬静就是宁静，寡欲自然就淡泊。
第七， 孔明善属文，《出师表》慷慨悲壮，千秋传诵令人洒泪；嵇康也美词气，《与山巨源绝交书》文情并茂，一代名篇傲视当时。
第八， 孔明在隆中，深受荆州学派的感染，而荆州学派乃是魏晋玄学的先导；嵇康生当魏晋玄学形成之后，乃是玄学名士的中坚。总之，两人都与魏晋玄学的潮流相关。
第九， 孔明曾在隆中隐居，嵇康也曾在山林悠游，是“竹林七贤”之一，两人都有山林的情结。
第十， 孔明爱好吟唱《梁父吟》，嵇康擅长弹奏《广陵散》，两人都有音乐的情趣。
要是二人能够同时相遇，并肩出现在公众场合，真是珠连璧合，相映生辉。然而不幸的是，两人在生死的结局上却有绝大的不同。孔明受到君主的知遇，出将入相，掌控国政，得以充分施展抱负和才能；而嵇康却遭到当政者的嫉恨，隐遁山林，依然逃不脱残酷迫害，最后斩首于洛阳的东市，时年仅四十岁。
两人结局何以相去天渊？所处时代不同，当是主要的原因。孔明处于三国之头，正是东汉王朝崩溃，群雄割据之时。群雄为了生存壮大，必须选贤用能；而贤能之士为了充分施展抱负才智，也会选择自己的主人。正如周瑜用东汉马援所言来形容的那样：“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这是双向选择时代，有“卧龙”之誉的孔明，遇到求贤若渴的刘备，自然会留下“三顾草庐”的佳话。反观小孔明四十三岁的嵇康，生不逢时，正好处于三国之尾。那是政治格局已经相对稳定的时代，牢固掌控着曹魏权力并且准备终结曹魏寿命的司马昭，没有生存壮大的压力，只有清除异己的谋划。此时此刻，越是经邦治国的“卧龙”大才，越是会受到当政者的特别注意，而这样的大才如果再有“反侧”之心，越是会遭到残酷的打击。嵇康之死，就是这种时代产生的必然后果。古语云：“时势造英雄。”从上面分析来看，实际上是“时代左右卧龙”。
但是，如果从文化的价值体现来观察，孔明和嵇康的结局，又有“异曲同工”的深长韵味。孔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壮志未酬，遗恨千古，体现出一种完美事物发生缺陷的悲剧美。嵇康才情完备，志向高洁，横遭迫害，血溅刑场，也展示一种完美事物遭遇毁损的悲剧美。先哲曾说：悲剧就是将美好的事物毁损给人看。孔明、嵇康两条“卧龙”，就这样以不同的形式“毁损”在史册当中。而悲剧性的美感，又具有最能撼动人心的力量，难怪千载之下人们读到他们的史传和文章，依然心灵感动，泪满衣襟。
身材高度
传云：诸葛亮“身长八尺”。八尺究竟折合现今多高，其关键之处在于，三国时期的每尺，究竟相当于现今公制长度单位的多少。2006年7月23日的夜晚，易中天教授在成都武侯祠举办“三国圣地品三国”讲座，我有幸作陪，与听众共同交流。有听众询问诸葛亮的身高问题，我答以三国时代每尺相当于现今24厘米，八尺约合今1·92米。但易教授认为，当时每尺相当于现今23厘米，八尺约合今1·84米。由于时间关系，当时并未就此问题多加引证。此事后来引起多位有兴趣者的垂询，故在此略作探究。
易教授所言当时一尺相当于现今23厘米，当系引用上一世纪60年代初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当时的学者认为：“汉代一尺当清营造尺七寸二分，今市尺六寸九分，合0·23公尺；八尺约当营造尺五尺七寸多，今市尺五尺五寸多，合1·84公尺。”众所周知，考古实物提供的资料数据，相对而言是准确度最高的。注文引用60年代初当时所能见到的考古资料数据，进行折算，所以其结果在当时是最准确最可信的。
但是，地不爱宝，考古实物又是不断出土的。当新的考古实物出土得越多，新测得的数据又更精确的时候，以往的数据就不能不进行必要的修正，中国的古尺长度即是如此。到上一世纪的90年代，单是东汉一朝出土的古尺实物，即有四十余支之多。权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之《文物、博物馆分册》，1993年1月，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其中“中国古尺”条，即综合引用了90年代所能见到的大量考古实物资料，对中国古尺长度的实测数据，以及其长度随时代而变化的情形，作了非常翔实系统的叙述，对于了解古代度量衡制度文化的演变，非常有学术价值。文中列举的各个时代的古尺一尺，约合今现今公制长度，精确到小数点后面一位的数据如下：
商代：16～17厘米；
东周：23厘米；
西汉：23～23·6厘米；
新莽：23·1厘米；
东汉：23～24厘米；
魏晋：24～24·5厘米；
南朝：24·5～25厘米；
北魏：前尺27·8厘米，中尺28厘米，后尺29·9厘米；
隋朝：30厘米；
唐朝：29～30厘米；
宋朝：31·6厘米；
明朝：营造尺32厘米，量地尺32·6厘米，裁衣尺34厘米；
清代：营造尺32厘米，裁衣尺35·55厘米。
可以清晰看出：古代一尺的长度，在各个王朝或者时代，是不断变化的，而且宋代以前，同一朝代也不完全一致；而变化的总趋势，是每尺的长度逐渐加增。这种加增的主要原因，当是封建王朝对农民加重剥削所致。因为古代农民每年要向王朝交纳谷物，属于土地税性质；又要交纳布帛丝棉，属于人头税性质。布帛的丈量是用尺来进行，加增每尺的长度，无形中就加大了征收的数量。
就三国时期而言，它位于东汉之末代，魏晋的前期。东汉每尺的长度，正由23厘米向24厘米过渡；而魏晋每尺的长度，又从24厘米向24·5厘米过渡。所以三国时期的每尺长度，正好位于24厘米的坐标点上。所以我确定：三国时期的每尺长度，应当从23厘米，校正为24厘米。
以此为准，算得孔明身长八尺，相当于现今1·92米；刘备身长七尺五寸，相当于现今1·80米；嵇康身长七尺八寸，相当于现今1·87米。1993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拙著《三国志注译》，即采用以上校正数据，在《先主传》出注“七尺八寸，约合今一公尺八十公分”，在《诸葛亮传》取其整数，出注为“八尺，约合今一公尺九十公分”。
假如采用60年代的老数据，每尺23厘米，刘备身长七尺五寸，约合今1·725米。这样一种身高，属于常人之列，并不突出，史传是否有必要特别书写一笔，恐怕值得怀疑。但是，如果身高约合今1·80米，那就属于高人之列，可以载入史传了。
蜀汉的彭羕，与诸葛亮相同，也是“身长八尺，容貌甚伟”，见《蜀书》本传。同时代人比诸葛亮更高者，则有曹魏的许褚，《许褚传》称其“长八尺余”。八尺有余，便是接近两米的高度。只是许褚“腰大十围”，虽然身材高，体型却有失粗肥，不如孔明的玉树临风了。
诸葛亮的籍贯，是在现今山东省的境内。“山东出高个”，是现今人的总结。但是山东地界，古代也屡出高人，除了诸葛亮之外，有确凿记载于史传者，尚有先秦的孔子和西汉的东方朔。《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身长九尺有六寸。”按照上面《大百科全书》提供的数据，取东周的23厘米，则九尺六寸约合今2·20米，是相当惊人的身高。即使有所夸大，大约在两米左右总是有的。东方朔，西汉平原郡厌次县人，厌次在今山东省惠民县东。《汉书》记载他“长九尺三寸”，西汉武帝时应诏至京城长安，在宫廷作侍从，以诙谐的谈吐娱乐武帝。他的身高，出自他向武帝上书中的自我介绍，而身高是可以当面检验的，所以他不敢虚夸以欺君。取西汉每尺的低值23厘米，九尺三寸约合今2·14米，也是惊人的身高。
相比于孔子、东方朔，孔明的1·92米身高，又不算奇特了。山东出高个，古已有之。因此，我们不必因此而有所怀疑惊讶，以致倾向于使用老的每尺23厘米的数据，去有意降低孔明的身材高度。此处征引孔子、东方朔以及许褚的史文，用意端在于此。
传云：诸葛亮“身长八尺”。八尺究竟折合现今多高，其关键之处在于，三国时期的每尺，究竟相当于现今公制长度单位的多少。2006年7月23日的夜晚，易中天教授在成都武侯祠举办“三国圣地品三国”讲座，我有幸作陪，与听众共同交流。有听众询问诸葛亮的身高问题，我答以三国时代每尺相当于现今24厘米，八尺约合今1·92米。但易教授认为，当时每尺相当于现今23厘米，八尺约合今1·84米。由于时间关系，当时并未就此问题多加引证。此事后来引起多位有兴趣者的垂询，故在此略作探究。
易教授所言当时一尺相当于现今23厘米，当系引用上一世纪60年代初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当时的学者认为：“汉代一尺当清营造尺七寸二分，今市尺六寸九分，合0·23公尺；八尺约当营造尺五尺七寸多，今市尺五尺五寸多，合1·84公尺。”众所周知，考古实物提供的资料数据，相对而言是准确度最高的。注文引用60年代初当时所能见到的考古资料数据，进行折算，所以其结果在当时是最准确最可信的。
但是，地不爱宝，考古实物又是不断出土的。当新的考古实物出土得越多，新测得的数据又更精确的时候，以往的数据就不能不进行必要的修正，中国的古尺长度即是如此。到上一世纪的90年代，单是东汉一朝出土的古尺实物，即有四十余支之多。权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之《文物、博物馆分册》，1993年1月，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其中“中国古尺”条，即综合引用了90年代所能见到的大量考古实物资料，对中国古尺长度的实测数据，以及其长度随时代而变化的情形，作了非常翔实系统的叙述，对于了解古代度量衡制度文化的演变，非常有学术价值。文中列举的各个时代的古尺一尺，约合今现今公制长度，精确到小数点后面一位的数据如下：
商代：16～17厘米；
东周：23厘米；
西汉：23～23·6厘米；
新莽：23·1厘米；
东汉：23～24厘米；
魏晋：24～24·5厘米；
南朝：24·5～25厘米；
北魏：前尺27·8厘米，中尺28厘米，后尺29·9厘米；
隋朝：30厘米；
唐朝：29～30厘米；
宋朝：31·6厘米；
明朝：营造尺32厘米，量地尺32·6厘米，裁衣尺34厘米；
清代：营造尺32厘米，裁衣尺35·55厘米。
可以清晰看出：古代一尺的长度，在各个王朝或者时代，是不断变化的，而且宋代以前，同一朝代也不完全一致；而变化的总趋势，是每尺的长度逐渐加增。这种加增的主要原因，当是封建王朝对农民加重剥削所致。因为古代农民每年要向王朝交纳谷物，属于土地税性质；又要交纳布帛丝棉，属于人头税性质。布帛的丈量是用尺来进行，加增每尺的长度，无形中就加大了征收的数量。
就三国时期而言，它位于东汉之末代，魏晋的前期。东汉每尺的长度，正由23厘米向24厘米过渡；而魏晋每尺的长度，又从24厘米向24·5厘米过渡。所以三国时期的每尺长度，正好位于24厘米的坐标点上。所以我确定：三国时期的每尺长度，应当从23厘米，校正为24厘米。
以此为准，算得孔明身长八尺，相当于现今1·92米；刘备身长七尺五寸，相当于现今1·80米；嵇康身长七尺八寸，相当于现今1·87米。1993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拙著《三国志注译》，即采用以上校正数据，在《先主传》出注“七尺八寸，约合今一公尺八十公分”，在《诸葛亮传》取其整数，出注为“八尺，约合今一公尺九十公分”。
假如采用60年代的老数据，每尺23厘米，刘备身长七尺五寸，约合今1·725米。这样一种身高，属于常人之列，并不突出，史传是否有必要特别书写一笔，恐怕值得怀疑。但是，如果身高约合今1·80米，那就属于高人之列，可以载入史传了。
蜀汉的彭羕，与诸葛亮相同，也是“身长八尺，容貌甚伟”，见《蜀书》本传。同时代人比诸葛亮更高者，则有曹魏的许褚，《许褚传》称其“长八尺余”。八尺有余，便是接近两米的高度。只是许褚“腰大十围”，虽然身材高，体型却有失粗肥，不如孔明的玉树临风了。
诸葛亮的籍贯，是在现今山东省的境内。“山东出高个”，是现今人的总结。但是山东地界，古代也屡出高人，除了诸葛亮之外，有确凿记载于史传者，尚有先秦的孔子和西汉的东方朔。《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身长九尺有六寸。”按照上面《大百科全书》提供的数据，取东周的23厘米，则九尺六寸约合今2·20米，是相当惊人的身高。即使有所夸大，大约在两米左右总是有的。东方朔，西汉平原郡厌次县人，厌次在今山东省惠民县东。《汉书》记载他“长九尺三寸”，西汉武帝时应诏至京城长安，在宫廷作侍从，以诙谐的谈吐娱乐武帝。他的身高，出自他向武帝上书中的自我介绍，而身高是可以当面检验的，所以他不敢虚夸以欺君。取西汉每尺的低值23厘米，九尺三寸约合今2·14米，也是惊人的身高。
相比于孔子、东方朔，孔明的1·92米身高，又不算奇特了。山东出高个，古已有之。因此，我们不必因此而有所怀疑惊讶，以致倾向于使用老的每尺23厘米的数据，去有意降低孔明的身材高度。此处征引孔子、东方朔以及许褚的史文，用意端在于此。
读书方法
传文注引《魏略》云：“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对于孔明读书何以采用观其大略的方法，拙文《三国志蜀书札记》中“诸葛亮读书观其大略”条已有所探究（载《诸葛亮与三国文化》第二集），但是对石韬（字广元）、徐庶（字元直）、孟建（字公威）等三人，何以又采用“务于精熟”的方法，则未涉及。此处试作解析。
目的决定方法，目的不同，方法也就不同。徐庶三人，依旧走的是东汉儒生的老路。这种老路，即是先熟读儒家经典，再经过察孝廉或举茂才，到京城策试，然后从基层官员开始，慢慢熬资历，作政绩，等空缺，往上迁升。东汉的人才选拔，以孝廉、茂才为常科。孝廉由郡国守相举荐，每年一般按二十万人口举一人的比例，进行举荐。茂才即秀才，避刘秀名讳而改，由每州的行政长官，每年举荐一人。东汉人口兴盛时将近五千万，假如统统按照二十万人举一人的比例计算，每年举荐的孝廉，当在二百五十人左右。而东汉十三州，每年的茂才不过十三人而已。所以孝廉、茂才虽为常科，却以孝廉人数为最多。西汉的孝廉，选拔到京城后一般不再考试；而东汉则不同。徐天麟《东汉会要》卷二十六“孝廉”条下自注云：
西都止从郡国奏举，未有试文之事。至东都则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无异于后世科举之法矣。
东汉的孝廉，从地方推举到京城集中后，还要进行考试，学生出身的诸生，考的是各家儒经学派解释的儒家经典，经典不熟会刷掉。即使当官，处理公务判决案件，往往也要援引儒家经典的义理，经典不熟也不能应对。所以东汉一朝，读经风气大盛，而读经方法的特点，便是“精熟”二字。因为考试的试题，是从众多儒经中任意抽取一段文字，要求考生进行阐释，如果对儒经不能达到一个“熟”字，便会面对试题无言以对。而对儒经的阐释，如果想做得深入和透辟，又必须对经义的内涵达到一个“精”字。由此可见，徐庶等三人的读书方法，既是东汉儒生的老路，更是一种应试教育的产物。运用应试教育的死板读书方法，一般来说只能培养出循规蹈矩的行政官僚。孔明之所以说徐庶三人“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其原因即在于此。
东汉后期，一种简要清新的读书方法，开始在有识之士中进行尝试，诸葛亮就是其中之一。诸葛亮读书的目的，决不是走过去老儒生的死路，他要想辅佐理想的领袖，当一个文武全才式的大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所需要的知识，是历史观、大局观方面的明确指导，是治国治军方面的重大借鉴等等。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把浩繁的经典一一读得精熟，既没有那样多的时间，而且会陷入字词句的泥潭中难以自拔。他的方法，是与精熟完全不同的“观其大略”，“大略”二字的指归是：在必读书目的选取上，要从大处着眼，真正对自己实现目标有用者才读，不是每一本都读；即使是必读书，阅读时也要选取其对自己真正有用的精华，重点消化，也就是把书读薄，而非面面俱到。
从诸葛亮以后进入仕途的表现来看，他在隆中对策时能够展现出非凡的大局观，在赤壁之战时能够建议联吴抗曹的大谋略等，都不是对儒经“务在精熟”的迂阔书生所能做到的。
三国是一个典型的竞争时代。后世的人们，看到三国的风云人物在以谋略竞争，在以武勇竞争，在以辞令竞争，但是往往忽略了根本性的一点，那就是读书的竞争。上面诸葛亮与徐庶三人，已有在读书上竞争的意味，而三国之间亦有如下事证：
《先主传》注引亮集载先主遗诏：“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六韬》一通已毕。”蜀汉君臣所读之书，按照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法，《申子》、《韩非子》属于法家，《管子》属于道家。至于《六韬》，则是兵家。
《吕蒙传》注引《江表传》：“权谓蒙及蒋钦曰：‘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唯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指《史记》、《汉书》、《东观汉记》）、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蒙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孙吴君主所读之书，乃是史书、兵书。
《武帝纪》注引《魏书》：“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自作兵书十余万言。”连孙权也说他“老而好学”。曹操所读，则是兵书（武策）、史书（所谓“经传”，当指《春秋经》、《左传》）。
三国的君臣，在金戈铁马沙场血战之中，都在抓紧时间努力读书。所读之书，是最为急用的史书、兵书、法家和道家代表著作，在读书上展示出强烈的竞争态势。三国的竞争，从某种角度而言，也是读书的竞争；而读书的竞争，又着重在书目选择和读书方法上的竞争。在这个时候，知识便显示出力量，而后世所谓的“急用先学，活学活用”，才真是他们共同的八字真言。
三顾草庐
传文引录诸葛亮上表云：“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世传诵表文，大多仅着眼于刘备前往隆中草庐的次数，一而再，再而三。其实孔明之所以“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不仅在于刘备的多次拜访，更在于二人之间年龄、地位和资历的悬殊差距。就年龄而论，当年刘备虚岁四十七，诸葛亮虚岁二十七，相差整整二十岁，诸葛亮属于名副其实的晚辈。就地位而言，刘备依然使用的左将军官衔，为东汉高级军职的第五等。《续汉百官志》云：“将军比公者四：第一大将军，次骠骑将军，次车骑将军，次卫将军。又有前、后、左、右将军。”第一等的大将军至第四等的卫将军，相当于文官最高级的三公。第五等的前后左右四将军，则与文臣的九卿相当。以现今军衔而论，左将军相当于少将略高。刘备还当过州一级长官，比省长只高不低。关羽当过偏将军，大体相当于现今的中校；张飞当过中郎将，相当于少校。反观诸葛亮，仅是一介草民，且为襄阳西郊耕田自给的的农村青年。就资历而论，刘备已经进入官场二十余年，而诸葛亮却从未有从政的经历，也就是今人所说的“工作经验”。如果二人在年龄、地位和资历上大体相当，三顾草庐也不会产生太大的“感激”反映。因为登门三次并不难，而在拜访者年龄、地位和资历都高于受访者时，诚心诚意登门三次就很难做到，因而其效果就非同寻常了。从上面所引“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的行文来看，诸葛亮最先说的就是自己“卑鄙”，即地位身份的卑下鄙贱，而刘备却多次枉驾屈尊；之后，才提到三次来访草庐。可见他自己最为感激的，首先在刘备没有年龄、地位和身份的计较，其次才是来访次数的频繁。大概因诗圣杜甫“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千古绝唱的影响，后世的眼光仅仅聚焦于“频繁”，反倒将“卑鄙”与“枉屈”有所忽略。
传文注引《魏略》云：“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对于孔明读书何以采用观其大略的方法，拙文《三国志蜀书札记》中“诸葛亮读书观其大略”条已有所探究（载《诸葛亮与三国文化》第二集），但是对石韬（字广元）、徐庶（字元直）、孟建（字公威）等三人，何以又采用“务于精熟”的方法，则未涉及。此处试作解析。
目的决定方法，目的不同，方法也就不同。徐庶三人，依旧走的是东汉儒生的老路。这种老路，即是先熟读儒家经典，再经过察孝廉或举茂才，到京城策试，然后从基层官员开始，慢慢熬资历，作政绩，等空缺，往上迁升。东汉的人才选拔，以孝廉、茂才为常科。孝廉由郡国守相举荐，每年一般按二十万人口举一人的比例，进行举荐。茂才即秀才，避刘秀名讳而改，由每州的行政长官，每年举荐一人。东汉人口兴盛时将近五千万，假如统统按照二十万人举一人的比例计算，每年举荐的孝廉，当在二百五十人左右。而东汉十三州，每年的茂才不过十三人而已。所以孝廉、茂才虽为常科，却以孝廉人数为最多。西汉的孝廉，选拔到京城后一般不再考试；而东汉则不同。徐天麟《东汉会要》卷二十六“孝廉”条下自注云：
西都止从郡国奏举，未有试文之事。至东都则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无异于后世科举之法矣。
东汉的孝廉，从地方推举到京城集中后，还要进行考试，学生出身的诸生，考的是各家儒经学派解释的儒家经典，经典不熟会刷掉。即使当官，处理公务判决案件，往往也要援引儒家经典的义理，经典不熟也不能应对。所以东汉一朝，读经风气大盛，而读经方法的特点，便是“精熟”二字。因为考试的试题，是从众多儒经中任意抽取一段文字，要求考生进行阐释，如果对儒经不能达到一个“熟”字，便会面对试题无言以对。而对儒经的阐释，如果想做得深入和透辟，又必须对经义的内涵达到一个“精”字。由此可见，徐庶等三人的读书方法，既是东汉儒生的老路，更是一种应试教育的产物。运用应试教育的死板读书方法，一般来说只能培养出循规蹈矩的行政官僚。孔明之所以说徐庶三人“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其原因即在于此。
东汉后期，一种简要清新的读书方法，开始在有识之士中进行尝试，诸葛亮就是其中之一。诸葛亮读书的目的，决不是走过去老儒生的死路，他要想辅佐理想的领袖，当一个文武全才式的大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所需要的知识，是历史观、大局观方面的明确指导，是治国治军方面的重大借鉴等等。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把浩繁的经典一一读得精熟，既没有那样多的时间，而且会陷入字词句的泥潭中难以自拔。他的方法，是与精熟完全不同的“观其大略”，“大略”二字的指归是：在必读书目的选取上，要从大处着眼，真正对自己实现目标有用者才读，不是每一本都读；即使是必读书，阅读时也要选取其对自己真正有用的精华，重点消化，也就是把书读薄，而非面面俱到。
从诸葛亮以后进入仕途的表现来看，他在隆中对策时能够展现出非凡的大局观，在赤壁之战时能够建议联吴抗曹的大谋略等，都不是对儒经“务在精熟”的迂阔书生所能做到的。
三国是一个典型的竞争时代。后世的人们，看到三国的风云人物在以谋略竞争，在以武勇竞争，在以辞令竞争，但是往往忽略了根本性的一点，那就是读书的竞争。上面诸葛亮与徐庶三人，已有在读书上竞争的意味，而三国之间亦有如下事证：
《先主传》注引亮集载先主遗诏：“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六韬》一通已毕。”蜀汉君臣所读之书，按照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法，《申子》、《韩非子》属于法家，《管子》属于道家。至于《六韬》，则是兵家。
《吕蒙传》注引《江表传》：“权谓蒙及蒋钦曰：‘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唯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指《史记》、《汉书》、《东观汉记》）、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蒙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孙吴君主所读之书，乃是史书、兵书。
《武帝纪》注引《魏书》：“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自作兵书十余万言。”连孙权也说他“老而好学”。曹操所读，则是兵书（武策）、史书（所谓“经传”，当指《春秋经》、《左传》）。
三国的君臣，在金戈铁马沙场血战之中，都在抓紧时间努力读书。所读之书，是最为急用的史书、兵书、法家和道家代表著作，在读书上展示出强烈的竞争态势。三国的竞争，从某种角度而言，也是读书的竞争；而读书的竞争，又着重在书目选择和读书方法上的竞争。在这个时候，知识便显示出力量，而后世所谓的“急用先学，活学活用”，才真是他们共同的八字真言。
三顾草庐
传文引录诸葛亮上表云：“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世传诵表文，大多仅着眼于刘备前往隆中草庐的次数，一而再，再而三。其实孔明之所以“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不仅在于刘备的多次拜访，更在于二人之间年龄、地位和资历的悬殊差距。就年龄而论，当年刘备虚岁四十七，诸葛亮虚岁二十七，相差整整二十岁，诸葛亮属于名副其实的晚辈。就地位而言，刘备依然使用的左将军官衔，为东汉高级军职的第五等。《续汉百官志》云：“将军比公者四：第一大将军，次骠骑将军，次车骑将军，次卫将军。又有前、后、左、右将军。”第一等的大将军至第四等的卫将军，相当于文官最高级的三公。第五等的前后左右四将军，则与文臣的九卿相当。以现今军衔而论，左将军相当于少将略高。刘备还当过州一级长官，比省长只高不低。关羽当过偏将军，大体相当于现今的中校；张飞当过中郎将，相当于少校。反观诸葛亮，仅是一介草民，且为襄阳西郊耕田自给的的农村青年。就资历而论，刘备已经进入官场二十余年，而诸葛亮却从未有从政的经历，也就是今人所说的“工作经验”。如果二人在年龄、地位和资历上大体相当，三顾草庐也不会产生太大的“感激”反映。因为登门三次并不难，而在拜访者年龄、地位和资历都高于受访者时，诚心诚意登门三次就很难做到，因而其效果就非同寻常了。从上面所引“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的行文来看，诸葛亮最先说的就是自己“卑鄙”，即地位身份的卑下鄙贱，而刘备却多次枉驾屈尊；之后，才提到三次来访草庐。可见他自己最为感激的，首先在刘备没有年龄、地位和身份的计较，其次才是来访次数的频繁。大概因诗圣杜甫“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千古绝唱的影响，后世的眼光仅仅聚焦于“频繁”，反倒将“卑鄙”与“枉屈”有所忽略。
射杀张郃
蜀汉与曹魏长年对垒交锋，在沙场上所杀的曹魏将领，最为重要者有二：前者为夏侯渊，后者为张郃，两人都是主帅级的曹军名将。斩杀夏侯渊，不仅《先主传》有“命黄忠乘高鼓噪攻之”的记叙，《黄忠传》更有诸如“忠推锋必进，劝率士卒，金鼓振天，欢声动谷”的生动描绘，明显意在彰显蜀汉的武功。另外，《夏侯渊传》对其战死，亦有近百字的较详记载。张郃的资历、军功和威望，并不低于夏侯渊，而张郃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又大破马谡的前部兵马，迫使蜀军全线撤退，诸葛亮自贬三等，马谡被军法制裁。射死张郃，对蜀军而言，乃是报仇雪耻之痛快大事，照理说蜀汉史书中应当多费一点笔墨描述之。但是，《三国志》的《蜀书》中，对于射杀张郃的两处记载却极为简略。《诸葛亮传》仅有“与魏将张郃交战，射杀郃”两句；《后主传》中仅有“亮粮尽退军，郃追至青封，与亮交战，被箭死”四句。一共才寥寥27字，对于过程的细节没有描绘，蜀军的反映没有交待，对比之下，颇为反常。
《张郃传》对此事的记载稍微详细一点，全文如下：“诸葛亮复出祁山，诏郃督诸将西至略阳，亮还保祁山，郃追至木门，与亮军交战，飞矢中郃右膝，薨。”按照此段史文读来，是魏明帝下诏要张郃督领诸将，开赴前线；到达之后，诸葛亮已经退军，张郃自己决定率军追击，结果被杀。言外之意，张郃阵亡，是他自己采取行动而造成的，与他人并无关涉。但是，真正的原因是否如此？
考《张郃传》裴注引鱼豢《魏略》云：
亮军退，司马宣王使郃追之，郃曰：“军法：围城必开出路，归军勿追。”宣王不听。郃不得已，遂进。蜀军乘高布伏，弓弩乱发，矢中郃髀。
鱼豢认定造成张郃被蜀军伏击，中箭身亡，其原因在于司马懿的以军令逼迫。此说与《张郃传》正文所言的原因完全不同。鱼豢之说是否可信，关键还在于当时司马懿能否指挥张郃的行动。考《明帝纪》太和五年（公元231）云：“三月，大司马曹真薨。诸葛亮寇天水，诏大将军司马宣王拒之。”又《诸葛亮传》注引习凿齿《汉晋春秋》云 ：“亮围祁山，于是魏大司马曹真有疾，司马宣王自荆州入朝，魏明帝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乃使西屯长安，督张郃、费曜、戴陵、郭淮等。”又《晋书》卷一《宣帝纪》亦云：“（太和）四年，迁大将军，加大都督、假黄钺，与曹真伐蜀。明年，诸葛亮寇天水，天子曰：‘西方有事，非君莫可付者。’乃是帝（指司马懿）西屯长安，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统车骑将军张郃，后将军费曜，征蜀护军戴凌，雍州刺史郭淮等讨亮。”从以上史料可以清晰看出：曹魏关中战区的最高指挥官，此前是曹真，自公元231年曹真重病死亡以后，至公元234年诸葛亮病死，首尾凡四年，均是大将军司马懿。司马懿的大将军，不仅在官阶上比张郃的车骑将军要高出两级，在指挥的军区范围上又兼及雍州和梁州，将张郃所统领的兵马涵盖在内。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拥有“假黄钺”的最高诛杀威权。魏晋时期皇帝赐予统兵将领的诛杀威权，其名号依次有四等：最低为“假节”，战争期间可以诛杀违反军令的普通之人。再高一等为“持节”，平时可以诛杀违令的普通之人，战争期间可以诛杀品级在二千石以下的违令官员。再高一等为“使持节”，平时亦可以诛杀品级在二千石以下的违令官员。最高一等为“假黄钺”，授予极少数重要而受皇帝亲信的主帅。黄钺本是皇帝的仪仗之一，故而“假黄钺”表示代替天子出征，出征时有权诛杀违令的“节将”。所谓“节将”，即拥有“假节”、“持节”、“使持节”等名号的将领。据《张郃传》本文，曹操曾“遣使假郃节”，也就是取得了“假节”的诛杀威权，属于“节将”之列，一旦违反军令，司马懿完全有权诛杀之。
这样看来，鱼豢的说法就完全可信了。张郃以自己与蜀军交战曾经吃亏（被张飞所败）的丰富经验，以及兵法上面的告诫，反对孤军深入山区险道，追击蜀军，但是司马懿不听。既然违令必死，而追击还有可能生还，两害取其轻，所以张郃冒险前进，终于死在蜀军威力巨大的强弩之下。
至此，陈寿对张郃之死只以最简单的文字记述，又在本传中含混其辞，说成是张郃自己督领诸将西进，并深入追击而遭飞箭身死，其原因就清楚了：公元231年的三月，司马懿就任关中战区的最高指挥官，当年六月，他所指挥的第一场战役，就以名将张郃阵亡而告终。为了避免牵涉到司马懿的指挥责任，从而引来西晋武帝司马炎的恼怒和打击，陈寿不得不采取如上的笔法。
应变将略
亮传末尾的陈寿评，在以大段文字充分肯定诸葛亮的治国功勋之后，又对其用兵的应变能力发表短评云：“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短短十九字，引来后世学者争论纷纷。论者大体可分两派：出现较早的一派，认为陈寿之论，带有挟嫌报复的成分，见《晋书·陈寿传》及《魏书·毛修之传》。此后出现的一派，则反驳陈寿挟嫌报复之说，诸如朱彝尊《曝书亭集》、赵翼《廿二史札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等，在反驳挟嫌报复这一点上，都是举证充分，令人信服。但是，这一派学者中，对于诸葛亮是否真的属于“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则作了正面的肯定，认为诸葛亮确实缺乏应变的将略。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即陈寿这十九字的评论，究竟是其真实看法的表露，还是表象之后另有隐情？
史家著史，距离所述时代的远近，各有利弊。距离所述时代远者，立场容易保持客观，据实而书，但是弊在时代越久，越不易深入了解真相。距离时代近者，真相容易深入体察，弊在现实利害关系的缠绕，立场难以保持客观，不能据实而书。如果以这样的常理去观察，可能会更准确体察陈寿的内心。
陈寿《三国志》，著于西晋武帝司马炎之时，他以亡国来归之臣，私自撰写“近现代史”，距离所述的时代太近，现实利害关系迫使他不得不在此书的处理上，采取种种顺应措施。最难处理的问题主要有二：一是正统所归；二是三国后期与司马氏相关的史事，特别是对司马氏正面形象有所损害的史事。比较起来，前者更容易处理，径自以曹魏为正统即可，虽然会有人不以为然，但是至少对自己的处境能够理解。而处理对司马氏正面形象有损的史事则不同，因为已经发生的重大历史事实，无法回避，也难以变黑为白，彻底涂改。不幸的是，这样的重大历史事实，对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而言还不少，正如刘知几《史通》卷七《直书》所言：“当宣、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无奈之下，陈寿只好采取两条措施来应对：一是尽量回避记载这样的事实，实在无法回避就尽量减省笔墨，只说简单结果，不作因果和背景剖析，只记他人姓名，不提以上三人的名讳。上文“射杀张郃”条所论，即属此种情形。二是对于严重有损以上三人正面形象而又无法回避的重大历史事实，在作极为简短的结果记述之后，加入一些粉饰三人阴暗面的文句，以作补救。本条所论，当属此类。
如上面“射杀张郃”条所述，自公元231年三月起，至234年秋八月止，首尾凡四年间，在关中战区负责与诸葛亮蜀军交战的最高指挥官，均是司马懿。而诸葛亮自公元228年春天第一次出兵北伐，至234年秋天病逝五丈原，与魏军交锋，首尾凡七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与司马懿对垒相争。就司马懿而言，在他整个二十余年统兵作战的军事生涯当中，这四年，以张郃阵亡为标志，是最为黯淡无光的一段。在此之前，他曾出镇荆、豫二州战区，挥兵一举全歼孟达的叛军于上庸；在此之后，他又受命远征辽东的公孙渊，在预定的一年之中扫平辽东强劲的叛乱大军。之后老将王凌发动淮南的驻军反抗，他又挥兵南下，迅速荡定淮南。一前一后，都是料敌如神，战功赫赫。唯独中间这四年，不仅刚刚接手关中，第一战就因自己指挥失误折损大将，而且此后一直对蜀军采取被动的守势，即使诸葛亮奉送妇女的衣饰来嘲笑侮辱自己，也不愿与对方决战，以致于部将贾栩、魏平，也敢当面说他“畏蜀如虎”。反观诸葛亮，这四年之前，还是与魏军互有攻守，而这四年，则是蜀军完全采取积极进攻的态势，明显占据主动和上风。这样一来，对诸葛亮用兵才能的任何褒扬，都相当于对司马懿用兵才能的贬损。而诸葛亮又将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七年，完全献给了统兵北伐的大业。对他进行评价，无论如何也避不开用兵才能这一点。于是，在本传的评语中，如何评价其用兵才能，便成为陈寿撰写《三国志》一书中最难着笔的地方之一。
揆诸情理，陈寿这十九字的评论，应当属于为司马懿粉饰的违心之言，而非其真实看法的表露。除了以上的史事大背景的分析之外，还有如下事证：
第一，诸葛亮并非缺乏“应变将略”的主帅。所谓“应变将略”者，即能够依据军情的变化，迅速采取正确应变措施的将帅才能也。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先要有“变”，即军情要出现突然的变化；二是后要有“应”，即要有迅速和正确的应变措施，从而做到“歼灭敌人，保存自己”。一位优秀的统兵将帅，必须具备多方面的能力，诸如组建训练军队的能力，正确选择将领的能力，制定战役计划的能力，改进武器装备的能力，保障后勤供应的能力，观察天文气象的能力，利用地形地理的能力，侦察收集敌情的能力等等，而面临军情突变而迅速正确应对，只是诸多能力当中的一种。因此，“应变将略”这四个字的内涵仅限于临变有应这一点，后世的论者不能将其无限外延。比如，《魏延传》记载，魏延曾向诸葛亮提出分兵奔袭长安之计，诸葛亮没有采纳。这是作战之前的战役计划制定的问题，此时并无双方军情的突然变化，所涉及的乃是制定计划的能力，而非临变有应的能力。论者以此来断定诸葛亮缺乏“应变将略”，便有将内涵进行外延的问题。而诸葛亮具有“应变将略”，以下载于《蜀书》、《通鉴》、《华阳国志》等史书的史实可证：
第一次北伐，在马谡前军溃败之紧急军情变化关头，他临危不乱，应对以及时收兵撤退，保全了蜀军的主力精锐，以利再战。
第二次北伐，出兵强攻陈仓不利，在退军途中突然受到魏将王双的骑兵追击，他应对以暂停布阵待敌，而非加速退走，结果一战斩杀王双。
第三次北伐，遣军攻取武威、阴平二郡，突然出现魏将郭淮赴援，他立即应对以亲自挥兵截击郭淮，郭淮退走，从而取得二郡。这一临机应变的有效战法，现今军队依然在运用，称之为“围城打援”。
第四次北伐，出兵祁山，司马懿令张郃抵御南路的王平，自己抵御诸葛亮的主力。诸葛亮及时根据敌军分兵而势减的军情变化，应对以派遣精兵截断魏军后路，然后腹背夹攻之奇谋上策。不幸被李严伪造粮运难继的军情，迫使诸葛亮撤退。此时，又发现魏军大将张郃率军追击，他又应对以强弩伏兵断道，结果射杀张郃，震慑敌军。诸葛亮制定上、中、下三策以应对魏军之事，《三国志》失载而见于《华阳国志》卷七《刘后主志》。
最后一次北伐，司马懿坚壁拒战，他依据敌情的变化，应对以进入敌占区屯田，建立长久作战的根据地。不幸病情突然加重，他又紧急应对以分路撤兵之计，保全了蜀军的兵力。
以上诸葛亮的种种举措，都属于临变有应的行为，说他缺乏“应变将略”，恐怕于史实并不吻合。
第二，对于诸葛亮的军事才能，连司马懿这位老对手自己，也有“天下奇才也”的由衷赞叹，事见亮传、《晋书》卷一《宣帝纪》、《通鉴》卷七十二。一个军事上的天下奇才，却缺乏“应变将略”，岂非明显矛盾？
第三，陈寿的评语“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用的是不肯定的揣测语气，从而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如果他确实认为是如此，何不径直使用诸如“可知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也”的肯定性语句？
第四，特别意味深长的是，评价诸葛亮用兵缺乏应变才能的，最先还不是陈寿，恰恰倒是其老对手司马懿。《晋书》卷一《宣帝纪》记载，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屯兵五丈原，一再向司马懿挑战，曹魏君臣都极其关注战事的发展。此时，司马懿之弟司马孚，写信询问军情，司马懿回复说：“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此时的战局正在紧张对峙之中，司马懿对诸葛亮的评价，带有安抚朝廷君臣、稳定属下军心的政治考虑，属于后世“战略上藐视敌人”之举，与对方死后而发出的“天下奇才也”这一轻松自然的流露迥然不同，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其中的“好兵而无权”一句，意思是喜好用兵而没有权变，这和陈寿的“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含义可以说是完全相同。考《晋书》卷三十七《宗室司马孚传》，司马懿在八兄弟中排行第二，司马孚乃其三弟，年龄相近。司马孚此时担任曹魏尚书台的度支尚书，负责全国军政的收支安排，特别是前方作战军费的筹划用度，事权非常重要，乃是朝廷重臣之一。所以他向司马懿写信询问战局，既有自己职权范围内预先做好军费开支计划的考虑，更有代表朝廷臣僚了解军情的急迫意向。司马懿当然清楚胞弟的用意，所以要对战局作极为乐观的回复。由于有如此的背景，司马懿的复信，在曹魏朝廷公开传布也是必然之举。这段文字之得以写入《晋书》，便是一个旁证。这样一来，陈寿作出“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的评语，就是必然之举了。首先，有司马懿“好兵而无权”的公开评价在前，而且他又是与诸葛亮亲自对垒凡四年之久的亲身经历者，有二十多年用兵经验连孙权对之也有“变化如神”评价的军事大家，这样的权威性意见，陈寿不能不吸取。其次，更为重要的是，陈寿著书在西晋武帝之时，而司马炎即位之初，就已将对于晋朝有开基奠业之功的祖父司马懿，追尊为高祖宣皇帝，在皇家宗庙的居中位置供奉。因此，司马懿的上述评语，不仅是当事人的权威认定，更上升为先皇帝“钦定”的“金口玉言”。在西晋著作省担任国史编撰的著作郎陈寿，对这样高度敏感的文献资料，不会不搜集，也不敢不尊重，结果也不能不将其写入对诸葛亮的评价当中。再次，自己既然在文治方面对诸葛亮做了极其完美的评价，在武功方面就必须有一点负面的文字来加以平衡，更何况对诸葛亮武功如果加以赞美，就等于是对司马懿加以贬低。最后，在武功方面，既然在上文已经引用了司马懿“天下奇才也”的正面赞叹，在传末也不能不加上司马懿的负面评语，以示公允无偏。
与陈寿情况相类似的，应当还有同时代的袁准。清人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九《陈寿论》云：“至谓‘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则张俨、袁准之论皆然，非寿一人之私言也。”朱氏之论，在清人认为“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完全合乎实际的言论中，颇具代表性，所以常被后世论者所征引。但是，朱氏之论却很值得考析。首先，他认定张俨与陈寿有相同的论断，乃是绝大的误解。张俨评论诸葛亮与司马懿，见于亮传裴注引张俨《默记·述佐篇》，其文字较长，大体分为三段。第一段的要点，是论述诸葛亮的才能优于司马懿。第二段的要点，是以“或曰”进行设问，以假设的不同论见者，陈述诸葛亮的种种缺陷后，对作者提出反诘。第三段以“答曰”开头，就对方的设问一一反驳，最后对诸葛亮作出总结性的高度评价。但是，朱彝尊此处恰恰将张俨文中“或曰”引出的反诘，误认为就是张俨本人的真实观点，这就完全弄反了。那么，“或曰”会不会是与张俨同时的人提出的问题？其实也不是。这种以假设性的对方提出问题，作者一一作答的文体，是论说文的一种，古人称之为“设论”。其目的是要使论说文的行文，变得有悬念，有起伏，从而避免一般论说文枯燥板滞的缺陷。这种文体自两汉至魏晋比较流行，此后亦时有所见。南朝萧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其中卷四十五即列出“设论”一类，收入西汉东方朔、扬雄、东汉班固的名作三篇。就是亮传末裴注引西晋袁准的《袁子》评论诸葛亮一篇，也是这种文体写成，文中自“或问”、“又问”以下，又以多个“曰”字提出疑问。了解这种文体的渊源和特点后，就会明白两点：首先，文中的提问者，乃是作者的虚构，并非真实存在的不同论见者。《汉书》卷六十五《东方朔传》引录其设论之文《答客难》时，即有“朔因著论，设客难己”的清晰解释。其次，提问者所提的诘问，旨在引出作者的论述，更不是作者自己的看法。
现在再说朱氏所提到的袁准。亮传注引袁准《袁子》云：“亮，持本者也，其于应变，则非其所长也，故不敢用其短。”袁准的评论，与陈寿的评语几乎完全相同，朱氏以为这是陈寿评语并不孤立的旁证。其实，这种完全性的相同，反倒会引起另外的联想。袁准，字孝尼，陈郡阳夏人，出身名门，其父袁涣，乃曹魏名臣。袁准《晋书》有传，但极其简略。考陈寿《魏书·袁涣传》裴注引《袁氏世纪》云：“准字孝尼，忠信公正，不耻下问，唯恐人之不胜己。以世事多险，故常恬退而不敢求进。著书十万余言。”又引《兖州记》云：“准有俊才，泰始中为给事中。”以上两条，亦见于《世说新语·文学》“魏朝封晋文王为公”条刘注。袁准在西晋武帝泰始年间，担任给事中，为武帝的近身侍臣，所以与陈寿大致同时。他因“世事多险”，即政治险恶，所以“常恬退而不敢求进”，以退避灾祸为处世的原则。他是西晋宫廷的朝臣，又是喜爱著述者，上面司马懿与其弟的复信，作为当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文献，他理应知晓其内容，也不能不将司马懿“好兵而无权”的“钦定”评语，写入相应的文中，否则自己的《袁子》一书，以及生命和前途，都同样会面临险恶的结局。袁准与陈寿是同时代人，他们都在自己的著述当中，对诸葛亮作出缺乏“应变”能力的相同评价，这不是“英雄所见略同”，而是他们所面临的现实政治，都是“世事多险”而造成的结果。
总而言之，为了《三国志》的顺利问世，为了自身的安全和仕途，陈寿这十九字的评语相当于一份保险，不得不作，也不得不这样作，而这并非他真心实意的看法。《晋书》本传认为他这是挟嫌报复，固然是无稽之谈；清代学者如朱彝尊等认为诸葛亮确实缺乏“应变将略”，陈寿的这一评价非常正确，因而为其辩护，恐怕也未能切中要害。至于现今有学者认为，陈寿都已经在评语中说诸葛亮没有“应变将略”，诸葛亮却频频北伐，穷兵黩武，所以赵藩要在成都武侯祠孔明殿前撰写楹联，批评诸葛亮不能“攻心审势”，其攻魏属于“不知兵”的“好战”行为，那就距离事情的真相更远了。
蜀汉与曹魏长年对垒交锋，在沙场上所杀的曹魏将领，最为重要者有二：前者为夏侯渊，后者为张郃，两人都是主帅级的曹军名将。斩杀夏侯渊，不仅《先主传》有“命黄忠乘高鼓噪攻之”的记叙，《黄忠传》更有诸如“忠推锋必进，劝率士卒，金鼓振天，欢声动谷”的生动描绘，明显意在彰显蜀汉的武功。另外，《夏侯渊传》对其战死，亦有近百字的较详记载。张郃的资历、军功和威望，并不低于夏侯渊，而张郃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又大破马谡的前部兵马，迫使蜀军全线撤退，诸葛亮自贬三等，马谡被军法制裁。射死张郃，对蜀军而言，乃是报仇雪耻之痛快大事，照理说蜀汉史书中应当多费一点笔墨描述之。但是，《三国志》的《蜀书》中，对于射杀张郃的两处记载却极为简略。《诸葛亮传》仅有“与魏将张郃交战，射杀郃”两句；《后主传》中仅有“亮粮尽退军，郃追至青封，与亮交战，被箭死”四句。一共才寥寥27字，对于过程的细节没有描绘，蜀军的反映没有交待，对比之下，颇为反常。
《张郃传》对此事的记载稍微详细一点，全文如下：“诸葛亮复出祁山，诏郃督诸将西至略阳，亮还保祁山，郃追至木门，与亮军交战，飞矢中郃右膝，薨。”按照此段史文读来，是魏明帝下诏要张郃督领诸将，开赴前线；到达之后，诸葛亮已经退军，张郃自己决定率军追击，结果被杀。言外之意，张郃阵亡，是他自己采取行动而造成的，与他人并无关涉。但是，真正的原因是否如此？
考《张郃传》裴注引鱼豢《魏略》云：
亮军退，司马宣王使郃追之，郃曰：“军法：围城必开出路，归军勿追。”宣王不听。郃不得已，遂进。蜀军乘高布伏，弓弩乱发，矢中郃髀。
鱼豢认定造成张郃被蜀军伏击，中箭身亡，其原因在于司马懿的以军令逼迫。此说与《张郃传》正文所言的原因完全不同。鱼豢之说是否可信，关键还在于当时司马懿能否指挥张郃的行动。考《明帝纪》太和五年（公元231）云：“三月，大司马曹真薨。诸葛亮寇天水，诏大将军司马宣王拒之。”又《诸葛亮传》注引习凿齿《汉晋春秋》云 ：“亮围祁山，于是魏大司马曹真有疾，司马宣王自荆州入朝，魏明帝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乃使西屯长安，督张郃、费曜、戴陵、郭淮等。”又《晋书》卷一《宣帝纪》亦云：“（太和）四年，迁大将军，加大都督、假黄钺，与曹真伐蜀。明年，诸葛亮寇天水，天子曰：‘西方有事，非君莫可付者。’乃是帝（指司马懿）西屯长安，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统车骑将军张郃，后将军费曜，征蜀护军戴凌，雍州刺史郭淮等讨亮。”从以上史料可以清晰看出：曹魏关中战区的最高指挥官，此前是曹真，自公元231年曹真重病死亡以后，至公元234年诸葛亮病死，首尾凡四年，均是大将军司马懿。司马懿的大将军，不仅在官阶上比张郃的车骑将军要高出两级，在指挥的军区范围上又兼及雍州和梁州，将张郃所统领的兵马涵盖在内。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拥有“假黄钺”的最高诛杀威权。魏晋时期皇帝赐予统兵将领的诛杀威权，其名号依次有四等：最低为“假节”，战争期间可以诛杀违反军令的普通之人。再高一等为“持节”，平时可以诛杀违令的普通之人，战争期间可以诛杀品级在二千石以下的违令官员。再高一等为“使持节”，平时亦可以诛杀品级在二千石以下的违令官员。最高一等为“假黄钺”，授予极少数重要而受皇帝亲信的主帅。黄钺本是皇帝的仪仗之一，故而“假黄钺”表示代替天子出征，出征时有权诛杀违令的“节将”。所谓“节将”，即拥有“假节”、“持节”、“使持节”等名号的将领。据《张郃传》本文，曹操曾“遣使假郃节”，也就是取得了“假节”的诛杀威权，属于“节将”之列，一旦违反军令，司马懿完全有权诛杀之。
这样看来，鱼豢的说法就完全可信了。张郃以自己与蜀军交战曾经吃亏（被张飞所败）的丰富经验，以及兵法上面的告诫，反对孤军深入山区险道，追击蜀军，但是司马懿不听。既然违令必死，而追击还有可能生还，两害取其轻，所以张郃冒险前进，终于死在蜀军威力巨大的强弩之下。
至此，陈寿对张郃之死只以最简单的文字记述，又在本传中含混其辞，说成是张郃自己督领诸将西进，并深入追击而遭飞箭身死，其原因就清楚了：公元231年的三月，司马懿就任关中战区的最高指挥官，当年六月，他所指挥的第一场战役，就以名将张郃阵亡而告终。为了避免牵涉到司马懿的指挥责任，从而引来西晋武帝司马炎的恼怒和打击，陈寿不得不采取如上的笔法。
应变将略
亮传末尾的陈寿评，在以大段文字充分肯定诸葛亮的治国功勋之后，又对其用兵的应变能力发表短评云：“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短短十九字，引来后世学者争论纷纷。论者大体可分两派：出现较早的一派，认为陈寿之论，带有挟嫌报复的成分，见《晋书·陈寿传》及《魏书·毛修之传》。此后出现的一派，则反驳陈寿挟嫌报复之说，诸如朱彝尊《曝书亭集》、赵翼《廿二史札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等，在反驳挟嫌报复这一点上，都是举证充分，令人信服。但是，这一派学者中，对于诸葛亮是否真的属于“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则作了正面的肯定，认为诸葛亮确实缺乏应变的将略。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即陈寿这十九字的评论，究竟是其真实看法的表露，还是表象之后另有隐情？
史家著史，距离所述时代的远近，各有利弊。距离所述时代远者，立场容易保持客观，据实而书，但是弊在时代越久，越不易深入了解真相。距离时代近者，真相容易深入体察，弊在现实利害关系的缠绕，立场难以保持客观，不能据实而书。如果以这样的常理去观察，可能会更准确体察陈寿的内心。
陈寿《三国志》，著于西晋武帝司马炎之时，他以亡国来归之臣，私自撰写“近现代史”，距离所述的时代太近，现实利害关系迫使他不得不在此书的处理上，采取种种顺应措施。最难处理的问题主要有二：一是正统所归；二是三国后期与司马氏相关的史事，特别是对司马氏正面形象有所损害的史事。比较起来，前者更容易处理，径自以曹魏为正统即可，虽然会有人不以为然，但是至少对自己的处境能够理解。而处理对司马氏正面形象有损的史事则不同，因为已经发生的重大历史事实，无法回避，也难以变黑为白，彻底涂改。不幸的是，这样的重大历史事实，对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而言还不少，正如刘知几《史通》卷七《直书》所言：“当宣、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无奈之下，陈寿只好采取两条措施来应对：一是尽量回避记载这样的事实，实在无法回避就尽量减省笔墨，只说简单结果，不作因果和背景剖析，只记他人姓名，不提以上三人的名讳。上文“射杀张郃”条所论，即属此种情形。二是对于严重有损以上三人正面形象而又无法回避的重大历史事实，在作极为简短的结果记述之后，加入一些粉饰三人阴暗面的文句，以作补救。本条所论，当属此类。
如上面“射杀张郃”条所述，自公元231年三月起，至234年秋八月止，首尾凡四年间，在关中战区负责与诸葛亮蜀军交战的最高指挥官，均是司马懿。而诸葛亮自公元228年春天第一次出兵北伐，至234年秋天病逝五丈原，与魏军交锋，首尾凡七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与司马懿对垒相争。就司马懿而言，在他整个二十余年统兵作战的军事生涯当中，这四年，以张郃阵亡为标志，是最为黯淡无光的一段。在此之前，他曾出镇荆、豫二州战区，挥兵一举全歼孟达的叛军于上庸；在此之后，他又受命远征辽东的公孙渊，在预定的一年之中扫平辽东强劲的叛乱大军。之后老将王凌发动淮南的驻军反抗，他又挥兵南下，迅速荡定淮南。一前一后，都是料敌如神，战功赫赫。唯独中间这四年，不仅刚刚接手关中，第一战就因自己指挥失误折损大将，而且此后一直对蜀军采取被动的守势，即使诸葛亮奉送妇女的衣饰来嘲笑侮辱自己，也不愿与对方决战，以致于部将贾栩、魏平，也敢当面说他“畏蜀如虎”。反观诸葛亮，这四年之前，还是与魏军互有攻守，而这四年，则是蜀军完全采取积极进攻的态势，明显占据主动和上风。这样一来，对诸葛亮用兵才能的任何褒扬，都相当于对司马懿用兵才能的贬损。而诸葛亮又将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七年，完全献给了统兵北伐的大业。对他进行评价，无论如何也避不开用兵才能这一点。于是，在本传的评语中，如何评价其用兵才能，便成为陈寿撰写《三国志》一书中最难着笔的地方之一。
揆诸情理，陈寿这十九字的评论，应当属于为司马懿粉饰的违心之言，而非其真实看法的表露。除了以上的史事大背景的分析之外，还有如下事证：
第一，诸葛亮并非缺乏“应变将略”的主帅。所谓“应变将略”者，即能够依据军情的变化，迅速采取正确应变措施的将帅才能也。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先要有“变”，即军情要出现突然的变化；二是后要有“应”，即要有迅速和正确的应变措施，从而做到“歼灭敌人，保存自己”。一位优秀的统兵将帅，必须具备多方面的能力，诸如组建训练军队的能力，正确选择将领的能力，制定战役计划的能力，改进武器装备的能力，保障后勤供应的能力，观察天文气象的能力，利用地形地理的能力，侦察收集敌情的能力等等，而面临军情突变而迅速正确应对，只是诸多能力当中的一种。因此，“应变将略”这四个字的内涵仅限于临变有应这一点，后世的论者不能将其无限外延。比如，《魏延传》记载，魏延曾向诸葛亮提出分兵奔袭长安之计，诸葛亮没有采纳。这是作战之前的战役计划制定的问题，此时并无双方军情的突然变化，所涉及的乃是制定计划的能力，而非临变有应的能力。论者以此来断定诸葛亮缺乏“应变将略”，便有将内涵进行外延的问题。而诸葛亮具有“应变将略”，以下载于《蜀书》、《通鉴》、《华阳国志》等史书的史实可证：
第一次北伐，在马谡前军溃败之紧急军情变化关头，他临危不乱，应对以及时收兵撤退，保全了蜀军的主力精锐，以利再战。
第二次北伐，出兵强攻陈仓不利，在退军途中突然受到魏将王双的骑兵追击，他应对以暂停布阵待敌，而非加速退走，结果一战斩杀王双。
第三次北伐，遣军攻取武威、阴平二郡，突然出现魏将郭淮赴援，他立即应对以亲自挥兵截击郭淮，郭淮退走，从而取得二郡。这一临机应变的有效战法，现今军队依然在运用，称之为“围城打援”。
第四次北伐，出兵祁山，司马懿令张郃抵御南路的王平，自己抵御诸葛亮的主力。诸葛亮及时根据敌军分兵而势减的军情变化，应对以派遣精兵截断魏军后路，然后腹背夹攻之奇谋上策。不幸被李严伪造粮运难继的军情，迫使诸葛亮撤退。此时，又发现魏军大将张郃率军追击，他又应对以强弩伏兵断道，结果射杀张郃，震慑敌军。诸葛亮制定上、中、下三策以应对魏军之事，《三国志》失载而见于《华阳国志》卷七《刘后主志》。
最后一次北伐，司马懿坚壁拒战，他依据敌情的变化，应对以进入敌占区屯田，建立长久作战的根据地。不幸病情突然加重，他又紧急应对以分路撤兵之计，保全了蜀军的兵力。
以上诸葛亮的种种举措，都属于临变有应的行为，说他缺乏“应变将略”，恐怕于史实并不吻合。
第二，对于诸葛亮的军事才能，连司马懿这位老对手自己，也有“天下奇才也”的由衷赞叹，事见亮传、《晋书》卷一《宣帝纪》、《通鉴》卷七十二。一个军事上的天下奇才，却缺乏“应变将略”，岂非明显矛盾？
第三，陈寿的评语“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用的是不肯定的揣测语气，从而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如果他确实认为是如此，何不径直使用诸如“可知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也”的肯定性语句？
第四，特别意味深长的是，评价诸葛亮用兵缺乏应变才能的，最先还不是陈寿，恰恰倒是其老对手司马懿。《晋书》卷一《宣帝纪》记载，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屯兵五丈原，一再向司马懿挑战，曹魏君臣都极其关注战事的发展。此时，司马懿之弟司马孚，写信询问军情，司马懿回复说：“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此时的战局正在紧张对峙之中，司马懿对诸葛亮的评价，带有安抚朝廷君臣、稳定属下军心的政治考虑，属于后世“战略上藐视敌人”之举，与对方死后而发出的“天下奇才也”这一轻松自然的流露迥然不同，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其中的“好兵而无权”一句，意思是喜好用兵而没有权变，这和陈寿的“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含义可以说是完全相同。考《晋书》卷三十七《宗室司马孚传》，司马懿在八兄弟中排行第二，司马孚乃其三弟，年龄相近。司马孚此时担任曹魏尚书台的度支尚书，负责全国军政的收支安排，特别是前方作战军费的筹划用度，事权非常重要，乃是朝廷重臣之一。所以他向司马懿写信询问战局，既有自己职权范围内预先做好军费开支计划的考虑，更有代表朝廷臣僚了解军情的急迫意向。司马懿当然清楚胞弟的用意，所以要对战局作极为乐观的回复。由于有如此的背景，司马懿的复信，在曹魏朝廷公开传布也是必然之举。这段文字之得以写入《晋书》，便是一个旁证。这样一来，陈寿作出“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的评语，就是必然之举了。首先，有司马懿“好兵而无权”的公开评价在前，而且他又是与诸葛亮亲自对垒凡四年之久的亲身经历者，有二十多年用兵经验连孙权对之也有“变化如神”评价的军事大家，这样的权威性意见，陈寿不能不吸取。其次，更为重要的是，陈寿著书在西晋武帝之时，而司马炎即位之初，就已将对于晋朝有开基奠业之功的祖父司马懿，追尊为高祖宣皇帝，在皇家宗庙的居中位置供奉。因此，司马懿的上述评语，不仅是当事人的权威认定，更上升为先皇帝“钦定”的“金口玉言”。在西晋著作省担任国史编撰的著作郎陈寿，对这样高度敏感的文献资料，不会不搜集，也不敢不尊重，结果也不能不将其写入对诸葛亮的评价当中。再次，自己既然在文治方面对诸葛亮做了极其完美的评价，在武功方面就必须有一点负面的文字来加以平衡，更何况对诸葛亮武功如果加以赞美，就等于是对司马懿加以贬低。最后，在武功方面，既然在上文已经引用了司马懿“天下奇才也”的正面赞叹，在传末也不能不加上司马懿的负面评语，以示公允无偏。
与陈寿情况相类似的，应当还有同时代的袁准。清人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九《陈寿论》云：“至谓‘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则张俨、袁准之论皆然，非寿一人之私言也。”朱氏之论，在清人认为“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完全合乎实际的言论中，颇具代表性，所以常被后世论者所征引。但是，朱氏之论却很值得考析。首先，他认定张俨与陈寿有相同的论断，乃是绝大的误解。张俨评论诸葛亮与司马懿，见于亮传裴注引张俨《默记·述佐篇》，其文字较长，大体分为三段。第一段的要点，是论述诸葛亮的才能优于司马懿。第二段的要点，是以“或曰”进行设问，以假设的不同论见者，陈述诸葛亮的种种缺陷后，对作者提出反诘。第三段以“答曰”开头，就对方的设问一一反驳，最后对诸葛亮作出总结性的高度评价。但是，朱彝尊此处恰恰将张俨文中“或曰”引出的反诘，误认为就是张俨本人的真实观点，这就完全弄反了。那么，“或曰”会不会是与张俨同时的人提出的问题？其实也不是。这种以假设性的对方提出问题，作者一一作答的文体，是论说文的一种，古人称之为“设论”。其目的是要使论说文的行文，变得有悬念，有起伏，从而避免一般论说文枯燥板滞的缺陷。这种文体自两汉至魏晋比较流行，此后亦时有所见。南朝萧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其中卷四十五即列出“设论”一类，收入西汉东方朔、扬雄、东汉班固的名作三篇。就是亮传末裴注引西晋袁准的《袁子》评论诸葛亮一篇，也是这种文体写成，文中自“或问”、“又问”以下，又以多个“曰”字提出疑问。了解这种文体的渊源和特点后，就会明白两点：首先，文中的提问者，乃是作者的虚构，并非真实存在的不同论见者。《汉书》卷六十五《东方朔传》引录其设论之文《答客难》时，即有“朔因著论，设客难己”的清晰解释。其次，提问者所提的诘问，旨在引出作者的论述，更不是作者自己的看法。
现在再说朱氏所提到的袁准。亮传注引袁准《袁子》云：“亮，持本者也，其于应变，则非其所长也，故不敢用其短。”袁准的评论，与陈寿的评语几乎完全相同，朱氏以为这是陈寿评语并不孤立的旁证。其实，这种完全性的相同，反倒会引起另外的联想。袁准，字孝尼，陈郡阳夏人，出身名门，其父袁涣，乃曹魏名臣。袁准《晋书》有传，但极其简略。考陈寿《魏书·袁涣传》裴注引《袁氏世纪》云：“准字孝尼，忠信公正，不耻下问，唯恐人之不胜己。以世事多险，故常恬退而不敢求进。著书十万余言。”又引《兖州记》云：“准有俊才，泰始中为给事中。”以上两条，亦见于《世说新语·文学》“魏朝封晋文王为公”条刘注。袁准在西晋武帝泰始年间，担任给事中，为武帝的近身侍臣，所以与陈寿大致同时。他因“世事多险”，即政治险恶，所以“常恬退而不敢求进”，以退避灾祸为处世的原则。他是西晋宫廷的朝臣，又是喜爱著述者，上面司马懿与其弟的复信，作为当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文献，他理应知晓其内容，也不能不将司马懿“好兵而无权”的“钦定”评语，写入相应的文中，否则自己的《袁子》一书，以及生命和前途，都同样会面临险恶的结局。袁准与陈寿是同时代人，他们都在自己的著述当中，对诸葛亮作出缺乏“应变”能力的相同评价，这不是“英雄所见略同”，而是他们所面临的现实政治，都是“世事多险”而造成的结果。
总而言之，为了《三国志》的顺利问世，为了自身的安全和仕途，陈寿这十九字的评语相当于一份保险，不得不作，也不得不这样作，而这并非他真心实意的看法。《晋书》本传认为他这是挟嫌报复，固然是无稽之谈；清代学者如朱彝尊等认为诸葛亮确实缺乏“应变将略”，陈寿的这一评价非常正确，因而为其辩护，恐怕也未能切中要害。至于现今有学者认为，陈寿都已经在评语中说诸葛亮没有“应变将略”，诸葛亮却频频北伐，穷兵黩武，所以赵藩要在成都武侯祠孔明殿前撰写楹联，批评诸葛亮不能“攻心审势”，其攻魏属于“不知兵”的“好战”行为，那就距离事情的真相更远了。
孔明丞相万岁！！！
谢谢，受教了: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