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道听途说为论据的时评–评中青报上的一篇滥文

以道听途说为论据的时评–评中青报上的一篇滥文
　　-- 平大峡
　　许多年来，在网上流传着许多有关日本奇迹的故事，有些完全不沾边儿的神话也被很多媚日人士当宝贝似的到处宣扬着，这些神话随版本不同多少有些差异，但其意思都很清楚，就是替日本人吹嘘。本来这些神话过于粗糙，既经不起推敲也不值得一驳，虽然有的已经流行多年但我们都懒得去反驳一下。不过最近居然有人把这些神话拼成一个杂烩拼盘，登在了中国的主流媒体之一的“中国青年报”上。本人觉得非常有必要来刨析一下这些烂杂烩，不能让它们借着主流媒体的传播去误人子弟。
　　我说的那个杂烩拼盘就是指中青报上的《简单的仇恨让我们忽略了日本的“可怕”》的那篇滥文。该文说日本已经由 “可憎”转变为国民素质上的“可怕”， 该文用了这样的语言解释了这个带引号的“可怕”的意思：
　　（原文）-----《这是怎样的一种“可怕”—— 是高度的文明素养，是高度的诚信，是高度自信的心理，是高度发达的教育。》-----（原文完）
　　下面我们看一下作者提出的论据：
　　论据1：
　　（原文）--- 1994年广岛亚运会闭幕式结束后，6万人的体育场竟然没有发现一片废纸、一点果皮垃圾。次日，世界上好几家报纸惊呼：“可怕”的日本民族！--- （原文完）
　　该文试图用这个神话是来证明日本人爱护公共卫生的《高度的文明素养》。
　　首先，我们先退一步，假定这个神话是真实的，但它也无法证明日本人的《高度文明素养》。如文中所说，那个活动是广岛亚运会的闭幕式，而在这个闭幕式上的运动场上，外国运动员占了约三分之二，其中包括数百名中国运动员。在观众席上也有三分之一或半数以上的外国观众，也包括数百名甚至上千名中国观众。因此这个神话顶多是证明了包括中国人也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全体亚洲人都有高度文明素养，既然大家都一样，有什么“可怕”的呢？
　　当然，这个神话不是真的，广岛亚运会上雇佣了大批的清洁人员打扫卫生就是证明。那么，日本人自己的体育赛事是不是没有垃圾呢？虽然有关体育赛事的垃圾的消息不多，但在网上搜索后，还是看到了许多关于日本国内的赛事上出现了竞赛双方支持者互扔垃圾的报道，可见垃圾不少。另外，我还搜索到了一篇新泻县体育馆的关于减少垃圾运动的成果报告，其中提到“通过减少垃圾的宣传运动，2001年该体育馆的每次体育大赛的垃圾减少到了5吨”。考虑到新泻县体育馆在日本只是个小型的体育馆，可以推断广岛体育馆那样的大体育馆的每场赛事的垃圾不会少于5吨。显然，作者的“6万人的体育场竟然没有发现一片废纸、一点果皮垃圾”确实吹嘘过分，用歪嘴大臣麻生的话说就是“连老年痴呆者都知道”这是胡吹。
　　论据2：
　　（原文）---- 一位北京学者在日本遇到一次严重的堵车，成千上万辆车首尾相连排了上百公里。然而令他感到震撼的是，所有的车辆都很有秩序地排在道路的一边，而另一边逆向车道空空荡荡，无人争抢。---（原文完）
　　该文试图用一位北京学者在日本遇到一次严重的堵车这个神话来证明日本人如何遵守交通规则，并进一步说明日本的《高度的文明素养》。
　　首先，这个论据本身就莫名其妙。根据作者描写的场景，我们可以想象，那是一个双车线的道路，单向只有一条车线，在发生了堵塞时没有人开车去逆行的车线上去。本来这个情景在世界上到处可见，全世界都是如此，那个北京学者的震撼和感慨真是莫名其妙。
　　日本的很多高速道路单向只有一条车线，而中国或美国的高速道路与日本不同，通常上单向就有3条甚至6条车线。在中国或美国或其他国家的道路严重堵塞时，汽车也会排满3条车线或6条车线，但没有人会跑到逆车线上去。与电影大片中的那些在多车线的逆行道上行驶不同的是，这个逆行道也只有一条车线，即使对面只有一辆来车，对撞率也是百分之一百。日本的司机不开到逆行线上，除了说明日本司机们脑子还算正常不愿意去找死之外，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倒是这位北京学者脑子出了毛病，看见没有人开入逆行道去找死居然能令他感到震撼并且还感慨一番。
　　本来，如果真想说明日本人比较遵守交通规则的话，作者拿出交通部门的统计数字来就行了，根本用不着拿那个莫名其妙的学者的故事来说事儿。我随便在网上查了一下，根据日本的交通保险业公布的数字，日本在1999年全年交通事故总量是85万3千件，事故死亡人数是9，006人，负伤人数是105万397人。日本年间死亡率最高的年份是1992年，一年的交通事故死亡达11，451人。美国在1999年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是42，401人。我也查了一下中国的数字，中国在2005年的交通事故件数是45万件，事故死亡达98，738人，事故负伤人数为469，911人。
　　日本的死亡人数虽然比美国少，但美国人口和平均行车里程远大于日本，考虑到人口及行车里程等因素，日本的数字并不明显强于美国。虽然中国的数字按人口算好于日本，但考虑到车辆普及度等情况，跟日本也没有什么可比性。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媚日者除了用自己的神经兮兮的感觉外拿不出任何数据来证明日本人比他国人更遵守交通规则。
　　在中国和美国的交通事故中，有很多是道路条件恶劣造成的，特别是中国，有很多在山区道路上翻车的伤亡事件。而日本的交通事故中最多的是车与车的碰撞，而车与车的碰撞通常是双方抢道所造成的。根据同样的1999年的统计，在105万交通事故负伤者中，917，050人（91万多）都是由车与车相撞所造成的，占87.3%。另外，人与车造成的为80，654人，单独事故造成的为52，587人。显然这些数字已经足够说明“无人争抢”的说法是无稽之谈，日本一年有91万多人伤于车与车的相撞，正是争抢的结果。
　　论据3：
　　（原文）--- 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一家信用社向很多灾民提供了一笔不菲的无息贷款，这些贷款无须担保，只要把姓名和联系方式留下即可。三年后，“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所有贷款全部还清，没有一例拖欠。（以上事例摘自李建权先生的《日本精神》一书，新华出版社2007年出版）---（原文完）
　　该文试图用一家信用社的个别案例来证明日本人如何遵守诚信，借钱换钱，并进一步证明日本人有《高度的诚信》。
　　该文没有给出这是哪家信用社的奇迹，先不管这个神话是否是真的，这个故事所提到的年代，正是日本金融业开始进入因不良债权而倒产的年代。那时，日本金融系统的不良债务在世界上是很高，贷款信用率是很低的。在阪神大地震的1995年，日本的不良贷款问题趋于严重，借出去的钱无法收回，很多小银行开始倒产。正是那些借了钱的公司和个人到期不还钱才导致了银行的破产，可见诚信问题并不小。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后，日本金融危机逐渐加剧，3年后，即98年（也是上面这个神话故事中全部收回贷款的那一年），日本长期信用银行（一家相当大的银行）无法收回贷出去的钱倒产了。随后北海道拓殖银行，幸福银行，日本债卷银行等多家大型银行集团相继倒产。到了2000年，连日本最大的几个超大型银行集团也都面临着倒产危机，股票下跌到垃圾股的价值。日本五大银行集团中的两个，莱索纳集团和日金联盟都已经资不抵债，面临倒产。如果不是日本政府投入大批资金拯救，日本的金融当时就彻底崩溃了。根据日本国会159次会议法制委员会的公报，2003年个人倒产件数是251，799件，也就是说那年有25万多人借钱不还了，这还不包括那些小型公司老板借公司倒产赖账的件数。面对日本的众多个人和公司欠账不还和银行无法收回巨额不良债务的事实，连日本自己的议员都在惊呼金融诚信缺失和道德败坏的情况下，本文作者却拿一个小信用社百分之一百地收回了借出去的钱来说明日本人是如何地守诚信岂不是太滑稽了一些。
　　以上这些不堪推敲的论据显示出媚日者普遍都有智商缺陷，但他们却以为读者都跟他们是一个智力水平，用一大堆莫名其妙的道听途说来充当论据就能让大家相信所谓日本的“可怕”《是高度的文明素养，是高度的诚信，是高度自信的心理，是高度发达的教育》。
　　另外，《简单的仇恨让我们忽略了日本的“可怕”》这个题目也是莫名其妙，难道仇恨还有简单和复杂的么？作者用“简单的仇恨”这个似是而非的概念来暗示他们自己也是爱国的，对日本也是仇恨的，只不过他们是高级的和复杂的仇恨。这使我立刻想起当年那些“曲线救国”的皇协军们。汪精卫就是把抗日军民对日本侵略者的打击说成是是低级的，痞子式的抗日，标榜他们的《曲线救国》才是爱国。而实际上呢，他们的《曲线救国》就是帮着日军残杀抗日军民。
　　我知道跟这篇滥文的作者讲再多的道理也无异于是对牛弹琴，所以我不再多写，只想让他们知道一下我们的立场：
　　我们决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当年掳我土地，杀我军民，淫我妇女，盗我财宝的滔天罪行。我们也决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另加一条，我们也不会再让那些打着曲线救国名义的皇协军们在伤害中国军民之后不受惩罚。
　　
　　附
　　简单的仇恨让我们忽略了日本的“可怕”
　　
　　《中国青年报》冰点时评 -- 马九器
　　
　　这是一条平时用肉眼很难看清的裂缝，然而任何一点风吹草动，任何一丝不祟之音，都使它如地震般猝然崩裂，嬗变成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一些中国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对日本的民间态度，可以用这样的语言来描述。远的不说靖国神社，不说钓鱼岛，不说集体买春，就在前两天，日本西北部地区发生地震后，我们的网络上很快响起一阵欢呼雀跃，即使有哀悼和惋惜，也被狂风暴雨般的批判打得抬不起头。这是一种很习以为常的“仇恨运动”了，每一次那个岛国发生灾难，都如同气象学里的那只蝴蝶，在海的彼岸卷起阵阵幸灾乐祸的飓风。
　　拿此次日本地震来讲，不论后果如何，其潜在或现实受害者，多是和你我一样的小老百姓、守法公民，他们和我们一样为生计奔波、为儿女呵护、为社会出力。在他们身上，没有军国主义的影子，没有鹰派政客的嘴脸，没有极右狂热者的脸谱，甚至不少人都是中国人的朋友。然而，不知为什么，总有一些人，一听说某国遭灾了，马上就联想到N年前的国仇家恨，翻出历史的旧账，让“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反华分子”所在国度的后人们来偿还。多少年过去了，这种单一错乱的“报仇”思维依然生生不息，而“生命至上、同类相悯”这些最基本的人本价值观，还没有深入人心，实在令人错愕。甘地、马丁•路德•金在执着反对某个恶的制度的同时，不忘告诫人们要学会宽容，因为“因剑得到的也必将因剑而失去”——多少年过去了，这些思想还寂寞地躺在蒙尘的书本里吗？难道“宽容和仇恨”就真的与我们一些的愤怒年轻人，格格不入吗？
　　仇恨只会蒙蔽我们的眼睛，只会阻碍我们的理性发展和融入全球的脚步。从1945年到2007年，日本军国主义之“可憎”实质上已经更多转变为国民素质上的“可怕”，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对“可憎”奢侈地井喷我们的口水，但对“可怕”，除了自省别无他路。如果再不对“可怕”作出理性的反应，我们将来只能做一个可怜的“怨妇”——可怜之人必有可憎之处。日本国民的“可怕”之处在哪里？
　　1994年广岛亚运会闭幕式结束后，6万人的体育场竟然没有发现一片废纸、一点果皮垃圾。次日，世界上好几家报纸惊呼：“可怕”的日本民族！
　　一位北京学者在日本遇到一次严重的堵车，成千上万辆车首尾相连排了上百公里。然而令他感到震撼的是，所有的车辆都很有秩序地排在道路的一边，而另一边逆向车道空空荡荡，无人争抢。
　　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一家信用社向很多灾民提供了一笔不菲的无息贷款，这些贷款无须担保，只要把姓名和联系方式留下即可。三年后，“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所有贷款全部还清，没有一例拖欠。（以上事例摘自李建权先生的《日本精神》一书，新华出版社2007年出版）
　　 联想到十几年前那场震惊全国的“中日夏令营较量”，对今天的日本民族，笔者似乎只能用“可怕”来惊呼！
　　 这是怎样的一种“可怕”——是高度的文明素养，是高度的诚信，是高度自信的心理，是高度发达的教育。这样一种“可怕”，我们或许很陌生，但我们也曾经拥有过。那是在中国历史上最强大、最包容自信的唐朝，据《旧唐书》记载，贞观四年时，唐太宗李世民将全国290名死囚放回家过年，约定年后回来归狱。结果，所有死囚全部按时归狱，唐太宗因此释放了这些囚犯。这不是孤立和偶然的，和当时“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道德风貌和民众文明素养相呼应。这也是一种“可怕”，正因为极度稀缺，所以让我们看来不可思议，才知天下竟有如此之高的文明素养，所以才会令人惊诧得可怕。
　　 简单的仇恨让我们忽略了日本民族的“可怕”，让我们失去了从他们身上汲取养分的意识，让我们忘却了自己历史血液里曾流淌的荣光。宽容不意味着怯懦，而是一种强大后的自信，自省不意味着忘记，而是让悲剧永不重演的自我强大。如果所有这一切还不足以让很多人警醒，那么就听一下一位研究日本问题的西方学者的话吧：日本人会比大多数人都更快地向不可抗拒的力量卑躬屈膝，并与在道德上占有优势者合作。
　　只要不丧失理性的独立思考，中国的青年应该可以判断出我们究竟该怎么做！以道听途说为论据的时评–评中青报上的一篇滥文
　　-- 平大峡
　　许多年来，在网上流传着许多有关日本奇迹的故事，有些完全不沾边儿的神话也被很多媚日人士当宝贝似的到处宣扬着，这些神话随版本不同多少有些差异，但其意思都很清楚，就是替日本人吹嘘。本来这些神话过于粗糙，既经不起推敲也不值得一驳，虽然有的已经流行多年但我们都懒得去反驳一下。不过最近居然有人把这些神话拼成一个杂烩拼盘，登在了中国的主流媒体之一的“中国青年报”上。本人觉得非常有必要来刨析一下这些烂杂烩，不能让它们借着主流媒体的传播去误人子弟。
　　我说的那个杂烩拼盘就是指中青报上的《简单的仇恨让我们忽略了日本的“可怕”》的那篇滥文。该文说日本已经由 “可憎”转变为国民素质上的“可怕”， 该文用了这样的语言解释了这个带引号的“可怕”的意思：
　　（原文）-----《这是怎样的一种“可怕”—— 是高度的文明素养，是高度的诚信，是高度自信的心理，是高度发达的教育。》-----（原文完）
　　下面我们看一下作者提出的论据：
　　论据1：
　　（原文）--- 1994年广岛亚运会闭幕式结束后，6万人的体育场竟然没有发现一片废纸、一点果皮垃圾。次日，世界上好几家报纸惊呼：“可怕”的日本民族！--- （原文完）
　　该文试图用这个神话是来证明日本人爱护公共卫生的《高度的文明素养》。
　　首先，我们先退一步，假定这个神话是真实的，但它也无法证明日本人的《高度文明素养》。如文中所说，那个活动是广岛亚运会的闭幕式，而在这个闭幕式上的运动场上，外国运动员占了约三分之二，其中包括数百名中国运动员。在观众席上也有三分之一或半数以上的外国观众，也包括数百名甚至上千名中国观众。因此这个神话顶多是证明了包括中国人也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全体亚洲人都有高度文明素养，既然大家都一样，有什么“可怕”的呢？
　　当然，这个神话不是真的，广岛亚运会上雇佣了大批的清洁人员打扫卫生就是证明。那么，日本人自己的体育赛事是不是没有垃圾呢？虽然有关体育赛事的垃圾的消息不多，但在网上搜索后，还是看到了许多关于日本国内的赛事上出现了竞赛双方支持者互扔垃圾的报道，可见垃圾不少。另外，我还搜索到了一篇新泻县体育馆的关于减少垃圾运动的成果报告，其中提到“通过减少垃圾的宣传运动，2001年该体育馆的每次体育大赛的垃圾减少到了5吨”。考虑到新泻县体育馆在日本只是个小型的体育馆，可以推断广岛体育馆那样的大体育馆的每场赛事的垃圾不会少于5吨。显然，作者的“6万人的体育场竟然没有发现一片废纸、一点果皮垃圾”确实吹嘘过分，用歪嘴大臣麻生的话说就是“连老年痴呆者都知道”这是胡吹。
　　论据2：
　　（原文）---- 一位北京学者在日本遇到一次严重的堵车，成千上万辆车首尾相连排了上百公里。然而令他感到震撼的是，所有的车辆都很有秩序地排在道路的一边，而另一边逆向车道空空荡荡，无人争抢。---（原文完）
　　该文试图用一位北京学者在日本遇到一次严重的堵车这个神话来证明日本人如何遵守交通规则，并进一步说明日本的《高度的文明素养》。
　　首先，这个论据本身就莫名其妙。根据作者描写的场景，我们可以想象，那是一个双车线的道路，单向只有一条车线，在发生了堵塞时没有人开车去逆行的车线上去。本来这个情景在世界上到处可见，全世界都是如此，那个北京学者的震撼和感慨真是莫名其妙。
　　日本的很多高速道路单向只有一条车线，而中国或美国的高速道路与日本不同，通常上单向就有3条甚至6条车线。在中国或美国或其他国家的道路严重堵塞时，汽车也会排满3条车线或6条车线，但没有人会跑到逆车线上去。与电影大片中的那些在多车线的逆行道上行驶不同的是，这个逆行道也只有一条车线，即使对面只有一辆来车，对撞率也是百分之一百。日本的司机不开到逆行线上，除了说明日本司机们脑子还算正常不愿意去找死之外，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倒是这位北京学者脑子出了毛病，看见没有人开入逆行道去找死居然能令他感到震撼并且还感慨一番。
　　本来，如果真想说明日本人比较遵守交通规则的话，作者拿出交通部门的统计数字来就行了，根本用不着拿那个莫名其妙的学者的故事来说事儿。我随便在网上查了一下，根据日本的交通保险业公布的数字，日本在1999年全年交通事故总量是85万3千件，事故死亡人数是9，006人，负伤人数是105万397人。日本年间死亡率最高的年份是1992年，一年的交通事故死亡达11，451人。美国在1999年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是42，401人。我也查了一下中国的数字，中国在2005年的交通事故件数是45万件，事故死亡达98，738人，事故负伤人数为469，911人。
　　日本的死亡人数虽然比美国少，但美国人口和平均行车里程远大于日本，考虑到人口及行车里程等因素，日本的数字并不明显强于美国。虽然中国的数字按人口算好于日本，但考虑到车辆普及度等情况，跟日本也没有什么可比性。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媚日者除了用自己的神经兮兮的感觉外拿不出任何数据来证明日本人比他国人更遵守交通规则。
　　在中国和美国的交通事故中，有很多是道路条件恶劣造成的，特别是中国，有很多在山区道路上翻车的伤亡事件。而日本的交通事故中最多的是车与车的碰撞，而车与车的碰撞通常是双方抢道所造成的。根据同样的1999年的统计，在105万交通事故负伤者中，917，050人（91万多）都是由车与车相撞所造成的，占87.3%。另外，人与车造成的为80，654人，单独事故造成的为52，587人。显然这些数字已经足够说明“无人争抢”的说法是无稽之谈，日本一年有91万多人伤于车与车的相撞，正是争抢的结果。
　　论据3：
　　（原文）--- 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一家信用社向很多灾民提供了一笔不菲的无息贷款，这些贷款无须担保，只要把姓名和联系方式留下即可。三年后，“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所有贷款全部还清，没有一例拖欠。（以上事例摘自李建权先生的《日本精神》一书，新华出版社2007年出版）---（原文完）
　　该文试图用一家信用社的个别案例来证明日本人如何遵守诚信，借钱换钱，并进一步证明日本人有《高度的诚信》。
　　该文没有给出这是哪家信用社的奇迹，先不管这个神话是否是真的，这个故事所提到的年代，正是日本金融业开始进入因不良债权而倒产的年代。那时，日本金融系统的不良债务在世界上是很高，贷款信用率是很低的。在阪神大地震的1995年，日本的不良贷款问题趋于严重，借出去的钱无法收回，很多小银行开始倒产。正是那些借了钱的公司和个人到期不还钱才导致了银行的破产，可见诚信问题并不小。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后，日本金融危机逐渐加剧，3年后，即98年（也是上面这个神话故事中全部收回贷款的那一年），日本长期信用银行（一家相当大的银行）无法收回贷出去的钱倒产了。随后北海道拓殖银行，幸福银行，日本债卷银行等多家大型银行集团相继倒产。到了2000年，连日本最大的几个超大型银行集团也都面临着倒产危机，股票下跌到垃圾股的价值。日本五大银行集团中的两个，莱索纳集团和日金联盟都已经资不抵债，面临倒产。如果不是日本政府投入大批资金拯救，日本的金融当时就彻底崩溃了。根据日本国会159次会议法制委员会的公报，2003年个人倒产件数是251，799件，也就是说那年有25万多人借钱不还了，这还不包括那些小型公司老板借公司倒产赖账的件数。面对日本的众多个人和公司欠账不还和银行无法收回巨额不良债务的事实，连日本自己的议员都在惊呼金融诚信缺失和道德败坏的情况下，本文作者却拿一个小信用社百分之一百地收回了借出去的钱来说明日本人是如何地守诚信岂不是太滑稽了一些。
　　以上这些不堪推敲的论据显示出媚日者普遍都有智商缺陷，但他们却以为读者都跟他们是一个智力水平，用一大堆莫名其妙的道听途说来充当论据就能让大家相信所谓日本的“可怕”《是高度的文明素养，是高度的诚信，是高度自信的心理，是高度发达的教育》。
　　另外，《简单的仇恨让我们忽略了日本的“可怕”》这个题目也是莫名其妙，难道仇恨还有简单和复杂的么？作者用“简单的仇恨”这个似是而非的概念来暗示他们自己也是爱国的，对日本也是仇恨的，只不过他们是高级的和复杂的仇恨。这使我立刻想起当年那些“曲线救国”的皇协军们。汪精卫就是把抗日军民对日本侵略者的打击说成是是低级的，痞子式的抗日，标榜他们的《曲线救国》才是爱国。而实际上呢，他们的《曲线救国》就是帮着日军残杀抗日军民。
　　我知道跟这篇滥文的作者讲再多的道理也无异于是对牛弹琴，所以我不再多写，只想让他们知道一下我们的立场：
　　我们决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当年掳我土地，杀我军民，淫我妇女，盗我财宝的滔天罪行。我们也决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另加一条，我们也不会再让那些打着曲线救国名义的皇协军们在伤害中国军民之后不受惩罚。
　　
　　附
　　简单的仇恨让我们忽略了日本的“可怕”
　　
　　《中国青年报》冰点时评 -- 马九器
　　
　　这是一条平时用肉眼很难看清的裂缝，然而任何一点风吹草动，任何一丝不祟之音，都使它如地震般猝然崩裂，嬗变成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一些中国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对日本的民间态度，可以用这样的语言来描述。远的不说靖国神社，不说钓鱼岛，不说集体买春，就在前两天，日本西北部地区发生地震后，我们的网络上很快响起一阵欢呼雀跃，即使有哀悼和惋惜，也被狂风暴雨般的批判打得抬不起头。这是一种很习以为常的“仇恨运动”了，每一次那个岛国发生灾难，都如同气象学里的那只蝴蝶，在海的彼岸卷起阵阵幸灾乐祸的飓风。
　　拿此次日本地震来讲，不论后果如何，其潜在或现实受害者，多是和你我一样的小老百姓、守法公民，他们和我们一样为生计奔波、为儿女呵护、为社会出力。在他们身上，没有军国主义的影子，没有鹰派政客的嘴脸，没有极右狂热者的脸谱，甚至不少人都是中国人的朋友。然而，不知为什么，总有一些人，一听说某国遭灾了，马上就联想到N年前的国仇家恨，翻出历史的旧账，让“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反华分子”所在国度的后人们来偿还。多少年过去了，这种单一错乱的“报仇”思维依然生生不息，而“生命至上、同类相悯”这些最基本的人本价值观，还没有深入人心，实在令人错愕。甘地、马丁•路德•金在执着反对某个恶的制度的同时，不忘告诫人们要学会宽容，因为“因剑得到的也必将因剑而失去”——多少年过去了，这些思想还寂寞地躺在蒙尘的书本里吗？难道“宽容和仇恨”就真的与我们一些的愤怒年轻人，格格不入吗？
　　仇恨只会蒙蔽我们的眼睛，只会阻碍我们的理性发展和融入全球的脚步。从1945年到2007年，日本军国主义之“可憎”实质上已经更多转变为国民素质上的“可怕”，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对“可憎”奢侈地井喷我们的口水，但对“可怕”，除了自省别无他路。如果再不对“可怕”作出理性的反应，我们将来只能做一个可怜的“怨妇”——可怜之人必有可憎之处。日本国民的“可怕”之处在哪里？
　　1994年广岛亚运会闭幕式结束后，6万人的体育场竟然没有发现一片废纸、一点果皮垃圾。次日，世界上好几家报纸惊呼：“可怕”的日本民族！
　　一位北京学者在日本遇到一次严重的堵车，成千上万辆车首尾相连排了上百公里。然而令他感到震撼的是，所有的车辆都很有秩序地排在道路的一边，而另一边逆向车道空空荡荡，无人争抢。
　　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一家信用社向很多灾民提供了一笔不菲的无息贷款，这些贷款无须担保，只要把姓名和联系方式留下即可。三年后，“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所有贷款全部还清，没有一例拖欠。（以上事例摘自李建权先生的《日本精神》一书，新华出版社2007年出版）
　　 联想到十几年前那场震惊全国的“中日夏令营较量”，对今天的日本民族，笔者似乎只能用“可怕”来惊呼！
　　 这是怎样的一种“可怕”——是高度的文明素养，是高度的诚信，是高度自信的心理，是高度发达的教育。这样一种“可怕”，我们或许很陌生，但我们也曾经拥有过。那是在中国历史上最强大、最包容自信的唐朝，据《旧唐书》记载，贞观四年时，唐太宗李世民将全国290名死囚放回家过年，约定年后回来归狱。结果，所有死囚全部按时归狱，唐太宗因此释放了这些囚犯。这不是孤立和偶然的，和当时“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道德风貌和民众文明素养相呼应。这也是一种“可怕”，正因为极度稀缺，所以让我们看来不可思议，才知天下竟有如此之高的文明素养，所以才会令人惊诧得可怕。
　　 简单的仇恨让我们忽略了日本民族的“可怕”，让我们失去了从他们身上汲取养分的意识，让我们忘却了自己历史血液里曾流淌的荣光。宽容不意味着怯懦，而是一种强大后的自信，自省不意味着忘记，而是让悲剧永不重演的自我强大。如果所有这一切还不足以让很多人警醒，那么就听一下一位研究日本问题的西方学者的话吧：日本人会比大多数人都更快地向不可抗拒的力量卑躬屈膝，并与在道德上占有优势者合作。
　　只要不丧失理性的独立思考，中国的青年应该可以判断出我们究竟该怎么做！